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庄记》经典读后感10篇
《出梁庄记》是一本由梁鸿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出梁庄记》读后感(一)：城市化困境下的梁庄人
严杰夫/文
梁鸿用一本《中国在梁庄》，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然而，梁鸿亦发现，梁庄本身已经不是完整意义的梁庄，“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因此，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才是完整的乡村。这一切成为梁鸿再写《出梁庄记》的原因。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笔触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北边的内蒙古，到南边的东莞虎门，从西边的新疆，到东部的青岛、北京。通过拜访这些遍布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51位梁庄人，梁鸿让那些曾在《中国在梁庄》中隐隐绰绰的身影具体了起来。
抛去地域因素，梁庄的这些打工者显然是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缩影，他们大多从事最卑微、最贫贱，甚至最危险的工作。在梁鸿的笔下，我们几乎看到所有曾在报章中读过的那些零碎的社会新闻。“蹬三轮”、“富士康”、“重金属中毒”、“电话推销”、“城乡冲突”，这些词汇对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关于梁鸿乡亲的那些故事也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然而，说到底，这些故事和它们代表的人生，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永远也不会去真正关注发生在城中村的那些日常生活。但到了梁鸿这里，这些词汇和故事被安置到一个个有着具体姓名的人物身上，终于变成了鲜活的生命，并构成了与我们并行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无论如何，梁鸿笔下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青焕和王福姑爷等等人物，他们尽管有着强烈的“告别乡村”的欲望，但是在身份上却仍然无法跨越城乡差别这条巨大的鸿沟。
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梁鸿不是只片面地选择那些失败的打工者。在《出梁庄记》记录的那些城市中，到处都有已获成功的梁庄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就提到了有着神话般发财经历的韩小海，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自然不会放过采访他的机会，以挖掘那个财富神话的真实面貌。但韩小海显然不会轻易地坦承自己的发财史，对于别人指责他搞传销的传言，他更是矢口否认。不过，作为从梁庄走出的群体中的一员，无论他的真实经历如何，他已经成为打工者中成功的案例。韩小海们对于外出打工的老乡，以及留在老家的乡亲，往往意味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于后者来说，韩小海们代表着现实中打工者企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他们的存在，在鼓励着一代代农村人带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这些成功者无论是个性还是行为模式，大多带有极大的争议性，因此很难被其他打工者模仿，因此在群体的其它成员眼中，这些神话就包含了大量阴暗和晦涩的元素。
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作为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都面临着身份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令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寻找新机会，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却还是无法摆脱传统乡土社会的阴影。这种传统的阴影，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乡村的家族经济。第四章“内蒙古”中的“扯秧子”一节，就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梁鸿在这节中提到的恒武和老赵，都是对于扯秧子最生动的阐释。一个人外出打工后，最后能从老家前前后后带出一百多号人，这不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那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以“我”为圆心，人际关系以同心圆的方式从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即使北京的那位千万富翁刘秀中，他为了事业决然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但是在内心却仍“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而他最大的满足也还是建立在同乡的逢迎和吹捧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土社会在瓦解的过程中，其传统或者正借由打工者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城市和乡村中得以重生。在《社会变革和婚姻家庭变动》中，社会学家王跃生曾提到，“按一般认识，集体经济组织被取消后，家庭组织理论将有可能重新产生”。如果说，王跃生在20世纪末的这项研究中曾预言性地指出了乡土社会传统重生的可能性，那么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就是用自己乡亲的真实案例来证实了这个预言。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预言的背后还附带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王跃生提到，“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国家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将成为何种状态，至今仍未见分晓。”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打工大潮，在30年后的今天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王跃生所提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也正逐渐清晰。在30多年的进城潮中，打工者们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新的权威，最终正在颠覆着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作为“前打工时代”最主要的两种乡村结构，宗族社会和集体社会已经瓦解，拥有了财富的打工成功者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新的权威。
“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瓦解和重生一方面令进城的农民在心理和现实中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同时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维持现状的决心。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梁鸿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下，正是那些打工者的观念和经历，在重新构建着新的乡村生活和观念。他们是现代化冲击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中介，同时也是现代化在农村的诠释者。但是，身份上的尴尬和困境，令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却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于是，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带动变革的乡村社会，都在滑向一种病态，这种病态被梁鸿类比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一种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我们必须要质疑“乡土中国正在终结”的结论，必须要质疑“陌生人式”的城市文化模式对“熟人式”的乡土文化模式的简单替代，必须要质疑现代性是不是就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来说，真正的“中国梦”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在古老的土地上规划和建造起整齐划一的新楼房、新城镇，在我们的乡土传统中“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或者才能挥去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沉重“呼愁”吧！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5月号
《出梁庄记》读后感(二)：城市打工者与城市的分裂
作家梁鸿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在其新书《出梁庄记》里，梁鸿通过对梁庄在外打工者的访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群体。农民在离开家乡之后如何生活，他们对于所生活的城市有没有认同感？从精神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否真正离开了乡村，是否还愿意回到故乡？
本书将视角放在了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群体上。作者选取了由河南穰县走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普通农民，对其进行访谈，记录其生活。这一段段经历既是个人在飞速前进的中国里的命运写实，也是整个农民工群体在当下大时代背景下生存境况的真实记录。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因为出身不同，他们缺乏对底层苦难者个人生活经验的关注。或者说，他们在道义上予以同情，推动公平运动，力争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但是从实际层面而言，他们不大了解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状态。因为不关注，难免不理解，有时候甚至对这些群体怀有鄙视。甚至会觉得正是因为这些在城市中生活的打工者，搞乱了城市秩序，影响了城市卫生，破坏了城市治安。
这本书带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想尽办法艰难的求生存。为了挣钱不惜健康。赚到了钱却因不断的事故又把钱搭了进去。在城市生活了将近30年，却仍然自诩为打工者，对长期居留的这地方没感情，还想着在家里盖房，还乡。这些人的生活和城市人的生活完全不同，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略。人们似乎只看到打工者作为一个群像的存在而忽略了其中每个人的命运，忽视了每个打工者的生存状态，那些为生计而奔波的艰辛。
有些故事的残酷性超出想象。明明知道在高毒环境的电镀厂工作随时都可能毙命，却为了工资仍不离开。为了能在市场稳定的卖菜，拿着菜刀和找麻烦的其他摊主拼命。外出打工没法照顾孩子，留在老家的孩子被河水卷走。意外接二连三的发生，好像没有哪个家庭能够一直顺利平安。打工者似乎没有得到过社会保障，或者说，为了挣钱养家，过更好一点的生活，他们顾不得那些本就脆弱的保障，选择了一种近乎搏命的生活方式。
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生活，但其精神层面上确是与城市生活远离的。城市的秩序，公民参与程度，城市给人生活带来的便利（诸如书店、电影、娱乐、餐饮等）离农民工们还比较遥远。除了远离这种生活方式外，农民工这一群体还缺乏政治权益上的代言人。城市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缺乏对农民工真正生活状态的了解，农民工没有利益代言人和合适的发言渠道。生活方式和政治权益上的双重疏远导致了这一群体对于城市的不信任。诸如，没钱在城里怎么办事，不认识城里人人没法办事，某某成功了一定是因为有城里人作为后台等观念在该群体中非常盛行。而等到真遇见事情，其也往往置秩序不顾。对秩序的不信任，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前现代社会式的群体围攻等方式解决问题。前一段时间北京上演的安徽籍民工群体性事件就是对这一现实的突出反映。
《出梁庄记》读后感(三)：出岔河记
第一次看梁鸿的书《中国在梁庄》，当时写了篇书评叫中国在岔河，没错岔河就是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我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还好我不是农民工，感谢我现在所在的组织，使我能有一个安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有时间思考人生，甚至可以站在一个较超然的位置看待我发小，看我的村庄岔河，就像梁鸿看梁庄，但我没梁鸿那般有钱有闲有勇气的去考察村里和村外的村里人，但是心中的岔河却始终不能忘记，从初中时代离开岔河去镇上读书，呆在岔河的时间就很少了，直到07年离家千里远赴深圳，工作这些年每年平均在家的时间绝对不超过7天，但是那几天是我一年中最舒心的几天。在岔河，每天去串门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找几个熟悉的人沏上茶，甚至能聊上一个通宵。在深圳，我连隔壁家住的人姓啥都不知道，最多电梯里点个头。同时这是一本能产生强力共鸣的书，同为从农村里出来的娃，书中对梁庄的描述简直就是岔河的翻版，建议农村里出来的读，城里长大的孩子不建议，这书城里长大的难以产生共鸣，想从另一角度了解农村人的可以读一下。
《出梁庄记》读后感(四)：读后感+摘抄
看这本书的过程，就像作者自己在书中的一段所说，“原以为我会像战士一样，愈战愈勇，愈跑愈带劲。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事情充满探索和思考的兴趣，因为我看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人生。但是，我却越来越失去勇气，越来越觉得迷惘和厌倦。是的，厌倦，这种厌倦的情绪是如此清晰和强大，以至于每次我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再次走出家门”。对于读书的我来说，每一章都需要很大的勇气继续读下去，因为他们的过去式如此艰难，他们的现状是如此脆弱，他们的未来是如此的黯淡无光。
我曾经很讨厌城市里的三轮车，因为他们横冲直撞，让人心惊胆战，就像西安的报纸所说，不但影响秩序，还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可是，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就感觉他们就像老鼠一样，起早贪黑，辛苦的觅食，过街时被人唾弃，真正被养肥的是猫：车管所负责上牌的，协警，托儿等等。后面在郑州，在厦门，在青岛等等，除了打工性质不同，生活状态和对自己的定位基本一致。他们和城中村一样，“人们感慨于村子环境的肮脏，感叹于政府的疏于管理；而了解他们之后，再次回想起那昏暗、拥挤的村庄时，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村庄真的拆迁、改造，这数十万农民工又该到何处呢？”
贤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贫困，可是他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是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状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和其他人不同：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社会在先进，时代在发展，带来了物质，而人们在古老的精神长河中找到安慰。
传销：四大吸引人的逻辑，1.成功，发财；2.实现自我价值，类似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3. 家的感觉，荣誉感，归属感。4.平等，领导是服务于下属的。作为普通白领，成功，富裕，高雅，平等都难以实现，可见对于农民工的诱惑力。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对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麻木的工作，让人无暇思考，学习，而无法进步，今后就越难越难跳出麻木工作的机会。恶性循环。
我所能做的，就是在今后城市里遇见农民工群体，平等的对待他们，在他们不小心或是被逼做出恼人的举动时，尽量宽容，试图理解。没有他们，就没有宽敞明亮的大道，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没有晚上下单第二天早上到的快递，没有人手一个的iphone等等。也希望每个人做事都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出梁庄记》读后感(五)：迷失的故事并不新鲜
我是在看完《中国在梁庄》之后很久，才知道这种纪实性的写作属于非虚构写作。
《出梁庄记》可以视为《中国在梁庄》的后续。讲述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梁庄人外出打工的故事。我没想到，读这本书的速度比上一本还要快。前者描绘的是一个传统瓦解、缺少希望的中国村庄。而后者则是寻找那些梁庄之外的梁庄人。他们去各地打工，成为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分子。可这些分子既无法融入外面的世界，又不可能重新组成往日的梁庄。
迷失的故事并不新鲜。客家人、海外华人，因为生存而流浪远方。这更像是人类本该接受的基因，而为什么我们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去了解这些同样悲苦的故事呢？在不断变化的时间里，我们总是需要明确自己身处何处，进而得到一种虚妄的安全感。我们总是永恒的漂泊之苦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建立连接，以期望能获得一个答案，一个能安抚灵魂的答案。可是迷失的悲苦与变迁的时代配合完美，它们总有新的方式折磨世人，永远不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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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梁庄记》读后感(六)：他们忍受，他们无奈，我们漠视，我们无奈。
读《出梁庄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那种痛苦是因为书中的那些人物仿佛一个个站在你的面前，亲自跟你述说他们的屈辱和无奈。
自己一直有留意这种题材的作品，之前看了一本《在富士康》，里面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一些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社会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尽管这个社会一直不公平。但是他们的不公平是源于他们的人生在一出生的时候已经被标签化和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一条狭窄的路上，这路你要么走下去，接受大部分人得到的最后结果，要不你就闯出去，面对未知的风险和结局。
有时候我会刻意地将城市的孩子和他们做对比，因为自己也是90后，90后这一代被冠以太多的形容词，反叛，出位，创新。但实际上上一代的人对下一代的人的看法是会建立在其旧社会标准下的，尤其在经历十年动荡后的中国，人的主动性和反抗性都大大被削弱，并用反叛、叛逆等词去抑制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在定义上也说明了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农民出身，只是上一代的标签还有他们离乡别井放弃农业转向二三产业而已。他们受过教育，甚至是大学毕业，但是城市依旧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在努力进步，只是这个社会的发展速度要比他们快很多。他们三高一低的状况一方面显示出他们不甘心被标签化，另一方面也注定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尴尬地位。
随着大学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大学生满大街都能抓一大把，读书就再也不是以前所说的出路。只是在农村，这是他们想到的唯一的出路（城市又何尝不是？）。当他们读完大学，出来工作之时，强烈的落差感使得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欺骗产生了愤怒，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只能忍耐，就像一条表面平静的河流，里面实际上充满暗涌。中国现在的不稳定因素绝对不是旧一代的农民工，因为他们的忍受力和目标性很强，他们的目标就是赚钱供小孩读书，然后在老家盖房，回家养老。基本上来说，他们确定了这个目标之后，他们对于不公的处理很多时候都是采取忍耐和大事化小的态度。而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受过较多的教育，他们拥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理性会稍微弱一点。高强度，重复的工作会让他们失掉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而出现的。
如果对于城市的人来说，对外来工有偏见和防备是很正常的。一来自己的城市已经拥挤不堪，人口数上升导致的交通拥挤，生活水平上升，人们就会把这些归结到外来工身上，加上外来工本身没有归属感，他们对这些城市的感受都只是一个大工地，所以对这个城市并没有爱，那么也自然不会去爱护这个城市。本地人和外来工的对立成了矛盾成了问题，乃至于出现了外来工跳桥跳楼，人们也只是冷漠地旁观，甚至起哄。
大约一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以60%的比例占了农民工的大头。他们因为没有盼头，没有时间给他们去奋斗，他们也只能靠父母的力量去成家，他们东飘西荡，放眼的目标也可能只有一年，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也太虚幻。
《出梁庄记》读后感(七)：城市化困境下的梁庄人
撰文：严杰夫
梁鸿用一本《中国在梁庄》，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然而，梁鸿亦发现，梁庄本身已经不是完整意义的梁庄，“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因此，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才是完整的乡村。这一切成为梁鸿再写《出梁庄记》的原因。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笔触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北边的内蒙古，到南边的东莞虎门，从西边的新疆，到东部的青岛、北京。通过拜访这些遍布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51位梁庄人，梁鸿让那些曾在《中国在梁庄》中隐隐绰绰的身影具体了起来。
抛去地域因素，梁庄的这些打工者显然是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缩影，他们大多从事最卑微、最贫贱，甚至最危险的工作。在梁鸿的笔下，我们几乎看到所有曾在报章中读过的那些零碎的社会新闻。“蹬三轮”、“富士康”、“重金属中毒”、“电话推销”、“城乡冲突”，这些词汇对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关于梁鸿乡亲的那些故事也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然而，说到底，这些故事和它们代表的人生，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永远也不会去真正关注发生在城中村的那些日常生活。但到了梁鸿这里，这些词汇和故事被安置到一个个有着具体姓名的人物身上，终于变成了鲜活的生命，并构成了与我们并行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无论如何，梁鸿笔下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青焕和王福姑爷等等人物，他们尽管有着强烈的“告别乡村”的欲望，但是在身份上却仍然无法跨越城乡差别这条巨大的鸿沟。
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梁鸿不是只片面地选择那些失败的打工者。在《出梁庄记》记录的那些城市中，到处都有已获成功的梁庄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就提到了有着神话般发财经历的韩小海，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自然不会放过采访他的机会，以挖掘那个财富神话的真实面貌。但韩小海显然不会轻易地坦承自己的发财史，对于别人指责他搞传销的传言，他更是矢口否认。不过，作为从梁庄走出的群体中的一员，无论他的真实经历如何，他已经成为打工者中成功的案例。韩小海们对于外出打工的老乡，以及留在老家的乡亲，往往意味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于后者来说，韩小海们代表着现实中打工者企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他们的存在，在鼓励着一代代农村人带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这些成功者无论是个性还是行为模式，大多带有极大的争议性，因此很难被其他打工者模仿，因此在群体的其它成员眼中，这些神话就包含了大量阴暗和晦涩的元素。
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作为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都面临着身份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令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寻找新机会，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却还是无法摆脱传统乡土社会的阴影。这种传统的阴影，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乡村的家族经济。第四章“内蒙古”中的“扯秧子”一节，就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梁鸿在这节中提到的恒武和老赵，都是对于扯秧子最生动的阐释。一个人外出打工后，最后能从老家前前后后带出一百多号人，这不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那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以“我”为圆心，人际关系以同心圆的方式从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即使北京的那位千万富翁刘秀中，他为了事业决然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但是在内心却仍“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而他最大的满足也还是建立在同乡的逢迎和吹捧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土社会在瓦解的过程中，其传统或者正借由打工者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城市和乡村中得以重生。在《社会变革和婚姻家庭变动》中，社会学家王跃生曾提到，“按一般认识，集体经济组织被取消后，家庭组织理论将有可能重新产生”。如果说，王跃生在20世纪末的这项研究中曾预言性地指出了乡土社会传统重生的可能性，那么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就是用自己乡亲的真实案例来证实了这个预言。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预言的背后还附带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王跃生提到，“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国家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将成为何种状态，至今仍未见分晓。”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打工大潮，在30年后的今天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王跃生所提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也正逐渐清晰。在30多年的进城潮中，打工者们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新的权威，最终正在颠覆着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作为“前打工时代”最主要的两种乡村结构，宗族社会和集体社会已经瓦解，拥有了财富的打工成功者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新的权威。
“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瓦解和重生一方面令进城的农民在心理和现实中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同时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维持现状的决心。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梁鸿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下，正是那些打工者的观念和经历，在重新构建着新的乡村生活和观念。他们是现代化冲击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中介，同时也是现代化在农村的诠释者。但是，身份上的尴尬和困境，令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却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于是，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带动变革的乡村社会，都在滑向一种病态，这种病态被梁鸿类比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一种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我们必须要质疑“乡土中国正在终结”的结论，必须要质疑“陌生人式”的城市文化模式对“熟人式”的乡土文化模式的简单替代，必须要质疑现代性是不是就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来说，真正的“中国梦”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在古老的土地上规划和建造起整齐划一的新楼房、新城镇，在我们的乡土传统中“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或者才能挥去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沉重“呼愁”吧！
《出梁庄记》读后感(八)：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人群
他们是一群辛苦劳作的人，他们是一群默然承受的人。他们远离了故乡，对城市却依然陌生；他们在城市打拼付出，却梦想着有一天回到故乡。但是故乡不再是以前的故乡，城市也漠然地拒绝他们。他们游走在城市边缘，何去何从，茫然徘徊……他们是梁庄人，他们是离开家乡散入各大城市的农民打工者。
《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2010年出版了《中国在梁庄》一书，以近乎写实的手法描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觉得《中国在梁庄》中的梁庄并不完整，还有一大批梁庄人分散在全国各大城市打工，他们也是梁庄的一部分，因此她又花了两年时间，先后奔赴梁庄人外出打工的主要城市，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描述了这群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人的生活与情感、历史与未来，这就是《出梁庄记》。
作者按照走访的城市为线索，用真实的笔触、细腻而又克制的情感向我们呈现了一幕幕梁庄外出打工者艰难辛酸的生活：简陋恶劣的打工环境，阴暗狭促的出租屋，被城里人压榨欺侮、有冤无处伸张的绝望，面临疾病死亡无人问津的悲凉，种种描述，因为真实让读者的心灵受到震撼、感到疼痛，因为克制又不至于让读者的心灵陷入无望的哀伤。
作者描述的是梁庄人，实际上他们也代表了中国无数的农民打工者这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当代中国不容忽视的活生生的存在，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中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梦想。这个群体最大的困惑与纠结就是身份的确认。他们大多数人离家千里外出打工，很少再回到故乡，对故乡已日渐陌生。他们多年聚居在城中村里，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也不接纳他们，保险、教育、医疗等等都没有他们的份，没有“单位”支持他们，遇到问题也无处伸张。他们徘徊在城市边缘，茫然地期待着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未来，嘴里却说着，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家乡。
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己的软弱，称自己不时想逃离眼前的一切，但她是勇敢的，是真实的。她是梁庄人，曾经生活在梁庄，她对故乡的土地、草木和乡亲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骨肉相连的感情。身为女性，她不惧环境的艰险恶劣，与所访的打工者同吃同住，体验他们的生活与情感，只为了更真实更深刻的书写与呈露。她一再为自己无力解决他们的困境而愧疚而自责，但是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困境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难题，这岂是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感谢作者，让我们如此真切地了解了这个群体原本模糊不清的面目。感谢她的诚恳与努力，虽然她也没能提出一个解决的合理方案，但她真实的、尖锐的呈现，至少触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虽然我们也不能救他们于水生火热之中，但至少，从此我们会给予这个群体多一份理解，多一分尊重，而这对于作者、对于他们、对于社会，都已具极大的意义。
《出梁庄记》读后感(九)：农民工与父老乡亲
农民工与父老乡亲
评《出梁庄记》
《出梁庄记》可以看做是《中国在梁庄》的续集，作者梁鸿老师通过自己一次次的拜访和聊天，用自己的语言和梁庄的进城老乡们的对话整理集结而成；它是梁庄的进城农民们的生活写照，也是中国千万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纪实。这些农民工们在城市里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想法，在生活艰难之外的一点点略带苦涩的、卑微的精神世界。
读完本书，我认为给我们最大的触动不是农民们艰难的生活，而是他们无奈的内心世界。农民工是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如今成为了中国社会化进程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就如我们所知的，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巨大阻隔，制度上对于城乡之间的分立，城市管理对于农民工的制度性忽视以及底层管理者对于农民工的不公平对待，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艰难生活的由来。关于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写实，如今可以在各种媒体、网络中读到，农民工们帮助创造了城市的辉煌，也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艰难，这种艰难生活也已经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但现实生活中，他们真正获得生活质量的改进却少之又少。文明在进步，农民在退步。农民工们成为了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身份，他们从农村走出，却因为生活原因无法或不愿回去；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可。
我们知道农民工的生活确实很悲苦，这个群体背负着文明前进中的各种诅咒；通过《出梁庄记》，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他们内心的一种凄苦，他们进退无路的一种尴尬，他们为城市增添了光鲜亮丽，给自己保留了衣衫褴褛。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在城市里赚了钱，等老死以后还是要回家的。读完此书以后，突然从脑海中冒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我突然打了个冷战。
好在，农民工们还有自己仅存的一点内心精彩，那就是他们对父老乡亲的一份乡土情怀，从农村到城市，他们依靠着这份情怀开始自己在城市的艰难生活，即使再卑微的工作，也能让他们获得一份亲情或者乡情的温暖；即使受到再多的盘剥，他们也能在生活的不容易中获得一份自我的解脱。从梁庄走出来的类如梁鸿老师一样的城里人，他们一样怀着一份浓浓的乡土情怀，在关注农民工的艰苦生活的同时，也在寻求为他们解脱艰难而努力。我们看不到农民工的未来，但我们感到庆幸的是，除了农民工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
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之外，也有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宗教、宗族、乡情、亲情、友情，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想法。《出梁庄记》说的是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是在说中国的文明进程中，一个为发展付出代价的群体。他们虽然地位卑微，但值得我们尊敬。
2013-5-11
《出梁庄记》读后感(十)：时代的分裂感
虽然早已知道人生而不平等，但是我还是很难真正关注和我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在这个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很少有书籍不去写赞歌，而是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这一切发展的基础——农村。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多少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靠农村在供养？食物、土地、劳动力，我们榨干了农村的血液，在这繁华中洋洋得意，还看不起从农村来谋生的人们。
我们可能在公交车上，地铁上打量那些穿着和表情都比较违和的民工们。可能会产生一种面对不同的人的尴尬感、好奇感、厌恶感。但是我们没办法从眼前这个人身上想到他的生活背景，他的人生经历。我们肤浅地只看到他们的现状，没有想想自己如果处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大部分是在出生之时已经决定的。出身，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运气。这运气可能好也可能坏，你可能是首富的儿子，也可能是一个孤儿。这天生的不平等决定了我们之后要付出多少努力才可以走到同一个层次。当然，努力的基数可能是零，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都是零。这对现在的成功学可能是一种讽刺，一个人连接受到教育的可能都没有，一个人在十六岁就需要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怎么还能对他加以重压，希望他们出人头地呢？
读完这本书之后去了一趟上海，繁华啊真是繁华，但是我在这种繁华中又想到了书里的梁庄，深深感到了一种分裂感。我该如何去理解这种差别呢？心中非常压抑。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不愁吃穿的中产阶段子弟的一种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