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10篇

　　《管锥编（全五册）》是一本由钱钟书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155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一)：钱氏人工搜索引擎的笑话

　　1.

　　管锥编第一册 繫辭（六）

　　思辨之当然 (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 (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斯宾诺莎论【思想】之轮次、系连与与事物之轮次，系连相符 (Ordo et connexio 【idearum】 idem est, ac ordo et connexio rerum)，维果言思想之轮次当依事物之轮次，皆言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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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钱钟书用 cogitatio 来理解 idea，完全违背了斯宾诺莎的原意，跟斯宾诺莎拉丁原文一对照，问题就出来了：

　　斯宾诺莎著,王荫庭、洪汉鼎译:《笛卡儿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B.de Spinoza,Renati des Cartes Prineipia Philoso phiae,Amstelodamensem, 1663.)，第 51 页：

　　一、所谓思想 (cogitatio)，我理解为在我们心中并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

　　...

　　二、所谓观念 (idea)，我理解为任何一种思想的形式，只要直觉到这个形式，我就意识到这个思想。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二)：钱钟书及其《管锥编》——值得仰视，又很亲切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89cf80100vyb0.html

　　近来，钱钟书的《管锥编》因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由而“被”火热起来，一如之前陈寅恪的火热。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是陈寅恪忠实的粉丝，但他们除了整天絮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有几个人读过陈寅恪的原著呢？老实说，陈寅恪并不容易读懂——陈寅恪写文章，喜用文言，还不是如韩柳那般通畅的文言，而是自出机杼的生硬的文言。陈寅恪的讲座很生动，为了说明唐代的婚俗制度，开题时可以讲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但陈寅恪的文章不易读，可见语、文虽然相关，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钱钟书的《管锥编》也不易读懂。金庸于文史颇为自负，连钱钟书的老子钱基博都不放在眼里，说老钱功底深厚，但没有多少自己的见解；但他对小钱的《管锥编》却不敢不屑，承认“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

　　《管锥编》之难读，就连很多资深学者都不敢说全都读懂，现在却有人说他在高中阶段就彻夜阅读《管锥编》，自然有人不信了。或许他把《管锥编》当成钱钟书的有一部小说，或者小说集吧。不过这件事，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就好比，你去问一个英国人：“你读过莎士比亚吗？”他多半会说读过，哪怕他只记得一句“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又好比，你去问一个主攻西方文学的大学生：“你读过《尤利西斯》吗？”他多半会说当然，哪怕他刚才还大骂乔伊斯无赖。所以，读不读得懂是一回事，有没有兴趣读是另一回事，最后读不读又是一回事。

　　我读钱钟书，始于高中时代，但那时仅限于《围城》、《人·兽·鬼》、《七缀集》、《写在人生的边上》等小说、散文类著作。至于《石语》、《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则都在升入大学之后。窃以为，读书不能以是否读懂作为标准。读书又不是数学，1+1=2，要么懂，要么不懂。比如《石语》一书，是钱钟书与陈衍（号石遗）对谈话录，虽然从头到尾，一概不懂，但我还是通读了一遍，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说实话，要真正读懂《石语》必须与陈衍、钱钟书两位先生等量齐观的学问，另加相似的交谊方可——若非如此，纵然你千般解读，万般求索，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但是，读不懂并不妨碍我的阅读。阅读是与书中之人穿越时空的谈心，而不是如户籍警那般查问家底。

　　购买《管锥编》的冲动源自苏州古旧书店的一次打折活动，或许是在某个国庆前后，或许是七折优惠。反正我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下了全套五本的中华书局版《管锥编》。拿回去就翻阅起来。老实说，《管锥编》不易读，但我还是翻阅了许多章节，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篇《论易之三名》。

　　去年，有人谈及钱穆。说钱穆在49年离开大陆，这才有了如此辉煌的学术成果，云云。我就反驳说，同样是无锡钱家，钱钟书的水平与贡献丝毫不逊于钱穆【#兹按#钱钟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并且一时贪玩，搜到了钱钟书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的典故。

　　话说，当年钱穆一念之差，请钱基博作序，书序虽然署名钱基博，但真正操刀之人却是钱钟书。此时，钱钟书尚年轻，锋芒毕露，毫不留情；但是剑锋所向，确实直指痛处，钱穆也无话可说。钱基博名高位尊，又是钱穆自己请他写的，所以钱穆只得默认忍受——初版之时，全文刊载；再版之时，悄悄抽去。

　　当然，钱钟书在给钱穆写信时还是很恭敬的，尊称钱穆为“宾四宗老大师道座”，自称“宗末钟书上”。但这是场面工夫。场面上，大家客客气气；论学问，该说啥就说啥。

　　之所以在这里长篇累牍的比较钱钟书和钱穆，到不是为了说长道短，而是为了反驳一个论调。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点，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十年间，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颇为不堪，真正传承了中国文化的是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地区。当然，他们可以举牟钟三、余英时、钱穆、南怀瑾等人的例子。

　　之前，我也有这样的错觉，以佛教为例：台湾有星云大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美国有宣化上人等，但在大陆却似乎找不到出名的和尚。然而，这些年来，大陆的佛教渐呈兴盛之势，老、中、青三代都不乏高僧。港台与海外的和尚也纷纷赶回大陆，到各大祖庭礼祖。鼎鼎大名的星云大师，现在一大半的时间都待在大陆。因为，中国佛教的跟在大陆。

　　后来，我忽然“顿悟”了。港台是显山露水的地方，一个人有真本事，很容易就被发掘出来了；大陆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平时都隐藏得好好的，时机一旦成熟，就一个个出世了。

　　这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我越来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古琴热了，突然发现诸多的古琴流派都有完整的传承……古诗词热了，又突然发现，古诗词的传承不曾中断……中医热了，又突然发现，中医的传承不曾中断……三教九流，各门各派，都有其传承人，有些人还很年轻，但个个“根正苗红”！

　　很多人借港台一时的兴盛来否认大陆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大陆在这六十多年里，同样也有非常辉煌的成绩。即使是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也有不菲的成果。“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些骄人的成绩都产生于文革时期。在文化领域，也并非只有阶级斗争的文章，同样有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比如章士钊洋洋百万言的《柳文指要》由文汇出版社在1971年9月出版第一版,到1972年1月又第二次印刷；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在1973年出版；邓广铭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也由人民出版社在1975年出版……

　　钱钟书的《管锥编》，虽然是在文革以后出版的，但其创作年代正是文革期间。根据艾朗诺的《钱种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一文记载，《管锥编》的创作始于1971年。而其出版则在1979年。应该说，《管锥编》的创作正在文革期间。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为了美化文革，而是要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也产生了《管锥编》这般伟大的著作，其中体现的是中华文脉的力量。当然，这一伟大著作的创造者正是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为《管锥编》写的序言非常短，原文如下：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和《石语》中的另一个主角陈衍一样，钱钟书虽然在说话时不免尖刻，但在撰文时却颇为内敛——用略微摩登一点的词说就是“低调”。管窥、锥指、褚小有怀、绠短试汲、敝帚之享、野芹之献、豕苓桔梗、木屑竹头

　　这些都是谦辞，《管锥编》也如这篇序言一般，毫不张扬：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三家村学究寻章摘句的无聊札记，但骨子里却是非同凡响、无与伦比的大著作。

　　钱钟书管窥锥指中华文明，从而创作了《管锥编》；我们面对《管锥编》，想要通读、精读，真是难上加难，所以也不妨依样画葫芦，管窥锥指一番。这里就说一说《论易之三名》。

　　钱钟书在本文中首标《易纬·乾凿度》中“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随后罗列《毛诗正义·诗谱序》、《论语义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法华玄义》等书中有关一字多义的解释，然后总括曰：

　　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

　　紧接着，他顺手一击，引出黑格尔“自赞毁他”之辞：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

　　当然，钱钟书的目的不是做黑格尔的传声筒，而是树立目标而击溃之，紧接着他“顺手一击”，将黑格尔的谬论轻松化解：

　　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接下来，钱钟书广征博引，泛滥百家，纵横东西学术。洋洋洒洒间，流淌着的是中华文明无言的自信。

　　面对东西方文化，钱钟书并不是如乾隆“闭门造车”那样的自傲，也不是如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种外强中干的自负，也不是如辜鸿铭“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那般紧张，也不是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那般慷慨激昂，也不是如鲁迅“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那般哀叹……他充满自信，但不自傲；热情洋溢，却冷静严肃；侃侃而谈，又婉婉道来。

　　豆瓣网上有关《管锥编》的简介颇为精要，不知原文出自谁手，文曰：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生前的一部笔记体的巨著。同他的《谈艺录》、《七缀集》不一样，《管锥编》不能被归入任何的学术体例当中。该书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而涉及音韵、训诂、经义、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

　　当然，这样说并无不可，但这样一来，我们面对《管锥篇》就只能仰视了，倒是叶兆言先生《纪念钱钟书》中的定义，虽然还是仰视，但同时显得亲切，所以忍不住拿出来与诸君分享，并以此作结：

　　在很多人看來，《管锥编》只是学术著作，与小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写作热情和理想寄托，并没有甚么太大不同。说白了，写于文革中的《管锥编》是部穿著学术外衣的《红楼梦》，是一本真正意义的大书，它博大精深，內容无所不包，太值得我们用异样的眼光去仰视。

　　壬辰正月，慈心于易莲精舍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三)：偶像的黄昏

　　昨天看到一视频。倒退几年，我看到这视频，我会吃惊，会说不出话。 现在不必了。 我相信那段视频是真实的，因为只要是人，就会有可笑与疯癫的时候。你我都不例外。即时，从前得知的一切全部是神圣的。

　　同样，我们崇拜的偶像，也会有他们的黄昏。黄昏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钱锺书当然不能例外。 下面是我转载的，宋石男关于钱锺书评论。 我的意见是，宋石男的评价相当中肯。而且，宋石男本身是深谙考据的，他有这种资格来对钱锺书“指手画脚"。

　　对于偶像过分崇拜，我想起罗素一句话：“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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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的幽灵还徘徊在他们身边。

　　比如这位博主——“非东非西”（http://zzpaper2005.blogbus.com/）。

　　钱钟书的毛病在他身上基本全有，比如以掌握（并非精通）多种语言炫技，吹着流氓哨挑刺，铺张浪费地罗列资讯，以及最要命的——永远没有自己的创见，永远把自己藏在他人的引文当中；又或者一旦发表自己的意见，立即平庸如家庭主妇。

　　钱钟书的东西说到底就像前人评吴梦窗词：炫目如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学诚所抨击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没学问。（不少钱粉却指着功力当学问，就像指着粮食当酒。）

　　钱钟书治学既无甚可取，小说则更烂。《围城》充斥了用汉字翻译的英伦俏皮话，读起来完全不像人话。整个情节、人物均是漫画式，却又仅仅是《卡酷全卡通》的水平。推崇《围城》的夏志清教授，亦是个大傻逼。一个认为《水浒传》没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所以不入流的人，当然是大傻逼。

　　其实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最缺的不是博学，是脑子，是问题。有了各种搜索引擎与数据库，类书、札记式的玩意已经不能再吓唬人。惟有综合与分析，带着创造力的智慧，才可能导向真正的学问之路。否则，再多的资讯罗列，都导不出学术与骄傲，只映出幻术与自卑。

　　当然，我决非提倡不读书，恰恰相反，任凭搜索引擎再强大，读书仍不能被替代。毋庸赘言，这是常识。我只是反对像条板凳一样地死读书，傻读书，然后将一肚子的资讯当成智慧。

　　从资讯到智慧，尚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过滤资讯，第二步转换为知识，第三步升华成智慧。资讯、知识、智慧三者，不能混淆。

　　说回来，读了“非东非西”的博客，先是惊讶——他与我同岁，读书的热情与功力却超过我；再是惋惜——有这种热情与功力，却没有学问；最后是生气——钱钟书的幽灵一日不死，这位博主及其同类就只能沉浸在资讯的碎片中无法自拔，就像他们那尊被过度拔高的偶像。

　　【四一补】

　　我讨厌钱钟书，主要来自其《容安馆札记》（转见于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

　　他在札记中对所有人尖声嘲笑，比如讥刺老实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摘指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但是他自己做了什么？《管锥编》、《谈艺录》充满了鸡毛蒜皮的资讯罗列，却毫无系统，也罕有问题意识。（《七缀集》是他最有问题意识的论文集，不错，但举证也常冗余、炫耀。）至于《宋诗选注》，作者小传部分或算亮点，注释也可圈可点，但选诗的角度却实在离谱，胡适说他“迎合风气”，并不过分。在选目上，还不如金性尧的《宋诗三百首》。（钱为自己辩护，暗示选目是集体讨论，自己也做不了主。既然如此，作为所谓“素心人”，你大可以选择不做嘛。）

　　小说方面，《围城》我个人不喜欢，但不反对他人喜欢。我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是《围城》中充斥的油滑气以及文字的造作。有朋友说要与博尔赫斯比较一下，因为博尔赫斯没有写过长篇，那我们就看看《人兽鬼》这本短篇小说集，跟博氏任何一本集子比，都像是拿郭敬明比沈从文。

　　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有小机灵，有妙语，但包袱抖得太多了，看不到真诚，又像是一个满脑壳都插上花的郊区农妇。

　　所谓踏踏实实做人，也有疑问。文革中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甚得太祖欢心。跟邻居发生摩擦时也毫不客气，杨绛咬伤肖凤，钱钟书则用木板打伤林非。

　　总的说来，钱钟书不过是个帮闲文人、休闲学者，所谓“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神话，甚至笑话。

　　【附录】

　　刘皓明《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钟书》（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457037/）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四)：评论的评论

　　看到一个豆友贴出的几个“高人”的评论，或是对人，或是对书。很酸，不舒服。

　　对于大师以及大师的思想，不看其成长背景，不了解其性格，就妄自揣测其性格，这是研究人员可取的方法吗？

　　同样是卖弄，有孩童似的天真的烂漫，也有成人的自卑式炫耀，成人眼里就只看到成人的世界吗？

　　管椎编是杂书，但并非没有逻辑，也并非只是笔记。有所读，有所不读，有所想，有所不想，一部书，并不能写出所有，也并非只能是看客的逻辑。

　　至于围城，油滑气以及文字的造作，这不是那时上海的气质吗？博尔赫斯是拉美式的，围城是海上花式的，小说家并非只有一个博尔赫斯，喜欢毛姆的，难道就必须俯视博尔赫斯？

　　评论可以刻薄，更可以尖刻，但尖“酸”刻薄就难以让人欣赏了。

　　对于钱先生还是很仰慕的，尤其喜欢《管锥编》。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五)：【伪学术】磕磕碰碰细读《管锥编》（一）

　　《左传正义[1]》部分

　　一 杜预[2]序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製，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汙(wu,阴平），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言《公羊》者亦云：……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製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按五例逕取之成公十四年九月《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3]。非圣人孰能脩之！’”昭公三十一年冬《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春秋繁露[4]·竹林》篇：“《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皆可印证。窃谓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嚮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虽以之品目《春秋》，而《春秋》实不足语於此。使《春秋》果堪当之，则“无传而著”，三《传》可不必作；既作矣，亦真如韩愈《寄盧仝（tong，阳平）[5]》诗所谓“束高阁”，俾其若存若亡可也。较之左氏之记载，《春秋》洵为“断烂朝（chao，阳平）报”[6]（孙觉《春秋经解》[7]周麟之[8]跋引王安石语，陆佃[9]《陶山集》卷一二《答崔子方秀才书》记安石语较详）；征之公、谷之阐解，《春秋》复似迂曲讔谶。乌覩所谓“显”、“志”、“辩”、“成章”、“尽”、“情见乎辞”哉？扬言能覩之於《经》者，实皆阴求之於《传》，犹私窥器下物而射覆[10]也。

　　【增订四】《荀子•劝学篇》：“春秋约而不速”；杨倞（liang去声）注：“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即杜预《序》所谓“志而晦”也。原引周麟之语见《海陵集》卷二二《跋先君讲春秋序后》。

　　汪士铎[11]《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论《春秋》曰：“其书亡矣。今所传者，《通鉴》之大目录也，其义具於其书，不可得见矣。”《经》之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苟不见报道，则祇覩标题造语之繁简、选字之难易，充量更可覩词气之为“惩”为“劝”，如是而已；至记事之“尽”与“晦”、“微”与“婉”，岂能得之於文外乎？苟曰能之，亦姑妄言之而妄听之耳。《全后汉文》卷一四桓谭[12]《新论•正经》：“左氏《传》於《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刘知几[13]《史通》外篇《申左》引谭语而申说之，以明“《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设使世人习《春秋》而惟取两《传》也，则……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邵博[14]《闻见后录》卷二一载富弼与欧阳脩书：“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餘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澈晓了”。盖“五例”者，实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唐宋人陆淳、孙复之流[15]舍《传》求《经》，岂非过信董仲舒“无传而著”一语欤？掩目捕雀，塞耳盗钟，是亦误用其苦心矣。《汉书•艺文志》：“《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即杜预《序》所驳公羊家说耳。

　　就史书之撰作而言，“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就史学之演进而言，“五例”可征史家不徒纪事传人（erzahlende oder referierende），又复垂戒致用（lehrhafte oder pragmatische），尚未能通观古今因革沿变之理，道一以贯（entwickelnde oder genetische），三阶已陟其二矣。（1）[16]“微”、“晦”、“不汙”，意义邻近，犹“显”、“志”、“成章”、“尽”也。“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汙”、杜注：“曲也，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而不汙曲”；杜序又解为“直书其事”。则齐此语於“尽而直”，颇嫌一意重申，骈枝疊架，与前三语不伦。且也，“直”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未有“尽”而不“直”者也。《孟子·公孙丑》章：“汙不至阿其所好”，焦循《正义》[17]：“‘汙’本作‘洿’，盖用为‘ ’字之假借， 者大也”；《荀子·大畧》篇称《小雅》“不以於汙上”，亦即此“汙”字。言而求“尽”，每有过甚之弊，《庄子·人间世》所谓“溢言”。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汙”（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耳。古人论《春秋》者，多美其辞约义隐，通识如刘知几，亦不免随聱附和。《史通敍事》篇云：“《春秋》变体，其言贵於省文。”省文之贵，用心是否欲寡辞远祸，“辟当时之害”，成章是否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姑不具论。然有薄物细故[18]，为高睨大谈者[19]所勿屑着眼掛吻，可得而言也。春秋著作，其事烦剧，下较汉晋，殆力倍而功半焉。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尔。孙鑛[20]（kuang，去聲）《月峯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不朽，岂轻以災（動詞）竹木？”章学诚[21]《乙卯劄（zha，阴平）记》曰：“古人作书，漆文竹简，或著谦帛，或以刀削，繁重不胜。是以文词简严，取足过意而止，非第不屑为冗长，且亦无暇为冗长也。后世纸笔作书，其便易十倍於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芜蔓，又遂随其人之所欲为。作书繁衍，未必尽由纸笔之易，而纸笔之故，居其强半。”阮元[22]《揅经室三集》卷三《文言说》亦曰：“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虽皆不为《春秋》而发，而《春秋》固不能外此。然则五例所赞“微”、“晦”，韩愈《进学解》所称“谨严”，无乃因伛以为恭，遂亦因难以见巧耶？古人不得不然，后人不识其所以然，乃视为当然，又从而为之词。於是《春秋》书法遂成史家模楷，而言史笔几与言诗笔莫辨。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尝引“微而显”四语与《史记》称《国风》二语而申之曰：“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23]因举唐宋人诗词为例（参观卷八三《颐蓭（an,阴平）诗稿序》），是其验矣。《史通•敍事》一篇实即五例中“微”、“晦”二例之发挥。有曰：“敍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於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一言而巨细咸该，词组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时义大矣哉！”《史通》所谓“晦”，正《文心雕龙·隐秀》[24]篇所谓“隐”，“餘味曲包”，“情在词外”；施用不同，波澜莫二。刘氏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於史乎？惜其跬步即止，未能致远入深。刘氏举《左传》宋万裹犀革、楚军如挟纩（kuang，去声）二则[25]，为敍事用晦之例。顾此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於文学中策勳树绩，尚有大於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矣。

　　吾国史籍工於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祇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燕居，闲居；退食，减膳），有珥（er，上声）笔[26]者鬼瞰狐听[27]於傍也。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kai，去声，重声咳嗽）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28]，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29]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cu，阳平；ni，阳平）[30]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3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譟[32]，谁闻之欤？”；李元度[33]《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34]《文明小史》第二五回王济川亦以此问塾师，且曰：“把他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文心雕龙·史传》篇仅知“追述远代”而欲“伟其事”、“详其跡”之“讹”，不知言语之无征难稽，更逾於事跡也。《史通·言语》篇仅知“今语依仿旧词”之失实，不知旧词之或亦出於虚托也。《孔丛子•答问》[35]篇记陈涉读《国语》骊姬夜泣事，顾博士曰：“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況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博士对曰：“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故凡若晋侯骊姬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可掩焉。”学究曲儒以此塞夥（huo，上声，多）涉之问耳，不谓刘知几阴拾唾餘，《史通•史官建置》篇言古置内朝女史，“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不得掩焉”（浦起龙《通释》[36]未注）。有是哉？尽信书之迂也！《左传》成公二年晋使巩（gong，上声）朔献捷於周[37]，私贿而请曰：“非礼也，勿籍！”，“籍”、史官载笔也。则左、右史可以徇私曲笔（参观《困学纪闻》[38]卷一《中说·问易》条翁元圻（qi，阳平）注），而“内史”彤管乃保其“不掩”无讳耶？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陈涉所谓“好事者为之词”耳。方中通[39]《陪集》卷二《博论》下：“《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即如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40]，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悉不遗也？”解事不减陈涉。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聲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ting，上声，qi，阳平；界域，界限）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敍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2][41]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跡、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42]，未遽过也。古罗马脩词学大师昆体灵[43]（Quintilian）称李威（Livy）[44]史纪中记言之妙，无不适如其人、适合其事（ita quae dicuntur omnia cum rebus tum personis accomodata sunt）；黑格尔称苏锡狄德士[45]史纪中记言即出作者增饰，亦复切当言者为人（Waren nun solche Reden，wie z. B. die des Perikles...auch von Thukydides ausgearbeitet，so sind sie dem Perikles doch nicht fremd）。邻壁之光，堪借照焉。

　　【增订四】黑格尔称脩昔底德语即本诸脩昔底德自道（Thu- cydides，I. xxii. 13，Loeb，Vol. I，p. 39），详见《谈艺录》（补订本）第五则“此节当时有为而发”条补订。十六世纪锡德尼[46]《原诗》早言：史家载笔，每假诗人伎俩为之；希罗多德[47]及其祖构者敍述战鬬，亦效诗人描摹情思之法，委曲详尽，实则无可考信，所记大君名将辈丁宁谕众之言，亦臆造而不啻若自其口出尔（Even historiographers...have been glad to borrow both fashion and perchance weight of Poets. ... Herodotus... and all the rest that followed him either stole or usurped of poetry their passionate describing of passions the many particularities of battles，which no man could affirm，or...long orations put in the mouths of great kings and captains，which it is certain they never pronounced.－Philip Sidney，An Apology for Poetry，in E. D. Jones，ed.，English Critical Essays，“World’s Classics”，pp. 3－4）。十九世纪古里埃论普罗塔克[48]所撰名人传记云：“渠侬只求文字之工，於信实初不措意。为琢句圆整，或且不惜颠倒战事之胜负”（il [Plutarque] se moque des faits. ...n’ayant souci que de paraître habile écrivain. Il ferait gagner à Pompée la bataille de Pharsale，si cela pouvait arrondir tant soit peu sa phrase. －P. -L. Courier，in Sainte-Beuve，Causeries du lundi，Vol. VI，p. 333）。又大类章学诚《古文十弊》所讥“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事”矣。

　　原注：

　　[1] Cf. 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6. Aufl.，17.

　　[2] Cf. W. Dilthey，Entwürfe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I. i. 1，Gesammelte Werke，hrsg. G. Misch et al，VII，191（das Verstehen als ein Wiederfinden des Ich im Du）；M. Scheler，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3. Aufl.，4（die Gabe des Nacherlebens）；R. G.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40（imaginative construction）.

　　个人注解：

　　[1]《十三经注疏》之一，晋·杜预 注，唐·孔颖达 正义。

　　[2]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历官三国魏尚书郎、河南尹、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当阳县侯，官至司隶校尉。功成之后，耽思经籍，博学多通，多有建树，被誉为“杜武库”。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春秋释例》等。

　　[3]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

　　[4]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前179一前104）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

　　[5]卢仝（约795－835），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以一篇《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而出名，因与陆羽齐名，世称“卢陆”。韩孟诗派重要人物之一。《寄卢仝》一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句。

　　[6]断烂：形容陈腐杂乱；朝报：古代传抄皇帝诏令和官员奏章之类的文件。指陈旧、残缺，没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记载。 典出《宋史·王安石传》：“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春秋》经秦火之后，已残缺不全。解经者每遇疑难之处，便称此处疑有阙文。王安石据此便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即破烂的官方文告。后人沿袭此说，“断烂朝报”便成为《春秋》的别号。

　　[7]《春秋经解》十三卷，宋孙觉撰。觉字莘老，高邮人。擢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迹具《宋史》本传。觉早从胡瑗游，传其《春秋》之学，大旨以抑霸尊王为主。《自序》称《左氏》多说事迹，《公》、《谷》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较其当否，而《谷梁》最为精深，且以《谷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

　　[8]字茂振，海陵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前后在世。绍兴十五年（公元一一四五年）进士。中宏词科。任起居舍人。历擢兵部侍郎，直学士院，给事中，知制诰，翰林学士。二十九年，充金国误用谢使，言词详雅。金主爱之，享以牛首。麟之密糟其首以归献，时有“牛头公”之嘲。官至同知枢密院事。麟之著有海陵集二十三卷，《宋史艺文志》传于世。

　　[9]陆佃(1042—1102)，字农师，号陶山，越州山阴人，陆游祖父。生于宋仁宗庆历二年，卒于徽宗崇宁元年，年六十一岁。宋熙宁三年(1070)进士，授蔡州推官、国子监直讲。著有陶山集十四卷，及埤雅、礼象、春秋后传、歇冠子注等，共二百四十二卷，《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10]所谓“射覆”，就是在瓯、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

　　[11]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汪梅村先生集》、《悔翁笔记》、《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等。《汪悔翁乙丙日记》，是历来议论中国人口问题最多的一部著作。

　　[12]桓谭（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

　　[13]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14]邵博，[约公元一一二二年前后在世]字公济，洛阳人，邵伯温之次子。著有闻见後录三十卷。《四库总目》是书为续其父之闻见录，故称后录。

　　[15] 陆淳（？－806）唐经学家。字伯冲，后改名质。吴郡（郡治今江苏吴县）人。曾师事啖助、赵匡，传《春秋》学。以为《左传》长于叙事，但宣扬《春秋》 “大义”，则不如《公羊传》和《榖梁传》。综合啖助、赵匡之说，撰《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开宋儒怀疑经传的风气。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北宋理学的先导人物之一。

　　[16]德文引自德国史家伯伦汉（Bernheim）的论述。伯氏系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究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为主，一生著述颇富，如《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1880)、《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05)等。《史学方法论》阐述了历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料的分类和搜集、史料的考证、史料的综合与编写等，是西方实证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

　　[17]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江苏扬州黄珏人），生于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得年五十八岁。少年曾就读於扬州安定书院。编著《孟子正义》三十卷。

　　[18]薄，微小；物，事物；故，事故。指微小的事情。 典出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上》：“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

　　[19]睨，视。眼睛看着上面，在发议论。形容举动言论气概不凡。典出《后汉书·张衡传》：“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 这里似作贬义用。钱先生认为一些为高谈阔论者所不屑、所忽略的细节其实是值得注意的。

　　[20]孙鑛（1543－1613）字文融，号月峰、湖上散人，明朝大臣、学者，浙江余姚人。隆庆举人，万历二年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四名进士。一生著作宏富，多达四十余种七百余卷。有文学历史评论著作多部。

　　[21]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

　　[22]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

　　[23]楊萬里《诚斋诗话》有“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句。后舉晏叔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与刘长卿“月来深殿早，春到後宫迟”两句为例申说。

　　[24]《隐秀》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篇，论述“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如何创造“隐秀”问题。本篇所论，接触到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隐秀所谓“隐”，和后来讲的“含蓄”义近，但不完全等同。刘勰所说的“隐”，要有“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这和“意在言外”相似。但“隐”不是仅仅要求有言外之意，更重要的还在“隐以复意为工”，就是要求所写事物具有丰富的含意，这和古代“辞约旨丰”、“言近意远”之类要求有密切联系。因此，“隐”就不是含蓄不露所能概括的了。此外，刘勰主张的“隐”，不只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对形式方面的要求：“伏采潜发”、“深文隐蔚”。必须“深文”和“隐蔚”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至光照文苑的艺术效果。

　　[25]犀革，犀牛皮。《左传·庄公十二年》：“ 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挾纊，披着绵衣。亦以喻受人抚慰而感到温暖。《左传·宣公十二年》：“ 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 杜预注：“纊，绵也。言説（悦）以忘寒。”

　　[26]古代史官、谏官上朝，常插笔冠侧，以便记录，谓之“珥笔”。《文选·曹植＜求通亲亲表＞》：“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輦轂。” 李善 注：“珥笔，戴笔也。”

　　[27]鬼瞰其室，指鬼神窥望显达富贵人家，将祸害其满盈之志。典出《文选·扬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善注引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刘良注：“是知高明富贵之家，鬼神窥望其室，将害其满盈之志矣。” 狐听之声，指冰下水流之声。典出《水经注·河水一》引《述征记》：“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狐之为兽，又多猜疑，故听河冰无流水声，然後敢渡。” 这里钱先生借来一用。

　　[28]属垣有耳，有人耳朵贴着墙偷听，典出《诗经·小雅·小宛》：“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 如犀烛隐，像点燃的犀角（古人认为犀牛乃通灵之物，犀之神力，全注于角，其通灵之性，亦全聚于角，是以燃之而幽无弗烛也。）那样照亮幽暗隐蔽的地方，比喻能明察事理。

　　[29]介之推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忠臣，随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备受艰辛，有割股啖君之功，但重耳返国主政后，介之推拒不以功邀赏，而偕其母隐于介休绵山。晋文公求贤不得，知他是孝子，于是三面放火焚山，逼其出山，介之推母子守志被焚。

　　[30]亦作“ 鉏霓 ”。春秋时晋国力士。《左传·宣公二年》：“ 宣子骤諫，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31]厌心，心服。刘义庆 《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息喙，停止议论。冯梦龙《智囊补·上智·燕昭王》：“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

　　[32]《左传》哀公十七年传：“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

　　[33]李元度，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

　　[34]李伯元，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常州人，代表作品《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

　　[35]《孔丛子》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

　　[36]浦起龙(公元1679一1762年)，字二田，号孩禅，自署东山外史，晚号三山伧父，时称山伧先生，著有《读杜心解》。他熟悉历史文献掌故，服膺刘知几评史的卓然有识，立志研究和注释《史通》。乾隆十年，着手校勘、研究唐刘知几的《史通》，并写作《史通通释》。

　　[37]周定王十八年（前五八九），鞍之战，晋获胜以后，晋景公派大夫巩朔到成周进献俘虏。周定王不接见他，派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奉天子命令，迷恋酒色，败坏天子制度，天子命令讨伐他，这才有献俘的礼仪。如果是兄弟甥舅之国侵犯败坏天子制度，天子命令讨伐他，不过报告战争胜利罢了，并不进献俘虏。现在作为叔父的晋君不派遣曾受天子任命的卿，而仅仅派大夫巩伯前来。我虽然喜欢巩伯，但岂敢废弃典章制度以羞辱叔父？周定王还询问齐国如何激怒了晋国而遭受讨伐，巩朔回答不上来。于是，周定王把接待巩朔之事委托给三公来办，让他们用侯伯战胜敌人后，派大夫告庆的礼节接待，比接待卿的礼节低一等。周定王和巩朔饮宴，私下送给他财礼，并且让相礼者告诉巩朔说这是不合乎礼制的，不要记载在史册上。

　　[38]《困学纪闻》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所撰札记考证性质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到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其中以论述经学为重点。清翁元圻作注。

　　[39]方中通(1634～1698)，字位伯，号陪翁。安徽桐城人（今桐城城关风仪里），明翰林方以智次子。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著作家。

　　[40]指苏秦、张仪，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

　　[41]该条注释所引为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历史理性批判的手稿》；舍勒（Max Scheler）《同情的本质与形式》；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历史的观念》。狄尔泰生于1833年，卒于1911年，在大学工作长达40 多年，终身从事哲学、史学、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勤于探索，著作等身。其主要著作有《道德意识试析》、《史莱尔马赫传》、《关于人类、社会和国家的科学历史之研究》、《精神科学导论》、《一般教育学的可能性》、《关于描述和分析心理学的思想》、《解释学的产生》、《青年黑格尔史》、《精神科学基础研究》、《体验与诗》、《哲学的本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历史理性批判的手稿》、《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构成》等。舍勒（1874-1928）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督教思想家，也是是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舍勒的思想博杂多方，研究遍及伦理学、宗教哲学、现象学、社会学、政治思想、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重要著作有：《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1913/16)、《论价值的倾覆》(1919)、《同情的本质与形式》(1923,二版)、《论人之中的永恒》(192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等。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哲学家。在哲学上属于唯心论者。他的史学理论集中体现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他认为所谓史实是历史学家先验的历史想象的产物，历史的基础不是史实，而是解释历史的思想和先验的历史想象。他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理论，强调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客观历史真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42]原始的无辐车轮，比喻事物草创。唐白居易《白苹洲五亭记》：“盖是境也，实柳守滥觴之，颜公椎轮之，杨君繢素之，三贤始终，能事毕矣。”

　　[43]昆体良（MarcusFabiusQuintilianus，约35—约95年）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律师、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 ，也是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系统地总结了罗马的教学成就和自己从教20余年的教学经验，特别是教学法方面的经验，完成了其巨著《雄辩术原理》。这本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

　　[44]即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在世，罗马帝国前期著名历史学家。竭尽毕生精力写作了《自罗马建城以来史》，叙述了自罗马建成到屋大维时代末期的历史，全书共142卷，现存35卷和少数残篇。在作品中他追述罗马历史发展的艰辛和伟大，进行道德说教，激发爱国热情。

　　[45]即古希腊历史学家脩昔底德，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46]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年11月30日-1586年10月17日)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佳的散文作家，又是仅次于埃德蒙·斯宾塞的诗人。　

　　[47]公元前5世纪（约前484年─前425年）的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48]约公元46年-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六)：找到与找不到

　　我想看的时候正读高一，我看的时候正读高二，我再想看的时候从还回去的那一天开始...

　　那是一个怎样的暑假，我翻遍所有图书馆、夜市、地摊都无消息。我只知道这是大部头。后来打听到小姨父在我们城市里大学图书馆做馆长，才兴冲冲而去。

　　我竟然没有找到！大学图书馆的暑假是闷热且安静的，你也可想象找不不到书的焦急。“但图书馆网页上毕竟有啊~~”后来是经他的批条，才得以进入储藏室，翻出那5本早已浸渍灰尘与光阴的《管锥编》。

　　我没敢造次地拿走5本，只挑了1、2两本，说：“其实我也就是看看热闹...”没想到它是繁体字，还有大段大段的德文、英文、法文注释。

　　我默然，我只看了《诗经》《史记》中我看过的章节读罢，安静地还了回去。脑子里还记得我实习的上司--商总那一句：“傻Ｂ！别看别看，脑子昏了．．．”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七)：很好的书，好希望自己能够从头看完一遍

　　看《谈艺录》的时候，感觉非常舒心与轻松的，在枕边也好、在旅途堵塞的途中也好，可以随时捧出，从任何一页开始往下读，甚至曾经因为车子堵塞在天山麓顶的山洞口，就路边一蹲翻开看了。而这套书确是正经端坐，也没能啃下多少，原先以为一天一页，如同愚公移山一般蛮干也会有结果，哎，结果就不谈了，还是意志薄弱啊。

　　所谓书柜，我想就是单指这套书就足够了。这书我以为是钱老的毕生心血，他并不在乎看书人的感受，只是要在世间写下自己读书的寸心得失。

　　也许，这套书写给看的对象是所有天使，在天堂，独自的寂寞高手。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八)：【读品·随笔】阅读：数字的压迫感和焦虑症

　　VIVO：阅读：数字的压迫感和焦虑症

　　中华古籍现存约10万种。《中国基本古籍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典籍1万余种、16万余卷，计全文18亿多字，图像1千多万页。《四库全书》收录历代典籍10254种，计著录3461种，9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全书共2290916页,分装36275册,99700万字（一说470多万页，逾7亿汉字，见www.skqs.com。此处忽略文津文渊区别）。古德堡印刷术风行以来，西洋的图书无边无际，惮于去进行估量。

　　钱钟书《管锥编》征引了中外4000余位作家上万种作品（可能把单独诗篇计算在内。——V按），其中西方学者作家达千人以上，作品近2000种。《容安馆札记》2000余页，中文笔记15000余页，外文笔记178册（一说211本），34000余页，合计50000页左右。如果以每页750字计，其字数总共37500000，假如从1936年起算至1996年，共60年，则每天笔记抄录量37500000/60/365 =1712.32877，也即是说，平均大概要记录2000字。还可以采用另一种估算法，《容安馆札记》3卷2570页，据说全部笔记40卷，则共有2570/3X40=34267页，可计算得每天需记录34267X750/365/60=1173.5274字。在此可以取一个大约的平均数，1500字/天。

　　不能说钱通读过《四库全书》，但V粗略估计，起码读过里面2000种左右，外文书籍笔记更甚，可以估算3000种，其他乱七八糟之无必要摘录之期刊、著作计3000种，则总共需阅读8000种书，每种10万字计，共8亿字符，相当于《四库全书》。以60年时间摊算，每年阅读133种，两三天读一本。如果什么也不干，只去读书，钱钟书当然不至于一年只读133本书，但考虑到各种干扰，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VIVO尚且算得上嗜读，但不能和钱比，根据大略估计，现在读过的书在800-1000之间。2001—2006年，5年之内大约读过400-500种，1998—2001年大概50种，1994—1998年大约200-250种，此前，即大学以前算100种。如今反思，最大的遗憾应该是读了大量垃圾书，又有3年时间心绪颓唐，无心读书，浪费时光，整体效率不高，效果不显。V进行过调查，几个稍微年长的朋友读过的书在1000-2000之间，说明每年100种以上的阅读并没有什么问题。

　　假如一个人的阅读寿命是60年，每年100种，那么一辈子只能读6000种书，考虑到9/10的书只会读一遍，大可去图书馆借，故而个人的藏书量以500-600种为宜，传闻康德的藏书就是500册，V认为极其可信。其实就算有500-600种藏书，每个人经常把玩的书也就在50-100种上下，V还是像以前那样主张把个人的藏书量控制在100以内，其余的看过了都可以送人、扔掉。

　　总量已经清楚，那么，V该怎样规划以后的阅读呢？A、保证每年100种中西典籍的阅读量，读过必做摘录，尽量减少《莲花》、《情人》、《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一代才子钱锺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数理逻辑引论》这种无须做笔记的作品。即使读，也采用快速抽查翻阅的方式，只需要花几个小时即可，可以考虑认真阅读一半典籍，同时翻阅同等数量一般作品。B、平均每天摘录量不低于2000字，一年在60-100万字之间。利用电脑拷贝、OCR之便，假如可以连续积累几十年，其笔记量不会低于钱钟书。

　　V生性驽钝，开悟也晚，两三年前才有意识采取类似的阅读计划，基本集中于阅读重要经典，读的时候拣有价值的进行文本摘录。然而认真执行也只有一两年，时而心猿意马，积累至今，文件夹里只有85个单独文档，可能和摘录标准有些严苛有关，大略平均每本书摘录量是5000字，共计425000字，只能算作半年的量。也许这是因为计划目标不明确，此后需要改进。

　　说说阅读的范围，西洋著述基本走商务汉译学术名著这条路线，当然不见得全部选择，主要的还是要读过，淘汰一些不必要的书，适当增补其他著作，此外加入凡知名于文学史书籍的西洋文学作品。中国典籍暂定集中于唐以前所有文献，增补适量唐宋元明清著作。

　　以V的设想，除文学外，每一种专业如果读50种基本典籍（注意是典籍），基本上已经算得上专业人士，而如果读过100种，大约要算是专家了吧，而专业文献量要是积累到了200种，想不是一流都很难。举个例子，比如攻读政治学，按顺序从《理想国》、《政治学》读到《正义论》、《认真对待权利》，非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不读，以这个标准，恐怕国内的政治学博士生没几个达到50种，当然50种不能把为了写论文或者兴趣而阅读的萧公权、李慎之、王沪宁、甘阳、刘小枫、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邓正来、高全喜等算在里面。读过100种政治学经典的政治教授大概有，比如徐大同，但是，他读过200种吗，500种呢？

　　当然V不会疯狂地读200种政治学典籍和人一比高下，有挑战性但没意思。西洋的学科分工，在人文社科类里主干不外是文史哲、宗教、政治、经济，其他是一些不重要的或者交叉性的门类，比如法律、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假如文、史、哲、教、政、经六个学科基本典籍各读50，只有300种，可以加上其他门类100种，总共算400种。不能说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已经有些朋友在30出头读到了1500-2000本，400才占四分之一，可惜有些人可能读的垃圾书众，质量跟不上，要是尽读了《形而上学》、《国富论》这样的书2000本，不成大师才怪。即使经典名著只读了300-400本，只要按照上面的方法，不偏科，不挑食，也会非常了不起。

　　继续把这个数字放大，文、史、哲、教、政、经基本典籍各读100种，而且尤感兴趣的学科比如文学、哲学把它扩展到200-300种，心理学等小门类也扩大，总数会达到1000种。在这个时候，西学的综合素养将不会比读了4000-5000种西人书的钱钟书逊色，钱会偏科，专注于文学、哲学，数学考15分，而一个人文、史、哲、教、政、经全面提升的综合效应会非常强大。自然，同时必须外语好，最起码英法德三种语言过关。

　　按照以前的计算，读1000种书需要10年，虑及还要同时读中国古籍1000种、一些闲杂书籍，这个时间会延长到20-30年。也就是说，一个人从25岁开始计划性读书，要到50岁才可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谁可以有毅力坚持到底？不从15岁、20岁开始计算，是因为不到25岁的人恐怕没有好胃口同时阅读文、史、哲、教、政、经以及中国古籍。数量并不是什么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要到了25岁已经没有专业偏好，读什么都没有特别的快感，从而读什么都无所谓，没有阅读选择时的个人情感，把自己当作按既定字典式顺序处理大经大典的阅读机器。

　　实际上开始可以不要如此远大的目标，设定西洋文、史、哲、教、政、经基本典籍各读30种，添加其他，积累200种，同时读200本中国古籍（此处不用种，《资治通鉴》算一种的话，200种非常可怕，可以把《资治通鉴》与《漱玉词》平均），总计400种。其实只要有这样的根底，基本上可以出山在中国的学术江湖（浆糊？）里横冲直撞，一般也没有人可以抵挡。

　　V一直糊涂，在28岁的时候才有准备，主读经典，一年100种，每读经典必摘录，平均每天摘2000字，一本书6000-8000字（早前选择严苛，有些书不做笔记，做也只有5000字左右，现在适当放宽），到现在，稍微觉得有了些底气，而要达成400种的小成目标，尚需要3-4年，再积累300种，如果顺利的话，到了那个时候，也许可以正儿八经写点文字吧。当下，面对文山书海的庞大数字，只有无际的压迫感和焦虑症。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九)：高处不胜寒

　　对钱钟书的《管锥编》与《谈艺录》仰慕已久，可惜身处偏僻小城难以一睹，这个愿望在差不多三年多四年后终于得到实现。偶然间在一家书店看到了《管锥编》，正是这个版本。

　　心情激动之余，翻阅《管锥编》，确实让自己实在郁闷，内容高深难懂，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而涉及音韵、训诂、经义、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没有很好的基础根本无法看懂这本书，在仰慕先生才华的同时，惭愧自己学识的浅薄，虽然很想拥有这套《管锥编》，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放弃，后来读大学那会在广州，更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下手，可惜都没有。

　　学术书籍的高深莫测是阻拦住很多人走向学术的一个重要缘故，也许这只不过是我为自己找借口开脱罢了。

　　至今，我仍然没有买下《管锥编》，而是拥有了一本《谈艺录》，那本书对于我而言更容易阅读与理解。我期待自己在某一天能够去阅读《管锥编》，去读懂《管锥编》，即便这只是一个奢望。人总是要给自己一点理想，一点目标，去追求，去奋斗。

　　一再告诫自己：谁都没有放弃你，而是你自己放弃了自己。

　　《管锥编（全五册）》读后感(十)：学海无涯苦作舟

　　第一次读《管锥编》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事情了。那时侯刚刚看完《人兽鬼》和《谈艺录》，对钱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便从图书馆借来了三联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横排版的《管锥编》。

　　我不认为钱氏的书多么的难懂。关键是要耐着性子，多读几遍，其中的韵味自然就出来了。钱氏的文字简洁而严谨，属于那种三国式的却学术化的，把中文的精致是彻底显示出来了。所以，真正阅读过的人一定受益匪浅。

　　总的感觉，可以把钱氏的书和董桥的散文交换着阅读。

　　我建议初接触这部书的人先阅读钱氏的其他作品，最简单的就是读《围城》和《谈艺录》了。也可以找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五经校释本和诸子百家的作品。哪怕是囫囵吞枣也有益于领会钱氏的《管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