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谷路》读后感100字
《隐谷路》是一本由[美]罗伯特·科尔克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元，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隐谷路》读后感(一)：在故事的开始，命运的绞索就套在了他们头上
这本书里记录了美国一个极度骇人的家庭：这个家庭生了12个小孩，其中有6个都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家里几个犯病的儿子天天偷窃、斗殴，有一个枪杀了女友并自杀，另一个长期侵犯自己的妹妹。就这种家庭，说是炼狱毫不过分。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还有一点是很令人震惊的。
这个家庭里孩子陆续住进精神病院的年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医学界对精神分裂这类病症的原因都没探讨明白，很多人受弗洛依德学派影响，认为人之所以出现了精神障碍，是因为童年没得到周全的照顾，换言之就是跟这个人的母亲有关（因为当时的环境孩子爹并不咋照顾孩子）。
甚至还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精神分裂症妈妈”，意思是妈妈的冷漠强势是导致孩子患病的主要原因。
但也有一撮科学家尝试从遗传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书里这个人数众多、命途多舛的家庭，成为了绝佳的观察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组织样本，科学家第一次鉴定出了一个和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
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开了上帝视角。我看到他们家第二个儿子犯病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不对劲了，但家庭里的父母还在遮遮掩掩，假装这不是大问题，假装这两个儿子只要不杀人放火，他们还能维持自己一个中产家庭的颜面。而一个又一个儿子发病后，父亲突发中风，一家的病人全靠母亲照料，家庭无可避免地坠入了深渊。
在这家父亲雄心壮志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在这家母亲夜以继日给十二个孩子做衣服的时候，命运的绞索就套在了他们头上，只是他们14个人当时都毫无觉察。
但正是这样一个悲剧家庭的基因样本，给当时还在一团迷雾中的疾病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进展，从而洗刷了无数母亲的污名，也给无数坠入黑暗的病患带来了一丝希望。
《隐谷路》读后感(二)：关于《隐谷路》
（因为字数超过了短评的限制，只好写在这里了。但是完全不是用长书评的思路写的，只能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很可能过几天还会增补。）
用几天的时间在微信读书听完了，有些章节听了两遍，但还是感觉等纸书到了需要再翻一下。
一方面，这本书在理论上的部分（比方说，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但也不是和患者的境遇、情绪完全无涉）没有给我太多新知——总体上，人类对于精神疾病的了解仍然还是太少太少了（书中也对其做出了解释，比方说，没有足够数量的药物试验者——很多时候并不能用小鼠代替人类；医药公司没有足够的研发动力——研发耗资巨大时间漫长且目前的药物已经得到了充分推广；等等）。
另一方面，它大大超出了我的估计，或者说，当下的我好像已经没办法完全不用女性的视角去看任何问题——加尔文一家的悲剧，抛去精神分裂症的部分，家中的父权制令人窒息：在这个有十个儿子（其中六个后来确诊了精神分裂症）、两个女儿的巨大家庭中，父亲长期出轨、不顾家庭，男孩们滥用暴力、相互霸凌，哥哥性侵妹妹，成年后则家暴女朋友和妻子（有一位甚至枪杀前女友后自杀了），在他们犯病后，这家的母亲却把发疯归结于他们的妻子，而当时的社会对此的归因则是母亲的失职——有些讽刺的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研究者，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的两个女儿不会得精神病才积极从事研究的（她是一位职业女性，按照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母亲对孩子疏于照料会导致他们得病）。
精神正常的女性们一边互相指责，一边承担起了照护的责任（两个妹妹对此态度完全不同，我下面再说），不闻不问的父亲和施暴的兄弟们却直接隐身了，就算我们现在知道生理缺陷是导致患者生病的最主要原因，这一场面仍然令人难过。
为什么两个妹妹们从遗传病中豁免了？我们到现在也无法彻底解释，很有可能是幸运。姐姐玛格丽特早早从家庭中脱离（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哥哥杀人后自杀了，父母很忧心地把她送去一个富贵人家度过了青少年阶段），一生在逃避原生家庭和自我重建，尽量只用给钱的方式来略尽绵薄之力；而妹妹玛丽也曾想和过去一刀两断，因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林赛，后来却成为一个事事亲力亲为、努力照顾年迈母亲和发病哥哥们的监护者。她指责姐姐只顾自己，用“自己心理状态也很脆弱”推卸责任，姐姐却认为，妹妹这种全盘控制的做法，跟妈妈当年如出一辙。姐妹俩曾经有过一段亲密的时光：那是在她们成年后，终于有一次谈到被哥哥侵犯的事情，确认了彼此共同的经历，她们那时候觉得“有一个人能理解自己的处境”真好。
（BTW，关于妹妹试图取得其中一位哥哥乔的监护权，也有很让我唏嘘，也像是所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努力的缩影的事情——她办了很多手续终于争取到了，但是几年后却又放弃了，因为病人由州监护可以获得更适合的医疗。）
当你看到上面写到的，生病的哥哥对于他人做出的种种暴行时，也许你会感觉到惊讶和混乱，觉得没办法很好地在“生病”和“坏、犯罪、道德败坏”中区分他们的行为。这也是我重点想讲，却始终想不清楚的部分。很多人认为“生病”是一种纯粹的“例外状态”，如果在这种状态中病人伤害了你，那么也不能认为是ta有道德问题，因为ta无法左右自己。但是我却想说，这两者根本是分不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是自私的、暴戾的，起码他们表现出来是这样。这种“自私”可能是由“生病”引发的，并又引发了更严重的发病，但它仍然是“自私”。一条坏腿、一个肿瘤可以成功地从一个人身上被切除，但是精神上的事情不是这样。它像藤蔓般全方位地纠葛着这个人，难舍难分，至死方休。
《隐谷路》读后感(三)：做不做鸟，飞不飞山
一个来自没落上流社会的女孩儿，爱上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国军官，他们结婚了。
这是童话一样的开头，可惜，这个故事往下写了半个世纪，越发展却越像恐怖小说：
这对神仙眷侣生了12个孩子。其中10个是男孩，2个是女孩。10个男孩里，有6个发展出了精神分裂症。原本丰神俊逸的运动员、艺术家苗子、钢琴神童、虔诚的祭坛男孩纷纷开始被暴力、幻觉、幻听、裸奔和凶杀一点点蚕食。偏执、妄想和疯狂取代了正常的生活和理性，他们开始频繁出入于精神病院，吃药、电击、逃离、游荡、伤人、杀人……童话片片剥落，露出残酷和悲惨的真相：
原来，看着同仇敌忾、经常在冰球场上团结一致打球的男孩们，在对老大的暴力压制和被杀的恐惧中互殴。
原来，当父亲在外偷情、常年不归家时，作为母亲的顶梁柱的天主教牧师性侵了这些男孩。
原来，老二不仅对自己的妻子家暴，还性侵了两个为了躲避其他兄弟的暴力而去投靠他的妹妹。而那个本该秩序井然、让人感到安全、由母亲镇守的家，对两个女孩来说，是随时需要把自己反锁进房间来确保人身安全的虎狼穴。就算这样，两个女孩面对七八个兄弟近乎猥亵的“玩耍”也毫无抵抗之力。而他们的父亲，那个想要12个孩子、本该在他们中间建立正常兄弟姐妹秩序的男人，永远都不在家。他们的母亲，那个为了父亲而改信天主教、生孩子生到子宫脱垂的女人，坚定地用“上流社会处理丑闻的方式”掩盖着家里所有的不对劲……
这是疯狂的家庭生活，疯狂到甚至连精神病学家也无法明确孩子们的疯狂有多少出自先天的基因，有多少出自父母的养育问题，有多少是那个独特的自由奔放的时代随手可得的滥用药物所造就，又有多少是因为性侵和丧亲之类的重大创伤击碎了孩子们正常的大脑。而任何一个理性的读者，也会发现他/她无法轻易地竖起一根食指、来指出这出人间惨剧的始作俑者。
是妈妈的错吗？也许是吧，如果不是她用上流社会假装一切不对劲都不存在的方式捂住了盖子，如果不是她用“孩子有病”的借口对某几个孩子对其他孩子的暴力欺凌和性侵视而不见，如果不是她生了这么多孩子却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精力来管好他们，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但作者随后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背景知识，比如她是如何在自己年幼时被继父性侵，如何渴望在自己的婚姻里通过不断生育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她也是受害者，并且在那个精神分裂症受到污名化、非人化对待的时代，作为一个母亲，她从未放弃过她的孩子们。她也许没有成功拯救她的孩子，但她确实尽力而为了，包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大女儿送去豪门朋友家中寄养。而照顾精神分裂症病人和中风的丈夫，这本身已经是难如登天的照护责任。
是爸爸的错吗？也许是吧。如果不是他的虚荣——明明挣不到那么多钱却还要生那么多孩子，维持准上流生活方式并在上流圈子里搵食；他的古板——坚持用天主教和军校的方式规训孩子而不是更开明地教育；他的不忠诚——明明已经结婚却还和其他军官的妻子搞七捻三、让他的妻子活得没有安全感；他的不负责——把一堆身强力壮的儿子丢给妻子管、对儿子的出格行为不够重视……那么事情也不至于这么糟。可是读者也无法真正指责他，因为作者也告诉了我们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他——珍珠港事件时他就在船上，他左右两侧的船都被炸沉了，一度被报殉国，他是从二战美国最惨烈的地狱里爬回来的老兵，而那个时代甚至还没有PTSD的概念。
这个家庭的故事就像一个获得了加速度的轮子，在危险的斜坡上滚动。开始时还平稳正常，但就在某个无法分辨的时间点上越滚越快越滚越快，掉落深渊。
这个家庭的故事也像奶酪效应的模板——两块圆形奶酪相对转动，只有奶酪上无数个微小孔洞恰好对到一起、形成了一个通道，站在上面那块奶酪上的人才会瞬间跌入深渊。
或者像我曾经玩过的一个核裂变小游戏——一屏幕的小圆点，你每点击一个圆点子，那个圆点就一分为二迅速轰击周围的圆点，而被击中的圆点又再次分裂和轰击其他圆点，于是蝴蝶无意中扇动的翅膀就掀起了飓风，把12个孩子、2个大人、12个孩子的妻子、丈夫、孩子们、岳父岳母……全都拖入了深渊。
这个家庭的惨烈故事也是精神分裂症的故事。一方面，从荣格和弗洛伊德割席开始，一代代的研究者穷尽各种手段在黑暗中摸索，在医学、神经科学、脑科学、表观遗传学、精神分析跨学科的“旋转木马”上盲人摸象，试图了解这种复杂的疾病，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决定了它像一个诅咒一样萦绕着携带致病基因、但却不一定发病的广大的普通人，这是生命难以承受的重量和痛苦。
我还记得美剧《犯罪心理》创造了里德博士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有精神分裂家族病史的高智商年轻人，他看着自己聪敏的母亲一点点发病，人格逐步剥落；他不得不时刻警醒着自我监察，于是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一步都变成了在危险斜坡上的滑步。如果说精神分裂症病发已经足够痛苦，那么带着这种自己的人格也许会被不知何时出现的精神疾病蚕食的恐惧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诅咒。
读这个故事可以采用很多视角，毕竟故事中出现了很多人物——父母、发病的男孩、没发病的男孩、被性侵的女孩、逃离的女孩、回来的女孩、走错路的科研者、走对路的科研者、制药公司、豪门显贵、好的心理治疗师、坏的心理治疗师、好的医生、坏的医生……
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这家两个女孩的视角。她们都是彻底的受害者，作为性侵受害者、作为病人家属、作为无辜的孩子、作为不得不收拾残局的不得不“理性”、无权发疯的人。从她们的视角读这个故事，除了提供了一种性别视角解构这个关于精神分裂的故事之外，总是让我想起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两个故事中的女性都是宗教狂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都被剥夺了在正常社会和家庭秩序中成长的权力，她们都因为机缘巧合和女性的坚韧逃离了有毒的家庭环境。《隐谷路》的两个女儿，一个选择了像鸟一样飞向了她的山、物理切割、再不回来，另一个选择了疗伤、飞回来、扛起救助除性侵犯之外的其他兄弟的责任。
做不做鸟，飞不飞山，都是个人选择和自由。真正好的非虚构，不是在历数惨剧之后举着手指找人责怪，而是往更深处问“为什么”，直问到我们看到每一个看似微小、无足轻重的细节是如何拼在一起，组成了通往悲惨深渊的大滑坡：
这才是非虚构真正的意义所在。
《隐谷路》读后感(四)：我们之所以为人
2017年6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轻的医学预科生凯特第一次走进弗里德曼的实验室，成为了一名实习生。对于凯特而言，成为一名弗里德曼那样的研究者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凯特出生很多年前，她的家人就曾经到过这个实验室，不是作为研究人员，而是作为被研究的对象来到这里。
研究人员给他们的头贴上电极，然后让他们听那些“咔嗒咔嗒”的声音，测试他们的听觉门控能力。她身边的那些柜子里曾经保存着她的家人和其他家庭的遗传物质，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遗传物质，研究者发现了CHRNA7基因异常的证据。那些胆碱补充试验中出生的孩子的数据也保存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由于她6个舅舅的贡献，这些试验可能会改善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状况。
是的，凯特来自于加尔文家族，对他们家族成员的病例研究，是精神分裂症研究史上最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加尔文一家的血液样本成为了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探究精神分裂症遗传学基础的基石——之后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中都包含了从加尔文一家获得的研究数据。
加尔文一家总共有12个孩子，最大的唐纳德生于1945年，最小的玛丽生于1965年。他们的父母“咪咪”（Mimi）和“多恩”（Don）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于大萧条时期相识，二战期间结婚，冷战时期生子。在12个孩子中，唐纳德是第一个出现明显症状的，在他之后，另外5个弟弟：彼得、马修、约瑟夫、吉姆、布莱恩，也依次换上了精神分裂症。家中没有患精神病的其他孩子也受到了影响。
这种一个家庭多人患病的情况出现的概率似乎很难估计，像加尔文一家这样长久维系完整的就更是如此了。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数量极少，几乎从来没有专家遇到过同父同母的六兄弟共同患病的情况，六兄弟处于相同的遗传谱系中，这让专家们得以切入精神分裂的遗传过程中一探究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家们就开始研究加尔文一家，以求找到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关键。
1984年，艾利奥特·格森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德利西就开始收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遗传物质。她第一次走进隐谷路加尔文家的家门时，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研究样本。她要求加尔文家的每个人，包括当时诊断为未患病的人，都接受精神病学面谈评估，以确定或排除每个人是否患病。之后她抽取了每个人的血液样本，希望能在这个家庭的基因中找到引发精神分裂症的蛛丝马迹。1986年2月，在首次拜访加尔文家数月后，德利西利用这些数据证实了理查德·怀亚特团队发现的结果：精神分裂症与脑室增大具有相关性。
罗伯特·弗里德曼在琳恩·德利西访问加尔文家之后不久也第一次造访了隐谷路，随后还多次邀请加尔文兄弟访问他在丹佛的实验室。在那天以及加尔文兄弟访问弗里德曼的实验室期间，弗里德曼和他的研究团队记录了他们的脑电波，抽取了他们的血样，还让他们填写了调查问卷。通过与加尔文一家的合作，弗里德曼至少找到了一种能够扭转局面，预防精神分裂症的方法。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脑部发育疾病。
精神病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也直接影响了加尔文家族的新一代——凯特和杰克。
凯特和杰克的母亲是加尔文家族的小女儿玛丽，她在13岁的时候离开了隐谷路，曾经她决意再也不回家并给自己改命为“琳赛”。
琳赛夫妇在生孩子前曾咨询过弗里德曼医生。弗里德曼医生告诉他们，哪怕是像加尔文一家这么极端的病例，精神疾病的亲子遗传概率仍然很低。但她依然格外在意孩子们的精神健康。
凯特小时候，在游乐场和教室这类吵闹的环境中就开始表现出畏缩情绪，并且出现过精神崩溃的情况。琳赛考虑了最坏的结果，并在凯特身上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帮助凯特减压和镇定情绪，还送凯特去跟治疗师学习自我安抚的方法。
在凯特度过了情绪危机并表现正常后，琳赛的担忧和注意力就转到了她第二个孩子杰克身上。为了保险起见，杰克小时候也接受过预防性的治疗。但是杰克后来告诉自己的父母，这些治疗和测试使他的神经绷得很紧。高一时，杰克开始逃课，他被诊断有注意力缺陷障碍，需要服药，还偷偷吸大麻。这让琳赛格外的紧张。但是后来在专业的寄宿治疗学校的治疗下，琳赛夫妇得知，杰克的问题更多是与焦虑情绪，也就是对患上精神病的恐惧有关。而最终杰克学会了通过攀岩、冥想，甚至写日记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他专心上学，不再吸毒，成绩也恢复到了优秀的水平。
当琳赛现在看着杰克时，她想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彼得、唐纳德、马特和其他所有生病的哥哥们。
在加尔文家六个男孩开始发病的年代，人们对精神分裂症并不了解，层出不穷的理论彼此相悖，这使他们的一切从此完全被对病因的探寻所笼罩。他们经历了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电休克治疗的年代，经历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论战的年代，大海捞针般地寻找过这种疾病的遗传标记物，也听说过关于病因的多种深刻见解。六个男孩的发病特点各不相同，遭受的痛苦也都不一样，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治疗手段。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各式各样的诊疗，催生过很多有关精神分裂症本质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常常彼此冲突。其中的一些理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非常残酷，因为他们常常要承受指责，好像是他们的言行导致孩子患了精神疾病似的。
如果加尔文家的男孩比如生长于如今这个时代，那么治疗他们的手段会不会有所不同？从某些方面看，并不会有多少改变。
业界对新的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的研发仍然兴趣不大。即使是早期的试验，抗精神病药物的测试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冒巨大的风险，而且试验无法用老鼠代替人。有关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先天/后天争论仍在继续，只是讨论发展到了更为细琐的层面。过去的争论围绕的是弗洛伊德，现在则在讨论表观遗传学，也就是环境因素是如何改变基因的开关状态的。
现今的研究者探讨的是触发这些变化的具体因素是什么，是像大麻那样可以摄入的东西，还是像细菌那样具有传染性的物质？除了这两者外，研究者还提出了各种其他的可能性，譬如头部损伤、自身免疫性疾病、脑部炎症以及寄生微生物，每一种说法都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
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围绕精神分裂症的氛围似乎有了一些改变，大众变得更宽容了。神经多样性这个常常被用来描述其他疾病——比如自闭症——的名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精神分裂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非常模糊，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
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的两难困境依然如初。定期服用药物的确可以延缓精神病的发作，但同时病人也在承担着受长期副作用伤害的风险。此外，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病情控制住之后继续服药的病人的复发率和停止服药的病人一样高。尽管目前仍然活着的加尔文兄弟还像过去那样依赖于抗精神病药物，但对他们之后的病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他们不必再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这两者中只选其一了。
对于更多的研究者来说，问题的核心是预防，而这面临的挑战是在一个人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前诊断出他（她）有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五十年，像加尔文兄弟这样的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母亲咪咪死后，琳赛了承担起患病哥哥们的医护责任，在她细心的引导下，几个健康的哥哥也开始向患病的兄弟伸出援手。
琳赛终于更加理解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这一点了。但琳赛也明白，人绝不仅仅是基因这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周围所有人的产物，那些我们必须一同成长的人，那些后来我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 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
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
《隐谷路》读后感(五)：人可能多少都有点精神疾病
一口气读完了《隐谷路》这本神奇的书，它是非虚构，讲述了一个精神病家族故事。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反复响起这样一句台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家庭（又称为加尔文家族），多恩和咪咪这对夫妻，二十年间生了12个孩子，其中10个男孩，2个女孩。10个男孩中，有六个都患有精神疾病。他们的人生因为精神疾病而饱受痛苦，家庭中的两个小女孩也很痛苦，她们遭受了精神病哥哥的性侵。其中最小女儿琳赛还遭受过外人的强奸。最终琳赛振作起来，她寻求帮助，治愈自己的同时，也没有放弃那几个生病的哥哥，还时常联系早就逃离家庭的健康的哥哥和姐姐。最终他们这个家庭样本，为精神疾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和贡献。
关于精神分裂的成因，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最初的争论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精神分裂完全是外因导致的（也就是父母的养育，周围的环境，生活中遇到的挫折等），还有一派认为是内因导致的（也就是遗传疾病）。
这两派最开始的时候是外因占据上风，特别是在有一段时间，精神分裂的谜团看起来像是被解开了，人不是生来就有精神分裂的，他们的父母才是罪魁祸首。其中有一个科学家叫弗洛姆赖克曼，他发明了“精神分裂症妈妈”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就成为了很多母亲几十年都无法摆脱的阴影（当然我认为这也是厌女的具体表现，母亲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把矛头指向妈妈。而在育儿中充当甩手掌柜的爸爸，竟然可以全身而退，是不是很讽刺呢）。
总之这个弗洛姆赖克曼提出的精神分裂的妈妈概念流传开来，妈妈成了罪魁祸首，双重束缚理论和精神分裂妈妈的概念一起，将怪罪母亲成为精神病学的业内标准（让人震惊吧，当妈还真是个危险的事呢）。20世纪五60年代的精神病治疗师或多或少都会把情感或精神障碍，归因于患者母亲的作为。自闭症被指责为“冰箱妈妈”的罪过，因为她们对幼儿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爱。强迫症被认为是孩子两三岁接受母亲如厕教导时，抵触母亲产生的问题。公众无可救药地将“精神失常”和“恶母”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
那随着对精神分裂的深入研究（外因理论就站不住脚了），接下来不得不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弗里德曼，一个叫德利西（女）。德力西是想要寻找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因素，而弗里德曼想寻求对这种疾病的生物学解释。接下来介绍下他们俩的重要成果。
首先是弗里德曼，他认为精神分裂和“感觉门控”，或者说是大脑正确处理即时信息的能力有关。精神分裂患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众多刺激做出响应的能力，而是他们缺乏对刺激做出不响应的能力，也就是每分每秒都被迫处理接踵而来的信息，然后导致崩溃了。
书里提到了简单的例子，就是怎么去测你的“感觉门控”是否正常，让受试者听一模一样的声音，他会把相同的“咔哒”的声音播放两次，两次之间的间隔通常是半秒钟。如果是正常的人，他对第一次的咔嚓声反应会比第二次要大，就说明正常的大脑会从已经感受到的信息中去学习，如果收到相同的信息就不用再从零开始。
但是精神疾病者不同，他们对两次声音的反应脑电波完全相同，对于第二次“咔哒”声，他们的大脑仿佛要重新反应一遍，明明他们一秒钟之前就听过相同的声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精神病患者不能听钟表的滴答声，听了之后会很烦躁，会崩溃，因为这声音每次响起，他们都要受一次刺激，大脑就要波动一次（所以很容易崩溃啊）。感觉门控能力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特征之一。最重要的结论是：感觉门控是可以遗传的。
关于“感觉门控”异常这件事情，我就想起了我姐的一件事，她高三的时候，因为压力太大导致神经衰弱，她在卧室里能听到客厅里钟表走动的声音（非常微弱），她听到那个声音就感觉特别烦躁，失眠。后来我妈就把钟的电池取下来，她才能入睡。后来高考结束了，她的神经衰弱也好了。后来有一次我和姐夫两个人围着她狂聊天，聊了一会之后，她就捂着头说自己头疼，让我们俩安静一下，她说我们俩说个不停，导致她大脑宕机了。当时我还觉得挺诧异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说话也能让她崩溃。
当然我不能自己在这里瞎诊断，说我姐的“感觉门控”异常，只能说我们一家人都属于高敏感人群（这种基因多半是来自我妈），我爸除外。他几十年如一日秒睡，而且从来不关心任何人的事情（还好我父母的基因中和了一下，我的情况还算正常）。我老公也是高敏感，比我还严重。我们俩秋天去树林里散步，散了一会之后他就感觉头晕目眩，头疼，因为他在树林里受到太多刺激了，每一片树叶，每一棵树都能刺激到他，他系统过热了。我说你看到第一片树叶脑电波可以大范围波动一下，看得多了不就应该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吗？结果他不是，可能每一片树叶都会给他带来脑电波的波动吧。人类的大脑构造如此精巧复杂，每个人都不一样。Anyway，在很难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情况下，疾病的范围也模糊了很多。多看点书，了解自己，也能更加了解别人。
接下来关于精神分裂的研究继续深入，在1987年的时候，韦恩伯格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每一个精神分裂症研究者对这种疾病的看法。在此之前，研究者都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最早出现于青春期刚结束的那段时间。但是韦恩发现，脑部异常在更早的阶段就无声无息地出现了，患者在出生时，甚至在子宫中就已经出现了发育异常。这些异常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使大脑的发育越来越偏离正轨。也就是说，精神疾病其实不是在青春期发病，只是青春期的时候表现最显著。
弗里德曼以人为对象开展了研究，他采集了包括加尔文家在内的9个家族数据，一共有104个人，有36个人患有精神分裂。通过对他们组织样本的分析，他追踪到受体问题发生的准确位置，在染色体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叫做CHRAN7的基因，CHRAN7基因这是科学界界定出的第一个确定与精神分裂相关的基因（创造历史了）。
弗里德曼继续研究，当他发现了CHRAN7基因之后，这种基因的缺陷会导致精神分裂，那如果想治疗精神分裂，最好是能够在孩子出生之前就能修复好这种基因缺陷。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对这种基因进行修复呢？弗里德曼想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涉及手术，他发现了乙酰胆碱，一种没有毒性的良性营养素。
胆碱存在于人们日常所吃的食物当中包括蔬菜，肉类，蛋类和禽类。通过羊水，孕妇腹中的胎儿可以每天都从母亲那里获得胆碱。所以弗里德曼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对于那些怀着孩子的有精神分裂易感性的孕妇，在孕期要大量的服用胆碱。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的脑部发育疾病。
当然弗罗里曼团队也提出补充胆碱对孩子的后续影响，还要持续20到30年的观察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不过他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科学真的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们，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困境，改善生活（给科学家比心）。
接下来是伟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绘制一幅完整的人类DNA 图谱，人类有超过两万个基因，有了人的基因组信息，就可以把病人的基因组和对照组的基因组进行对比，寻找异常即可。
但是因为精神分裂的复杂性，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的基因位点多达108个，也就是说，研究者发现的位点越多，这些结果的意义就越有限，因为这些基因对病情都有一点微小的贡献。
这样的结果是让人失望的，科学家本来的预期是找到几个显著的基因位点，攻克这些难关即可。精神病遗传学家肯尼斯提出一个疑问：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经典的器质性生物学疾病吗？还是某种在家族中聚集出现的综合症谱系的极端表现？
科学家德利西也认为上百个基因位点不会带来突破性发现，她还是想研究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家族。最好的研究对象非加尔文一家莫属。
德利西他们通过对加尔文一家的研究，发现了加尔文家族的兄弟都携带着一个相同的基因突变。这个突变位于一个叫S H A N K 2的基因上，会影响大脑中一个重要过程。这个过程似乎与精神分裂有密切相关。在大脑中，SHANK2 基因所编码的蛋白扮演着脑细胞通讯助手的角色，能帮助突触传递信号并协助神经元迅速反应。（书里提到过很多次，大儿子唐纳德意识到自己经常感到被困住了，懊恼自己没有变成理想中的样子。另一些时候，他会感到自己似乎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像一个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不在乎的陌生人，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最终，这项研究表明，携带SHANK基因突变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会患自闭症，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患双向情感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症。而且SHANK基因不在性染色体上，而是位于第十一号染色体上，所以它并不是伴性遗传。2010年，精神病学家托马斯呼吁将精神分裂症重新定义为“一些列神经发育障碍”，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大脑的病，比身体其他器官的病复杂多了。不过人体的健康就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人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有可能病变，大脑当然也在劫难逃，谁能保证自己的脑子就一辈子不生病呢？）
关于加尔文一家的研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感觉这个大家庭的小女儿琳赛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成长的过程中遭遇过很多不幸的事情。她刚开始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家里那么多有精神疾病的哥哥，她感觉很痛苦，不愿接受，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后来她在寻求自我治愈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理解精神疾病，她意识到她的哥哥们也都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后来她没有放弃她的哥哥们，反而是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实在是太伟大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和精神分裂患者接触过的人就会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精神分裂患者的家属也会多多少少有心理方面的阴影。）。
最后她像是粘合剂，把支离破碎的家重新汇聚起来。在书里提到她生了一儿一女，她特别关心两个孩子的精神状态，特别儿子。儿子后来被诊断出有注意力缺陷障碍，青春期的时候经常会做些出格的事情。后来她安排儿子去参加了一个“广阔天空”的青少年治疗项目，她的儿子接受治疗之后，表现很好。她想到自己的哥哥们，会不会原本可以有某些早期的干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但当初她的哥哥们发病的时候，她的父母选择隐瞒，装作视而不见，不愿意接受现实，没有及早采取措施。虽然说精神疾病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宿命性，这一点无须否认，但是琳赛也更加理解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用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琳赛从家人身上看到，无论实际情况有多糟，大家都有很强的适应现实的能力。我们可能终身都生活在一个泡泡里，但仍然自得其乐。我们可能会拒绝承认生活中的其他可能，尽管这些可能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真实。大家都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我们都活下来，大家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没有错。人绝不仅仅是基因这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周围所有人的产物，那些我们必须一同成长的人，那些后来我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