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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10篇

2022-04-05 03:32: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10篇

  《中国改革三部曲》是一本由吴敬琏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68.00,页数:1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一):吴敬琏和厉以宁争论的到底是什么?

  吴敬琏先生4月中旬在交大高金的一次演讲中反复强调,必须要研究基本问题,因为现象是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中国改革之所以曲折反复,就是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解决。同一天亮相的吴老新书——《中国改革三部曲》,无疑是对改革基本问题的最好诠释。

  《中国改革三部曲》不仅系统呈现了吴老的基本思路和理论逻辑,也毫不回避改革过程中理论、路线和方法的各种争论。争论各方都有各自的出发点,经常各有各的道理。其中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的争论最引人注目。

  细读《中国改革三部曲》,可以发现,吴厉二人最早的公开学术分歧应该是在1984~1986年的经济过热时期,主要的争论点是如何看待当时的通胀。厉以宁以他的“非均衡理论”论证了扩张性政策的合理性,认为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主张迅速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在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期间,吴敬琏和厉以宁两位也有过一场类似争论。

  1986年,针对改革策略,吴厉二人也有争论。厉以宁提出,“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是: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使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他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整体协调改革派”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也许就是从这次争论开始,“吴市场”与“厉股份”的名号不胫而走。

  对于大众来说,吴厉之间最著名的争论大概是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一文,引发基金公司强烈反应。其后,吴敬琏两次接受央视采访,明确反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并主张规范市场,引发热议。股票市场随后出现大幅波动。2011年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发出“九问吴敬琏”一文,辩论开始升级。11日,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韩志国和吴晓求五人联袂与记者举行恳谈会,围绕“全民‘炒’股好不好”、“中国股市是否投机太甚”、“股市市盈率是否过高”、“如何看待庄家”、“初期股市应不应该加以规范”,以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等问题对吴敬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3月,吴敬琏以出版《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作答。他在书中收录了自己历年关于股票市场的文章,表明他的观点从来不曾改变。在该书前言中,他更对诘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回答。

  吴厉之间最近一次的重要争论,事关重化工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各地纷纷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了不少文章,论证重工业投资热潮的合规律性。2004年,吴敬琏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规模投资兴建重化工业热潮提出质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厉以宁随后在北大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厉以宁认为:“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吴敬琏则从发展经济学理论出发,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得出了重化工阶段并非不可逾越、中国必须从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模式的结论。他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也收在《中国改革三部曲》中。

  上文列举的争论,都是改革过程中碰到的非常重要而且根本的问题,引起经济学家的热烈争论是自然而然的事。通过这些争论,也可窥见改革推进的不容易。

  为了更好地向政策制定者和大众讲清楚自己的思想,吴厉两位一直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并且笔耕不辍,把他们的思考形诸文字。时至今日,吴厉二人都坚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检验,而且双方理论都有众多的拥趸。对于这些争论,我们大可不必夸张和娱乐化。他们都是努力推动改革进程的人,只是对于改革的方向和优先次序等问题存在学术观点的差异。张维迎曾经说过:“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在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诚哉斯言!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二):想了解吴敬琏,必读此书

  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吴敬琏是一个无法绕过的经济学家,他的手印和脚印都清晰可辨。这本《中国改革三部曲》是吴敬琏理论体系的首次完整呈现,他理出了中国改革的两条主线——体制变革和增长转型。《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着眼于体制,用对话方式,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市场经济有种种不足但仍优于计划经济的原因,这并不会因为大数据之类的发展而改变;《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着眼于转型,用晓畅的语言(很少公式和让人望而生畏的术语),说明为什么增长模式要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效率提高型,这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则全景式回顾了改革60年的历程,而不局限于近40年的改革开放,以此说明中国并非没有经过对其他道路的探索,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除了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中国别无出路。《中国改革三部曲》把这三本书放在了一起,让人对吴老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的洞察力与远见卓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正如吴老在最近一次的演讲中所说,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在于基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强烈建议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前景的人都来读读这本书,凝聚改革共识,从读书开始!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三):马云VS吴敬琏:有大数据就能搞计划经济吗?

  2016年,马云公开发言表示,未来三十年,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进入了数据时代,对数据有明确的掌握。这好比有了X光和CT机,医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

  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明确表示“马云的判断不对”,他在今年两次发声,表示“有大数据也不能搞计划经济”。

  2017年5月,马云再次公开表示,他说的计划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不是一回事儿。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为什么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为什么即使有了大数据,我们还是不能搞计划经济?吴敬琏教授在其《中国改革三部曲》一书中结合各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对这一问题有过全面的梳理。

  马云的观点: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2016年11月19日在“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上的演讲)

  昨天在一场交流里,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的医生在没有发现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和那个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数据明确的掌握,就像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

  吴敬琏:马云的判断不对

  (2017年1月8日接受财新网节目采访)

  从经济学家来说,我觉得可能他(马云)这个判断不对。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学派里面,有一种学派叫做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这个学派是说计划经济可以有效,计划经济让计划机构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不要下达指标了,就是把这个价格弄对,价格弄对的情况下要求每个企业以盈利为目标,它的结果就会跟市场引领一样有效。(这是经济学家兰格的观点)

  有个意大利人,叫巴罗尼,建立了一个资源配置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计算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来进行交换,它的效果跟市场一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具有同等的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是支持这么一种观点,巴罗尼是他的一个学生。

  但是在30年代的争论里边,兰格是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可以同样有效率,但是他做一点改进,不是直接用计算的方法去算出这个价格来,然后根据这个价格编计划,而是让计划机关去模拟市场,模拟市场的意思就是说,他根据供求,供不应求就提价,供过于求就降价。

  “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曾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到了1964年的时候,兰格有一篇文章叫《计算机与市场》,他说我当年在30年代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没有计算机,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之下,你要算出价格来,这个模型很大,未知数有几千个、上万个,不知道要算多少年,算出来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如果当时有计算机,我不会写那篇文章,因为我把数据放进去,几秒钟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做“计算机社会主义”,就是“计算机的计划经济”。

  “计算机的社会经济”,有些国家做了。苏联在柯西金改革失败以后就不提改革了,它叫做计划的科学化,建立了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建立的网络,各种数据直接就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而且这个大概是70年代,这个网络建成了,但没有作用。苏联人后来干脆就躺倒不干了。

  有人说苏联太大,有小的国家也搞了计算机网络,比如罗马尼亚,也没成功。当然,现在的计算能力比那个时候强多了,大数据能力强多了。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小范围内用计划来管理经济,也看不出来有成功的。

  吴敬琏:有大数据也不能搞计划经济

  (2017年4月16日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

  长时间以来,我们并没有讨论清楚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基本问题。大家太注意现象层面的就事论事了。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学者第一次论证了计划经济可以跟市场经济一样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有一个前提,信息必须是充分的。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后来又有学者证明了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经济活动中,信息是分散产生的,怎么可能把这些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的制定经济计划的机关,然后得出结果呢?

  我过去工作是跟国家计委在一块的,有一年我参加计划制定工作,发现了这样一件事。

  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是要把下面上报的信息集中起来,但下面上报的时候,所有的产出信息都会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都会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计划委员会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要在下面上报的相关数据上砍一刀。那基层也知道计划委员会要在数据上砍一刀,所以它就会比本来多报的数据还要多一点。这就叫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你说这个事怎么解决呢?

  有人说用现在的大数据和计算机来收集这个信息,建立全国网络,这个罗马尼亚做过,苏联也做过,七十年代网络就建成了,都没有成功。所以说有了大数据就能搞计划经济,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笑的。

  马云再次回应:大数据让计划成为可能

  (2017年5月26日马云在贵阳数博会上演讲)

  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

  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计划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不管是AI也好,MI也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四):吴敬琏和厉以宁争论的到底是什么?

  吴敬琏先生4月中旬在交大高金的一次演讲中反复强调,必须要研究基本问题,因为现象是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中国改革之所以曲折反复,就是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解决。同一天亮相的吴老新书——《中国改革三部曲》,无疑是对改革基本问题的最好诠释。

  《中国改革三部曲》不仅系统呈现了吴老的基本思路和理论逻辑,也毫不回避改革过程中理论、路线和方法的各种争论。争论各方都有各自的出发点,经常各有各的道理。其中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的争论最引人注目。

  细读《中国改革三部曲》,可以发现,吴厉二人最早的公开学术分歧应该是在1984~1986年的经济过热时期,主要的争论点是如何看待当时的通胀。厉以宁以他的“非均衡理论”论证了扩张性政策的合理性,认为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主张迅速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在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期间,吴敬琏和厉以宁两位也有过一场类似争论。

  1986年,针对改革策略,吴厉二人也有争论。厉以宁提出,“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是: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使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他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整体协调改革派”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也许就是从这次争论开始,“吴市场”与“厉股份”的名号不胫而走。

  对于大众来说,吴厉之间最著名的争论大概是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一文,引发基金公司强烈反应。其后,吴敬琏两次接受央视采访,明确反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并主张规范市场,引发热议。股票市场随后出现大幅波动。2011年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发出“九问吴敬琏”一文,辩论开始升级。11日,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韩志国和吴晓求五人联袂与记者举行恳谈会,围绕“全民‘炒’股好不好”、“中国股市是否投机太甚”、“股市市盈率是否过高”、“如何看待庄家”、“初期股市应不应该加以规范”,以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等问题对吴敬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3月,吴敬琏以出版《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作答。他在书中收录了自己历年关于股票市场的文章,表明他的观点从来不曾改变。在该书前言中,他更对诘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回答。

  吴厉之间最近一次的重要争论,事关重化工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各地纷纷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了不少文章,论证重工业投资热潮的合规律性。2004年,吴敬琏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规模投资兴建重化工业热潮提出质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厉以宁随后在北大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厉以宁认为:“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吴敬琏则从发展经济学理论出发,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得出了重化工阶段并非不可逾越、中国必须从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模式的结论。他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也收在《中国改革三部曲》中。

  上文列举的争论,都是改革过程中碰到的非常重要而且根本的问题,引起经济学家的热烈争论是自然而然的事。通过这些争论,也可窥见改革推进的不容易。

  为了更好地向政策制定者和大众讲清楚自己的思想,吴厉两位一直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并且笔耕不辍,把他们的思考形诸文字。时至今日,吴厉二人都坚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检验,而且双方理论都有众多的拥趸。对于这些争论,我们大可不必夸张和娱乐化。他们都是努力推动改革进程的人,只是对于改革的方向和优先次序等问题存在学术观点的差异。张维迎曾经说过:“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在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诚哉斯言!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五):吴敬琏:厘清基本问题,真正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三部曲》总序

  吴敬琏

  当前,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的同时,不少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迷惘。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由三个基本驱动力量,即劳动、资本和效率推动。从21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原先所依靠的驱动力量开始消退;粗放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却愈演愈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下降,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性变化。

  国内和国际环境常常有不确定性,具体矛盾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对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基本问题作出分析和说明。这也是我将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关于改革的三部专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集结为《中国改革三部曲》重新出版的原因。

  这三部专著,系统地反映了我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思考。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善生产关系,并在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上,对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调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体制变革与增长转型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它们也分别是《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讨论的主题。

  三部专著,主线一以贯之,所论的问题承前启后,并伴随着改革的进程层次递进,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获得过一些奖励。《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成为国外了解中国经济的参考书。究其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需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经济,一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分析总能因为与当前问题的关照引起读者的共鸣。

  这三部专著初版的时间跨度为14年,讨论的内容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起,到当下改革的走向,跨度六十多年。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将它们按照成书时间顺序结集为《中国改革三部曲》。

  一、 简要说一下这三本书

  第一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我与刘吉瑞君的对话,成书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夕,它全面讨论了如何建立竞争性市场体制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面对的经济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来纠正资源的误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一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能够建立起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说到底,“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靠这两种最重要的机制才能实现。比如,要压缩钢铁业的过剩产能,老办法是由行政机关规定计划指标,再层层分解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个企业。压缩任务通常只能按企业的大小、设备的新旧等“硬指标”“一刀切”,可是,根据这样的标准,被切掉的往往并不是效率最差的设备和企业。某些主管部门还有可能为保护自己的产业纵容企业保持和增加落后产能。再如,“补短板”,是加快效率较高、供不应求的产业的发展。如果用行政手段,主要是靠政治动员和运用政府的财政、信贷、补贴等政策,扶植一些政府认定应该发展的产业和应当做强做大的企业,而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奖优罚劣,两者效果是迥异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如此。一种方法是由政府框定哪些产业和企业应该上,哪些产业和企业应该下,然后实施选择性的、或称纵向的产业政策,运用多种手段、甚至直接下达指标来进行调整。另一种办法是通过市场,借助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使资源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出,转到效率高的地方去。两相比较,前一种看起来简单易行、直接有效,但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只是按照长官意志、用行政手段“调结构”,就会出现诸多不良后果。历史经验表明,弱化行政手段,通过市场的不断试错把资源引导到最合适的地方去,从中长期看是最有效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当有利于强化竞争,而不是削弱和压制竞争。当然,这个过程会有波动,有曲折。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要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当前的中国,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及其法治基础建立和完善起来。这也是重印《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意义所在。

  第二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首版于1999年1月问世,此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发展了的认知,分别于2003年、2008年进行了两次大幅修订,并于2004年和2010年出版。由于最初是课程讲义,在2010年出版时更名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并增加了一些教学的辅助性内容,此次收入《中国改革三部曲》恢复了其学术专著的原貌。

  这本书,从当代人类社会演化变迁的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出发,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进行了描述,特别是对其间某些改革尝试进行了讨论。这两个基础性问题是: (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怎样一步步地具体化为国家主义主导的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2)为什么在这个被许诺为理想王国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约而同要求对它进行改革?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之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就不能深刻理解改革的困难所在和改革策略的选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改革是涉及亿万人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它所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而精巧的巨型系统,对专业水平和操作艺术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很容易由于这两方面的不足而产生困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以比较制度分析为框架,较详细地分析了总体改革战略与农业、企业、价格、金融、财政、国际经济以及有关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变化,是相对完整的改革叙事,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各领域制度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并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特殊性。应该说,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本质的变化是制度的变化,是经济运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正是这个制度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改革和国家体制演变的历史。因此,该书被一些大学用作讲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教科书,并被引介到国外,出版了英文、日文、韩文、繁体中文等多种版本。作为学术专著,这本书的脚注比较充分,可以为前述《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提供必要的补充。尽管近年来改革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基本问题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成书于2005年11月,后来陆续增补修订,到2013年9月,又出了第4版。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出现了反复,经济结构出现恶化的趋势,引发了2005年到2006年制定“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期间的一场“要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讨论。这本书就是我参加这次大讨论的成果。

  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21世纪初才提出来的新要求。这一要求实际上已经提出几十年了,它涉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靠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到靠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型。只不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期中用不同语言反复地提出。

  早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大方针”包括多项优化产业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它们的贯彻,“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95年制定的“九五”(1996—2000年)计划又正式提出了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从主要靠资本等资源投入驱动转变到主要靠效率提高驱动。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5年,在反思本世纪初“经济重型化”和海量投资的教训的基础上,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2006—2010)规划重提“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从过度依赖资源投入的增长到以效率提高获取经济增长的转变。后来2007年十七大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1年“十二五”(2011—2015)规划讲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针对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但由于成效不大,而矛盾变得愈来愈突出,2014年和2015年相继提出“引领新常态”和“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制定“十一五”规划前大讨论的产物。我在书里介绍了当时讨论的情况,并深入探讨为什么增长模式要转型、转型不能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具体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就是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或者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说: 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抑制甚至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这也是这场讨论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二、 说说“结构性改革”

  结集再版这三本书,常常让我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在从供给侧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导致效率下降。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这两种“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经济结构的优劣,最终取决于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只有体制机制结构的优化,才能纠正资源配置结构的扭曲,提高供给质量。“结构性改革”讲的正是这后一种结构的改革。这两种“结构”不可混淆。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去取代体制结构的改革。历史经验表明,这样做会造成最终经济结构也不能得到优化的消极后果。

  人们常常以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提法,其实,这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国家文献里常见的说法,即structural reform。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还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时,这种改革就被称为“结构性改革”。我们习惯于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叫作“体制改革”。当这个短语被译成英语的时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 reform,即“结构性改革”来表达。因此,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来指称局部体制架构改革的概念。2004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心主任的拉詹(Raghuram Rajan)教授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对结构性改革做了言简意赅的界定《结构性改革为什么那么难》(Why Are Structural Reforms So Difficult?),中译文载《比较》辑刊2016年第2辑,总第83辑。。他指出: “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总需求过剩或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支配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问题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往往大于助力,因为“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带来的益处是长时期的,但是从短期来说,有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损,所以很难被人们所接受。”这跟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

  因此,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对体制机制架构进行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奖优罚劣、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来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我国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这些改革取得的一个明显成效,就是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服务业发展的加快。服务业在2013年已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较之第二产业更强,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不过这种良性效果,只是结构性改革的牛刀小试。

  从2016年1月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历次会议都着重讨论了如何切实推进改革的问题。6月27日的第25次会议特别指出: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改革空转、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呢?我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首要的问题,是要形成对改革的共识。以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通过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股权。但是从传媒发布的意见看,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认识,比如有些在国资部门工作的朋友就认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管人、管事,直接管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上求得统一,恐怕是国企改革能够迈步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要抓实改革的机制保障,把执行各项改革决定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以公平竞争审查为例,国务院发布的《意见》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要求从2016年7月1日开始对新制定的政策预先进行审查。然后还要对原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进行审查,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但是仔细读这个文件,仍然觉得它在抓实机制保障上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公平竞争审查中“把自我审查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加强社会监督”,但具体的工作部署只提出各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进行自我审查,而没有明确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由谁负责和怎样进行。比如说民众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由谁来接受投诉,谁来做出处理,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否则审查就容易落空。

  第三,加强督察工作,落实主体责任。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抓紧完善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和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督查工作还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做到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5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诸多试验和探索,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其中之一。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这一点毋庸置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我集结之前的专著并以《中国改革三部曲》的形式再版,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7年3月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六):摆脱舒适区的选择才叫抉择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作为吴老改革三部曲的第三部,这本书重点是讨论增长模式这个话题。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发展四阶段模型出发,首先展现了各个阶段所适应的不同增长模式的理论。作为还在第二到第三阶段转型中的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如何能继续保持增长,这也许不光是吴老研究乃至于所有人都会关心的问题。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把可用性和必然性混淆。就像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到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以至于到斯大林的重化工业发展路线,这种演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却曾被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很多时候我们抉择的局限性也许就来自于对于历史经验的这种混淆吧。

  而为什么用了那么多年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关键还是在于因为有效,而这个有效是在短期内能看到增长的数据变化。而吴老站在的角度是在经过那么多年粗放型增长之后,所谓的红利消耗的差不多时候去看待这段历史。从历史本身来说,当时的选择肯定是利大于弊,但今天有些长期的恶果的确需要买单或者补偿。因此所谓的增长模式也应该与时俱进,也许这才是吴老真正想抒发的感想。大棒用多了也该换换了。而且以前有效不代表以后有效。

  吴老也多次提到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其实关键问题是怎么理解这个“效”。在粗放模式下效就是数据反馈,这个非常适合爬坡型经济状况。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虽然一直都有,也是在走上一个台阶之后才暴露出来的。然而换一个视角,“效”就是决策选择一种模式的目的是什么,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可以看到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而且发展的主要评价还是基于GDP,一个存粹的物质产出指标。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时候,当我们为了GDP已经付出了人口红利耗尽,环境污染恶化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思考下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此在当下的时刻,“效”应该更多的是受到体制影响,或者说政府应该是搭台的,应该慢慢从经济建设的第一线退出来,更多的关注在创造一个更好的增长环境,包括法治化和适当的政策引导性鼓励。

  同时从另一面来看,我们也能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及相应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吸取更客观的经验。就比如四小龙的东亚模式给我们带来的反省就非常值得回味。“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过后,2009年我们却又开始了四万亿计划,这也许是一剂强心剂,但也有可能是毒品。也许在救活经济之前我们就应该知道这只是急救,而且救活以后该怎么办也应该考虑清楚。如果再打一剂强心剂的话,那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而且在模式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误解或者混淆了工具和模式的概念。就比如科技促进了经济发展,这貌似是大多数人的直觉。但看过吴老的剖析之后,我似乎觉得这句话并没有那么简单。科技本身只是促进效率增长,或者说是成本降低。科技本身是经济增长的工具,但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无论是鲍莫尔病还是索洛悖论,这种担忧也不是空穴来风。

  还有IT产业鼓励和促进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模式。我们能看到的是IT产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高速发展,符合当下经济增长模式的需求。但我们也需要看到科技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应该根据经济增长模式的需求去引导乃至主动投入。同时到底IT产业是需要偏向生产性服务还是消费性服务,也期待在IT产业之外的科技能更有效的发展。

  没有绝对正确的决策,只有变化中的发展之路。其实路已经铺在了脚下,或者说吴老在10几年前就已经看到了问题,也给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相信大家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一些象征。然而抉择和执行又是两个问题,乃至于执行之后的反馈和再抉择将成为一系列问题。有些是烟雾,有些是顽疾,到底当下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又如何面对,这也许是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思考的。

  2017-4-6

  《中国改革三部曲》读后感(七):改革之路绝非偶然,更不是必然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借用韦森教授的话来说,“吴敬琏先生的这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是一本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百科全书般的理论巨著。这既是一本中国经济改革史,也是一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这本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书的结构,条理非常的清晰。从总论出发,提纲挈领的展现了整个经济改革的进程。然后从一个个部门或行业的截面入手,剖析了农业、企业、民营经济、金融、财税制度、对外开放这个重要领域的改革进程,每个的挑战、阻力及相应的措施都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三部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来讨论,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体制。在书本的最后吴老又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个人的结论。虽然是63万字的巨著,但经过这样的调理梳理后可以有的放矢的进行阅读。可以着重关注于总论及最后的结论,对于中间分课题的讨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深入简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研究改革的,但其实改革已经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因此对于改革的基本了解还是应该具备的。

  其实吸引看完厚厚一本书的最关键一句是吴老在序言中写到的,“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回答:(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怎样一步步地具体化为国家主导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2)为什么在这个被许诺为理想王国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约而同地要求对它进行改革?”在这两个吴老提出的问题伴随下,在书中隐隐约约着到了些我想要知道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还有一点精彩的是吴老会在关键的内容处时不时的也提出一些“即问即答”,有些回答内容已然不是书中所概括的,无非是引导你去进一步思考,不要仅仅停留在表相的认识上。

  对于我帮助最大的还是在于总论部分,让我快速的补齐了许多对于改革进程缺失的拼图。从政体和机制上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受到了马恩思想和苏俄的很大影响。毕竟在经济改革这条路上已经有过很多历史经验。从政治角度看,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到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以至于最后的斯大林的“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历程,而且从原理上就有很大的变化。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也进行过充分的研究乃至于辩论。这一切都是一种铺垫,或者说是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我们能够看到学到和考量的经验部分。

  然后进一步从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程一步步转到中国的经济体制的变迁。就着我最好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理想中社会制度一直在寻求改革。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说是从1956年的八大以后开始,但很有意思的是看1956年以前的变化史。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那三年似乎看到很多不错的尝试,或者说布鲁斯、孙治方、顾准、陈云等等都似乎已经摸到了改革的脉搏。当然还有更多的其他思想,只是想说大多时候前人其实已经帮我们考虑了很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会更容易。其实在书中很多理论陈述部分的内容都引用了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从这点上改革本身不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猴子,还是有许多成熟的考量。当然是先有理论去选择决策,还是先有决策再找理论的,这似乎可以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但无论如何回顾整个改革战略的演变,从行政性分权到增量改改再到整体推进。似乎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决策的点。不同的思考角度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在决策的时候你总能听到左右不定的各个方位的声音,而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有潜在的弊端。一个国家机器是庞大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任何的决策都只能说会起到作用,而整体的效果如何在决策之时是无法知晓的。所以改革的弯路是必然的,虽然过去经历过很多痛苦,将来也还会有各式各样的磨难,但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批判性也许是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规矩是人定的也是必须为人服务。我相信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们想创造的只是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是一切的初衷。

  简单的几句话是无法说清楚改革这件事,或者是对于改革的理解。更不能想书中一样仔细剖析。不妨就吴老最后提出的一些改革方向的看法做一个总结。我相信虽然宪政、民主和法治是一条漫长和艰巨的路,但总是相信能够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对于吴老斗结论性观点值得我们多多的品味下。

  “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对于中国来说,克服社会弊病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色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201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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