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通史》是一本由吕思勉著作，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50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通史》读后感(一)：笔记九条

　　一、家庭和社会抚养：远古时人们结成族群互相照料，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父辈亲属皆曰父，母辈亲属皆曰母，因此家庭观念淡薄，社群观念强烈，可见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的道理在远古时即为人所知并践行。以此推及现代社会，就要建立社会化抚养制度，一方面发扬国家和社会养育民众的大爱，塑造民众报效社会的公益之心；一方面将落后家庭教育中受丑陋价值观荼毒的孩子解救出来。 二、女权和婚姻：人类聚居之初从事采集、耕种、渔业的女性劳动产出比狩猎的男性多，形成了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女性氏族，入赘既是那个时代婚姻形式的延续。彼时男女结合颇为自由，生活负荷和争斗渐多，男性遂成主力，继而随着商业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私有财产观念益重，女性遂物化为家庭财产，沦为男性附庸，所谓吕氏言“贤妻良母，只是贤奴良隶”。以此观女权，应以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为基础；以此观婚姻，应追求思想独立、经济自主的女性。 三、姓名：姓标志始祖，氏标志社会地位或技艺，姓不变而氏可变，姓氏代表着祖先的传承。然今人已失族谱，姓氏已失其符号意义，后代自不必跟随自己的姓。 四、生育和祭祀：古人宗法制度严密，无后之人过时即由大宗负责祭祀。封建制度瓦解后宗法制破坏，为求祭祀必求有男性继承人，祭祀为了“鬼尤启食”。今人不信迷信之说，自不必为此非生男不可，亦不必有后。今天所谓祭祀全在于表达思念，故不必拘泥于世俗形式。 五、时代精神：精神是由时代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所谓不好利、不畏死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源自统治阶层靠武力得来尊贵地位的社会现实。随着国家稳定，统治阶层的地位不全由武力得来，于是人为改善生活自然要好利，畏死的本能又没有特殊理由来克服，古时的精神自然就瓦解了。 六、改革和民主：儒家和法家对于改革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力图恢复井田制，法家则主张官营经济，秦以后的社会改革都兼用儒法。王莽改制失败标志想把社会恢复到小康状态的思想的终结，此后历代改革均未有如此规模，王安石改革也以失败改种。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人民贫困来自阶级压迫的原理和阶级压迫的必然性，历代改革者寄希望于统治阶层中出现明君良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这和现代人期盼非人民选举的政府为人民谋福利一样，都是与虎谋皮的荒谬。 七、古时官员的选举：选举之法古已有之，三代以前与世袭并立，大夫以上世袭，士以下选举。后来世袭贵族越来越腐败无能，至草莽英雄群起灭秦，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官员世袭制告终。汉代士人的出路多由荐举和征辟，至汉末九品中正制兴起，上品全由当地世族把持，至隋文开皇乃罢。唐时科举轻经义策论而重诗赋，其制初兴，并非出仕的主要途径。宋时始重科举，为革除科举所考非所用和不能考较全部学问的弊端，范仲淹和王安石先后改革，其效不显。后来元明清发扬科举制，明设八股文，以严格的格式防士子专凭新奇之语打动考官，却使士子专注格式而失智识。明代为应对科举不能较全部学问之弊而制定非学生不能应举的政策，然而科举的所考非所用的弊端始终不能革除，此乃由于流俗偏重经学而迂儒以通经学自可通政事的见解。观现代我国社会，上层官员的成长多始于学校和企业的党政机关，办事能力强者脱颖而出，自不是古时只读圣贤书的迂儒可比，但是公务员考试内容主要也是用来鉴别勤劳、思维敏捷和口语表达。其实所考非所学实在不是要害，健全的官员晋升和监督机制才是关键。 八、攘外必先安内：五胡乱华之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以汉兵为重，唐朝用番将番兵之多也是这种军事风气的残留，这固然减轻了本国人民的负担，但也造成番兵壮大。经过南北朝多年战乱后，民生凋敝，财政艰窘，于是发展出了平时耕种自养、农隙训练、战时调集的府兵制，流行于周隋唐。后因唐境内承平，外攘多用番兵，府兵制渐渐废弛。唐玄宗时为防四夷而于边陲置节度使，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又造成藩镇割据。然而中央政权不能勘定藩镇割据的病因在于宦官掌禁军兵权把持中央使其难以振作。后来朱温入京诛灭宦官，而唐朝也宣布告终。于历史可知攘外必先安内，东晋因荆州和江东对峙偏安一隅，宋武帝因担心根基不稳回师而失关中都是莫大的教训。 九、改革的过渡期：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刑罚等级过少，造成罪轻一些的判得极轻，最重一些的判得过重，期间总有诟病法律的主张恢复肉刑，隋朝制定五刑后才结束这种轻重失宜的局面，至此已历750余年。可见由一种落后的制度进化到先进的制度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过渡，期间不免混乱而反不如前，时人不应厚古薄今，主张退回到从前不合理的阶段，对改革的评价也自然应当包容这段混乱的岁月。

　　《中国通史》读后感(二)：通读中国史——《中国通史》书评

　　我们常言道上下五千年，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历史的时间维度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年到现在。然而在这历史长河中，对于中国历史，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只能记住几个朝代名，几位名人而已，对于具体的文化制度的产生发展情况是基本知之不详的。吕思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属于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之前我买过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但是由于繁体排版再加上语言的极度专业性，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阅读人群的范围。这本《中国通史》就是吕思勉专为当时的大学教育需要而编排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一本大学文科的教科书，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其他非专业人士阅读。反而因为本书的针对人群是文科学生，本书的内容重点偏向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部分，这种角度对于我们普通人系统了解中国的文化发展是极有帮助的。

　　本书正文分为上下两篇，包括"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两大篇幅，其中文化史的篇幅占据了大概五分之三，可以看出作者的笔墨重点所在。在讲述文化史的时候采用了专题的形式进行系统有序的讲述，例如"婚姻"，"族制"，"政体"，"阶级"等等。在这些专题的阅读中给我的感受是讲解非常有系统性，而且作者旁征博引，很多当下社会误解或者已经找不到痕迹的文化变迁等都在这其中得到了解答。我就以"婚姻"这个专题为例来进行一下我个人的简单分析。

　　我在日常生活中与友人等聊天时只要一提到古代，有事就会发出感叹古人为什么都能够一夫多妻呢？古人的结婚仪式和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一样？针对这样的问题，有时还会争执不休。在本书"婚姻"专题中就从家庭的起源开始着手，为我揭示了人类男女之间最初的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年龄，亲缘等关系的约束的。文中还队那些主张男女的原始关系就是一夫一妻的家庭的学说做了有趣的分析，通过猿猴的例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而作者对家庭起源的结论也让我感到有点讶异，或者说有点难以接受："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

　　基于此，由于经济关系的分工，在最开始女性占优势的农业的地位突出后，女性氏族就得以长足发展，男性的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收到了抑制。而接下来由于男子也从事农业之后，男性逐渐占据主导，从而女子的地位又开始下降，如书中所言"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如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于是服务婚逐渐变成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探讨到此之后就顺利的过度到了对古代婚姻制度的讨论。在这部分里面详细讨论了辈行婚，内婚，外婚，掠夺婚，买卖婚等不同婚姻形式的起源，产生原因等，在描述这每种婚姻时作这特别注重了证据的收集。例如在讲述买卖婚时，就举了婚礼中聘礼的例子，引用了《礼记－内则》，《曲礼》等里面的语句来佐证。为了方便我们进一步了解，作者还将古代婚礼的整个流程都详细描述了一遍（也就是六礼）。

　　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将平时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些名词弄明白，例如：七出三不去，六礼，三月成妇，同姓不婚等等。你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作者在分析卖淫这一行为时，将之与人类本性结合起来。认为人类本性本来就是多婚的，只不过由于社会势力压迫而不得不压制住自己的本性，故而当压力一旦松弛，本性就暴露出来。故而就有了通奸和卖淫的现象。紧接着分析卖淫行为时，不仅揭示了其两个根源，而且探讨了掠夺婚，买卖婚，甚至父母做主的婚姻的弊端。在最后部分，作者对两性关系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并且对近代的女权运动表达了自己的支持立场。这在当时非常难得。

　　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吕老先生的讲解都非常精彩，但是由于其著书年代与现在的环境有差异，所以在书中老先生的一些看法见解也显得有一点武断。例如在第二章"族制"里提到了私有财产制度，作者的看法是"私有财产制度，乃现社会的秩序的根柢，谁能加以摇动？"事实证明，后面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成功的动摇了私有制的根基。举出这样一例只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个醒，在阅读本书时要注意作者的书写背景年代，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也能更好的去粗取精，真正的学到吕老先生的精华。

　　《中国通史》读后感(三)：读《中国通史》之感

　　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喜欢英国文学，那么去找一些英文的原版书，读起来会更加的原汁原味；如果喜欢历史，那么那些文言古文便是能让我们尽可能的更加接近历史的面目！我是很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并也在为之努力中。英文暂且不提，作为有这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对自己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古之过往感兴趣并希望了解的确不在少数。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群人来说，有一位能够带着我们尽可能的靠近历史并指引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吾等爱好历史之人，并不能如史学家阅读以及难以大量的历史原籍，这本吕思勉著的《中国通史》便是不二之选了。书本精美的装帧采用锁线露脊的可拆卸套封，便于翻页和停下来记录笔记，可谓用心之考虑。

　　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书中的介绍吧！

　　《中国通史》的作者吕思勉，这位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等职位的著名史学家，通读《二十四史》数遍并批注得密密麻麻，为史学界公认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书的内容为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为“孤岛”时为适应当时的大学教书而编写，书的内容并非常见的由时间顺序叙述，而是把中国史分为上下册，上册为中国文化史，包含了婚姻、族制、政体、阶级等十八个专题和中国政治史从民族开源开始至民国开创。文化史中专题涉及了各个方面，对社会的运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立体的认识，在接下来读政治时，如老师提前交代了文化背景，读起来便能自如的应付了。

　　其在绪论中作者提到关于研究历史的说明，诠释了为什么研究历史及意义：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事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关于历史的思考思维方式和方法更加值得我们去学习。

　　阅读本书时，希望对于清朝的小说已有一定之阅读基础，每一篇都值得一读再读，或有引用的原文地方，查字典和多读几遍便能更多的理解其中的内容，从而不辜负大师之作，最终为自己所用。

　　《中国通史》读后感(四)：新史学的视角，旧史学的基础——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读书札记

　　7月9日下午，金陵读书将在梅园书房举办关于新版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一书的读书沙龙，我因为个人事务而无法参加此次沙龙，受会长宋老师嘱托，务必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小文章，于是欣然从命，在这里记录一点读这本书的启发与感受，不当之处，欢迎书友们批评指正。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史记》《资治通鉴》，还是现当代范文澜版和蔡美彪版的《中国通史》，通史类的著作可谓是层出不穷；然而这些著作往往都遵循线性的叙事逻辑，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述历史上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史记》的纪传体是一个例外，但仍然是线性叙事逻辑），少有新意。这些著作对“通史”这一写作体裁的理解，大多是相对于断代史而言，强调其在叙述范围上的长时段特点，然而对于“通史”这一词汇背后通透古今、综合博览层面的含义，个人认为则领会不足。相比之下，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中国通史》，从写作形式、研究方法和具体内容等各个层面，都称得上与“通史”这一名称名实相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首先从结构上来看，一般通史都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来划分章节，比如先秦时期一章、两汉一章、三国魏晋一章等等，而吕著的结构则颇有新意。他将本书分为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史这上下两编。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被归在政治史的下编之中；而在文化史的上编里，则按照婚姻、政体、阶级、财产、官制、赋税、宗教等，划分为十八个条目，分别加以综述。可以看出，吕思勉眼中的“文化史”，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即不只限于语言、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而是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这十八个条目来看，涵盖社会（婚姻、族制）、政治（政体、阶级）、经济（赋税、财产）、文化（语文、学术、宗教，注：此处“文化”为狭义上的文化）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注重文化综述，并且在史学论述中引入社会科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方式，跟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吕思勉的这本书问世于抗战时期的上海，而法国的年鉴学派也不过1929年才诞生（以这一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到20世纪40年代才宣告正式形成，因而从史学观念和视野上来说，吕先生的这种尝试，跟西方史学同行相比可谓毫不落后。

　　本书文化史的上编里，有一章名为“阶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吕思勉史学观念的影响。尽管如此，吕思勉远远称不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他注重文化分析，并且把文化史论述放在政治史论述之前的做法来看，倒不如说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对吕思勉可能影响更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论著中，所展现出的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正向作用的思路，跟吕思勉这本书里的思想，有相似之处。

　　梁启超先生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和两大不足，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照梁启超的这些批判，可以发现，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简直就是梁氏所谓“新史学”的完美代言者。吕著的政治史部分少有帝王将相事迹的论述，而注重国家政治制度演化变迁的分析；少有历史事件的流水账式记述，而注重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逻辑分析；少有过分纠缠于个人事迹的介绍，而注重社会整体的发展变迁；而在论述方式和论述形式上，吕著史论结合的综述式分析和文化、政治上下两编、分章串讲的形式，都可谓是极大的创新。吕著在视角、内容、写法等方面呈现出的种种特点，仿佛都是针对梁启超先生上述批判所作出的回应。如果说梁先生的文章，是给出了新史学的基本观念的话，那么吕先生的《中国通史》，就是把这种观念变成了现实。

　　尽管吕先生这本书深受种种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但他并非就将中国传统史学弃之如敝履；相反，这本《中国通史》里对各种中国传统史学典籍的旁征博引，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吕先生在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的不俗功力，都可以看出传统史学训练对于吕先生的巨大帮助。本书前言里有着这样的介绍：“吕思勉先生治学勤苦，曾将《二十四史》通读过多遍，从头到尾都批注得密密麻麻。”没有这样的勤苦训练和厚积薄发，仅仅奢言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是很难成就《中国通史》这样一本凝练扎实、通透明了的大书的。蒋介石给胡适先生的挽联里这样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样的评价，个人认为，也完全可以用在吕思勉先生身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吕思勉先生能够跟陈垣、陈寅恪、钱穆三位先生一起，并称为“民国史学四大家”（严耕望先生语），绝对是名至实归。而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他的这部代表作，也算是纪念这位史学前辈的最好方式。

　　就此搁笔。

　　2016.7.3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7月6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见报时略有删节。）

　　本人原创公号二维码，欢迎关注。

　　《中国通史》读后感(五)：读史以？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和钱穆的《国史大纲》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两部通史，虽然没有读过钱穆的《国史大纲》，但是通过一些介绍再结合我读的《中国通史》，我认为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注重文化研究。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原称为《吕著中国通史》，是根据抗战时期他为了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课而编写的。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编是中国文化史，按照文化的项目内容介绍文化的变迁，比如婚姻、货币、宗教等在历史上的变迁；下编是中国政治史，按照时代变化描述民族国家的演变。

　　这本书有十分浓厚的社会学意味。吕思勉认为中国所谓“史”都是帝王的家谱，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但是他认为“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他在第一部分文化的部分介绍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婚姻、族制、财产、赋税、衣食住行等等都有专门介绍，社会各个方面都是相互连接，互相影响的，并且对第二部分的政治产生影响。他在书中借用了很多社会学家的观点，

　　吕思勉认为读史所求的是：（1）搜求既往事实；（2）加以解释；（3）用以说明现社会；（4）推测未来、指示行径。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的，以前发生的都成了历史事件，虽然以后不会再发生一模一样的事件，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往历史中总结出“理”来对现在社会进行指导。而且我们可以用以往的历史来说明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对一定的事实进行证明。比如吕思勉在讨论秦朝的历史时，说史书上说胡亥和赵高合谋杀害扶苏、蒙恬而立胡亥为二世是不可信的，因为“从前历史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而扶苏是秦始皇生前就被敵罚到上郡了，这说明秦始皇本身就不拟立他。虽然虽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史书中一些历史不真实，但是很多都是用不同史书中的矛盾来相互证伪。而用历史来证明历史更可信。

　　吕思勉对国家的看法类似于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为了一些利益相互对立形成一些团体，在团体内部有权力来判断是非曲直并且制止不正当竞争，而各个团体之间的利益争斗则很难有权力来判断，这些团体不得不强力自卫，这些团体就是国家。吕思勉对于国家治理的看法有些类似于道家无为思想，他认为“治世”往往趋于放任，而“一行干涉的政策，则往往召乱”。而且他还认为社会是不断变迁的，所以我们根据过去的状况的认识是落后于时代的，所以“制度才制定出来，即已不适于用”。

　　吕思勉在书中很多地方指出了我们现在从史书中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上社会的真实面貌，还有很多历史时我们“创造”，它们并不是虚构的，但是是与当时不符的。我们现在对汉朝后期的政治区划是州、郡、县，但其实州字并非当时的区域名称，后人无以名之，乃名之为州。还有古文中说的六卿，以配天、地、四时，此外还有五官配五行的名称等，但是这“不过取古代的官，随意拣几个编排起来，以合学说的条理而已”。所以在这本书中还出现了很多“今文家”“古文家”的比较。

　　从小就喜欢历史，现在专业是社会学，读史也从以前喜欢看历史故事、名人轶事等，到现在关注“社会何以可能”。当时社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些“轮回”。历史总会出现一些偶然和必然，当我们回顾过去总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以后的社会也会出现一些让我们感到“既视感”的“事件”么？

　　《中国通史》读后感(六)：《中国通史》：跳出历史而又沉埋历史的犀利剖析

　　《中国通史》：跳出历史而又沉埋历史的犀利剖析

　　“通史”著作，往往给人的印象是高高在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容置疑，下达的都是对历史的命令式口吻，那种强大的气场，使通史的著作人给人的感觉，相当的严酷，不苟言笑。

　　其实，“通史”类著作，也因为它过于居高临下，只要抓住作者看到的那么一点表层现象，就可以来阐述自己的立论，但由此导致了细节的失去，本来连贯生动的历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很显然，通史所面对的庞杂的史料，只要随便地抓取一点，就可以配成一付药。我记得曾经拜读过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15卷，看起来，一部地域史能以这么大的篇幅加以陈述，一定会包罗万象，万事毕张，然而逐一浏览下去，发现它触及的只是最浮浅的表层，缺乏细节的观照，还不如旧上海名人的人物传记来得丰满与真切。

　　可见，通史这种大而无当的结构方式，使得这类著作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只能当成一种摆设，欲了解历史，还得去找一些专题性的论著。

　　吕思勉所著的《中国通史》却不见通史类著作的那种毛病。我看的这套书，是由群言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大开本，装订用线装，展开之后，可以平摊在桌面上，不会像流行新书一打开书页，就要自动合起来。拿着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爽心悦目。

　　吕思逸是中国的历史大家，他的历史著作，自然用不着我们这类晚辈后生加以置喙，而且这部书可以说密密麻麻，文字高度密集，加上作者语言还夹杂着一些文言文表述方式，读起来非常吃劲，能够把书中的营养全部吸收还得假以时日，但是，就我目前粗粗地翻阅一遍所见所观，觉得书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觉得书中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作者能够跳出历史，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国历史作出鸟瞰式的评点。这一点上，它具备了“通史”的某些气质，因为这一题材，必须要求著者能够高屋建瓴，对历史的各个层面作出一览无余的通透式的透析。

　　但是，作者并没有始终保持着一副不近人情的生冷面孔，对历史胸有成竹地加以数落，而是在书中，时常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是用很亲切的假设的口吻表达出来的。这令人读起来，就觉得作者采取一种循循善诱的方式，陈述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与观感，就会给人一种沉入到历史深处、倒出自己的看法的亲和性。比如，作者在论及“古代是否金子多”的时候，就说“并不是当时的金子真的比现在多，而是因为当时金子聚在一起，所以才感觉到多。”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之后，作者写道：“我之此说，一定有人不信。因为古书明明记载汉时黄金的赏赐，动辄数十斤数百斤，甚且有至数千斤的，如何能不说古代的黄金，多于后世呢？但是我有一个证据，可以折服他。”（P210）作者的证据我就不引述了，仅仅从这其中的叙述语气来看，就可以感知到作者在陈述自己的学问时，不断地从历史上发现着真相，同时又保持着一种泰和的语气，来赢得读者对他的接受。历史史识与诲人方式可以说在这里达到了并驾齐驱。

　　作者沉入历史的还有一个体现，就是他能够深入到历史的现实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设想历史当事人物的内心流变，这样，让那些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历史史实在这种表述中变得鲜活起来，我们能够透过历史现象窥见历史走向的心理动机，比如在描述历史事件中，作者都用评话的证据，来忖度历史人物的内心动态，如“民党当日亦知道袁世凯之不足信”、“袁世凯自然不肯来”、“黎总统无可如何”（P502—503）等等的叙述笔法，都能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来揭示历史事实的向度。

　　综合地看，我觉得吕先生的这部著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能够将中国历史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当时作者写这部书时，正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写作条件非常严酷，中国的命运何去何从，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忧心如焚必须去面对的。但即使在中国面临着亡国的严峻形势下，作者也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坚定信念，书中无不显现出作者的这份信心。下面一段，只是放置在书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却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抗战以来，我们就一步步的，走入举国皆兵之路了。这两种文化（南方势力的兴起——“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的策源地的”，全国皆兵制的恢复），现在还在演变的中途，我们很不容易看出其伟大。然在将来，作历史的人，一定要认此为划时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P165）作者研究的是历史，但对未来的预判不可谓不精准。作者的内心里，抱定着中国必将会赶走侵略者，实现自己的民族振兴。

　　二是作者接受了新观点，新看法。比如作者在书中对阶级观点的引入，是旧有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没有过的纬度。比如作者认为：阶级形成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至于种族之间，则其矛盾，倒是较浅的。”（P71）作者进一步阐述：“体质异而利害无冲突，倒不会有什么剧烈的斗争的。”由此可见，作者把阶级的矛盾放在种族的矛盾之上，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问题上，都强调了阶级矛盾，而弱化种族差异，成功地借助“百万农奴得解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

　　三是作者通贯历史，点出历史的规律性的发展走向。作者的书中，常常在漫不经心处，一语道破中国历史的可能性的规律，可以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感悟。比如：“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P91）中国式道路的选择，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在第十一章《实业》中，作者分析“中国现在农业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P186），可以说点明了八十年后的中国当代农业发展方向。作者在书中，一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观点，就是中国要发展图强，就必须“创新图变，但也要坚守自我，“中国与西洋，以及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有携手相将，走上一条新的径路。其间固无一个民族，能够守旧而不变，也断非哪一个民族，尽弃其所固有，而仿效别一个民族的问题。”（P302）在当时的情景下，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吕先生的论点，确实给人一种石破天惊之感。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关节点，常常能抓住要害，提拎起现象的迷津，把握事实的筋骨。看吕先生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所谓“武功”：“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中国……都是守御之师。……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P476）今天我们中国向世界宣陈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种和平发展的历史传承，而吕先生早就在中国历史中爬梳出了中国的这种被网友昵称为“兔子”的性格特征。

　　四是引用最新的学术成果，来展开对历史的分析。比如作者第一章《婚姻》中，即采用了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对古代人类社会的构成进行了演绎。如作者写道：“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P20）

　　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脉络的见解也自成体系，给人一种系统统贯的感觉。比如，作者在诸子百家中独独地选取了五家来作为审视的对象。这五家分别为“农家、道家、墨家、儒家、法家”，这五家一般在历史论述中都似乎是同时代出现的，但吕先生认为这五家的思想，与时代很有关系，因此也有了先后之分，他认为，农家出现的最早，道家是“是游牧侵略的社会的逆反思想”，墨家代表了夏代的文化，儒家是西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法家则是按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这样，五家学说，便是中国历史变迁的思想显影了，像考古学上的文化堆积一样，还原了历史的曾走过的路径。而从儒学的定位上，作者更是推导出原始共产主义的存在，以及儒学的发展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阐述孔子的儒学思想时，分别是在第五章《财产》与第十七章《学术》中几乎以平行、对应的方式进行陈说的，可见，作者已经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念。作者分析道：“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最好的，小康则渐降而劣，再降就入于乱世了。”（P74）因此，孔子的所作所为，就是想“逆挽时代”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用当年批判孔子的话来讲，就是“拉历史的倒车”，但孔子终究没有迎来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所以人们一直试图加以改革，经过两汉，一直到王莽时期，意味着小康的终结，“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P84），“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P87）。作者的这种对历史的分割方法，也形成了作者的中国历史断代方式，这背后可以看出作者是按照社会经济的脉络而界定历史的各个阶级分野的。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中国的历史的规律性的发展变化。

　　当然有论者批评吕先生的通史缺点是引用太多，这的确会给人带来阅读上的阻隔，吕先生往往在闲谈中突然地冒出一句对历史的精辟点评，让人醍醐灌顶，但吕先生却似乎不屑加以甲乙丙丁式的归类，我想，这也是吕先生的习惯性的语言表述手法所决定的，并不影响整部书的思想力度。再说对材料的布排，恰恰显示出一名史学家的识力，看似芜杂的材料，以什么样的方式排阵布局，能够让我们洞见著述者的战略眼光与心理底蕴。就像钱钟书的《管锥篇》一书，看起来是材料的汇编，其实串联起那些庞杂材料的恰恰是作者的睿智的目光与心灵的灵光。从这一点说，吕先生的“中国通史”值得我们细细研读，时常拿出来去校准我们观察历史的指向。

　　《中国通史》读后感(七)：通俗的高端历史

　　通俗的高端历史

　　——读《中国通史》

　　滁人也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吕思勉先生看着学校没有合适的教材，于是兀兀穷年，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按朝代更替，直至民国开创，共三十六章。

　　群言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国通史》，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者又在章节之内加入了小标题，如第二章“族制”里，就有“亲族关系的起源”、“族制的变迁”、“继承之法”、“姓氏与世系”等小标。这样的编排，真正做到了一目了然。

　　吕思勉先生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作为大学教授，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倒是有些“奇葩”：穿长衫，腰里别一手帕，让人感觉这人是清朝穿越而来；吃肉则如孟子所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买肉回来会吃，买活鸡回来则养至老死不忍杀。真正的个性，不夸张的异类。当然，这也许正是其能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潜心书斋，专注学术研究的原因。

　　在历史研究方面，吕思勉也能够坚守自己的个性。从这部《中国通史》来看，可见一斑。吕思勉少年时代则接受了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思想，在撰写该书的时候，就一不留神走了“通俗”的路子。他反对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只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撰述传统，而将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起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而在语言运用上，吕思勉先生更是勇于尝试：他顺应时代潮流，丢开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而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如此，该书立即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在具体内容上，吕思勉先生继承史家笔法，不伪饰不夸耀。如论及中国人嘲笑老外（西洋人）喜欢打官司，说国人无须警察、司法，亦能相安，足见道德优于西洋人这样一种论调，吕思勉先生就毫不客气地说：“其实中国人不愿意诉讼，怕也是司法状况的黑暗逼迫而成的，并非美事。但全靠法院评定曲直，确亦非良好现象。”因此，他提倡法理并重，还要注意风俗的改良。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的。当下国家提出建设现代化中国，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倡导优良家风、民风，其道理莫不如此。

　　历史，在人们心目中往往都是无比严肃而正统的。而吕思勉先生却在正统的学术著作中，用无比通俗的视角、语言，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浓缩与几十万字之中，其格调之高端，其成绩之突出，少有人能够企及。一部历史著作，却能够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华夏民族五千年之文明，而且毫不艰涩难懂，怎不令读者敬佩、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