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趣好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在石闾山祭祀地神并接见群臣时说：“朕自即位以来，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朕后悔莫及。从今以后，凡是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力的事，一律废止！”田千秋说：“很多方士都在谈论神仙之事，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我请求皇上将他们一律罢斥遣散。”汉武帝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将等候神仙降临的方士们全部遣散。（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十四》）

　　在汉武帝当着群臣的面所做的自我检讨里，提到的“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之事，当然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很多很多。这些事，都包括哪些？至少应该包括穷兵黩武，向四夷频繁用兵，在耗尽了国家财政的同时，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悲剧；还包括他经常巡幸，屡次到泰山封禅，以及对于寻求不死之药的无限迷恋;等等。而从此之后，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并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任命他为丞相，以表示他要使百姓休息，希望能增加财富，养育百姓。他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精通轮耕保持地力的代田之法，在土地耕耘技术和农具制造方面都有改良。赵过传授这些技巧给老百姓，使老百姓用力少而收获多。

　　有感于汉武帝晚年这些的思维与具体做法上的变化，司马光感叹道：天下信（果真、果然）未尝（未必）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等）教民耕耘，民亦被（享受）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迥然不同），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之量（气度）以兴（复兴）商、周之治（太平盛世），其（难道）无三代（夏、商、周）之臣乎！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可不仅是《资治通鉴》的主编，他还是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地位相当于首相）的著名政治家。所以，他编《资治通鉴》的目的可绝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加重要的目的则是以史为鉴，为后代帝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因此，对于汉武帝这位建树甚多、在中国历史上居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他看来，功绩固然多多，但可反思与批判的东西也不少。尤其是他个人的某些“趣好”，因为对于国家、对于百姓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让他痛心疾首，所以，他有意不强调，以使后来者引以为戒。

　　在这里，司马光“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不正是因为汉武帝早年特喜欢对四夷用兵，所以，他的身边才集聚了如李广、卫青、霍去病这些军事人才？不正是他因为十分迷信，对于神仙、蓬莱、不死之药无限向往，所以，李少君、齐少翁等方士方才趋之若鹜，紧紧围绕在他身边，并把他骗得团团转？而当晚年汉武帝忽然梦醒，意识到从前很多做法的荒唐与可笑，作出了改变，开始重视民生，那么，如田千秋、赵过等治国之才，则出现在他身边。所有这些，是不是足以证明做国君的“趣好”，对于“士人”的巨大影响力？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作为一国之君，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国君的“趣好”绝不仅仅是国君个人的事儿，因此，必须慎之又慎。而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假如汉武帝不是在他去世前两年，方才大梦醒来，而是更早一些就能意识到对于一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來说，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么，汉武帝可能是一个更伟大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