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读后感精选10篇

　　《公开》是一本由魏伟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266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2012-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开》读后感(一)：不算书评的书评

　　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公开身份，即出轨与否的迷茫中，几年以来一直在磕磕碰碰寻找些文字安慰。魏伟先生的书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描述中国一部分（主要是成都地区）同志现状的好文。对于自己来讲，感触比较深的是：结合国外学派的一些成熟理论，针对国内现状，精辟的分析甚是入理。诚如在“序”部分，陈映芳先生所指出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种种。对于此，魏伟先生功底深厚，做得游刃有余，不逊色于这个领域的先驱李银河先生。

　　单单是对本土文化的精熟，可能，也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当前国内同志所处的尴尬境况。于是，在本土文化以外，寻求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法，就自然而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出现在国内的学术界。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对于“同志”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是一个客观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

　　此类探讨，其实，不仅仅出现有关对“同志”的相关问题的认识上。由于特殊“国情”的原因，很多对于人，以及人本身相关的一些问题，让学者不得不趋于自身的学术生活规划，跳不出五指山外来。不用猜测，这算是属于国内学术界的一类潜规则吧。学者作为一个“自由”人，就已经被圈在了所谓的体制内，如何跳将出来，独立做学问。

　　即使有这些显在和潜在的桎梏，魏伟先生所做的理论分析和及其应用，以及田野调查的厚实度，对于将来准备做社会科学的人来说，都不失极其宝贵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其对国内外理论的娴熟运用。虽然有基要主义等生僻的学术用语出现，但并不影响对全书主旨的理解。如果没有对这些理论的深度领悟，行文是不会如此流畅的。诚然，如果能对此类术语有所注解的话，对于如我这样非科班的读者来说也许会更好。

　　对于该书内容本身，我注意到魏伟先生有关对于公开身份的分析（P54~P62）。其中，对于这样一部分主体，我觉得是应该有商榷的余地的。一部分主体自身的自我认同，在公开身份的过程中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前提。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一部分主体是没有自己主动公开身份的意愿（权且看做隐性的同性恋），在此前提下，作为有这样特征的个体，开始与同性恋群体中的其他积极的同性恋个体（显性的，可见的）开始固定关系。作为该个体（隐性的同性恋）本身是在没有主动公开身份的情况下，如此开展来的固定关系，可不可以看做是一类被动的身份公开呢？换言之，隐性的同性恋个体与某个显性的同性恋个体开始固定关系本身，是否应该是作为身份公开来考虑呢？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虽然没有特别说明这样的个例，在该书的“绞人”一章，却有隐约读到类似如此个例的展现（P195）。

　　此外，必须要提到的是，书中所引Gore Vidal所语。从来没有同性恋者或者异性恋者这样的划分，有的只是同性之间或者异性之间的行为（P6）。鉴于自己的薄学，第一次接触此类从行为一说来解释同性恋的文献，联想到国内史料里的断袖，龙阳之好，不禁感叹中外亦不乏雷同之处。

　　书中对各种之前见惯，或者自己读来难以拿捏的各种名词的处理之用心，看得出著者做学问之严谨。一如飘飘，同志，gay等等之间的同异，不同语境下的内涵。引入社区（community）的概念对传统国情下，同志群体所处环境的诠释也是独到的。同志在自明生为同志，或者借助他力，确认自己身份之前，如何应对传统社会下里对其的期待－－束缚，即作为社会构成中的一员，其最基本的作为人的属性的一面，以往的研究是欠考察的。魏伟先生借助社区（community）这样的舶来概念，通过诠释同性恋的公共生活，给了读者一个立体且综合的有血肉的同性恋形象，打破了以往学术研究中固有的－同性恋只是沉迷于性爱的－刻板印象。

　　作为同性恋聚集场所,文中对于成都茶馆的描述（P74~P80），和健身房的叙述（P99~P103）使我联想到之前接触过的一个感染理论（contagion theory）。当然，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同性恋个体间类似行为方式是否恰当，还是应该斟酌的。

　　同性恋群体自身的多元化，是在赋权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之一。如何在巨大制度的框架下，构筑同性恋群体的未来，魏伟先生所考察的成都同性恋现状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同性恋群体的存续来说，特别值得参考。在参考国外先进国家经验的同时，考虑国情，特别是在具体的解决方法探求之时，由于问题发生的后显性，及该问题所处的异于其他环境的特殊性方面加大关注力度，不仅仅对于同性恋群体，对于其他的少数群体，也是极其重要的。

　　《公开》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花了两天差不多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首先，可读性非常强，为大众系统地了解同性恋这一群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魏伟作为一个圈内人，以留美的圈外人方式进入成都的同志圈，这样的身份看起来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问题，反而为他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第一章中，作者先介绍了通信连社会表现形式的历史变迁。在古代社会，同性恋和异性恋这样的区别是没有的。只有同性性行为与异性性行为。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的性别因素并不能成为独立的身份标识。性上的偏好在家族、社群身份面前必须让位。而五四之后，个性解放的因素逐渐进入中国社会，其中，个人在婚姻上的自由选择和先恋爱又结婚的思潮流行起来。这是一个同性恋和异性恋这样的身份标识开始出现的时期。与此同时，同性恋作为和“性”这一敏感话题联系在一起的小众群体，遭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斥。尤其在建国之后，同性恋更染上了犯罪式的污名。同性恋的生活处境也便日益艰难起来。一直到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国家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力减弱之后，个人有了更多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性偏好。但一直到这篇博士论文完成的05年，或者是今天，在中国社会，同志在社会公平诉求上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使在对性向问题应该是最开放的年轻人群当中，偏见和歧视也是存在的。在我询问的同学当中，对于“能否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不能。对身边的同性恋者猎奇式的讨论，对高调表明自身性向的行为的“吐槽”，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作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观点是针对“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基因论依然未得到验证，但很多同志偏好这一观点。但我们都知道性别意识和性偏好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即使基因在其中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样不能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完全划出界限。作者提到，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其实体现出同志人群受到的偏见和歧视，并且有很大一部分也内化到了同志人群的图景中。没有人问“异性恋是怎么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天经地义”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让我们忽视了自身隐形的观点。而这正在对那些非“天经地义”的人造成伤害。重要的不是情况的原因，重要的是在情境中的行为。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在接下来，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介绍成都同志圈子的情况。在其中，可以很明显看出他的圈内人身份给他带来的便利。没有不必要的戒备和抵触情绪，他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同性恋者：有处于“中产阶级”的，有喜欢去“日光浴场”，有年轻的大学生，有经历过四段同志婚姻的，有已经有妻子但是仍在圈内游荡的，有选择不结婚的生活的……作为读者，有自身的背景和价值观，对其中的一些同志的行为我们可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批判心理。比如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今天一定会反对“与女性结婚然后在圈内寻找性伴侣”的行为。但在书本的描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的价值批判。于是读者可以有一个机会去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同性恋者大多会选择结婚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来自家庭，来自社会，来自个人职业发展上的需求。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志选择不结婚的生活方式。这一部分我不多写什么了，这是最好读的一个部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更正同志在人们心中暧昧不明甚至有些脏污的形象。

　　作者也提到了媒体在同志的社会形象建构中起到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很显然，我们都经历了前几年同志在大众媒介中频繁出现的现象。其中有一些进行去昧和去污名化的努力，而也有部分报道强化同志的污名形象，站在主流价值观上将同志与“艾滋”、“滥交”等词汇捆绑地更紧。媒体在建构社会形象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同志组织在争取自己的诉求的时候，与媒体进行良性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两章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来介绍中国同志在“政治诉求”上抱有的态度。中国的同志们不太乐意抱有“政治诉求”，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同志，他们担心如此高调的行为会为自身带来麻烦。而组织们也对此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在法律和政府对同性恋保持沉默的时候，社会的漠不关心（成都）也为同志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在中国比较特殊的背景下，同志组织们不乐意讨论“运动”这个问题。他们以“防治艾滋”作为与政府沟通的招牌，想要采用比较温和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同志生活方式的诉求。NGO和政府打交道是非常累人然而必要的。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丰富多彩的变化。近年来，更多的同志组织出现了。这肯定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但他们抱持着10分的乐观。

　　《公开》读后感(三)：成都飘飘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社区”，不仅指地域上的聚集地，更包括在心理上具有相互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由互联网维系发展的社区，变得更加容易。

　　为什么选择成都这个城市作为同志社区的研究的典型，作者认为有三点：第一，成都具有清晰的同志空间变迁轨迹，早期的公园和不断变化的同志酒吧，使得研究具有纵向研究意义。第二，成都相较北上广一线城市，具有内陆城市较浓郁的本土色彩，而较少受到全球化影响。第三，典型本地组织“同志关爱小组”的发展可作为研究样本。

　　作者在访谈中也发现，成都具有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等多次多元融合、本地以道教和佛教为主宗教特色，突破了儒教的禁欲思想，丰富的休闲娱乐方式，促成了成都的包容文化。这种边缘城市发展成同志中心城市的特色，与旧金山有类似的地方。

　　作者自己提到，是到美国念书才逐渐完全接受自己的同志身份的，在研究中也对自身的身份进行了表明，进行参与式观察，不同于自然观察的旁观者态度，融入到同志组织和同志朋友的生活中，以朋友的身份进行交流沟通，能更容易获得研究资料，似乎也能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这种主观的局限性尽管遭受到一些质疑，但详实的采访资料和活泼的语言，让大家从同志圈子的内部看到了这个群体不为人知的深层一面，我作为一个成都美受（微笑），更是看得投入万分又惊喜不断。

　　首先是，同志名称的叫法——同志、gay、飘飘。同志一词由香港20世纪末创造，被作者当做gay的本土化产物。而飘飘是成都本地人对同志的指代，，摆脱了“同性恋”词语的性欲特征，显现出社会、心理的特色，“飘来飘去，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安定下来”，许多同志也更愿意使用飘飘来形容自己，飘飘，给成都同志群体了一个隐藏的安全符号，无论是自我的认同还是身份的识别。（最近有个形容词——“弯的”，也比较火热，对应于直男直女的“straight”，但是较少作为名词使用）

　　飘飘的派生词，飘场，即同志活动聚集的场所，同志在这些场所里，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理解并表现这个空间，逐渐变成同志的空间，比如青羊宫的茶馆、文化宫、熊猫广场，这些公共空间，并非是专为同志而开，但由于其满足了同志的日常生活需求，逐渐聚集更多的同志来这个空间里社交。

　　而满足性欲的浴室或桑拿房，是同志享乐的安全场所，作者对这一场所的描写分析也十分有趣。在黑暗中，沉默、挑选、轻抚、亲吻……窥视和展示、陌生与沉默是浴室的特别主题，在这里，大家脱去衣服，没有阶级、职业的差别，是最纯粹的生理个人，语言也不再是社交的主要手段，有意识的触碰行为可对陌生人进行深入了解，性行为本身成为社交的手段。浴室本身也打破性的私密性、排他性，完成了同志的物化，在看似平等的环境中，对身体、容貌进行挑选，实际上暗含既定的标准，老、胖被排除在外。随着消费主义和城市的发展，酒吧、健身房成为新的同志娱乐空间，专门为同志设立的酒吧吧不停地在迭代变化幽默和娱乐已逐渐形成了Gay的亚文化（我也觉得gay吧比拉吧、直人吧、更嗨，更好玩，无论是音乐的选择还是表演的开放性）。也有许多异性恋酒吧，是个别同志喜欢去的，他们不想承受出柜、混圈等负担。

　　健身房也是现代同志的消费场所，为迎合男性气质的审美，同志们在该场所进行偶尔的个人行为，在透明开放的健身房，低调和收敛是同志的普遍行为特征，在对男性气质的集体崇拜中，也构成了同志欲望的幻想场所。

　　另外在同志圈子中，有一小节是“我是同志，但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我想这类人群，应该不在少数，对于圈子的负面评价多是围绕——现实、乱，试图撇清圈子关系，在征友启事也写到“不混圈”，这类逃离的人，无论是处于安全考虑还是现实的打压，他们对于圈子生活的未来悲观，被作者看成“同志的生活绝对不仅限于圈子里的经历”。

　　这就是前四章的主要内容了，后面还有写成都同志关爱组织的，就是今天的“成都同乐”，因致力于防艾工作受到政府的支持，我前年也去听过其组织的张锦雄巡回演讲，可以说是非常专业、敬业的组织了。

　　下面，我说一些自己的碎碎念，在中国，所谓出柜与否，不是说要游行、举彩虹旗，而是沉默和回避，我想我暂时也是这样的。

　　至于与异性结婚的话题，真的做不出来，婚姻本来就是意见麻烦的事情，不管是欺骗妻子和自己真结婚，还是欺骗父母的形婚，光是想一想，就是足够麻烦的。我的同学们是知道我性向的，但却不止一个人惊讶于我不结婚的计划，还说“怎么可能”。我只能把我的惊讶埋起来，再淡淡地回应“就是这样”。

　　这就像昨天，有同学看着我的iphone5s问我“你什么时候换手机？”，他人的期望的确是个人努力的方向，但是，认定的目标就不应该成为个人的阻拦，毕竟马克思早就说过“人应自由全面的发展”。我觉得现在使用得很满意，没有过高的需求，为什么要随大流去追逐新款呢？人生本来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既定的轨迹步骤，虽然我知道我选的是最苦的那条路，但是我知道，只有那条是我喜欢。

　　《公开》读后感(四)：《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读书笔记

　　“通常，当社会学者面对纷繁的新理论而感到难以触及对象本质时，‘回归原理论’被认为是寻求突破的可能途径。”而魏伟教授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摆脱对理论的依赖，将重点放在还原对象本身。

　　与李银河的研究相同的是，魏伟也从社会学的角度为出发点研究了同性恋这一小众化的群体。但其突出的不同在于，李银河是通过大量的数据概括出整个中国男同性恋人群的特征，做的是全局性研究；而魏伟仅以成都为例，做的是地域性研究，而且从书名也可以看出其着眼点在于通过空间来分析这个群体的特征。

　　在书中的第8页、第9页，魏伟也提到李银河对同性恋研究的两个缺陷，一是“没有对身份认同进行深入探讨，更多的是关注同性恋的行为和后果”；二是“忽略了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同性恋表现形式的动态变化”。对此类缺憾，魏伟在自己的专著中尽力弥补。然而，一方面由于当下社会变迁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考虑到作者时间、精力的有限性，作者书中得出的结论与当下的现状也是存在出入的。李银河的作品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彼时的社会环境相较现在确实有很大不同；魏伟的尽管于2012年面世，但其调查统计的数据多是在21世纪的前10年，资料也存在一个滞后性的问题。单举沟通方式的变化，二者的调查都集中于线下面对面的沟通，都是通过一些特定意义的空间，即被人为赋予意义的场所来实现的。魏伟相比李银河，在空间的研究上，划分更为细致，分析研究更为深刻。尽管魏伟也在书中提及到“互联网”，但在空间分析上，“互联网”出现在某一章以一小节呈现，仅仅讨论了在线聊天室，勃兴的同性恋交友软件完全未被提及。如果现在再做同性恋的社会学特征研究，不论以什么角度切入，专为同性恋设计的手机app都应该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部分。

　　魏伟在书中特别提到选择成都这个城市作为研究同性恋特点的原因。成都之所以是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同志空间和新生同志运动的理想地点，一是“同志空间在成都的发展显示了清晰的历史演变轨迹”；二是“成都的个案很好地揭示了同志社区发展背后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势力的互动”；三是“成都有一个成功的本地同志组织‘成都关爱同志小组’”。位于中国西部的成都常常被戏称为“gay都”，估计很多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魏伟也在此书做了解释。成都高包容度的本地因素有3个，分别是“历史上的文化多元性”、“本地的宗教”和“重视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另外，魏伟还从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到媒体对同性恋报道的变化，从妖魔化逐渐走向积极的、尽量客观的报道。

　　总之，单就魏伟与李银河关于同性恋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对这个群体的重视度和包容度的提升，但就中国同性恋的发展，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公开》读后感(五)：我是瞎说的

　　好不容易找到这本书，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将近十年前的调查，在今天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首先书中所阐述的同志生活，交友，以及同志公开现状，仍与十年前没有太大不同。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同志关系会越来越公开化。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志选择追求一对一的稳定的同志关系。

　　但在中国，这种情况仍然不是很乐观，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在网上表达自己，交友。但大多数仍未真正出柜或者仍准备年龄到了就与异性恋组成家庭。社交的多元化并未根本性的改变同志自身认同以及未来选择。

　　还有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同志运动，鲜有为了同志权益抗争的成功案例。在国外，同志运动多由衣食无忧的精英阶层发起，而中国同志运动的无力，与精英阶层的不作为不无干系。

　　美国1969年爆发石墙运动，35年后马萨诸塞州才成为美国首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州。在中国，石墙运动还在萌芽中。

　　《公开》读后感(六)：《公开》：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当代城市文化

　　《公开》：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当代城市文化

　　西门媚/文

　　一看到书名，我就对它很感兴趣。这本书叫《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我早就知道，成都是个同志之都，全国有不少的同志因为这里的宽松包容氛围移居至此。这是成都值得骄傲的地方，成都或者外地的媒体采访我，问我这个城市的特点，我都不忘介绍这个，但从没有一家媒体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估计媒体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这到算是个负面的形象，还是正面的表扬。

　　我的微博上推荐《公开》的时候，两分钟之内，我的粉丝掉了两个，之后的三分钟之内，粉丝又涨了三个。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对于这个问题，误解是多么深，理解的渴望又是多么强。

　　在这种状况下，有多少同志能顶住压力，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从书名就能看出，这是作者想主要探讨的内容。

　　书的作者魏伟，是美国洛约拉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现任华师大的副教授。这本书是他2004年以来，在成都做了大量的采访、观察和研究之后的成果。

　　阅读这本书，比我预期得更有意思，它不仅仅印证我对这个城市的一些猜想，更有确实的证据和理性的分析。

　　它向我展示了一座城市的另一面。我熟悉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面，在我视线的盲点上。这本书仔细地展开这些内容，就有如《哈利•波特》里的9 ¾站台，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许还有另一层内涵。

　　在《公开》里，我发现我常去的茶馆、街道、寺庙、碟店、公园，都有了新的含意，我作为一个城市探究爱好者，发现了另一维的空间。这些发现让我十分欣喜。但这仅仅是这本书的副产品，这本书还有更深沉的意义。

　　这些年，我对同志现象已经有了较多的理解，我的朋友里也有公开了身份的同志，我们友好相处。前些年，因为想理解朋友，我集中读过一些相关的书籍。但这本书，的确提供了新的东西给我。

　　这本书，不像我以前读到的那些，还在论证同志的“合理性”、产生的原因等等，它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上，直接讨论，在当前的社会，同志的生存状况、社交状况、对社会的要求、社会对他们的态度等等。

　　它的视角不再像一个局外人剖析小白鼠。作者魏伟坦陈，他也是一名同志，他既是圈内人，对于成都，他又是一个外来者。他能深入他们的群体、社区，能从内心和情感上去理解这些，又从一个外来学者的角度，对这些社区的形成发展，进入理性研究。

　　魏伟提到，其他城市的同志也非常羡慕成都同志享有的自由和空间，他分析原因，认为有三个因素：文化的多元性，本地宗教，和重视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

　　由于地处偏远盆地，成都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加上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居民一直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关注自己的生活品质，也能接受文化差异。魏伟书中指出：“这反映出这个城市特别人性的一面”。其次，道教和佛教对成都影响很大，特别是道教，更看重个人感受。成都同时还是一个特别强调休闲娱乐的城市，以文化快乐为中心，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娱乐场所。

　　我们通常是知道成都这些特点的，但这些特点如何造就了宽松的环境，如何形成了同志的公共空间，却是通过读此书才了解到。一座城市的文化，如何发展、影响，形成新的特点，这些让我饶有兴致。

　　魏伟讲到了他对“公开”的认识。他认为，公开身份是分了不同层次的，向亲友公布身份，参与圈内活动，进入同志的公共活动空间，都是公开身份的方式，并非一定要向全社会公布自己的情况。

　　这是个新颖的观点，这种“公开”是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更个人化地和这个社会相处的方式。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的氛围，宽松、友好，启发了他的这种想法。这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我一直不了解普通人如何接受他人的这种情况，如何达成理解和包容的。作者讲到他了解到，街区邻居的态度。他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同志现象变得突出，同志开始选择稳定的伴侣，组建家庭，是这十年左右的一个明显变化，这跟住房改善，房地产的兴盛，拥有私人的住所有密切关系，同时，公共活动空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如副标题“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所示，该书提供了很多很具体细致的例子。比如讲到某个街心花园的变迁，它当初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同志的聚集地，后来又如何消失。一个桑拿房，最开始的样子，客人的成份，营业中的状况，经营形式的变动，众人对这种形式的争论，以及最后桑拿房的关张和转型。

　　特别是书中提到了一间很有名的酒吧。这家酒吧早些年我因为好奇去过一次，观察它特别的营业模式，不一样的舞台表演。但作为旁观者，我也只能了解到这一点儿。魏伟对这家酒吧有着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比如怎么通过政府的文化经营许可，表演者的状况，吧台和桌椅的陈设方式映射的当时的同志的社交状况，及至几年后这家酒吧的衰落，新的酒吧兴起，这背后透露出的社会变迁、同志群体的发展。

　　《公开》让我感兴趣的远不止于此，该书不单单是对同志群落的描述的分析，作者对一些现象的深入观察，更是对当下社会的一些正在生长的元素的剖析，他揭示出的问题有更广阔的意义。

　　比如作者讲述了最初有两个以“同志”为主题的网站，在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两条道路：一家走向了商业，它吸纳广告，提供交友服务，慢慢和实体的商业经营联系在一起，它找到了固定的营利模式，拥有非常多的用户。另一家关闭了交友空间，和商业完全断绝关系，发布全球的关于同志的消息，为同志的权益斗争，这样一家网站，就算受到一些打压，但仍拥有很多的用户。在这家网站的基础上，一些有理想的同志走到一起，想做一个公益组织。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至今他们仍在努力。

　　魏伟选择的是“同志”这个课题，一个城市的各个方面 ，通过这一个问题呈现出来，比如他注意到，媒体的关注、报道，与这个圈子的互动，对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影响，又如城市管理方面的态度从强硬到软化，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居民的“注视”等等。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社会、文化的状况，看到在无数人努力之下，它如何一点点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就算是对“同志”话题不感兴趣的人，也能从中获益良多。

　　最后，我还忍不住想赞扬一下这本书的文字，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社会学研究，但语言却明白晓畅，大量采访带出来的事例生动易读。我猜这也体现了作者的意图，这不仅是给学术圈的一本书，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普通人阅读，希望彼此消融隔阂，走进阳光。

　　《公开》读后感(七)：虽千万人吾往矣——魏伟和成都“同志”空间

　　因为正在上魏老师课的关系，我提前拿到了他的新书：《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花了一天时间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成都这座美妙的城市，以及那群“不存在”的人：同性恋人群。

　　这本书是由魏伟老师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的。事实上，早在他来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任教的2009年，我们就听说了这个充满“浪漫主义”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成果，却一直蒙在面纱中，未能一睹真容。博士论文完成于2006年，6年来，经过了多番努力和尝试，这本书终于突破重重困难付梓出版，实在是一件快事。

　　可能就像这本书的出版一样，同性恋人群长期以来在中国寻求被认可的身份的过程，也充满了重重的阻碍。

　　然而，我们连“这个群体是怎样的”都没搞清楚前，就已经给他们扣上了大大的帽子。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社会建构的身份、没来由的污名、夸大的负面消息等等，都让同性恋群体成为“主流文化”敬而远之甚至唾弃的对象。

　　而魏伟老师的这项关于成都同志空间的研究，其意义不仅仅是一篇学术上的论文，更是将真实存在的“他们”展现在我们面前，将他们的爱情、工作、生活、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欢笑和泪水记录下来，以此照见我们的偏见。记得刘拥华老师说过：将这个时代活生生的苦难呈现，使之可见，这就是社会学的使命。在这一点上，魏伟老师的工作着实令人敬佩。

　　魏伟老师选择了成都作为研究同性恋群体的城市。之所以选择成都，是因为成都地处中国腹地，不像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过度的国际化，“成都的个案很好地揭示了同志社区发展背后全球化与本土化两股势力的良性互动。”（Wei，2012，23）在魏老师深入细致的研究下，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成都的同志在当地专门的称呼为“飘飘”。而伴随着“飘飘”延伸出去的有“飘场”——同志社交场所（茶馆、浴室、酒吧、健身房）；同性恋群体中还有圈子里的“名人”、“绞人”，以及同性恋群体通过合法组织寻求身份诉求的案例。种种这些，对于身处异地及异文化的我们来说，都是崭新而富有价值的。可以这么说，此书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实践，更是一本充满新意、富于活力、趣味盎然、令人惊叹的同性恋民族志。

　　此书最让人感动的一句话，印于扉页：“献给我的家人，和，所有以他们的方式接纳‘同志’儿女的中国家庭。”读罢全书，再回到扉页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禁为魏老师的勇气和毅力打动。长久以来，不管是社会学上的质性研究也好，或者是人类学的民族志也好，都要求研究者能尽可能地深入所研究的群体，与他们“同吃同住”，由此才有了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在太平洋土著部落的小岛上生活多年的研究。然而研究同性恋群体，最大的障碍就是研究者本身的性取向，这是决定他能否进入研究群体内部的前提。在魏伟之前，李银河与周华山等人在这方面略有建树，然而基于他们的异性恋身份，很难做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研究，也就缺乏了获得同性恋人群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性。如果仅仅从冷冰冰的调查数据和浅层次的文化现象着手，势必将损失一大部分鲜活的原始数据。魏伟的“圈内人”与“圈外人”的身份，以及在美国所受的良好的学术训练，都让这项研究显得独特而珍贵。

　　最后要感谢魏伟老师，不仅仅是这本学术著作，更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在他身上，我们始终能看到他对社会学的诚挚热情以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样的热情与精神感染了我以及身边的人，不断激励着我们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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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的几个看点：

　　1、陈映芳教授的序。（陈老师的任何一篇文章、一次讲话、一次点评，都能让人收获颇多）

　　2、49位男同性恋的访谈内容。

　　3、对同志生活状况的描写，很多都超乎想象。

　　4、理论建构与全新阐释。

　　还有的待补充。

　　《公开》读后感(八)：书评来啦~~

　　这是一篇命运多舛的书评。先后投给两家报社都被拒了，都说题材太敏感，估计是没指望登出来了。干脆发到这里来吧~~从一个侧面来看，被拒的命运也恰好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

　　读书小记

　　上海，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一口气读完了魏伟博士的新作——《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其实，手头还有很多其它事情要做，但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开始，就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受，这种感受，牵引我读完了整本书，掩卷之后，内心的触动却还没有停歇。

　　这种触动，首先当然源于我本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对于这座城市，我始终持有一种深深的故乡情怀，虽然离开已有十年，但只要接触到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字，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熟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源于我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偏好——从接触社会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天生反感那些由统计数据堆砌起来的研究成果，我承认这些研究也有它们自身的定位与价值，只是，我更喜欢那些“讲故事”的研究，更渴望在研究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鲜活的生命经历。魏伟这本书，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与魏伟共事已有三年，在日常交谈中，总能感受到他对学术与生活的热爱。我兴奋的看到，在他文字的字里行间，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话语背后，仍旧流露出这种热爱与激情。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激情不仅无损于学术的客观性，相反，正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即使是提出“价值中立”，探讨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韦伯，也曾经写道：“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我还记得魏伟曾经跟我说起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障碍时的失落，也记得他在出版审查终于获得通过时的欣喜，还记得他在乐滋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让我帮忙给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提点意见时的表情，那是一种像父母面对新生儿时无所适从又充满喜悦的表情，希望一切都做到尽善尽美。我想，任何一位学者，若是能带着这种感情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于他自身或是于学术界，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回过头来再看书的内容，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对同志群体并不了解的人，这本书都会带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事实上，身为80后的我，对于“同性恋”这个词汇及群体，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去污名化”的过程。在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时，对于生理卫生课上那些模糊的录像，我所记得的只有满堂的哄笑与老师躲闪的语句。那个时候，对于正常的“性”都不知道为何物，更不用说“同性恋”这种新潮的东西。后来，我有幸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在我周围的朋友里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同志”，然而，我需要坦诚承认，当我第一次看到两位男生穿着情侣装，手拉着手在校园里走过的时候，我的心里仍旧是有一丝不屑的。那时的我，会偷偷和朋友八卦：“那个***是gay，你知道吗？”然后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但我会大度的接受”的表情。再后来，转而学习人类学之后，我开始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不同的人群，开始知道我们以前被教育的很多“正常”的事情，其实完全可能有另外一种面向，另外一种表达。有趣的是，我身边也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同志”，有些还与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逐渐开始用一种“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很多这个社会赋予我们的“规矩”和“范畴”，其实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甚至是与真实的生活脱节的，每一个个体，在遵守必要的道德底线的前提下，都可以有自己的“个性”，都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

　　我并不想浪费篇幅在这里做自我剖析，我只是想表达：人类学一直倡导对“他者”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简单的记录和描述与我们不同的群体，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同志”群体，在这个社会中也可被视为“他者”。在这个意义上，对同志的研究，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观照，是透视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

　　“公开”，是这本书的书名，也是全书的中心词汇之一。“公开”源自于英文中的“出柜”（coming out of the closet），意思是“从橱柜中走出来”，引申为同性恋者在公开场合对自我性取向身份的认同和肯定。魏伟指出，在中国语境下，同志身份的“公开”并不一定需要言语的坦白和公开的对抗（虽然这种情况也现实存在），更多的时候，身份是否公开是随场景而定的。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在他们感觉到安全的地方，他们会乐于公开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在需要进行社会性应酬的时候，他们又会隐瞒自己的身份。甚至，他们中间的有些人为了责任，或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压力，还会维持表面上的异性婚姻或形式婚姻，过起了双重生活。在魏伟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大体而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关于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硬性区分，同性恋并不是某种人格特质，而是社会中人人都可以尝试的行为；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官方话语中同性恋已经被“去刑事化”和“去病理化”，然而，在社会生活与公共想象中，仍旧存在着将同性恋“污名化”的行为。因此，“不问，不说，过自己的生活”，成为了为自己的情感关系寻求公众空间的同志普遍的选择。

　　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同志群体也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圈子，自己的生活。这些自称为“飘飘”的男人，将自己的业余时间耗在茶馆、浴室、酒吧、健身房等或明或暗的“飘场”中，在这些地方，他们遇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建立起了新的集体认同，也形塑了独特的亚文化。当这种集体认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便产生了新的诉求，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出现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也试图通过形成实体化的组织为内部人群提供服务。在全书的最后两章，魏伟便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组织的成长历程。虽然外部环境仍旧是充满艰难的，但这群“不被看好的人”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想象的勇气。他们敢于去想象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同志和其他人一样自由平等地生活，正是这种美好的想象，让他们周旋于政府、媒体与同志群体之间，试图搭建起这个群体与外界的桥梁。虽然，在这个群体内部，不同的人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生活选择，以及不同程度的对自己身份的认同，然而，在魏伟看来，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构建出了一个“同志社区”，在其中，他们可以得到在外界很难得到却又是人性之需的很多东西。到今天，很多同志已经不再总像秋风落叶般飘来飘去，稳定且忠诚的同志关系，成为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在同志社区内部得到了新的价值判断的支持，一方面也逐渐得到了原生家庭、邻居与同事的默认。同志这个“非主流群体”，带着对主流社会价值理念的遵循，以自己的方式宣告他们的承诺，他们的爱情。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件新近发生的事。第一件，是今年9月一对泉州同志恋人“忠少”与“强少”高调订婚的故事，他们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还在网络上发布了包含各种亲昵举动的婚纱照。此事曾在网上轰动一时，从网友的评论上看，有一部分人表示祝福，也有一部分人用“太夸张了”、“这世界太疯狂了”等言语表达了不解。第二件，是我今年夏天的亲身经历。当时，我与一位相交多年的同志朋友一起在云南的藏区进行调查，由我当地的一位好友陪同。一天下来，那位好友偷偷问我：“你那位朋友的行为举止怎么那么奇怪，像是个女孩子？”于是，我告诉了他他的同志身份。那位40多岁的藏族大汉立马表现出惊讶的表情：“阿莫（当地藏族常用的感叹词，表示惊讶）！你们外面真的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正如魏伟在书中指出，城市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天然的环境，在宽容度与文化多样性程度均较高的现代城市，同志群体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那位藏族朋友的话却让我想到，在非城市、文化相对保守的地区，如果也有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同志”，他们的生存境况是否会更加艰难？或许，他们终其一生也不敢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任何“公开”，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有更多难言的痛苦？那位得到家庭与朋友祝福的泉州同志恋人是幸福的，然而，还有多少人的声音是被遮蔽，被掩盖，是我们无法听到的？对于同志这个“弱势群体”如是，对于其它弱势群体是否亦如是？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民主的时候，曾经一再对“多数人的暴力”表示警惕，而在我看来，我们今天也同样需要对所谓“主流”的东西保持质疑。当所谓的“主流文化”带上了价值判断的印记，非主流人群就只剩下了被谴责、被污名、被改造的命运。魏伟写道，他希望自己的研究成为一个“批判性的人道主义研究”，在我看来，所谓“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承认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今天，这句话或许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虽然我与你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同志群体的研究与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群体，而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话题。

　　《公开》读后感(九)：公开《公开》

　　此书12年9月一出版，就买了。一直想看，既因为是gay就会关心这方面的题材，又因为作者在书的封口公开了他的阳光美照。但拖延症日益严重，一直拖到快4年后才看，而此时离作者为写此书所做的实地考察已有十年了。十年间，物是人非，再不看都不好意思看了。

　　讲真，自从看过李银河、王小波合写的《他们的世界》（1992年山西人民版——我知道这很暴露年龄，但有什么办法，我要谈的书叫公开啊），再看其他关于同志的中文学术书，味同嚼蜡。先打个岔，《公开》引了李银河后来出版的《同性恋亚文化》（1998），但必须说，那只是《他们的世界》的再版（此处重复三遍），而且莫名其妙地删去了王小波的名字。92年时，王小波名声渐起， 但98年时已成了传奇。李银河不想让王小波之名与这本书联系在一起，也许有自己的考虑。但对于我，这个初版永远无可替代，虽然我也买了98年那书。

　　言归正传。最早关注同志问题的，除了李银河、王小波（这个不能漏），还有方刚，他当时写的是报告文学，敏感而肤浅，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有料。不过，写学术文章还是有门槛的。方刚后来跑去跟人大的潘绥铭读了博士，但最近看了他写男公关的博士论文，仍是报告文学，只不过附带了参考文献。至于刘达临等人，我只想说他们是好心办坏事吧。只有李银河、王小波，才有了解之同情。我后来看过王小波的《东宫西宫》，是引他为同道中人的。

　　如今，终于又有了本能让人手不释卷的学术著作了，而且，令人多少羡慕嫉妒爱的是，魏伟还毫不羞射地公开自己是以gay身份从事这项研究，并大义凛然地坦承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弘扬人性尊严，减少生命疾苦和提升人类共同的福祉”。当然，读《他们的世界》时那种破身般的欢喜，一生只有一次。

　　十年后来看这本书，至少对于我，更像是回过头去看自己的足印，深深浅浅的那两行，有的已经雪后无痕。颇有触动的一点是，书中说，对于试图保持同志和非同圈子彼此隔离的同志而言，随着年纪增大，同志的一个普遍经历就是社交圈子日益“同志”化。我现在就落脚在这个阶段吧，朋友圈里这两拨人是分组的。魏伟觉得这是同志生活遭受社会边缘化的必然后果，与同志本身的性格因素或社交能力无关。这种分析对不对，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但我也不觉得这两拨人需要融合起来，因为我的非同圈子完全来自工作关系，彼此交换专业信息，是件愉快之事。同志圈子主要交流“私生活”，有时反倒不是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

　　最后两章讨论同志参与社群生活，争取有利的公共话语权，以寻求社会承认。换言之，关心的是同志权利的活动家。同志与同志是不同的。有的为同志积极发声，有的至少看似漠不关心，也有的只会偷偷摸摸关注，我应该是最后一种。同志圈里有人问过，你为这个社群做过什么事？此问还是颇有触动的。扪心自问，我做过，但基本是不动声色类型的，比如译一本有助于理解同志的书，虽说它表面上不是谈同志的。

　　谈飘场（成都以外叫“渔场”）、圈子、名人的几章，今天依然与同志生活息息相关，虽然新情况已层出不穷。传统的渔场，比如报栏、公园神马的，如今随着各种APP的出现已陆续退场了吧，但也有的恐怕更加强化了。书中提到，某人的第一次性接触发生在修习佛教的过程中。嘿嘿，如今各大佛寺道观纷纷举办各种坐禅悟道班，这对于某些人，看来也是机会！书中有个论点极有穿透力。像浴室、健身房、酒吧，去就要掏钱；这类渔场的形成，本质上是由主流社会的消费主义催生而成的，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是共谋关系，这类空间的出现实际上加深并巩固了同志圈的进一步阶层化。这里值得追问的是，消费主义会不会让一些传统的、无需掏钱的渔场获得新生？比如公厕这种空间，那里的电话号码、那些洞，至今仍是一道景观吧。可惜本书对此没有探讨。翻翻附录三所列的被访谈者的背景，除了一位暂时失业者，基本都是私营企业主、企事业单位员工、外籍外企人士——都是比较成功稳定的人士，而无进城打工者等草根阶层。这种取样恐怕还是有盲点的。此外，像不撸帝这种虚拟的同志空间、形婚对同志伴侣关系的影响等等，估计已提上今日这方面研究的议程了。

　　读完《公开》，我不时想到读《他们的世界》那时的我。如今已记不得从哪里买的那本书。在一个没有电商、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代，买那本书所鼓起的勇气可能已不是今天的小鲜肉能理解的。但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读完那书以后，我生怕它被人发现，于是偷偷把它塞进了一个下水道，如释重负。这会儿，我已把《公开》放回书架，与《同性恋亚文化》毗邻摆放，它们现在可以公开了。 （2016/8/18）

　　《公开》读后感(十)：大众可读学术性专著

　　知道本书已经有些时日了，不过迟迟没有找来阅读，毕竟自己仅是对同性恋问题有点兴趣，或者说是“好奇”，况且这是本看题目与目录便可以臆想为是对现代中国的同性恋现象以成都为切入点进行实证研究的学术性著作，也非我等非专业人士所应该立马需要学习的！

　　据本书编辑介绍，魏伟编著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遵循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传统，结合当代性别研究和社会运动的城市民族志，选择的视角是一个中国社会分化剧烈，全球化和本土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一个都市亚文化社区的形成和变迁。

　　另据非正式的网络传言，作者魏伟本人就是一位“同志”！这样一个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又是同道中人为了取得博士学位所撰写的专著，其学术性与实证性非常之高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在书到手并粗粗翻检后，对事前此一猜测有了佐证。

　　同性恋是个古今中外都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男风”在历朝历代时常盛行，民间或许隐于市，而宫廷则可能成为轶事与美谈，譬如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典故“断袖之癖”，说的就是汉哀帝对董贤的喜爱与关爱。据说，董贤不仅长得像美女，言谈举止也十足地像女人，“性柔和”、“善为媚”。哀帝发现董贤比六宫粉黛还要漂亮，他不禁大为喜爱，命他随身侍从。从此对他日益宠爱，同车而乘，同榻而眠。

　　“龙阳之好”则是古中国另一个关于同性相惜的著名典故，说的是战国时的魏王与龙阳君同床共枕，对其甚为宠爱的事情。具体情况是一日，魏王与龙阳君同船钓鱼，龙阳君钓得十几条鱼，竟然涕下，魏王惊问其故，龙阳君谓初钓得一鱼甚喜，后钓得益大，便将小鱼丢弃。由此思己，四海之内，美人颇多，恐魏王爱其他美人，必将弃己，所以涕下。魏王为绝其忧，下令举国禁论美人，违禁者满门抄斩，以表其爱龙阳君。

　　本书到是没有怎么去考据古代中国人的同性爱现象，而是将焦点聚集在其论述的重点——成都男同性恋者的的生存空间、交友场所，亚文化、社交“圈子”的形成及其变化等方面，作者还就同志社群利用现代交流工具网络，以及现今大众媒体对该族群的评价，甚至从所谓公民自治，社会空间和城市里的结社、公共领域和国家干预、当代中国同志运动的去政治化等宏大叙事上做了详尽的阐述！

　　本书无疑是作为博士论文发表的，在编辑上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书后附有大量的参考书目，而且绝大部分是外文文献，只有大约5-6篇是中文文献由此可知作者的理论出处所在。或许正如此，即本书是作为学术记录与学术交流而成书，在编辑方面没有从商业方面，或者说是普通读者角度，在增加图片等大众化图书装帧上着眼，这是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