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是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0元，页数：888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读后感(一)：从最新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看大陆史学界的进步

　　《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读后感(二)：《中华民国史》（全十二卷）出版前言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完成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中华民国史》编撰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先生和吴玉章先生，始终关注民国史研究的计划，并曾在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重提纂修民国史事。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及研究条件的不够周全，这时的民国史研究还停留在科研计划的层面，未及进入实际写作。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为此，近代史研究所在1972年组建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先生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事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对民国史研究这个过去并无研究基础、而又存在着相当政治敏感性的新兴学科而言，其研究起步之难，非亲历其事者恐未必能够体认。但是，民国史研究组的全体同仁，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迎难而上，集思广益，拟出了民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案，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史观出发，以民国时期的统治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等等。以此为开端，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民国史组的同仁开始了最初的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研究的成果。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民国史研究也因此而焕发活力，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经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和努力，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国史，并以其史料丰富、立论平实而引起了海内外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所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从而引领了民国史研究的潮流，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前沿地位，于此亦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前辈当年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立场，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并已为民国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

　　以《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为契机，民国史研究事业由蹒跚起步而迅速发展而繁荣兴盛，并已在今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断代史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历史学中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科之一。抚今追昔，我们对前辈学者当年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及其远见卓识，实当铭感于心，永志不忘！并对在《中华民国史》编撰过程中卓有贡献但已故去的前辈学者李新、孙思白、李宗一、彭明、周天度、朱宗震诸位先生，致以我们由衷的敬意！

　　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史》各卷接续出版，1987年出版第二编第一、第二卷，1996年出版第二编第五卷，2000年出版第三编第五、第六卷，2002年出版第三编第二卷。但是，因为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工作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原先拟订的十二卷本编撰计划迟迟未能完成，以至我们不断接到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催询。在此，我们向那些多年来始终关注着民国史研究计划的各方学者和读者表示诚恳的歉意，让你们久等了！

　　自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对民国史研究计划作了调整，努力督促民国史未出各卷的写作，终在2010年底全部完成，交付中华书局。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全部出齐，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老中青几代学者多年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民国史学科多年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我们亦以此而可告慰于所有为民国史研究计划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后辈学人和各界读者！

　　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出版之际，需要说明的是：

　　一、考虑到全书命名的简洁统一，此次统一以“卷”命名，而不再使用以前“编”的定名，各卷大体以其研究时段为分隔，不再使用已出各卷的主题性标题。

　　二、全书十二卷所涉方面和问题甚多，作者不一，写作时间也不一，故有些问题的叙述可能在书中出现时有所重叠、强调或有所缺失、精简，时限衔接也未必严格按前后顺序。

　　三、以前出过的七卷，此次付印前订正了书中的史实讹误之处，修改了个别的文字，但因为原书作者有些已故，有些离退，再加时间有限，我们对原书并未有大的改动，仍然保留了当年出版时的基本面貌。

　　四、以前未出的五卷为新撰，但因各卷作者的学术经历与学术风格有别，其中某些卷的某些章或与其他卷章的写作风格有异，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们尊重作者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作者写作的原貌。

　　五、各卷的人名、地名及注释的版本和体例，因其史料来源不一，外文译法不一，旧今地名不一，等等原因，可能间有参差，我们已经尽量将其统一，但因全书篇幅较大，或仍可能有漏网之鱼，有待今后再版时订正。

　　六、原先已出各卷的图片，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再用，此次十二卷的图片全部重新选取、制作；也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各卷卷首均未附地图，读者可参考各类已出地图集。七、各卷所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全部以汉语拼音为序统一重新编制。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提纲由各卷作者拟定，经研究室内外同仁讨论，再由李新先生审定；第一至三卷文稿由李新、李宗一先生审定；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卷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卷的部分文稿由李新先生审定；各卷作者及写作的具体情况，详见各卷前言。此次十二卷本出版的组织、联络工作由汪朝光负责，已出各卷订正责任人：第一、第三、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二卷曾业英，第六卷杨天石，第八卷黄道炫，第十二卷陶文钊。全书清样由汪朝光通读订正，金以林、李在全参加部分工作。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图片统一编排制作，其中参考文献及人名索引编纂者：第一、第三卷李在全，第二、第六卷吕迅，第四、第十一卷汪朝光，第五卷杨天宏，第七、第八卷黄道炫，第九卷吴景平、徐昂，第十卷曹玮、印超，第十二卷马晓娟；图片选取人：第一至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卷李在全、邬逸飞，第五卷杨天宏、李在全、邬逸飞，第七、八卷黄道炫、邬逸飞，第九卷吴景平、宋青红，第十卷马建标。

　　我们深知，《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虽然全部出齐，但囿于我们的水平及种种主客观因素，全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有些评价或仍有苛求之处，还可以发见时代局限所留下的痕迹；历史资料的运用尤其是海外藏民国史料的运用还有不及；全书在技术方面还有不协调之处；等等。所有这些不足，正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发展的历程，也是其从一株幼苗发育、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中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才激励着我们和代代学人继续努力，在未来撰写涵盖面更广、评价更公允、史料运用更丰富、总体更成熟的民国史，将民国史研究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中华民国史》的作者队伍，并不限于民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还包括了不少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正是他们对于本书撰写的热心支持，才使本书最终得以完成，并保证了本书撰写的学术质量。对于所外各单位的学者为《中华民国史》撰写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领导、近代史所科研处和图书馆、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和档案图书典藏部门、民国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如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与个人，都对《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予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在《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完成出版之际，对于所有曾经为本书撰写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我们谨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负责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中华书局，从已故的前总编辑李侃先生、副总编辑何双生先生，到书局历任领导以及近代史室、历史室的刘德麟先生、陈铮先生及编辑诸君，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编辑出版始终如一，无论出版市场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总是为《中华民国史》的出版提供方便，倾尽其力，充分体现了出版人的坚守与责任。在此次《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总编辑徐俊，历史编辑室李静、欧阳红等，对于全书的编辑成稿贡献良多。在此，我们谨对中华书局及与《中华民国史》编辑出版相关的人士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的编纂工作虽已告成，但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工作却远未结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我们有志在未来的民国史研究中推出更多的成果，培养更多的新人，与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界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2011年5月28日

　　《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读后感(三)：《中华民国史》能否成为第26史？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中华民国史》36册全部出齐，无疑是2011年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是，这样一套大型图书，编纂过程漫长，参与作者众多，且由于民国离我们今天非常切近，其中很多重要问题至今仍没有形成定论，它能否成为一部立得住的史书呢？它留下了哪些缺憾，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认为：“历史著作的撰写总是有缺憾的，因为历史资料在不断发现，从而造成历史事实在不断重构，对历史的评价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这套书同样如此，从其前后30年不同卷别的叙述角度、评价臧否，乃至语言文字，都可以发现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其缺陷或不理想的方面，一是写作和出版毕竟经历了较长时间，作者队伍人数众多，或有前后不一致、各作者之间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在运用台湾和海外资料方面还有不足，有些问题因为出版年代或写作年代较早的原因，没有运用最新公布的资料；三是研究着重在政治、军事、外交的层面，经济、文教层面论述不够，社会、思想层面基本未涉及。”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等先生也认为，《中华民国史》的撰写历时近40年，而这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40年，我们对民国的认识变化很大，因此前后各卷在观点上必然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另外执笔者有几十人之多，涵盖三代人，各人笔法上也会有诸多不协调之处。“即使在今天，我们对很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也未必能到位，比如关于孙中山的评价，关于袁世凯‘窃国’的问题，关于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的问题，关于国民政府处理对日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目前的认识不能不说仍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耿云志说。

　　一部史书的写作必然涉及一个史观问题，《中华民国史》也不例外。如果说中国传统史书大多采用儒家史观，在文革期间革命史观（阶级史观）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史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以及其他一些分析历史的理论方法百花齐放，并未定于一尊。“应该说，目前史学界所运用的指导史观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是，我们并不排斥其他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以更开放的心态，以更多样的理论方法，对待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从而得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演进的科学结论。”汪朝光这样认为。

　　耿云志则认为，对于史观问题，我们不必做生硬的理解，不是说你从几个教条出发评价历史，就是在运用一种史观；也不是你读了几本年鉴派的著作，就是年鉴派的史观。我们需要的是，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既有具体的了解，也有宏观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一段历史的总体看法，这样的史观才能立得住。“《中华民国史》体现的肯定不是蒋廷黻主张的现代化史观，更多恐怕还是革命史观。但是，《中华民国史》的写作越到后期，革命史观愈加淡出，也是必然的。比如我们以前总在争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研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国民革命，我想，今天的学者大可不必太纠结于此类问题。”

　　就此而言，《中华民国史》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自始就努力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强调从史料出发，让史料说话，从而基本上保证了历史的客观性，否则，《中华民国史》早期各卷也就没有了重印的价值了。汪朝光评价说：“应该说，所有参加本书写作的作者，都是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参与其事，秉持历史主义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准绳，不夸大不虚饰，达到了他们写作年代所能达到的学术标准和认识高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我们更注意到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评价的标准也趋向于多元化。当然，整部书放在这里，也还有旧时代的痕迹，这只能留待将来的研究和修订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学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家，特别是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代表的官修正史传统绵延千百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002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程，也是这一正史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中华民国史》是否可以列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清史》）这一序列，被作为第26史呢？

　　“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后可能也不再会有当年那样的二十四史了，至少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有许多方面不适合现在及未来的史学研究。比如，帝王的本纪不再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或最主要的方面，甚至根本就没有本纪这种体裁存在的必要。因此，从20世纪新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所谓二十四史的传统或许就不再会延续了。我们这套民国史实际也没有自比为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而是适应了现代要求的史学样式。”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出版座谈会上，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认为《中华民国史》应该增加“志”的部分，像工业志、农业志、金融志、外交志等等，这样，《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和“志”的部分就分别对应了我们历来正史的纪、传、表、志，“这样就比较完整，可以向后世交代了”。对此，耿云志表示，“不很同意”。他认为，《中华民国史》的修史方法与古代的修史方法完全不同，古代的修史方法适用于王朝体系，但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社会；古人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而今人更加强调社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主张以后，中国人写史的方法已经基本上西方化了。“以古人的方法修近代史、现代史，效果肯定是不伦不类的。我们何必非要学古人那一套呢？借鉴是可以的，墨守没有必要。”耿云志说。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学者也不认为该书是“官修史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研究员接受某报采访时说：“虽说中国古代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我们编纂的这套《中华民国史》，完全是由一个学术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团结了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编写，不存在个别台湾媒体所说的这是官方修史。在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得到过各类国家基金的资助，但研究是完全独立的，并不是说代表了‘官方’的意志。”

　　章百家指出，对历史的记述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当事人对历史的记述，他们只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而不那么关注事件的起源和结局；一种是政治家对历史的记述，他们解读历史时更多考虑的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现实需要相符；最后一种是历史学家的记述，严谨的史家会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科学地评价历史。就此而言，《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历程，是历史学家努力摆脱政治禁锢，思想不断解放的一个过程。“编写《中华民国史》这样的大书很不容易，但它未必能一次定型。要获得二十四史那样的经典地位，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今后仍可能挖掘出重要的新史料，史家的观念也还会发生变化，或许再过10年、20年，《中华民国史》还会做全面修订，也或许后人会另起炉灶重新写过。”

　　“总而言之，《中华民国史》并不是以二十四史的样式来写作的。但是，如果做简单的类比，以二十四史的标准来衡量这套著作，《中华民国史》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无论如何，这套书在客观反映历史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其学术水准也得到了学界一致的认可。我们所有作者，包括已经去世的学者如果在天有灵的话，都是可以感到欣慰的。”汪朝光先生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王洪波）

　　《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读后感(四)：刚刚看过第五册的序言和第一章开头，赞一个！

　　至少就我所读到的部分而言----冯玉祥政变后的北京政局，这是过去革命史观笼罩下的史书从来不涉及的。其中较详细地介绍当时各政治派别就权力分配的明争暗斗，国会的存废问题，还写入了政治家们对时局的思考，社会的态度等，所呈现出的是一个教科书里故意忽略的一段历史。

　　看过第一章，你会发现在那个武人当权的年代，政客、军阀们照样注重“法统”，即便是政变的冯玉祥也知道保持政府的合法性，懂得按法律程序赶走曹锟，政客们不敢轻废宪法和国会。即便是“猪仔”国会亦能对政府起到制衡作用，叫停金法郎案。议员们在国会中激烈争辩，甚或大打出手。但自从党国一体之后，什么民主共和，宪法国会都成了历史名词。对国会的存废问题，书中有一节专门进行分析，揭示出放弃议会制度竟是社会所期望，是国人自愿的选择！对此令人不禁苦笑。

　　《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读后感(五)：38年的民国 40年的“民国史”

　　中华民国在大陆存续了38年，而写这一时间段的《中华民国史》，我们的学者用了40年。

　　38年的民国 40年的“民国史”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主要集中于书本身，尤其该书如何评价那段历史，如何评说那些众说纷纭的事件和人物，颇牵动各方的神经，也勾起一般读者的兴味。另外，这样一套大书，其编纂历时长久，牵涉众多，亦构成一部小型历史，很值得我们关注。

　　启动于一个特殊的年代

　　讲述《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历史，需要追溯到1971年。正是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列入国家出版规划。

　　“民国史编纂计划的提出，恐怕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很大关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推测说。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松动。当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势必牵扯到台湾问题。1949以后，台湾仍以中国的合法政权自居。大陆提出为中华民国修史，意味着向世界严正表明：中华民国已成历史，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

　　汪朝光介绍说，编纂民国史的任务交给近代史所以后，1972年8月，近代史所向学部“军宣队”、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党组负责人刘西尧呈交报告，表示：“经过我们研究，认为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报告呈交后，刘西尧批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吴庆彤批示：这件事是要做的，提呈郭老批示。郭沫若院长随即批复：同意。9月间，刘西尧将郭老批示转学部，民国史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1971年，近代史研究所有工作人员近160人，其中研究人员100人左右。他们中的多数人在1970年5月下放到学部设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7月才回到北京。1972年10月，民国史研究组成立，先后吸收40余人参加，他们都是刚刚从河南回到北京，正待开始研究工作，民国史项目的上马，刚好给了这些研究人员恢复研究工作的机会。

　　耿云志听说要搞民国史还是在河南明港干校。当时大家猜测，这个项目只能由近代史所接手。1972年6月，耿云志回到北京，消息也进一步明朗了。“民国史研究组最初成立时，总共只有十几个人。老一辈以李新、姜克夫为代表，都是解放区磨练出来的革命老干部。年轻人中，大多数人毕业之后从没搞过业务，不是都能立即开展研究工作，提笔写书或写文章。所以我说那时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现在，这十几个人，有的故去，有的退休，有的外调，仍然在岗的，就剩我一人了。”耿云志回忆说。

　　中华书局很早就介入了《中华民国史》的出版。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回忆说，文革期间，中华书局处于解散状态。1972年12月，中华书局多数员工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当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合并，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原中华书局文史哲编辑人员多被编为第二编辑室。1973年元旦后上班不久，原中华书局主持近代史编辑组工作的副组长李侃先生兴奋地告诉陈铮，他和近代史所谈妥一个项目，这就是出版民国史的项目。当年二三月份，李侃和陈铮首次参加了李新主持的民国史组会议。会上双方指定了工作联系人，作者与出版者的合作从此开始。

　　舍弃“以论代史”，坚持“论从史出”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作为民国史项目的主要领导者，李新先生承受了怎样的压力。耿云志介绍说，项目启动伊始，有些史学界高层人士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李新的工作。1975年，林修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领导小组组长，很担心这个项目出问题，便劝说李新不要搞了。李新回答说，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并不是为统治集团树碑立传，而是要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也就是要搞清楚它是怎么灭亡的。就这样，这个项目在文革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下来。

　　研究怎么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革中流行的工作方式是“以论代史”（文革中搞大批判就是这种办法）， 即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去搜集材料。而李新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自一开始，他就坚持“论从史出”，强调先熟悉材料，积累史料，从材料出发，不说空话。“这样路子就走对了，我们的研究没有变成无谓的浪费。”耿云志说。

　　在重视史料的方针指导下，民国史研究组最初分为人物传记组、大事记组和专题资料组。汪朝光介绍说，当时的计划是编写一千人左右的民国著名人物简传，逐日编写民国大事记，编写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社会的专题资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民国史的撰写工作。“当时还没有电脑，一切工作都是循传统的方式，从查找、抄录资料，积累卡片开始，为此积累的卡片多达数十箱，体现出学者的刻苦和认真。”

　　1973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一辑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一辑同时印行，这是最早出版的资料汇编。最初出版的资料汇编采用白皮封面，大16开，被称为“大白本”。它们有材料，有分析，可谓有骨有肉，可读性很强。“大白本”只是内部发行，但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不少人托关系千方百计找来读。

　　197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一卷是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的，这也是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带有“民国”字样的著作，充分说明了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变化。

　　汪朝光介绍说，1978年以后出版的资料汇编，虽然仍有内部发行，但更多是公开发行。到1980年代末期，共计出版了“人物传”23辑，“大事记”31辑，还有特刊、增刊、专刊、专题资料等29种36册、译稿19种43册，其中不少至今仍为学界在研究民国史时所广泛利用，如《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奉系军阀密电》、《奉系军阀密信》、《史迪威事件》、《马歇尔使华》、《冈村宁次回忆录》等。这些资料都是从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报刊中爬梳所得，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辨整理，最终编辑成册出版，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1990年代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各种专题资料不再编辑出版，“民国人物传”和“大事记”全部改为公开出版。

　　台湾曾认为大陆是用修史来“灭亡”民国政权

　　有了丰富的材料积累，1977年便开始部署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内容是辛亥革命史。过去，国民党人曾经写过数个版本的“中华民国史”，主要着重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李新却认为这样太简单，应该把清末重要的事件都纳入到辛亥革命的范畴，其中包括立宪运动。

　　梳理立宪运动史的的任务交给了耿云志。在那之前，国内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立宪派的活动，偶有一些论及立宪派的文章，也是视之为辛亥革命的反动力量，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为了搞清立宪派的活动，耿云志通读了作为立宪派重要舆论阵地的《时报》，从1904年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一天天读下来，费时数月。事实上，大约有两年时间，耿云志都泡在明清档案馆（今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查找当时与立宪派有关的各种报刊、档案材料。到1979年，耿云志开始撰写《中华民国史》有关立宪派的章节，这一章就写了8万字。耿云志在书中指出，当时革命党的力量非常有限，而立宪派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有重要贡献。拿到耿云志的稿子，李新非常满意，认为材料详实，结论有说服力。后来书出版以后，耿云志关于立宪派的这一部分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海外也受到了普遍认可。著名近代史学者陈志让先生称赞耿云志的研究“材料、观点都是新的”，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耿云志认为，除了关于立宪派的论述之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对革命派的认识也有新意。以前国民党立场上撰写的相关著作，大多只写十次起义，其他一概略去。这样建构起来的革命历史，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系的。“革命党有分派，比如光复会，虽然后人并没有以否定态度看待，但是也不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来写。我们的书则没有这种党派立场的局限。”耿云志说。

　　总的来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1981年上册，1982年下册）可谓一炮而红。“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民国史研究著作，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该书‘翔实、公允、清新’。读者的反应也相当不错，该书的发行量很大。直到20多年以后，还有当年购买了此书的农村乡镇读者来函，询问那之后出版了几卷，在哪里可以购买，也可见此书当年的影响。”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对台湾也是很大的震动。汪朝光告诉记者，在两岸对立的情况下，此书出版，也被台湾学界赋予了某种“政治”的含义，认为是大陆以此“灭亡”台湾政权。所以，台湾的“教育部”组织一些学者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以此彰显台湾方面的历史立场。“这套书大体到1990年代出齐，分为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等卷，立论还算持平，比较适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参考。台湾方面的反应，当时也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回应。时任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思白先生特别在1982年的《近代史研究》杂志撰文，说明我们从事的是学术研究，并无‘政治‘意图，并欢迎台湾学者与我们共同讨论历史，共话学术。”

　　事实上，情况也正是这样演化的。起初，海峡两岸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有不小的分歧，渐渐地，随着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松动，双方观点逐渐趋同。

　　历经40年，“革命”终于成功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1卷公开出版后，经历了27年的时间，在2005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第12卷。《大事记》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内部出版后，1996年一次性汇集出版为5大册。

　　《中华民国史》的出版“拖”得最长。李新先生原初的计划是争取在1975年编出大部分资料，并写出第一卷书，全部工作争取5年完成或基本完成。后来看来，还是对工作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册）的出版是在1981年、1982年，此时距离最初工作的开始已经接近10年。“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言，有二三十年的开拓奠基时期，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此后各卷的进度更加“缓慢”，各卷也不是按时间顺序出版：1987年，第2卷（1912－1916）、第3卷（1916－1920）出版；1994年，第6卷（1926－1928）出版；2000年，第11卷（1945－1947）、第12卷（1947－1949）出版；2002年，第8卷（1932－1937）出版。今年，过去尚未出版的第4卷（1920－1924）、第5卷（1924－1926）、第7卷（1926－1928）、第9卷（1937－1941）、第10卷（1941－1945）一次完成出版，又将过去出版的7卷略事修订后重印，同时将“人物传”和“大事记”修订重版。历40年之功，《中华民国史》终成完璧，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8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12册）.

　　汪朝光先生介绍说，这次《中华民国史》一次推出，其中《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修改量最大，新增了100多位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未收录的知名人物传记，对于以往收录的人物传记做了不小的修改。《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也根据情况，做了适当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删去一些不必要的内容，订正若干错误和文字表述。《中华民国史》除了有5卷是首度面世外，旧出各卷，因为考虑到工作量，也考虑到部分作者已逝或年事已高，还有排版的技术性要求，只订正了其中的史实讹误和极少的文字表述，而其基本的框架结构、史实叙述和评价、文字表述等并未大动，而是基本维持了当年出版时的原貌。“这样，虽然书中有些观点确实还值得讨论，留有时代的痕迹，但也可以从中知晓改革开放30余年来，民国史学科乃至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情况，而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的史实没有修改，正说明在历史的叙述方面，这套书是尊重事实的，是遵守学术规范的，也是立得住的。”汪朝光说。

　　关于具体的修改或订正，汪朝光举了两个例子。《中华民国史》第1卷第1页清朝雍正皇帝的名字，当年出版时写成“胤祯”，这是错误的，应为“胤禛”，这次重版便改正了。再如，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不影响排版格式的情况下，删去了这句话，因为“走狗”这样的表述比较“文学”化，同样的意思，完全可以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表述。

　　一部民国史，做了近40年。实际上，这也是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从“险学”到“显学”的40年，是民国史图书出版从“冷门”到热门的40年，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学术文化界从万马齐喑到风雷激荡的40年。《中华民国史》的编纂见证了这一切，也反映了这一切。而这其中，有前辈学者和出版人的努力，也有年轻一代的付出。40年间，参与编写工作的李新、李宗一、孙思白、姜克夫、彭明、夏良才、周天度、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中华书局参与出版工作的李侃、何双生等也已离去。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革命尚未成功；诸多学者参与纂修的《中华民国史》历时近40年，如今已经大功告成。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李新、李侃等先生在天之灵了。”陈铮先生感慨地说道。

　　（本报记者 王洪波 郭倩）

　　Q&A

　　李新其人

　　读书报：作为《中华民国史》研究项目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李新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汪朝光：李新先生原名李忠慎。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现属重庆市)，2004年2月5日逝世于北京。李新先生是老革命出身，抗战前就读于重庆的川东师范学校，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是重庆学联的主席，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其后到抗日前线，先后在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经历了严峻的战火考验。1949年以后，李新转到文教战线工作，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1960以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62年到近代史所任研究员、中国通史组组长，参加所党委的领导工作。

　　李新先生既是亲历了民国时代、早年投身革命、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的革命者，又是不断致力学习、富有学术远见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学术领导者和研究者，还是思想开明、眼光敏锐、平易近人、温和开朗的智者和长者。由他主持编写的4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1962年出版后，是当时高等学校里中国革命史课程的通用教材，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由李新先生担任《中华民国史》编写工作的主持人，可谓得人。

　　当民国史研究最初起步之时，李新先生躬亲其事，殚精竭虑，克服诸多困难，与研究同仁共同努力，终于创立了民国史研究这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兴学科。有关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原则、框架、体例等等，都是当年在李新先生的领导下，由诸多研究同仁共商而定，并为学术界基本沿用至今。饮水思源，李新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民国史研究当下的发展和成就，离不开当年李新先生等学术前辈的远见卓识，他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都是晚生后辈和学界同仁时时感念于心而不能忘者。

　　史料概况

　　读书报：《中华民国史》各卷写作的过程，也是许多重要民国史料陆续公开的过程，请问其中重要者有哪些？

　　汪朝光：民国史在撰写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各种档案、文献、报刊、日记、回忆录等资料。如早期出版的各卷，对于晚清和民初的报刊，尤其是那些珍稀难见的报刊有大量的利用，还大量利用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北洋政府档案。晚近出版的各卷，对于海内外新开放的档案资料有大量的利用，如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党党史馆藏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的速记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民国人物档案（包括蒋介石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民国人物档案，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史料的利用，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才能做到以事实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