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10篇

　　《第三帝国的语言》是一本由维克多·克莱普勒 (Victor Klemperer)著作，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2.00，页数：3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一)：纳粹话语的“隐秘统治”

　　文 思郁 原载《法治周末》

　　http://news.hexun.com/2013-11-20/159839367.html？from=rss

　　迄今为止，关于纳粹与第三帝国的各种研究著作数不胜数，催生出了各种研究学科和领域，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无一例外地遵从了极权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思路，即是说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哲学等方面进行整体性的自上而下的梳理总结。这样的研究自然从宏观上涵盖了许多层面，但是具体领域稍显粗疏，会忽略掉更为细致入微的切入角度。比如对纳粹使用的宣传语言是一种研究思路，但是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很多日常语言也会遭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污染，很多日常情境中的语言会形成一种语言暴力，许多人深受其害。

　　《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就是从这个被很多学者忽略的角度出发，从一个专业的语文学者的角度出发审视和打量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被污染的情况。

　　难以躲避的纳粹文化

　　本书作者克莱普勒是一位德语文学学者，与当时的众多犹太学者一样，在1935年被大学解聘和驱逐，在煎熬与屈辱中度过了纳粹统治时期，1945年以后重新恢复了教职。《第三帝国的语言》是他在那个艰难时期对第三帝国的语言，即纳粹主义的语言作出的深刻的观察和反思。

　　现如今我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常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纳粹文化是一种试图影响社会各个领域的无所不包的现象。正如捷克政治家哈维尔所言，极权主义者掌控着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的、逻辑结构完整的、易于理解的、并且极其灵活的意识形态。从精巧性和完备性上看，它几乎就是一种世俗宗教，无论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它几乎不可能只被部分接受，对人类生活而言，接受它有着深刻的寓意”。在克莱普勒的观察之下，这种意识形态宣传通过日常语言的表达和使用呈现出了惊人的变化，就算那些原本抱持着对纳粹反感的人，那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具有良好的自持力和理性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克莱普勒记录下了1933年电影院播放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场景。希特勒以抚摸血旗为冲锋队洗礼。他每次触摸旗帜的时候都伴随一声礼炮：“尊贵的兄弟们，请往这儿看：这流血的殉难令我们感到疼痛！”

　　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描述这个场景时说，即便不看舞台上的场景，就“血旗”这个词汇和这个场景便将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活动从政治范畴提升到了宗教范畴，这个词汇“发生着作用，不受任何质疑，人们坐在那里，沉浸其中，全身心投入—没有人打喷嚏或者咳嗽，听不到面包纸的窸窣声，听不到嘴里吧唧糖果的响声。纳粹党代会成为了一个顶礼膜拜的活动，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了一个宗教。”仿佛从希特勒嘴里吐出的那个词汇具有了一种魔力，让人瞬间变得虔诚而仰慕。而且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德国导演瑞芬斯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等几部电影，还有她在回忆录中对希特勒的描述。

　　“机械化”的纳粹语言统治观

　　20世纪德国最有争议的女性莱妮说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1932年2月27日，在体育场亲眼目睹了这位演说家的风采，几十年后还是念念不忘：“那种感觉如同感受闪电，我眼前一亮，如同神谕出现，永生难忘。大地在我眼前无尽地延伸，地球从中间砰然裂开，喷射出一条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地球因而为之颤抖。当时的我似乎瘫痪了。”

　　这段话中的关于性的隐喻性质很是明显，难怪后来者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解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美学特质，美国文学家苏珊·桑塔格甚至把施虐、受虐和法西斯主义联系了起来，她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一出戏，参加施虐、受虐即意味着参加一出性戏演出，施虐、受虐性欲狂老手是演员，也是服装和编舞行家，他们演这出戏，因为普通人是禁止的，所以戏便显得格外叫人兴奋。

　　但是在克莱普勒看来，这样的戏剧多少有些滑稽。我注意到克莱普勒用“机械化”形容纳粹主义的语言统治观念，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这样解释滑稽：“滑稽就是把有生命力的东西弄得机械化。”

　　第三帝国的语言同样显得滑稽，这种滑稽源于一个整齐划一的手势、一个狂热的宣传口号、一个自封是上帝代言人的杀戮者的统治。纳粹主义的语言是一种信仰的语言，但是这种信仰具备了宗教形式的外壳，而其内部却空空如也。他们习惯用一系列简单粗暴的口号来维持同一性，但是在这种洗脑的口号之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和内容的存在。他们只是通过无数次的重复来强化意识形态的钳制，就如同任谎言重复千万遍也会变成真理一样，纳粹主义的语言充满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暴戾之气。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整齐划一的元首统治世界的计划里。

　　丧失个体理性于无形

　　《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其说是一本语文学笔记，倒不如说是一本精彩纷呈的纳粹主义语言使用手册。它密切关注了一种语言行为，或者说语言的隐秘统治—各种暴力活动摧残着大众的身心，一种更加隐秘的统治方式悄悄侵蚀着大众的头脑与灵魂。

　　语言统治最为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摧毁着人们的身心，但是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异样和痛苦，反而陷入了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统治的圈套之中。这

　　种统治方式的可怕就在于无形之中让我们丧失良知与理性。克莱普勒在书中写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原本善良的朋友和同事最终也变成了反犹主义者，也变成了国家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同谋者，他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恐惧，而是一种自发的理性，一种自我意识的迷醉。

　　意大利作家、同样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莱维提到在日常德语之外，还提到了一种独特的只有集中营才有的“黑话”，这是另外一种第三帝国的语言。他在自己的幸存者回忆录中提到，第三帝国的语言与以前德语主要的区别在于某些词汇的滥用和词义的篡改，比如形容词“国家的”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而“狂热的”含义已经从贬义变成了褒义。但是在集中营的黑话中，词汇贫乏、高声嚎叫、充满了污言秽语和恶毒诅咒，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流畅而精致的德语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这种集中营中的语言使用可以与克莱普勒的日常观察融为一体，给纳粹主义的语言提供了另外一个审视角度。

　　克莱普勒在书中这样总结纳粹主义的语言：“第三帝国的语言完全是针对个人的，扼杀个体的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他成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任人驱赶着涌向某一个规定的方向，令他变为一块滚动着的巨石的原子。第三帝国的语言是群体狂热主义的语言。当它转而面向个人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维，当它在教导人的时候，它便是在传授狂热的方式和教唆群众的方法。”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二)：语言的毒性与……SOS呼叫

　　文 李公明 原载《东方早报·笔记》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11/17/content_836658.htm

　　关于第三帝国所使用的语言问题，不少德国史研究论著都有所论述，但是像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这样的专著，在中文出版物中恐怕还是不多见。对思考语言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读者来说，这个论题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不言自明。然而，这本书并没有期待中那种对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常有的流畅与明晰。相反，正如弗瑞利希的“代后记”所言，“LTI是一本多层面的书，也是一本艰难的书，它在诞生之际已经为其作者制造了很多难题，他既无意视它为辞书，也不想当它是语言学作品，而愿意以之为经历之书。”（第385页）因此，应该首先思考这种“艰难”的内涵与缘由。

　　首先，“这本书来自于对日常观察的记述，自然包含许多自传成分”（同上）。那么，了解这位语言学家的经历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最详尽的资料就是他本人坚持写了六十年的日记。这些日记在1995年正式发表即引起轰动，不但使《第三帝国的语言》重新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它的看法。弗瑞利希认为由于这些日记的发表，“学者们认识到，仅仅局限于‘第三帝国的语言’的阅读过于肤浅，这本书更应该理解为‘社会语言学分析’的最初尝试。……对于作者来说，一切都是国社语言，无论是纳粹的言语表达还是非言语的表述。因为将非语言的事物纳入意识形态传播，克莱普勒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分析的先驱”（第390页）。在此之前他还指出，克莱普勒把全部日常环境都作为观察视域：政治演讲，致意的新方式，文章和广告，收音机里的战事报道，行进的队列和国社举办的其他的大型活动，也包括高速公路和庞大建筑，甚至议会大厦之火——“这一切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第387页）。这种语言与非语言的交织分析，的确是本书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时遇艰难的地方。当然，无论如何了解他的经历，由于个人的经验总是缠绕着各种具体情境，语言在其中的发生、运用充满了往往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的奥秘之处。

　　其次，认真阅读全书后，我认为它的“艰难”不仅来自于克莱普勒的经历的混合，也不止弗瑞利希所指出的克莱普勒将对第三帝国语言的观察置于他的语言观念主义的和民族心理学的思考中心，同时更在于作者以其文化史、思想史的素养追根溯源地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现象。比如，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很感兴趣的是，作者在论述了印象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区别之后指出：“突出意志的和风暴席卷式的语言形式，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从表现主义那里继承来的，或者说，这是它们共享的语言。”（第62页）又比如，关于第三帝国的种族主义，克莱普勒在“德意志之根”这一章中认为“那个被幻想成为日耳曼人的特权和人之霸主地位的种族学说，最终成为施予人类最恐怖的罪行的狩猎券，它的根子在德国浪漫派”（第134页），并一再强调这种联系。由此而言，该书也有着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特征。

　　克莱普勒一开始就强调纳粹宣传的重要特征是依赖最基础的语汇，而非长篇文章或演讲：“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第7页）从他称为最早的纳粹语汇“惩罚性袭击”开始，然后是一长串的语汇：“国家庆典”、“狂热的”、“世界观”、“体系”、“组织上”、“阳光的”、“全面的”……他深刻地指出：“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第8页）

　　这些语汇的来源是纳粹化的历史进程的伴生物。“《我的奋斗》，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1925年开始出版，从此，第三帝国语言所有的基本特征已然确定无疑。当这个政党‘接手政权’之后，这种语言就从一个集团的语言变成为一个国民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掌控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政治，法庭判决，经济，艺术，科学，学校，体育，家庭，幼儿园和托儿所。”（第12页）“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同上）

　　这种语言的风格要求就是贴近民众，用戈培尔在1934年党代会上的讲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必须说人民懂得的语言”（第232页）。在他的宣传口号中，“人民”泛滥：“人民的同志” （Volksgenosse）、“贴近人民”（volksnah）、“心系人民”（volksbewuBt）……作者说这种对“人民”的强调“听上去有某种虚伪与无耻”（第241页）。

　　克莱普勒是在东德时期完成和出版这部著作的，但“在此期间，克莱普勒似乎丧失了他对语言的所有敏锐，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使用着共产党人的宣传套话，并对斯大林极尽颂扬。而他有些时候一定是十分绝望的，这仅从他战后日记的标题上就不难看出：《我就这样坐在所有的椅子之间》。”（弗瑞利希，代后记，第386-387页）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当刚刚还在如此敏锐、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的那种语言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体系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位语言学家闭上了他的眼睛和塞住了他的耳朵？

　　其实，在书中可以发现，克莱普勒在谈到“同一化”和“灵魂的工程师”这些语言现象时曾认为，“两者都是技术用语，但德语的这个比喻指向奴役，而俄语的却指向自由。”（第155页）难以确证这种认识是否发生在他1945年加入东德政党之后，但是或许有助于理解他在此期的思想状况。

　　在回顾语言的社会政治史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当下语言的某种复辟现象，应该再次思考作者“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的告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倾听作者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声——“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纳粹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代序，第2页）因此，“我们应当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要永远掩埋”（第8页）。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三)：被诅咒与被污染的

　　有一天，木南和我沿着新开湖散步聊天，我对他说起一个多年来勤奋读书的朋友，用了“十年如一日”这个形容词。木南立刻敏感地打断我，问，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词？你不能用自己的话来形容吗？我辩解说，这就是我的话，它很简洁，很有概括性。木南还是坚持反驳我: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词的含义？你觉得它概括，我却觉得它很模糊，谁是十年像一天那样的读书和生活？这个词背后抹杀了多少个人生活的细节与变化？我无话可说，终于承认，关于“十年如一日”这个词，我没有思考过，也没有感受过，只是跟随了一种习惯性用法。

　　“不思考，也不再感觉——他们跟随。”这是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对纳粹帝国完美追随者的描绘，他们不假思索地信奉着时髦口号——“语言，为你吟诗为你思”，付出的代价则是“麻木迟钝、意志和感觉的丧失。”在克莱普勒看来，语言的变化史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史，作为有所表征的符号序列，它们绝不是纯白无暇的，相反，语言所意味的东西永远满溢出语言符号本身的含义，这些满溢出来的东西，像具有毒性的砷一般，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人们最日常、最不具有感情色彩的表达中，成为暗中燃烧着一簇簇死火。因而， 克莱普勒从语言的外部进行研究，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对象来理解“话语谈论之对象的实践”（福柯语），但与福柯不同的是，他并不意在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而更愿意着眼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他避开了考察话语之间位置、功能、转换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性过程，也没有从微观权力结构来分析话语规则与惯例的成因——对于一个被蛇咬了的人来说，分析为什么会遇到蛇、蛇毒液由何组成、哀叹被蛇咬都是没用的，最重要的是立刻解毒。

　　显然，克莱普勒不想做一个袖手旁观的历史学家，他更愿意做一名清道夫。《第三帝国的语言》省略了大部分谱系学的工作，转而直接呈现血淋林的语言中毒后果，作者的意图，是最终将它们长埋地下。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语言与社会、文化权力处于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之中。纵向地看，它由“真理的据有者”（纳粹意识形态）发明、灌输与重复，形成一套合法的话语程序，但横向来看，这一话语程序的效果已经如空气般弥漫在整个社会中，被公开强制接受着，也被无意识地腐蚀着，“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成为一种单一的理解世界的途径。只要主体自身存在，那么这套话语就被不断实践下去，哪怕纳粹统治垮台，纵向的话语生产被切断，横向的恶劣影响仍持续不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克莱普勒悲哀地注意到，当大家“咒骂纳粹主义时，用的却是它的讲话形式。”

　　在古拉格的劳改营中，这种话语的悖谬也同样存在。根据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记录，来自俄国民间黑话成为古拉格劳改营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它以含有大量精妙复杂的污言秽语而著称，数百个涉及衣着服装、身体部位、器皿用具等事物的词汇，与通用的俄语词汇完全不同，它们的存在确然引起了劳改营当局的警惕。看上去，黑话是对苏俄当局话语体系的反抗和嘲讽，但实际上，在劳改营的地位金字塔中，运用它们的规则仍然是苏俄话语实践与权力关系模式的翻版:专制与特权从不缺少，歧视与侮辱也大行其道。一如马尔库塞所见：“人民在说出自己的语言时，也说出了他们主人、恩人、广告商的语言。”显然，语言的悖谬注定了其永远是被“诅咒”的，没有什么自然朴素的认识，也没有不被“污染”的语言，只不过，有的时代，语言毒性更明显一些。在毒性强烈的纳粹时代，清道夫克莱普勒采取了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只靠偶成的笔记和一些暗示语句”、“在逃跑途中往笔记本里添加东西”，面对无处不在的语言的无物之阵，他的努力很有几分悲壮色彩。

　　所幸，这一努力足以激人警醒。克莱普勒揭开了语言的“中性”面目，把小到一个标点、大到一种句式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都一一剖开。试举几例。

　　标点。克莱普勒注意到工具性的标点可以彰显出性格特点的爱好和倾向，第三帝国的语言沉迷于玩弄辞藻，不断地流露情感，因而“沉湎于惊叹号”与“引号。”标点的滥用符合纳粹高大上的美学原则，而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纳粹时期女导演里芬斯塔尔电影所展现的美学风格，而里芬斯塔尔曾对《电影手册》记者说：“我着迷于美丽的、强大的、健康的、有活力的东西。”感情洋溢的电影话语与日常话语都指向了其美学渊渊薮——与以赛亚•伯林一样，克莱普勒把“滥情”归咎在扭曲的、富含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上。他依然从外部、从修辞的角度考察标点对语言效果的影响，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克劳斯从内部对标点的考察不妨视为对克莱普勒的补充。这位不算著名的学者“证明了对语言和写作、标点符号甚至印刷错误的“内在”考察，如何能揭示整个道德的或政治的体系”（马尔库塞《实证性思维的胜利》），而讽刺的是，这一切不需要任何人工的“高水平”。

　　习语。从某种程度上说，习语是思维懒惰的结果，是福楼拜所谓的“庸见”。《庸见词典》中，每一种成为惯例的语言形式都层层包裹着习俗以及阐释，比如“象：记性特别好，喜爱晒太阳”；又或者“国学士院：诋毁它。不过，若有可能，努力成为它的一员。”丧失想象力，躺在别人的见解中，就如同穿一只旧鞋一样舒服。在极权主义的时代，庸见不仅可以使自己偷懒，更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克莱普勒注意到人们听领袖演讲时的状态：空洞而巨大的嘴巴。“庸见”里隐匿的邪恶因为分母太大而被不断缩小，而对小恶的习焉不察则被利用来调适大众对大恶的接受。与克莱普勒一起工作的老太太心地善良，却又无意识地说着大家都说的“异种”与“雅利安人”的区别，这让克莱普勒心凉，更让他在这个问题上与汉娜•阿伦特走得愈近：朴实平庸的心灵里如何被浸入了纳粹的元素？

　　分类与命名。这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权力划界与权力授予过程。与分类和命名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博物学与博物馆，对于殖民时代的博物学家来说，他们将某地的植物动物收集并分类，重新命名，完成新一轮殖民知识生产；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将异族划出界限，在有效认同主体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剥夺他者的存在合法性。克莱普勒观察到，纳粹将犹太人一会命名为“犹太民族”（das Volk der Juden），一会命名为“世界犹太人”（die Weltjuden），一会命名为“犹太种族”（die jüdische Rasse）；对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孕妇被命名为“书本”，有孩子的妇女叫“收据”。从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同样开始公开地把“人民的敌人”命名为“害虫”、“污秽”和“垃圾”。而在我们的时代，“黑五类”、“红二代”也同样以各自的命名加固着血统的纯净或卑劣。工具理性面具下的狂热为分类与命名提供了某种逻辑支持，是现代性的技术而非暴力勾勒出第三帝国语言的衍生脉络。

　　克莱普勒遵循着断片式的语言记录，每一个存留于日记中的词汇都来自深切的个人体验，在语言犹如弥漫着毒气的时代，怎样才能呼吸而不致中毒过深？克莱普勒的过滤器是良心，只需一点稀薄氧气，就足以擦亮火种，照彻黑暗。而我们，能在每句话脱口而出之前，缓一缓，想一想，也是好的吧。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四)：以暴行与血泪书写的语言

　　文 谷立立 原载《深圳特区报》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12/14/content_2719576.htm

　　“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政体的语言里发现一个真正诚实的词语呢？”

　　在回忆二战时消失于纳粹毒气室、焚化炉的奥地利好友一家时，美国作家塞林格曾说，“你大概一辈子都无法把火烧人肉的味道从鼻子里清掉”。这大约是亲历者才会有的感叹。《第三帝国的语言》也是这样一本诞生于恐怖年代的经历之书。作者维克多·克莱普勒是一位德籍犹太裔语文学者，二战时在纳粹德国度过了“地狱”般的12年，亲眼见证了种种血腥的暴行。克莱普勒自称这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尝试。他收集“第三帝国”的特有词汇，并不是出于泛滥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语言学研究的需要，而是出于“文化史记述者”的使命。记录历史的声音、还原历史的原貌，才是他写作最初与最终的目的。

　　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单纯追查一个词语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与其说《第三帝国的语言》是在探究这一特殊语言产生的根源，不如说是克莱普勒全部愤怒的倾泻。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不断发出同样的疑问，再三追问“第三帝国”语言的真实性，“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政体的语言里发现一个真正诚实的词语呢？”在纳粹德国存续的12年里，虚伪与矫饰一直是这种语言的唯一特征。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法西斯的语言就处处为“德意志不败”的帝国神话服务。他们的行为与语言是一体的。语言既是话语权的滥用，也是暴政的一部分；是承载着纳粹思想传播功用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是一种面具，从合法合理的层面掩饰着法西斯的丑恶嘴脸。

　　从本质上说，“第三帝国”语言是一种以暴行与血泪书写而成的语言。在希特勒当政之时，种族主义一统天下，以致反犹主义大行其道。纳粹分子以“人种优劣论”为出发点，将整个德国人为地划分为“雅利安”和“非雅利安”两个对立世界。而判定人的标准不再是学识或者能力，唯一的准则是血统与人种，“一切因为25%的非雅利安血统便成为‘异质’分子”。在“第三帝国”的词典里从来没有类似“平等”、“自由”的说辞，只有“我族”与“异质”之间的天然区分。一个词语可以将纳粹主义的暴行提升到宗教主义的高度，另一个词语也可以让人窥见其冠冕堂皇的辞令如同面具一样掩盖着血淋淋的屠杀。如果非要给这种根植于反犹主义的语言加上一个定语，那一定是“谎言”二字。希特勒及其党羽们深知“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道理，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克莱普勒记录下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德国理发师拒绝为犹太妇女烫发，其理由是“在德国不允许伤害犹太人，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弄弯”。这是何等的“仁慈”。然而稍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仁慈”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希特勒一手导演的惨剧里，大约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被“清洗”，在集中营里丧生，成为二战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暴行之一。

　　“第三帝国”是没有人性可言的，它以灭绝人性作为唯一目的，以非人化的制度愚弄普通民众，试图从日常性入手，以密集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普通人的世界观。此时，“第三帝国”的语言无疑充当了这一非人化过程里的最大帮凶。“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在帝国宣传工具“狂飙性发作”的宣传攻势之下，普通民众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思想不得不让位于麻木迟钝、意志和感觉的丧失”。这些人最终成了纳粹身后“完美的追随者”，他们亦步亦趋地紧跟纳粹主子的脚步，不思考、不感觉，成了波兰-犹太裔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所说的没有生命力和反抗力的“滑稽的人”。而其命运并不比帝国好得了多少，“比起那些在一场围猎中被射死的兔子，并不更为悲惨”。

　　与所有其他语言一样，“第三帝国”的语言也有其时代属性。这种存续了仅仅12年的语言是一种极权统治的象征，它依附暴政而生，也因其灭亡而消失。它有其恐怖性，也极为荒谬。同时，这也是一种单调的、单向度的声音，充斥着元首及其党徒的声嘶力竭的叫嚣，他者的话语权则被统统抹除。《第三帝国的语言》来自于克莱普勒在战争时期写下的日记，他冒着危险保留下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是为了单纯就事论事地谈论某个语言的发展史，也是为了记住，撕开纳粹虚伪的面具，将其恶行暴露于天光之下。无论如何，“写下就是永恒”。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五)：那言语有如小剂量的砷

　　语言从不客观。毕竟，它总是某一社会的人用以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工具，正折射出那是怎样一群人。是故极端的年代必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在那黑暗的时期，每日的言语都已渗透着极端的思想，毒化着所有人的神经；这种渗透是如此难以察觉，以至于与之抗争的人们，有时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着同样的言辞。 纳粹最隐秘的武器 《第三帝国的语言》并不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是批判之书。虽然谈的是纳粹时代那一个个特定的词汇，但其真正审视的乃是言辞背后所隐现的政治思想，并由此让人意识到：纳粹的遗毒实际上甚至比德国人自己愿意承认的还要深。这一惊人的努力正极好地体现了战后德国“去纳粹化”进程中的那种主导精神：忏悔、批判与反思。从这一意义上说，与纳粹的真正诀别，需要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德语。 写这本书，对作者维克多•克莱普勒而言具有双重意义：这既是他作为语文学者的研究，也是他维持自我认知的办法，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将那些纳粹言辞客体化审视，他将丧失自己的自觉抵抗。在这里，分析就是去魅和解构：那些听起来充满决绝和攻击性意志的第三帝国言辞，在语文学的分析中暴露出它们贫瘠的本质，不再令人畏惧，反倒显得可笑而无趣。 可能是犹太人的身份所赋予他的特殊敏感（毕竟他是这些语言的直接攻击对象），克莱普勒从最初时刻起就意识到纳粹的上台带来了一套特殊的词汇。概言之，那是一种充满斗争意识、强调攻击性和意志力、致力于整齐划一和极度服从的语言。希特勒着力培养一种强健体魄而惧怕、仇恨思考（那意味着怀疑精神）的气氛，纳粹文化中的英雄无一例外都是金发碧眼、体格强健、目光呆板而坚决，“表达了一往无前的冷酷的决绝和夺取、攻占的意志”。和那时的招贴画一样，描述这些意志的词汇也充满了象征符号：“人民”（Volk）、“英雄的”（Herorisches）、“战斗的”（kämpferisch）、“凌厉的”这类词汇被大量滥用，总体战使得德国人的每一个生活场景都体现着军事的英雄精神和战斗形态，国民生活完全被纳入到战斗的轨道上来，鼓吹一种不顾一切蔑视死亡的态度和所谓献身精神。而在语言的表达上，则使用一种煽动性和对抗性极强的、激烈到几乎痉挛的吼骂，仿佛演说是要将对手彻底打垮而非讨论。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语言是纳粹主义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希特勒和戈培尔，正是通过将谎言重复一千遍，才使其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所接受，进而将其转变为志愿行刑人而非批判者的。一如书中所言，“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位是纳粹，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中毒了”。确实，即便在战后反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与集会中，德国人仍会不自觉地使用“战斗的”这类词汇，沿袭着原有的思想套路，没有人逼他们这么说，只是多年来那种政治文化中“小剂量的砷”已使他们脱口而出都是这样的词汇，以至于反纳粹时竟然也会用上纳粹的措辞方式。 这些当然都是犀利的批判，不过奇怪的是，克莱普勒似乎并未解释德国人是如何接受这些语言的。他每次谈到德国人不自觉地运用纳粹语言时似乎都感觉他们不可思议，或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也无法理解何以充满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柏林人会接受这一套的（“我至今无法搞懂纳粹主义是怎么在柏林成气候的”）。这奇怪吗？并不。希特勒和戈培尔那些鼓动性的极端言辞固然是有毒的，但那必定也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人有这些言语适合生长的土壤，才能使整个德国都顺从地使用这套语言来思考和言说；和强加的暴力不同，语言的使用必有赖于人们的主动认同。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其说一场诱骗、蒙蔽和洗脑，不如说是一场共谋。 真相或许是：德国人并不像他所设想的这么天真无辜和被动。1934年戈培尔就曾说：“我们必须说人民懂得的语言。想要向人民说话，就必须像马丁•路德讲的那样，投人民之所好。”第三帝国的语言只遭到如此微小的抵制和反思（否则本书也不会那么可贵了），原因之一在于它正是“人民”所想听的。然而“人民”为何没有普遍抵制和反省？——这个问题或许显得有些无理和苛责，因为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实际上远比我们以为的难以做到，那意味着要不断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当作客体来反思。即便是作者又何能例外？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所具有的那种批判锋芒，在东德度过晚年的时期里就未曾再现，那时他像许多人一样使用着党的宣传套话。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语言 第三帝国的语言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其呈现的原理却几乎适用于所有社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赖于其特定的语言来表达自身，因此它的语言本身就呈现出了那是怎样一个社会。说实话，如果第三帝国的语言不是那样，那倒要令人震惊了。 如今人们常常将第三帝国视为一次变异、一个插曲，仿佛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基因突变”，是极其反常的罪恶，因而难以相信“正常”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黑暗时期。然而正如《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所言：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意外，而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第三帝国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它的许多特点并非仅仅只是纳粹德国的专属，而是现代许多政治语言中常见的特征。那种言必称“人民”、“世界”、“历史性意义”、“无条件服从”、“满负荷运作”、“战斗”、“英雄”的说辞，并不完全是纳粹的发明，也未随着其败亡而消失。 正如诺伯特•伊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曾说的：“每当人们突然对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感兴趣，特别是像‘礼貌’这样的注定要进入人们生活中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概念，几乎总是意味着人类生活本身的改变。”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一种新的语汇得以诞生，一种强调毫不妥协的斗争、破坏、狂热、服从、与集体一体化的献身精神的语言。如果说第三帝国的语言是贫瘠的、压制独立思考的，那大概正是源于这种误入歧途的革命浪漫主义。 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中，保尔•拉法格也说过，急骤的社会变化必然使语言也经历革命，“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以后，不在路易十四朝的文学中有所革新，或继续用那一时代的语言，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法国革命时梅西耶说得更明白：“为了更好推翻事物，人们先推翻了语言。”而在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那些词汇又再度受到批判和清洗：“人们组织起来驱除某些词和词组，这并不是文人们的一种天真的消遣，而是一件政治工作；人们致力于在语言以及在哲学、宗教、风俗中消灭革命的任何痕迹。……词的年龄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只要它们曾被革命者使用过，它们就犯了嫌疑，就被审判和定罪。”（拉法格前引书） 法国革命在政治语言引入了一种现代体验：在总体战和不断革命的激情中，将个人生活完全政治化和军事化了。波德莱尔早就指出革命的遗产之一是法国人对于军事隐喻的热烈偏好：“在这个国家每个隐喻都长有八字须。文字的军事学派。驻守堡垒。高举旗帜……更多的军事隐喻：战斗的诗人。先锋派文学家。这种喜好军事隐喻的弱点是一些人的标志，这些人自己并非军事家，却是为纪律而生的——也就是说，是为服从而生的——这些人天生驯顺，这些只能穿着军装思考的比利时种马。”这种对战斗和军事隐喻的偏好，几乎遍及此后的任何一个革命政权。苏联就认为在世界革命改变人类社会基础之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其语言中也尽是战争的隐喻：“生产战线”、“工业化的战斗”，诸如此类。 必然随之而来的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生活及其隐喻，强调有组织、有计划的整体工作，而其核心隐喻则是机器，一如列宁强烈批评任何不能在社会民主的“巨大……机器”中像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发挥作用的文字活动；而党组织本身和政府也常被直接隐喻为“机器”。既然强调“螺丝钉精神”，那么政治家有时也就成了“工程师”和“设计师”。 在现代中国史上，“在政治言论充满斗争和变节的隐喻色彩时，共产党攻击国民党‘丢掉’了五四传统，国民党则攻击共产党‘夺走’了五四的果实”（《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更不必说我们也习惯于那些战争和暴力隐喻：“统一战线”、“全国各条战线”、“拳头产品”、“占领市场”，当然，甚至还有“手机中的战斗机”。1958年毛泽东曾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支持和赞赏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并不奇怪，因为这三句口号确实就是这一政治逻辑的高度概括。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否则它如何呈现和表述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并不例外。这些年，汉语中连以往最私密的感情领域也已被经济学词汇渗透，那正是市场经济合乎逻辑的结果：有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投资”、家世一般但前途不错的男生被未来的岳母视为“潜力股”，更不必说还有“婚姻市场”。至于那些早先还不存在或无以命名的社会分类，如“凤凰男”、“孔雀女”、“剩女”、“白骨精”、“白富美”、“高富帅”、“土豪”……也都纷纷浮现，即此也不难窥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中的、日渐多元化的社会。正如克莱普勒所说的，语言能使掩饰的东西昭示天下。 ----------------------------------------------------------------------------- 勘误： p.21：第二次普尼战争：布匿战争 p.22：布尔克哈尔特（Burkhardt）的《文艺复兴》：即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p.23：有关政治、vita publica的话题基本上都是不进入日记本的：vita publica即“公共生活” p.38：为第六军及其元帅举行的遗体告别：严格地说是第六集团军 p.66：可以恳定的是：肯定 p.77：在波美尼亚有120个、布兰登堡大约有175个：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 p.78：用码（Mark）这个字符表示边界地区。东码：这就将奥地利拉入了大德国，西码：荷兰被挂上了：mark在德语中是“边区”而非“码”，p.264“‘东部边域’（Ostmark）”即译对了 p.98：一种对纳粹意义上组织行为全无嘲讽、全然下意识的接受（Kritik）：Kritik应是“批评” p.110：巴尔杜尔•封•施拉赫（Baldur von Shirach）确定了领袖的出生地布荛瑙市为“德国青年的朝拜地”：通译“巴尔杜•冯•席腊赫”、勃劳瑙镇 p.111：一个包罗了从艾达一直到希特勒奋斗的选集：“艾达”应是北欧神话故事集《埃达》 p.118：罗兰之歌里的卡尔大帝总是白胡子，p.345：历史上的法兰克王国皇帝卡尔公元800年起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这里的“卡尔大帝”应是查理曼大帝，译者从德语直译回来了 p.135：我们是弗兰克征服者的后裔，为此我们具有对臣服的高卢-罗曼族人民的统治权：法兰克、罗马 p.159：戈培尔发明了荒原席卷而来的画面，从地理科学的专业语言里拿来这个名词，用以警告欧洲将被荒原化：按此处似是作者误解，戈培尔所说的“荒原”未必是地理科学的语言，而应是Thomas Elliot 1922年的诗作之名 p.174：18世纪中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玛丽亚•特蕾莎女王为纪念重新占领布拉格而发起的宫廷游戏：按此处“布拉格”似是贝尔格莱德？盖布拉格不曾被土耳其人占领过 p.300：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封•布封伯爵：此处也是按德语来直译了，p.349即作“勒克莱克•德•布封”，德语的von对应于法语的de p.303：1893年法国大革命之时：应为“1789年” p.365：赫尔穆特•封•莫尔特克：应指“冯•毛奇”，即老毛奇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六)：人们明天会懂得距离

　　我之前写过一篇《在语词的密林中》，是针对语言的探究。近期也看到陈丹青的一篇演讲，其中也谈到两岸三地之间汉语的不同，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域间使用方法和语言中所表现的气质是如此的不同。

　　而针对《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的阅读推进，更能发现针对语言的研究是如何演变为帝国的一部分，在第三帝国的语言演变过程中，能找到汉语的语言变迁历程，我想这是白话文推广起初从未想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语言呢？

　　当我看到书中反复在提及“主义”、“狂飙”、“历史性”等形容词或副词时，如果从本义上分析，能够激发人内心狂热和疯狂的词语一般是形容词和副词。当这些词被冠在名词和动词之前时，原有的名词和动词被赋予了巨大的动力。

　　当然，在这本书中，还不能单纯的从语言上去思考，个人的作恶和集体的作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位语文学者的研究中，他的记录和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人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位学者因其太太是德国人而得以侥幸存活，否则我们可以想象奥斯威辛吞噬的生命中只是增多了一个无名无姓的人。

　　在阅读这本书有关于语言变迁时，一个时代的背景浮现在背后，那就是奥匈帝国的背影，已经在帝国时代的骄傲如何成为集体的追忆和情绪，又如何演变为种族人群的骄傲和区别。这其中也清晰的显示：民族主义或是种族主义是多么危险和居心叵测的口号。

　　对于德国历史的反思，通过这本书也只能管中窥豹，因为接触到的德国历史反思的书籍的确不多，但是奥斯威辛仍然在，古拉格群岛仍然在，广场上的鲜血被清洗却停在记忆里，语言的分岔路被有心人一一探寻，词语的出现被每一个张开的口齿说出。

　　但是我心存希望的是：人们明天会懂得。这也许就是活下去和孩子存在的巨大理由。

　　《理由》 菲利普·雅各泰

　　我在高处优雅的挥手，

　　我在空中随意地写下一些字，

　　但从下面也许抵达了底部。

　　从枯死的足到生动的眼之间没多远，

　　人们明天会懂得距离。

　　（姜丹丹译）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七)：扎进日常语言的带钩渔叉 徐贲/文

　　《第三帝国的语言》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翻译工作的不易与苦心，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已经说了，不再赘述。相比起翻译，克莱普勒为写这本书固然在材料搜集和问题思考上耗费心力，但成文也许反倒不如翻译来得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原书是用德语写的，并且是为德语读者写的，无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对于今天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起到历史记录的作用，让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忘记，德国人的日常语言曾经遭受过纳粹政权何等全面的控制和严重的败坏。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作用不止于此，所以不能拿它当一本与自己无关，只是历史知识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会有与德国读者不同的读法，需要他们更积极地借助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联想。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语文学观察的是日常语言的运用。他对德国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偏重于描述性的分析，但并未像一些研究纳粹宣传的著作那样把描述的现象归纳成基本的类型，中文本读者需要自己来补充这样的归纳，以便联系自己日常语言的词义、句法、修辞等诸方面现象。例如，宣誓动员的句式、最高级的滥用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词、贬义的说法变成了褒义、庄严用词的琐屑化、造出新词、起用老词、标语式的口号、时兴的名字、起导向作用的 “掩饰性语言”，甚至还有标点符号的运用（如讽刺性的引号）。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在《12年帝国》（ The 12-Year Reich）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克莱普勒只是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他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些带钩的渔叉是用什么和怎么制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或作坊里制造的。他是一位语文学家，也许他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

　　语言对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克莱普勒说：“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今天，对纳粹宣传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便是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纳粹的语言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纳粹党魁发明，然后传授或强加于全体德国人的。纳粹的语言是在“宣传”的话语机制里生产出来的，它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来贯彻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弯曲的脊梁》中对纳粹宣传及其政治组织机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为对克莱普勒语文观察的重要补充。

　　任何一个国家里，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语言一下子替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日常语言。语言总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功推行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新语言，需要有高度组织化的机制，也需要有远远超过“少数个别人”的推动参与者。谁是那些在纳粹组织化机制里的主要参与者呢？他们首先便是纳粹的精英。格伦伯格指出，纳粹的统治依赖于意识形态，而这必须要让纳粹党的语言成为国家的语言。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六千六百万德国人中有八十五万正式纳粹党员，每七十七个德国人中一个。纳粹执政后，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八百万（总人口为八千万），达到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国人要有百分之十精华的要求。纳粹党员是党的语言的主要使用者。使用这种语言是立场坚定、政治忠诚、思想纯洁的表现，也是在语言上表现出比一般人“进步”、“先进”、“有觉悟”的区别方式。普通人不仅仅是在读报纸和听广播时学习新语言，而且也是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比他们先学会这种语言的邻居、熟人、同事和朋友。纳粹统治的两大支柱是纳粹党组织和公务员，也就是官僚机构，用格伦伯格的话来说，“这两套有机组织是共生的，通常很难断定是谁寄生在谁身上”。官僚有机组织中的成员即便不是纳粹党员（精华），也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工作语言便是纳粹党所使用的新语言。

　　这一套语言通过宣传、教科书和教师进入课堂，灌输给学生，教师对这种语言的意识程度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该用的语言，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然运用或唯一能自然运用的语言。德国教师是最善于与纳粹合作的职业人群。他们是最善于配合纳粹的，百分之九十七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两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百分之十四，而公务员则是百分之六。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七十六名区领导和七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

　　在普通人那里，语言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对日常事务的合理性判断。《第三帝国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日常语言”与“常理”之间的联系，启发我们从语言与常理的关系去记忆并有所反思。“文革”也是“日常语言”和“常理”遭受严重扭曲的一个时期，而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者更充分细致的关注和记录。几年前，我一次在香港开会，碰到一位研究“文革”问题的年轻研究生，偶尔提到了1968年毛主席向工宣队送芒果的事。那时候，大家把放久了已经腐烂的芒果煮成汤，举行分享的仪式。当时，取芒果必须叫做“请芒果”，去书店买毛主席像必须叫“请宝像”，“请”是“文革”时专用于伟大领袖的特殊用语。这位同学从没听说过“请芒果”和喝芒果汤的事。她问道，“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她不能理解，“日常语言”和“常理”怎么可能被扭曲到这样的程度。

　　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事，如果听起来太违背常理，就会觉得“离谱”，难以置信；即便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于是会将其判断为“不合理”。“合理”的“理”（sense），是与人的感官（senses）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平时说的“离谱”或“不合常理”，指的是与日常生活常识相违背的事情，因此特别荒谬、荒唐、滑稽、可笑。按照“常理”（或“常识”），人怎么会把腐烂的芒果煮成汤，欢天喜地地分而食之呢？又为什么会因此觉得无比幸福、快乐，无上荣光呢？人类对腐烂的食物有自然排斥的本能，在生理上有自然感觉到的“恶心”，这是常理，也是常识。但是，语言可以改变人的常理和常识。喝芒果汤是领受“毛主席的恩情”，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样的语言改变了“烂芒果汤不能喝”的常理。

　　一个人喝烂芒果煮成的汤，陶醉在幸福之中，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原有的常理意识（他并不会因此去喝其他烂水果的汤），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常理的扭曲（自愿不自愿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这种接受则是在语言的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的。语言甚至还造就了一种代替原先常理的“新常理”，例如，毛主席理应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他伟大、英明，一举一动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对他的崇拜，形式越极端，越匪夷所思，就越能显示出“忠心”。我在农村插队时，村子里有一位妇人脱光了上衣，把领袖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表示忠心，一面还见人就问，你敢不敢。她所夸耀的“忠”便是改变常理（像章不能别在人的皮肉上）的语言。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获得关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知识来源，一般人的日常想法都是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称为“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则是他们日常想法的反映。里德关于日常语言与常理、常识有所联系的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语言哲学家（如George E. Moore和John L. Austin）。里德讨论的是一种“感觉”（senses）不经中介解释而与“平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发生的联系，他有时也称之为“粗鄙之人的真实想法”。里德无法预料到的是，形成日常语言与常识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需要经由长时间的自然过程，而是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由极权统治通过宣传的人为机制来有效而成功地完成。

　　我们平时所说的“常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人类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即“寻常见识”。里德所说的便是这样一种常识，它是由人的经验感觉而来的知识，不需要经过什么解释，任何一个粗鄙之人都能对真实有所知觉，卑之无甚高论，多为这种常识而已。例如，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整体的某一个部分不可能大于这个整体；是风调雨顺就不是天灾，在风调雨顺年头挨饿，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中，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所应有的知识，即“普通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直接从经验感知而来的，而是已经经过某种“解释”,如生活小常识、健康常识、职场法则、育儿常识、两性知识、法律常识，当然还有公民常识、政治常识、处世之道的常识等等。在极端境况下，日常语言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往往是这种“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例如，“大跃进”、“放卫星”一旦成为日常语言，亩产万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识”。政治正确的“日常语言”不断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通知识代替传统的常识，以此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阿伦特在《理解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常识是一种人用以进行判断的依据，当人不能将判断的依据“诚实地运用于核心政治问题”时，一般的常识判断也会失效，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遵循那些曾经是常识的规则来辨明方向”。常识不只是一个人独自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直接知识，而且是与他人的一种联系形式。

　　常识的拉丁语是sensus communis，也就是共识或群体的想法。人没有常识，就不能与他人作出相同的判断，就会有古怪的想法。在常识失效之前，谁主张“亩产万斤”，一定会被人看成是没有常识，头脑出了问题。相反，一旦人人主张亩产万斤，亩产万斤就成了“常识”，与之不同的想法便成为异类，不是“古怪”，而是“落后”。像“落后”这样的说法便是影响和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常识判断的新语言。

　　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所讨论的“学生的品德评语”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常识失效”的一个例子。德国人很注重个人的“品性”，从道德常识来说，一个人不说谎、不出卖朋友、不残害或杀害别人，就是品性好。但是，从纳粹德国的普通知识来说，可以允许为纳粹事业而干出这样的事情，不但允许，还要表彰。这样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老师为学生所写的“品德评语”，这时候，他们以前的道德常识便失效了，而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克莱普勒写道，“就在（一个老师）用‘品性上’这个他最喜欢的词的时候，他帮助了纳粹的一个新词义继续传播（跟现在新时代的追随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对于纳粹教育学来说，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学生拥有未经歪曲的纳粹主义，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决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种能力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所有的知识都更受重视。从学校的语言里，从考评证书和毕业证书的要求里，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新形容词流行的原因；评语‘品性上良好’，这就意味着：无可指摘的纳粹思想。”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提出，语言形态制约人的思维的形式，他说，“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 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成”，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是各异的”。深受这一观点影响的美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Stuart Chase）在《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语言有三种功能：第一、与他人交流；第二、与自己交流，也就是思考；第三、形成一个人的整体生活观。后面两种功能特别体现了语言对人的思想和现实观念的塑造作用。

　　克莱普勒让我们看到的是，纳粹统治曾经如何在语言的三种功能上灾难性地改变了无数德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现实意识。

　　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3-30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3/30/1135948.shtml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八)：有毒的语言与思维方式的重构

　　语言其实是逐渐累积的，每个时代都继承着上一时代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有着自己新的创造。纵观整个的历史，人类的语言就如一条缓缓流动的河，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每个时代都在向着这条河流倾注着自己的细流。当然，也会有大浪淘沙的时候，有些词汇就逐渐地消失于这条语言之河中。直至二十世纪，人类语言文明的发展史，都大抵如此，虽有峡谷急流也有平地洄水，但却绝无断崖瀑布。

　　而二十世纪于人类历史来说，是个异常独特的世纪，多种主义的兴起与冲突，两次世界性的战争，暴力与残忍恐怕也是前所未有。即使于语言的发展来说，也是个相当激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及意识形态对于语言的影响，超过了此前所有的时代。而且这种影响，并非只是某些词汇的变化，而是整体上的本质上的改变，语言重构自组了一套语言体系，并给所影响的语言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是短时期难以消除的。

　　在二十世纪，这种语言重构发生过两次，一次就是在纳粹德国，希特勒以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重组了德语，这就是维克多·克莱普勒所写的这本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所力图提示的场景。另一次则早于纳粹发生，影响的语言则更为广泛，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世界诸多语言，那就是自上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苏维埃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对语言进行重构的意识形态，都冠上了社会主义的帽子。

　　《第三帝国的语言》的作者是个犹太人，生活于纳粹当政时期的德国。作为研究语言的学者，克莱普勒对于语言的变化自然十分的敏感；而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于这种环境之中，他更是能够切身感受到这种语言所带来的挤压感与压迫感。由于他的妻子是个纯粹的雅利安人种，克莱普勒未像其他犹太人那样命运悲惨，但也失去教职并饱受折磨。他也因此有时间及能力去观察第三帝国迥异德语传统的独特语言。而他长期养成的记日记的习惯，也让他能够真实地记录纳粹语言是如何一步步演化的。

　　在读此书之时，读到作者所列出的纳粹词汇及其运用的语境，虽然那是一种远离于我的生活，我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就如国家社会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同出一源一样，两种意识形态所用的词汇，也是相似度极高。例如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喜欢一些让人情绪激昂的语汇，将军事的术语引入日常生活之中，常用贬损的词句来形容自己的敌人或者仇视的对象，将不合己的物与事用伪字来称呼，文字表达上则加上引号以示轻蔑，等等之类，作者在书中做了非常出色的描述与分析。作者说的是纳粹，但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与制度统治的人们，想来对于这些词汇也并不陌生。

　　作为一个犹太人，克莱普勒幸运地躲过了纳粹的迫害；作为一位研究语言的学者，也敏锐地观察到了德国语言在纳粹时期的变化。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到了大学，重续学者生涯。这个时候的德国，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两个国家，他所在的德累斯顿属于苏联占领区，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东德，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还加入了统治的统一工人党。他的这本《第三帝国的语言》，即出版于东德。东德后来的情况，众所周知，实行的是斯大林式的苏维埃制度，并不比纳粹德国更为自由，相反在很多方面更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加窒息，从文化的恐惧程度来说，并不次于纳粹时期。东德等苏式社会主义国家所创造的语言，相对于克莱普勒所写的第三帝国，更是登峰造极。它自觉不自觉地承继了纳粹语言风格，在很多方面还有着更多的创造。

　　因此，当时就有人针对此点有所评说，认为克莱普勒对于社会主义的语言失去了敏感。他的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时候东德等的社会主义语言已经完全成熟，但克氏却在书中并未有所比较。《第三帝国的语言》后面的评注中，也提及了这一点。说当时有读者曾经建议克氏，对于这种与第三帝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独特语言进行研究，写出一本第四帝国（也就是指东德）的语言研究来。据说克氏还真的听取了读者的意见，做了认真的准备。不过，其成果我们是无法见到了。即使克莱普勒有心并且能够写出第四帝国的语言，但能否出版就相当令人怀疑了。

　　不过，如果克莱普勒要写苏维埃式社会主义的语言，他会如何写呢？他会将哪些词语纳入其中呢？他会否分析两种语言的承袭关系呢？会否将两种语言做一种对比呢？这本书会否比《第三帝国的语言》更加精彩？假若他写出了第四帝国的语言，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呢？会不会比在纳粹德国时期更为悲惨？这些问题都相当有意思，可惜我们是无法得到答案了。克莱普勒已经在1960年去世了，而他所写的这本《第三帝国的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红，还是在1995年他的日记出版之后，那时，民主德国已经不存在了，而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也已土崩瓦解。

　　尽管克莱普勒不可能写出社会主义的语言这样的书，但我仍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知道哪些词汇会入选这样一本书中，或许以后会有人有机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我不揣粗陋，试着解释几例，以博同好一笑。下面这些词语，其实在纳粹的语言中也具重要地位，别忘了，国家社会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本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不过，在社会主义语言学中，这些词语则起着关键的作用。

　　人民：社会主义语言学中，人民这个词应该是核心，这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词汇，什么词语及事物之上，必然都会冠上人民这个词头。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都将此词列于其国名之上。至于说什么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邮电、人民铁路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甚至，连个小小的剧院或者公园，也要冠上个人民这个词。然而其含义却极其复杂而多变，搞懂了“人民”这个词，也就对社会主义语言学有了基本的了解。人民这个词在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也提到过，这也是纳粹的一个重要词汇，不过，他们对于人民这个词的重视，远远比不上社会主义国家。况且，在德语中，人民与大众是等同的，而在社会主义语境中，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

　　人民是个政治词语，有着一种神圣的意味。大众好解，指的是普通的群众，而人民则不同，无法定指。领导们如果认为自己代表着人民，那他就是人民，是人民的儿子；如果强调自己坐在这么个位置上当之无愧，他就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普通老百姓也别认为自己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很有可能你就是人民的敌人。人民究竟有多少，有多大，也无定论。随时可大可小，依据情势而定，你无法去质疑人民的存在，也无法去具体核实这些人民都是谁。他只存在于当权者的口中，动辄即是“严重伤害XX人民的感情”，或者“XX人民坚决不同意”。同时，今天你可能是人民，明天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看看社会主义诸国之中，他们的领导群体有多少堕落成了人民的敌人。在这些国家里，人民就是一根大棒，可以自如地挥向他们的每一个敌人，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

　　运动：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词语，社会主义本身即被称作运动，确实，打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运动不断，大到各种政治运动，小到清理城市打苍蝇之类的，都是以运动的形式在进行着。运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髓，在每个这样的国家皆是如此，概莫能外。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就是运动的天才发明者，终其七十余年的生存期中，可谓是大小运动时时皆有。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肃反运动，或者称为大清洗运动。这是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展的，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统治层的内部倾轧。还有与此同时进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了全境内的大饥荒，让大量的富农甚至农民被从肉体上被消灭。战前及战后的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让众多知识分子吃尽了苦头。

　　中国的运动则更多。当政之前运动就此起彼伏，当政之后基本上就是靠运动治国。他们所发动的大部分运动，其实皆与权力的争夺有着极大的关系。井冈山时期，即有与苏联一样的肃反运动，其大量的精英被处决。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让所有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毛也顺利登上了权力顶峰。建政之后的镇反运动，数百万人命黄泉。之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等等，皆是很多人痛苦的记忆。此中还有一个除四害运动，让人啼笑皆非，将蚊子苍蝇之类当成了敌人来消灭。可见这种主义的眼里，草木皆兵，一切尽敌。当然，最大的亦是对国民伤害最大的运动，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十年时间，让整个国家陷入了疯狂之中。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虽具明确的政治目的，却是最无厘头的运动。将一个死去两千年的古人，来陪绑其刚被宣布为敌人的领袖，确实让人费解。不过运动给国民造成的心理伤害，却如脑海中的一道深切的刻痕，久久难以愈合。九十年代有部电影《芙蓉镇》，里面王秋赦的声声叫唤：“运动了！运动了！”，确实让人胆寒。

　　革命与反革命：一切社会主义的政党，皆将自己视为革命党。革命自然成为这种主义的标志，革命还是反革命，则是他们区分同志与敌人的利器。对于第三帝国来说，革命并非一个好词，纳粹也极少使用。这可谓是国家社会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分野之一。何谓革命？毛的一句说法影响甚广，叫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可见，革命是与暴力，与鲜血淋漓联系在一起的。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者们皆以革命为荣，自苏联初创之时起，他们就冀以暴力的手段革掉过去一切之命。而阻止他们革命的力量，皆被他们目之为反革命，自然就是要从肉体到思想上予以消灭的。因此，纵观上个世纪近百年的历史，革命的结果总是以人头落地而告终。

　　革命者总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正义，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他们称自己为革命派。与之相对的，则是反动派。反动派阻碍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因此消灭反动派就成了革命派念念不忘的目标。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革命就如狂泻不止的急流，漫漫而无尽头。他们将一切都冠之以革命的光环，革命领袖，革命运动，革命军队，革命人民，革命事业，在文革中，连政府也改名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在革命的旗帜之下，一切皆是正义行为。多苏联东欧到中国，在革命的口号之下，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被指为反革命，成为革命这台嗜血机器的祭品。

　　红色：两种主义皆喜欢宏大而空虚之物，也喜欢颜色崇拜。红色是两者都喜欢的颜色，不过尽管纳粹的旗帜底色是红色，似乎更喜欢棕色。红色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最为崇拜的色彩了。苏维埃的红色崇拜来源于何处，有着不同的说法，但认为红色代表了革命先烈的鲜血这种说法，流传得比较广泛。这样恰好与革命这个词汇所具有的恐惧意味，联系到一起了。很多时候，红色与革命是可以互换的。革命政权与红色政权差不多同义，革命接班人与红色接班人意思也一样，除了革命与红色喜好者，谁会那么偏接班人这个词呢？在崇拜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度，到处都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想想红场，想想天安门广场，想想金日成广场，那漫天遍野的飞舞的红旗，就能看出红色的壮观与力量。

　　最近几十年来，革命一词因为带着太多暴力的因素，革命者也可能被更底层的人革命，因此，这个词逐渐用得少了，转而以红色来指代革命。唱革命歌曲改成了唱红歌，革命旅游变成了红色旅游，连江山也变成了红色江山，革命的后代也成了红二代红三代。红色的子弟们，仍企望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当然，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词汇远不止上面这几个，公正点说，他们的语言应该是最为丰富的，不但从国家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了大量的词汇，还有着自己相当多的创造。如专政、解放、改造、牢改、整风、双规等等，每个词后面都有极其复杂的内容，也有令人心酸甚至恐惧的故事。同时这些词语有时根据时代的不同、甚至领导人的更迭，其内涵都会有不小的变化。如果能够清晰地弄懂这些词语背后的含义，以及这些词语的历史变迁，那么也就基本弄懂了苏维埃社会主义。

　　从历史来看，越是趋于极权的意识形态，越是对于语言倍加的重视，甚至形成了一种语言崇拜。上个世纪这两种主义对于语言的重构，即给予上面这种说法提供了非常生动的例证。他们重构语言，其实就是想重构人们的思想，重构人们的价值观，甚至重构人类文明的历史。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在老大哥的国度里，他们也发明了一种新话。他们利用这种新活，可以肆意地歪曲历史，把他们那种违反人性的思想渗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他们很鲜明地提出：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目的很明确，出于掌握政权的需要，出于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需要。直到现在，不还在提枪杆子与笔杆子的问题吗？

　　我们永远也不要低估这种枯燥语言的危害。本书的作者克莱普勒就说过：“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这种语言有着巨大的毒性，由这些有毒性的语言所构成的环境中，这些语言每天不停地重复着，自然会慢慢地渗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日积月累，即使你最初不认同这些语言，最后也会让你的思想发生变化。戈培尔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这些毒性语言的创造者们深谙其中的道理。越是简单的东西，时间一长，就越容易让人不自觉地接受。只要从那种时代走出来的人，有几个没有受到这种语言的毒害呢？

　　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在办公室里，低声哼起了文革中的歌曲。我很惊讶，他可以算是个文革的坚定批判者。其实，很简单，我们都共同经历过文革时代，那个时候这些单调而粗鄙的歌曲，通过广播或者周边人的哼唱，每天都在我们耳边轰炸，早已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文革过去几十年，也总是在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深处冒出来。

　　当然，不光是这些歌曲，还包括文革的语言，我们说话之中，有几个不带出那样的词语？更可怕的是，通过这些歌曲、这些语言，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被重构了。我们尽管不认同这样的语言，不过我们自身却带有这种语言所构造的思维及思考方式，即使是在我们批判这种意识形态之时。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九)：徐贲评《第三帝国的语言》

　　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

　　文 徐贲 原载 东方早报

　　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见的媒体人的激情和坦率评论道，现在中国的食品、用品、商品、语言、活动、人际关系充满了虚假，“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为王八本来就叫假（甲）鱼”。不错，虚假、伪装、谎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但真实并没有从此绝迹，因为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无论“假”多么盛行其道，但毕竟不能以假的名义作假。“假”必须说自己是真的。这就像最强横的专制也必须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专制一样。在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丑、是与非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说谎概要》（Concise Book of Lying）一书中，苏里文（Evelin Sullivan）问道：“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第二个原因接着第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p.56-57）。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一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就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记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揭示了一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主宰这个国家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克莱普勒之所以对这种毒质话语还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认并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有意识地去“细读”这些话语。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去了解宣传手法和逻辑谬误，获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以后，他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

　　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是口语的，但却渗透着纳粹书面语言和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乖戾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民主话语的理性逻辑和说理是纳粹非理性话语的死敌，也是阻止纳粹非理性话语彻底胜利的最后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与董健、丁帆、王彬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黄蓓佳等学者、作家讨论到中国语言的现状，“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在那次会议上，顾彬提到，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国作家们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德语。一位与会者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六十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一代》……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引顾彬语）

　　语言的污染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会受到同样的污染。说理是一种特别与“书面文字”（区别于“口语”的“文字”）相关的表达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无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学生们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细读”一直是他们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一种人文训练。大学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细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古代，当文字被人们很神圣地对待时，无需强调细读。像《圣经》、四书五经或其他经典，都是被读了又读，甚至能够背诵的。自从有了现代印刷机，再加上社会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阅读渐渐失去了它昔时的严肃性，甚至变成一种消遣。“细读”要纠正的正是那种囫囵吞枣、粗浅流览、人云亦云式的阅读。今天的网上阅读大多数便是这样的粗浅阅读。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尤其对人们放弃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发出了警讯。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他在《娱乐至死》里说：“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和论证。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波兹曼《娱乐至死》，2004版，P32-33）。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

　　《第三帝国的语言》读后感(十)：每个人都应该为语言中的砷负责，区别只是责任大小

　　每一个接触简体中文的人都中毒了。有一些人发现了问题，有一些人没有，但是我们都中毒了，而且都是这个毒害体系的帮凶。我知道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我的态度是不管别人如何，我为我自己的语言负责。

　　恕我直言，我是一直坚持认为贵党的很多玩意都是从纳粹那儿抄来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对苏联了解不多。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至于红卫兵/党卫军...这个嘛...

　　书中提到的对人民一词的滥用简直不要太明显，国朝上下哪儿没有“人民”...从“人民”政府到“人民”法院，从日“人民”报到“人民”代表，还有太多，不想说话。

　　至于“战斗的”，我就随便举波例子，“占领市场”，“先锋队”（鬼知道和突击队有没有什么隐秘的联系），“战高温”，还有体育比赛中经常出现的“荡平”。当然体育本身就挺政治的，这可能不太有说服力。

　　德国人不把犹太人当成和自身地位平等的人，而是把他们当成害虫。这样在迫害他们的时候，雅利安超人们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贵党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臭老九”，是不是也是具有同样功能的词？为了让“革命群众”毫无心理压力地迫害这些在他们认知中比他们低等的生物？

　　在所有人都用同一种方式说话的时候，他们也在以同一种方式思考或者排斥思考。因为语言是会反过来影响思想的，严重的时候它们就会让人的脑中形成一条固定的思维路径，从此这颗大脑就会自动把这条路径的起点和从外界接受的信息匹配，对于同样的信息永远给出同样的结果，没有发散的可能。重申一遍这绝对不是思考，这是阻止思考。

　　我是臭老九，我全家都是臭老九，and I'm damn proud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