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的读后感10篇

　　《国运1909》是一本由雪珥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31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运1909》读后感(一)：《国运1909》——如何用真史料颠倒认知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看，这本书是对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视角颠倒做得最好的一本书。最让人惊讶的是，作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和你我一样的历史爱好者。他用的创业期间的休息时间竟然作出了一本对中国今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借鉴意义的书。不是说书中的观点做得多新鲜或者史料多独特，本书的好处在于作者用常理常识分析史料，却得到了和寻常大不一样的结论。这一点，如果是想要说人话给大众和执政者听的学者，恐怕都没有这位业余的作者做得好。

　　你看书中各省督抚之自私、各地人民之急功近利、各派党派之争权夺势，这艘破船的翻掉哪里只是慈禧或是载沣的错误？他们只是因为站在最高处，而成为了无辜的众矢之的。也同样应该负起责任的四万万中国人，竟是躲在历史的深处暗自庆幸着。

　　坐而论自己国家国民性的各国学者、作家不少。把自己国民骂得一文不值的数中国最多。遍观本书，你就很能够体会为什么那样的时势会诞生鲁迅这样的骂人之王。那个时代已经随风而逝了，但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精神似乎是一条附骨之蛆。互联网不能解决大众易怒、无知、肤浅的现实，反而只会激化这种矛盾。曾经我是一个坚定的美分，觉得天朝做什么都是不对的。然而今天我意识到，一个智者不会把身居高位者真的看成酒囊饭袋之徒。是三七开还是五五开我们暂且不论，用压制民意的方法保着一艘航船平稳行驶，我相信会在未来的历史观察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

　　当代中国改革也到了深水区，你们能不能安静地看一会？

　　《国运1909》读后感(二)：《国运1909》书摘

　　1、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

　　2、改革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全民的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改革已经从经济、国防等“用”的层面深入到了政治体制这一最微妙、最敏感和最根本的“体”的层面……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最大的阻力早已不再是“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也不是靠着黑帮会加手枪炸弹搞“恐怖主义”的革命党，而是改革者或者自我标榜为改革者之间的争斗……《纽约时报》：正是因为“所有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内部严重而混乱的意见分歧如果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可能给外国人提供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

　　3、这一年，西方列强依然在使劲攫取利益，但收回路权、矿权的成功成为民主主义的狂欢；革命党依然在发动恐怖暴动，但民心的潴留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民众的支持，革命只是阿Q们对秀才娘子大床的一种无望的觊觎；民族工业在国际商战中依然弱小，但中国人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上海的股市操纵了马来半岛的大量橡胶园。

　　4、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7、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

　　8、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

　　9、袁世凯正式大清朝廷中最坚定且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抗日派。

　　10、改革者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他就是乱政的罪魁，祸国殃民，反对者自然拍手称快，而昔日的支持者也会翻脸，嫌你把事情办坏了；而一旦改革成功，伴随着改革必然产生副作用，同样会可能被“请君入瓮”——既然你为改革可以牺牲一切，朕现在就借你的脑袋用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改革者要避免这种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用以自卫——先是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夹紧尾巴、多装孙子。问题是，在这个大费周章地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容易被同化——改革或被放弃，或被异化成了权争的幌子。

　　11、刘鹗《老残游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12、总督升允1909年：立宪固属刻不容缓之举，惟不求其本，徒袭皮毛。舍中国数千余年相沿之成法与我列祖列宗建国之方略，事事不悟泰西，而又操之过急，窃恐新章所练之陆军，他日皆成敌国，保甲所改之巡警，将来变为匪徒。

　　13、各地民意汹汹，莫不把立宪作为大清王朝复兴的唯一希望，认为只要一立宪、一开国会，中国的所有问题立即迎刃而解，如同日本一般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一方面是各种动机的强烈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是因缺乏权威而逐渐失控的秩序，政治改革在大清国不仅不能如日本那样形成凝聚力，反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力，改革的快车失却了任何刹车制动装置。

　　15、“上骄”就是领导干部自我陶醉，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并且以自我表扬为主，忘乎所以；“下谄”就是人们在权力面前无法“养成高尚的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爹亲娘亲不如长官亲。

　　16、北大校长（京师大学总监督）刘廷琛：“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袛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

　　17、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盘模式……保皇党从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将“保皇”、“勤王”的口号转化为了在海外锦衣玉食的“生产力”。而革命党在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同时，将自己的团体从形式到实质都日益演化为并不民主也并不共和的地下帮会。

　　18、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

　　19、善耆：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

　　20、康熙皇帝曾经高姿态地表示：“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实政惠民，不必格于成议而拘迂见。”雍正皇帝则毫不掩饰，认为正途人员容易徇私结党，因此，保持捐纳渠道就可以“藉以牵制科甲，庶合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

　　21、大清国的组织人事制度日渐失范，严重削弱了其本就薄弱的执政能力。庞大的干部队伍，既丢失了传统科举制度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也遗弃了捐纳制度带来的商业荣誉感，官场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大清国也就只能走上“十赌九输”的宿命道路了。

　　23、当时报端上一篇题为《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的文章指出：“无异乎买空卖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出，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其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24、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

　　25、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大清国终究难以建立起以契约与法制为根基的公司制，各种势力以各种堂皇的理由试图影响股市，为自己或某一特定团体谋利。

　　26、英国人两度巧取开滦（煤矿），直接原因或许不仅在于他们的贪婪，也不仅在于大清的颛顼，而恰恰是因为大清国始终难以提供资本所最为需要的核心要素——和谐与稳定。

　　27、“官督商办”是大清国“改革开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而又对民营资本信不过，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这些企业的真正权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资人权益的股东，也不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领导人拍脑门任命的干部……挟官以凌商，协商以蒙官。

　　28、当大清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而且生财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违法行为时，“捞一票就走”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令企业家更有信心。

　　29、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清企业家的正业。要在大清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就是要跟进风尚，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30、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

　　31、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计划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清国实行高难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的基础。

　　32、对大清政府来说，维护“三农利益”，本是职责所在，若将此推给企业，甚至推给外资企业，这板子显然是打错了屁股。而对胡雪岩之类的商人来说，本来就是为了和外资争夺生丝市场的主导权、甚至垄断权，属于利益之战。非要诉诸动人的爱民及爱国色彩，则是有些不择手段了。

　　34、在公私合营（官督商办）的企业里，人们往往注意了“官”的问题，却忽视了“商”的破坏力在任何方面都丝毫不亚于“官”。那些为后世所敬仰的著名企业家徐润、郑观应等，毫无顾忌地贪污或挪用公款——徐润动用招商局公款为自己炒卖房地产，郑观应则挪用机器织布局公款炒股。

　　35、四川铁路公司有大量资金去向不明，政府在国有化过程中坚决不肯为此埋单，这导致了本渴望着政府资金入场接盘的股东们大为不满，这一难言之隐成为所谓“保路运动”的主要利益动机。

　　36、在商业层面上，熟悉本土市场的中国商人远比西方商人占有优势……而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支付体系，外商根本难以直接涉足，这也是造成买办制度在中国盛行的主要原因。

　　37、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管：“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太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38、尽管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再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原。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39、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40、在睁眼看世界的痛苦过程中，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与孤陋寡闻的世界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在行动上导致了必然的后果——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现炒现卖。士大夫固有的偏执与自信，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更是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一场自发的、尖锐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切都被纳入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二元判断体系里筛选，寻找万能神药和替罪羊则成为思想大解放的主流。似乎只要解决了替罪羊，服下了神药，一切豆浆迎刃而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能指日可待。

　　41、在救亡与启蒙的大旗下，人人都试图成为包治百病的神医，无论改良者，还是革命者，或者保守者，唯我独尊、党同伐异成为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敢想、敢说、敢为乃至敢赖的痞子运动，终于成为此后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立宪、革命，乃至之后的民主、科学等，成为各自表述的工具，整个社会陷入了浮躁和宣化，而知识分子们则似乎从来都自居于道德的制高点，不屑于反省自己的急躁、操切、无知。

　　42、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大一统的中央独裁转变为各地实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独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却没有改变“权力万能”及“赢者通吃”的规则，“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依然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非是把助于“皇帝”替换成了别的与时俱进的名称。

　　43、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归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做“入寇”。

　　44、戊戌政变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为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

　　45、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话就是个非常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护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46、面对康圣人的连串秋波，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坐怀不乱”：一方面，对作为政治势力的保皇党（宪政会），采取“不放弃、不抛弃”的两不政策，在宪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求同存异，将大量有保皇背景的海外华侨纳入统战范围；另一方面，对康有为本人则采取了另一“两不”政策——“不攻击、不亲近”，归根到底就是“不接你的茬”。这样的政策导向，加剧了保皇党内部的分裂倾向。

　　47、早在兴中会草创时代，暗杀就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结合成同盟会后，暗杀组织更是遍地开花……检举而漫长的社会革命被简化成匕首与炸弹的快餐式操作。暗杀这种短平快运作，似乎很容易令人上瘾，从肉体上剪除异己的习性牢牢地渗透到了革命党的血液之中。辛亥革命之后，暗杀成了革命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有力武器。一个名叫蒋中正的年轻人，通过刺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而赢得了声誉和信任。

　　48、一类医生认为必须动大手术，才能起死回生，而且时不我待，应立即动刀。革命派和海外的保皇派都属于这一类，区别在于革命派认为“中华”才是病人，而满洲当权者是病毒，应当清除，才能保中国；而保皇党则认为爱中国就要爱大清，救中国就是救大清。

　　49、清政府权利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打嗝、打喷嚏或叹息，即使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和”；反对者在自家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参政权无非是广告词。而高唱新闻自由动听旋律的在野者，一旦自己登堂入室，首先做的便是严禁他人克隆，转而认真总结旧政权在控制与垄断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50、这种强烈的“中华意识”吸引着中国附近的各国，日本、朝鲜、越南、硫球及南洋诸国如同行星一般绕着中国公转。一旦中原“沦陷”，这些“小中华”们也会兴起强烈的“逐鹿中原”意愿。即使在明亡二百多年之后，日本人在发动甲午战争时，高高举起的旗号依然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且得到了不少中国人的认同。

　　51、日本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对安重根（朝鲜人，刺杀伊藤博文，是抗日武装“大韩义兵”中的重要任务，担任参谋中将、特派独立队长以及俄领地区司令官）一案进行了审判。面对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日本方面不敢造次，不仅为安重根指定了两名日本律师，还同意一名英国律师和一名俄国律师参与辩论……这位抗日英雄赢得了日本宪兵、法官等人的极大尊重，一些日本人到处活动，希望能免其一死。安重根在狱中获得优待，可以撰写书信和著作，甚至经常应邀为日本宪兵们题词留念。

　　52、伊藤博文的奉天谈话：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今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伊藤博文的谈话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矛盾心结：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共同对抗西方；另一方面，我们难以等待“腐朽而没落”的中国自我觉醒、自我拯救，必须先下手为强，乃至凭借武力入主中原。

　　53、甲午战争时在军政情报和舆论引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间谍群是清一色的“兴亚”主义者。甲午战罢，在经历了短暂的亲俄外交后，大清国上下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在两国“兴亚”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和两国官方的引导下，中日迎来了长达10年之久的蜜月期，如胶似漆时甚至密谋结成军事同盟。

　　54、日本驻华大使矢野文雄《请过留学生招聘策》：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力将悄然又骚骏于东亚大陆。

　　55、日俄战争后，双方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合约》时仅就满州地区的权益进行了切割，日本没有对俄国提出赔款要求。肖茜传回日本后，民意哗然，主持签约的小村寿太郎和高平小五郎俨然成了卖国贼。签约当日，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七八万人的“爱国群众大游行”，要求拒绝签约，重新战斗……这之后，民众暴动便成了东京一景，日本开始进入史称“民众暴动的年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所谓的某某主义者，开始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6、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放手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57、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妓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褪去炮衣，对准了长崎。谈判中，中国方面有人提出了“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

　　58、日本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的本能。

　　59、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60、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声泪并发，罔知所措”。清廷无奈之下只好劳动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61、口水抗日者，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

　　62、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63、辛亥年，包括美、德在内的驻京外交使团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内容称：“中国若能和平停战主持立宪，则全球所欲盼；倘匆匆于战斗之际，急欲成立共和国，恐非时势所能，亦适启内地纷争之祸，实非中国之福。”

　　64、地方大员们以地方利益为重，往往自行其是，乃至以邻为壑，大规模“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增经济实力，并没有能集中服务及服从国家的整体建设，却为根基于天下观念和乡土意识的地方离心倾向提供了坚强的经济基础。

　　66、湖广总督瑞澂：作为国会议员来源的各省谘议局只是被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中国目前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建议应首先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美国总统塔夫脱：过快的民主进程将只能带来混乱与失控，“就美国来说，她虽然关心民选政府的普及，但不认为普选权应该匆忙扩大，首先应该是有一个人民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

　　67、改革，首先是政改，正在成为地方离心主义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不仅没有凝聚，相反更加涣散。以民主为导向的宪政彻底走样为政治帮派之间的火并，无数小的专制团体、汤排纷纷冒头，一边用宪政为掩护，从强者碗里分羹，一边在内部全套照搬专制的作风，关起门来过过“小皇上”的瘾，并日思夜想“彼可取而代之”。

　　68、对于列强而言，中华帝国的稳定是第一位的，这与大清中央的诉求当然一致……而对于激进的改革者、造反者们而言，乱中才能夺权，越乱越好；大乱之后是否必然能大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乱就没有机会。高喊宪政或者高喊共和的人未必真心相信自己的所谓主义，但绝对相信这是很管用的口号。政治实用主义成为主流。

　　69、后世无法否定，那个年代所能达到的政治开明（当然绝不清明）与宽容程度，都是后人望尘莫及的。两年后，大清王朝覆灭，并非亡于所谓的革命，而是亡于政权的分崩离析——狂飙突进的政治改革在各种势力强行或巧妙搭车后，失控出轨……着眼于扩大执政基础的政改，最后却挖空了指征的墙角；着眼于民主的地方自治，最后却推动了地方离心；着眼于提高民生的各项改革，却演变成了扰民的各种法术；着眼于政治和解的宽容，却被解读成了软弱无能，这究竟是一个王朝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呢……可以可以肯定的是，清亡之后，民国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明、廉洁、宽容、和解。相反，一个大规模的赤裸裸得连潜规则都不屑拥有的痞子运动时代到来了……

　　《国运1909》读后感(三)：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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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50章，27章以省略号结尾。一串简单的字符，一端深植入历史，一端牵引着现实，徒留一段无声胜有声的突兀，让中国人尽情地去舔舐这百年的伤口。

　　百年之后，我们仍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沉溺在黯然神伤与痛哭流涕之中，难以自拔。诚然，悲情的眼泪是平衡我们心理最好的药剂，但当一个遭受苦难的民族将精力都放在了哭泣与控诉上时，谁来自省，谁来自强？中国人似乎喜欢将深重的苦难当成极好的影视素材，翻拍南京大屠杀的鳞次栉比，似乎在赚足了沉重与泪水之后，便能换取心理上极大的补偿与慰藉，便能将对罹难者的纪念化作道德的压制，便能将落后与窝囊包装成悲壮与高尚。当小日本滚出一个甲子之后，我们还在用自己的痛苦为成本，用漫天的口水当武器，用激情洋溢与滔滔不绝作手段，去声嘶力竭地叫嚷谴责右翼的歪曲……但日本就不承认呢？日本就不道歉呢？日本就不理你呢？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在伤痕中寻找道德上畸形的快感？

　　这不是浩然的正气，这是变态的自虐。

　　当我们沉醉在眼泪的平衡中时，日本却在纪念黑船事件带来的革新。这样的对手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这样的结果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去真正地深刻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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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09，宣统元年及前后的这次宪政改革，本可以看成清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但一百年这个历史轮回却将其披上了“风景旧曾谙”的诡秘外套。百年前的那些世态百相，在今天看来仍有似曾相识的感受，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一丝心惊肉跳。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些“历史照进现实”的景观，同样也是“资治通鉴”式历史经验的优质写本。

　　近代中国直至当今——或者说从华夏文明发轫之初，就有一种“以厚施薄”甚至于近乎“以德报怨”的倾向。从以宗主国身份回报藩属国丰厚物什，到近代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大方地豁免来自日本的赔款，至新中国时源源不断援助非洲后而购销贷款，这种“宽容”就时刻不断指导着中华文明以道德上的优势来塑造“礼仪之邦”的形象。如果说“以厚施薄”可以理解为构建国际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德报怨”这种试图用自己的宽容来弥补伤痕，就近乎于一种自恋式的一厢情愿了。孔子早就说过，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何以报德呢？难道中华文明的辉煌，仅仅是以简单的“宽容”两字来构筑的？

　　不可否认，一个民族的武力绝非令人尊敬的唯一标准，其包容性往往决定着文明的延续与否。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伟大的包容性也并非仅仅用“宽容”两字可解释，而是在这看似温和的背后，乃是有其难以磨灭的阳刚之气的存在。我们赞叹于汉唐盛世，但汉唐之所以能问鼎于天下，厉兵秣马、投鞭断流、铁骑驰骋的赳赳之气亦是立足根本。大汉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鏖兵大漠，横挑匈奴，不仅留给后世“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感叹，也让大唐的文人杨炯发出“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投笔从戎豪气。阳刚烈气，足显盛世之风。

　　1840年的中国人，在天朝盛世广博“胸襟”的庇护下，原本挺拔的脊梁骨早已被懦弱与外强中干所充斥，只留战前的口水抗战与战后的噤若寒蝉。于是，近代的“东亚病夫”们只能用同样一味的妥协与忍让来宽恕列强的咄咄逼人。海纳百川固然能得天下之心，但如果在这种怀柔的陶醉之中无形丧失掉了本有的阳刚之气，那么便是一种可怕的堕落。在这个所谓“伪娘”兴起的时代，我不知道身为华夏后人的我们，是否还有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值得让世界崇敬的精，气，与神？

　　最后是一封西汉名将陈汤的上疏。一直以来，每读到最后一句话，我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狂热。我们的先辈已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民族铮铮的铁骨脊梁；而这，才是真正令世人尊敬的中华民族：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 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 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 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国运1909》读后感(四)：狂飙突进的车辆，腐坏的人心

　　从开篇就能感觉到作者很有意的将1909的国势与当今对比，会心一笑，那些尘封的名字，“80”后的载沣们，在帝国的落日中无法松动紧皱的眉头，望向紫禁城的远方。远方本来是中兴，是颓势的扭转，是改革目的的实现，但是国家已从根本上腐坏，上下猜忌，君臣离心，大厦将颓，也许康乾在世也无语问青天。

　　是改革来的太晚，还是来得太急？当改善民生反致民不聊生，放权地方反致四方离心，革新教育反而堵塞底层精英上升途道，一切都煞费苦心，却像脱轨的列车，呼啸着加速了帝国的覆灭。

　　经济的振兴果然和民主进程相悖，威权是再崛起的必须吗？

　　慢慢来，需要理解和信任，当信任不再，各怀目的的人们，都是覆巢的葬送者。

　　在坎坷山涧驾驭飞驰的列车，从来是艰难之事，也许本该在当初，选择阳关大道。

　　《国运1909》读后感(五)：两难

　　发表于 2010-04-30 16:21

　　两难，还是两难。迟迟不敢动笔，那么多好评，我又错了！

　　诸多珍贵资料、史实，建设性论断，很有见地，言之有物，这是写史的优点。

　　言语调侃，动辄拿现代名词冠之，尤其是国家现行政策语言，极让人反感，这是致命的缺点。

　　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就如同吃臭豆腐，内容挺香，字里行间臭，太臭！如果利用还原反应处理成鲜嫩的豆腐，原汁原味，这可以当得起名点，事实却非如此了。

　　首先，她是澳大利亚人，因为没有在我国境内活动，完全不受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所以她尽可言之，尽可轻佻。这就是她肆无忌惮的大量以政策性语言来调侃清王朝历史的原因。并不是勇敢，而是倚仗。有时分隔开来，我会误认为是拿清王朝的事情来调侃改革开放。华裔若何？华裔依旧有分类的，非国内居住之民，不解民之情，更难理解国之情，何来大言不惭乱加引用？不要以为有华裔身份就可以随意对文字渲染，诸多华裔说的却是英语，任的却是他国政要，维护的却不是曾经祖辈上母语的国家的利益，我理解，但不要拿这种虚荣来迷惑百姓。

　　其次，或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她非历史学家，充其量是历史研究爱好者，所以用种种现代的语言阐述历史，简直在强奸我的耳朵。文字中，多与常规研究结果相悖，用语中现代词汇、时尚词汇运用的娴熟程度恐怕比我们国内的语言工作者还要强，不禁想起一个词：假洋鬼子。

　　我去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之词，两昆仑一直为学界所揣测。而康有为的保身之举未必就如书中所说的种种猥琐，这是偷换概念，康忠君思想是有的，封建体制下的忠君即爱国，无可厚非。另外一个历史辩证，一个好人的对立者未必就是坏人，典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哪一个是坏人？但他们一保守一变革，政见不同而已，用这种方法来判断康的“劣迹”是不足取的。保身又有何不可？鲁迅用过的笔名达40多个，不断向黑暗中射出战箭，正是这种精神，很多这种精神，在历史的大潮中增加了向前推动的力量，引颈固然壮烈，能够继续战斗何尝不更有意义？

　　最近有几本书，书中的资料很让人佩服，不知来自何处，总能突破我们的视野，但只要是资料就有可靠性的疑问，资料始收集者、如作俑者的目的、途径、编排过程等等造成资料的偏差，言之凿凿未必信之旦旦。作者也会出于一个观点而扬长避短，捡能够说明其观点的证据，甚至放大，弃反向证据取之，甚至歪曲，而很多人，像我连业余的业余都差几千里，更难辨驳，宁信众声，不听独音，哗众取宠者，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类则更需敬而远之。

　　两难其实不难，看了就看了，别认真真假，我无所谓——对类似这种玩文字之心胜于探史实之真伪。

　　《国运1909》读后感(六)：之前的不算

　　如果一本书可以颠覆你之前的观念，那么这就是好书。

　　听过雪珥，某专栏作者，喜欢收集晚清的历史，以“历史的拾荒者”角度，一些从国外资料说历史。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忌讳？晚清、民国那段历史总是被人一笔带过。也许这段历史跟现在的权贵们密切相关，于是总有点不可告人。看完了这书，忽然怀疑那些人，甚至是一种称呼为‘革命’的东西。

　　从小的教育，总是非好即坏。好人是永远的好人，坏人是永远的坏人，伟人当然是从出生开始至死乃至不朽的伟人。

　　所谓历史，常说是“胜者王败者寇”，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呵呵。

　　看了这书，从另外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清朝，甚至一个不一样的民国。

　　推荐的末尾，忽地弹出一个想法：如果当年袁氏不称帝，也许他是比孙某人还要伟大的人。而今只能被称为枭雄——所谓胜者王败者寇。

　　《国运1909》读后感(七)：善政与恶政的塔西陀陷阱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书中虽然是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事，一个一个的事件与现在微薄、网站上的新闻与段子没有区别，感觉自己同晴川、若曦一样穿越了。

　　当时的最高执政团队其实并非腐朽没落的统治者，甚至是高举改革的旗帜，意气风发的向前，可以说与乔布斯一样怀有改变世界的勇气。

　　但是近三百年的当政，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利益团体既是受益人，也是掘墓人，宛如人体上过于强大的病毒在缺乏有效免疫系统制约下会害死宿主，他们最终也害死自身，因为他们已经耗尽了政府应该具备的信用。

　　但是统治者已经陷入了塔西陀陷阱，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这个满族人的政权在计划外的辛亥革命导致的内外力作用之下，最终崩溃，开始了另外一个循环。

　　原文：http://juniorknight.com/2012/161

　　《国运1909》读后感(八)：《国运1909年---摸石头的时代》

　　《国运1909年---摸石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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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直接将雪珥本书自序放到我读后的最前面，因为这个自序，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深度感受+高度提领！

　　我们也能感受到蒋先生的晚清改革史的基本认知,那就是“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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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问道：“今晚要过河（huo），哪个来背我吗？”黑暗中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夜色如墨，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面容。这个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华”，她将开始一段怎样的暗夜行程……中国近代改革史或许就是一部“石头记”，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记录。过河的方法无非有三：架桥、造船、泅水。架桥与造船难度大、见效慢，而且主事者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想得周到），也需要文韬武略（既能喊得出动听口号，也能拿得出扎实的技术功夫），更需要虚怀若谷（架桥、造船等于开创新路，桥通路成之日或许也该自觉或者被迫归隐山林之时）。

　　尤其关键的是，架桥与造船需要分工协作、精诚团结，少争论或不争论。傻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条件制约，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简直是苛求。于是，大家只好纵身入水，哆哆嗦嗦地过河。好在河里本还有些石头，可以摸着当做路标，踩着当做台阶。1909 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急，石头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时不时地需要潜到水下才能摸着。石头摸多了，一部分人摸出了门道，摸出了经验。他们不再在乎石头的有无或大小，而是靠石吃石、靠摸吃摸，摸石头成为他们先富起来的路标、先贵起来的台阶。作为最为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大白鲨，用他们的巨尾扫去别人好不容易踩着的石头——落水的人越多，他们的食物来源就越充足。也有一部分人，大声宣称自己手握终极真理、不二法门，可以实现强国梦，对摸着石头过河实在是不耐烦，他们不需要架桥与造船而能飞跃天堑，条件就是无条件地爱戴他、服从他、追随他。这些人不断地涌现，不断地试图飞跃，然后不断地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河中。最后他只是拍拍屁股爬起来，向着淹溺在水中的大多数，一笑了之：就当缴学费了嘛！更多的人随大流瞎摸，石头没摸着，更没踩稳，摸到的是满手荆棘，甚至摸到了鲨鱼的门牙。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不幸成为“沉没的大多数”，他们的躯体成为新造的石头，而踩着他们前进的人则俨然成了弄潮儿……

　　（雪珥，2009 年11 月于悉尼-北京-重庆-上海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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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画蛇添足吗？算了！开始看正文，听蒋先生回味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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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

　　1909 年，大清国新任核心领导层更加坚定了改革之路。这是不得已的，必须找到新出路，时势和人心都要求如此——改革前所未有地成为全民的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在执掌朝政四十余载的慈禧的身后，大清国突然遭遇一帮“80后”的主政人，不乏眼界与想象力，大张旗鼓地动作起来。只是，快步前进中含藏着许多仓促和局促，计划中的万象更新不禁有些迷离……

　　----这段话，太熟悉了！真的----不是国人无法感同，亦无法写出！

　　第三章: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

　　铁路、煤矿、公司、股市、特区，这些新鲜的名词在1909年的大清国越发地惹人注目，说到底都是钱闹的。大清国不比当年“天朝物产丰盈”，屡战屡败后欠下了一大笔的饥荒。好在有了新的揽钱门路，正想拿这个接一口气。

　　----当年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能；不可谓不新；不可谓不心；惟----体制根基未改，于是结果为败！----是吗？

　　然后是第四章、第五章，我还很认真地，将每处自己或有感受及体会的地方贴上标签，欲事后进行汇总，摘录！

　　慢慢地，慢慢地，我看完了第七章，已经不再那么自信和有胆子往书上贴标签了，那种初期残留的，想对书中文字、观点和史料进行一些针砭、驳斥的念头，已经荡涤！

　　晚清的军舰，破机帆几只可以驶往南海东沙岛宣誓主权，驱赶东洋人；甲午战争战败后，重振之大清海军主力战舰海圻号可以穿越三大洋，达纽约（那是1911年的9月11日）表达友好，顺便宣示威严，让墨西哥政府答应对我华侨在其内乱期间遭遇的损失做充分补偿（大清国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设法保护华侨并给予经济赔偿。沈艾孙提出的索赔令墨西哥政府大吃一惊:3000万墨西哥银元）

　　除了扬威之作，还有日俄战争期间，战地国人积极充当日军情报、物资及他类杂物的辅助人员；朝鲜发生之清日战争期间，被英国领事馆庇护的清军数百，饱食后依然上街滋扰百姓......林林总总、玲琅满目！

　　想来蒋先生只是说了万千史料的一部分，这些史料日常单独拿出来观瞧，也不会觉得很突兀，若将他们串联关系，并铺陈在1909年的国运主线上，大有为国人之总体的不争，不振，不择感慨万千！

　　延续至今，我们确实还对那个邻居抱着有趣的愤慨与不满，认为他们应该下跪、道歉、毁社！用蒋先生言，都一个甲子过了，还没看清！

　　转而，还是蒋先生所思所得，国人普罗不看清，是常态，国人中坚，亦同样不看清，或者说不愿去看清------岂不闻“知日”，可以构建出一个新“智”吗？

　　这就是国人大体状态！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某种程度的破机帆就敢闯的态度及行动！现在钓鱼之岛可坚挺，若没有附生旁支的诸如当年东蒙铁路做并行线，那就确实可以振奋一下的！

　　国人需要振奋，很久以来，大体都只有从竞技体育赛事获得些许安慰了，这个状态要改变，否则邻居还是会督促你改变的！

　　当认知到自己学史的程度之初级，资料理解和贯穿之破洞，怎么还敢于逐章逐节，去所谓辩驳或查证呢？

　　歇了吧！

　　这不，大清帝国也正如那死鬼伊藤博文预言的，1909年才开始的宪政，刚过二年就被汹涌而起的地方势力瓦解、分崩了！

　　回头看，那些地方势力与大员，太多唱着宪政与政改的口号，实则捞取利益，巩固自身；而那些伟大共和口号嚷嚷革命者，也不少只是祈望浑水可摸鱼，帝王轮流做之类。

　　这样的基础，一座古老大楼，二年才倒，已算幸事了吧！

　　急，不行；可，不急，怕也是百年不进吧！中国，需要一个远瞻强势引导者！

　　作为读者的我，深深敬佩蒋先生的史料砌书，珠串成器；作为读者，更作为国人，需要更多阅读和深思，再不努力厘清史公们涂改后的纸张，怕是不急，真不行了！

　　最近同步在看蒋先生《大国海盗（10集纪录片） 》，该片2011年底摄制的吧，因为闽南语播放，在东南亚颇受欢迎，蒋先生表示，想应该是和观众有共鸣的关系吧。他也期望对海盗的重新认识，或许能打开中国人的心灵边境。

　　是啊，海盗，郑成功，王直，倭寇，我们的脑海中又被塞进多少涂改官样，也一起拉出来洗洗干净，再塞回去吧！

　　最后是蒋先生自谈：

　　之前有不少记者也问我,说我的书中对晚清帝王、大臣的改革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评价,这其中似有为统治者“美化”的嫌疑。其实,我的书中绝对没有美化任何人的倾向,而只是在尝试还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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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正确的。

　　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革命”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政治游戏的核心就是夺权,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在口号的动听悦耳方面,执政者永远比不上在野者,因为人家不挑担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却一直缺少踏实勤勉、能够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历朝历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当成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只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但当这些批判者终于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

　　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150多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而已。一百多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晚清当然腐败,当然昏庸,当然颟顸,但这种腐败、昏庸、颟顸,不是那个执政群体的独有共性。中国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其间有过折腾,总想通过急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革命,来抄小路、走捷径,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上来。而晚清的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历史财富就是: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我坚信这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所谓种瓜得瓜。

　　从体制内精英改革的“事倍功半”、甚至“事倍功亏”的结局,我们这个民族最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如何不折腾”。从晚清开始,直到邓小平开始改革,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上,翻烧饼似地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

　　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更不在于大清中央漠视民生,而是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和服务于、乃至被牺牲于这个“大局”。

　　项羽先生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思维,不管贴上了什么时髦的包装,都是危险的,无论结果如何,只能是少数人站立在多数人的泪水乃至血泊之中。我们太需要相互妥协、相互“勾兑”,别把自己当大爷,也不将别人当孙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前提就是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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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3

　　自己读后《国运1909年---摸石头的时代》之感，也急急发于网络了，

　　http://bbs.bianzhirensheng.com/thread-1315477-1-1.html

　　《国运1909》读后感(九)：对康梁和同盟会认识的巨大颠覆

　　一本针对晚清的时评书，颠覆了对晚清的整个看法，颠覆了康梁之流的整个认识。看来历史教科书真的是瞎编的经典。1909年发生的事，于今天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改革是件大事，不是扯淡，更不是过家家。不能靠外国人的良心，也不能靠百姓的觉悟，更需要的是精英们的胆识、智慧和水平。大国不亡，中国的堡垒从来不从，也不会被外部攻破。晚清政权的巨大行船，表面看就是被那玩笑式的保路运动和湖北人一声枪响所颠覆的，事实上是晚清政权步子迈的太大，把蛋扯了而已。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大宋，大明，大清都是一样的结局。这个国家同仇敌忾是如此之难。中国需要改革家，不需要政客，稳定而坚定的改革是百姓最需要的。

　　《国运1909》读后感(十)：再谈《国运1909》

　　中国与一衣带水的日本，在近代史中，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国家。从甲午黄海之上的炮火到1937年卢沟桥上的硝烟，倭寇铁蹄残虐祖国多少大好河山；从庐山之上，蒋介石的宣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与寇作一生死之搏斗”到1945年胖子与小男孩让倭寇的玉碎梦想成为笑话……

　　被刺刀与枪炮蹂躏多年的国人，追偿的权力被轻言放弃，孰不知我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之赔款，如何使小小日本快速崛起于东方？！孰不知盛唐的白江口之战到所谓的黑船事件再到二次大战等诸多历史早已证明倭人之本性：服力却不服德？！

　　当然这些，尽人皆知，与本书似乎关系不大，因为雪珥更多地是叙述了我们所不知道、不清楚、不明了的内容。

　　如中日在甲午之战后居然出现过一段不长的蜜月期？如为何在我们国土上爆发的两个强盗的撕咬──日俄之战，竟有清国留日学生自发组织的抗俄义勇队参加？！……

　　据这本书的介绍，在当年如狼似虎的觊觎富邻的日本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政见：“脱亚入欧”论，“兴亚”论。脱亚入欧者，因日本最终走得就是这条路，自不必论。而“兴亚”论者，是将自己与中国联合，视为亚洲人的救星，但由于中国的傲慢，所以要打痛中国，再去联合。

　　故，中日之间虽然爆发了甲午之战，但中国与日本并没有因为战争而疏远，相反，越走越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晚清大批有志之士东渡日本，寻找富国强兵之妙策；在日俄战争中，大量旅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与日军并肩作战，日本间谍也将战区周围的清军大营视为安全的避难所，在甲午之战中坚决抗日的袁世凯等清军将领也或明或暗的给予日方支持；日方退休首相伊腾博文居然也能本着一种中肯的态度给中国改革进程开出良方……

　　当然，蜜月终究就是蜜月，而未转化成蜜年。日俄战争后，从俄国人手中夺取大量对中国的不公正利益的日本，并没有想吐出一丝半点的架势，相反，对于中国更加轻视，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之田中奏折变本加厉地露出了尖牙利爪，于是乎，一方是肥牛，一方是恶狼，这样的联盟，会是何种结果，不难想象。

　　幸亏华夏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幸亏恶狼被一个接一个得逞的野心冲昏了头脑，变成了狂妄而自大到疯狂地步，最终，大家齐动手，恶狼被打断了脊梁，中华民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这胜利过于“惨烈”，位列战胜国的我们放弃了赔款、放弃了严惩侩子手，但失去了琉球、钓鱼岛，以及遥看本为中华一族，却被岩里政男之流忽悠得不知、不敢表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