微观经济学读后感精选

　　《微观经济学》是一本由哈尔·R.范里安著作，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5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微观经济学》精选点评：

　　●教材，学过大部分，有必要做个复习笔记。

　　●读了第一遍，从模型、比较静态分析到福利经济学，不知道会不会重读，因为我发现了更好的选择。

　　●微观结束，接着宏观

　　●范里安的微观现代观点并不是一本可以入门微观经济学的书，比较适合系统学习完中级微观后回顾的高观点下的微观经济理论，它的好是只有在具有不错的微观基础上才可以体会到的。此外，交大版本的翻译实在是非常差劲，费教授照例应该只是挂了名，多多少少有些失落。东南大学的曹乾教授译本要更加精彩。

　　●还需反刍

　　●学过。给个课本五星，希望老师也给我五星。

　　●考研用

　　●研究生课本

　　●66666颗星！费教授的序太用心！

　　●中微#朱70%，极致好书，值得反复读

　　《微观经济学》读后感(一)：中微入门好书——公开课推荐

　　▪范里安的书，我用的第九版教材，书个别地方翻译不太好（我读的不是特别细致，目前只遇到不到几处，结合英文版可以理解），但整理不影响阅读，知识点有一点散乱（其实有内在逻辑的）。我在学习中大中微系列时，老师把知识点框架串的很清楚。我的建议是初读者不要过于拘泥于教材，第一遍学习时部分地方可以暂时跳过，把握整体逻辑框架，之后练习课后题时再进心重点复习。

　　▪中山大学中微系列 我在b站专栏写了对应的课程目录索引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140381 ▪另外，还可以参考一下浙大中微，南开宏微观系列课程，讲的都很不错。 ▪最近西财在中国大学慕课上开了个中微，参考书是范里安和尼克尔森。

　　《微观经济学》读后感(二)：边际决策与中庸之道

　　2020-80！ 微观经济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讲价格理论—如何发现并形成价格。 范里安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通过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与预算约束线（等成本线）两条线组合的分析框架，运用简化的模型与严密的数学推导一步步从偏好、效用、行为选择、消费者（生产者）剩余推导出供求定理，并由此的局部均衡推广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从而得出福利经济学的第一，第二定理，并展开市场均衡与pareto效率的讨论，进一步扩展到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 从理性人，完全信息的理想假设过渡到不理性，信息不对称的真实世界中，展开了行为经济学，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经济学等的深入讨论。 TRS=MRT=MRS=-P1/P2！ 每个人（消费者/生产者）决定生产，消费多少，仅仅只需由价格信号来反映商品的稀缺性—生产技术上的稀缺性（不同要素的取舍）与消费上的稀缺性（不同产品的取舍），这也就证明了市场机制比计划体制更有效。 在行为的选择上，我们总是在“边际”上进行抉择：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两千年前孔夫子谆谆教导我们进退有度的中庸之道被经济学里这个核心等式所证明与正名。

　　《微观经济学》读后感(三)：浅谈微观经济学

　　我对于经济学的兴趣起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时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周围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明亮和清晰。在马克思之后，我对“生产”和“分配”这两个词特别敏感——我很好奇我在生产环节投入了什么？最终的产品分配又获得什么？这便是我后续阅读经济学的初始动机。 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我花费了较长时间，中间中断过两次，每次重新开始就又重头开始过一遍，得益于此，我对开始的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理解比后面的内容要深刻和系统。同时我是连同平迪克的《微观经济学》一起看的，他的书胜在实例比较多，但是表述繁琐，不如范里安有纯粹的理论分析。可以说读的次数越多，便越会喜欢语言简洁的，逻辑连贯和紧凑的，在这方面范里安胜出。

　　费方域教授为范里安《微观经济学》写的序言，结合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值得一读再读，共勉。

　　《微观经济学》读后感(四)：本书译者的话（纯手打，累死了）

（一）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自由有效地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于1935年问世以来，这个定义就一直在英美等国教科书中占据统治地位。国内大多也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词。

古希腊人最早创造了经济学这个名词，但只赋予它齐家之道即家庭管理法则的意思，而没有将它视为莱昂内尔·罗宾斯所提出的研究领域。到了1615年，就有一位不重要的重商主义者蒙克来田·德瓦特维尔，出于“生财之学，于家于国皆同”的辩争，首次将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却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问鼎欧洲以后才被人们普遍接受。它集科学、道德、哲学和技能于一身，熔理论原则、实际政策、科学依据和政治辩护于一炉，始终关注国民财富和经济的增长。

整个19世纪，政治经济学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约成某种可以向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试图以此来达到净化经济学科的目的。另一个方向是对既定的社会制度本身提出疑问和否定，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内生变量进行研究，试图以此来达到拨正经济学科的目的。

在西方，第一个方向被描述成经济学科从本来具有道德、政治和规范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转换成为具有工具、科学和实证特点的经济学的过程。期间，一方面，是经济学从传统意义的伦理哲学中分离出来，只研究可以完全用目的和手段来刻画和判断的人类理性行为。这也就是说，经济学中的人，不再是有丰富情感、有爱人之心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帕累托称呼的那种有动机、有能力寻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抽象的“经济人”。趣语“经济学节约了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尽量仿效精密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做法。市场交换关系被看作可用方程组表达的自发趋于和谐一致的系统，对于经济活动的理解，就从这种系统的假设中取得。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和里昂·瓦尔拉斯1874年出版的《完全经济学要义》，对这个阶段的演进作了影响深远的总结。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从经济论著的标题中消失了。奠定在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综合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这就是罗宾斯定义的经济学。

稍后，经济学进一步分蘖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论经济学是合还是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实际上始终没有发生过丝毫动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研究领域是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理论；除了无法规避的规范分析意外，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大量采用数学技术。

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古典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主要借助文字和图表，对攻击（穆勒）、需求（杰文斯）、分配（克拉克）、单个市场（马歇尔）和多个市场（瓦尔拉斯）的交换与价格决定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到希克斯和萨缪尔森，主要运用微积分，对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等进行重塑和补充。第三个阶段，到阿罗和德布鲁，主要运用集合论和线性模型，在效用理论函数、竞争均衡和最优性问题、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均衡、投入产出分析和博弈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第三个阶段，到当前，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发展了交易成本、产权、非均衡、X效率、寻租、信息、次优、机会选择、资产定价、资产组合、跨时期分析和对偶分析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拓宽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应用领域。

但是，从亚当·斯密至今，上下几百年，贯穿全部微观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的主题，我看始终只是一个，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信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大量自由的、极端自立的、追逐最大利润和最大效用的个人的分散活动，经由价格和竞争机制调节，会自动趋于和谐、有序、均衡，达到最佳效率状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于该信条的证明的日趋严密和简洁，就是微观经济学的日趋成熟和精确。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侧重从公理化的视角抽象地分析问题，对于一些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此，需要在研究理性消费者最优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消费者实际上如何进行选择；在构造精美的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描述精细的行为模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的范围之外，进一步确认行为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的重要经济现象。由于消费者选择行为是标准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基础、最优美的部分，而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又都是在总结选择行为新的几处、建立新的概念体系以解释原有新古典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异常经济现象的过程中拓展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无论从概念、原理以及方法的普适性、一致性和简易性程度，还是从理论的理解力、预测力和应用范围，或是从它们对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政策意义来看，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似乎更应该从整体上将行为经济学看作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看作当今发展得很快、成果很丰富、影响力也很大的一个经济学领域。诚然，在如假设的作用和性质，合适的调查方法，经验事实的价值，理性、效率和最优化问题等许多基本方面，这个领域的学术领袖们还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在共同理解一致的心理学框架下，在如跨时选择和社会偏好等许多议题中，通常也都只并存着很多适用于不同情况的模型，而且还没有提炼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一体化的模型。

行为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是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的，主要反映在两篇文章中。一篇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9年发表的《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决策的分析》，文中提出了许多奠定行为经济学学科性质的新概念，如参照点、损失规避、效用度量、主观概率判断等。另一篇是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于1980年发表的《实证消费选择理论》，文中提出了心理账户等概念。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进入这个领域，更多的现象得到解释，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基础研究日益完善。为了肯定行为经济学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的奠基者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后者的开创性工作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在实验室条件下观察人类行为倾向的有效途径。

微观经济学侧重讨论经济个体的选择，作为社会成员的经济个体的选择与社会整体的选择之间是否应该存在必要的联系呢？讨论整个社会如何按照一定的程序将经济个体的不同选择汇总成社会选择的理论方法构成了经济机制设计的主要提问。一般认为，利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是经济机制设计的开创者，但赫维茨提出的经济机制设计的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强调实现既定政策目标所需要的信息量。赫维茨最初考虑经济机制设计问题时，主要是在纯交换经济的背景下考虑实现帕累托有效率均衡的个人之间的信息如何进行交换，以及信息交换机制如何决定均衡结果的问题。赫维茨的研究工作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概念，并证明了以下定理：在纯交换经济中，满足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的激励相容的机制不能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在纯交换经济中，所谓参与约束就是人们愿意进行交换的条件。

既然不存在实现帕累托有效率均衡结果的同时满足参与约束的激励相容的机制，赫维茨提出了嫩功夫在更弱条件下寻找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结果的信息交换机制的问题。事实上，赫维茨的研究也提及了博弈的纳什均衡与机制设计的问题，但没有具体展开。针对赫维茨提出的寻找更弱条件的信息交换机制的问题，涌现了关于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的研究工作。显示原理表述的内容是：任何机制的均衡结果都可以通过激励相容的直接机制（direct mechanism）予以重现。对直接机制的简单解释是：博弈参与者直接依据自身的特征类型传递信息，而不是在伪装自身的特征类型的基础上再传递信息。因此，有些文献将直接机制表述为参与者类型的种类数等于信息集合的元素个数或参与者真实表示自己的偏好。借助显示原理，可以缩小寻找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结果的各种可能机制的范围。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的研究工作则说明了显示机制不仅适用于私人信息的问题，还适用于以道德风险为代表的隐藏行为（hidden action）问题。

针对寻找对应更弱条件的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结果的机制的问题，一种自然想法是考虑将希望实现的目标理解成博弈的纳什均衡的结果，以寻找相应形式的博弈。换言之，机制设计问题是否可以解读成能否找到相应的博弈，使得希望实现的目标成为博弈结果的问题。为此，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研究了通过博弈的纳什均衡实现既定目标的条件，证明了只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就可以通过纳什均衡实现既定目标的马斯金定理。

此外，有些文献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称为实施（implementation）理论，但一般认为实施和机制设计之间还是存在差异。通常的倾向是，机制设计理论侧重讨论满足无策略操作性（strategy-proof）或贝叶斯激励相容的直接机制，较少讨论真实表示自己偏好以外的均衡结果；而实施理论侧重讨论以博弈均衡为预定理想目标的各种博弈及相应博弈均衡的性质。

传统与革新，从历史上看是承继的，从逻辑上看是螺旋上升的。这合乎认知规律，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前进着的。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到牛顿、爱因斯坦和波尔，人类在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对于物理世界地认识。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没有也好像不需要，因为前人的睿智而让他们的光芒将所有的后人送入阴影，或者因为后人的辉煌而将前人的贡献一笔抹杀。类比于此，经济科学也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不了解新古典经济学，就很难理解现代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所有重大的新成就，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准，都要借助于它的一些概念和工具。像新古典经济学这样有着如此深广影响的学说，总包含着人类对经济世界的真知灼见。所以，本书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体，而把合同论、博弈论等留给其他专门的教材来作更多介绍，道理其实就像有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数学和物理学还是将拓扑学和量子力学作为专门课程，而仍然把微积分和普通物理作为基础课程一样。在更新的能让这些传统和革新都在自身内部找到恰当位置的体系诞生以前，这种新旧并存的局面恐怕还要持续更长时间。

以上陈述史现代经济学或所谓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致演进脉络，也是本书的学科背景。

（二）

本书第二版中译本自1991年面世以来，被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用作核心教材，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它的广泛流行，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认真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的热情和能力；它的成功普及，见证了思想解放后的中国创造增长奇迹的伟大实践。

一本普通的中级经济学教材，为什么能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而且长盛不衰呢？一本翻译过来的外国教材，为什么在中国也能如此长久地赢得广大读者呢？一本如此成功的教材，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增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而同时又继续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呢？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中，为什么有必要大量使用这样一类教材？并且，为什么对于我们培养出经世济国的人才，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是条捷径，是个两方呢？这些正是译者想要在此处进一步讨论，同时也是眼下需要再次加以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部优秀的中级经济学教科书，应该能够通过围绕它的训练，帮助读者准确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它为基础来研修高级课程和其他学科，攻读学术文献，或者，也可以凭借它来弄清经济政策和形势，做好实际工作。而要达到这个标准，这部教材就必须既能够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学，牢牢把握主流和前沿；又能够明快表述现代经济学，使之合乎逻辑，合乎历史，容易领悟，容易贯通。

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优秀教材。首先，它在众多的现代经济学说中，紧紧抓住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并将它作为全书的主体详细展开。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第一是因为，它能始终扣住并不懈求索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并不断地推进和更新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它对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严格证明，分别明确了竞争性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以及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条件，从而既为市场（竞争，价格）在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完美和力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是因为，它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和完善可以使它的各个概念、命题、法则得到统一界定和证明的方法论基础。它的理论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公理推出，可以用数学的一般化形式来表述。这标志着它的成熟，也解释了它为何具有能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开放、吸纳的体系。认识总是先片面再比较全面的，比如，从“主管效用”发展到“效用是偏好的描述方式”，从“偏好”发展到“显示偏好”。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比如，从“确定性”发展到“不确定性”，引出了期望效用、风险态度、确定性等价等概念，从“决策”发展到“对策”，引出了一整套博弈理论。认识也总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比如，斯勒茨基方程对吉芬商品等现象的解释，产权与外部效应的关系。因此，一个科学的体系必须要能够扬弃旧知识，接受新知识。越是宽容、能接纳的体系，越有生命力，也越有征服力。独断不是科学态度。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本书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它能在中级水平上，系统而不破碎、准确而不含糊、推演而不武断地将这个理论的全部精华生动地展现出来。当你在书中读到像“边际替代率的含义”这样的章节的失手，你就会深深了解，这种功力的确来自作者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和对理论的透彻理解。

其次，它紧紧抓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前沿。上个世界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责难和反思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第一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科斯革命。它提出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为什么有的（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进行，而有的却在阻止（如企业）中进行？产权、法律、阻止（通过交易成本）对此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是重要的）？当经济活动发生在组织里面时，调节行为和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此前，传统新古典是不讲产权，不讲制度，不讲法律，不讲政治，不讲组织的，科斯革命之后，便逐渐产生了建立在新古典分析基础之上的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它们滋养、丰富和推动着理论经济学主干的拓展和神话。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只是一个黑匣子，只是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企业的性质（为什么要有企业）和企业的边界（与市场的界线如何决定）是什么？企业内部各层级、各单元的激励和协调如何进行？这些基本的企业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研究，甚至都没有被恰当地提出来。而到现在，经济学却有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委托——代理观点的企业理论、交易成本观点的企业理论以及不完全合同与产权观点的企业理论，等等。第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阿克洛夫、斯蒂格里茨和斯宾塞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它被视为经济学流行范式的根本改变。它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获取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话，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是否还继续有效？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否还继续有效？在信息（事前或/和事后）不对称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应当如何引入信息问题，是作为自身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将传统理论全部重写？传统新古典是以完全信息为假定前提的，而新范式的倡导者则认为，放松这个假定，竞争均衡就可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他们还认为，旧范式不是没有看到信息问题，而是没有办法将它们纳入模型。因此，他们积极地发展起了信息经济学，或者叫激励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以便处理信息问题；同时，也将它们积极地用于市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府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之中。第三是以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为标志确立，再经过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夏普利、库恩、塔克、鲁宾斯坦等许多人的杰出工作而迅猛发展起来，并在经济学中取得中心地位的博弈论。它的开创者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分析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假设使价格成为给定），把经济人决策归结为可以规避博弈分析的一个单人简单最大化问题。但实际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所以需要靠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理论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以什么工具）解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合作）？在相互依赖的策略互动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选择理性行为，即采用什么策略，形成何种联盟？能否找到一个既相互联系而又根本上统一的方法论？能否既与市场竞争均衡贯通，又能应用于制度和组织中的激励设计？博弈论发展了一系列博弈均衡的概念和定理，形成了包括完全完美信息（静态与动态的）和不完全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理论、讨价还价定理、合作博弈（合同关系）理论、演进和学习博弈论、实验博弈理论在内的庞大体系，并被频繁、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它能在同样的中级水平上，通过市场失灵的逻辑联系，巧妙地将信息理论与外部效应摆放在了一起，将应用博弈理论与寡头理论贯穿到了一起，将拍卖作为市场形式和市场设计与市场供求均衡连接了起来。也许是太想体验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与厂商行为时方法上的一致性，本书没有讨论企业的性质，也没有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在他们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是这样处理的，比如，先介绍传统型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的供求决定模型，然后指出它的不实际，再详细阐述现代激励报酬理论。本书作者其实也完全可以这样对待企业理论，当然对于他作过特别研究并特别熟悉的信息技术那一章，他就是这样做的。

越是成功的经济学家，越是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旧知识的积累，就不会有新知识的拓展；经济学的进步，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因此，他们在重视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概览和教材。在西方，许多站在科学前沿，研究成果卓著的知名经济学家，都肯拿出时间亲自动手或主持撰写经济学教科书，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同非经济学家写的相比，在视野、领悟、贯通、确切、适用邓许多方面，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本书作者哈尔·R.范里安是位经济学家，在密歇根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执教多年，现任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下面，我们就以他的这本书作为“典型“来分析一下，就反映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本来面貌而言，经济学家笔下的教科书，怎样地有别于非经济学家编写的教科书。换言之，也就是借本书说明，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在经济学的传播、继承、应用和创新过程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本书所具备的主要特点和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

富有内容，使微观经济学的全部历史发展，在这里得到玩真的逻辑展开，设立阶梯，使依赖它完成知识准备的读者，能一下子“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是本书第一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突出方法，竭力推行适宜中级水平的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技巧，提供工具，使学生一下子就能够掌握成套善事的利器，是本书第二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注重应用，理论和方法都能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启发诱导，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本书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

微观经济学研究理性的个人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所能作出的最优选择。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个人行为模型，形式上都可以归结为用最优化方法来处理问题：通过选定进行选择的主主体、可行范围和目标，在选择变量受约束的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大值，从而使得数学规划成为讨论如何求解和解如何随参量变动的一般条件的极为便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所有其他个人最优选择的函数，所以对于市场供求相等的经济均衡的研究，在形式上就可以归结为对于联立方程组的解的存在性、唯一性和比较静态性质的研究，因而可充分地利用有关的数学工具。极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是在构筑和分析微观经济学模型时最经常使用的技巧，也是本书竭力推行的基本分析方法。

为此，作者颇费了一番苦心。一方面，运用微积分，显然，这样不仅可以使许多论证变得相当简洁、严密，而且，由于微积分的灵巧和精确，常常还可以使所研究的问题得到更深刻地理解和印象。但另一方面，考虑到那些缺乏数学准备的学生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又不得不将微积分的内容作为附录，而将正文的数学分析限制在初等代数的水平上。可贵的是，即使这样，也还要让学生能体会经济分析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养成用等式或数字表示经济问题的习惯，能学会给经济问题以定量回答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书中见到的是详细说明的基本概念、明确交代的假设条件和由假设到结论的周密严格的数理推导。不管分析是用数学符号、图表说明，还是用文字阐释处理，构成分析基础的实质上都是已被作为标准形式采用的公理化方法。深入浅出，用简易的运算和分析推出通常由高深奥秘的现代数学证明的结论，又不失论证的严密性和一般性，不能不说是本书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外，大量列举具体例子，生动说明理论和方法如何付诸实践。各种例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虚拟的，另一类来自报告文献。目的是借以启示学生，应该怎样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转换为能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处理的形式，再通过图形分析和代数求解，找出量化了的并被赋予了经济含义的答案。这样做不仅可使学生的直觉、抽象能力、建模技巧、解题水平得以提高，而且理论的经验意义也显得更为明朗：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应用和得到检验。

以上是本书称得上微观经济学“典范“教材的根据，也是我们在众多的同类教材中选择翻译它的原因。

原著从初版至今，已出版到了第九次。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正是第九版的中译本。用作者的话来说，前八版得到了令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成功。这些版本在目的、架构、体例等方面一脉相承，保持了主旨上突出标准理论和分析方法（基本概念和定量解答），篇章上强调模块结构和逻辑顺序，论述上力求完整准确和详细易懂的显著特点。不同的只是，后续的版本逐渐地新增了“拍卖“、”博弈论的应用“、”信息技术“、”行为经济学“、”经济机制设计“、”测度“等章节，这些章节或者借助传统理论与方法分析新的经济问题，或者概括成功地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第七版区别于前六班的主要地方，是增补了“行为经济学“一章。由于行为经济学只是主要作为传统消费者理论的对照、补充和替代，而不是作为完整的新经济学范式来介绍给读者的，内容相对简单扼要。第八版主要结合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增添了经济机制设计的内容，并运用经济机制设计的思路改写了有关公共物品供给等章节，增加了碳税和限额交易、网页广告位置拍卖、双边市场、配对稳定性等应用分析，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学家在解决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新问题时所使用的经济工具。第九版主要增添了介绍计量经济学的部分基本概念的”测度“一章，以及有关拍卖的补充内容和新示例。

本书的几次新版，陆续地引入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这其实是一次次地再提醒我们，经济学是开放的、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它的生命活力在于，它与现实的缺口和距离可以由它自身的发展来填补和缩小。

（三）

现代经济学家或所谓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是在西欧和美国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主要是美国经济，明显地刻着那里的制度烙印。当它们被介绍到具有不同文化、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中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它们能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虽然，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必须诉诸经验事实的回答，可是，人们却总愿意先从理论上来对它作一番探讨。

一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只存在一种经济学，即罗宾斯所定义的那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脱离了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对政策的关心，完全独立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然而，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利用有限资源物质满足各种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它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人们的这种经济活动。因此，不论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洞悉，还是对人与物关系的观察，它的内容都应该在现实中存在原型，它的每一个概念、每一则命题、每一条原理，都应该得到逻辑的证明和实践的检验。由于认识和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同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所揭示的，也都是有条件的真理：一方面，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在特定的时空中起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条件具备，就不受时空限制，总会起作用。

经济学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独立于人之外，先于人类就已存在的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而是人参与其中，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展示的经济运动规律。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历史活动，所以，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那个历史时代的规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每一个国家都有那一个国家的历史，它们过去走过的路不相同，现在走着的路也不会一样。自然界尽管也有历史，但它不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就认识论来讲，自然科学不像社会科学这样受到对象本身历史发展的限制，因此，经济学是历史科学，而物理学不是。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实践，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和组织结构中尽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目的、要求、利益。因此，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固然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着各种经济理论都必须解决的若干几本经济问题，有着对各种经济理论普遍适用的一般分析方法，有着各种经济理论共同采取的某些政策工具，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经济情况不同，所以，共同的对象采取了因时因地不同的形态。共同的问题出现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和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共同的方法被用于分析不同的运转机制，因而共同的政策在不同类型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方式和结果大相径庭。所以，经济学在其实际存在的形态上，总是一个深刻烙有时代和发源地印记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时因地的具体应用，整个体系由经济活动的主要规律贯穿、统帅，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既然各个经济体的主要矛盾不同，所走的具体道路不同，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多少个经济体，就有多少种经济学（或者说经济理论体系）的具体应用。其实，甚至关于经济学本身，也有许多种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当代主流经济学与诸非主流经济学的对峙，就是一证。

有这么多种经济学学派，应该怎样把握呢？既然主流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什么又要对它特别地加以关注呢？

当代经济学的众多运用可以分类把握。例如，按社会制度划分，可以有敬酒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运用和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用；按经济发展的水平划分，可以有经济学在发达国家的应用和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按经济运行机制划分，可以有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国家的运用和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国家的运用。

对于经济学的每一种类型的运用，可以通过典型加以把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心是英国，所以，经济学在英国的存在形态成为那时经济学的具体运用的代表。今天，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心移到了美国，所以，抓住了经济学在美国的存在形态这个典型，就可以以一知万，知道经济学的其他许多种同类的运用是怎么回事了。

以经济学在美国的存在形态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几百年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相互作用的产物。经济发达的程度，为它反映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变量依赖关系提供了客观条件；由长期的理论争鸣和意见交锋沉积下来的专门知识，为它形成为一个关于经济过程的前后一贯的体系创造了主观的条件；实用性，即不同程度地揭示经济现象的某些内在联系，是它得以站立起来的一条腿。所以，从理论上说，它应该包括商品经济中普遍使用的某些一般的原理和方法。以为制度不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就不能向西方经济学借鉴的观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误解。研究西方经济学，就是要在全面把握它的基础上，掌握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及其适用前提、假设和条件。显然，即使是适用的东西，也不能照搬，因为条件不同。从彼时彼地拿来的东西，在被用于考虑此时此地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总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修正和补充，而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常常也就由此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在具体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切勿疏忽了它的另一条腿：或明或暗地将现存制度作为既定前提。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西方经济理论被介绍进国内，就微观经济学来说，至少，在应当重视和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衔接，消费者和企业的理性行为，企业制度、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与经济运行效率的关系，经济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关系，现代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以经验为根据的估测和检验方法这样一些方面，我们确实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了若干有用的东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无须赘述。需要讨论的倒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总结的，是怎样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我以为，值得重视的少说也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有哪些东西可以借鉴，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固有逻辑。

资源配置效率（静态的和动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各种经济都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经济需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从客观上说，那是因为，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变革，把生产力从旧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主观上说，那是因为，当新制度已经建立，努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新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我们却未能及时地转变工作重心，还在那里一味不断地“拔高“生产关系。结果，让失败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或者毋宁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固有逻辑教训了我们，才使我们把着重点转移到在既定的应当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通过最优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上来。这时，也只有到这时，我们才能放开眼光，向国外寻找资源有效配置地可供参考的途径和机制。

第二，有哪些东西适用，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经济不断展开的实践的检验。

当一个概念、一条原理、一种方法从西方经济理论中被抽取出来，用于解释或者规范中国的经济实践的时候，通常总有各种意见的交锋。赞成者说它如何如何适用，反对者说它如何如何不适用，并分别作出各自的逻辑论证。应该看到，发生这种争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十分必要和有益。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这个阶段，对与错的界限，还是不确定的，几分适用，几分不适用，还是不太清楚的。 如果有谁这时硬要充当事前诸葛亮，随意地下结论，武断地作出裁定，那他一定非常愚蠢可笑，因为他不懂，这种争论只有付诸实践，经过事实的检验，才能终结。而且，通常这种验证还需要反复地进行多次，才能凑效。

第三，有哪些东西可以扎根，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

自从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于20世纪30年代，在同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可行性提出责难的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等人的论战中，最早提出并实行利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服务的主张以来，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人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无不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鲜明或隐含，持续不断或断断续续地，向着西方经济学采择和借鉴可供利用的科学成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种情况变得尤为显著。

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多年来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中存在的若干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来看，人们开始感到，我们曾经全面采取的原苏联经济理论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实际不相符合，因此，我们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大量涌现的新问题，又不容等到新的理论体系建成之后再来解决，因此，就有这样的一些人，本着求实创新的探索精神，尝试着用一些借鉴过来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描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又把其中被证明是适用的部分，提炼成新的观点，归纳进新的体系。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现在在论述我国经济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著述中经常能见到似曾相识的概念和方法，道理就在这里。

应该看到，从接受原苏联教科书模式到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这种新体系要比较完整地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根本上说，它完全依赖于并服务于我们在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一条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同时，也依赖于并服务于我们把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一条一条地概括出来，上升为理论。

曾经有这样一个争论，辩争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或者说，现在是否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条件。其实，这得看话是怎么说的。自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不能说斯密的或李嘉图的理论就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因为他们确实也以理论的形态，从这样或那样的侧面抽象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规律，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又的确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中，我们见到的是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系统而不零碎的、具体而不抽象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这是斯密、李嘉图所不能及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到马克思的时候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暴露，对于这些矛盾的认识，到马克思的时候也已有了不少的积累，马克思结合自己的观察，对这些认识又全部批判地作了吸收。这些，就是这种区别的客主观原因。

同样，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道路上，只要是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研究了新情况，解决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提出了新论点的经济理论，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这样，理论就不能发展，实践就缺乏指导。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展开确实还不够充分，许多矛盾确实还没有暴露，具体道路确实还在摸索。因此，应该承认，现在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不是能由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具体道路的基本规律统率，处于总结阶段上的那种全面而不片面，彼此联系而不分离的经济理论体系。不承认这一点，理论就不能发展，实践也难以由自在到自为。

显然，关键问题在于，现在被借鉴和利用的这些概念、原理和方法，能否被吸收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如果被吸收的话，又会以怎样的形态（原封不动，稍加改造，还是面貌全非），处于怎样的地位和联系之中？这些，归根结底，都将取决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和反映这种实践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

有两件轶事值得在这里提一下。一件是关于科斯的，他大学时到企业去，发现那里的情况不想黑板经济学讲的那样，于是才受启发写出了后来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片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另一件是关于斯蒂格利茨的，他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他是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才越发感觉到完全竞争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才越发意识到必须按与现实相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这两件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被教授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生的不一致，而即使是本科的教材，也足以为形成这种冲击提供对照。当然，经济理论也有它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面。德布鲁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详细叙述的他为了使一般均衡理论严密化、一般化和简化，而耐心等待、借助和引入数学中新的分析技巧，从而解决了偏好、效用和需求中的几个形式化问题的故事，就是一证。不过，从根本上说，前者总是更重要。数学能使概念更精确，思想更流畅，论证更简明，但只有被直觉验证的数学结论才是更有趣的。而这，也正是本书刻意想做且又做得很精彩的一个方面。

现在来看对本书这样一类教材的中国需求。时下，全世界聚焦中国。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其原因有三：一是自东亚增长奇迹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创造出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纪录；二是继原苏东一些国家转型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更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三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规模与速度，使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局面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中国的重大问题成了全世界都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思考中国的问题现在就必须用，也能够用全球的眼光和全人类的知识。总之一句话，解决好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好了世界的问题，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作出了贡献，就是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呢？在回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经验。在中国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是时代的中心问题。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学习，他们找来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找来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但是，都失败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才在实践中派出了教条主语i与经验主义的干扰，认清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到了夺取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的政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完成以后，新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所以也就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论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实际上是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才转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试验计划经济，参与的人这么多，历时这么长，代价这么大，可是到了1976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中国试验市场经济转轨，参与的人更多，但历时却短，代价也小，成绩也很大。这两个试验，回答的都是当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它们是中国的世界级遗产，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们。

斯蒂格利茨在他那本被译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著作中认为，一些国家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仅标志着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失败。因为它们之间是包容、支持的关系，它们的根本错误是一样的。他还认为，一些国家的转型不太成功，其实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从而也使作为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他把产权关系扭曲看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又认为明晰产权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率。他的看法有多少是对的，又有多少是错的，值得人们去思考、去检验，但首先，你就得知道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什么是华盛顿共识，什么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

那本批评计划经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曾经风靡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作者科尔奈也因而为我们所熟知。他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并被吸纳进了一般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在欠发达国家产生出重要结论的典范。科尔奈的成功来自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计划经济实践，从而能够更容易地观察和捕捉到在计划经济下比在市场经济下表现得更突出、暴露得更清晰的软预算约束现象。二是多次访问英美大学所作的知识准备。我们现在丰富的实践，为我们的自主理论创新准备了第一个“行”的条件，而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我们还要作好第二个“知”的条件的准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态度既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这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不盲从不轻信未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即使对那些在彼时彼地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也不采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是要看它们在此时此地是否也被证明是真理。这也不是经验主义，而是不断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生活中，真理与谬误常常纠缠在一起，而在学术界，却又总有那么一些人声称已经掌握了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而不是争执，宽容而不是独断，创新而不是守成，谨慎而不是鲁莽，会有利于我们广泛听取、比较和鉴别各种观点和意见，充分吸收、消化和利用各方面的经验，从而在亿万群众参加的中国的建设实践中，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来。

从这样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你就会欣喜的发现：我们还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如此大规模地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国情这样了解，与世界这样沟通，和前沿这样逼近，对未来这样乐观；我们更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积累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宝贵的具体结论：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稳定、改革和发展，按贡献分配，现代公司制度，科学发展观，效率、平等与和谐，竞争与创新，等等。只有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了解全部经济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结论是多么重要，这些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些结论，已经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成了我们制定路线与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了我们写就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篇新时代大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并且与时俱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当我们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更要大讲特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因为，前者，是我们向世界学习；而后者，才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研究者的崇高使命，也是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和归宿。方向已经辨明，坚冰已经打破，道路正在脚下，有志气、有抱负、有能力的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们的奋发努力必能实现预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