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离世的第九天，我被母亲瞒在鼓里

　　我很久没见过外婆了。

　　上一次见面是在11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正值午后，热烈的阳光从走廊尽头的天窗中溜进来，给站在房门边的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芒。

　　那日的外婆与以往不同——没有习惯性地窝在床边的窗台下，而是破天荒地走出了房门，和其他老人在走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她送了我几米远，被我劝说止步。临近电梯口时，我心头有些异样，忍不住回头望去，发现她正朝着我离开的方向缓缓晃着手，眼角流露出的不舍，仿佛一辈子也看不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许多亲友说，外婆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年至八十才安然离世，话里话外透露着“劝人知足”的意味。可于我而言，这位用生命爱我的老人，我只来得及认识她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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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住在苏州石墙湾，有三个女儿。怀着母亲的时候，她已有33岁，待到我出生那一年，外婆已经60中旬。也许是“老来得外孙女”的缘故，外婆与我的亲密度超越了所有人。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新鲜事物，外婆总是第一个留给我，如果只有一份，大表哥、二表姐、两位姨妈，甚至是母亲，也都是吃不到的。为了回报外婆的厚爱，我一到周末就往石墙湾跑，一住就是两天，直到下周一上课才在母亲的强拉硬塞下离开外婆家，节假日更不例外。

　　由于母亲课业抓得紧，我的小学成绩常常排名前三，除了短板数学外，其余常常满分。有一次偶然，我的期末数学成绩破天荒出现了第一个“100分”，当晚放学我就催着父亲开摩托车把我载到石墙湾。当时正值除夕前夕，一小时的摩托夹杂着凛冽的寒风，吹得我耳朵生疼，却依然没有浇灭我第一时间想跟外婆分享喜悦的心。外婆的反应也没让我失望，只见她接过成绩单装模作样地仔细瞅了瞅，眯着眼睛不停点头：“咱们晓晓以后有大出息咯！”

　　我看着坐在藤椅上外婆的侧影，特别满足。尽管她连成绩单都拿倒了——因为外婆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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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执拗事还有不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王老师布置了一道当堂作业，要求每位小朋友写一封信给自己最亲的人，下课后帮我们统一寄出。

　　记得当时全班同学的写信对象都是清一色“亲爱的妈妈”，偶尔夹杂着几个“我的爸爸”，唯独我是寄给外婆的。为了不让我一个多小时的“心血”白白付出，王老师费了一番工夫打听到我外婆家的准确地址。信第二天就收到了，据母亲说，外婆高兴得不得了：“你奶奶（我从小不喊外婆‘外婆’，有个‘外’字总显得不够亲近）一开始还不信，怎么会有人写信给自己呢？后来邮递员报出你的名字后，她一路小跑着下楼，到处找邻居念给她听，反反复复念了三遍哩！”

　　我能想象当时外婆的样子，她听信的时候一定又搬出了她的宝贝藤椅，一边听一边笑，慈祥的眼睛都快眯成了一条线。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为了庆祝我小升初，外婆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两团紫粉色的毛线球，说要找人给我和二表姐一人织一条围巾。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毛线球，那时候的颜色多半大红大紫，好看的浅紫色很少见，渐变的紫粉色更是让我爱不释手。当母亲将成品递给我时，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周围同学羡慕我的场景，对外婆的喜爱又增添了几分。

　　不过，外婆虽然偏爱我，但对两个外孙女却从未有过实质偏心的行为。大表哥大我10岁，已经成年，二表姐大我4岁，与我年纪相仿，所以但凡有我的礼物，外婆从不会忘记二表姐的那份。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婆的“公平公正”原则外，还有两个小女孩的“争强好胜”——那时候，二表姐与我什么都要抢，小到饭桌上的一根筒子骨，大到过年红包。让我庆幸的是，二表姐从不抢着跟外婆睡觉。于是，和外婆睡觉的资格一直是我的独享福利。小时候我不懂，直到有一次外婆叹着气告诉我：“她是嫌弃我年纪大了，身上有‘老人气’了……”

　　我听后心里一阵酸涩，用力抱紧了外婆，暗暗决定下次和二表姐抢东西的时候要更用劲些。

　　我和外婆最亲密的时间停留在我13岁那年。升初中后，母亲忙于生意没有时间照料我，就给我安排了寄宿的学校。渐渐地，我分不出从前那样多的精力去石墙湾，而母亲也不再让我留宿在外婆家。“你奶奶年纪大了，每次你去，她总想给你买好吃的，我们还是不要给她添麻烦了吧。”母亲斟酌着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说辞，其实当时的我都明白——尽管外婆对子女一视同仁，但我们俩是最亲密的，母亲不让我留宿，是担心二表姐一家嫉妒外婆对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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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担心是对的。中学的时候，二表姐曾这样对我说：“外婆最喜欢她的小女儿，所以才格外疼爱你，因为你是她宝贝女儿的孩子。对你好，就是对你妈妈好。”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她为什么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母亲所担心的妒忌，也许只是一时口快，但于当时头脑简单的我而言，这句话却在我心里引起了不小的冲击——外婆对我好，仅仅是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还是纯粹喜欢我？这是我从未想过的问题。耳根子软的我思前想后，彻夜辗转反侧，却始终没有勇气去找外婆求证，只能退而求其次，趁着周末回家的机会，反复追问着母亲“我和奶奶谁更重要”，以此想要得到一些宽慰。但当时小小的我却不懂得，对于不能在身边赡养外婆的母亲而言，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

　　母亲的沉默与逃避让本就心神不定的我更加焦虑，渐渐地，我的胆小与不自信，让我开始怀疑外婆对我们感情的“忠诚度”。随着时间推移，这颗怀疑的种子生根发芽，夹杂着对外婆长久未见的思念，与从前美好回忆的对比下，逐渐演化成蛮不讲理的委屈与偏执。

　　我开始赌气。节假日的时候拒绝去石墙湾；面对外婆打来的电话，也总是推给母亲接听；母亲从外婆家带回来的礼物，也被我第二天转手送给了其他小伙伴。这种幼稚的报复行为并没有让我内心舒缓多少，相反，那段时间的我变得越来越暴躁，成绩也忽高忽低。我知道一切的源头在哪里，但我却依然害怕见到外婆。

　　因为当时的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外婆对我的喜欢会超过自己的亲身骨肉。

　　这种自我否定的矛盾情愫困扰了我整整3年，到了第4年的时候，我又开始频繁地往外婆那儿跑，并不是因为我想明白了这个问题，而是母亲告诉我：外婆生病了。

　　我永远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年暑假——没有想象中十年寒窗苦读后的轻松感，也没有计划中期待已久的长途旅行。记忆中的那两个月，外婆手背上的针孔密密麻麻，与她古铜色的皮肤深深浅浅，混在一起，鼻腔里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令人心慌。母亲说，外婆年纪大了，三高并发，这个夏天怕是不好捱。

　　我看到母亲说完后抿紧了下嘴唇，脸色也暗了几分，仿佛这样就能让这件可怕的事不会发生。年仅十八的我不太能理解什么是“三高并发症”，只是后知后觉地突然发现，外婆早就离开了石墙湾，住进了当地一所高级养老院——绿林公寓。而这个夏天，她一直在不同的医院里辗转，每一次我去看望外婆，她都躺在不同的病床上。

　　与我预想不同的是，住院的外婆倒是挺开心的。尤其在平望人民医院的时候，尽管一开始外婆甚至因为没有床位，还在走廊上凑活了几日，但她的脸上始终笑眯眯的，不喊痛也不抱怨，十分配合医生的治疗，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和二姨妈请的一位护工——林阿姨。

　　“小林特别好，她会给我削苹果，听我说话。”外婆的词汇量有限，但我知道，当用到“特别好”来形容的时候，她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坐在外婆床边，望着另一边忙着用开水烫杯子的林阿姨，心里突然有些释然——外婆今年已经80岁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牵着我一口气逛五六个小时集市的老太太了，她的手脚不再灵便，右眼已经浑浊不堪，走几步台阶就要扶着栏杆歇一歇，连那把曾经被她搬上搬下的藤椅，据母亲说也被闲置在石墙湾的阳台上，没有被带去养老院，因为外婆搬不动它了。

　　而那个让我耿耿于怀3年的愚蠢问题，在外婆的身体健康面前，更是完全没有意义。

　　“奶奶，等我大学军训结束，我就带你去徐州吃好吃的吧！”那年暑假，我被徐州的中矿大录取，提议带外婆出去玩，外婆如从前一样捧场，连连点头，一口答应，并没有计较我近几年对她无理取闹的冷淡。当我连续三天带着她最喜欢的西瓜去陪她时，她早就眉开眼笑地招呼我去身边坐，开心的模样仿佛我们从未发生过嫌隙。望着她笑眯眯地用勺子挖西瓜的小孩模样，我知道，她开心的不是西瓜，而是她最亲爱的外孙女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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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恍然明白，外婆对我的爱，从不比对母亲的少。

　　一个星期后，外婆的情况逐渐好转，母亲在医生的建议下把她接回了绿林公寓。去中矿大报到前，我带着一大袋好吃的去看望她，外婆很高兴，精神也不错，我和她再次确认好十一的出行计划后，离开了养老院。

　　那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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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你走后的第二周，她就不太好了。” 也许是出于隐瞒的歉疚，后来母亲回忆起这段日子，总是异常沉默。尽管她有为我好的苦衷，可在之后的半年里，每每想起自己被隐瞒的这九天，我的内心还是很难接受。

　　我是全家族中最后一个得知外婆去世的人。一直到外婆下葬结束，母亲才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告知我。可我却很难开口怪她。

　　我从小身体不好，精神压力太大的时候常常眩晕呕吐，体力和平衡感也比平常人差了很多。母亲心里愧疚，曾几次请长假带着我辗转各大医院，结果除了巨额的账单外一无所获。无计可施的母亲只能从小格外注意我的饮食起居和情绪起伏。尤其是我一人去外地上大学后，母亲头几天打来好几个电话询问我的情况，生怕我在学校发病，身边没人照看。当得知我在军训时几次险些晕倒后，她赶紧联系学校，帮我申请到在一旁休息的特批，并反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

　　那时候的我们每晚都会通话，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听上去总是很累很轻，仿佛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比天天暴晒的我还要疲惫。而第一次身处异乡这么久的我，在军训期间被弱化了所有敏锐的感知力，竟丝毫没有察觉母亲的异样。也许是粗心，也许是出于“母亲总能解决”的侥幸。

　　就这样，我们一个为了对方身体有意瞒着，一个因为身心疲惫有意逃避，从外婆突然病重到过世，母亲只字未提，而我也从未将她的异样同外婆的病情联系到一起。

　　一直到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上午，母亲瞒不住了。因为那是我和外婆约定好的日子——早上十点，我们说好在徐州东站的出站口碰面，然后我带着她去西边的云龙湖逛一逛，吃过中饭再牵着她在学校走走，晚上还安排了外婆最喜欢的夜市。我望了眼此刻一团忙乱的寝室，拿起手机，踮着脚尖溜到阳台，满心欢喜地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喂？你们到哪里啦？这里特别热，短袖衣服都带……”

　　“晓晓，奶奶没了。”母亲打断了我的喋喋不休，我屏住呼吸，感觉整个脑袋里回荡着自己的心跳声。

　　——什么叫没了？一个人没了是什么意思？

　　我张开嘴，试图发声说点什么打破这个令人窒息的沉默，却发现胸腔内好像突然被抽离了所有的氧气，整个人轻飘飘的，喉咙却干涩得宛如沙漠中的濒死者。门后是室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欢声笑语，我背靠在寝室阳台，听到话筒里持续传来的母亲的声音，用尽全身力气握住了耳边不停颤抖的手机，生怕漏了任何一个关键信息。

　　“已经走了9天了。”电话那头的母亲说话声很轻，似乎不想让我知道得太多，“后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国庆你就留在徐州吧，暂时别回来了。”

　　我知道，母亲是担心我回来触景生情，引发病情。小时候，每逢清明与“七月半”，我都发病得厉害，随着年纪增长才渐渐好转了些。老人家迷信，说我“命质量不够重”。母亲本不信，但无奈去各地医院检查治疗都找不出一丝病情原因，只得半信半疑地让我避一避这些节气。说来也奇怪，也许是我体质一年比一年好，发病频率也确实降了下来。从此，母亲更加注意这方面了。

　　但现在想来，母亲这样做的原因，更多是我“自作自受”的后果——“更爱外婆还是我”，这个世纪难题曾困扰母亲整整3年，她深知，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纠缠背后，是我对外婆无法割舍的深厚情感。出于生意繁忙对我童年缺席的愧疚，当母亲得知外婆去世消息的那一刻，她决定瞒住这个消息，为了我，也为了外婆。

　　可此刻的我不信这些牛鬼蛇神，也没在意母亲这样做的深刻用意，即使已经见不到外婆的最后一面，我也想赶回去再看一眼。我不死心地打开12306，却绝望地发现，国庆7天徐州回苏州的高铁全部售罄。

　　连无座的抢票成功率，也只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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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终还是没有回去，在一位徐州本地室友的家里住了几天。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挨过那段日子的，只记得那几天的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阴沉着脸，见到室友爸妈要笑，见到邻居要笑，要有礼貌，要懂事，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事情给别人添麻烦。那几天，我的笑容加起来比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还要多。

　　因为外婆说过，哭丧脸的孩子不讨喜，她不喜欢。

　　一直到4个月后的第二年年初，第一学期课程结束，我拖着行李箱第一次回到苏州。时隔半年，脚下的土地和临走时的一样平整，好好的一个人却突然化成了一抔黄土，被雕刻在墓碑上，从此只能活在我的回忆中。

　　说不怪母亲是假的，但每每看见她眼神闪躲着低头做事的模样，我的内心总是一阵压抑，只能匆匆转身关上房门，不想面对所有与外婆有关的人与事。

　　寒假期间，我本是有机会去看看外婆的。也许是内心抗拒外婆已经离世的现实，那一个月里，直到开学，我连她的老房子都没敢踏进。在苏州，过年摆供桌是每年除夕夜必做的事，以此祭奠已经不在人世的祖祖辈辈。那天夜里，我端起酒瓶，挨个从右到左逆时针方向敬了两回酒，烧了两大袋金元宝后，趁着大家聊天的间隙，偷偷回到房间，抱着外婆的围巾哭了很久。

　　我不敢在人前流露出一丁点的悲伤，时隔半年，所有人都已经完整地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悲痛情绪，错过这个宣泄点的我如果再在人前发作，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等我再次见到外婆，已经是第二年的清明了。

　　由于人流限制，清明扫墓需要提前预约，母亲说，这是外婆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所有人都会到。外婆去世时，所有亲戚都在，哪怕是异地上班的二表姐也连夜匆匆赶了回去，唯独她最疼爱的小外孙女留在了学校。

　　也许是母亲的提前安排，那个阴天的上午，没人为缺席的事谴责我，似乎已经没人记得半年前这件令人悲伤的事的细枝末节，甚至连整个墓园的气氛都轻松和谐。

　　可我做不到。望着墓碑上外婆的照片，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亲人离世的悲痛感受——今后她都将只能活在我的回忆中，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碑上的外婆笑容安详，眉眼略弯，仿佛与去年夏天走廊上的她一模一样。我伸出手，想为她拂去脸上的灰，当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石面时，悲痛如海啸般瞬间将我从记忆的碎片中拉回现实——外婆已经不在了。

　　我后退了几步，后背撞上了母亲，她用手死死托着我的腰下，支撑着我全身的重量。我向四周望了望低头沉默的亲戚们，深呼吸，咬紧了牙关，没让眼泪落下。我怕外婆见到会难过。

　　扫墓结束后，有人提议在附近饭店吃顿饭再回。大家围坐在大圆桌前，许多因为工作原因过年都聚不到一起的人，这次都出现在了饭桌上。这本是一场祭奠亲人的悼念会，或许是因为半年前大家都已经经历过悲痛，席上所有的人都在把酒言欢，生意、股市、孩子成绩，各种话题接踵而来，唯独没有人再提起外婆，仿佛这次的聚会本就与她无关。

　　我有些替外婆抱不平，转念一想，葬礼都缺席的我才是最没有资格指责什么的人。我转头看向包厢角落的几个元宝袋，这些原本是打算烧给外婆的，可惜墓园改建，集中焚烧的锅炉今天不能使用，母亲只能都带了回来，准备过几天在家摆供桌的时候再给外婆。盯着这几袋和人半边高的元宝，我发现它们边角处露出的轻微金边是外婆独有的技术——这一定是母亲折的吧。

　　我回过头看向左边的母亲，她今天和我一样沉默——人声鼎沸的包厢中，她眼睑微耷，面色平静，看不出什么波澜。只是面前的黄酒瓶，不知何时空了大半。

　　印象中，母亲是只喝红酒的。家里的黄酒，一直是外婆的私藏品。

　　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前所未有的酸涩，伴随着耳边的欢声笑语，仿佛积压了大半年的难受、恐惧、担心、责怪，都在那一瞬间全部宣泄了出来。我哭得很大声，吓坏了桌上所有人，无论大家怎么劝都停不下来。

　　——“妈妈，奶奶和我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啊？”

　　——“妈妈不会游泳，但你们可以踩着妈妈的肩膀上去。”

　　我失去的是最疼爱我的外婆，而母亲，失去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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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后，我再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有些感激，也有些释然。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青春期的无知而和外婆冷战到最后一刻。

　　“外婆最爱我，还是母亲？”这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她们都是最爱我的人，就像那条围巾，外婆提供了好看的颜色，让母亲用爱编织成品。

　　从前在母亲眼里，外婆和我是一体的，我们一个是明天的太阳，一个是回忆的月光，谁也离不开谁。而如今在我心中，我只想多陪陪母亲，连同那份对外婆来不及说的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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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局过后，母亲带着我回石墙湾收拾外婆的屋子，准备将这间空置了大半年的房子出租出去。我望着四周空荡荡的房间，这里似乎已经找不出外婆生活过的痕迹，空气中却又残留着她的气味。母亲没多久就整理完最后的东西，站在大门口分类垃圾，我走上前帮忙，眼角忽然瞥见阳台角落里的那把破旧的藤椅，它倔强的身影在这空旷的几平米内显得格格不入，仿佛是这间老房子最后的守护者。

　　“我想带上这把椅子。”母亲闻言抬头，没有阻止，鼻尖有些湿润，不知是不是天热的缘故，再上车的时候眼角有些泛红。

　　回家后，我把椅子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重新打磨光滑，但没有再上色，依然保留住了它最原本的样子，也摆在阳台靠窗的位置下。晚饭过后，母亲端着一碗绍兴黄酒半倚在藤椅上，她眯着眼，耳边循环播放着悠扬婉转的越剧，似乎在回忆着什么。我站在一旁和她一起听，半晌的安静过后，她突然道了一声，“真好啊。”

　　我转头看向她，母亲如往常一般躲避了，没过一会，她又说：“你能回来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