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者、毒贩、绑架犯和戒毒老师 | 正午
年轻时，因为一次见义勇为，孟进生吸上了毒品。一步一步，他成了绑架教唆犯，入狱，家破人亡。出狱后，他成了自愿戒毒宣传员。十年前，他用三年骑自行车走了一遍全中国，用自己的经历宣传戒毒，帮助其他戒毒者。
今年，56岁的孟进生想再来一次戒毒中国行。
吸毒者、毒贩、绑架犯和戒毒老师
采访、文 | 郑萃颖
写在前面：
2014年，我第一次在天堂河戒毒所附近的小院子里见到孟进生。
小院大概十间房，院里晾满白色床单，门口另搭出一间白色的小屋当厕所。孟进生和找他戒毒的人围着窗边的小茶几喝茶。当时他不瘦，也不黑，生活稳定。我们聊了一些令人惊愕的事，例如有人吸食冰毒两三天不会感到饥饿，过后却饿得吃再多也不觉得饱，最后吃到胃撑裂而死。
那时候，距离孟进生2005年至2008年的那段戒毒骑行有些遥远。戒毒骑行的三年里，他引起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媒体的关注，据媒体统计，他一共去了300多个城市，134个戒毒所，100个劳教所，40多所中小学校。每到一处，他就讲自己前半生被毒品毁了的故事，回答人们对戒毒的疑问。
孟进生个子不高，一张缺乏棱角的脸，眼睛是三角形的，像是皱了太长时间的眉。他三十多岁在监狱的时候头发已经全白，现在更显稀疏。看起来，他是个温和的长辈，但谈起话，就能感觉出他的执拗和坚持。找他帮助戒毒的人往往和他师生相称。年迈的长相和稍显年轻的身形，导致与他亲近的学生有时喊他“孟叔”，有时叫他“老头儿”。
曾在戒毒所工作，从心理学出发研究戒毒手段的雨心说：“吸毒者是个大众应该关注而不想关注的人群。” 雨心在北京戒毒圈颇有名气。他认为，孟进生用自身经历影响其他戒毒者的方式，在心理学上说，是“同伴影响”。孟进生将戒毒者带在身边的做法也让他敬佩，“这需要承担太大的责任和风险，一旦戒毒者偷吸或发生什么事，和你脱不开关系。而且不少人具有转染性疾病，并且经济条件都不行。”
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吸毒人员250.5万名，仍在缓慢增长，毒品滥用种类多元并存，合成毒品滥用规模居首位，新精神活性物质国内滥用增多。实际上，还有大量的吸毒人群并未被官方统计在册。而其中又有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处境更是艰难。如果不被接纳，没有人提供帮助，他们的路越走越窄，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今年3月初，听说孟进生有再走一遍中国的计划，我去武汉找他见面。交谈结束，他在灯红酒绿的步行街上穿梭，找寻那家学生帮他预定的，并且昨天已经住了一晚的旅馆。他不会用GPS导航，不懂直播，甚至不知道怎么在微信上建群，看上去和周围的城市格格不入。
由于没有10年前的媒体热度，没有机构支持，孟进生又不适应当下的信息传播手段，这次的出行前路未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计划的是两年，也可能半路上就交待了。“告别的时候，年近六旬的孟进生站在武汉一间位于网吧楼上的旅馆门口，双手插在裤袋里，对我说。
——郑萃颖
孟进生给学生做宣讲，学生给他送礼物。
2005年11月8日，在临沂人民广场，孟进生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向市民现身说法宣传禁毒知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1
我沾上“料子（指毒品）”是因为一次见义勇为。
我62年出生，祖籍山东，是有家谱的家族，爷爷那辈闯关东来到内蒙，最后落脚在乌兰察布。因为成分问题，又经历文革，到我父亲之后家里起名不按家谱走。我爸是个军人，脾气犟，后来在当地邮政局是个干部。我是他的老儿子（最小的儿子）。
我小时候挺聪明，也挺混蛋，个子不高但组织能力强，走到哪儿总有一帮人一块儿，成天想着谁被打了，怎么去找回这个脸。长大了，我16岁接父亲的班，去邮局工作，是份铁饭碗。
我干了好几年投递员，干得非常认真。单位里的人也诧异，我会变得这么负责。忘填门牌号的死信我会联系派出所，寻找收件人。我收到很多感谢信，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邮递员。
有一年科室里评快递投递小组长，我的票数最高，大家也都认为会是我当选，结果领导突然告诉我，因为不是党员，我落选了，当选的组长是我带的徒弟。我心里不平衡，找领导调了个轻松的岗位，三天上一个班，负责接列车邮政车厢上的包裹，没事就找人喝酒。
有天我上夜班，正喝着酒，看到从单位门外的铁路上跑来一个人，这人跑过来咚咚敲打铁门。我看这人满头是血，肯定是求助嘛，不假思索先把人放进来。来人一进来就喊“大哥救我”，我把他藏在库房里的邮政包后面。
没来得及锁门，又有七八个人拎着棍棒、砍刀冲进来找人。我说人走过去了。他们可能也知道我藏起来了，但库房是国家单位，他们不敢搜，就这么被我打发走了。被追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个跑了，被我藏在库房里的那个血人昏迷不醒。后来跑了的那个找回来，我拿出几百块钱给他们，又跟人借钱，把他们送医院。因为这事，我们结识了。
这两人是包头的，做料子贩卖。料子的成分和海洛因一样，是鸦片头一道提炼程序的产物，纯度比一般海洛因要厉害一些，比甘草片的颜色深，是碾碎的粉。用时放在锡纸片上，底下一烤，人就吸冒上来的烟。料子主要出现在内蒙、山西、河北一带，价格比海洛因高出三倍。贩毒的人从乡下收种植的鸦片来加工。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愚昧，毒品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觉得吸毒太新鲜了，是上流人搞的东西。包头的两个人被我送进医院，醒过来不说吃喝，第一个举动就是弄这个玩意儿，我很好奇。出院了，他们去我们那儿最高档的宾馆开房间住，一块聊天，说料子能解乏，而且对夫妻间的事有帮助。我学着弄了几口，吐得我，黑天昏地，把我难受死了。
我每天给他们送饭，慢慢也抽上料子，找他们说的那种感觉，飘飘忽忽，不疼不痒，什么也不想，什么好像都能实现。那个年代流行跳迪斯科，但玩料子不会喜欢那动静，就喜欢安安静静地，去等着想象中的东西出现。跟他们团了一个多月，我毒瘾上身自己还不知道。他们离开乌兰察布的第二天，我觉得身上不得劲，开始发慌，到第三天难受得不行，就去找他们要料子。见了面，他们说，“大哥，我们害了你了。”我也没多想，后来花钱买料子抽，回去之后越弄越深了，变得贪睡，爱窝着一个地方睡觉，工作什么的也顾不上了。
那时候我已经成家了，有一个女儿。
没想到料子这么费钱。我当时工资一个月130块，买料子每天100块钱，抽大后一天花三四百。家里的积蓄用完，问我大哥和我妈借。家里人不懂，不知道我的钱用在哪儿了。我妈有天让大哥去看看我，正碰上我抽多了睡着，料子摆在一边。我大哥一下懵了，揍了我一顿，差点没把我打死。揍完我，大哥哭着走了。
我大哥比我长12岁，是他把我带大的。他当时傻了，不敢跟爸妈说，事后卖家当凑钱，补了我在外面欠的一万多欠款，让我马上停掉。可是我一天都没停。为什么说吸毒坏？它让人性泯灭，一旦走上这条路，只要有钱，根本不可能停。
我开始回避大哥，也不敢回家住。我在单位里使坏，偷别人邮政包里的东西拿去卖，最后只能自己出去收鸦片，有了钱去周转，以贩养吸。到93年我已经是疯狂的状态。
有天我在小县城里遇到一个老农户，他手里竟然有7斤鸦片，这个吸引力太大了。买入这些鸦片需要2万7，我还差2万。我开始成天脑子想着如何去找钱。我有个从小玩大的朋友，他刚从大牢里出来，我指使他去绑架一个孩子，告诉他那孩子在哪儿上学，怎么哄孩子把他拉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工头，和我关系很好。他刚拿到一笔不小的钱，我想，通过绑架，从他那儿弄个两万没问题，他也不会去报警。没想到人家报警了，孩子没事。之后，我前半生的路走到了尽头。
2012年9月17日，南京一车辆内的座椅上有一包粉末状结晶体，疑似海洛因。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7年6月22日，在第30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甘肃省禁毒委、兰州市禁毒委在兰州举行销毁毒品大会，公开销毁各类毒品1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
1993年的8月，我被正式逮捕。绑架加上参与贩毒，在我们那儿是少有的重大案件，基本断定是死刑了。被抓的时候我的脚镣、手铐都是砸死的，准备枪毙后再卸下来。
因为我独立生活，父母没有那么了解我，消息通知到家的时候，全家老小全懵了。我爸骂我哥没管好我。其实我大哥已经尽力了，他也没有办法。我大哥太爱我了。这一生中，除了父母，就是大哥最爱我。他开始四处托人求人，找检察院、公安的同学，到处花钱周转。因为贩毒的行为没有抓住现行，最后我以绑架罪定罪。
我在看守所里，不知道这些事。大哥想办法来见我，说，哥先把你命保住，五年之内哥想办法让你回来。他传递这信息给我，也是怕我好强，做傻事。一审判决14年，我完全接受，可这时间比我大哥预料的长太多。他继续为我的事到处奔走。
我从看守所转到监狱，入监队集训，头一个月一直没有我大哥的消息，以前他最多一个星期就要来安抚我一次。我慌得不行。后来我同案收到他老婆的信，提到我们家出事了，我不敢相信。直到我下队正式服刑，我老婆来见我，我问起大哥，她就哭了，说大哥已经走了。当时我32岁，我大哥才44岁。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大哥来监狱看我，拿出身上全部的520元给我的管教干警，嘱托照顾我的起居生活，才发现身上没钱了，从监狱往回只能步行，走到第二天早上，快到单位门口，一辆大车正好开出来，把大墙刮倒了，压在大哥身上。
我大哥话很少，但人缘特别好，从小都是用行动去爱我。只要我有什么事，他都觉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这么多年我大嫂还接受不了这事，一直恨我。我还有二哥大姐二姐，他们都跟我断绝了关系。很平静的一个家，让我一出事给搅得……
我大哥一死，加上我还在监狱，我父母的身体马上就不行了。
我父亲这个人，心里有什么都不说，我妈则是操劳过度。父亲去世前，我在监狱把自己门牙磕掉，获准去医院，到了父亲床前。他已经好几天说不了话了，身上挂着那么多吊瓶。他流泪了，竟然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子你的今天我有责任”。哎呀我恨自己啊，恨自己。后来又隔了一年，母亲也走了。
我没法原谅自己。想死掉，去灵界给他们赎罪。我在监狱是个电工，工作中突然想自杀，拿着扳手，直接往高压包上打去，感觉还没挨着，就被强大的电流喷了出去，打昏了。高压包一万伏的电，整个监狱一片漆黑。
等我被救回来，人教科、教育科的人都围着我，劝我活着，又找我妻子来劝我。教育科长跟我说，你现在决定放弃自己，是一种逃避，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之后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像个傻子似的过活，去出恭，去机械化的砖窑，都有人看着我，怕我寻死。
直到我妻子来找我离婚。那时候她已经等了我八年，我获得了几次减刑，还有两年就能出狱了，我开始想象回家之后怎么做个父亲，怎么做个丈夫。那天妻子和她妹妹来跟我离婚，没有向我解释，只是哭。我没法拒绝，哆哆嗦嗦地签了字。其实我特别理解她。
随着年龄增长，我在监狱里想明白了很多事。离婚以后我开始规划自己该怎么选择生活。我回想自己是如何因为小小的几口毒品，一环扣一环地走到这样的结果。以后我是要为了活着而活着，还是为了某种意义去活着？我能做点什么事？
冬天，有一次下雨，其他人在屋里学习，我自己淋着大雨在院子里倒着走。他们都说我是怪人，没人敢理我。我边走边立了愿，想着，既然这一辈子毁在毒品身上，那这辈子我的生命也将交付在这件事上，我要跟它较劲，只要它存在，我能较劲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首先我自己绝不复吸，再吸毒的那天就是我死的那天。
最后一次在呼和浩特减刑后，2003年，我刑满出狱，走出监狱大门那天，我穿一双布鞋，一身蓝色衣服，拿着给我的27块钱，这是我10年所有的财产。
呼市到集宁需要12元的路费，我决定步行十多公里到呼和浩特市区，再联系家里。可这十年间外面变化很大。我学着别人进了电话亭，但不知道打电话要塞蹦蹦，怎么打也打不通。步行到车站，我饿得受不了，花了21块钱，两碗面，一瓶酒，狠吃了一顿。然后我混上了去集宁的车。
集宁也已经大变样。二哥把爸妈的房子卖了，家里人不愿接纳我，我暂住在二哥的一套旧房里。我原来的两套房子都给了前妻。可我回来的消息马上就传了出去，以前结识的社会上的人，开始来找我，每天一起喝酒唱歌。我太厌烦了。
有天，老友们吃完饭，在酒店开好房间，拿出料子，啪地往那儿一搁。突然一下子我身上的欲望涌上来，我毫不犹豫就要去拿。幸好理智还在，我转身跑去卫生间，打开水龙头，从头往下灌了一身凉水，当下我清醒过来，扭头就跑出去，找车拉我去父母的坟头。
父母的坟在荒野上，就那样一堆土。内蒙的风特别大，太凄凉。我在坟前嚎啕大哭，待了一个下午。我发誓只要我活着，就不去碰毒品，我活着，会给他们，给社会一个答案。
3
我决定要骑单车走遍全国，宣传戒毒。我要用行动说话。把自己赤裸裸地抛给社会！让人们去评价，去思考毒品的问题。这个决定做出来，我们当地人都傻了。
2005年5月2日，我带着出狱后在砖厂拉炉灰积攒的3000元，带着行李和修车工具，带着自己的思想，从集宁出发。由于没有政府机构的认可，我到处碰壁。
我骑着自行车从内蒙古东部向东三省走，辽宁走完还没进黑龙江的时候，带的钱用完了，我坐火车回家，卖掉了二哥送我的旧房子，拿着3万块钱再出发。之后走完东三省，我又沿着山东、河北往南，跟着地图，每天走200公里以内的路程。我决心在2008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的时候，走完全国，来到北京，还放言说，如果那天我没到北京，就是在路上交待了。
第一次走全国之前，我在集宁的朋友家遇上一帮小辈，他们愿意跟我接触。可在接触过程中，我碰见他们几个人坐在桌前，桌上摆着抽料子的工具。这么点大的孩子没什么意识，就敢瞎弄，我很揪心。之后三天我天天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讲我的故事。最后他们认识到了，幸好还没上瘾，他们跟我表态说不会再碰。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经历能帮助到其他人。
我出发之后，在各地发放禁毒宣传单，跑去各地戒毒所、戒毒机构、高校，希望能做宣讲。最开始总是要辗转各处办理手续，联系人，逐渐有媒体关注后，就容易了许多。
中国规模最小的戒毒所只有十几个人，最大的上万人。戒毒所里也有心理辅导，有劳动，安排学习，跑操，像部队一样正规化。不过毕竟是人身自由受限制的地方，方方面面受管理，人会有些压抑。我在戒毒所里见到过一些很小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2岁，他父母吸毒，都被关着，爷爷80岁了还在吸毒，也养不了他，只能送到戒毒所。这些孩子在强制戒毒所一下认识这么多社会人，会受很大的负面影响。
路上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被当地贩毒人员不待见的时候。在天津，有关部门进不去，几个地方来回推托，我只能在街头宣传。在云南大理，也没有走进戒毒所，我在街上摆摊，发传单，跟过往市民讲我为什么骑单车走中国宣传戒毒，突然后边有人一脚把我踹倒，我的资料本子掉在地上，上面有各地禁毒委的签字盖章，那人一看就跑了。最气人的是在辽宁，门卫不让进，领导见不着，社会上的人打我，说你在这儿捣什么乱。我说我大牢都坐过，有种把我撂在这儿也算个结束！你们在这条路上走着，结果迟早不比我好。对方一听，觉得哎这哥们有点儿说法。
后来吃饭时我又遇到了他们，聊了一顿，还成了朋友。
感动的事也多。有人开着车几十公里追来，就为给我送件衣服，也有送两百块钱的。有次我刚离开一个城市，在城边上被四个学生截住了，说，老师，您给我们感触特别深，这是我们所有同学自发捐的零花钱，你在路上用。一把票子里有一毛的，也有五毛的。
我也去了中缅边境，不是去宣讲，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金三角这个毒源屡禁不止。我沿着缅甸边上一条河流观察，国界线上有山脊有河流，河流有深有浅，有宽有窄，即使边防看守得再严格，也会有漏网的。
我就这么边走边休息，大自然也带给我很多有意思的事。我看到大海，哎呀好美啊，我喜欢它。没有人声，就我自己。面对大海我吼几声。可是咱没在海边生活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涨潮，睡起发现，我漂起来了，晃晃悠悠地在海里呢，帐篷也捡不动，自行车也漂着。
有时候我看到奇里古怪的大树。有时候看到一块石头，觉得它跟我有缘，就搭起帐篷跟它睡。
下雨天，我在野外搭帐篷睡，第二天醒来，身上一抓，一摸一条小蛇，睁开眼，好家伙，不止一条，好多呢。它们也在避雨。但把我吓得呢，害怕呀，帐篷也不要了，我跑了。
有年在福建，我还记得那时广播里每天都在播一号台风”珍珠“，说”珍珠“要在汕头登陆。我正在往汕头走的路上。人嘛，挑战大自然，就想看看台风什么样，北方人没见过台风嘛。快到汕头要进城时，台风来了。我当时离海边不远，赶紧往市中心走。海浪哗哗地卷起，我心里害怕，沿着公路往城里跑。台风速度很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抱着路边电线杆子不放，自行车被吹跑了。后来我稀里糊涂不知怎么被刮到一栋居民楼附近，几个人拉着手把我拽过去。我说不行，非得把自行车搞回来，一切东西都在自行车上。
还有一次在青海，前一晚喝了点酒，第二天早起不饿，我打算走到中午再吃。结果这一走，直到天快黑了，还看不到一个人、一个村子。走到海拔4000多，严重缺氧，看着前方100米有块界碑，推着车怎么走都走不过去。后来就晕倒了。当我醒来，睁开眼，太阳正要落山，我爬不起来，看到公路边上有个被汽车轧过的塑料袋，袋里装着个馕，和石子、尘土压在一起。我本能地感觉到它是食物，拿过来就吃，和着土，管它什么的，饿得呀。其实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下坡了。哎呀可有意思，老天给的东西你想不到。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顿饭。
这一路上我没敢放弃，如果连自己下决心制定的方案都没有完成，迟早会被毒品的诱惑打倒。
罂粟地边的佤族村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金三角”毒品种植基地称鸦片的当地人。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4
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戒毒者来找我。国家也给我发戒毒志愿者的证书，发到内蒙古又转到乌兰察布禁毒办。这一路上我抱着赎罪的心态，过程中遇到好多类似我的人，他们很迷茫。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影响他们，或者用什么方式提供帮助。
2010年，我在福建遇到一些想要戒毒的人，我们在南安市石井镇成立了一个戒毒家园。院子有9个房间，院子里配备洗澡设施，每天让大家吃好。如果今天想吃海鲜，我们就出去钓鱼，每人一根鱼竿在海边坐一天，钓回来吃，想吃蔬菜就买一些菜。这些人都抽烟，而且要抽好烟，这是个大的开支。其余就是油盐酱醋这些。9个戒毒者像一家人那样每天生活在一起，谈些正能量的东西，大家的思想转变很快。我们活得很开心。
一开始，我们每人承担1400元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可是这点费用很快就用完了。我们这些人有开车跑运输的，有做食材的，大多数也没有太多钱。这帮穷人们反而过得很踏实， 至少这一年不去吸毒了。我们也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比如捡垃圾。那9个房间走出来的人，有很多不碰毒品维持到现在。
我相信有一种力量，当你在做一些正能量的事，这种力量会推着你，保护你。
戒毒家园因为经费问题关闭之后，我来到北京天堂河戒毒所，成为一名特殊的志愿者老师，两年之后，戒毒所开始每月给我支付工资。
其实在强制戒毒所里的人，毒瘾带来身体上的难受已经不存在了。难受劲儿一般在看守所就过去了。很多收费高得可怕的自愿戒毒机构，不管用中药西药，也都能让人身体脱毒。但生理脱毒只是戒毒的前奏。
吸毒给人带来的快感和欲望达到了性的百倍，一个正常人可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没有性，但一旦毒品出现，会难以控制。毒瘾的快感在脑海中永远存在，把这一页删掉，不可能。以前国外传进来的手术，脑部开颅，切断毒品带来的兴奋感受，结果人是不想吸毒了，但不知道什么事情能让他高兴了，人变成了傻子，那是毁灭性的。后来这种手术被叫停。
我在天堂河戒毒所附近租了一个院子，帮助各地来找我戒毒的学生。很多找我的人不适合戒毒所，这些机关不收，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知道他们多不容易，多无奈，多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如果他们心态不好，对社会是多大的隐患。比如吸毒患艾滋病的群体，大家现在避而不谈。他们不被周围的人接纳，女孩子多从事娱乐行业，男性贩毒谋生，当地机构也不愿意抓他们，抓了是个负担。我督导了几个这样的学生。
以前，我接收戒毒者是盲目的，谁来都行，现在我会选择。大家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时，我会问，你准备好要戒了么？放得下么？为什么要戒毒？那回答可就不一样了。有的说这段时间抓得太紧了，或者实在没钱了，或者再不戒老婆就不跟我过了，这些人是迫于压力，还得沟通。如果不是真正骨子里想戒，那是戒不了的，我会委婉拒绝他。只有觉得别人比自己重要，戒毒不是为自己而戒的，我才能感受到是真正要戒了。
这几年，找我帮忙戒毒的人，我会和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就是平平淡淡，正常的生活。
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他有毒瘾复发的迹象，我能够感受到，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导。比如，感觉到他已经开始出汗了，已经开始心神不定了，我就用行动去强迫他转移，我会突然说，哎，满足哥们儿一个心愿，咱俩去泡桑拿去。
另一个主要的环节是出去玩，去爬山，或者做公益。身体难受，到晚上体力耗尽了，累得什么都顾不上，倒头就睡，一天就过去了。
也有失误的时候。有次一个经济条件很好的成都女孩子来找我，我们说好，要改换环境异地戒毒，去上海待7天。有天，女孩子在房间里休息，我中午跟人吃饭喝酒去。她用着戒毒药物，我知道她不会太难受。等晚上回来，我突然感到不对劲。这女孩子在屋里打扫卫生，唱着小曲儿，服务员干的活她都干了。我问，她也不说。后来我又带她去北京走了几个地方，一共相处一个多月，临别的时候她哭了，终于说起那天在上海，她趁我不在，坐飞机去了成都，在机场抽了几口又回去。
让我感到无能为力的人也很多。比如一个北京有钱的老板，因为痛风去治病，最后转变成吗啡成瘾。因为是医院造成的医疗事故，连续十年这家医院无条件地给他打吗啡。现在他去医院比去超市都利索，因为一次只能维持五个小时。这些年他开始付款打吗啡，逐渐没有精力管理公司，败得也很快。
有的是在我身边，眼见着死掉的。一个三十多岁老家辽宁的年轻人，送到戒毒所戒毒三个月，本来身体很好，可出来之后在北京还是有渠道，他拿到了毒品。三个月没用，突然用了高纯度的东西，在地铁卫生间里，他一针把自己打死了。眼见着姐姐带着弟弟，热热亲亲地来北京，仅仅三个月，姐姐抱着骨灰盒走了。这事刺激了我一下。可难受可难受。
两三年前，有个苏州来的中年戒毒者又来找我，他是个自由职业者，自己做些小生意。十年前他曾经是我的学生，后来复吸了。那次戒了一段时间，我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拽住我说，这人麻烦了，是HIV感染者，他心理极不平衡，有报复社会的想法，极其危险。我没征求他的同意，就通知公安局把他抓了，送进戒毒所。当时他恨死我，恨得咬牙切齿。我跟他说，两年后我还是从这里把你接回来！你要把心态调整好。现在他已经出了戒毒所，我也花了七八千元，和他回去跟家人沟通，出去戒毒，买药，跟他老家的社区打点好。最近他联系我，想跟着我走，可是我条件有限，带不动他。
这些年我带过的学生不止百个，真正受益已经走出来，不接触毒品三年以上的，应该差不多有20个。每年年三十后我会去回访这些学生。
孟进生在骑行三年戒毒宣传期间演讲。
孟进生带着学生在北京香山做公益，捡垃圾。
中国国家禁毒委给孟进生颁发的证书。
5
最近我又去了天津，见到了过得好的和过得不好的学生。过得好的，带着我满天津玩儿啊，住宾馆，吃饭，各处转。不好的，我得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有的人内心明白了，我再给他一点点力量，他会自己迈步。走出来的戒毒人都会是全新的状态，难以想象每个人的潜力。我有一些学生戒毒之后做生意，现在过得很富有。
我想如果我去做生意赚钱，那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活不出价值，无非就是赚点钱消费去满足自己。但是如果我今天有可能可以救一个人，我会在他身上下很大心血，因为救了他，就是救了一个大家族。就像曾经的我，每一个吸毒的人都影响着一个大家族。
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但心里闹得慌。这些问题这么严重，身边的学生这么多，好起来的有，不好的现在还在街上偷钱包呢。我整天想这些事，脑子里乱着呢，有时候做梦做得浑身是汗，梦到哪个人突然消失了，半夜会哭起来。我能不能再为他们做点什么？
这几年我都是选择性地在走一些地方。现在我56岁了，我有点急。我想给自己两年的时间，把中国的强制戒毒所再走一遍，还有去大学校园里做预防教育。我想在60岁安稳下来之前，力所能及去做想做的事情。
负罪感？这是永远存在的，但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对不起谁的问题了。父母、大哥真的已经不在了，我的问题就是怎么安抚自己，安安心心地把剩下的时间走过去，问心无愧地去交代这一生。
孟进生录制鲁豫有约节目，那期讲述孟进生的故事，并称他为“戒毒奇人” ，当时孟进生染了黑发。
孟进生在云南某个与缅甸交界的一国两寨村子发放戒毒宣传单，有的当地人不认识汉字。
—— 完 ——
郑萃颖，如果有故事在身边出现，不写不痛快的界面记者。
题图：第一次进行全国宣传戒毒期间，孟进生走到云南，正碰上泼水节，小灵通被水泼坏了。
除注明外，其他图片均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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