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读后感10篇

　　《非常道》是一本由余世存 编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9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非常道》读后感(一)：《非常道》

我每次闻到桂花香，就精神一振，最小的幸福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本书仿造《世说新语》的形式，将1840-1999间的中国话语小故事分为了32个主题，我觉得列出这32个主题非常有趣：史景第一，政事第二，文林第三，武运第四，革命第五，问世第六，人论第七，英风第八，意志第九，性情第十，骨气第十一，狂狷第十二，识见第十三，立言第十四，代言第十五，修辞第十六，世道第十七，敬畏第十八，信念第十九，自觉第二十，教化第二十一，命运第二十二，变异第二十三，神伤第二十四，限定第二十五，虚荣第二十六，无情第二十七，心智第二十八，廉耻第二十九，依附第三十，隔膜第三十一，荒诞第三十二。读这一百五十年间摸索者们的原话，真是觉得非常有味道，不难懂的文言仍然具有微言大义，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可能会让接受课本教育的人大吃一惊（如郭沫若等），但我对大部分人已经略有了解，因而不会太讶异，相反，至少我对几个以往不太了解的人又产生了更深的兴趣，比如聂绀弩，比如蒋百里，比如戴季陶，比如陈独秀，以及很早前见蒋方舟提到过的张竞生。当然我更希望在自己日后的日子里能够花时间多看些殷海光和傅斯年的文章，这本书里让我感动至深的是殷海光临死前在《海光文选.自叙》中写的一段话，“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我常想，我的生命是从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开始的，它之前150年再之前三千年是未曾变化的，而正是从150年前开始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甚至刻意为我避开了89年，它似乎一直等到150年后，才将将相信，我不会因言获罪了才让我开始我自己的生命，并且未曾拖延它的开幕。所以我想，我去反思这150年是自己的使命，我想我在大三开始喜欢读书是偶然的，因为你很有可能发现不了读书的乐趣和迫切性。也就是说在大学，你都很有可能不能自我启蒙，我们不能做到少年早慧，也应该尽力青年启蒙了吧！比如，唯物和唯心，从唯物的无条件的成立，到现在，唯心的合理性在我心中的渐渐加强，我不是说什么是正确的，只是这是我思考后接受的。这也因应了我自小就有的疑惑，眼睛就像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眼睛之外是光明的世界，是外在的世界，眼睛之内是黑暗的世界，是内心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虽大，我却觉得它总是有限的，内心的世界虽然落在一副小小的皮囊里，却让我觉得深不可测，所以我服从了我的内心，相信idealism的合理性是不会亚于materialism的。需要再阅读自然辩证法老师推荐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真实是你读史以及做人最难获得也最易懂得的，可历史偏偏毫不偏颇，极大褒扬不太可信，极大贬损也不太可信，作为人，因为有基本的共同的人性，这就像是一根中庸的绳子，即便在荒诞的年代，最终也会经历人性萌发之后的思考，之后的成为人。《非常道》中不少故事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意义不大，余世存的筛选价值有一些当我读到时我也有不敢苟同的时候，特别是在教化一章中。可读这本书的过程，由始至终，伴着我的是一股凄凉，即这150年给我的大印象就是凄凉，乃至神伤，于是我真的觉得不管苛责书中提到的谁，都觉得，算了吧，只盼着往后能越来越好，斯人已逝了，不管他们过去受过多大的委屈、唾骂、褒扬、贬损，得志也好，失意也罢，对人，就让历史带着他们东逝水吧，我们提着他们留下的言语精神，认真做人，好好继续下去。

　　《非常道》读后感(二)：非常道

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是一部相当有趣的书！尽管有读者指摘其中有不少谬误之处，不过本书以小见大，从细微处着手反衬时人的机械、扣帽子式的历史观的种种不合理，实在是难得。尤其有一段故事，读罢不禁绝倒，特录余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非常道》读后感(三)：一些有趣的摘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殷海光面对当时的思想争论，曾问金岳霖："哪一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沉思地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并且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俞颂华是中国较早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他在《论中等阶级》一文中写道：“研西史者辄分社会阶级为四级：一曰僧侣阶级，二曰贵族阶级，三曰中等阶级，四曰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第三阶级，即所谓中产阶级，其质与量固亦各国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业家、银行家，有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医师、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谋比较独独立自由之生活而不专恃雇主所给工资以资糊口者，皆属之。”他认为，正常社会中的“原动力”，并不是苏联社会的无产阶级，而是他自己笔下“有恒产与恒心”之“中等阶级”。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中说道：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和仇恨。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分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严复每有高论，他评价戊戌变法道：“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非常道》读后感(四)：历史的另一个视角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里都是历史的边角料，它们汇聚成为历史的另一个窥探口。这本书买来好几个月了。它放置在任何我随手放置的地方。所以几个月来我在无聊时、小憩时、喝酒时、如厕时…把它翻了个遍。著者叫余世存。我在买书的时候特意加价选了所谓“签名珍藏版”——至于是不是他本人签的不好说，但这是我对著者的爱戴。
书是微博体的历史事件记叙，每一段文字都是一段历史的切片。这种微博体的非线性阅读方式令人从容。这种体裁可以追溯至《世说新语》，人物风貌在一则两则截取的记叙中跃然纸上。多篇的记叙则汇聚成另一片历史的星空，读者在上帝的视角俯察，它迸射的光芒，照入我们所被强加认知的那些教科书的历史，会对我们的观点形成颠覆与重构。
我喜欢历史的东西。我记得读书年代的我历史学的尚可，它一直是我去平衡常年不及格的数学的平衡项。但我从学生时代就有了所谓“偏激”的烙印——所谓“偏激”，就是对课本既定的说法的质疑。我总是在琢磨历史真的就是课本上写的那样的么？举个简单的例子，课本上说，“dang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虽然试卷上我绝不会答错，倒背如流，但我彼时不得其解，至今都没琢磨明白，并且始终心存质疑。
近些年来，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翻墙技术的发展，域外图书的渠道的多元，使言禁某种程度上在科技面前不可控的有限崩塌。在这过程中，我读到了不少不同的论述，接收了越来越多的讯息，不断去验证我所学过的和我所怀疑的，否定之否定。而如果我近些年所接触的讯息、所获得的解读不是虚妄的话，我甚至想说，在十六年前尚懵懂的我的种种怀疑，是何等先验。有时候我也挺“感谢”党国，它“塑神”或“造鬼”的述事手法，确实很容易激起部分叛逆期的年轻人的叛逆思想，并根植于其人生观与世界观，从而影响他的方法论。而按照我的理解，历史观是穿插于世界观中的。
所以我觉得，把历史课本反着读、反着看，往往就是历史的真相。但这扯远了。
我很喜欢这本书，很想把我的感受分享给同样喜欢看书的朋友。这本书据说曾一度被禁印。现在重新可以印且销售，这是一件令人值得高兴的事。

　　《非常道》读后感(五)：书评三则

之一：
      穆彰阿恭维曹振镛：“老师德高望重，京师谁人不知？声名如师者，怕空前绝后矣！学生正欲求教为官之道。”曹大笑：“告诉你也无妨，此亦无他，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摘自《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方今为官之道，亦无它，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之二：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
     --摘自《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我很喜欢“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句话。能够想出这句话的编辑，一定是充满的想象力而且文采非凡的。惜哉，太史氏无后乎。
 
      附：齐国的太史氏为史官，直书崔杼弒君而被杀，其弟亦直书，亦被杀。他的第三个弟弟又做了史官，仍然直书「崔杼弒君」，崔杼只好屈服。出门遇到南史氏，太史氏问其何来，曰：“恐子亦被诛，正史失传耳。”
之三：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摘自《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现在出来抛头露面的鸡何其之多。

　　《非常道》读后感(六)：《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的笔记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告诉张之洞和刘坤一。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两千多人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展开论辩，萧军舌战众人，越辩越激烈，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找到机会发言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
陈禹山采写张志新事迹的稿件，《一份血写的报告》，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宧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词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穿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朱执信。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的、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为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1918年4月，新民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起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张勋死，王雨辰挽说：“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啊；在下要问一樁事：是从前清朝好呢？倒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
晚清时候，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为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陈夔龙说：“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胡林翼年轻时才华崭露，在著名循吏陶澎幕府格外受到青睐，后来成为陶的女婿。胡在陶任两江总督期间，徜徉于秦淮河温柔乡中，陶氏严禁僚属冶游，只是不责备胡林翼，并且说：“润之(胡林翼字)他日为国宣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却是预偿以后之劳累的。”胡林翼后来任湖北巡抚，戎马倥偬，军书旁骛，力疾从事以至于死。
张寿波幼时天资聪颖，过目能诵，24岁时中广东省乡试第七名举人。光绪二十年赴北京，联名“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其母吴太夫人教训他说：“大易，天地闭，贤人隐。汝犹未解耶？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学，以补汝短。”张于是东渡日本求学，后声誉日隆，所到之处，声响非凡。时国事鼎沸，张又投红十字军，其母斥曰：“一代废兴，劫运难测，丝棼难理，纲绝难举，汝宜安分，毌戾祖宗遗教也！”张因此收心。
邓宝珊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读几天私塾就失学了。15岁当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他识字太少，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他打听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师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老先生半天没表同意。老先生家里，除了老伴外，别无他人。邓见他家水缸已空，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便悄声离去。自此，邓宝珊天天来挑水，却不提拜师一事。这样挑了十几天水，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熟识和背会了书中15篇文章后，就动手给家里写出了第一封信。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林海峰初履日本，吴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诫他：“追二兔不得一兔。”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1925年，由郑振铎介绍，李金发加入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此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见到当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丏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丽尼婚后，妻子不巧怀孕。因家穷，无钱生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要打胎，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后，腹痛如绞，丽民吓得不知所措。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长辈到来，才赶紧把病人送医院抢救。
建国后，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世昌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溥仪被改造后，政府组织他和其他战犯去东北参观，他们到一户农家，主人刘大娘不知他们是何人，忆苦思甜，控诉在伪满洲国时代的悲惨生活，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时代。刘氏拉开一只瓮盖，让溥仪看里面大米。其子笑她：“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说：“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溥仪受不了，起立低头对刘氏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刘氏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十二月，英法同盟军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捕时，随从指着河水示意他投河自尽以免遭辱，叶睁大眼睛不说话。后来，叶名琛被挟至加尔各答，被囚禁处名叫镇海楼，据说他这时“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次年，叶名琛死在异乡。当时的人怒他辱国辱身，作了这样的对联来描述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安娜晚年拒绝见郭沫若，她谈到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得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得意之中，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璧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吴昌硕在七十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其妾即跟别人跑了。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
1914年初，杀害宋教仁的应夔丞自上海越狱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铁路火车上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
1947年，《改造日报》的记者陆立之前往东京，寻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地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地见到了蒋介石……”
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仅仅因为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指导工作。该单位领导向他汇报敌情时信誓旦旦地说：“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曾希圣拍案而起：“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于是，该领导只好乖乖地将自己划为右派。
清末，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而对时局无动于衷。他本是臭名自甘的贪官，无能无志辅佐清廷，清政府覆亡后他仍忙于搂钱。死后家人为其请谥于逊清小朝廷，宣统说：“是丧吾国者，何谥为？”悻悻不已地给他赐谥了一个“密”字。
左宗棠奉命去镇压新疆叛乱时，恰好哥老会头目（人称大龙头）犯法逃到汉口。左正准备从汉口开往西安，忽见队伍自动集中，排成十几里的长队，说是去欢迎大龙头，非常诧异。不久接两江总督文书，谓有巨匪自汉口逃往西安，着地查办。左摸不到要领，无计可施时，幕僚说：“军中士兵上至将官都是哥老会中人，所谓‘匪首’就是他们的大头目。”并建议：“大帅最好加入哥老会，做大龙头。不然，我们无法到新疆。”左听后便去开山，做起大龙头来，收留会党，这才平安到新疆。新疆因此有哥老会。
戴季陶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清末时他名为戴天仇（与满州不共戴天之意），后来改名良弼。跟陈果夫、蒋介石在上海开交易所时，一心发财，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后来说中山先生是继承周公文武孔子的圣人，他自己以贤人自居，故又名传贤。在他的书房里，挂着观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亲像。1949年初，他从南京逃到广州，同于右任同住招待所，于责备他，蒋介石的许多罪恶，他应负责任，因他同蒋是密友，可以无话不说，他对蒋不但不加规劝，反而助纣为虐，使蒋叛党祸国之罪更大。戴因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药而死。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公使，在当时前所未闻。人们难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故乡湖南，风气更为闭塞，大名士王闿运编了一副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当时只有李鸿章理解他，称赞他：“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
戊戌政变之初，张元济赴贤良寺谒见李鸿章，劝说“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京，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来与洋人议和，李经沪北上，张元济求见李，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李斥之曰：“你们小孩子懂什么！”
司法总长罗文干金法郎一案导致王宠惠内阁出现危机。在这个“好人内阁”辞职前夕，几位重要的阁员自王宠惠以下，如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内政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齐集在顾维钧家中，商议应付罗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汤尔和的态度最激烈，主张全体辞职援助罗氏。王、顾比较温和，因汤为医学博士，王对汤说：“你是医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国！”书生论政，一时传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