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凤池：癌病房

　　父亲住院的时候，同病室的病人都是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我父亲也不例外。他们日子只是或早或晚结束。就象风中跳动的残存的烛光，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吹灭了。和我父亲对床的是个八十岁的肝癌晚期患者，他的日子还有一段疼痛过程，因为还没有发展到浮肿和咳血的程度，他的精神状态显得还很轻松。他原来是煤矿发电厂退休的老工人，四十年代参加的工作。和父亲临床的是一位胃癌患者，他刚六十出头，在煤矿井下当了十几年的区长，退休没几年，没过上几年舒心日子，就不能进食了 。

　　我父亲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煤矿的，父亲是三十年代的高小毕业，按理说在煤矿算是有文化的矿工。四二年父亲在抚顺老虎头煤矿下了一年井，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走着到了开滦，在开滦一干就是四十多年。一九八三年父亲退休后，就在家收拾自己的小菜园，直到有病才放下了手里的农业工具。 有一天父亲能坐起来了，而且精神状态也特别好，他和病友也能说话了。其实，这不是好现象，事后我听上了岁数的人说，那是回光反照。

　　父亲是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夜里十一点，吐出体内最后一口黑血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父亲终于闭上了劳累一生艰辛而痛苦的目光，携带我们的泪水和呼唤，轻轻松松地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一月二十四日的晚上，父亲拔掉输液针后，要求坐一会，我用枕头倚在父亲的背后，对床的输液针又鼓了，我叫来护士，重新扎了一个地方。就这一针引起了很多话题。

　　那位在井下当了多年区长的胃癌患者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区长，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就是没挣到钱。现在的区长，每月都得开一万多块，矿上的领导一年就是几十万。我就是想不明白，一个国有煤矿，几个矿领导班子成员怎么就成了承包集团，他们没入一分钱的股，却承包了国家的煤矿。他们开的高级轿车，每月由矿上出养路费和油费，每月就是三千多块。区长、书记也都有自己的汽车，矿里的职工俱乐部广场停着的各式各样的轿车都是矿上的头头的。工人甭说汽车，每天在井下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也开不了两千块。井下工人的夜班费长到了十块，下井费长到了二十块，班中餐也长了七块，可是这些费用他们给混在了一起，叫人分不出是什么钱。看表面是给工人长了工资，其实工人的收入一分也没多。工人们在下井的罐笼里写着骂矿长的话，矿长看了愤怒地说，骂吧，就是不给你们钱。”

　　肝癌患者说：“过去矿上评劳模，评的是井下干活好的工人，现在矿长、区长都成了劳模。”胃癌患者接着说：“他们看中的不是那个荣誉，他们看中的是那里的奖金。 ” 胃癌区长说：“矿上每年都死人，分析事故原因，结果把责任都推到了死者身上。班长被免职，扣发一年奖金，区长、书记调离单位，用不了一年半载又恢复了原职。 可主抓安全的矿长什么事也没有，年底照样几十万的承包奖。 ”

　　肝癌患者说：“我听说集团公司的领导每天的收入就是五六千块，矿上的领导每天也有千八百，区科长每天也是上百块。年底计算职工的平均收入时职工的收入都在万元以上。他们把自己的收入分在了工人的头上。” 胃癌患者说：“矿上有个全国劳模到北京开会，临走时领导嘱咐，首长问了别瞎说。结果，开会期间首长问到工人每月的收入，他红着脸说了假话。回到矿上后，工人们质问他，骂他，他说，我没办法，领导嘱咐叫我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

　　其实，他们说这些有啥用，都是快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了，还想这些烦恼的事情有啥用，不如干干净净轻轻松松地撒手而去，到另一个世界享受干净舒适的神仙的日子。 第四天，我父亲就提前走了，过了一个月，我在街上看到肝癌患者的家属左臂上佩戴着孝。胃癌患者做了胃切除手术后的三个月也离开人世。

　　三个病友都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也许还在彻夜地畅谈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和发生在煤矿那些比煤还黑的龌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