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醒来》的读后感10篇
《从历史中醒来》是一本由孙机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4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古代历史。这就要求考古学必须是一门严谨求实的学科，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还要以各种手段对这些材料辨伪存真，尽可能地还原人类古代社会的本来面目。
现代的考古学强调田野调查，是20世纪初从西方输入的，它的前身是传统的古器物学。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论古器物学之目标，曰：“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此话于今亦足取。考古学家李济曾转引吕大临的这句话，将中国近千年凝滞不前的古器物学归因为没有做到这三点，由于传统秉持的文物赏玩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理性的不足带来的后果，就好比一座地基不牢的建筑物，很难持久地站立。
以前贤之言观照，我们大概能理解博物大家孙机一直以来致力于普及物质文化研究之意旨。“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孙机在2015年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时如是说道。常识之缺，不仅未能家喻户晓，就是连学者、专家也多有不明之处。孙机的近作《从历史中醒来》是他历年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相比《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学术性更强，目的正是为了打好古器物学的地基，经多方综合比较，尽可能详细周密地校勘，对古器物原始材料做了一番有价值的重新审订。
古代物质文化范围很广，问题很多，千头万绪，难以细说。断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可以说是器物学家最需要用力的工作。孙机在掌握传世史籍资料、出土文物资料以及域外资料的基础之上，纵横比较，详加分析，尤其注意考证具体器物中透露的年代特征。现在的造假水平太高，科技手段未必能验明它的真身，人的学识素养和判断力很重要。
比如，《关于一支“‘唐’镂牙尺》。这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它发表在初版的《中国古度量衡图集》上时，定名为“唐鸟兽花卉纹黄牙拨镂尺”。该藏品纹饰的题材和图案的布局和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镂牙尺相近。孙机对此尺之唐代认定打了引号，表明了他的怀疑态度。孙机认为，此尺纹路模糊，笔力不贯，凤、狮、鹿、鹤等鸟兽刻纹形象窳弱，不符合唐代官制工艺品的水准。那个鸟头兽身四足双翼的怪物在唐代文物中从未出现过，和吉林集安长川一号墓的一幅5世纪中叶高句丽画师的壁画倒很仿佛。另外，此尺的云纹、宝相花纹和一些花卉纹中多有破绽。最明显的，如正面第8格刻有荷花和喇叭花，唐代花卉习惯将荷花与荷叶一起描摹，而此尺却不见荷叶而代之以喇叭花，显得不伦不类。
举此例，证考古之意义。孙机所言，待专家商榷，学术之争鸣、求真之态度，则是考古的根本。考古学没有金科玉律，它的发现日新月异，不仅可以辨伪，有时甚至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比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成就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依据，然而，随着70年代以来不断出土的考古新发现，传统上的中原地区之外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文明的起源。这动摇了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古史框架。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说过，“一枝花”代表不了“满园春”，“星星火”比不得满天星。仰韶和龙山固然重要，但“中原”并非最先朝文明迈步之地。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至于本书中琳琅满目的各种古文物：弓形器、玉具剑、床弩、日晷、梵钟、秘器、鹦鹉杯、刺鹅锥……凡此种种的考略，皆可见孙机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我们所处之时代，搜集查证的条件比之古人便利了不知多少倍，艺术设计要求忠于历史，然则荧屏上常见各种捏造纰漏，而学术界也常浮夸成风，这大约是孙机“呛声”之缘由吧。比如，《诸葛亮拿的是“羽扇”吗？》。说到诸葛亮，人们头脑中就会浮现谈笑风生、羽扇轻摇的形象。甚至把“摇羽毛扇的”作为了谋士或智囊的代名词。这种刻板印象以讹传讹，其实是一种误解。孙机与我们细语分说，穷究追底，原来诸葛亮拿的应该是麈尾。这其中还包涵了魏晋“麈谈”的清谈风尚，文化寓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同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温润平和的气质，孙机在《从历史中醒来》里时露峥嵘，甚或咄咄斥责。即便读书大家邓云乡，孙机也有所批评。《红楼梦》第五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说：“贾母歪在榻上，和众人说笑一回，又取出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邓云乡说这里有个问题，“试想，贾母年纪大了，眼镜匣子所装，自然是老花镜”，而“老花镜是看近不看远的”。孙机对“试想”“自然”这类揣测的用语，对今人仅从想象出发而妄议的行为表示不满。他在《中国早期的眼镜》这篇文章里搜集了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眼镜的流行程度很高，雍正和乾隆就都配有很多眼镜，富贵老人往往备有老花镜和近视眼镜若干，在不同场合替换使用乃是常事。
很多影视剧让人觉得太假，大概跟细节不到位有关。一部好的历史剧，肯定要在搭配的器物上花心思。1987版的《红楼梦》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考证工夫到位。曹雪芹写王熙凤出场时的打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蛎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身装扮尽显凤辣子的本色，很好地在剧中得到了还原。每位演员的衣着、妆容、配饰，乃至小到捏在手心里的手绢儿，都要细加考量，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从细节做起，才可以把观众带入氛围，真正融入到影视剧身处的场景。
器物的本质是内化了的历史。大体说来，一种器物的形态表现，或可看做生物的演变，形态的变异是随着器物的年岁依次显露出来的，把历史推进的轨道与器物变化的痕迹——两者相依的关联，明晰系统地揭示出来，实在是古器物学家很好的中心课题。器物本身包涵着其中的相关观念。对于一件器物，尽量占有已知的事实，能把它的原始说出来，通过对器物本身的认识寻找它的解读方式，对于这一器物以及历史，才能拥有较全面的了解。
我们所追求的器物学，并非只强调物质本身，尤其对于史前史，能够反映远古时代光芒的证据，不仅是考古获得的各种实物证据，还要算上依附在这些器物上的神话和传说。孙机以他的博闻强识，仔细考证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貘、猎豹、金丝猴等形象，还辨析了长颈鹿与麒麟的异同，以及三足乌的传说为何出炉，这是饶有趣味的古生态场景还原，这也证实了神话的转化源于对现实的刻意化解。中国神话史的一大研究目的，就是尽量分析出神话的本来面貌，还中国文化传统以清流渊源。
神话对于原始社会来说，是世界观和现实观的基础，为历史演变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基础。关于历史向神话、经历向记忆的转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鸷鸟、神面与少昊》一文。根据孙机引经据典的分析，图腾制度不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普遍存在，也不是为稳定族外对婚制而建立起的社会制度。从引述的《国语》、《三代》等众多典籍，孙机得出，中国古代无须通过图腾制也能理顺婚姻关系。不过，在婚姻制度之外，比如社群阶层等方面，图腾信仰是否形成了制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需要文物学家的进一步研讨。
《豆腐问题》、《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等文章则对我们印象中的“悠久历史”加以阐释。豆腐并非淮南王发明，这个讹传是朱熹在《咏素食》诗歌中自注，翻遍宋以前的典籍，都没有淮南王创制豆腐的明确记载。但这个说法在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中却被不断肯定，因此孙机费了一番心力查证说明，破解这个传说的不实。茶的情况和豆腐类似，也只是假托神农发现，溯根追源，梳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这一条“茶之路”上走过许多伟岸的身影，但它的源头的确不可考了，或许就是布衣百姓劳作时的偶然发现，而我们现在要克服这种攀附名望的习惯。
《从历史中醒来》全书总共五十篇，大半皆是正本清源、纵横捭阖的质疑之作。每件器物，都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每个传说，都透露着历史的线索。器物属于过去的时代，它的内容、意义以及身处的生活环境需要得到解释，它所内涵的文化密码需要学者们的可靠解析。
《从历史中醒来》读后感(二)：亲近文物，从历史中醒来
本书作为一本谨遵学术规范的论文集，却不同于绝大多数艰涩难懂的学术著作。孙老在文章中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可读性极强。不过，书中浓缩了大量关于历史和民俗的内容，在读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以往所了解的知识，用心领会。
本书不仅详细告诉我们一件件文物在历史流传中的来龙去脉，还能为我们更正许多以往的错误认识。毕竟，有时候专家和博物馆也会搞错。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关于博物馆的宣传材料出错之事，已经有好几位文史研究者指出过了。当然，本书在涉及某些问题时，也有提及以往的错误判定，并重新给出结论。
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主题是关于动物的历史和香妃画像的。本书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是产犀牛的。不仅产，而且极多；不仅华南产，而且华北大平原上也成群结队出现。那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原因在于，在战争不断的战国时代，对犀甲的需求量很大，人类为了军需目的而肆虐捕杀，于是这种生殖率很低的野生动物迅速减少了。
及至唐代，犀牛已属罕见，犀角也日益珍贵。人们开始兴起用犀角做腰带上的装饰品。这种热潮持续了近三百年。这是我国犀牛生存史上的第二次厄运。到北宋，犀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灭绝了。犀牛的灭绝让我们看到，知道任何一种动物的用途，一旦得到人们的追捧，那么其命运便堪忧了。此外，像犀牛一样遭遇悲惨的还有金丝猴，它们也为人类的消费和攀比风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关于香妃之谜，本书以故宫博物院所藏《香妃戎装像》一画为切入点，对香妃的身世进行了全面考量。香妃是维吾尔族上层人士艾力和卓之女，其叔与兄曾协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其家族反对割据，维护统一，有功于国家；她本人也被乾隆看重，被封容妃，在宫中地位优越。容妃死后，以妃礼安葬。野史传她“因谋刺皇帝被太后赐死”之说属于无稽之谈，因她死于皇太后逝世之后。
总之，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香妃一直是个被扭曲了的历史人物。所谓的《香妃戎装像》也不过是用于装饰的美人图，到目前为止并没发现香妃的画像。曾有一出旗装戏《香妃恨》，说她寡言笑，不屈从，进而谋刺，最后以殉身告终；其实这是在为分裂割据唱赞歌。所以本书认为，既然有关的历史资料已经大白于世，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用正式封号称她为容妃，而将来历不明的香妃之称摒弃不用。
作者孙机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年轻时曾经跟从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并协助沈先生整理中国古代铜镜。进入北京大学之后，长期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文物。多年以来，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代服饰、科技史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
并且，一些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器物经他辨识而重显异彩。他坚持认为，历史如果仅仅描述政治、经济、兵制、赋役等，而不对当时的日常生活、文化背景有所阐发，则历史只是一个骨架，而显得不那么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学者扬之水曾随孙先生学习，她说：遇安师的讲话总是极有感染力，一旦落墨，更是从无丝毫苟且，笔力雄健，辞旨静朗，风致精深，是一贯的风格，却又以它的渊博与厚实，耐得反复温习。历史研究需要“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
扬之水在《孙机先生治学散记》中，也提到了老师对自己的指点。例如，初从遇安师问学，师即告诫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惟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
“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毋庸讳言，遗憾的是，搜寻材料始终是个清冷的过程。因此，近来不断有老学者感叹：年轻人中有才气的很多，但大多数由于坐不住学术冷板凳，黯然退出了学术圈。
扬之水感佩孙老师的治学方式，更推崇他那扎实的学养与卓越见识。她说：如今“大师”的称号已被叫滥了……遇安师不是“大师”，他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令人由衷信服与钦敬的智者。的确，我们在本书的篇章中，如果跟随先生的思路，一步步将文献与图像互证，不仅能够弄清事物的名称、用途、性质，更能读懂其背后的历史事件。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那些凝聚情感、留下风俗的“物”却正慢慢远离我们的生活。电子书发展势头如此强劲，许多人已经抛弃了纸质书，更不要说还愿意提笔写写字；影视行业如火如荼，人们纷纷涌进不同场次的放映厅，再没了慢慢展开一幅手卷，细细品味的心绪。
空调帮我们挡住了酷暑，以致我们对古人钟爱的扇子已经弃置不闻；我们的休闲娱乐多是带孩子去游乐场，在灯光闪耀、迅速起落的过山车上疯狂呼喊来放松心情；我们不了解汉代精湛的杂技表演，也想象不出宋代繁华大街的百戏项目……
孙机先生的文物研究把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细腻感情一一重现，把那些无法复制的古老事物中积淀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是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开始用别样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每一物，同时明白“物”不仅仅是物，它还是文化气息和民族感情的承载和寄托。
传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点在凝聚着传统的古器物制作中有生动的体现。我们看待传统，不应该囿于成见。但如果想打破成见，首先要掌握足够的证据。在传统日用品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见典章制度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更能发现古人热爱生活的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每个民族都有历史，每个人都有历史，只有明了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应该亲近文物，窥测其中的细节和真谛，真正做到从历史中醒来。
《从历史中醒来》读后感(三)：历史与文物的互动
其实文物和历史从来都不是割裂开的，文物是历史的实体承载者，藏着许多典籍当中没有记载的秘密。可是，文物上的秘密不是人人都能解读的，所以就有了专业的培养——考古学。
在早期的高等学校教育当中，考古学是和历史学放在一起的。但是后来，考古学和历史学分开，专业性也就更强了。现在这两门学科的差别大概就在于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文献），考古学注重出土文物，也是各有所长。我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大学也已经上了一年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在课程内没有接触过，上课老师也提及的不多。虽然如此，但我对文物还是有不少兴趣的。这个学期，我也在闲暇时间读了两本相关的著作：沈从文先生的《古人的文化》和孙机先生的《从历史中醒来》
沈从文先生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著名的作家，我们也都熟悉他的《边城》和《湘行散记》。但是建国以后，沈从文先生就转行去做了文物研究，直到去世。这种“跳槽”的勇气不得不令人钦佩。至于孙机先生，则是地道的科班出生，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一直从事文物研究。这两个人的两部著作，也能看得出两个人迥然不同的风格。
沈从文先生通常是以一个话题或者事物为中心，洋洋洒洒发散开去，从它的源流、演变一直讲到它的消亡或者当今的发展，读完有一种贯通一气的感觉。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和他的小说散文如出一辙，但埋没在大量的文物学专业术语中，仍是有些枯燥。不过，往往在文章的最后，他就会用散文的笔法，或是作些回忆，或是抒发些感慨。文末的寥寥几笔，不禁让读了前面文字的读者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书中的几篇，相对于其他的文章，显得有些不一样。《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这篇，就针对王力先生文章当中对于胡子论述的不足做了一些纠正和补充。在文章最后，他难得做了相当篇幅的总结和感慨。他认为行文涉及历史，最好要仔细考究，避免出错。而艺术当中，也不能一味的约定俗成，沿袭早期的错误，而应当努力尊重历史，与时俱进。《过节和观灯》一篇，先生终于流露出文学大家的本色，将自己记忆中的节日描写得细致入微，让人宛若亲临。同时他也不忘旁征博引，讲述节日的历史演变。这篇文章，私以为是这本书当中最成功的一篇之一。
孙机先生则与沈从文先生不同，他的切入点一般都很小，通常是一种具体事物甚至只是一件文物，然后讲述和它相关的一系列文物方面的历史和具体知识。相比于沈从文先生，孙机先生的文章细致入微，条分缕析，充分体现出他科班出身的专业知识。而且文章中相当数量的注释和引文，更显示出非凡的专业水平。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是，在整本书中配有大量的插图，许多插图都是为了展示青铜器、玉器或者壁画上面的花纹和图案。而这些图案全部由孙机先生手绘而成！而他则说，这不过是每个考古专业的人的基本功而已。并且在书中，孙机先生还对现在一些文物的命名以及学术观点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这一点在沈从文先生的书中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两位学者文风不同，研究的方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都强调历史文献要和文物互证，不能只关注其一。孙机先生就举了一个例子：根据现在出土文物的经验，所谓的牺尊、象尊就是将尊铸造成牛和象的形状。但是古人大多以为是在尊上刻画出牛、象的花纹，而对出土文物熟视无睹。就连近代的训诂学大师段玉裁也说：“王肃、刘杳（这二人的认识和现代相同）不知此，乃云‘牺、象二尊形如牛、象’，真妄说耳。”段玉裁就是犯了泥信古书，不知实物的错误。
当今考古技术发达，我们拥有更加丰富的出土文物，也有更多的专业人才。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后也可能成为研究者，把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学术观点，是应当牢牢铭记的。虽然现在历史系的学习还是偏重于文献多一点，但如果能够了解一些或者掌握一点考古学以及文物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益的。
《从历史中醒来》读后感(四)：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孙老先生论文集。此书十一年前曾在台湾出版，名为《孙机谈文物》。大部分文章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个别与时俱进作了修改，可谓“新瓶装旧酒”。
文章专业性较强，涉及考古学、文物学、名物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学与美术等，物、图、文互证，专有名词和生僻字较多，需要随时翻工具书或者百度。如果匆匆读过，不知所云，则大无裨益。由此，有些地方比较生涩，趣味性较弱。孙老曾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若以此看此书，则难有普及之功，应属于考古和文物爱好者的深度阅读，故先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为宜（我偏偏倒过来了…）。好在图版生动（我偏好看图）、章节独立，每日两三篇倒也不费劲。（另，插图据说都是孙老先生亲笔所绘，功底了得，而且有的还画得很萌……）
小时候喜欢看《探索·发现》，曾立志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看到这本书里的文科大综合顿感自己too simple。只知一端而不兼通，唯通多门而不精熟，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考古工作者。
本书文章的编排顺序也见匠心，尽量分门别类放在一块以求系统。我按我的角度大致归纳了一下：1-9，动物；10-14，饮食；15-22，战备；23，工具（平木工具）；24-26，度量；27、28，乐器（钟鼓）；29-31，佛教（30、31，佛塔）；32-34，社会生活；35-45，名物；46、48-50，绘画（46、49-50，辨伪）；47，书评。故而同类书目易于互相参校。例如战备部分，若与周纬《中国兵器史》互为参看，必能更加深入，甚至得出新解。
本书中的文章多有驳论，颠覆了很多名家的观点，大多证据确凿、逻辑严谨、论证有力。但个别文章，如若深究背后的争鸣，仍可发现疑点。例如《商周的“弓形器”》一文，发表于199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文中肯定了1980年林沄的结论“弓形器为系于腰带正前方的挂缰钩”，但不认同其弓形器与“鹿石”上的刻纹有联系的观点。林沄于1998年发表《再论挂缰钩》，又于2007年发表《青铜挂缰钩补说》，再反驳孙老观点。该书收入此文，距林之驳文已隔九年，却未做出进一步回应，不知是疏于增补、有所忽略，还是认定己说、不欲再争？我门外陋见，难窥真谛，看林说亦有道理，总之不明是非。所以此书也仅是孙老一家之言，未必悬诸日月不刊。
同样一部书，书名从简单的《孙机谈文物》到《从历史中醒来》，孙老成书的真正目的不难洞见。从文物看历史，看古代社会生活，看文化发展脉络，才是文物研究的价值所在。之前在岳麓书院报告厅“重建斯文跨界高端峰会”上，有幸聆听孙老发言。他提到自己不喜欢做文物鉴定，因为文物收藏者总是对真品赝品、对价格斤斤计较，却不去发掘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类似《鉴宝》这类节目的商业意味太重（原话内容更丰富，我只是简单概括，未必精当，出现偏差我负责）。本书中《沟通古文物研究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次实践——评<古诗文名物新证>》一文，在评价扬之水大作的同时，也最能表达孙老的研究观点。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指从传世文献到出土文献，还是从文献到文献。诚如傅斯年先生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起初只是论及考古学，但现在看来，也有将历史文献（上穷碧落下黄泉）与出土文物（动手动脚找东西）挂钩的影子。扬之水先生以考古学成果研究文学作品著称，孙老在文中引了一段，讲到《金瓶梅》描写西门庆家的书房，看似高雅，但通过考校名物与传世文献中当时文人的标准，却雅得俗不可耐，兰陵笑笑生的字字机锋和皮里阳秋，在文物与文献的巧妙结合中浮现。文中最后一句：“书中提到的古文物，均已褫去华衮，洗尽铅华，出现在或世俗或风雅的社会生活之中，以本色素面开口讲自己的故事。”真的好棒啊！
接下来打算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总觉得看完之后，像我这种强迫症看古装剧会浑身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