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的读后感大全
《大转折》是一本由[英] 马克·莱文森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2.00元，页数：3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转折》读后感(一)：为什么美国无法“再次伟大”？
“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口号。这句广为流传的宣传语并非特朗普的原创，早在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就喊出了这个口号。
不过特朗普和里根都没有具体说明“美国的伟大”，到底是指怎样的伟大。人们一般倾向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当时的美国重塑了世界秩序，掌控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主导权，社会欣欣向荣，各阶层都生活得很滋润。
在英国经济史家马克•莱文森眼里，美国“再次伟大”是不可能的，当年的里根没有能做到，特朗普也不可能做到。当然了，由于连任失败，特朗普也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美国不可能“再次伟大”呢？马克•莱文森在他的重磅新作《大转折》中给出了详细思路。
《大转折》于2016年被《华盛顿邮报》评选为年度最佳经济学书籍，同时还列入《战略与商业》年度图书。
马克•莱文森立足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事件，全景式复盘二战后世界经济起落的50年。对战后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及其未能持续和再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度解析。尤其是对滞胀时期西方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分析具有颠覆性。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局势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从1950年到197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
经济爆炸式的增长，民众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工作机会很多，失业率极低。收入不断增长，而物价上涨幅度相对有限。一些国家还因此建立了高福利社会，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甚至在1959年时，英国首相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口号都是“你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英美社会将这二十多年的时间称之为“黄金年代”。
然而1973年，黄金年代结束了。
1973年10月16日，为了对抗美国的霸权，海湾地区几个产油国决定将原油价格提升17%，接下来几天，海湾国家又决定减产，同时停止对美国供应石油。震惊世界的石油危机爆发了。
建立在低油价基础之上的西方工业体系遭遇了严重威胁，此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滞涨期。滞涨的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却不断升高。黄金年代从此不复存在。
马克•莱文森在《大转折》中指出，石油危机并非终结黄金年代的罪魁祸首，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石油的价格没多久就跌下来了。美国国内出现的石油短缺现象，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曾经的繁荣却再也没能恢复。
马克•莱文森对美国、西欧、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各国国情不同，经济政策也有差别。但各国的经济目标几乎一致，就是稳增长、保就业、控制通胀。
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各国的经济目标基本上都完成得很好，以至于大家产生了一个错觉，将经济繁荣的原因归结于政策。
可是1973年以后，各国的经济目标没有变化，但所有的政策和工具都没能取得效果。许多经济学理论，比如货币供应派、供给学派等等，在各国实施之后，都没有能取得预期效果。可能有的国家经济偶尔得到了增长，但就业率和通胀目标都没能达成。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无济于事。
马克•莱文森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繁荣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常态，反而是例外。动荡和混乱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所以人类并不能凭借自身力量恢复经济的繁荣。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马克•莱文森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在《大转折》中对各国做法的解析也非常精彩，印证并且支撑了这个观点。看到这个观点的人大概会产生一丝悲观心态吧。
不过细想一下，我们会发现，1973年危机之后，各国实施的改革，基本上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集中在货币供应、减税、是否扩大或者缩小国有企业规模等方面。各国的改革几乎完全不涉及其它领域。
从马克•莱文森的解析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各国的改革其实不够深入。马克•莱文森指出，各国的生产率早在1973年之前就开始下降，尤其是美国，在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生产率提升最慢，危机迟早都会发生，石油只不过给了最后一击。
生产效率提升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了，货币、税收等等都仅仅是表象。要想恢复经济繁荣，需要更深入的改革，许多改革甚至是革命性的。如果做不到深度改革，想“再次伟大”必然只是一句口号。
《大转折》读后感(二)：大转折
《大转折》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下沉年代》的铺垫与补充，让读者了解西方国家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采取各种手段拯救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现如今无法破解的经济问题的根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欧美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以美国为例，1961至1969年甚至被称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十年”。彼时，经济高速发展，工业生产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人都有较大提升。工业、农业，经营管理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资本输出量也居世界首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看到相似的情况了。”可就是这样一种飞速发展的势头，为什么在1973年戛然而止？最直接的原因是海湾地区石油大国哄抬油价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但是石油危机却并不是生产率困境的祸首，它只是在已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生产率水平上压下来的一根稻草。高油价威胁到了以低油价为前提而建设的整套工业基础设施，所以全世界经济都将面临困顿，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付出了代价高昂的调整。
美国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间，多重要素生产率增长了34％，而在1973年至1986年的13年间，该指标仅仅增长了7％。没有效率的提高，企业收益几乎不增，导致工资降低和经济不景气；英国工党政府在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国际收支恶化等经济危机下依然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试图通过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来推动经济复苏，反而造成长期经济滞涨。
当国会在1974年夏天取消了实行了40年的禁止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时，威廉·爱德华·西蒙宣布于1975年初销售200万盎司黄金，这一行动曾被看作是美国使黄金非货币化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在密特朗上台之初，大搞企业国有化政策而导致资本外逃，在外汇管制失效下又突然全面放开，推动全欧金融资本开放。而这一推动欧洲固定货币汇率体制形成了之后的欧元体制——隐患正是今天欧元区危机的根源；撒切尔夫人首先采取的行动是推行货币主义政策来抑制通膨，其次大规模实行国有企业私营化，同时限制工会权力，使工会人势力削弱，罢工次数减少，社会得到了一定的稳定；她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开放市场和降低税率，使英国的市场充满活力。不过激进的改革虽然激活了经济，但也导致了失业率增加，英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等问题；日本在政府的推动下指导制造业向境外出售成品，同时在国内实施进口保护，但是到了90年代初，工厂生产能力过剩，零售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也开始了长达20年的滞胀时期，甚至比西欧和北美所经历的更为严重；保罗·沃尔克，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高达13%时，卡特总统任命他当联邦储备系统的首脑。在他的领导下，联邦储备系统放慢货币供应的迅速增长，允许利率提高。这些政策导致自大萧条以后美国1982-1983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通货膨胀却得到牢固的控制，从此一直低速徘徊.…..
政客们虽然在用各种措施来帮助世界经济恢复繁荣，但很显然政策性工具，譬如调整短期利率、增减政府支出、提供补贴或减少税收等等手段往往只能起到短期效果，甚至会对今后的经济走向埋下隐患。
无论是撒切尔和里根所支持主张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还是密特朗所采取国家主义改革，都被历史证明无法改造现实。抑或是在日本和韩国，大规模的国家指导投资带来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这也只在短期内有效。经济体最终偏离了高速增长的轨道。
《下沉年代》里统计显示，“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单马洪宁河谷就失去了五万个工作岗位......希尔斯伯勒县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ニ。住宅市场已彻底溺毙，商业地产也开始沉入水底。电视上出现了四口之家睡在汽车上的故事。广播中的贵金属广告警告称，在新的华盛顿华尔街经济中，股票市场将会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将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
1991年，卡特政府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爱丽丝·里夫林在接受采访时说：“几乎不可能确知，如果过去采取哪一种经济措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批评过去很容易，但即便是后见之明，也很难说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导致黄金时代终结的那股力量，谁也无法与之抗衡，一时的欢愉紧接着一时的恐慌。
至于今后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何去何从，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在全球大环境较为恶劣的后疫情时代读这本书颇有些意味深长。应该说未来的福祉更多依赖于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锈带”的被抛弃、“硅谷”的欣欣向荣显然说明了这点。在鼓励创新方面，政府不仅仅是普通的旁观者，教育和移民的良好政策让更多的科技人才投入到拓展知识边界的工作中。“但是，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生产率产生影响，是政府无法控制的”。看到这句话，又令人迷茫起来。
《大转折》读后感(三)：1973何以成为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的转折点？
某一个特定年份真的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却实实在在发生了，1973年的经济危机不仅波及多国，甚至成为当今世界秩序的起源。
这当然不是什么偶然和巧合，经济史家马克·莱文森在这本《大转折》中以1973年为立足点，一步步拆解、复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里，世界经济是如何从经济高速增长、空前繁荣的奇迹当中，跌落至经济大幅下降、深陷滞胀时期、贫富差距扩大等极端动荡的深渊的。
如果说现在的限行限号和“无车日”的理念是出于环保，那么五十年前的这些举措则的实施是来自于一个现实且严峻的全球化难题——石油危机。
因为石油危机，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挪威，以及那些离不开汽车的联邦德国人，都不得不开始了他们的“无车星期天”；因为石油危机，美国国会争论着汽油是否要定量供给，美国梦徘徊于破碎的边缘；因为石油危机，加拿大均衡的市场被打破，日本陷入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之中……
这似乎已经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石油危机只是这场战后经济大转折中的一个表象和“前菜”，更多的危机和动乱正接踵而至。
战后50年被突兀地割裂成天差地别的两个阶段，一个繁荣得让人忘乎所以，一个绝望得令人如坠深渊。正如莱文森所言，“好时光突然就一去不复返了。经济再也无法达到1973年的黄金水平。多变和动荡成为常态，稳定反而成了例外”。
在二战后“光辉的三十年”、“黄金年代”、“经济奇迹”那些令人惊叹的进步之后，全世界迎来了一场巨变，繁荣与狂欢的背后隐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很多国家开始推行福利国家的建设，即便是各国的保守党也都没有阻挠福利国家的建设，向福利社会的转型受到热烈的支持。然而，福利国家的诞生也终是无法在一片支离破碎中力挽狂澜。
对于经济的持续衰退，各国也相继展开不同的应对举措。
1956年-1958年间，联邦德国政客卡尔·席勒提出了很符合社会民主党理念且颇具吸引力的“魔法四方”——要求政府在保障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维持物价的稳定，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国家贸易与投资的平衡。
席勒的魔法四方甚至被正式写入了法律，“将促进增长、消除失业、避免通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确定为政府的法定义务”，然而就业率和商业投资方面依然未见起色，种种努力不过被证明徒劳无功，“经济魔法师”席勒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魔法四方不过是技术统治者的幻想”，不可预知的因素还有太多太多。
无独有偶，这种所谓政府计划可以促进繁荣、提高生活水平的观点也发生在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然而最终不过被证明是一场现实而残忍的骗局。
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伯恩斯提出了与卡尔·席勒类似的观点，即政府需要对“公众心理”进行管理，对抗通货膨胀需要总统、内阁和独立的央行联合起来，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政府应当出面引导数以百万计的私人决策者的行为，这也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想法不谋而合。
但正如莱文森所言：“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位经济思想家酿成了一场经济灾难。”
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抑止，甚至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美国本土范围，世界经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平静就此打破，汇率也逐渐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世界金融市场陷入无力的漩涡之中。
但其实，无论媒体还是民众一开始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直到一本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新书中对“人类的处境”的分析，才带来人们的危机意识，它仿佛在预示着什么一般，“一场大崩溃将随之而至”。
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焦虑与日俱增，人们开始注意环保，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地对未来的预期非常悲观。
随着环保运动的不断壮大，繁荣却成了站在环保对立面的敌人，甚至成为整个人类的敌人——经济增长的繁荣会以环境破坏为代价，而环境破坏会让整个人类面对不可逆转的危机。
于是，环保主义与经济建设之间形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抗衡，企业投资也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安装污染控制设备，“随着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走向终结，这将成为增长所要背负的另一项负担”。
与这些危机相比，更令人焦虑不安、触目惊心的就是经济的大滞胀时期。股票价格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下跌，但这并没有引起经济观察家们的重视，因为此时此刻，全球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归根结底，各国不过是依然没有从战后重建中抽出身来，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工厂加班加点搞生产，家庭消费支出空前高涨，但金融市场却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危机，高通胀和经济停滞的现象同时出现，世界经济开始进入“滞胀”时期，石油危机在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拉高了物价，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的高速扩张也远远超出了监管者的能力范围之内。
莱文森对于这一即将到来的严重后果形容得更为直接：“被贪婪和石油美元刺激得胆大妄为的银行业将会带垮整个世界金融体系。”
随着放松管制运动的兴起，跟不上时代的企业和陈旧的岗位被淘汰，新机会大量涌现，整体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势，经济增长得到提振，但也不乏银行业愈加不稳定的负面影响，稳定性与安全性被大大削弱。
除此之外，莱文森还针对各国对于夕阳产业的扶持、房产储蓄状况、工会力量、技术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进行逐一分析，以及撒切尔、李根、华盛顿等人所推行政策的效果及影响，并展望了新世界的曙光。
历史常常给人沉重一击再带给人们深刻的领悟，经济形势虽然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也并非全然无迹可寻，而这样的警世与随之而来的反思，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
《大转折》读后感(四)：从黄金到信心
相比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这个词，滞胀（stay-flation）或许更值得恐惧。当然，相比于大萧条，滞胀似乎也更多了一些宿命般的意味。1929-1933年大萧条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后频频发作中危机的翘楚，但是1973年以来的滞胀却是打破了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的一切美梦，正如本书题目所言，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转折”。二战结束后持续20年之久并且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结束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美梦彻底醒来。更重要的是，这次大转折事实上揭示了各国政策工具箱的匮乏，揭示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的经济政策的无力。可以说，“大转折”宣告了人类精英对于自己创造的名为“经济”怪物的无能为力，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这个怪物，我们无法驾驭这个怪物，弗兰肯斯坦的隐喻竟然成了真。
1961-1990年OECD成员国经济增速与通货膨胀率变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作本文作者绘图），图中黄色虚线框即为”大转折“。
《大转折》一书精妙地刻画了围绕着1973年前后所发生的经济、政治事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转折也绝非一夜完成，一切的故事其实早已有迹可循。书中引用的基思·约瑟夫爵士的原话“我们无法知道如何才能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换言之，我们并不知道经济增长的引擎何在。这正是本书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一点：大转折前的成功没有给我们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大转折后的努力也没有给我们再度避免滞胀的妙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普遍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通道。这其中既有日本官厅经济学大放异彩，也不乏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对无数获得民族独立国家的指引。一片欣欣向荣中，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社会福利水平稳步提升。这使得急转直下之前，地球上大部分人都认为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巨大的落差之下，随之而来的转折是痛苦的、是持续的。最开始的时候，人们以为这是高油价导致的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束手无策；随后，人们以为这是短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长期滥用的恶果，选择了向右转，回到了新古典的怀抱；最终人们发现，这一切是徒劳的。保罗·萨缪尔森的话用在《大转折》一书的终了再恰当不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看到相似的情况了”。
经济学家是自负的、政治家亦然。1929到1933年大萧条的成功退却，让我们错误的以为一定存在力挽狂澜的经济政策，例如“大萧条”后的凯恩斯学派，又如“滞胀”后的新古典复兴。实际上，冷静下来仔细回顾，政策不过是对现有经济的修修补补，并不能解决问题。《大转折》中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优异表现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战争带来的破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拯救诸国于大萧条危机的并不全是“以工代赈”，还有战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战后的日本，助力日本经济起步的不是“道奇计划”，而是美国对朝鲜的战争带来的大量军需订单。战争带来惊人的破坏力，毁灭了既有的一切经济建设成就，以毁灭为代价催生了战后的繁荣。经济增长的条件无外乎技术进步、要素禀赋增长。战争破坏了一切要素，战后每增加一个人一分钱，都是禀赋的增加，边际效用都是巨大的，由此创造了战后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不可持续，因为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用尽了所有的禀赋，增长也就达到顶峰了。没有了技术进步，未来只能下降。在1973年大转折前，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是长期停滞不前的劳动生产率、是无法更新的生产设备，还有对黑金“石油”依赖的越加严重。种种因素之下，经济增长的放缓乃至停滞只是时间的问题。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也承担相当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地位一落千丈，曾经的天然货币如今让位于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货币既是一国的主权货币也是全球主要的交易媒介，随之而来的是风险的高度传播性。大萧条时尚不具备的“离岸货币”就此诞生。正如本书所说，欧洲、日本以及主要产油国手握大量美元，如何花？这些游离于各国监管之外的美元却又和美国国内经济息息相关，金融的易感性、货币的依赖性，最终使得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几乎成真。一场不同于大萧条的世界范围内的衰退终是到来了，一场不同于传统萧条的违背菲利普斯曲线、奥肯定律的萧条终是来了。无论早晚，所有人一起走入了这滞胀的时代。
难道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吗？或许不是，本书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个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知道的无用的正确答案：技术进步。人类历史上两次重要的技术进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福泽了经济、提升了总体福利。但是当时间走到1973年大转折当口的时候，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如此的技术进步了。科技革命或者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其实是有限或者说有偏的。《大转折》一书中也提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实际上牺牲了传统工人的利益，机器取代人，但是并没有释放更多的工作岗位。没有了技术进步，资源用尽的情况下，全面的增长是无法实现的。此时此刻，如何分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而此时，各国再次陷入了困境。市场是无法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分配的，这是政府的工作。但是随着左翼最后阵营法国的退却，实际上昭示了转折之下政府也无能为力。蛋糕无法做大，蛋糕无法分好，狂欢之后所有人都被迫留在了狼藉的现场。本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个观点，即小的社团、行业集团对政府的影响往往是不利于全局的，并以煤矿工人团体、纺织业团体为例进行了举例。这些小团体往往更加短视，只关注当下的利益，影响政府做出的决策大部分无益于国家长远发展。其实这样的小团体行为无可指摘，毕竟在无法提高生产技术外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情况下，一个行业的发展势必要以另一个甚至是另多个行业的损失为代价。对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行业如此，对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无权指责个人的短视，未来太长，个人只能看到此刻的蛋糕。因此，大转折后，我们固然看到了全球化的发展，观察到了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契机的九十年代的“新经济”，但是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回到战后的黄金年代。相反，贸易领域摩擦不断、全球化困难重重；各国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阶级固化严重。
“大转折”之后也并非总是束手无策。经济政策虽然无法提升经济的生产潜力，但是可以改变人们的预期，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无论是被美国人选为最伟大总统的里根还是政坛铁娘子撒切尔，他们所实施的新古典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则有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所带来的政坛影响。因为他们都告诉了束手无策的人们，我们还有希望扭转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败局。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如果当下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走入下一场衰退，我们需要的或许也只是更多一点的信心，静待下一次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