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芬兰车站》读后感10篇

　　《到芬兰车站》是一本由[美] 埃德蒙·威尔逊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4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一)：短评

　　这本书不是一本严谨的思想史，倘若肯抛开对于种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却不失为一本颇有趣味的历史读物。从米什莱和窗外的法国革命一直讲到列宁与他的列车，威尔逊算是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开了一扇看得见别样风景的窗。从这里看过去，是左翼思想家和行动者轮番上场，又一一谢幕，加之若干八卦往事，读起来确实相当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威尔逊在文中花了不小的篇幅来分析马克思对美国的种种误解，斯人已逝，他把这些马克思所有的偏见一一阐释给谁看呢？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或者仍对美国抱有如马克思一般看法的欧洲人，抑或者是，排解他自己对于美国的忧郁之感？

　　威尔逊的作品在某种程度和茨威格颇为相似，他们笔下的历史所要做的并不是还原历史真相，算不得合格的历史著作（他们也不屑于只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叙述者和记录者），而是一面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打量着这个世界，一面努力与自己的情怀和观念调停。因此，他们的书总是容易读进去的，因为那里头，不像别人为了客观而努力把自己藏起来，而是站在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字里行间不断地向你呼喊。这番热切并不罕见，每一本努力向永恒进发的著作都有对于人类命运的注视，只是有的激情澎湃，有的克制冷静。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二)：成就一段历史

　　云也退/文

　　意思很明白：读者诸君，我只是客观地记下了一群人的主观认识——他们是怎么看待革命的，怎么描绘愿景，以及，怎么将认识付诸实践。此外，威尔逊还承认，他当年过于轻信苏联官方对列宁的描述，而忽略了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问世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言论与作品。一句话，他是被立场给蒙蔽了一部分心智。

　　你若认真读过《到芬兰车站》，没准会为威尔逊的“一时糊涂”而庆幸。这本书，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脑子——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贡献，又揭示它们潜在的危险；既赞扬列宁和十月革命，又批评革命者和苏共随后的堕落——写不出来的，而它的偏颇，它对列宁等人的美化，既是其短，又是此书的能量和感染力所在。1935年，《到芬兰车站》开始撰写时，威尔逊还兴冲冲地告诉他的好友、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说，斯大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鞠躬尽瘁。不久，他便得到一次去苏联访问的机会，回来以后，同罗曼·罗兰以及安德烈·纪德一样，发表了一部访问记，透露了看到真相之后立场的转变。不过，尽管他已经完全清楚苏联建不成民主体制，而且政治机器已在国内建立了独裁统治，他还是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这一串人物所缔造的“变化”抱有感情；对他这样的左派来说，没有什么比指出一种可能性更为宝贵的了，更何况，俄国人还在列宁的领导下去实践了。

　　任何一个新鲜的运动，一个与之前的历史、理论、观念构成决裂的东西，若要想立住脚跟，逐渐抓住更多的人心，都需要它的开创者投入以巨大的信念，给足推动力。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干净利落地从形上沉思跳到现实实践。“到芬兰车站”一语的主语是列宁，所谓的革命大导师，但其实，威尔逊在叙述马恩的篇幅里，亦耗费笔墨来描写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看起来像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强烈且信念十分坚定的人物——以外表而言也是相当突出特别，满头黑色的卷发，两手长满了毛，身着一件斜边扣子的外套，给人一种望之生畏的印象，即使他的行为有时显得相当怪异。他的动作有些笨拙，却大胆而充满自信，他的仪态言行和社会传统格格不入，但却孤傲不群，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非常适于发动煽动性的批判言论。他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定语惊四座，这让人感觉他对人类心灵了如指掌，能够轻易加以掌握驾驭。……”

　　这是威尔逊引用俄国学者安年科夫所述的马克思印象，此人记述了马恩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的争论，十分传神，马克思被魏特林的书生之言激怒，挥拳砸了桌子，“桌灯差点掉了下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显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所做的事。

　　马克思不但与过去的哲学家决裂，与同阵营的那些缺乏实践勇气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也一刀两断。萨义德称他是“伟大的现代二度思想家（re-thinker）”，反省、推敲、破坏先哲的理论，建立自己事业的开端。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马克思的职责，就是要第一个证明历史尚未终结，到他那时为止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似乎已经为世界定了调，其实不然，资本主义是促成了人与他本质之间的分裂，而非缓解了它。马克思要让人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起源，所以，人就不能同他的目的相分离，而是要与其行动合二为一。

　　这就是革命导师在给将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绘制蓝图，埋伏引线。评论家刘易斯·梅南德写道：“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马克思’就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在行动，在每个新的环境里持续不断地做着什么事……人充填入时间；世界随着人物的脚步行进而转动。在我们面前，历史显示出一种线索来。”《到芬兰车站》就是要写出一条线索：从法国大革命，到巴贝夫、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历史行动者”拉萨尔、巴枯宁，再到列宁、托洛茨基、威廉·李卜克内希、罗莎·卢森堡等等，理论一步步发展，行动意识则一步步明确。

　　威尔逊虽然写了马列二人的众多不同，可读者会感到，马克思从理论上和人格上都堪称列宁的先驱，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起起伏伏多年后产生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样擅长理论，言辞咄咄逼人，不知疲倦，更重要的，是一样坚定、顽强、百折不挠，为了达到目的，不但能挥拳抡桌，还能掀起血雨腥风、流血漂橹的战争。威尔逊写了列宁的酷厉手段，也写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排挤，但他又说：

　　“……如果他（列宁）成为独裁者角色，这似乎也是俄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使然。但是，他变成统御一切的独裁角色时，也绝不像一般政治家那样是出于追求个人的荣耀和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列宁是少有的没有私心的伟大政治人物，他从不注意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他不要求人们对他表达敬意，他不会注重自己的仪容外表……他有许多政治敌手，但他从不会想置对方于死地……”

　　这些描述中的片面甚至幼稚之处，威尔逊后来都予以承认。不过，如梅南德所说，在几十年后读《到芬兰车站》，更应该予以注意的是此书的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历史是威尔逊的真正主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史上林林总总的人物，他们所掀起的“变化”，最终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行动而完成了一段历史，自此以后，不管苏联如何嬗变，是红旗猎猎，天下归心，抑或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谈及20世纪，后人必然绕不过“十月革命”——而成就历史，对于一个人完竣其人生的意义而言，乃是关键中之关键。

　　历史决定论，在苏联和东欧政权垮台之后一直灰头土脸——其实它的危机早已降临了，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有很好的论述。然而，《到芬兰车站》引导它的读者去了解与思考，为什么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有那么多人期待着变化出现，并且合力促成转折的发生？这些人，除了马恩之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志尼，还有俄罗斯的赫尔岑，除了哲学家，还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甚至还有诗人波德莱尔……他们所做的事，不管是著书写字还是兴兵举义，皆有一共同特征：加速现有的东西的腐朽。

　　《到芬兰车站》第一版问世于1940年9月，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时间点：就在一个月前，托洛茨基的脑袋被一把冰斧劈开，就在一年之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给希特勒入侵波兰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而之前的三四年间，苏联人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及各种迫害行动之中噤若寒蝉。在苏芬战争爆发，苏联意欲吞并芬兰时，威尔逊曾懊恼地告诉朋友：“我该给芬兰车站收尾了。”

　　基于此，我们可以质疑，被“变化”终结了的过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不过在威尔逊看来，后来的事，与革命本身并无太大关系，正如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过错，也不能随意推到马克思头上一样。威尔逊选择接受历史决定论——至少是“历史有计划论”，因为，参与进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每一个终有一死的个体来说，绝对是一场冒险，但当这场变革如愿载入史册，成为一个百科词条或无数著作的考察对象，它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威，它所开辟的可能性就得到了承认。《到芬兰车站》是根据这一思想写成的；而罗莎·卢森堡，也是根据这一思想，给列宁投去了如此的赞美之词——尤其是最后一句：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三)：一些情节

　　马克思一辈子为肝病困扰，他的父亲就是因为肝癌死去。他最崇拜的英雄是普罗米修斯（他最常读的书是埃斯库罗斯写的《普罗米修斯》），那个被老鹰每天啄去肝脏的盗火者。

　　马克思最爱用的一句话是：“沉重有如一场噩梦。”

　　十八岁那年夏天，马克思从学校放假回来，向他的邻居，一个子爵的女儿燕妮求婚。燕妮答应了。她比马克思大四岁，是镇上公认的大美人，许多地主的儿子和军官不断上门提亲，她却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只喜欢马克思。

　　多年后，马克思的母亲过世时，他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写信给燕妮说：“我特地挑了一天回去看看你家的老房子，我对那里情有独钟，因为那里会让我想起我快乐的年轻时代，以及和你一起共度的美丽时光。每天总有人问起当年那位特利尔‘最美的姑娘’，‘舞会的王后’，如今如何了，我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居然始终活在乡人的心目中，大家无不以‘最美的公主’目之，真叫人感到无比安慰。”

　　燕妮断气前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卡尔，我已经完全没力气了。”马克思自己病倒在床上，无法去送葬。恩格斯赶到时，马克思说：“摩尔人（指马克思自己）也死了。”

　　燕妮死后第二年，马克思感染肺气肿。某天恩格斯来看他，女管家一看到他就哭了，说马克思吐了许多血。马克思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进书房，坐到书桌案前。恩格斯走进书房，摸他的脉搏并听一下他的气息，这才发现他已经断气了。

　　恩格斯，热情的，富有魅力的，迷人的形象。每天运动，骑马、击剑、游泳，爱喝酒，喜欢雪莱的诗。

　　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证明，他的两任伴侣——玛丽·彭斯和丽琪·彭斯姐妹，是英国大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后代。

　　恩格斯和父亲的决裂——1848年，匈牙利准备入侵奥地利时，恩格斯回到老家指挥防卫工作，到达的第一个礼拜天早上，他绑着红色头带，兴致高昂，带领一批枪手来到衔接两个城镇的桥上，不巧遇上正前往教堂的老恩格斯先生，场面尴尬，冲突爆发。事后恩格斯被要求离开小镇，因为老恩格斯在镇民中颇具声望。后来恩格斯继承了家业，成为纺织厂股东。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十二年。死前叮嘱处理他遗体的方式——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里，他的朋友们将他的骨灰撒入英格兰的外海。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们从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彩色凸窗望出去，天气一片晴朗，让他们感到，在围困着这座城市的污秽、畸零和疾病的非人恐怖中间，人类的智慧之光正趋于成熟，人的尊严将得到证明。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四)：人类向上的永恒冲动 ——《到芬兰车站》编辑手记

　　人类向上的永恒冲动

　　——《到芬兰车站》编辑手记

　　(魏 东 编辑)

　　跟《被禁锢的头脑》（1951）类似，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1940）早就应该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了。它本身并不神秘，也无毒素，但这一耽搁，倒是惹出了无数的好奇和加倍的想象。如今，新版在即，读者诸君当可释然。

　　这不是一部国际共运史，也不是什么野史逸话，而是一次杰出的专题写作，即“社会主义”观念的旅行故事。这也正是副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对写作主旨的揭示——历史离不开写作，但更应该延展到行动。“芬兰车站”是“历史行动”，而一个“到”（to）则是漫长的“历史写作”的蓄势。威尔逊自己讲得很明白，本书主要想探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以及现阶段人类历史如何因而产生重大变化。他将本书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认为在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忠实记录。其实，自认为也罢，事实上也好，透过这些历史人物的细微举动，我更多地感受到人类向上的永恒冲动。虽说，经过二十世纪的淘洗，一些大词早被祛魅，威尔逊当年所属的左派纽约知识分子群在苏联的真相面前还是却步了，他虽然在1971年新版序中在姿态上多有措辞，但还是倔强地避免直接对十月革命的是非功过下断语。本书在列宁抵达圣彼得堡芬兰车站的那个历史节点戛然而止，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威尔逊视野开阔，起笔不凡。他由法国历史大家米什莱发现维柯的价值说起，谈及米什莱如何效法先贤处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旁及勒南、丹纳、法朗士的历史书写，透视他们如何处理历史事实，由此形成特定的理解历史文本的方式。这一脉络的梳理的确慧眼独具。中间部分为全书的重头戏。威尔逊请出了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安凡丹等人，这些被正史命名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物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戏，最精彩的部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出场与合作，他们与拉萨尔、巴枯宁的联合与分歧；最后一部分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各自的革命历程与强强联手。一路下来，从写作到行动，一目了然。

　　威尔逊与笔下人物的关系，或者说他的叙事姿态是游移的。在处理这些人物时，威尔逊没有简单地褒贬，而是搜集大量材料，不动声色地讲述。喜欢索引和寻轶的读者将受益于如此海量的信息。

　　关于书的版本，需要交代几句。本书简体版采用的是台湾麦田版刘森尧先生的译本，但参照2012年的英文最新版本作了校译。刘先生的译者序针对的是台湾读者，简体版未收入，而代之以江弱水教授的推荐序。威尔逊素以文采飞扬名世，而江弱水老师在中文世界亦以文笔华美著称。接到写序的邀请后，江老师覆按原著，并参阅威尔逊其他代表作（如《三重思想家》《俄国之窗》）及相关资料，于是有了这篇境界阔达、笔力雄健的美文《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

　　繁体版大多数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译法对于大陆读者来说障碍极大，需要尽量转化为大陆通译。这是个繁琐的活儿，除了参照专有名词译表之外，少不得借助维基百科，错讹之处怕也难免。另外，书中出现的学术用语，也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相关著作作了大幅度的转化。比如正题、反题、合题、上层建筑等。

　　跟台版一样，限于篇幅，简体版也省略了与正文关系不甚密切的四个附录，包括一出描写马克思的短剧，一篇马克思年轻时代的微积分习作，一封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1851年2月13日），以及最后一篇《福格特先生及其现代继承者》。台版将人名、书名原文嵌入正文中，没有保留原书索引；此次简体版恢复了索引，并制作了协助索引的边码。

　　针对台版副题和章节标题，简体版作了局部修正。如台版副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虽说意思显豁，但也缩小甚或遮蔽了威尔逊的写作主旨。简体版作了恢复，不过也担着读者觉得高深莫测、敬而远之的风险。第十三章台版题为“马克思：救世英雄，也是魔王”，原文直译应为“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译者大概是为了加强语义效果，不算错；第十九章题为“辩证法的神秘”，原文使用的是myth一词，简体版因此改为“辩证法的神话”，用“神话”来表述似乎更切合威尔逊对于辩证法神奇、魔幻的历史效果的解剖；第二十八、二十九章的标题表述是有差异的，台版统一处理为托洛茨基、列宁“向历史认同”，其实列宁是如此，而托洛茨基则是“要历史认同”，一个“向”，一个“要”，两人在历史观念和行事风格上的分野跃然而出。

　　也许是为了对应台版的语境，也许是威尔逊的叙述语气原本繁复，译者在语词的措辞上有些倾斜抑或变形，语言的色彩或轻重把握得略有瑕疵。此中细节不再赘述。

　　编完本书，近来愈发迷茫于事物或观念的辩证了。譬如处理观念的方式，有简单化，有复杂化，还有过度复杂化的简单化，循环往复。譬如革命，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有告别革命，复有寻找革命。威尔逊的这部名著在当下的命运如何，实在很难说。

　　2013年岁首，我编辑出版了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如今，2014年岁首又奉上了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这是阅读谱系的承续，也是编辑事业的动力，希望今年无论本书还是自己都有好的表现。

　　（原载深圳晚报·深晚书评，2014年1月19日）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五)：转：推荐序/江弱水 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

　　推荐序/江弱水

　　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

　　一

　　埃德蒙•威尔逊是二十世纪美国的头号文人。他于1972年去世，结束了半个世纪在美国文坛一言九鼎的生涯。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提及这个名字，那时候大家都热衷于各种西方的流行理论，像威尔逊这种文化学者与实践批评家不受待见，因为他的名字不能作形容词用，如萨特、海德格尔之类。但他真的是著作等身，重要的有《阿克瑟尔的城堡》、《三重思想家》、《爱国者之血》、《死海古卷》、《俄国之窗》、《向易洛魁人致歉》等，其兴趣之广泛多变，主题之繁富多样，令人咋舌。批评家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称赞他是“文学界的自由人”，诗人奥登评价他是“知识上的纨绔子”。你读了他的上一本书，猜不到他下一本书写什么。

　　这与威尔逊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有莫大关系。他从不自命为文学批评家，也非学院中人，不喜欢白璧德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与兰色姆们的新批评派也保持距离，宁愿称自己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其最准确的描述就是文人（man of letters）。他长年为《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纽约书评》和《党派评论》杂志做编辑写稿，这使他更迅速而广泛地获得公众名声，也避免了学院象牙塔中人所难免的学究气。他谙熟学界所有的新进理论，也老练地使用这些理论，但绝不囿于某一理论，一根筋地拿它包打天下。我们见惯了那些冬烘的批评家，将术语搬来搬去，问题却岿然不动。威尔逊不然，他总是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上下四方发动围剿，拷逼出作品与个人心灵史及时代精神的血脉相连，果断地予以定位与颁奖。在任何时候，他都脱略蹊径，直见性情，精辟，尖锐，甚至大胆到粗暴。他说奥斯卡•王尔德“尽管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他作了第一流的表演”。托尔金的《指环王》是“菜鸟的垃圾”（juvenile trash），“叙事上缺乏技巧，形式上绝无天分”。罗伯特•弗罗斯特“太迟钝了，只能写那些贫乏的诗”。华莱士•斯蒂文斯呢？“一位风格的大师，他搭配词语的天赋让人大惑不解又异想天开，但是靠得住：哪怕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都知道他说得好。”毛姆被高估了，而威尔逊给的评价最低：“三流杂志的末流稿件，有时候连小学生的作文还不如。”

　　这些人哪里出了问题？写得不好，或者写得好但没有意义。在关于加缪的一篇书评的开头，威尔逊说：

　　我只为那些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倘若文化不是不断地探讨赋予它意义的人类命运和价值，那么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永远置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伟大的作家在某种方式上时常为人类作见证。

　　他对作家的要求如此，对于批评家，则说：

　　显然，若不深入了解，进入作家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活动中发觉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而那种有价值的评论乃是集合剖析与友谊而汇聚成一种透视的努力。以诚实的代价而获得智慧是件奇妙的锻炼工夫。然而，若文学专论的第一个阶段必须写些客观的定义和友善的理解，只做此事而拒绝价值评判的话，它将沦于浮躁。

　　所以，威尔逊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层次，处处运用积极的评判标准。他从来没有讨好人的习惯，友善的泛泛而谈不是他的风格，冒犯是他的天职。

　　可是，诚实的智慧促使威尔逊为我们发现了那么多的好作家、好作品。二十年代末期，在现代主义大师如叶芝、瓦雷里、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刚刚写出他们的代表作，但舞台的聚光灯还打在别处时，威尔逊就写出了《阿克瑟尔的城堡》，将他们看成一个统一而连续的文学运动的有机组合而揄扬备至，可谓“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骥黄以外”，“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钱锺书《管锥编》）。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有新闻记者的敏感，也要有学人之学，才人之才。

　　但这还不够。威尔逊弄文学，指归在行动，因此，在《阿克瑟尔的城堡》的最后部分，他才深致不满于他所评骘的上述大师，认为他们与社会太隔离，比如普鲁斯特，“是纯粹知性的思想操作，但却不为任何力量所驱使，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渴望或创造性想象”。又比如叶芝和艾略特，一味沉浸在对中世纪贵族和十七世纪圣公会主教的自我想象中，都患上了“玄想肥大症”，有时将作品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博物馆。他说他更满意兰波，因为兰波后来不写了，走到以行动自决的活泼泼的生活中去了。《城堡》出版后，威尔逊在给编辑帕金斯的一封信中感叹说，欧洲文学的退避与幻灭是战后精神枯竭所导致的结果，那些观念和技巧跟我们的现实不相干，对我们的作家不相宜：“我相信，任何倾向于麻痹意志的文学运动都有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阻止文学成为行动；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反击这种运动了。”

　　行动比写作意义更重大，于是威尔逊写了这部《到芬兰车站》。

　　二

　　在大萧条的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但苏联独完，就像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描述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仿佛有免疫力，十年中工业产量提高了三倍，境内完全没有失业现象，令西方知识分子印象深刻，议论纷纭。威尔逊的姿态，可以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集体向左转。多年以后，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曾回顾说，三十年代的纽约成了苏联最有意思的部分。另一个莱昂内尔，也就是特里林，也认为那时的左派观点成了美国知识阶级的存在特征，“三十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

　　1935年夏天，威尔逊申请了一笔两千美元的古根海姆奖金，沿着《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的路线，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又顺着伏尔加河到敖德萨。他在敖德萨得了病，猩红热转肾炎，有幸与臭虫为伍了好几个星期，亲密接触了契诃夫《第六病室》的社会主义版本。那时大清洗还没有开始，但五个月的所见所闻，让他领教了斯大林的本质，怀疑起苏联的制度，不过也印证了他从前认为的，俄国人几乎拥有美国人所赞赏的全部品质：与理想结合的高效率和节约，在自豪的热烈的气氛中共同行动，干大事。“你在苏联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道德的巅峰。”

　　威尔逊这本《到芬兰车站》，副题是“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芬兰车站”是“历史行动”，而一个“到”（to）则是漫长的“历史写作”的蓄势。如作者序言一开头就揭出的，这本书大体可靠地记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breakthrough）如何发生，一些革命家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如何努力。全书分三部，第一部从米什莱到法郎士，是怎样写作历史；第二部是主体部分，从圣西门、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写作历史再到创造历史（making history），也就是历史的行动。第三部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纯然是历史的行动。

　　历史本来就有两重涵义，一是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一是记录和处理这些事实的文本。威尔逊笔下二义兼摄。从维柯到米什莱、勒南、丹纳，他从历史学家的撰述入手，透视他们如何理解历史事实，导致了处理历史文本的特定方式。《到芬兰车站》试图展现这种历史解释的力量。其主体部分，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到列宁的革命实践，正是这种力量高强度的体现。

　　三

　　读这本书，像观赏一出连台大戏，剧中人物一个个走马灯似的登场，有舞台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也有跑龙套的拉萨尔、巴枯宁、蒲鲁东。威尔逊采用焦点式的叙述和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巧妙呈现他的人物，好像经济学家图表上的曲线，在时间中来回穿梭走动，文笔酷似他所称赞的米什莱，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交响乐效果。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与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入另一波起伏中。

　　读这本书，又像披展一幅气势恢弘的长卷，河出伏流而一泻汪洋。入海的那一刹那，即威尔逊所谓“突破”，就是列宁登上那列火车穿越中欧与北欧到芬兰车站的那一历史时刻。威尔逊以雄浑的笔力写道：

　　1917年的列宁，带着用辩证法包装着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不用害怕罗马教皇或新教大会，也不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像司机控制机车载他前往彼得格勒这么简单，他估算他的机遇精确到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

　　回过头去，再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伊始，他们在布鲁塞尔会合，又一起前往曼彻斯特。威尔逊的句子强有力地结合了历史与诗：

　　二十五年后，恩格斯提醒马克思说，他们当时是如何从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彩色凸窗望出去，天气一片晴朗，让他们感到，在围困着这座城市的污秽、畸零和疾病的非人恐怖中间，人类的智慧之光正趋于成熟，人的尊严将得到证明。

　　但这本《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雄浑，是的，但是冷峻。写马克思如此，写列宁亦然。作者善于将人物的身世与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给出“遗传解释”，从马克思的犹太背景赋予他的道德洞察力，写到他在伦敦的住所里刺鼻而且刺眼的烟草味和三条腿的椅子；从列宁身上的德国血统给予他的坚毅、效率和勤奋，写到他小时候的住宅里面的桃花心木家具、地图和地球仪。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角，威尔逊的语境总是那么立体。

　　但自问世以来，这本书一直也受人批评，说它的文学气质多过政治历史气质。克鲁尔（M.A. Krul）认为：“如果你想好好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走向或那些时代的政治问题，绝对不要依赖这本书；然而你若对二战前主要社会主义者的个性和生活经历感兴趣，那么威尔逊的书是高质量的、有趣的、包你满意的指南。”他认为威尔逊缺乏理论理解，对辩证法的认识尤其幼稚简单。好在他猜测大多数人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流行文学作品，对理论的技术性细节都不感兴趣，除非他们本身是社会主义者——可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去直接读马恩原著了。

　　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的文学气质。要知道，威尔逊是第一个把《资本论》当文学作品读的人。马克思写《资本论》，是把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歌德与调查报告和统计数字拉杂并置，就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和艾略特《荒原》的碎片拼贴，而在辛辣的讽刺上，威尔逊认为，他无疑是斯威夫特以后最伟大的讽刺天才。总之，《资本论》是一部史诗。威尔逊对马克思的文学天赋赞不绝口，因为他自己也拥有这份天赋。

　　四

　　但对威尔逊而言，文学只是外相，历史才是心魔。

　　在《三重思想家》里，威尔逊将过去的人文传统归结为“相信人之为人已经获得的高贵与美丽，崇敬作为这一进程之记录的文学”。他对文学价值的认同正系于此。在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中，时代精神、历史命运是关键词。在《到芬兰车站》里，他略带讥嘲地说，德国人不断产生创造神话的天才，像歌德的“永恒女性”，康德的“无上律令”，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纯粹理念”等，不但主导了当时德国人的心灵，而且还像传说中的神一般缠绕住整个欧洲。其实，这些神话更牢牢地缠绕住了威尔逊。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国家体现了世界历史的顶峰；而在写《到芬兰车站》的威尔逊看来，顶峰一定是苏联。

　　难怪他这样想。试看1928年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的最后一篇里，同样写到列宁从瑞士经过德国到圣彼得堡芬兰车站的那列火车：“1917年4月9日，下午三点十分，司机发出了信号，列车滚动起来，朝戈特马丁根、德国的边境站驶去。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颗炮弹比这趟列车射得更远、更能决定命运的了。”世界、人民、命运、历史，现代社会最耳熟能详的词汇，在此无一遗漏。

　　多年以后，威尔逊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书中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那些话，肯定在他心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简直可以做《到芬兰车站》的封底介绍语：

　　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的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俄国不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

　　但威尔逊对历史的决定论与圣物崇拜并非没有一点警惕。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威尔逊指出，托洛茨基在其历史写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得自黑格尔的历史观念，像神学家诠释神学那样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历史的神旨般的力量（Providential power）出现在托洛茨基所有的作品中。如果说上帝在勃朗宁的诗中作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感叹词及介系词而恪尽职守的话，托洛茨基笔下的历史也是如此。这大写的历史的严酷精神，当他写作、鼓动、训诫、赞许、给他勇气去挫败他指控的敌人时，曾一直站在他的椅子后头。直到晚近，当他在孤独与放逐中，才再也没有看到历史的那张脸。”

　　历史是现代人的心魔。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后半部分尤其是结尾，大肆发挥其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产生行动，而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小。莫斯科大火的时候俄国人都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不，他们大部分只是在生活。于是托尔斯泰把历史科学比喻成微积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又拿植物的生长来比喻历史的变化：“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二位都深刻认识到，在个体的、具体的生活与整体的、抽象的历史之间，一直充满紧张。威尔逊对这两部俄国小说都颇有研究，这一点他意识到了吗？

　　或者说，他笔下的人物意识到了吗？比如马克思，就有典型的德国人的那副德性，只对超验的东西感兴趣而忽略感性现实。他父亲很早就看出儿子的内心似乎被浮士德的精灵缠住，提醒他家庭生活的朴素欢乐，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像马克思那样不事产业抗拒谋生的人还真难找。在伦敦流亡三十年，向所有人欠钱，被所有人追债，他居然也只动过一次念头要去找一份固定工作。威尔逊没有详细叙述，那是1862年底，马克思下决心要做一份家业，于是去铁路局应聘书记员职位，却被认为字迹潦草，碍难叙用。但要说马克思不懂生活也不对。李卜克内西就记载过马克思一家带朋友提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去公园野餐的温馨场景。马克思跟朋友泡酒吧，喝多了回家，路上也会拣瓦片砸煤气路灯，这矮胖的中年人开溜倒快，警察追不上。看来，马克思并不短缺对家人和家常生活的柔情与敏感。恩格斯于此体会尤多，他爱衣着光鲜的女孩子，爱美酒，爱骑马，在子弹的尖叫声中还闻得到山野的花香。

　　但在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日常生活细微而重大的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要知道，造成人的异化的，不单是社会分工，还有历史合力。正是被那个“大写的历史”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日瓦戈医生才说出那警世的格言：“人是为生活而生，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诺尔曼•布朗在《生与死的对抗》中，对浮士德式创造历史的人大施挞伐，认为人类需要摆脱历史的向上一路，历史意识需要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只有这样，“已死的过去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生活与历史的两个维度，在此转换成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好在威尔逊二者兼顾，在其大部分批评著作中，能看出他在历史与文学和生活现实之间游弋自如。

　　五

　　历史现在是得了产后抑郁症了。活力从腕上退潮，激情自心上，一种完成的虚脱爬上胸口。现在是只有生活，没有历史了。历史已经终结了。人类的龙种激昂了两个世纪，忙了两百年，跳蚤的子孙却只管打理微博和微信，按揭各自的一生了。生物学家斯滕特（Gunther Stent）早就说过，现在是进步中止了的黄金时代，“铁器时代的浮士德式的人会厌恶地看着那些富裕的后代把自己大量的闲暇用于感官的享乐。但浮士德式的人最好正视这一现实，那就是这个黄金时代才是他全部疯狂努力的成果”。北宋时有二宋，大宋宋庠，小宋宋祁，都少年勤苦，中年显贵。但大宋上元夜还在书院内读易经，听见小宋在别院烧灯夜宴，拥妓醉饮，第二天便派人去挖苦说：“你现在穷极奢侈，却还记不记得，某年上元夜咱俩一起在州学内就腌菜下饭的情景？”这位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小宋笑道：“倒想带句话给你：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就腌菜下饭，是图个啥？”

　　我的意思，是不是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已经不合时宜，用不着读了？不是。如果一个基于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会尚未达成，如果这世界还充斥着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仍然会助燃我们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们永恒的冲动，历史就还没有进入垃圾时间，只是被叫了暂停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到芬兰车站》没有过时，威尔逊也没有过气。威尔逊作为作家总是高人一筹，以赛亚•伯林说，他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充满真正的思想和感觉，令人难以忘怀。“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在这个哈利波特比哈姆雷特更走俏的时代，威尔逊追求真理的那种热情、严肃、真诚、持久的品质，更稀罕也更珍贵。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六)：马克思主义的纪传体史书

　　虽然，马克思被认为是坚持着将哲学的研究引向实践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威尔逊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日常情境的马克思显然更倾向于“写作”而非“行动”，而一旦他踏入“行动”的领域，在拉萨尔、巴枯宁等人的对比下，他的“行动”能力显然又大打折扣。反倒是处于西方世界边缘，乃是马克思主义运动边缘的俄国，列宁和托洛茨基更具有行动性，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所曾经设想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

　　当然，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威尔逊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理解，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外，本身也更多是对他们所涉及到的“写作”的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沿革发展等，威尔逊显然没有太多兴趣。也就是说，除了对马克思等人的生活“八卦”以外，他的着眼点更多在于他们在“写作”这一事务上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何，对威尔逊而言，《资本论》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而非其他。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写作会更加轻松，同时也可以兼顾大时代的那种沉重感，这使得全书处于某种微妙的平衡中：阅读的快感和知性的繁复演绎相互纠缠。对于想一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生活全景的读者而言，此书显然不是唯一本很好的读物；但是，对于想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而言，这本书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辅助。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七)：埃德蒙·威尔逊：从芬兰车站回望历史

　　作为二十世纪最为知名的美国文人偶像，埃德蒙·威尔逊的形象游离在文学批评家，新闻从业者，历史学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在有生之年，威尔逊出版了大量作品，涵盖从小说，诗歌，剧本，文学评论，历史研究，文化批评，游记和日记在内的各种文体数百万字，著作数十本，堪称一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擎。以赛亚·柏林评价威尔逊是他所访谈过思想者中最具穿透力的一位，身上洋溢着“对书籍的热爱和服膺道德的坦诚。”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评价这位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为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个性十足且无所忌讳。”

　　在中文世界，威尔逊的形象亦广受好评。批评经典《阿克瑟尔的城堡》前些年翻译为中文，让思想界领略了这位非学院派批评家的深厚功力。但要说留给世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对其文人风骨的生动刻画。他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每当人们开始哀叹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消亡的时候，埃德蒙·威尔逊的名字总会适时地提及。

　　但在思想史学者看来，任何被标签化的人物和其成就背后，总会存在将其神话或标签化的推手。最为彰显之处，乃是刻意淡化特定的历史语境及其影响，这在对威尔逊的评价上也同样适用。我们需要一个或许狭窄，但是足够深邃的裂缝，去探究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观念变迁，追随他的思绪与写作，窥见其思想的跳跃和延绵，从而激发我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力。幸运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堪称全景图谱的思想史著作《到芬兰车站》，它将带领我们去领略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能走过的思想历险。

　　一

　　埃德蒙·威尔逊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属于美国社会中受过良好教养和服膺温雅传统的东部士绅阶层的一员。父亲老威尔逊属于老派的共和党人，日后却成为其普林斯顿校友，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者。在19世纪末的美国，像老威尔逊这样秉持老派士绅作风的社会精英与“镀金时代”中狂热追求财富的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他厌恶镀金时代美国那种市侩而肮脏的政党游戏而宁愿放弃仕途，并最终落得精神抑郁而告老还乡。父亲的这种经历对年少威尔逊的影响颇大，在日后对经济大萧条的批判中，威尔逊所秉持的道德主义原则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真正塑造威尔逊的知性气质和文学素养的导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高斯教授。高斯是普大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社会经历极为丰富，早年曾在巴黎当做新闻记者，与奥斯卡·王尔德是故交，也是率先报道德雷福斯间谍案的美国人，同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高斯要求学生学会在通读的基础上把握文学的本质和其时代背景的全貌，追求一种广阔的思想视野和对社会事务的敏锐反应。因为唯有这样，以文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在保持对外部事务的好奇心和追根溯源的驱动力的同时，保持思维的生机勃勃和流动性。正是在高斯的言传身教下，年轻的威尔逊燃起了探寻文学真理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曾坦诚高斯的智性魅力是激发他走上文学之旅的最重要领路人，同时他们也维持了终其一生一生的书信往来，铸就了一段师生情谊的佳话。

　　高斯对威尔逊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文学作品或是历史著作中人之作用的看法。高斯深受意大利哲人维柯的影响，强调个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如果把历史进程中人的位置放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不过是人类奋斗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场地。” 高斯把文学视作人类争取思想自由的利器，而历史的书写则成为以一种实践历史的崇高道德手段，因为“语言和文学代表着人类不间断地获取思想斗争的历程，这些思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逐渐成为文明进步的象征。”威尔逊在日后实践他的文学批评或是历史写作中，都一再突出了这种历史观的文化进步意义。从论述西欧象征主义文学潮流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到试图展示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源的《到芬兰车站》， 无论是在塑造现代派象征主义作家内心世界的波澜，抑或是刻画马克思或列宁作为思想革命的偶像时，威尔逊心中始终没有放舍弃对“人”的思想的锻造能力的深刻描绘。这也解释了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中的开篇部分，为何以大量的历史细节，描绘了维柯的思想，强调他对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米什莱历史观念的极大影响，并付诸于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写之中。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或许会继续在校园追寻他的文学鉴赏之路，但是战争改变了人生路标。一战的爆发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让整整一代西方知识精英陷入浩劫，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一切依然以道德和荣誉为开场白。和同龄人相仿，威尔逊响应了老校长的呼唤，投笔从戎，在1918年成为美国欧洲远征军中的一员，得以亲眼目睹野蛮战争给予欧洲文明的浩劫和毁灭性打击。

　　战后威尔逊并没有趋同同时代的美国文学青年去巴黎朝圣的集体时髦，而是安心在纽约从事文学新闻业的工作。威尔逊的文学才华很快崭露头角，他出色的文化报道和评论让他跃居成纽约市第一流的文字记者，不久之后便被沃尔特·李普曼慧眼相中，介绍到政论名刊《新共和》担任颇为重要的文学编辑一职。威尔逊的审美情趣将原本拘泥于宏大政论风格的《新共和》杂志逐渐转向以文化和政治并举的自由左翼杂志，原本沉寂的文化和书评板块逐渐成为介绍和推荐美国特色文学作品的窗口；威尔逊还广泛接触阅览欧洲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把现代主义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介绍给美国公众。

　　威尔逊努力在文学记者的位置上做到专业和出色，但整个二十年代美国文化中的浮华和喧嚣仍然影响着这位年轻人。与战前美国知识分子诉求进步改革的乐观氛围相左，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出现精神上的彷徨症，缺乏对社会变革的冷静思索，对是否继续推动社会进步患得患失。波士顿萨克与万泽蒂案件激起了左翼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丑陋面的愤怒声讨，两位意大利移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法院判处死刑。此时的威尔逊尽管困扰于婚姻的失败和陷入酗酒无法自拔，但他很快被这起案件所吸引并振作起来。他和好友多斯·帕索斯一道奔走呼告，和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展开论战。尽管两人最终被马萨诸塞州当局执行死刑，但美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和左翼倾向得以在战后再次复苏。威尔逊晚年也曾谈到，是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道德腐朽而非经济事务上的垮塌，才是三十年代转向激进社会主义的主要根源，华尔街的金融崩盘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而此时此刻的威尔逊也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这场前所未见的危机。

　　1931年《阿克瑟尔的城堡》正式出版。但在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这本讨论现代文学潮流的文学手册无可奈何地陷入“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整个三十年代，这本著作总共销售还不到一千本。

　　文学史家通常认为，这本著作代表了作者挥别爵士年代，开始新阶段文学探索的标志。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有心人细细品读这个时期的日记与书信，就会敏锐地捕捉到《阿克瑟尔的城堡》所蕴涵的思想意蕴则远非撰写一组“现代主义文学众生相”那般简单。威尔逊在该书出版前后，曾经密集地和他所熟悉的师友通信讨论文学，文学人物和时代政治的关联。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冷漠疏离首先铸成的就是文学创作中想象力的“凝固和匮乏”。威尔逊赞颂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兰波逃亡并追逐乌托邦的理想，暗示知识分子要走出思想自恋的文学城堡，走向广阔的社会天地。《阿克瑟尔的城堡》与其说是告别二十年代文学试验的一组浪漫挽歌，不妨理解为威尔逊在三十年代追寻政治和文学激进试验的思想檄文。

　　从1930年开始，威尔逊向《新共和》杂志告假，放弃优厚的书评编辑位置转而开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纪实采访。威尔逊的初衷，乃是要通过自己的笔端，客观公正地了解经济危机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他不仅做到，而且表现的十分出色：从观察马塞诸塞州劳伦斯大街排着长队领取救济食品的失业者，到烈日下胡佛大坝上挥汗如雨的产业工人；从描写纽约帝国大厦华丽开幕的盛典镜头转而对准旁边落魄街区内一位失业者最后的48小时，从怜悯底特律流离失所的汽车工人，到悲愤南方肯塔基小镇煤矿主弹压工人罢工的野蛮举动。威尔逊以不带感情的笔调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但行文之间令人侧目的讽刺描述则已经体现出他的价值观。

　　1935年威尔逊争取到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在好友多斯·帕索斯的斡旋下，拿到了赴苏联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船票。这对于威尔逊来讲，既能够亲眼目睹一下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社会和其人民生活状况，同时也满足他心中对革命偶像列宁崇敬并到此一游的心愿。但令威尔逊失望的是，他并没有发现十月革命或是苏联五年计划后，俄国传统中的专制和暴虐政治有了改善，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也远未称得上完美。回国后，威尔逊的革命激情开始慢慢褪去。对他而言，来到列宁格勒的芬兰车站是一种思想上的朝圣之旅，但很快，这种充满激情的浪漫之旅却又戛然而止，令他颇为惆怅。

　　三

　　如果把威尔逊在三十年代分别对美国和苏联社会进行观察采访，并得出第一手且不乏见微知著的纪实性作品，视作知识分子勇于进行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到芬兰车站》则应被视作威尔逊对整个三十年代参与激进政治进行反思的一段文学脚注，一种以诗性叙述为基础的历史实践， 亦是一位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心路写照，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撰写《到芬兰车站》的经过贯穿整个三十年代，威尔逊为此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笔者曾经通读过多遍威尔逊的书信文稿，可以说贯穿整个十年内的各类题材文字，威尔逊无不以撰写该书为主旨，他与导师高斯和文学挚友间的书信探讨，也围绕该书的人物主题而展开。三十年代威尔逊先后发表的，包含文学评论，游记和政论文章在内的各类著作，都能在《到芬兰车站》一书中找到线索或情节。

　　事实上到了1936年，威尔逊已经失去了撰写该书的思想动力，盖因访问苏联的现实画面击碎了他对社会主义彼岸之光不曾经的幻想。那么威尔逊为何还要坚持写完并出版呢？我想，即使翻遍他全部的书信记录，恐怕都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是知道，威尔逊为了准备撰写《到芬兰车站》，从酝酿，构思，撰写，搁笔思考，如此反复多次，到最后杀青，耗尽了他十年的思考和行动；我们只是知道他至少阅读了千本以上各种语言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在一千多个夜晚里与他相伴的是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思想者而不是身边左翼文坛的明争暗斗。我们可以读到，《到芬兰车站》中的显要人物（几乎都是英雄式的知识分子）全都拒绝更随历史的任意漂流而放弃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他们都是一批自命可以读懂社会，改造社会并能掌控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英雄式人物。在读写之间，威尔逊与这些人物朝夕相伴；他通过对这些人物性格命运的刻画，重现他们的文学和历史想象，进而构筑他所中意的知识分子世界，因为他们的历史也是值得一切为之奋斗的知识分子所崇拜和模仿的。正如诗歌评论家，诗人梅耶·夏皮罗在1940年《党派评论》杂志上撰写该书评论所谈及的，《到芬兰车站》描绘了一副具有诗史意义的“革命者气概的人物群体”，他们在抗拒社会主流之外，仍然能够忘我的工作。这些人无疑是思想史上的巨人。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合放在威尔逊的身上。

　　只是在那个时刻，威尔逊思想钟摆的箭头，已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已经离开了芬兰车站，开始了另一段的思想探险之旅。

　　四

　　从今日视角来看，《芬兰车站》是一部内容庞杂的思想综合体。威尔逊把文学，传记，历史和哲学思辩方法揉成一块，放置为可读性极强的叙述文本之中，是西方世界理解马克思主义起源最为通俗，也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但严肃的思想家也会诟病，在享受了流畅的文字之美后，该书思想背后忽闪不定的思想跳跃和行文之间的逻辑抵牾，却也真实反映作者彼时的心态。笔者并未详细引介该书的细节和内容，正是希望读者能够捧起该书，沉下心来阅读，从而享受阅读威尔逊作品所带来的思想张力及其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