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定型读后感精选10篇

　　《帝国定型》是一本由徐弃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定型》读后感(一)：1890-1900：中华帝国的终点，美式帝国的起点

　　1890-1900年，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病入膏肓的满清先后输掉了甲午战争和辛丑战争，5000年的华夏中央帝国走向了解体和崩溃的边缘。而在地球的另一面，建国仅一个世纪的美国在这十年间打赢了美西战争，完成了西进运动，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地跨两洋的“美帝国主义”至此定型。可以说，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标志着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彻底衰弱，以及一个未来世界性帝国的真正崛起。

　　美国的崛起绝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帝国，如果说美国通过费城立宪重新定义了“民主”，那么这十年美国则重新定义了“帝国”。

　　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这样以陆地扩张为特征的军事征服帝国，还是大英帝国这样的海洋殖民帝国，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几乎都难以摆脱“扩张悖论”，所谓扩张悖论，书中是这么介绍的：“扩张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投入大量的军事和财政资源，而新获得的领土需要管理和保卫，又导致投入更多的资源；二是领土扩张有时会产生自我激发的效果，即扩大的领土增加了军事防卫的难读，结果需要进一步扩张来消除。而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管理和保卫的成本终将超过扩张的收益，从而导致帝国衰弱，这就是扩张悖论。”

　　美国在崛起之初其实走的也是传统的陆地扩张路线，然而幸运的是由于北美大陆鲜有对手，美国以碾压式的胜利完成了西进运动，完全没有受到扩张悖论的影响。美国真正受到扩张悖论的影响，是1899年打赢美西战争，吞并菲律宾自后，菲律宾人疯狂的抵抗让美国国内停止扩张的声浪占据了上风，并推动美国最终放弃完全吞并菲律宾，美国的扩张自此从传统扩张，迈向军事上的“要点式扩张”和经济上的海洋贸易扩张相结合的全新帝国模式。这种全新的帝国模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需要承担统治大片殖民地的政治和财政负担，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在扩张上的及时转型，避免了其成为第二个大英帝国。事实上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起始点，正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19世纪的100年间，大英帝国以海洋殖民为手段，最终实现了7倍的陆地领土的增长，及20倍的人口增长。过度庞大的人口及领土，最终使英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扩张悖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衰弱，交出了“世界第一”的权杖。

　　而反观20世纪后的美国，除了通过二战获得了中北太平洋所有的战略岛屿（阿留申群岛、关岛、中途岛、塞班岛等），美国并有没有收获一块像样的新领土，但是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却达到了人类史的顶峰。这种控制力依托于美国全球九大司令部下辖的374个海外军事基地，依托于美国超越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军事实力，依托于以北约为核心的60个美国盟国，更依托于华尔街对全球金融的绝对统治，以及美国对高精尖科技的绝对垄断。所以，你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军事帝国、海洋帝国，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贸易帝国、金融帝国，更可怕的是，他还是代表未来生产力方向的科技帝国、信息帝国。

　　美国的成功，有其偶然，但我想更多地是积微成巨的必然。美国敢于在立国之初放弃君主体制而首创民主宪政，并在国力急速膨胀的时期，放弃千百年来国家竞争中亘古不变的领土扩张模式，而开始着眼于金融霸权及科技霸权的建立，这种在政治、军事及经济战略上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卓识，才是美国之所以在今天成为全球性帝国的根本因素。

　　《帝国定型》读后感(二)：不只是世纪末的心理危机《帝国定型》

　　上上世纪末实在是个微妙以及宏大的年份，随便拎一个年份出来，都充满了信息炸裂的压缩感——虽然那个时候还远称不上信息爆炸。

　　压缩感，真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因为它有着各种各样可能性的预后效应，可能悄无声息，也可能惊天动地，或许细水长流，也或许骇浪滔天，谁知道呢？正如一个遥远的中国人，去回望那个时候的美利坚，如此从容的通过那些摇摆不定和黯然离场，看到了足以撼动一整个世纪政治板块的蛛丝马迹。然而身在庐山中的当时的美国人，百姓、宗教、商人或政客，谁会知道不过是着眼于解决内部问题的国策，会注定了往后百余年或许还会更久的“大V”地位。

　　我感觉是没有人知道的，西林寺墙壁上那几句话才会历经好几百年好几百年的，依旧能够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以及无数事后诸葛亮的自以为得意。而徐弃郁上校（嗯，百度了一下，原来是军政界背景）的这本书，从封面上的问题们来看，似乎不仅仅是想要以旁观者高人一等的立场来陈述一些什么，然而通读全文之后，又难免陷入那种事后大观不可避免的附会解读，可是转而回味，却又确实充满了某种自我警醒和思考未来的严肃性。

　　呜呼，不过是论文，却将读者置于论点的层叠和胶着，以及某种相关性联想的情不自禁。

　　这究竟是作者的本意，还是无意。这究竟是读者的自觉，还是自适应？

1890-1900 美国在干什么 美国凭什么成功 我们是否也有这样一个10年

　　人的记忆总是很容易被某个坐标圈定，于是不由自主的顺着已有的坐标做有限的扩散。会有人称这种不自觉的专注为格局所限的结果，但是你也无法否认，这种聚焦力能够给予某个节点的观众以兴奋点的激发。譬如，读着“大江东去淘尽千古”的句子，你怎能不去想象苏东坡的筷子，即便是夹着红烧肉的时候，依旧是意气风流。至于他有没有被王安石和他的小伙伴们挤兑的，不得不跑去海南遛狗这件事，怕也会被联想成是海滩度假的恣意潇洒来。再譬如，曹孟德“去日苦多不可断绝月明星稀天下归心”，这种自比周文王的忧思天下辗转不已如此跃然纸上，所以他割掉胡子仓皇撤退的时候，也必然有人为此辩解是能屈能伸识时务也。所以他避而不取汉代之，大约也是因为某种类似地藏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傲娇使然，毕竟统一大业未竟，天下战火不息，做了皇帝也没劲。

　　十九世纪末的世界，也是如此。因为每一片大陆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大事件，使得彼此之间的相关性进入了一种很有趣的断层。书中称这是一种近代政治往现代政治过渡的原因，于是，各自野蛮生长或演变的结界，成为了一种类似于粒子运动的不确定性——站在结局里的人当然可以知道，这些结局是那么顺理成章，但是这些结局是如何走上了彼此的分叉路而到了这里，你真的可以如尝试去梳理粒子运动一般去把它梳理清楚吗？

　　依照现在的科学以及认知程度，答案显然是否。所以学者们可以做的，便是从起点的解读，尝试去推导出影响终点的运动轨迹。虽然这有点像编派苏轼海南假期和曹操地藏情结一样的牵强，可是它看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正是因为它看起来那么有道理，但是到底是不是那么有道理，才会让读者纠结于被书里头的观点带着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还是一种面对不可抗力的自适应吧。

　　当时的美利坚，也同样有着一样的结界。

　　这个结界是内战结束之后的预后，不仅仅是价值观打散之后的迷惑，也有面对经济萧条的困顿。从九十年代初的学者观点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美国，还远远称不上所谓的全球视野，它的着眼还在于如何解决国家内部矛盾——通过内科治疗术来改善和应对。

　　从那个大时代来看，美利坚的落后实在是显而易见。日不落帝国恢弘大气，西班牙的没落还没有显而易见，日本和智利的海军都在崛起，德国的蠢蠢欲动正在挑拨貌似稳定的欧洲局势。从某种程度来说，随着航海技术数百年的沉淀和升级，全球化的萌芽已经那么的明显。可是美国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大潮，它的自我纠结和迷茫，被归结于对制度的质疑——而这个质疑点，在那个时候，跟世界大环境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

　　因为，它的立场是一个多世纪前的民主宪政是否可以适应工业化及领土大大扩展的现实国家。

　　这种怀疑立场，动摇了国家的信念，也动摇了国人的骄傲，并且将一种叫做纠结的缝隙插入了两者之间，并且在塔西佗陷阱的作用力下愈来愈大。

　　这个时候，总统换届的好处就显示出来的。一个总统，代表一个政府，上一个走了，下一个来了。心理上，你总不能让后来的那个人为前面的人犯下的过错负责吧……尽管这个所谓的过错未见得一定是某个人的问题。尽管眼睛可以触及的问题，往往是历史上某个集中性事件聚拢的遗留问题。

　　譬如，西部大开发的自由土地的美好愿景，必然会因为不可增加的土地资源分配殆尽，而滋生出这一集中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的问题，会因为后继政策的乏力而产生比之前更为严峻的影响。这种影响，你可以认为是高潮之后回归冷静的复苏，也可以视之为危险平衡终于被打破的爆发式叛逆。

　　不幸的是，身处世界大格局重布潮流中的美国，当时遭遇的是后者。然而，幸运的是，适时的换届，调转了美国人的视线，使之成为了前者。

　　那么，促成这一变化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单纯的只是认为，不过是菁英阶层的自我思考得到了出口，未免太过看清基于实用主义的学者们的贡献。毕竟，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清末的学者们，也在认真且痛苦的思索着……

（国家）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还有，怎么办？

　　美国人的问题集中在百多年的民主宪政、边疆消失和产能过剩的矛盾。当时清朝的问题则更为严重，因为君主制已经是千年的历史，而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学者的实用主义思考方式，被牢牢的牵制在了特定的框框里，看似沉着稳健，其实因为被剥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各种地方都显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

　　年轻的国家，因为没有传统和历史来作为道德判断的准绳，也没有庞大的基础认知来拖累国家机器的转舵，在它面前，很多问题的解答显得更为简单。死或生，虽然粗暴，却干净利落。也正因为思考方式简单务实，使得国家政策可以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迅速的调整，而避免进入某个陷阱。

　　这一点，充分的在美国寻求以贸易方式而非武装占领来作为创造一个大帝国之思想方针的摇摆中。当夏威夷的热情感染了举国上下的时候，对于菲律宾的不合时宜的激动实在是幼稚可笑。收支的不平衡那么快的出现在账面上，使得船长可以迅速的做出判断，拨乱反正，真是一件叫人羡慕不来的事情。

　　虽然书里并没有很直接的用美国式的贸易侵略（依赖于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得到的帝国，嘲笑老牌的英西式（殖民与重商的高控制欲）帝国，但是那种基于成本核算的思路，清晰的指出了前者的先进性。首先，占领这件事不仅仅风险大投入大，还往往得不偿失。这一点，成吉思汗和他的兄弟们也很清楚，所以宁愿快刀斩乱麻的屠城灭国，也懒得做两面不讨好的后妈。其次，在势力分割里容易把自己变成靶子，而失去某种谈判的主动权。美西战争时期，西班牙的步步后退，也未见得就是国力式微的一面倒，殖民地暴政使自己丧失话语制高点也很重要。

　　然而，美国人的这条路也走的不简单，甚至颇为艰难。因为义和团事件而引发的八国联军重构在华势力这件事里面，美国人的左右为难显得十分明显。

　　谁都没有质疑美国人外交能力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新兴强国在国际环境里头的各种冷脸，明显的一丝掩饰都没有。感同身受的某种心理油然而生，老百姓们看起来非黑即白的对话，如果离开了真金白银，都不过是吃瓜群众的闲话家常。就好像美国人在外交争端里如果没有5000W美金的豪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先机便不知从何谈起。

兰克曾提出“对外政策优先”（Primat der Aussenpolitik）的概念 认为成功的对外政策可以使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干预 发展和完善自己 的民族特性和宪法体系等 因而对国家来说处于首要地位

　　托快速成长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生产力的福，对于美国来说，显然与之相反。因为有了雄厚的国内实力，才能逐一解决历史问题，并在新的政治形势中，找到战略切入点。

　　一开始的话，美国的某些应对只能算牵强而被动，譬如说海军的改制，只不过是朦朦胧胧觉得变革势在必行，但是如何改变，实在是为未可知。然而，当政府和民众都渐渐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一切就显得豁然开朗起来——年轻国家的机动性优势再次显山露水，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经历破败、尝试、不遂、改道、试行、制度、初见成效的过程。

　　而回头看看江河疮痍让人不忍直视的大清朝，戊戌变法还没有喘上气就胎死腹中，北洋水师没好好捯饬就成为了某种牺牲品，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不过落得马车拖火车的一场闹剧，真是无话可说。

　　顺便让人心疼的，还有那句攘外必先安内。

　　唉，不多说了。

对于大众来说 抽象的爱国和战争往往能激发起巨大的热情 但真正的战争危险临头却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是一场代价可能十分高昂的战争

　　对于国家和个人前途的迷茫，并且艰难的拨开迷雾找到出路，基本上是美国那十年的主旋律。开篇称之为整个社会都处于恐慌的迷茫状态，对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个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放眼现在的某些新兴（强）国家，也是那么的随处可见。

　　这才是真心叫人难过的地方，那可是上上个世纪别人家闹心的事情，过了一百多年，我们居然到了一样的原点打转，然而也未知过了几年，仍未找到问题的解答。

　　更有甚者，塔西佗的余威越来越厉害，让人心惊胆战。

　　我真心不以为那只是世纪末的心理危机，而是内外不衔接导致的自我纠结和迷失。

　　诚如当时的美利坚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如果未能有效的捉到内因的痛点，然后让它真正是顺应时势，被研究的是谁，还真没法说呢。

　　然而这书里头，让我觉得最，怎么说，心有一笑的，乃是把当时的国家称为“中国清朝”。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念头。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历史》这门课，可以改称为《亚洲历史》或《东亚历史》。 学生们的视野和格局，大约会变得有趣的多吧。

　　《帝国定型》读后感(三)：《帝国定型》：“称霸”的起点

　　今天，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超级大国”的地位仍无人撼动。通常认为，美国如今的地位，是依靠两次大战中的正确决策与利益攫取实现的。然而实际上，通过这本《帝国定型》，读者不难发现，美国人的“称霸”之路，始于19世纪最后十年的“帝国定型”。

　　“称霸”从危机开始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所谓“危机”的认识已经足够全面，它意味着势在必行的变化，而变化，往往是成就奇迹的契机。

　　美国人的历史很短，短得连阶级还没来得及完全分化便迎来了第一次繁荣——来自旧大陆的开拓者们在广袤的新大路上为自己镀金。所谓的“第一次繁荣”，正是对西部疆界不断开拓的结果。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陆上疆域总有尽头，美国人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恰恰是边界拓荒濒临尽头所致。失去了原有的“扩张”发展模式的美国人，经济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停滞，工人、农民失地失业现象严重，“地产泡沫”造成连锁反应。一时间，美国人仿佛全体陷入了动荡与不安中，对前途茫然无措。

　　美国人开始思考摆脱危机的方法。他们并没有抛弃“扩张式”的发展模式，而是在失掉陆上优势后将目光投向大海。于是美国经济、政治的重心开始向海外偏转。

　　在这十年间，美国人总共做了三件事：

　　一是调整关税政策；

　　二是对海军进行合理扩建；

　　三是调整并严格贯彻指向明确的外交政策。

　　仔细思考不难发觉，此三决策的出发点皆是出于“海外扩张”的目的。事实证明，通过如此“定型”，美国人的确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如何寻找“不存在的答案”

　　美国人可以迅速摆脱危机，实现“定型”，一举奠定“称霸”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面对危机时冷静的应对与果敢的决策。正如作者徐弃郁在书中谈到的，“思想的力量在这一时期确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实任何民族都不缺少天才，但美国社会的机制却总能让“少数天才”发挥决定性作用。物质上的危机究竟会不会作用于社会心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对于自己所在的社会抱有怎样的心理，而国民心理的养成，又需要合理地、恰切地、可以发挥个人才智又不至僭越的顶层设计“保驾护航”。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团”的发光发热，可以看做是“美国式民主”在广袤的处女地上生根后的开花结果。

　　米兰•昆德拉说，历史的答案，并不能在历史中被寻见。事实上，“美国模式”尽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在积极的作为之外，美国人在外交上推广的霸权主义，在经济扩张式的资本入侵仍是不可取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于故纸堆中觅真知”，最终仍要结合实际，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大国之路”！

　　《帝国定型》读后感(四)：“美式帝国”的定型与崛起

　　“美式帝国”的定型与崛起

　　美国崛起的轨迹是前所未有的。“美国这个地方对其表示倾慕的观察者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现代世界已经逐渐形成的所有政治体系中，美国的政治体系大概是最为复杂的；二是这种政治体系又是人的智能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人工产物，是过去350年间在芬芳荒野上形成的国家……美国国民在如此比较短暂的时间里用如此多种多样的材料建立了别具一格的社会、国家和政治体系。”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所言，如果说1787年制宪之后，美国找到了其强大的制度根源，那么1890~1900这10年则是美国崛起最关键的10年，是美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强国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关键10年。这一阶段不但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型期，更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新型帝国的定型期。

　　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背景，“边疆”的不断移动与扩展还体现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发展的视角看，美国的“边疆”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地理区域，而是“‘野蛮与文明的结合点’所产生的一系列意象与价值”。或者说，“边疆”的发展变化，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融合了新的时代精神。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不仅是在经济社会上，还在政治文化上。在《帝国定型》一书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把我们的视角拉回1890~1900这一时期，以回溯到历史“原点”的手法来引导我们以辩证的视角看待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区域性英属殖民地嬗变成世界强国。“对美国来说，1890年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正如徐弃郁所言，这一阶段，不但是美国从北美“大陆边疆”向“全球边疆”的发展过程，也是美国在与大国林立的博弈中积聚、壮大成世界霸主和工业强国的过程。

　　美国是如何成功崛起的？在《帝国定型》中，徐弃郁是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始，以在华“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从“关闭”到“开放”，既意味着美国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正式转型，也标示着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美式帝国”的正式定型。按照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逻辑，“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徐弃郁认为，危机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确能倒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所谓“危机”，一是产能过剩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集中爆发而引发的美国社会骚乱，二是经济危机和社会骚乱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怀疑。这种怀疑几乎是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危机”，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看来，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恐慌和迷茫状态，（都）对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

　　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形式就不可能发展和进步的那种政府形式。”正如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J·S.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试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中所言，美国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不断改革、调适自我，才是推动其走向并维持其繁荣和强大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转化成一种动力，倒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思想界不断探索问题的根源，尝试解决路径。徐弃郁认为，正是那次经济危机促使思想界与决策层彼此互动，并在“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和“该怎么办”的大讨论中确立了“边疆关闭”与“海外扩张”的基本发展路径——运用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把巨大的产能过剩通过商业输出转化为一种国家优势。

　　从实践看，“边疆关闭”与“海外扩张”不仅帮助美国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还使其成为工业强国。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帝国定型”虽赖于对外贸易扩张的成功，却与传统帝国的形成并无本质差异。在《帝国定型》中，徐弃郁从美国的崛起与扩张中总结出不少具有相对规律性的东西。从1890~1900年美国的崛起与扩张来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国内社会和政治进程，而不是某种外部的刺激或对外政策本身的突然转向。比如，即是在诸如海军等与扩张相关的领域，国内进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众所周知，1890~1900年是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从一个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型期。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受到某种外部的威胁或者挑战，而是源于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带来的一种自然需求，是利益驱动和理论牵引（主要是马汉的海权理论）的综合过程。

　　人类社会经常会面临各种发展问题。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或者社会现象，不论是作为制度、机制或者规则，还是作为思想、行为和过程，同样有一个发展的问题。透过《帝国定型》，我们不难发现“思想的力量”不但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思想、物质与机遇三者的结合还决定了美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以及美国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徐弃郁对“美式帝国”定型的分析中，我们在《帝国定型》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政治体制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是其保持较高的外在适应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一句话，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能量的唯一途径和手段。二是世界上并没有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如果说美国崛起的历史有其特殊性或者难以复制，但其崛起的经验对各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21世纪则是中国的。”现代华尔街的风云人物，被誉为最富远见的国际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的预测总是在多年后应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已经从一种假设变为了一种可预见的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新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要持续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紧紧扭住、着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各项改革必须保持渐进性，以既积极又稳妥的姿势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绝不照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

　　原载2017年12月15日《中国保险报》阅读，2018年1月10日《中国审计报》第8版读书，2018《现代国企研究》1~2合刊上P126~128，发表时有删改。原创稿件，转载商用请致电致函商洽商洽授权。

　　http://shh.sinoins.com/2017-12/15/content_250125.htm

　　《帝国定型》读后感(五)：“美式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当下的美国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国家，从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理念，到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的商业形象，这些美国文化的象征深深烙印在世界各地。尤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力量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美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之大，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出其右。与一些老牌帝国相比，美国建国的时间显然并不算太长，而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后来居上，一方面取决于其地大物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制度。另外，关键时期的关键选择也同样不容忽视——正是思想、物质与机遇三者的结合，决定了美国的发展道路和霸权模式，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美国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在有关“美式帝国”的论著中，徐弃郁先生的《帝国定型》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作者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全面论述“美式帝国”的成因，而是选取了1890年~1900年作为关键的时间段，以历史的“原点”为切入点，解读美国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追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型帝国”的关键十年。所谓“原点”，徐先生以为：“就是后来帝国的所有要素及其运行规律都已具备，只等时机成熟后的充分发育和扩展；同时其逻辑关系还没有变得复杂，生成的机理也相对容易把握。”以这个标准揆诸美国崛起的历史，其最佳的“原点”应该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个十年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始，以在华“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从“关闭”到“开放”，既标示着美国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正式转型，也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美式帝国”的正式定型。

　　事实上，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经济虽然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但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却也同样突出，并最终酿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过，经济危机有时并非全然都是坏事，它固然能够对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却也可以转化成为一种动力，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对于彼时的美国来说，即堪称是一个将危机转化为动力的范例。因为正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让美国的思想界与决策层彼此互动，展开了一系列美国经济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从而达成一致共识，就此决定了“边疆关闭”与“海外扩张”的基本路径——即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为基础，运用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力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将巨大的产能过剩转化为一种国家优势，以制度性设计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以渗入与渗透的方式，建立一个不受边界限制的新型帝国。

　　应该说这种以贸易扩张为主的海外扩张的模式还是非常成功的。短短十年间，它不仅帮助美国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同时也以无形化有形，让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工业文明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它既使得美国一举成为“太平洋帝国”，又避免了传统帝国因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政治和财政成本过高而招致的失败。当然，“美式帝国”的形成虽然端赖对外贸易扩张的成功，但在诸多细节方面，却与传统帝国的形成并无本质差异。比如虚张声势的战争威胁，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乃至军事征服、经济侵略等等，一样都不缺少。彼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这样说道：“我们需要夏威夷甚于需要加利福尼亚，这就是天定命运。”而美国的天定命运，说穿了就是别国被入侵、遭剥夺的厄运。就像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照会，站在别国的领土上大谈“公平交易”，其本身不就显得非常荒唐吗？

　　作为帝国定型的关键时期，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国可谓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体现在徐先生笔下，既能够看出“美式帝国”形成的过程，也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制度和战略的规律性的东西。诸如，在开放的体系中实现和维持主导性经济技术的领先地位，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对外行为的方式，较高的成本敏感度和良好的成本控制度等等。如果说美国成功的历史难以复制，但其成功的经验却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借鉴意义。

　　原作者：王淼

　　原载于：新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