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物语中的家庭崩坏

　　东京物语讲述了周吉和富子到东京探望子女，两位老人在东京各个子女的家中辗转，最后回到家中，富子去世，留下周吉一人渡过余生。

　　《东京物语》已经是小津安二郎末期的电影之一，可以算是小津式电影的成熟期集中表达了小津自身的想法。通过《东京物语》我们也能从中窥探到战后日本社会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变化，

　　小津安二郎评价这部作品“我想尝试通过表现父母与孩子的成长，来描绘日本家族制度是如何崩坏的。我的电影中，这是最接近通俗剧的一部作品。”

　　相对而言，这部作品的情节结构比较完善，留白和余味使用的比较明显，作者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克制倾向，没有直接在电影中指出的家族制度和人情冷暖的变化。情节上并无太大起伏和激烈的冲突，在日常和平淡叙事中到达最后。

　　现代进程中“扭曲的”传统文化

　　战前依旧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制度，战前日本实行的《明治民法》，依旧提倡着男尊女卑、家长制，维护和肯定传统日本文化中家庭的内容。但由于工业化和西方文明的推行，工业文化也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冲击。在小津战前电影《我们要爱母亲》就已经体现出其对大家族没落的关注了。

　　战后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工业文化和西方文化依旧对传统家长制和大家庭可以说是摧毁性的，天皇不再是现人神、民主社会，动摇了日本民众的思想观念。表现在《东京物语》中新一代子女对家长的态度是不顺从的，以及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中出现了英语；三女对其丈夫也显得更具主导权，例如“抢”其丈夫的纳豆吃，指挥其丈夫带她父母出门；还有在他们的职业中也能看出，三子女的职业是诊所大夫、个体美容院经营者、教师和公司小职员，也都反映着现代社会个体化的趋势。

　　结合《麦秋》和《晚春》以及小津自身成长在单亲家庭中的经历来看，大家庭转向小家庭个体，空巢老人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从日本2020年度“国势调查”结果中看，可以发现日本选择单身的民众呈增加态势，家庭数量虽然较2015年增加了4.2%，但是平均单个家庭的成员人数从2015年的2.38人下降至2.27人。这体现出少子化和离异率的趋势明显，老龄化社会或许这就是小津所担忧的东西。

　　人物背景上，周吉理论上作为家长，成长在战前的社会中，在传统中应该是一个具有地位的人物，占据家中的主导权。但在电影中我们会发现其随和，且不能掌握局面的状况，并不像是一位能够掌控子女权利的人，与老友的相处中也能发现更多是像是寻求陪伴。

　　但是家庭意识可以发现其中的趋势，传统的孝碍于面子仍会存在，这将会浮于表面和形式化，反而会影响人情。大儿子和三女儿觉得对两位老人不妥，凑钱将两位老人送到热海酒店。似乎这也是他们孝心的表现，但由于对当地的不熟悉，旅馆的环境并不适合老人，甚至间接促成了富子的去世，事实上依旧是没有用心去对待老人的。即使是传统表现的纪子，也是请假后才掏出空闲来陪伴老人。至少这反映出传统家庭崩坏中种种行为都无所用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