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读后感精选10篇
《大外交》是一本由亨利·基辛格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页数：77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外交》读后感(一)：孤立主义VS帝国主义
华盛顿的遗训是过时的理想主义？还是仍可复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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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罗斯福行动的孤立主义者深感不安。一九三九年二月，大战爆发前，参议员范登堡（Senator Arthur Vandenburg)曾很有道理地表达了孤立主义者的立场：
“的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跟华盛顿的时代相比，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在日益消失。但我们仍然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两个隔绝的大洋；即使距离已缩短，但只要运用得当，这两大洋仍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产。
对世界各地受国际或国家侵害的受害者，我们都有恻隐之心和人类天性的反应；但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地球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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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读来何其别有情趣，尤其对比一下布什政府04年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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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是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现实。并且当你们研究那个现实的时候—尽管你们很聪明—我们将再次行动，创造出其他新的现实，你们也可以研究这些新现实，这就是事情的解决之道。我们是历史的行动者，你们所有人都会被甩到后面仅仅去研究我们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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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即使在今天，大部分美国人仍然相信他们的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不矛盾的，现在的帝国只是不得已的，权宜的。
《大外交》读后感(二)：两次世界大战
历史回顾：20世纪的两次大战
1.
“一战”前德国的崛起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欧洲列强包括日本在内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亚洲已近于瓜分完毕，澳洲已沦为殖民地，美国在美洲实行门罗主义，还剩大片“空地”的非洲正在被争抢。德国自然不甘示弱。
1896年，在德意志帝国建国25周年纪念会上，威廉二世发表演说：德意志帝国不仅是欧陆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因此为了支持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商人，德国必须以世界强国自居。一年后出任国务卿的皮洛夫，很快便把威廉二世的战略付诸实践。只不过在获得霸权以前，他和他的顾问们承认面临风险：例如1897年制定、1900年建立的庞大海军，还有正在建设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都可能引起英国或俄国的猜忌而发生冲突。但皮洛夫相信，只要同俄英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就不会发生危险。德国终将强大到没有哪一个强国、甚至强国集团敢于向它进攻。
皮罗夫的自信不是毫无道理的。几十年来，德国一步一步地采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改革措施，建设全国现代铁路运输系统，给正在发展的国内工业相应的关税保护,再加上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德国从70年代开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惊人的经济成就。70年代还依然渺小的德国新兴企业，到90年代已把英国大型工业公司抛在了后面。1880～1900年这20年间，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000%；到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460万吨，比英国多出了50%；到1913年时，产量则达到英国两倍有余了。从90年代开始，德国利用奥斯曼苏丹对英、法、俄的怨隙，通过经济技术援助、派遣军事顾问、修建巴格达铁路等方式逐渐渗透和获得了部分特权，乘机取得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控制，逐步取代了英法的位置，使英国感到巨大威胁。
尤其是柏林——巴格达铁路，第一次把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亚洲内陆联系了起来，这样的铁路，一旦扩展到巴格达，再延伸到不远的科威特，将威胁英国的所有全球战略核心：通往印度的运输线、对苏伊士运河通航的控制权、波斯湾的石油开采权以及具有战略地位的巴勒斯坦。
在英国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为维护英国的贸易优势和战略地位，它不得不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延误和阻挠铁路的建设进度。1903年，英法两国首脑和外交官频繁互访，1904年签订了《英法协约》，就非洲、北美和亚洲殖民地问题达成协议，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1907年，同相互敌视多年的俄国签订《英俄协约》，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同时两国划分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的结盟政策使欧洲力量完成了重新组合，欧洲进入英法俄协约国和德奥同盟国集团的对峙阶段。
2.
两次巴尔干战争
看一眼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从柏林到巴格达，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一字排开。只有一小块条状地带横亘在这条链条上，阻止了东西两边的联系，这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虽小，但处于德国与君士坦丁堡港和萨洛尼卡等大港口之间，如鲠在喉。如果塞尔维亚被征服，或是被利诱加入巴格达体系，将对英、法、俄极为不利。因此，利用并煽动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在奥斯曼属地展开争夺，自然就是协约国的战略选择。
1911—1912年，奥斯曼帝国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奥斯曼帝国战败，被迫割让大片领土。1912—1913，奥斯曼帝国同巴尔干属国（塞尔维亚、黑山、希腊和保加利亚）发生战争，帝国损失惨重（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巴尔干属国之间因分赃不均又爆发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些冲突如愿以偿，阻止了巴格达铁路的建设，同时也为一场新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1909年“青年土耳党人”掌权后，同德国越走越近。1914年土耳其内阁三巨头与德国签订秘密盟约后，德、奥匈、奥斯曼形成同盟。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认为塞尔维亚是幕后黑手，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要求塞尔维亚不要妥协，并针对奥匈进行了战争动员。德国此时上场了，它告诉奥地利人，它不会容许俄国人干预此事，随后向俄国宣战。
3.
一战的爆发与德国军事战略
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目标是避免两线作战，如果无法避免，毛奇的解决办法是限制两面作战的规模，并为政治解决留出空间。在西面，由于法国企图收复阿尔萨斯及洛林地区，法军一定会进攻。若德国先击败法国的攻势，就可以同法国妥协。在东面一样，先瓦解俄军的攻势，然后把俄军击退至战略上的安全距离外，再议和。
英国没有做出加剧欧洲局势紧张的事情，也没有考虑在欧洲大陆参与军事干预的行动。它只是警告德国不得在英吉利海峡发起对法国的进攻。德国同意了，以换取英国的中立。接着英国又告诫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不要入侵它。实际上，入侵比利时是德国最重要的战争计划，怎么可能放弃呢？但当德军踏上比利时国土时，英国意外地宣布作战。
大家都以为战争一旦爆发，就能通过决定性的战役获取和平。德国期望拿下巴黎；法国期望在洛林实现突破。俄国期望直捣柏林，攻下布达佩斯。奥地利则期望粉碎塞尔维亚。英国期望在一场海战中摧毁德国舰队，然后对德国海岸实行严密封锁。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法军未能突破洛林，伤亡惨重；德国在马恩河战役中被击退。俄国人入侵东普鲁士，在塔宁贝格遭到惨败。奥地利人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人撤离；但后来奥军又被驱逐，塞军攻入匈牙利南部。德国舰队一直留在港内，英国舰队也是如此。几次战役下来，战场陷入僵局。德国速战的可能破灭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于同俄国或西方单独媾和。1915年，协约国达成协议拒绝单独媾和，未经事先同意也不提出媾和条件后，德国毫无预谋地承担起打一场征服西方强国的战争重任。
4.
德国石油供给中断后投降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成为了战略考虑的重中之重。为保卫英国通往印度的运输线，防治波斯石油资源被敌方控制，英国很快出兵两河流域，登陆阿巴丹。另一路英国军队也从埃及出发，进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德国为了把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则出征罗马尼亚。
1918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则同时成为了德国和英国军事和政治目标。英国先发制人，于1918年8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而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
5.
英国在一战期间对中东的计划
大战初期，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场，英国军队并不能稳操胜券，必须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而阿拉伯人也把这次战争当做获得解放的机会。1915年，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法塔特”等签订了一个联合议定书，史称《大马士革议定书》。议定书向英国提出了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条件：“大不列颠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它的疆界包括西奈半岛以东和以北的，讲阿拉伯语的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根据《大马士革议定书》，侯赛因致信麦克马洪（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提出独立条件，开始了双方以通信方式的商谈，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双方达成了协议，英国同意阿拉伯民族的“自由”，阿拉伯同意向土耳其宣战。《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最大争议是关于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西部属于贝鲁特省，东部属于叙利亚省，中部耶路撒冷及周围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从地理概念上，巴勒斯坦属于叙利亚南部地区，阿拉伯人确信它是被英国所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可是英国政府却拒绝承认。
其实，英国压根不想给予侯赛因所要求的东西，1916年，英国就与法国商谈如何划分阿拉伯领土。双方在《赛克斯——皮柯协定》中，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被划分为不同形状的几部分：大叙利亚（包括土耳其西南部、叙利亚、整个黎巴嫩地区、伊拉克北部）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伊拉克中部和南部，阿拉伯半岛、约旦河东岸由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则实行国际共管。1917年，英国通过《贝尔福宣言》，把巴勒斯坦划给犹太人建立“民族之家”。这样一来，阿拉伯独立建国的期望化为了泡影。
英国不让阿拉伯人独立的原因，起初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美索不达米亚是英国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上重要的前哨），后来因为这里发现了大量石油（摩苏尔、巴士拉等地最先发现）。从战略上考虑，巴格达和巴士拉行省既是英国东方贸易的中心，又是大英帝国的军事基地，一旦让阿拉伯人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英国的战略利益必被削弱。
因此，战后英国先筹建国际联盟，从国际联盟手中取得对该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后于1921年建立伊拉克王国哈西姆王朝，再于1923年建立的外约旦埃米尔国，可以说一步步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首先，法国对巴勒斯坦东岸领土的企图被抵制了，与阿拉伯半岛地方政权的联系也被切断了；其次，英国从地中海到印度的运输线，尤其是波斯湾至巴勒斯坦输油管的安全从此得到了保障；再次，不让外约旦承担国际联盟委任书的有关条款，既限制了犹太人移民，又“抚慰”了反犹太的阿拉伯人。英国在中东的整体利益得到了加强。
6.
德国赔款问题
回过头来看看德、法两个宿敌的状况。
战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重新获得了自普法战争失败以来梦寐以求的霸权——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莱茵河右岸50公里内的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与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一面对德国进行战略包围，一面对新兴的苏联进行隔离。当然，它还迫不及待地要与英国结为军事同盟，以填补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失效的安全保证。只不过英国怕法国实力太强，便予以拒绝。
在赔款问题上，由于牵涉各方实力对比和争霸计划，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并没有予以明确。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和受害国之一，战后实力大大削弱，沦为英美的债务国，但它又是当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已战败求和。因此，最大限度地削弱并肢解德国，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成为法国一战后的战略目标。而削弱德国的经济实力，从经济上奴役德国是重要手段。所以，法国要求德国赔偿战胜国的全部战债和损失为6000—8000亿金马克。
英国虽在战争期间遭到巨大削弱，战后沦为美国的债务国，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英国仍拥有最多的殖民地，并通过委任统治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德国战败，法国称霸，欧洲的均势已被打破，因此，实行“扶德抑法”政策，以限制自己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复兴德国以牵制它，成为英国欧洲政策的重点。表现在赔款问题上，就是竭力反对法国的要求。英国更关心重新打开德国市场，而不仅仅是收入一笔赔款，任其破产了事。
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战后成为包括英法德在内的17个欧洲国家的债权国，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美国走上世界舞台的欲望空前强烈，企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优势，独揽世界的领导权。它既不愿法国称霸欧洲，也不愿英国取而代之，它既联合英国反对法国，又扶植德国对抗英法。在赔款问题上它主张适量的从德国取得赔款。
另一个争论话题是赔款的分配比例。法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损失最大，应得到赔款中的58%，英国占25%，其他大国共得17%。英国反对，它建议法国得50%，英国得30%，余下的留给其他国家。虽然在分配原则上英法各执一词，但法国至少得到赔款的一半是各国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英美也更加反对过分赔款，它们不愿意德国拿出巨额赔款装入法国的腰包，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由于意见不一，赔款问题陷入僵局，英国提议暂不确定赔款额，把这个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研究，各方表示同意，这就结束了德国赔款问题的第一个阶段。会后成立的赔款委员会由英、美、法、意、比五国代表组成，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因而美国丧失了在赔款委员会中的席位。在赔款委员会中，法国人任主席，而该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因此，这一时期是法国推行强硬政策时期。但英美“扶德抑法”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日益加强，各方之间的斗争白热化。
对于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德国一直采取拖延和消极的态度，对德国来说，履行其赔款义务，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德国的这一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英美支持。1921年8月德国在交付一笔款子后，要求无限期延期偿付。法国强烈反对并联合比利时出动10万军队占领了德国的重工业区鲁尔，造成了“鲁尔危机”。
7.鲁尔危机
鲁尔危机是英美和法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矛盾激化的结果。在赔款委员会中，英国一直坚持其从轻赔款的原则，对德国要求延期或削减赔款条款持支持和鼓励态度。在英国看来，只有从根本上减轻德国的赔款义务，恢复的国的经济，才能促进英德贸易，给英国工业带来利润。同时英国所得赔款比例比法国要少得多，因此，延期或削减赔款对英国来说意义不大，相反它会大大加强法国的实力，这对英国推行欧洲均是外交史极其不利的。
“鲁尔事件”发生以后，英国认为阻止法国在赔款问题上发号施令的时机已成熟，一方面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撤出鲁尔区。另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呼吁，建议美国政府参与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美国借机向法国责难，并利用法国财政困难急需得到美国援助的时机，向法国施加压力。德国在英美支持下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来对付法国的占领，这使法国不仅没有达到索取赔款的目的，反而受到巨大损失，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在内外交困下，法国被迫同意成立专家委员会来解决赔款问题，从此德国赔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
“道威斯计划”
1923年11月，由美国提议，英国支持，成立了两个专家委员会，一个以美国摩根财团一家银行的董事长道威斯为主席，负责研究德国货币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另一个由英国金融专家麦克纳为主席，负责研究德国外流资本及追回的途径，史称“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是以英美政策为基础制定的，从其内容来看，与前几个方案有所不同，首先计划确定了赔款额度每年递增的原则，规定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款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递增，从第5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但该计划依旧在赔款总额和支付年限上含糊其辞。其次，计划规定协助德国稳定金融，复兴经济，在索取赔款；决定先向德国提供贷款，第一批数额为8亿金马克，美国负担其中的55%，英国负担45%。这项规定是以前方案中所没有的，在道威斯计划执行期间，德国所获得的贷款大大超过了其支付的赔款额。从1925-1928年德国支付的赔款总数仅是其所获贷款额的1/4，德国利用这些贷款，使经济迅速复兴起来，增强了自己在大国争霸中的地位。最后，计划规定如果赔款有损于汇兑市场及动摇金融财政时，当年的赔款额可逐减。这就为德国拒不履行义务埋下了伏笔，也为英美修改计划留下了通道。
反观法国，由于占领鲁尔的大量军事费用，以及1925年和1926年对摩洛哥和叙利亚发动殖民战争，财政困难大增。法国内阁在1925至1926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就更迭了7次。经济上控制德国的领导权让渡给美国，欧洲的优势地位也因德国出任国联常任理事国，进一步丧失。
到1930年，美国大工业家欧文•杨洛拟定新的赔款计划，即杨洛计划后，德国的负担实际上又被减轻了。当该计划通过时，经济大危机已经爆发，德国宣布无力还债。1931年美国胡佛总统发表“缓债宣言”，全面延期偿还战争赔款和政府债务，相当干脆地把德国赔款义务勾销了。
9．
1929经济大萧条
1929年10月德国总理施特莱斯曼去世几天后，波及全世界的美国股灾引起了世界政局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贸易摩擦逐步转化成军事对抗，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在20 年代是一副稳定繁荣的景象，无论老企业还是新的企业，都通过大量发行股票获得了扩建工厂和设备的资金，人们也在股票市场获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但这种状况却引起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不安，他们认为股票市场收益太大，有必要纠正这种偏差以防止发生混乱。因此，从1928年初开始，联邦储备系统就开始通过提高贷款利率限制货币供应，开始制止这种所谓的“过分投机”。 但银根收紧的措施在1928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1929年上半年，联邦储备系 统进一步收缩银根，其中包括指示各联邦储备银行只发放“生产性贷款”，而拒绝发放用于证券投机的一切贷款。
这种连续两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并没有立刻抑制住股票市场。但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29年中期，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到同年秋季，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都在大幅度减产。随后，证券市场终于产生反应，开始趋向下跌，到10月24日，纽约证券市场发生崩盘，一天之内的损失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一些证券价格指数到12月份下跌到最低点时，美国的各种证券价值减少大约250亿美元。这三个月内的证券价值损失，超过了同期美国经济的全部净收入。
当证券市场发生崩溃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允许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么做。此后，联邦储备系统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这就使得企业的经济活动更加困难。
在经济萧条之中，1930年10月，美国银行业又遇到了一场挤兑风潮。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为银行提供充足的现金以应付储户的要求，从而制止银行倒闭。但联邦储备系统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它还禁止银行系统在面临危机时使用中止偿付或限制付款的应急措施。结果导致银行成批倒闭，仅在1930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352家银行倒闭。奥地利、德国和英国也发生了银行挤兑风潮，大批银行因之破产倒闭。到1931年7月，德国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禁止黄金交易和黄金输出。英国则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英镑贬值。
1933年春，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刮回美国，银行再次发生挤兑。联邦储备系统不仅不给援助，反而继续通过提高利率和紧缩信贷向金融市场施加压力，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结果银行崩溃进一步加剧。直到3月6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不得不宣布全国银行歇业3天，才止住了银行系统垮台的风险。
10.
经济危机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机
严重依靠美国短期贷款来发展经济和支付赔款的德国，自然遭到了比其他国家沉重得多的打击。危机期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了36%，工业生产下降40%，农业生产下降30%，对外贸易下降6%，物价下跌30%。由于国外贷款的削减，1931年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整个金融信贷体系濒于崩溃。
面对德国历史上最尖锐最深刻最持久的危机，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反危机的措施：削减工资、减少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以及提高纳税，力图把经济危机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当时德国的工人实际收入在危机年代减少了1/3，而纳税额却提高了数十亿，大批中小农破产。但是政府却给垄断企业和容克地主提供了 100多亿马克的贷款和补助金。这一措施激起了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导致1930-1933年1000多次的罢工。
德国资产阶级担心会再次爆发革命。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德国统治阶级内部逐渐走向了消灭魏玛共和国的道路。而早在1926年，大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希特勒，现在终于得到了煤炭大王基尔道夫、银行家沙赫特博士等所有工商业界的支持。他们联名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消除群众运动带来的弊端。1933年1年，法西斯从此合法地站上了德国的历史舞台。
11.
法西斯统治的全面确立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是在纳粹党没有获得国会议席多数的情况下，由兴登堡总统任命的。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希特勒执政时间不会太长。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希特勒的能力。他上台后，通过排挤和打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制国会，通过了总理有权违反宪法，不经国会和各邦议会同意就可制定法律的“授权法”，独揽行政权和立法权。然后通过“授权法”，取缔了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实现了政府和议会一体化，建立起法西斯中央集权制。
同时，希特勒通过“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音译），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通过“领袖原则”，在政治、经济、教育及司法领域，全面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统治；终于在兴登堡总统1934年8月病故之后，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建立起继腓特烈“第一帝国”、俾斯麦“第二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
12.
英、法绥靖政策与希特勒的冒险
伴随法西斯德国的崛起及对外扩张的野心的发展，英、法等国推行了一条扶植、纵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张伯伦、达拉第是这一政策的代表人物，尤其以张伯伦为甚。张伯伦是1937年上台的，在他出任英国首相之前，麦克唐纳国民联合政府和鲍尔温政府早就对法西斯执行绥靖政策了。这并不是英国政治家们的失误，而是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日益衰落的产物。
1920到1923年的经济危机使英国还喘息未定，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又进一步打击了它。失业率急剧增加，赤字居高不下，贸易大幅萎缩和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成为这个时期的常见现象。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英国增加殖民地税负的做法又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它先被迫承认阿富汗和埃及的独立，后面临1930年印度所有城市的人民起义，又于1932年取消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英国霸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法国跟随英国，为英国马首是瞻，也同样是在自身实力衰落，寻求集体安全无果，遏制德国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做出的。1938年4月，达拉第成为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张伯伦一唱一和，对德国妥协、退让，先是默认德国对奥地利的入侵（希特勒要建立大德意志帝国，首要兼并的目标就是奥地利），后准许德国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将苏台德地区划为“自治区”，共同导演了一出“慕尼黑丑剧”。它们幻想德法、德英之间和平以后，随着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地理障碍──波兰的消失，苏联和德国必将发生战争。
13.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绝不可能联手，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最终还是让斯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结合在一起。
斯大林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在斯大林眼中，共产主义应该与资本主义的哪个国家对立，完全要看当时哪一国的威胁最大。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但西方国家对此一无所知，以为他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好的可能。希特勒开始掌权时，斯大林立即摆出亲善的姿态，在遭到纳粹德国拒绝后又十分不情愿地加入反希特勒阵营。当斯大林意识到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论调可能是认真以后，便想建立最大规模的联盟来包围纳粹，并加入国际联盟，拥护集体安全。
毕竟，西方各国与苏联的关系始终是相互猜忌。法国愿与苏联政治结盟却不肯缔结军事盟约，斯大林自然认为这等于是请希特勒先攻苏联。为了自保，苏联抢先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秘密附加协议规定：如波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苏德双方将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为势力分界。
条约签订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实施闪电战。此刻法军面对兵员不足的德国守军，却只是消极地躲在马其顿防线后观望。希特勒违背达拉第和张伯伦的愿望，先把矛头对准英法在中欧的盟友，然后挥戈西向，吞噬法兰西共和国，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14.
入侵苏联
1940年5月，德军重演1914年的历史，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法国在极短时间内便被击溃，希特勒仿佛已是整个欧陆的主人。他面临三个选择，试试看能不能击败英国；与英国讲和；或先征服苏联，再利用其庞大的资源，回过头来倾全力西进，摧毁英国。1940年夏，希特勒先试探了求和，但丘吉尔不肯妥协，然后考虑了第一个，但由于不在战前拟定的计划中，且德国空军又不能摧毁皇家空军，这个计划只好放弃。那么，攻打苏联自然成为德国下一步计划。
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便下令研拟攻打苏联的初步参谋计划。他对将领表示，一旦苏联被打败，日本便可倾全力攻打美国，把华盛顿的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孤立的英国在美国不可能驰援的情况下，只有放弃抵抗。不过当时希特勒尚不准备下令攻打苏联。他想先试探是否能诱使苏联一同加入德意日三国条约，在中东进攻英帝国。
斯大林太清楚自己处境的困难。法国沦陷之后，打破了他的预期，大家原以为这场战争会像一次大战那样长期消耗下去。这样德国与西方各国会耗尽彼此的人力物力。若英国也被打败，德日意这三国反共国家将使苏联无所遁形。反之，若英国战败但苏联不曾出力，那苏联只有彻底改变其战略地位，不然必将遭到希特勒摊牌。斯大林并未想好如何行动，而是提出了加入三国条约的苛刻条件：允许苏联在土耳其驻军，含达达尼尔海峡；苏联若以武力在巴尔干半岛及达达尼尔海峡寻求战略目标，德国须袖手旁观。把德国承认势力范围，从巴统与巴库以南地区，扩展到伊朗及波斯湾。至于日本，它必须放弃对库页群岛的一切采矿权。
斯大林想必早知道德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但他误把希特勒积极拉拢他加入三国条约，解读为纳粹计划先攻英国再攻莫斯科。斯大林相信，希特勒在发动攻势前会先提出重大要求，因此他可以做相当大的让步，答应这些要求，为自己军事部署赢得时间。但斯大林失算了，希特勒并非理性的人；希特勒也失算了，斯大林并没有马上败北。
《大外交》读后感(三)：大外交—一战前
这本书2003年就买了来，一直安放在书柜里面，看过几章，饶有兴致，但终究没有耐心读完这800多页的书。最近出差较多，经常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所以把这本尘封已久的砖头书翻出来，并重新阅读。由于这本书讲述的过于烟波浩荡，因此我还是分成几个部分，简要介绍一二。
这本书讲述的是17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美国外交政策，适合对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和军事感兴趣的读者。对我而言，这是一本国际政治的启蒙读物，读完此书，应可以从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得到自己的解读。
本书从17世纪现实外交的鼻祖黎塞留讲起，他的唯一宗旨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排除意识形态干扰，使法国变强，而弱化其邻国。在他的努力下，法国成为17,18世纪首屈一指的大国。拿破仑使法国优势走向顶峰，随后，法国走向衰落。
欧洲列强于1815年在维也纳举办和会，确立了欧洲均势的政治框架，作者比较认可该框架，因为在此框架下，欧洲大体维持了整整100年的和平，直至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接起法国接力棒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法国战败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继承了欧洲均势思想，并发展与不同国家的同盟，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奥、普、俄的同盟，，基辛格博士以其丰富的国务卿经验，详细描述了各国的心态，使100多年前的历史跃然纸上。
梅特涅走下政坛后，普鲁士在其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脱颖而出，俾斯麦是容克阶级的代言人，其志向高远，老谋深算，熟谙现实政治的一切伎俩。在其领导下，普鲁士，而非奥地利最终走上领导德国统一之路。期间发动了几场重要战争，在1870-71的普法战争中，德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大强国，并取得阿尔萨斯和洛林。随后，俾斯麦采取防守策略，努力维持欧洲均势，极力避免德的邻国结为盟友。只是俾斯麦的政治框架体系过于复杂，完全依靠俾斯麦自身的雄才大略，及至威廉二世登台，一脚踢开俾斯麦，有野心却缺乏策略，最终导致一战的战败。
德国与战国时的秦国有相似之处：即德国和秦国的强大，即使大陆其他国家联合攻击之亦未能取胜；不同的是，德国想维持欧洲的均势，而秦则妄图统一中国；德国以西，有法国、英，以东有俄，秦以北有匈奴，以东是三晋，燕，齐，以南则为楚，所不同的是，欧洲均势中有一个强大的岛国英国作为制衡，在20世纪，由美国制衡；而秦国在海上无强国可以与之制衡；另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欧洲各国均以均势为统一的共识，以天主/正教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六国则在纵横家游说间失去方向，终被秦所灭。可见实现均势有两个条件，第一，有实力相似的诸强；第二，则是有相似的道德规范或意识形态框架框架。
《大外交》读后感(四)：闲说两句
书是难得的好书，更难得的是流畅隽永的翻译。基辛格老头那种洞悉世事的幽默翻译得非常到位，个人以为能与之相媲美的译作只有《光荣与梦想》了。一翻书尾，原来是两位海峡对岸的学者的作品，难怪书中有少许“管道”、“奥援”这类对中国大陆读者来说似是而非的词语。
内容也是出色得不容置喙。我想此书的全名似乎应该是《历代外交经验得失》，在作者笔下，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幕僚们自是对外交的精要一窍不通，奥匈帝国的国际政治手腕和内政一样乏善可陈，就连超级大国——急公好义的美国佬们也是在这条战线上吃尽了苦头，只差说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还是欧洲列强林立的时代，也就是一战以前的几百年，各种或明或暗的条约、密约、盟约错综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台无比精密的仪器类似的复杂结构，令各国政治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倾尽心血的去斡旋、奔走，尽显智慧和手腕——倒是没见到有类似我大清国李大人那样游历一圈海外就赚足了银子的外交官。到了纳粹德国崛起的时代，美国孤悬于海外，英法力穷而智竭，苏德外的国家就剩下疲于应付的力气，一面倒的绥靖“外交”颇为无趣。冷战时代，两强相争的局面本应是精彩的，问题是一个老大哥色厉而内荏，一个自由世界的领袖则被自己画地为牢困得只能后发制于人，除了古巴导弹危机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一来二去斗得有点味道，剩下时间里的各种争吵和彼此威胁种种，和过往的“外交智慧”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那基辛格没来得及评说的当今世界呢？我还等着他老人家再出本关于中俄两国崛起的书呢，或者说个小点的具体问题，比如六方会谈和朝鲜导弹问题。不过老人家80多岁了，恐怕再难有著作问世了。一代智者，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大外交》读后感(五)：江南泉的读书笔记—基辛格《大外交》
第一章：第1章 世界新秩序
11 美国的理想主义....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11 20世纪后期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史以来变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
13 建国后至大战前的历史......一个矛盾的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他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入国际政治。
13 均势...理论家...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式...其实....并不多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他希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
15 萧伯纳 “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是梦想实现。” 美国的领袖...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的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
第2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25 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就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和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新教观念，创造人间的天国），美国的领袖... 换而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
26 至1820年，美国不断谴责两大洋对岸的局势是均势政治造成的恶果，但对其本身在北美的扩张却美其名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回避对墨西哥及加勒比国家的数次领土战争及对内西进运动中对于印第安人的种族大规模屠杀，此种矛盾可以归结于基督教派的唯一神论与其原教旨天选观）
28 从此直到19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1823年的门罗宣言警告欧洲强权，不要插手西半球事务。到门罗宣言届满百年时，其含意已逐渐扩大为美国在西半球掌握领导权的理论基础。1845年波尔克(Polk)总统把美国并吞德州解释为，为防止某独立国成为“比其更强大的国家之盟友或属国”，以致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换言之，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的依据，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这正是欧洲均势在美国的再现。（中国的21st未来策略？）
30 虽然事实上是英国（美国）皇家海军保护美国（中国）免于欧洲强权（海商道沿岸势力）的侵扰，但美国（中国）领袖并不把英国（美国）看成是美国（中国）的保护者。19世纪（21世纪）从头到尾，英国（美国）均被视为对美国（中国）利益最大的挑战，皇家海军（美国海军）则被视为最严重的战略威胁。无怪乎美国（中国）一开始奋发图强，便动用素来受英国大力支持的门罗主义，设法把英国势力赶出西半球（冲出岛链封锁）。（似乎把格老用来论述19世纪的言论改变一下主语，对于21世纪的现状是个不错的描述？）
30 在西半球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美国，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舞台。美国几乎是违反本身意愿地成为世界强国。在美洲扩张势力时，她已在四周海岸建立起强大无比的地位，却又坚持无意于施行大国的外交政策。等领土扩张大功告成后，美国发现不论本身的意愿为何，其所掌握的力量使她必然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角。美国领袖或许仍执意主张，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要做全人类的“标杆”，但不可否认，有些人已感觉到美国的实力使她有权对当代的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必等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社会以后再参与国际体系。（主语换成中国？民主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2 在实力决定一切的世界里，老罗斯福相信“势力范围”这个观念便代表世事的自然法则。势力范围指个别强国得以在广大的区域内享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如美国之于西半球，英国之于印度次大陆。1908年他默认了日本占领朝鲜之举，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认为双方关系必须由两国相对的实力来决定，而非取决于条约或国际法的规定：“朝鲜绝对是日本的。虽然条约明文规定朝鲜应保有独立，但她本身无力于执行此一条约，若以为有其他国家会为朝鲜完成其本身力有未逮的目标，是绝无此可能的。”（清帝国的衰弱，弱国无外交）
33 在亚洲，老罗斯福总统则担忧俄罗斯的野心，因此看好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日本。...1904年日本在英日同盟的保护下向俄国发动攻击。老罗斯福虽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却偏向日本，他认为俄罗斯若赢得胜利，将是“对文明的一大打击”。日本击溃俄国舰队时，他高兴地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极为兴奋，因为日本遵从我们的规则。”...他希望俄国势力被削弱而非完全被排除于均势之外，因为根据均势外交的法则，俄国过于积弱只会使日本取而代之。他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是，让俄国“与日本对抗，相互节制彼此的行动”...此约使日本获得有限的胜利，维持了远东的均衡。这使他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老罗斯福总统的均势外交，对中国来说，还是弱国无外交)
34 老罗斯福之所以认为由英国海军控制大西洋比德国独霸要安全，是基于文化相近及历史经验等无形的非权力政治因素考虑。（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及新教信仰，也是未来数次英美同盟的基础）
37 其实威尔逊政策的动机与孤立主义恰恰相反。他所宣示的不是美国要撤出世界舞台，而是美国的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同时时机一到美国矢志要将这些价值发扬光大。他把自杰斐逊以来所形成的美国传统思想加以阐述，但目的在宣扬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
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的模范。
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其人民天生便爱好和平。
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
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
威尔逊把这些美国道德高人一等的想法赋予了世界性涵义：“我们无惧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我们在商业领域或其他和平领域的成就上不会妒忌对手。我们矢志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但也尊重他国的生存权。我们确实是世上所有国家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不威胁任何一国，不垂涎任何一国的财产，也不打算推翻任何一国。”....不过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社会的利他本质是上苍恩典的证明：仿佛是上帝的眷顾，有一片大陆被保留未开发，等待一群和平且爱好自由、人权高于一切的人们来此建立一个有福同享的国度。(前提是杀光原住民与打败邻国获得所有的北美土地)....这种美国的目标乃上天授意的说法，导致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远超出老罗斯福所能想象的范围...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有责任对抗任何地区的侵略行为...原本是为要美国严守中立而提出的主张，经威尔逊解释后却成为扮演全球十字军的理论基础。(本段论述了美国后世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一个看似伟大的神圣理论其实反而会相当危险，圣人有时候比利己主义者更加危急，自喻为道德正确的人所犯下的罪过往往更加的深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40 当时的气氛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校长雅各布·舒曼(Jacob Schurman)表达得颇传神，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天堂之国”与“恐怖武力的地狱之国”之间的斗争。（911后小布什的新十字军东征，相辅相成）
41 威尔逊在另一次演说中更进一步表示:“我们缔造这个国家是为使世人获得自由，这个观念与目的并不限于美国，现在我们便是要解放世人。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将失去声誉，实力也会消散。”(类似的“解放全人类的工人阶级”，这种理想主义的论调也为后世的中国带来了灾难)
41 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是罕见的领导人彻底改变本国历史方向的一个例子。(美国后世对外政策的基础)
43 威尔逊...显然忽略了战事初起时在各国首都，包括民主的英法两国，所表现出的欢欣鼓舞与激昂慷慨。(911后的反恐战争，也是民选政府高票通过的决议)
45 “国际联盟作用有限，但它越是自大，越是好高骛远，真正能成就的就越少。谈到它不免引起有趣但残酷的联想，令人想起一百年前以维持永久和平为宗旨的神圣同盟。沙皇亚历山大(Czar Alexander)便相当于在100年前推动和平的威尔逊总统。”...以老罗斯福的估计，只有神秘主义者、梦想家及知识分子会认为和平是人类自然的状况，而且可以由无私的共识来维持。(老一辈的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看法)
45 美国开启冷战战端...而是以民主的道德圣战为号召...美国人倾向于把外交问题看成是善与恶的交战...(唯一神论宗教)
第3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 威廉一世与皮特
57 ... 而黎塞留的国家至上主义，也有玩火自焚的危险...它却也带来无止境的 追求，要扩张领土...借以主宰中欧，直到法国民穷财尽，一步步失去主导欧洲大势的能力（界限的重要性）
68 自18世纪及19世纪初各次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所得到的教训是，不可任由均势在各国交战的灰烬中产生（所以才有了后来带来百年和平的维也纳合约）
第5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111 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大权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俾斯麦）
115 在俾斯麦心目中，现实政治必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须有弹性及能够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机会。
117 即人因灵魂不朽，所以必须接受上帝之审判，但国家并非不朽，因此仅能以功过论英雄。
127 其友人鲁恩曾对其写下如此评语“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需付出代价”
第6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133 为维持统治并压制各民族之间的紧张，俄国历朝的统治者都会伪称有某种外来的庞大威胁，而时间一久谎言往往成真，使欧洲稳定经常笼罩在阴影下。（格老对于俄罗斯民族性产生的看法）
135 俄国人与美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社会不同凡响。俄罗斯向中亚发展时遭遇的只有游牧或封建式社会，在许多方面都类似美国人向西开拓，而俄国所持的理由，如上述哥尔查科夫的说法，也与美国人对其本身“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解释不谋而合。
169 然而，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促其衰弱。
第8章 卷入战争漩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200 俾斯麦的主要外交策论目标在于避免两线作战，老毛奇的战略目标则在限制两国作战的规模，施里芬却毫无保留的两面同时作战（战略错误也是一步步加深而导致毁灭的）
第9章 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
219 威尔逊...1917年1月...举出门罗主义为模式：“我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各国应一致奉行门罗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和人民 所有国家应避免会导致权力竞争的结盟 ”
墨西哥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美国在19世纪掠夺了墨西哥三分之一的领土，就在前一年还向墨西哥派兵，而现在美国总统却提出门罗主义是兄弟国家领土完整的保证和国际合作的典范。(西方道德观的双重标准)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
244 凡涉及大国的侵略行为，从没有依集体安全原则而被击溃的例子...冷战期间，联合国对每个涉及强国侵略的事件，同样是一筹莫展...
254 俄共早年...他们没有确切的和平计划，因为他们不把塑料看成一个国家，而是看做一种理想（同前，一个看似伟大的神圣理论其实反而会相当危险）
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合约的毁灭
290 若在希特勒掌权不久便逼他摊牌，史家可能到现在都在争论，希特勒究竟是个遭人误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个具有政府世界野心的狂人（十分中肯的评价，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290 ...但民主国家的领袖不肯面对这个现实。德国军力迅速扩张，除非能加以制止或制衡，否则均势必将被打破（21世纪的中国？）
308 张伯伦曾忧心的说，英国受到请求去为一个英国一无所知的远方国家上战场（应对1938年德国吞并捷克）——此话是出于曾为进入印度（中国）打过几世纪战争，眉头却从未皱一下的国家的领导人（西方道德论的双重标准，远方的非“文明”种族的战争与“文明”的西方国家战争是不等价的）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315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解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年代的黎塞留...
同理，苏联共产党人（美国民主主义者）自认为是历史科学家，其任务在于彰显历史的演进动力，甚至于可能包括加速其演进，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必然的方向（似乎主语一换，现代的民主论可以套用这句话）
第十四章 苏德协定
349 斯大林赌希特勒是个理性的人，但他赌输了;希特勒赌斯大林很快会败北，但也赌输了。只不过斯大林的错误可以弥补，希特勒的却不行。
第十七章 冷战开始
408 ....透露出杜鲁门美国人的本质...他对总统职务的崇敬以及对总统职责的看法；他对美国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泉源的笃敬。（受威尔逊理想主义影响的后人，确实这种信念，开启了冷战，之于这种信念，所有的讨价还价就变得没有弹性，有种对于异教徒的宗教性）
第十八章 抑制政策的成功与痛苦
436 杜鲁门主义象征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诣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同前）
第十九章 抑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462 一旦议题被提升到超越权利政治之外，就难以界定战争的实际目标是什么...（界限的重要性，目标含糊不清，不可量化，就无法达成）
463 杜鲁门政府（共产主义国家）主要阁员（主要成员国家）无一例外，相信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对全球有一套构想，并认为北朝鲜南侵是中苏联手赤化全球策略的第一招（对欧洲武装，亚非的殖民主义），极有可能导致全面大进击。（所以猜疑链没有尽头，这段论述主语替换一样通顺）
465 马克阿瑟虽然是杰出的战略家，却不具有政治分析家那份洞烛敏锐。马克阿瑟没有把中国人的记忆中，日本人取道朝鲜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当成一回事，继续挥师进逼到鸭绿江畔的中朝边界...决定中共干预与否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军在朝鲜半岛窄颈部位停止推进，并且提议以某种国际监管方式让韩国其他地区实施非军事化（界限的重要性）
467 此时，中共重蹈麦克阿瑟三个月前的错误覆辙。如果他们此时提议双方沿北纬三十八度线和解，华府一定乐于接受；中共也可以赢得“在国共内战得胜之后一年，又击败美军”的声誉。但是就跟六个月前的杜鲁门一样，毛泽东被早先没预料的胜利冲昏了头，想把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他也遭受重大挫折。（界限的重要性）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策略：苏伊士运河危机
516 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除外），大体上反应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的，中东国家的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的。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境线硬生生画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它等同于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如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十分客观的对于中东局势的看法）
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687 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着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纠缠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格老对于越战战败的评价）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策论：尼克松三角外交
715 毛泽东、周恩来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周恩来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的是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应该坚持，何时应权变...中国领导人代表着在感情上远为安全的社会。他们比较不在意计较小地方，而着重建立信心。(格老对于中国领导人的看法)
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752 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这傲慢的帝国主义有一致命的缺陷，苏联的篮球一路推进下来竟然失去均衡感，过分高估苏联制度巩固军事与经济成果的能力，忘记自己是站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向所有其他大国挑战。
788 苏联解体后...相同的推理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冷战的确存在，也确实赢了，但是胜利属于民主的理念；不论环绕着东西方冲突时何种地缘战略措施，民主理念必定得胜。这也是一种逃避主义。（格老的看法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均处于94年左右，谁看的准确，其下自现）
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本章内容与亨廷顿的著作相辅相成。
73W字的著作读毕竟然不觉得冗长，本书对于理解现世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启发。
其中对于战争越发感觉到孙子兵法的开篇所述，兵者，国家大事也的含义，每场带来悲剧收场的战争都是因为没有界限，即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目标，或者只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无限作战。比如朝鲜战争。中美双反都犯了自视甚高，处在优势状态下而不知止步的错误，而在接下来的战争进行中，带来不必要的大量损失，不过有趣的是，经过此次后，共和国的后数次战争在印度，越南，都懂得适可而止，而不是无限扩大。合众国却没有学到一丝教训，越南，阿富汗，中东，不停地重复曾经的失误。
括号内文字都是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寥寥数语，欢迎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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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读后感(六)：基辛格：美国与欧洲外交的中间人
《大外交》是一本很厚重的书，全书70余万字，时间跨越400年，然而基辛格驾驭起来却得心应手。基辛格这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自大学时代就已突显，当时他的本科论文长达377页，以致哈佛大学后来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规定以后本科论文不得长过基辛格论文的1/3。但是使得《大外交》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的一大原因，是基辛格在其中糅合了其实际外交操作的经验，因而读起来不似其他外交著作般纸上谈兵。基辛格早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一直留在哈佛大学任教到1966年，1968年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之后他被当选的尼克松总统聘为国务卿而达到政治生涯高峰。因而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际外交操作经验作底子，其撰写的《大外交》一书就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如同该书金灿荣所写的序所言，看《大外交》可获得四本书的功效：一本国际关系史，一本美国外交史，一本政治学理论，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
全书共31章，第1章和最后一章都概述了他对国际新秩序的思考，从第3章到第30章按时间顺序详细地缕析了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到冷战结束期间所有国际外交大事。但第2章却突兀地单独分析了美国两个意见最相左的总统的外交理念：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家利益论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论调。把这两位总统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一则因为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努力，虽然理念完全不同，是使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而开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原因；一则因为他们分别是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美国与欧洲的外交传统鸿沟
现实主义思想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人们都会从个体理性思考出发，在个体利益的最高原则下，道德论调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囚徒困境”，由于总是有彼此信任的顾虑，告发对方总比保持沉默更加利己。这个原则放诸国际关系的大环境更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国家间很少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念，追求国家利益变普遍成为外交的主要目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在欧洲得到了更典型的运用，从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到帕默斯顿的“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之说。一战前欧洲各国关系犹如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关系，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大国，但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必然追求强大自身。但这无疑也会造成对别国的安全顾虑，以致于一国强大后，其他国家便会结盟放抗她。但这种结盟只是暂时性的，盟内各国只是把结盟当做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当原来的盟友变成新的安全威胁后，她会毫不犹豫地把彼此从盟友关系变成敌对关系。
美国是一个道德上有洁癖的国家，其建国先贤秉承的是洛克对于人性的乐观认识，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所说：“在追求其历史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因而在美国还未成为能超级大国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继而是“门罗主义”，表示我不屑于你们欧洲的肮脏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洁净。然而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理由都诉诸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国家至上到均势
17世纪法国主教黎塞留开创了“国家至上”的现实外交。强调国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败了强调宗教热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来，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基辛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来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者未免太过不堪一击。这犹如两个参加格斗的选手，一方碍于规矩缩手缩脚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则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拳头无视规矩期望招招能把对方打倒。显然重视规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缚更容易被打倒。当然格斗选手比赛是犯规赛后会有惩处以警示这种犯规，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赛，所谓的“规矩”都是大家长时间共同默认的，如果一方打破，没有更高的机制可以警示这种“违规”。因而在没有更高机制束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中，自己给自己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未免太过愚蠢。
但显然“国家至上”的原则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国家有强弱之分，可以说只有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之间才有适用范围。当弱国面对强国，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是放弃与强国争夺小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显然没有一国希望有别国称霸而本国的利益被随时蹂躏，均势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至上”原则之后平衡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
基辛格认为：“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
将均势外交艺术发展的极致可以说无出俾斯麦左右。俾斯麦推动了德国统一之后：一方面，为了不使德国过分软弱而让有扩张野心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和俄国沙皇有机可趁，而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各国基于共同对德国统一威胁的恐惧心理而结盟反德，他推行一种“自制政策”，表示德国无意对外扩张。俾斯麦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从而维持了欧洲的和平。但因为俾斯麦的外交传统太过复杂高超以致他以后没有一位能人能继承他苦心经营的均势。基辛格对此评论道：“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他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一战休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把一战的原因归于均势，他曾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至上。但基辛格明显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导致一战的发生正是欧洲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不同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在有关和平的认识上可能更倾向于老罗斯福总统：“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因此，在基辛格给出的对比之中，维持均势尽管复杂困难，均势确是和平的一大利器。
可以说基辛格试图在用他的均势思想说明现实主义外交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诈，唯己利是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从结果主义出发，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势能比威尔逊所倡导的全球舆论力量更能有效达到和平的目的，均势很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基辛格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结合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外交家，而20世纪美国的外交思想是以“威尔逊主义”为主流。但幸运的是基辛格遇到了20世纪美国唯一的一个现实主义总统尼克松，而有机会将自己的外交思想付诸实践。实践的经验也让基辛格对自己的外交思想有了更多的弹性的思考。这在基辛格对越战的反思之中可见一斑。
美国会陷入越战的泥淖，确实有很多不幸运的因素。开启越战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继而得到他的继任肯尼迪总统的大力支持。而当肯尼迪意识到美式民主在越南不是那么适用而有意逐步退出越战时，却遭刺杀身亡。在当时的美国还是一派支持越战的声浪，继任约翰逊总统无力力排众议停止极具人格魅力的前任总统的政策，而使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和美扶南越政府的失败统治，美国国内对越战的舆论由支持转变为反对。
北越政府精明地注意到美国国内舆论的转变，也巧妙地利用美国国内舆论对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的束缚，面对美国的步步妥协让步都断然拒绝而试图逼美国承认全面失败。北越政府的全部筹码也就是美国道德舆论对其外交军事政策的束缚。如果从纯现实主义的军事理论出发，美国在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实力大衰后应立刻反击给予北越致命打击。但这时的美国领袖决定中止升级内战。这个决定可以说为美国种下失败的种子，但基辛格大体上仍然同意这个决定，因为从他的外交实践经验得知：“到了回顾时才容易认清转折点，而不是在转折发生时就体会到它。”
来到尼克松总统任期，他自认自己肩负让美国“光荣撤兵”的责任，保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但面对各方暴乱示威、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强项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基辛格认为他应该尽早与国会达成一致，要不要求国会支持，要不要求国会来清理这场战争。但尼克松不肯接受这一决定。基辛格基于对尼克松本人的了解，他并不苛责尼克松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虽然他仍认为这项重责绝非一人所能承担。
但理论假设与事实总是有出入的。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坚持会使越战僵持地更久，但出乎意料的是北越政府对1972年大选出现了重大错误判断。北越以为尼克松胜券在握而是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因而突然转向接受了美国的和解条件。理论分析假设不了外交实际操作的不确定因素，只有认真分析当下实际环境才能做出更好地选择。基辛格或许可以由此学到一课，不要把自己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僵化变成他所鄙视的意识形态束缚。
但他对于越战根源的分析还是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他认为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正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深深影响这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了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
在对美外交政策上，基辛格可以说分析地十分坦率。20世纪的美国总统过分警惕于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不敢大谈国家利益，而自身很多时候也被理想主义所牵绊。杜鲁门抱着理想主义却碰到现实政治的高手斯大林而不得不采取遏制政策。在越战上美国刚开始吃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亏继而在理想主义领导下在泥淖越陷愈深。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或许是改变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针强剂。
《大外交》读后感(七)：基辛格的均势思想
一、基辛格论均势及其三种均势模式（第三到第六章）
什么是均势？基辛格在第一章就谈到均势的概念。他指出，欧洲深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基辛格重视均势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果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是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p.13）
在《大外交》接下来的几章中，基辛格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欧洲近代的均势。但作者指出，美国历史上从未参与过均势体系，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原则也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一方得就必有一方失。冷战后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因此新的国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p.15）
基辛格把道德因素引入其“均势”体系中，区分出三种均势模式：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以“梅特涅模式”为代表；以“现实政治”为原则的，则分为消极维持的“不列颠模式”和积极推动的“俾斯麦模式”。
“梅特涅模式”中，各国以君权神授为国家间“共同价值”基础，再加上梅特涅高超狡黠的外交手腕穿梭其间，欧洲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为了以维持欧洲均势并平息法国的复仇之心，维也纳和会保证了法国拿破仑革命前所获得的领土，结果是法国仍可安心于维也纳体系。基辛格认为，各国对均势国际体系的承认是维护均势的必备条件之一（他将其称为“道德均衡”）。如果保留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国家，将为未来埋下战争祸根。在基辛格看来，二战之所以爆发，在于一战后对德国处理不当，使得德国人渴望复仇，打破均势。
“不列颠模式”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帕默斯顿和迪斯累利。其表现在于，当均势形成时，不以积极的外交手段来维持这种均势，而是寄希望于各方自制不来打破均势。一旦均势被打破，英国将不遗余力地联合各国来恢复原来的均势。在基辛格认为这种均势是不足取的，而且英国在当时所能采取的“光荣孤立”政策在当代已无复制的可能。
“俾斯麦模式”是指，俾斯麦为保证德国的统一地位及避免邻国对德国的猜忌，而在均势体系中运用外交手段调整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尽可能多地寻求德国与某一国间的共同利益。“尽可能多地多方面地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双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p.146) ”。“俾斯麦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没有“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其缺点在于如此复杂的联盟体系运作起来十分困难，只有俾斯麦这样掌握高超外交艺术的人才能做到。威廉二世炒掉俾斯麦之后，该体系随之分崩离析。
二、 基辛格均势外交思想的形成原因初探
为什么基辛格会形成完善的均势外交思想？该思想毫无疑问起源于旧世界，而迥异于美国强调道德的外交传统。基辛格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我们在分析其外交思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基辛格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以期从中寻出一些左右他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的蛛丝马迹。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作为犹太人，他和他的家人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目睹了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和敌意行为。并最终在1938年举家移民美国。在一个新的国度，年轻的基辛格开始了其艰苦奋斗的过程。他当过送货员、上过夜校、学过会计，直到二战爆发基辛格应召入伍，才在军中加入美国国籍，并从此迎来了一生的转折。在军中基辛格遇到了弗里茨.克雷默，一位享有声望的德裔学者军官，在后者的鼓励和引荐下，基辛格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从一个普通士兵，先后成为将军的翻译和被占德国小镇的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听从克雷默的建议，在战后入读哈佛大学。十年寒窗，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了他的两部著作《重建的世界》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奠定了其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完成了其从默默无闻的新移民到主流知识精英的阶层跨越。
这一实现“美国梦”的过程，塑造了基辛格的性格特征。克雷默曾回忆道：“这段经历使他寻求秩序， 使他渴望被认可， 即使这意味着要取悦于他认为智力比他低的人， 渴望被认可以及不信任和不安全的心理倾向都是对被人类历史上最可憎的一页所颠倒的童年的自然反应。”基辛格的老朋友、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也将之归因为基辛格“获取认可的难民心态”。 这一融入社会获得认同的过程，使得基辛格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和灵活性，帮助他后来能在外交实践中左右逢源。但同时也体现在其思想中，寻求中庸和妥协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基辛格和汉斯.摩根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个人早年悲剧式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基辛格并不奢望理想主义者的和平观念可以真正带来和平，而是相信基于均势的稳定才是真正可行的和平。这一点与摩根索何其相似。他们都是欧洲人，谙熟近代欧洲英、法、俄、普、奥的合纵连横，梅特涅、俾斯麦等人的纵横捭阖，并对此带有某种怀旧和眷念之情。同时，两人又在强调均势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又谈到道德因素对于形成均势的重要性。摩根索在阐述其均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权力均衡的条件时，摩根索特别提出了共同道德观念对于权力均衡和国家体系的稳定的基础性作用。 而基辛格在分析梅特涅均势模式时，也提出正统合法性带来的道德均衡，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和摩根索一样，基辛格毫无疑问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同时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绝不会对国际道德的因素置若罔闻。而和摩根索不同的是，基辛格马上就要登上曾经属于梅特涅、俾斯麦们的世界舞台了。
三、 基辛格的均势外交实践（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章）
60年代中后期，基辛格进入美国外交决策层，开始书写自己的均势“大外交”历史。此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其相对力量较二战结束之初已经下降，而欧洲、日本，以及未来的中国正在崛起。基辛格指出，“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迫切时间，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p.680）。美国在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源于其自由世界领袖和保护者的道德抱负。但越战的教训告诉美国，它无法维持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因此就有了接下来的关岛讲话和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而对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美国也将不完全以意识形态为纲，而是采取了“实力加谈判”的总方针。正是这种基于实力均势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三角外交”。
当时在基辛格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她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p.698）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中美接近的外交革命，并在美苏中三角战略中占据了主动。“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缓和创造出重大诱因……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较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p.695）基辛格本人在中美秘密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无须赘言。
在基辛格看来，冷战结束后，“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p.779）。但是21世纪的世界均势又要比19世纪的欧洲均势规模更大，新兴的大国逐渐浮现。其中“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p.801）
可以说，中美关系将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的晴雨表。从未来的一个长时段来看，中美两国的实力将逐渐平衡，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会形成新的两极均势吗？如果是的话，中美两极会比美苏两极更加和平吗？基辛格在本书中没有给出答案。这个问题将继续留给现在和未来的外交实践者和国际关系研究者。
《大外交》读后感(八)：基辛格 关于朝鲜战争的思考
基辛格 关于朝鲜战争的思考
在基辛格《大外交》的论述中，有一章节专门讲述了朝鲜战争。他给这一章节定下的名称叫做“遏制政策的困境”。里面的分析可谓是经典至极。
在基辛格眼里，朝鲜战争是美苏冷战时期的短暂插曲，是体现双方对抗的一小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制定的遏制战略的必要但却充满遗憾的一个环节。下面，我们就看看这场战争在他的脑海中，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寻常。
在他的叙述中，和战争有关的南韩、北韩、中国、美国、苏联五方，貌似只有从未走向战场的苏联对这场战争中有着旁观者清的冷静很热连贯的立场。而参与的主要军事大国美国和中国，却根本没有在这一地区自己的长期的战略目标，双方都被战争的形势牵着鼻子走。
就拿美国来说，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是充满理想却又莽撞的。理想是将打击北朝鲜的侵略行为想象成为维护威尔逊式的全球和平的正义之举。莽撞是因为美国没有仔细考虑过这次战争的代价，就连发动战争的目的就不是很清楚。众所周知，是金日成率领的北朝鲜军队在驻朝鲜半岛的美军全部撤离之后，率先发动的进攻。在没有苏联参与的联合国大会中，金日成被联大公开界定为战争侵略者。那么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当然无非是终止北朝鲜的侵略行为。但是若要终止北朝鲜的侵略的行为，到底是帮助南韩统一全境还是把侵略者仅仅赶出三八线？若要把侵略者赶出三八线，那么又应该制定出怎样的相应惩罚措施以防止侵略者的第二次“罪恶”行为呢？可惜的是这些美国都没有统一定论。
没有定论就贸然发动战争势必会出问题。因为目的不明朗会对盟军的行为没有节制，尤其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有着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己的算盘。因为没有彻底搞清楚自己部队的作战范围和对象，美国的一些贸然举动如援助驻越法军、派第七舰队驻防台湾、战火推进到中朝边界等过激行为过分激怒了北京政府，终于让中国部队在1950年11月26日进入朝鲜，使事态进一步复杂。
美国的战争目标就是随着战场的变化而变化的。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光复大部分土地将战火推进到中朝边界，美国的口号从“击退侵略”转变为“统一”朝鲜。而中国部队入境采用快速攻势之时，口号中又将“统一”调整为“日后再谈”。从这些端倪中就可以看出美国对此次战争就压根没有明确的长远目标和规划。而参战的中国同样如此。在中共部队反击顺利之时，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而后局势逆转转而走向谈判。
此时美国最大的错误就是由遏制政策而对形势的严重误判。这就是基辛格核心的观念。
基辛格看来，苏联已经铁了心，坚决避免发生和美国的正面冲突。在他眼里，苏联刚刚完成原子弹的试爆，但和美国相比核子武器方面没有一点优势可言。这个时候直言战争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可美国偏偏恐惧的就是苏联干涉。因此，美国坚持朝鲜战争仅仅是一场有限战争，战争就局限在朝鲜半岛，坚决避免全面开战，无论是针对苏联还是中国大陆。那么，美国就徘徊在全面撤兵和全面开战这两种极端内，和对手进行着长期的僵持。
正是这种僵持，是美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战争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均如此。
首先表现在麦克阿瑟方面。既然要避免全面战争，那么盟军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集中一切优势抢占胜利。但是麦克阿瑟提出的要求又和政府的立场相左。他提出了四点要求：轰炸中国东北军事基地、封锁中国大陆、增强韩境美军、将台湾国民党精锐部队引入韩战。这些看似合理的军事利用，实则是宣布中美正式开战，严重违背了杜鲁门政府的立场。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放弃军职。前敌指挥官和政府政策产生分歧，这严重降低了部队的作战效率。
其次，部队有实力一次性解决问题却放弃种种做法，一拖再拖，影响了军人的积极性。而战争问题悬而未决造成更大的流血牺牲，又加剧了这种循环。战场上弥漫的是军人的无望和看不到边的未来。
尤其明显的是在1951年中共首次提议停火的时候。美国总是摆高姿态，片面释以善意而暂时降低军事压力。而就在此时中国方面却紧紧咬住战局，丝毫不懈怠。结果是1951至1953两年时间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反而致使比进攻时期更多兵员的伤亡。
这种僵持为害不浅，而它正是反映出美国遏制政策的困境，明知有害而不得不为之。这全赖于对苏联会出兵干涉假断的自欺欺人。
反思韩战，所有参战方均得到深远的教育意义，在这里单说美国。
美国对待这场战争，道德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现实中的意义。南韩，一个和美国没有丝毫牵扯关联的远方国家，根本不在美国的菲律宾-琉球群岛-日本-阿留申-阿拉斯加防御范围之内。如果南韩被共产世界兼并，冲击和受到威胁的是日本，将会严重影响到日本对于西方的政策走向。但这和美国的捍卫集体安全的原则道义相比，现实意义便逊色多了。
韩战使美国做出的牺牲，在国内也引起了广泛影响。麦卡锡主义借势疯起，而遏制战略的发起人艾奇逊和马歇尔则备受诋毁。
但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居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允许了韩战的参与，就为今后越战的参与埋下了伏笔，而那将是一场更为巨大的牺牲，这笔祸根就此种下。而韩战的经历也让亚洲国家看到了处于僵持之下美国的弱点，让日后的亚洲参战国学到了对付美国的宝贵经验。
基辛格，以现实主义的角度，当然在乎的是美国为此牺牲的15万军士代价以及为不久为越战埋下伏笔而吃下的亏。他的视角正在是评估这场遏制政策的得失利弊。
《大外交》读后感(九)：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时一年多，才读完了这本书，一直当闲书看的，只为调剂和增加见识，想想同时买的吴建民的那本，早已被我看完和放在上海的寓所里积累灰尘，份量究竟，一眼便知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外交亦然，具有历史定论性的事件要好写，因为有巨人的肩膀可以站，当代现时东西由于身在其中而不知局，这也是个人觉得前面部份在事件分析性内容写的比后面部份写的好一些的原因，重要的是先驱者的事情总要有人做，基辛格先生也这么做了。
均势、国家利益至上、实力、意识形态这些关键字贯穿始末，风云变幻，若是美利坚数百年后亦不复存在，放开表面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形，走出狭隘的意识，体验其中的一些智慧，大概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值得一读。
《大外交》读后感(十)：我读《大外交》认真解决现在，才能影响未来
1、很多书都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或塑造读者养成理想主义的性格。看了本书，你会觉得理想主义有时太危险。有时莽撞、有时绥靖。警策我：睁眼看看现实、看看时局、看看环境，行动，解决之。十分重要。
2、把对时局的判断，完全寄托在对人的气质性格的分析上，是危险的、贻误时机的。
3、此书再一次证明。在“行动领域”，实干家总结的书，比纯学者总结的书，要更符合我的胃口。我之前刚看完《国家间政治》，相较此书要纸上谈兵些。
4、感觉，此书前半部比后半部谈得更清晰、有力。
5、唯一的缺点仍是：冗长。
总评：挺好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