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动经典读后感10篇

　　《人的行动》是一本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10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的行动》读后感(二)：人的行动与社会秩序

      在商务版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前言中，编者说，“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最反动的一个派别。”我们从常理判断，“无产阶级学者“们说其最反动的往往是与其最大相径庭的。马列主义压迫人类自由，那“最反动的”就是自由主义；马列主义讲究集体，那“最反动”即个人主义；马列主义讲究唯物论，那“最反动”就是唯心的。果不其然，米塞斯的“人的行动论”即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主观行动，构建了坚实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
      所谓“人的行动”，是指人有意识的通过某些手段达到目的，以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欲望，消除不适之感。对于这样一种行动，米塞斯认为，它来自于人类心智的逻辑和结构，是一种公理，是无需也无法证明的。对于这种先验论，后来者有很多批判，尽管如果谨慎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人在行动，或说选择的时候肯定要受到自己的经验、现实的情景的影响，即所谓情景理性。但从作者的论述来看，这是完整和符合逻辑的。作者只是说人类的心智的逻辑和结构是一致的，而非多样的，还借此抨击了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种族多元主义等观点。这种论证最大的作用就是抛弃了所有的特殊情况，所有的“东方特色”、“北方特色”，而建立了一个真正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学说，普世价值和人类社会秩序只有一个来源，即人的行动。那些以各种特殊性为托词，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学识再无立足之地。
       同时，人的行动是超越价值判断的，这使得一切号称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的学说没有了立足之地。米塞斯认为，人的行动的动机是心理学的事情，不需要研究，也无法研究。人的决策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呢？他说无所谓，一个在我们看来行动怪异的人，只要是完成其目的采取行动就是可以的，当然这种行动不能破坏和超出社会合作的范围。人的行动的目的也是极具主观的，即为了得到欲望的满足，比如一个人就喜欢帮助他人获得利益，自己的利益就要一点就可以了，这无所谓，因为他这么做得到了满足，那就可以了，所以人性自私还是自利呢？这就不好判断了，实际的选择中也无法去判断。经济学能解决的只是手段问题，即如何满足欲望最大化。而有些学说认为要打破枷锁，解放全人类，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不仅令人生厌，还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人的行动论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其主观性。这继承了门格尔的理论。它重视人的意识的作用，重视因果联系的作用，它声称，“如果人不对一个物品发生欲望，则这个物品毫无价值。”即主观价值论。关于社会秩序起源，米塞斯也认为与人的认识有关，“人认识到分工有更高的生产力，有利于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但如果从作者认识论的出发点来看，这种观点有其道理：即将自然纳入人类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主观的过程。一件物品如果人类认识不到它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绝不会使用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例如你认识不到米饭能使你补充能量，那你就不会吃米饭，可能吃面包，这时米饭对你来说毫无价值，不是经济产品。就这样，是经济财货的才能加入人类社会的考虑，不是的就只能算自然物品。如果从人类社会组成观点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人类社会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们组成的，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契约的，还是行动来的，都是个人意识的结果，而绝非天然存在的。
       从这个观点去考虑，就涉及到人类社会的组织和构成了。米塞斯认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是基于个人的行动的，个人行动是为了达成满足自己欲望，消除不适之感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人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而当人类认识到合作比不合作更能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就会选择合作，人类的合作由此而产生。这里，我觉得米塞斯的这一观点受到演化论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即人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满足，是一功利主义目的，而不管其动机、手段。同时，为达成目的，人的行动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进行演化。
       这个观点是自由主义的。它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认为个人为了自利目的的行为可以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它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反驳了所有集体主义的根本观点：社会的运行有自己的目的，人需要服从集体的利益。这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为了验证社会的独特存在性，只有把神、上帝、超自然的意志作为社会的想法，这一想法只能通过某些自称受到神启的人的语言，这些人就成为了独裁者，个体就成了奴隶。同时，集体主义者为了巩固这种集体特性，必须排斥甚至消灭其他集体，所以，集体主义者、集体主义社会和国家之间只能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而自由主义者是管你的目的如何满足，而不管你的目的为何，你可以相信各种宗教，只要不妨碍他人，都被自由主义所允许，由此而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合作和和平的社会，没有这一条件，人们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求。
        米塞斯关于社会合作、构成、秩序的观点是普世的、自由主义的，它既符合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方向。
        

　　《人的行动》读后感(三)：译者余晖先生关于本书的译后记

应某大出版社一位编辑朋友善约，我从1998年开始，花了四年时间翻译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塞斯的这本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又花了两年时间重校，出版合同也签了，但一直没有面市，引发诸多朋友关心，如《南方周末》读书版编辑刘小磊先生甚至还寄来台湾夏道平先生的新译版，备我进一步校对用。直到我在2011年3月初被朋友告知，这家出版社不拟出版此译时，我才不无悲哀的发现，13年已过去！
    让我欣喜的是，当我把此事告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的姚映然女士时，她很快答复愿意提供此书的出版机会，并于2011年5月即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一家我很喜欢的出版集团，我此前已经在这里出版了四本著作（第一本译著《管制与市场》出版于1999年），可惜14年前与其还没有结下善缘，否则也不会如此无奈的“好事多磨”吧？
    一本用心血翻译的心爱著作姗姗来迟，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但当我忆及作者米塞斯先生二战期间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之际，却终成此煌煌巨著时，当我发现我的祖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仍在摸索条立基于民主宪政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时我却不无欣慰地发现，这本诞生于62年前的著作依然如灿烂辉煌的航灯，屹立于中国“历史三峡”（唐德刚先生语）的出口。尤其在“权贵资本”（吴敬琏先生语）有可能断送30年改革开放已取得之成绩的时候，这本书将同时警醒那些贪婪跋扈之徒和那些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复归的愚昧者。一本流芳千古的好书，不在乎沉默十几年，何况国内前两年已有本书的新译出版，同一作者的其他书籍也陆续在大陆面世。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的两位尊敬的朋友，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学家杨春学和左大培教授为本译做序。他们严谨、脱俗而高效的风格令我感动。在他们的序中，对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有十分详细而精到的介绍和剖析。他们告诉我们，本书不但是作者本人的学术总结，也是新奥地利学派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还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读者诸君不妨先拜读一下这两篇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献。
    作为译者，在此我想对与本书书名《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有关的两个重要词汇的译法及其含义作些补充：
    其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此词虽由埃斯比纳斯（Espinas）在1890年首次使用，但其真正为人所知则归功于本书作者及其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有关“人的行动学”的完整理论。本书作者认为，（单个的，而非集体的）“人”的行动及其动机太过复杂，既无法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式，也无法以历史资料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因而只能被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他同时认为有行动能力的人，必然具备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些能力使其能够判断导致他不适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进行排序，然后以自身能够付出的成本（或能够采用的工具）将其逐项排除。这也是本译尊重作者本意，把“human action”译为“人的行动”而非“人类行动”或“人的行为”、“人类行为”（“行动”首先是一种个人的理性的行为，这里排除了类似动物的条件反射性行为）的原因。
    基于此，针对“社会主义”立基其上的“集体主义”、“全体主义”，作者强调说：“人的行动学研究的是每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其更深入的研究过中，才能获得有关人类合作的知识，而社会行动才被视为更遍的人的行动范畴之一特例来对待。”“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远离所谓集体主义之纷争，却把对整体之形成、消解、变迁及运作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只有选择个人主义的方法，才能完满解决这一问题。”
    其二为“交换学”（Catallactics）。此词或曰“交换的科学”，乃由怀特利（Whately）在其《治经济学导论》（伦敦，1831）首用。但本词得以流行也归功于本书作者。虽然“交换学”研究的对象（如价格形成）与经济学、市场学的基本一致，但本书作者为了使后者成为的行动学这个较广泛的学科的一部分，才采用了这个有所区别的词。实际上大量的人的行动都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贸易或交换关系中，一个人将他视为较不重要的东西与另一个人交换他视为较重要的东西，反之亦然。因此人的行动学把对于此领域的研究称为交换经济学或交换学，也易于被经济学界所接受。
    另外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多处激烈的批评，但那都针对的是当时欧洲和苏联的各种社会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尤其在“二战”期间，这些“主义”之间的“肉博”的确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作者作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作言辞过激的批评不难理解。不过对60多年后的中国读者而言，对这些“主义”的理解，在中年以上的读者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读者之间已经大异其趣。尤其在电子网络信息时代，社会各界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对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的讨论和争论更已是家常便饭。我相信本书读者的判断力不会为书中的这些批评所迷乱，当然也不会完全同意作者所持的所有观点。因此，本译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作者的这些讨论和批评，以保持这本名著的原貌和对作者的尊重。
    我还是应该感谢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是他使我和米塞斯先生和这本书结下了善缘，而且我相信他为本译的编辑和出版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要感谢慷慨赐序的杨春学、左大培先生（据朋友说，当时还是大培先生向他推荐我作为译者的）；我还要感谢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和编辑袁晓琳女士，是她们热情和细致的工作使本译得到了新生。此外，我还要把我的谢意送给当时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工作的王京燕女士，在十年前个人电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是她很辛苦地将我的手写稿录为电子版。当然，我更要衷心感谢翘首期盼本译的广大新老朋友，是他们的共同守候，才有本译的出版。

　　《人的行动》读后感(五)：羅斯巴德：米塞斯的精髓

本文最早发表于1973年。原题The Essential Von Mises。作者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節選其中的第七章。
七、人的行动
能够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当然很好，但依据这一基础，运用这一方法，实实在在地构建经济学，即经济分析的体系，则是另一回事，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通常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人会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先创建出方法论，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纵观米瑟斯长长的工作和成就记录，我们几乎不可能再额外要求米瑟斯去完成这一极端困难而又辛苦的使命。
然而，米瑟斯孤军奋战，在被自己的追随者几乎完全抛弃之后，在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日内瓦期间，在一个自己的观念、方法和原则不为人知的社会和学术界，完成了这一使命。
1940年，他发表了最伟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Nationalokonomie,但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幸运的是，Nationalokonomie于1949年扩充之后翻译成英文，名为《人的行动》（Human Action)。
光是写出《人的行动》这样的著作，就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而米瑟斯是在那么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构思写作的，这使他的成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人的行动》是经济学的极致；它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它立基于行动着的人，即在现实世界中有目的地行动的个体的分析之上。它是用某种演绎的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充分地发掘了人的行动的逻辑含义。
笔者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曾有幸读到，一读之下，竟改变了笔者的生活和理念历程。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有些人曾经梦寐以求、但却觉得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一门经济科学，完整而合乎理性，一门早就应该出现但却始终没有出现的经济学，一门由《人的行动》展示的经济学。
米瑟斯巨大的贡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略窥一二：《人的行动》不仅是奥地利学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献给学术界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专著，也是整个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本真正综合性的专著。
一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破裂为许多不完整的、零敲碎打的专业。自战前费特、克拉克（Clark)、，陶西格(Taussig)和庞巴维克等杰出人物写出了一批综合性著作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复将他们的学科看作一门一致的演绎的完整体系。
今天，惟一试图呈现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的学者是那些入门教科书的编写者：但由于他们缺乏自己一致的逻辑，所以他们只能如实照录经济学令人痛心的现状。而今，《人的行动》则指出了一条走出这支离破碎的泥潭的道路。
任何赞誉之词对《人的行动》都不过分，这里，我们只想点明这本经济学巨著中无数具体贡献中的几个。尽管庞巴维克发现了时间偏好，并强调这是利息的基础所在，然而，他本人却并没有再在此基础上完整地构建出自己的理论，给偏好问题留下很多暧昧不明之处。
费特（Frank A. Fetter)曾经改进并深化了这一理论，在其写于20世纪头20年的出色但却遭忽视的著述中，建立了一套纯粹从时间偏好角度解释利息的理论。费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看法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定消费品的价格，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因而，所有这些回报都是利率或时间偏好之贴现，债权人或资本家获得这一贴现。
米瑟斯使费特被人遗忘的贡献再度复活，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研究人的行动之行动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范畴，他将费特的利息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他本人的商业周期理论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米瑟斯也对当今经济学中时髦的数学和统计方法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及时而深刻的批评，这种方法源于瑞士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它把普通语言和叙述逻辑完全排斥在经济学理论之外。
米瑟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受过完整的数学训练）明确反数学的传统，他指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的、虚构的“一般均衡”。一旦我们离开这一理论天堂，分析在具有时间和预期的现实世界中抱有希望又会出错的行动的个人，数学就不仅无用，反而会令人误入歧途。
米瑟斯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作石头来研究处理，因而也相信，跟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可以用测绘导弹飞行轨迹的那种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描述人的行动。而且，由于每个行动者都只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估价，因而对于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来说，微积分是完全不恰当的工具，因为微积分以无穷小的数量变化为其预设。
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为因果”(mutual determination)的，因为在数学中，如果X是Y的函数，那么，Y也同样是X的函数。这种“互为因果”的方法论在物理学领域中是完全适当的，在那里，我们不能说某个东西从来只能是原因。
但在人的行动领域，是行不通的，这有一个“惟一的”原因：每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据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举个例子，消费者的需求是原因，它确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决不能反过来说是要素价格决定消费者需求。
同样时髦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无疑也是谬误百出，它企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它企图运用统计学得出可以让经济学家进行预测的规律，这种方法的预设是，在分析个体行动的时候，可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发现确定不变的、恒定的数量规律。
然而，米瑟斯强调指出，没有人曾从人的行为中发现适用于所有人的常数，任何人也不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内在地具有意志的自由。这种计量经济学谬误导致了当今时代人们对“科学的”经济预测的狂热，米瑟斯则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古老而又必然是徒劳的抱负之根本性谬误。
过去若干年，计量经济学运用了高速计算机和种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然而，其预测结果却每每令人大失所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米瑟斯的先见之明。
令人痛心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方法论理论之外，米瑟斯的经济学思想中仅有一个方面的内容传到英语学术界。米瑟斯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预测到了一次萧条，当时正值1920年代的“新时代”（New Era)，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费雪都宣称，借助政府的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操纵，美国已经进人了一个可以永远繁荣下去的时代。
当大萧条降临的时候，经济学界，尤其是英国经济学界对米瑟斯商业周期理论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米瑟斯才华横溢的弟子哈耶克进人伦敦经济学院，更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三十年代，哈耶克深人发挥米瑟斯商业周斯理论的著作很快就译为英文。
这斯间，哈耶克在伦敦学院的研究班培养出了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阿巴·勒纳（Abba P. Urner),路德维希·拉奇曼(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还有罗宾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等米瑟斯的英国信徒也在英国发表了用米瑟斯商业周期理论解释大萧条的著述；米瑟斯在奥地利的学生，比如弗里茨·马赫鲁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罗宾斯也在1934年指导了米瑟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翻译出版，这一刻来得太晚了。
1931年，米瑟斯发表了他对这次萧条的分析O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iskrise，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很显然，1930年代前期，米瑟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似乎如日中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瑟斯其他方面的经济学理论也应该很快就会被人接受。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时候比较迟缓，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当有助于米瑟斯的周期理论在这个国家的广为传播。哈贝尔勒率先在美国介绍了米瑟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梗概，不久，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转而采用奥地利学派的学说。
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之外，哈耶克、马赫鲁普，及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经济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文章，使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再度为学界关注。
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要成为未来的潮流，米瑟斯最终也将获得他早应得到而始终没有得到的承认。然而，就在将要胜利的那一刻，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异军突起。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其中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的正当性、合理性做出了混乱而不怎么成熟的全新论证，这种理论就像一把野火席卷整个经济学界。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精心构筑了一道不那么受人欢迎的防波堤来反对政府搞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而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们则用他们那令人费解的晦涩语言和半通不通的数学行话，争先恐后地与急于扩张其影响力和权力的政治家和政府结成某种令人惬意、有利可图的同盟。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为现代福利国家、国家干预主义及无所不在的国家统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知识保护层。
就像社会科学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于反驳米瑟斯的理论；他们干脆就不提他，米瑟斯完全被人遗忘，在自命不凡的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洪流中，米瑟斯被彻底淹没了。
米瑟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简单地灌进奥威尔所说的“记忆之洞”，从那之后，经济学家和整个世界就将其完全遗忘了。在这场大规模的失忆潮流中，最大的悲剧可能是米瑟斯最有才华的追随者也开了小差：投人到凯恩斯主义怀抱中的不仅仅有哈耶克在英国的学生们，不仅有汉森——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有那些更深人地掌握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人士，他们也飞快地抛弃了奥地利学派，跑到美国去谋求高级学术职位去了，并且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温和的一支。
经历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灿烂之后，只有哈耶克和相对名气较小的拉赫曼仍然忠心耿耿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而没有变节。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环境下，在自己完全正当的期望破灭之后，米瑟斯奋力完成了他的巨著：《人的行动》。

　　《人的行动》读后感(六)：经济学家左大培序言（有删节）

《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典作品。米塞斯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其理论影响了之后的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多位经济学大师。罗斯巴德盛赞：“《人的行动》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一书确实值得一读。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经过深思熟虑而写出的有关经济学根本问题的著作。米塞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和他的《人的行动》一书都凸显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个典型特征。
米塞斯本人就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师承关系。
从19世纪70年代起，边际效用价值论逐步统治了西欧各国的经济理论界。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称号，而由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是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特殊形式。直到今天，西方各国大学所讲授的微观经济理论仍然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中，门格尔所创立的奥地利学派最具传统人文学科那种哲学式的理论气味。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第二代的最著名代表之一是庞巴维克，米塞斯曾长期追随庞巴维克学习经济理论，并被视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领袖。也就在那以后不久，米塞斯就着手建立以他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这个“新奥地利学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极端地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理念。
而“新奥地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个年代中，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非主流的经济学在西方的影响急剧扩大，就是在英美等国的主流经济学内部，也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大大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等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可以说，创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一场保卫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作用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面前保卫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传统。
这样，米塞斯本人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代表，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继承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代表着西欧各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继承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传统，代表着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传统来反击当时的各种学术上的反对和批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德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师们，如米塞斯、哈耶克和瓦尔特·欧肯，都将精力集中于阐发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和方法论。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米塞斯本人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的全部论述。
应当说，米塞斯对边际效用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说作了精辟的阐发，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说。
在正统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分析中，个人的“理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分析前提。但是对于如何解释这个个人“理性”，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说法是： 个人的“理性”意味着个人是自私的，边际效用经济学中说的个人将其主观效用最大化，就是个人将其私利最大化。就是一些近年在美国的名牌大学经济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教授，也是这样解释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个人“理性”假说。
这其实是对边际效用理论中的个人理性假说的曲解。一百多年前，边际效用经济理论的辩护士们就已经透彻地批驳了对个人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效用只不过意味着个人的满足，效用最大化就是使自己的满足最大化；而所谓个人理性，只不过是尽其所能地找到最合适的手段来使自己的满足最大化。至于什么可以使自己获得个人满足，是个人的私利还是他人的幸福使一个人感到满足，那不是个人理性和效用最大化假说关心的问题。
基于这种理性观和效用观，米塞斯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中写道：“常态下，人的行动必然是合理的”，甚至“理性的行动”一词都因此而“变得啰唆”。但是这种“必然是”理性的行动却不一定是自私的行动。也就是在这一章里，米塞斯写道：“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总归是行动人欲望的满足”，满足的程度仅仅取决于其“个人的价值判断”。在这一章里，米塞斯承认，“一个追求‘理想的’或‘更高级的’满足的行动，如果是以放弃‘物质的’和有形的利益为代价，通常被称作非理性的”。但是他坚决反对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追求这些较高层次的目标，与追求人类其他目标相比，既说不上更合理，也说不上更不合理”。
应当说，把“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与“自私”区别开来，是在逻辑上更严格地阐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米塞斯一贯地坚持这一区别，这是他在理论上比那些将“理性”等同于“自私”的人的清醒之处。
与此相对应，米塞斯赋予“理性”以工具的性质。在他看来，人的行动的理性之处，就在于行动的人总是尽可能寻找到最合适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中写道， “人的行动学”，即经济学，“是一门工具的而非目的的科学”，它“所采用的唯一标准，是看所选择的手段是否适于实现既定的目的”。
有些人可能会把米塞斯对“理性”的这一定义说成是“个人总是采用达到目的的最好手段”。对理性的这一说法其实就是当代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中所使用的“完全理性”假设前提。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子，说明个人的决策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们常常没有采用达到其个人目的的最好手段。这也是近年来主流经济学中兴起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的主要原因。
但是，把“理性”说成是“个人总是采用达到目的的最好手段”，这并不是米塞斯本人对“理性”的完整阐释。米塞斯所说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受某些最终给定的东西（ultimategiven）限制。他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中写道：“人的心智和人对知识的探求是有限度的。”人“经常在选择和运用方法的时候犯错误。一个不适于目的的行动自然达不到愿望。这种行动有悖于目的，却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理智（尽管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达成某明确目的的企图（尽管是无效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经济学仍然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恰恰是在米塞斯去世之后的这几十年中，对于有限理性的认识和分析有了巨大的进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应当有经济理论家对米塞斯的学说作更深入的研究，弄清米塞斯关于理性的学说与当代数量化的微观经济分析中的理性假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