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10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一本由[美]孔飞力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一)：几点疑惑
我读完本书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作者提的三个方面（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
仔细审读这三个方面问题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所谓“根本性议程”背后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议程”。这样讲估计译者们会很不屑。他们认为所谓“根本性议程”是作者的涉及人类普世性的关怀，因而是“有意义的问题”；与此相反，他们对反思东方主义思潮和后现代思潮抱有嘲讽的态度，似乎将后者只视为时髦的理论而无视这些思潮本身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涉及人类普世性的关怀。如果涉及人类普世性关怀的都是有意义的问题，译者们又何必厚此薄彼。
接下来看作者“根本性议程”背后的“意识形态议程”。在提问第一个方面时，作者用的是笼统的“政治参与”。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不断地在谈及“公民参与”或“公民的政治参与”，乃至还涉及到了“公民社会”，虽然他的材料主要展示的是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对于这些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方式，作者似持有一种既积极又悲观的持平态度：他们的参与有助于国家决策制定落实的多元化（作者极其偶尔用到“民主化”这个词，但我个人感觉作者实际上在以政治参与和多元化来寓意政府决策民主化的议程）；但与此同时，这些精英很大程度上排斥平民的政治参与（换句话说是有限的多元化-民主化）。到共产党社会里国家权力超越了政治-知识精英在地方社会中的中介角色进行直接管治（这个议题其他领域的西方中国研究学者也早已谈过，比如vivienne shue和萧凤霞）。如果我的理解没错，作者将从晚清到共和国“威权政治”的加剧看作是一种中国现代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国家模式的另类，而这种另类性，或者所谓的“另类的现代性”需要从中国历史和社会自身的脉络中来理解。
作为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我觉得作者这样的思路，乃至译者们对这种“关怀”的强调都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来审视这套训练本身的问题，以及带出来学术进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更值得重新放到台面上剖析。我就此提出两点疑问：
1。老生常谈的一点：为什么西方社会中现代国家的模式可以作为标准参照物，以此认定中国现代国家的模式是“另类”的？
2。这种标准参照物和另类的比较缘何可以理解为对人类普世性关怀的求索？进而，究竟什么是“人类普世性”关怀？（似乎对于作者和译者而言，是国家权力的制衡，是权力的民主化，是民众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果这些是所谓的“人类普世性”的关怀，这些关怀从何而来又为何可以不证自明的“普世”？作为人的观念为何它可以不假思索地当作学术思考以及政治活动的实践目标？）
最后，就作者的写作本身我也有一点疑问，这个疑问也是针对90年代及以前的关于中国国家或民族国家建设相关作品的提问：为什么你们可以用思想史的做法顺理成章地论述国家建构？区区几个知识精英就能把国家建设做起来了？就算他们提供了传播了理念，国家建构的具体过程是如何实作的？在本书中，作者虽然也谈及了国家的税收等汲取能力，但整体上仍显得蜻蜓点水。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二)：读书杂记
昨晚瞎写的，算是一点闲杂想法与读书笔记的结合吧。
一条新闻说，日进千元的火车票黄牛党，表示相当感谢新政策的推出。一时无语。良好出发点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结果，这并不新鲜。更何况在这片土地，有些东西与其说是源于“良好出发点”，不如说是出台于无可奈何之下的“良好出发点”，而这个“无可奈何”有许多前提，可能是过往许多错误未经修正的累积、可能甚至就是不愿承认的过往错误。就像深圳刚刚6点开始实行的汽车限购政策一样，就像多年来的“维稳”一样，就像共和国建国以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样，往更远里说，就好像历史中的“均贫富”政策总是以民不聊生作为结果一样，比如王安石的变法、比如新中国土改。这个小小的、简直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新闻（黄牛票），的确蕴含着某些从历史更久远处跋涉而来的东西。这历史啊，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后果”，正因如此，那么，到底是所谓的民族性导致了这种内核的绵延不断，还是反过来呢？
据汉学家孔飞力和吴晓波著述的启发，现代中国建制于清末的旧体制，而在转型期未彻底解决的问题，既可追溯于遥远的过去，也可在当代中国清晰地看见。孔飞力总结的主要是三个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结合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结合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旧中国思想学术有一个弱点或在于，只有模糊的方向选择，而没有更具体的方案阐述，比如关于第一个问题，魏源认为应该将政治参与的范围扩展至中国广泛的文人群体（自科举制以降，在任何朝代，能成功挤身官场体系的文人都是少之又少，这比例反正是远远低于现在的高考成功率，“抑郁不得志”者可是相当常见），但这群人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参与政治，魏老夫就懒得细究了。而我们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反应的也是这个问题的延续，一方面颇有点无耻一方面又颇具创造性地给予了一个方案有没有（大家都有份参与其实就是大家都没份）。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用漫长的内战（中间夹杂着抗日战争）来否决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统一执政党，无需竞争，也就无所谓存在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了。又比如明清除外患的方法就是闭关锁国，直接取消这个问题的存在orz。
至于第三个问题，那注脚就太多了。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也在此，出发点是以低利率贷款给穷人，结果却给穷人带来了实质上更高的贷款利率（比如官府短斤缺两借差粮给你，却要你还实足实两的好粮，这其实就是变相地增加了利率负担），并且因为贷款指标的存在，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到处抓人放贷的情况。国家需要钱，百姓需要生存，更哪堪界于二者之间的“桥梁”横插一脚？孔飞力便提到了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掮客”，说白了这掮客既可以是掌管地方政府层层权力的阶层，也可以是所谓“黄牛党”之流，在古往今来的中国都生生不息地存在着并且至少比一般百姓过得滋润。当然这一广泛的阶层产生的不完全是负面的故事，清末不是有生员主动揽起了下层百姓的税负么？黄牛党不是可以把票卖给一些与新技术脱节而无法购买到火车票的人群么？然而总的来说，这一阶层的存在是“抽血”意义的，是负面的。而新中国一方面推行分权（无论是为了避免当苏联的影子还是为了更好地集权于一手，毛泽东的确孜孜不倦地追求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分权，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是使中国从20世纪崛起的原动力，到现在层出不穷的“自贸区”大概依然还是可以用这个思路来理解），一方面进行集体化，都是针对第三个问题的反应。后面的故事已经说明，此路不通，新中国的方案是没有办法解决第三个问题的。只是，永远都是，苦了百姓。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三)：草蛇灰线 微言大义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美国史家孔飞力的200页的小书，基本在上下班的公交上读完。与其说是一本历史书，更不如说是一本历史视角下的研究政治哲学的书。阅读顺序是：译者导言＞中文版序言＞导论＞正文＞导论＞中文版序言＞译者导言。 从魏源、冯桂芬、耒阳暴乱三个历史切片寻找中国近一两百年来在面临国家“根本性议程”，呈现的的独特性和普世性路径。延续百年仍横亘眼前的三个问题： 1. 政治参与的广度与国家权力合法性如何协调？ 2. 政治竞争与公共利益如何协调？ 3. 从财政角度，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协调？ 孔老师开出了问题，画出草蛇灰线，答案将交给时间和国人自己。
未完待续。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四)：刘仲敬：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
刘仲敬：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在2013年出版，堪称汉语读书界期待已久的盛事。由于作者炉火纯青的史学功力和典雅文笔，由于施华茨学派的盛名，由于《叫魂》、《叛乱》两书积累的声望，更由于本书蕴涵的重大问题意识，众多元老和通儒及时做出了赞不绝口的表态。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公正评价作者的水准和眼光，这样做是应该的。但如果他们误认为作者已经替中国思想界解开了戈迪安之结，那就未免高兴得太早。十多年前，他们曾经对黄仁宇发出类似的欢呼。原因相似，结果同样相似。
对于非专业读者和绝大多数思想界而言，孔飞力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六年提出的，此后始终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萦回不去。“中国之命运”问题可以简化为以下的内容。在古典华夏和现代中国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正确路线？如果存在，哪一条才是正确路线？我在《叫魂》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热的群众，理性官僚对群众的本能压制，至高皇权利用群众打击官僚的小算盘。我在《叛乱》中看到土豪的史前史：地方精英通过经营朝廷的政策，在官僚体制外渐成气候，构成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基础。《起源》无异于以上两书的正--反--合收场。列宁主义国家通过革命铲除地方精英，收回了至高皇权所失去的一切。
然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实现吗？作者将解答的责任推回中国人手中。“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如前所述，作者已经精彩而有力地说明：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上，“中国自己的条件”等同于“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至此，我已经确定：作者所谓的“中国现代国家”只是“现代时期的中国”的意思，并不打算保证“中国现代化已经实现或可望实现”。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梁启超的时代和命运，前途仍然未卜。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庆功宴。这不是作者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五)：作为帝国之“大患”的中间阶层
我想孔飞力的研究和学理源头是对中国社会“建制议程”——内在发展动力的探询，其中必须处理的是中央政府权力对地方势力的管控（矛盾）和渗透，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异、政策与具体情境，而这些问题的直接线索便是税收制度，或者说，是国家税收制度在地方所遇到阻力、效用及失效。即，国家采取各种税收制度、人才制度最大限度地汲取地方的税收利益，而不至于在层层管理和中饱私囊遭到大量损耗。这一线索在第三章耒阳暴乱的例子以及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阐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地方胥吏和生员乡绅在一种夹心位置中对中央权力的渗透、税收的征收所引起的棘手困局。毕竟，任何税收制度都要依赖地方阶层和行政单位。但资本积累稍久，他们便反过来成为中央集权与广大农民之间的顽固阻碍。中央权力如何处理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关系，永远是历朝历代的根本性话题，虽然在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头几十年里这种矛盾奇迹般地“消失”——彻底的革命摧毁了原有的经济和阶级体系。
与黄仁宇一样（据遥远的阅读记忆，明朝的危机转折尽管来自君臣权力对抗、帝国官僚体系僵化、党争、腐败、道学衰落等多个方面，但更为致命的是，税收制度改革失败、财政计算手段的落后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美国（或哈佛学派）的汉学研究都特别注重税收、财政制度在国家矛盾和官僚体系运行中的攸关作用，或者反过来将其作为探测一个帝国的政经、财税、文化矛盾的一个敏锐的神经指示器。只要在材料上考察缜密，再结合某些历史时期的社会事变、军事动乱和政策变化分析，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制议程”的测算和结论就能“百试不爽”，屡屡奏效——帝国在衰亡，矛盾在加剧，关键问题是这些历史现象背后是哪些机制在反映这种演变。答案是三个因素：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与相互对抗，税收政策作为帝国的命根子成为牵动中央和地方神经的手术刀，为应对帝国内外危机而引发的对于政治文化体制与人才阶层的重新划分和选拔方法。
第三点在前两章，即从乾隆帝开头所叙述的帝国危机显露并逐渐恶化过程中引起开明士大夫魏源、冯桂芬两人所做出的反映的叙述部分中。对此，陈之宏在长篇《导读》中做了清晰的说明。魏源所发起的对于“文人中流”的唤醒计划源于他对激活帝国地层治理活力的理想，以及对圣人和知识精英智性能量的信任，于是才有从《诗经》出发对“呦呦鹿鸣”的今文派解读（今文派的缺点是固执己见、粗枝大叶、文献简陋，但优点在于遇到危机的时候又能摆脱传统释经系统对思想的束缚，做出随机应变、六经注我式的实用阐释。就像出自公羊学的康有为后来对孔子学说所做的荒谬解释）。与后来冯桂芬的“地方投票选举”设想一样，这种带有民主倾向和地方自治色彩的中低层人才刺激计划对于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尽管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戊戌变法中确实得到过光绪帝的考虑和朝廷的争议，但结果可想而知，或者大概也只是被视作了君主立宪制的一种条款。
很难说清（恐怕孔飞力也没说清）魏源为什么会对“文人中流”的刺激那么看重。原因当然是帝国人口膨胀，政权核心圈以外的进士、举人、贡生、秀才、生员被大量浪费。也许魏源看到以中央高层之力很难有一个度量衡般的治理方案，何况自和珅以降的中央师生关系利益体系又是那么低顽固不化、牢不可破。正是从这一点考虑，魏源才把希望转向中下层被大量弃置的“二三线文人阶层”。他希望通过一个人才激励计划，让帝国的治理活力在地方上被激发出来——“得多士之心”。于是从孔飞力所说的政治参与扩展到具体的政治竞争。但魏源并没有为他的理想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几十年后的“公车上书”终于实现了他理想的文人中流的参政，但与魏源的蓝图其实大有不同），冯桂芬的学说似乎有所发展，但更不可能。与魏源、冯桂芬二人关注人才系统和效力的具体问题相比，翰林院编修洪亮吉那种冒死进谏和干犯龙颜的士气，则显得要正统和“迂腐”得多，尽管他思考的是更为根本的知识理想和为天地立心式的崇高道德问题。（至于朝廷中那帮空谈性理、臧否人物的“清流”，则眼界和思想更为狭隘和保守。）
虽然孔飞力从三条线索阐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中的人才制度、权力管理和税制手段的演变，但似乎没有一个集中的观念：他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陈之宏在导读中一再强调孔飞力和费正清、史华兹等人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文化/知识关怀。从“广开言路”、地方知识阶层自治（及其在新中国完全被消灭），孔飞力也许有一个潜在目的，即追问中国社会民主宪政的萌芽生长状况：广开言路、民主选举、民主宪政在中国曾经有哪些可能的苗头，又如何最终完全失去希望。但是，这种个案式的社会学研究终究是以一斑窥全豹，抛开了主要历史事件和框架、思想潮流的观照，就像在海浪中穿梭的水手或艨艟，很难把根本情形和原因说周全。
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作者对于清代的官僚人才结构描述得非常清晰，比如他谈到清代士大夫因为明亡的教训对于“党政”的厌恶、鄙视和不屑，但实质上却摆脱不了结党的行为；比如他对那些没有进入中央权力圈、不居官位的幕僚所具有的参与全国性事务及国家治理的幕僚作用的描述，并说他们与其所服务的主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因为“精英身份中强调文化同质而不是官位差异的方面”（105），这都是在一些方面非常精准和犀利的论述。此外，作为一个非农业国的学者，孔飞力能体会独立小农对于国家的致命作用，非常难得：“对小土地拥有者的威胁，同时也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任何一个贪婪到连独立小农都加以摧毁的国家，也是一个在为自己挖掘坟墓的国家”（107），这大概源于孔飞力对魏源的深刻解读和理解。这种出色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同样体现在后面他对于梁启超（相信民心、团结自律，主张地方自治）和章炳麟（相信机构治理，主张平等法律制约私欲）两人学说的对比分析之中。作者对于另一个缺点是，文中的许多观点反复陈述，前后多次出现，不免有啰嗦冗杂之嫌，再加上陈之宏的导读复述一遍，更显啰嗦了。而且，在地方行政建制的沿革方面（即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地方民选与普通人和新兴知识群体参政议政的变相实现），孔飞力略过了整个民国时期，很显然太跳跃了。
不过在后半部分，孔飞力也多次强调，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发，即，旧的社会建制议程往往成为新社会环境下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也就是“一种古老的议程在后代变革中一再翻版”，简单说，就是如何处理横更在中央与农民（同样体现在漕运体系中）之间的那个中介掮客阶层——他们总是形成与中央权力的竞争和对中央税收的阻碍与侵吞——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魏源所称的那个“文人中流”。
孔飞力通过自己的研究，也想传达给西方一个信号，或者只是对自己强调他的一个结论，即“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其实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学者尤其是历史研究者的观念不同于政治家和普通人，他们的研究本来就是带有“本体决定论”的导向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六)：未能完成的任务
孔飞力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下，乾隆晚期以来的社会危机是否足以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
孔飞力的答案似乎是可能。他在导论中即着重强调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内部历史文化资源。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视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那么，这里似乎意味着，这三个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中是变化相当大的变量，而引起这些变量改变的原因可以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求得。
但孔飞力的叙述似乎未能很好地完成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政治控制一章（第三章）写得相当精彩，对政治控制如何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加深的过程，给出了精微的阐释。但对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讨论则显得不那么扎实了。首先，这些变量是否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了重大的变化？冯桂芬的思想中确实透露出一定的政治竞争的理想，但正如孔飞力自己花了大力气阐释的，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而是统一在一个威权下、利用百花齐放为同一威权服务的所谓“诤谏”。这里确实有中国朋党观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可谓是延续始终的传统，却并不适合“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题目。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而魏源的所谓文人中流的政治参与，更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前朝照样可以找到类似的思想传统。同样，它也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未发挥更多的作用（虽然比政治竞争要显著）。因而，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中，似乎并不是重要的变量，支撑不起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大变革。同时，他们也并不是清代特殊的现象——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中国传统古已有之，孔氏的叙述未免少见多怪和小题大做，因而也无法论证即使没有外部因素，清帝国中后期社会危机的特殊性也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
那种因为个别思想家有了一个思想的雏形，就牵强附会地推理出一个精神运动的大棋局，是相当虚弱的推理。而讨论内因外因何者为根本因素，也是相当徒劳的做法——内因和外因并无本质区别，无需藉此对变量加以区分；而“根本”一词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孔飞力试图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然而其关于政治控制的讨论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的讨论。如果亨廷顿能对中国革命做一观察，那么他无疑会很高兴地将其纳入其关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讨论——政治控制和对乡村汲取能力的加强，自然是政治制度化不可或缺的部分。竞争性政治参与之不发展，或者滞后于政治制度化，亨廷顿如果愿意看一看中国，想来是会颇感一个赛艇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七)：现代中国与中国的现代性
（编者按：蓑翁在2016年3月23日晚上，于南京的金陵读书策划组织了孔飞力先生纪念专场，以讨论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以纪念这位美国顶级汉学家的亡灵。本文即为蓑翁根据本次沙龙的分享提纲事后写成的读书随记。）
无论是孔飞力、史景迁，还是黄仁宇、余英时，美国的这些汉学学者，都非常善于从一个细小的切入点入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架构展开深入分析。尽管他们聚焦的是“小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对宏大命题的关注。相反，在孔飞力的中国史研究历程中，对于所谓“全国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的重视和关注，可谓是一以贯之：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从清乾隆时期一件危及国本的谣言传播事件切入，为我们全面展示了这种前现代的社会传播机制和权力运作机制的效率低下与不合时宜；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里，孔飞力着重分析了晚晴这一“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社会”力量与互动关系的变化；到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全过程归结为三组互相关联的矛盾与互动：政治参与规模扩大与国家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引入和发展与公共权力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财税权力的集中与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他的最后一本书——《他者中的华人》尽管论述的是海外华人的发展状况，但这本书对于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现代文明进程的论述与梳理，其实同样可以纳入到一个广义层面的“中华共同体”的现代性发展框架中去加以考量。
具体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四篇论文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而前三篇论文的主题分别是魏源和冯桂芬的改革思想，以及从晚晴耒阳暴乱到中共建国初期时农业集体化的这近百年间，中国财税体制发生的诸多变化。尽管论述主题各异，但这三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都把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或者说中国现代性的萌生与发展，主要归结于中国自身的内生性因素。
魏源的改革思想跟龚自珍一脉相承，而龚自珍大力呼吁清政府进行变革之时，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冯桂芬关于由基层官员选举产生高官和加强基层控制的建议，表面上看起来是受西方民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影响，实际上前者源自扩大中国数量日益增长的士人阶层的政治参与感，后者则源于从康熙、雍正年间就开始尝试的加强朝廷中央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改革尝试；至于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改革的初衷，都是指向对无处不在的税收中介和税收掮客的打压，从而实现增强中央财税控制权与减轻基层平民负担的双赢，而这种以乡绅为主体力量的税收中介，在中国帝制时期的历朝历代，都是引发土地兼并，导致王朝兴衰周期律的重要因素。孔飞力的“中国现代性内生”说，跟他的前辈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和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步与发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冲击影响之下的被动回应）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对比。而孔氏这种不唯西方中心论，正视中国自身的路径依赖与传统演化脉络的分析思路，不只对西方中国研究的学术发展有明显贡献，甚至也可以被视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补充与创新。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孔飞力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主要归结为内生因素，但是这些看似内生的因素，实际上背后仍然可以梳理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就拿孔氏列出的第一组矛盾：政治参与方面的矛盾为例，晚晴遭遇的一大政治危机，源于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人口在两百年间增长了2-3倍，读书人的数量也随之增长，而清政府的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和所能提供的官员数量却一直保持相对固化状态。应该看到：人口数量的不断扩大，既有两百年太平无事和清政府宣布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影响，同样也跟玉米、红薯等可以大量种植、生产的美洲食物的引入有很大关系。而美洲的殖民与开发，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的重要举措。
如果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里的界定，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世界各地开始连为一体，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也可以被视为发端于此。由此对照中国，1500年刚好位于明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奢靡享受之风日趋扩散、以阳明心学及其后学泰州学派为代表的思想解放浪潮，表面上都可谓是中国的内生发展所致；然而仔细推究，其也跟西方殖民带来的海外贸易兴盛、传教士进入中国对原有儒家思想的冲击不无关系。换句话来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任何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都具有相对性，中国已经无法独立于世界发展之外。
在这里，我们应该区分清楚“现代中国”与“中国的现代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现代中国”，更多是指中国按照现代文明的理念与要求进行转型的理想状态和实施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直到眼下，“现代中国”仍然处在发育与形成的过程之中；而所谓“中国的现代性”，则是指中国在自身演化以及与外界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孕育出来的符合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明理念的诸多特性。按照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现代性”的起点，要比“现代中国”的起点更早。按照樊树志先生在《晚明大变局》一书中的论述，“中国的现代性”，至少从晚明时期就已经开始孕育。而正如上一段所论述的那样，晚明时期的中国已经身处一个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任何影响因素，都必须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考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把孔飞力先生的中国现代性内生说，跟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说综合到一起，才能反映出中国现代性发育状况的全貌。
然而即便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任何国家的现代性，都必须在自身文化传统和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成长，而所谓的“普世性”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代名词，中国也不例外。同样是面临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法国，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最后一次三级会议，而这次会议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而在中国，明代中后期和清代的统治者则大规模地应用捐纳制度，尽管这一制度背上了“卖官鬻爵”的道德化污名，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能在保证中央控制力度的基础上，增强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又扩大了社会各阶层对政府机构的参与性，也可谓是一举两得（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而在孔飞力这本书的第二章里，众多官员之所以会对冯桂芬所谓由低层官员选举产生高等官员的提议大加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提议，自然而然地跟中国历代统治者所严加防范的结党、谋利和派系斗争联系在一起。清初众多士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均把党争作为重要因素；到了冯桂芬生活的清末，中央政府控制力本已下降，此时推行所谓选举制度，其带来的地方化和派系化隐患，自然为众多官员所提防。同样的选举制度，在美国的建国元勋们眼中，是坚信其跟联邦制的结合，能够打破个体和利益群体对私利的追逐；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一统传统的国家里，就被视为“洪水野兽”。此等差异，不言而喻。
实际上，孔飞力先生指出的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这三组矛盾之间，并非是一种相互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张力：政治参与度的扩大和政治竞争的引入会引发增量改革，而这种改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伴随着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要想从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自下而上地发生，必然伴随着对地方自治的呼吁和需求；这种自治给社会变革提供了空间，但翻过来又会削弱中央的控制力，使得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无法建立，从而在应对外敌入侵和自身现代化建设方面捉襟见肘。回顾从鸦片战争至今的这近两百年历史，中国政治的变迁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摇摆。如果说前现代时期的分与合主要影响的是天下观念和帝王功绩的话，那么到了现代化的语境下，能否实现有效的中央集权，则成为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完成现代国家转型的关键性因素。从这一视角来理解中共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其施政逻辑便一目了然。然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考量标准并非仅仅只有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这一项因素，权力的相互制衡、法治的有效实施、以及地方一定程度的自治与发展空间，同样都是其必备因素。因此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眼下仍然走在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中，而孔飞力提出的这三组矛盾的内在发展脉络，也依旧没有过时。
2016.4.2中午作于竹林斋
2016.4.13晚改定于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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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八)：只有时间会回答这个问题
北京时间2月15日17点40分，汉学家魏希德在推特上发消息称，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去世，享年83岁，他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多部论著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并为日后汉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孔飞力教授的小册子《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英文名为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考察state和country、nation的微妙差异，仔细释义，则书名的准确涵义是“政治现代化的中国国家起源”。在此必须强调政治现代化，是因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权一直在使用模糊的现代化概念，用建设、科技、经济领域的现代技术手段来指称作为整体的现代化，并以此掩盖政治现代化的短板。而一般大众在反复的宣传中也接受了这套话语体系，以为高铁、高速公路的里程数就足以证明其所身处的无疑是现代化国家。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比喻，中世纪武士用核弹决斗，这究竟是现代还是前现代呢？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政体的现代化水平呢？亨廷顿提出的三个标准，基本符合对历史和现状的判断。1、权威的合理化；2、新的政治职能，并有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职能；3、增加社会上各所有集团的参政程度。简言之就是合法性、国家治理水平和政治参与三大要素。其中政治参与又是重中之重，因为“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势力在传统的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和组织。”于是不难理解，当孔飞力在讨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时，把政治参与放在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以分析。
在魏源、冯桂芬和耒阳暴动的三个案例中，孔飞力指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民间精英”对政治参与的诉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对诉求的不同互动方式，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到了澄清，我们也得以从中发现，一些看似当代的问题，早已草蛇灰线于中华帝国。
魏源的政治参与诉求非常温和，在他眼中的民间精英都是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贤士。这个人群虽然不一定是在职官员，但一般拥有候补资格，或者充任幕僚。以今天的标准看，大致相当于党内民主派和党员学者，高级教授和院士。魏源的政治参与观，最终落眼于为政府服务。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而且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地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
相比魏源，冯桂芬具有更加鲜明的“民主”思想，他信任广大的中下层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帝国的生员（秀才）在内，实际上扩大了参政的基数，而这个群体类似于今天的“新兴中产阶层”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受益者。冯桂芬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一种仔细规划的政治参与，下层精英人物是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接下来我们转由政权的角度，看一看它是如何回应这三种政治诉求的。魏源的温和表态被冷漠地束之高阁。这里有时代的原因——第一次英清战争结束，暂时没有外来的更大威胁和太平天国战争尚未爆发——当时并没有急迫改革的愿望，更关键的问题是统治者并没有分享权力的意思。即使魏源能说服他的精英阶层毫无保留地信任并服务于那个政府，当权者却十分怀疑他们的用心。统治者讨厌下位者的干涉，无论对方的出发点是多么想维护和歌颂这个政权。说穿了这就是一个“赵家人”的问题，纯粹是拿热脸去贴冷屁股。（在此推荐姚念慈所著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该书对满洲统治者的心态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冯桂芬的“民主”进步思想被更大范围的统治群体攻击便不难设想了。站在他对立面的已经不是一两个政权的主人，而是依附于这个体系的官僚阶层。中国官僚阶层的独特之处，就是其传统思想中的道德主义成分。他们将治统和道统融合，在标榜自身的道德完美时，反对自下而上的“道德可疑”的政治竞争。在他们看来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中下层精英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这个设想本身的基础就是，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越具有客观性。有趣的是，这种道德主义被中国更占多数的底层民众所接受，这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方面是反智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中央领导的盲目信任和个人崇拜。对此亨廷顿也有所认识，他认为穷人是观潮派和渐进主义者，仅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绝对有关的小修小补。
历史和现实的无情之处在于，当人们放弃比较长远的政治权利时，那么他们近在眼前的利益很快就会被侵犯。耒阳暴动的故事便发端于此，孔飞力在这一章中做了非常精彩的历史速写，最终落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政策和相关运动。困扰着（宋朝以后）中华帝国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渗透到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中，从而最大程度的限制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在这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便成了突破口，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完成。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灭了通过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赋收入到不了国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阶级。“统购”的实行，不仅保证了国家对于农民剩余产品的占有份额，而且在实际上增加了这种份额。国家不仅通过指令来规定粮食价格，也通过指令规定农民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数量。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对这种高效率的汲取体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解决的办法是把较大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单位（即公社和生产大队），转变为行政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这也意味着政府进入到了“大村庄”（乡镇）的层次。
除了政治参与的问题外，本书也对其它关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做了考察。例如在权威的问题上，他指出中国所有的政权事实上都是征服者通过军事力量建立的，其文官政府背后也总有军事力量的存在。同征服者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地位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关于征服者权威的存续问题，可以分成一般的常态稳定和非常态的剧烈震动。关于这点本文不作深入阐释，读者只要翻翻史籍不难找到很多例子。另外关于专业职能治理的问题，孔飞力在探讨耒阳暴动时指出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法的中介掮客和弊端丛生的征税系统这两大顽疾。因为从中华帝国到民国乃至共和国，中央政府延续着几乎相同的财政理念，即将财富最大可能的集中在中央的手中（国富民穷），所以地方政府的“商业化”便很难避免，考察地方政绩的主要标准自然是财政表现，而不会是人民对执政的满意程度。因此掮客和官僚在弊政系统中的合作空间——至少从今天的金融经济领域来看——也变得越来越大。不可否认，中国的技术官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历史性痼疾对系统的长期侵蚀，最终会不会在一个特定时刻爆发，谁也说不准。
孔飞力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做出一个评价，他只是指出中国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问题，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中国中心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只是对近代以来外来刺激的反应，而是基于自身的独特经验，是中国内部历史叙事的逻辑结果和自然指向。这一自然流程不必通过与历史切割来实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保持有机的统一。虽然“中国中心论”排斥了西方汉学的“刺激——反应”论，但必须肯定的是，孔飞力并没有背弃西方公认的基本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更进一步的是，孔飞力暗示随着中国的大门愈加打开，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得到重新界定。其潜台词无疑是，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可能会在一个全球的自由体系中完成，尽管“只有时间会回答这个问题”。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 孔飞力
谨以此文致以迟到的纪念。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九)：晚期帝国与现代国家的缠结
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基于对“晚期中华帝国”之认知，而这一概念也是海外汉学圈学术积累的结果。如果说《叫魂》不断转动万花筒，折映出晚期帝制中国不同的症结和隐患，那么此书则是用一个视角更广大，理路更通贯的叙述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进行整合，孔氏的思考和关切是一脉相承的。
此书对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之讨论，时间始于乾隆末年。在孔飞力看来，乾隆盛世遗留下来的症结成为以后历史演变的基础，作为结构性的约束限制了历史演变路径的可能。但其实还有另一点也极为重要，孔氏虽然捎带一提，未及深论。这就是中国进入现代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基本继承了清帝国的版图框架。要理解现代中国，不可避免要追溯到民国，到晚清，但要理解晚清，至少须从乾隆朝入手。除了乾隆时代是由盛转衰之始，清高宗本人更是一个建制能力极强的君主，文化学术方面之影响姑且不论，近代以来的地缘框架、版图规模、四裔制度均与之密切相关，其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一大关节。
不过作为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孔飞力还是拈出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换最重要的部分【注1】。不同于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中国近世遭遇的危困内在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这是彼时美国“新”一代汉学家们对于老师费正清的突破。的确，中国并非是一个历史已经停滞了的地方，不过同样需要注意，中国内部的演变与世界的互动息息相关【注2】，并在列强入侵的作用下催化爆发【注3】。中国内部持续存在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起始于帝制中国晚期以来的多重国内危机，这一脉络较之外部入侵和冲击更为重要，因为其线索可以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
孔氏的思路其实和邹谠十分相近。邹氏认为正是近代以来发生的全面危机使得全面的社会革命成为必要，并由此导致全能主义政治系统（modern totalistic political system）的出现。“全能主义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社会关系，在孔氏这里则是对国家财政需求与地方自治之间重重矛盾（政治控制）的讨论。孔氏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政治竞争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协调，他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无论是权利的分享还是利益多元化的考虑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派系斗争总是一幅一种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图景，这一点又正好是邹谠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特征的核心。孔飞力的此书是在1994年法兰西学院演讲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也在同年出版【注4】，而两人的认识竟然如此相似，大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奇，盖是一时风会所同趋吧【注5】。
孔飞力的另一个重要关切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宋以来的官僚士绅一般被认为是同一个精英阶层，孔氏创造性地将其以科举功名等级划分为进士上层官僚、举人群体和生员群体。生员的地位是“下士”，更多地代表地方利益；举人群体是文人中流，构成了一个准官僚网络，并对全国性政治议题十分关切；而进士群体则是精英圈的顶层。其间一个巨大落差是进士上层官僚和举人在文化地位上平等，但拥有的政治权力却天差地别。孔飞力对魏源到冯桂芬论述的分析中讨论了这种背景下政治权力扩大分享的可能性，这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不过他虽没用民主进程相比附，似乎已然不自觉地如此考虑。但在当时，魏源是否认为清朝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是由极少数人治理的？而其提出所谓“根本性议程”的同时是否一直对“朋党”高度顾虑？魏源可能并没有清晰地认为清廷是一个征服者王朝，而道咸之际清廷在文化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危机亦非到了紧急关头。从清代学术的内在脉络来把握魏源，或许对于孔飞力来说是个有些过分的要求。孔氏的识鉴在于他发现了魏源在谈到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联系起来，二者自然结合，显示着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独特和本土。
这个线索在冯桂芬那里得到延续，冯氏既主张应当通过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以此扩大政治参与，又主张在乡村中建立更密集的政治控制机制。尽管我们可以看出冯氏政论透出平权投票的想法有着明显的西方印记，但是究其目的，乃与魏源并无二致。二人倡言所谓政治参与的目的均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国家”，这是扩大政治参与和加强国家权力能够自然结合的原因，但他们并非是想要从原理上改革政体，西方政党意义上的政治竞争观念大概从不是他们考虑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冯桂芬和批驳其《校邠庐抗议》的京官在最终原则上亦无分歧，他们都希望行公去私，而不是确认追求私利的合法性，可这却是西方政治竞争的前提。超越“保守”和“激进”的俗套看待签注冯著的京官是极有必要的，不过孔飞力既心向冯说，对于这些人并未深识。京官们冷酷的社会观建立于他们对于中国情实的多重考虑之上，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是固守，只是坐困，但对于冯桂芬的批评却切中要害。在晚清内外交困的环境里，通过推选加入一种半官方的中介阶层恐怕只能是乱上添乱。应对外部危机所要求的国家能力无法通过地方分权获得，可供选择的理性方法只能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而孔飞力一直强调的中国近代政治演进存在一个延续的根本性（建制性）议程，但是从魏源、冯桂芬的论述中似乎这个所谓的议程并不明显，亦不是自觉的。就魏、冯所言，与明末诸老所言，与宋代变法所致力均有共通之处，要之此类问题反复出现于宋以后的中国，特可注意，但能否将现代国家的起源推到那么远？如此一来，孔飞力“晚期中华帝国”的框架就失去意义了，但以内藤湖南所倡的“唐宋变革论”则未必不行【注6】。
另一方面，从国家能力来看，帝制晚期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成本已格外高昂。非法逐私的中介掮客【注7】一方面是地方下层精英，一方面又成为了国家控制的对头和威胁。既然根据社区利益来监督税收的地方自治不可行，那么显然建立国家渗入乡村社会的机制成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进，是国家对农村社会不断的行政深透，从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的保甲制，在村县之间建立新的行政单位（乡），到中共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地方中介最终被摧毁，地方本位的观念亦就此消亡【注8】。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的本质是国家行政渗透和国家对税收的超额汲取，而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镇行政化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注9】。一个现代的更为纯粹的集权国家形式，经历了从晚清开始的根本性议程的延续和演变，终于得到兑现。
对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发生史，孔飞力大概并无任何乐观，他一惯性地报以同情，当然亦不失冷静。在晚期帝国和现代国家的缠结中，中国的症候并没有因为现代国家的兑现就解决了，更深层次的的困难反而一直遗留到现在。历史的确存在困局，存在死局，死困之局则并不存在改革使善的方法，中国在当时不幸如此。而最终所付出的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并非是用来交换善果的成本，仅仅只能让其挣扎着选择另一种可能。中国在近世以来面临的问题是累叠的，本该以阶段性呈现的困难状态却以平面化的方式展开。可以说在外来冲击下，中国的“历史时空”被扭曲了。喘息的机会本便不多，而可以打开局面的契机又被更激进的浪潮吞没。余英时曾认为近代中国活跃的思潮是弱小的自由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然而并无保守主义。但其实从晚清一直到民国结束，保守者的数量却应当是占比最多的。只是由于结构上的脆弱，当政治参与一变为政治动员，公共利益一变为国家目标，他们没有力量去抵抗，因为他们一直追求的甚至就是一个这样的现代国家，无论是不是事与愿违，这正是他们呼之而欲出的结果。
【注1】《叫魂》无疑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前奏和铺垫，该书体现了孔飞力的眼光，他提出的议题包括：“18世纪中国社会”（中国普遍发展的乡村-市镇经济网络以及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和焦虑）；满洲征服统治的政治形态（割辫妖术牵连的政治罪和汉化趋势之担忧）；文化学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民俗、乡土生态和宗教信仰；官僚君主制的体制困难及内部对抗（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其研究的初衷，但此书反而是提及较少）。因为牵涉太多，尚未做到弥合无间，条理一贯，孔氏并没有进行理论建构，反而有套用现成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感觉，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历史契机虽然被拈出，但所得的结论仍主要是一般性的。这需要一个更大更连贯的思路进行整合，也正是孔氏之后著作的关心所在。
【注2】明清时期的中国和世界网络有普遍性的联系，如外来作物与人口滋生，白银内流与经济发展等等，在《叫魂》中亦多有论及。
【注3】历史只能发生一次，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在没有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就能彻底转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毕竟“现代性”和“西方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等价，现代秩序正是西欧秩序在世界的扩展。在这个意义上，冲击-反应模式的分析基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只是我们必须将中国内部的发展理解为丰富而动态的。而如果过分强调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可能陷入一种追加性的比附，还好孔飞力在这个问题上适可而止，但具体论述倒还是值得商榷。
【注4】《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参考文献未见邹谠之书。但据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后跋，该书最重要的《后记》一篇写定于1993年8月。
【注5】只是邹氏主要关注政治行为和策略选择，而孔氏更侧重于历史文本。
【注6】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认为中国的近代始于宋朝，钱穆亦认为唐宋乃中国历史上绝大之一变，近人葛兆光甚至认为宋朝事实上很接近于一个“民族国家”，这一脉络的看法与“晚期中华帝国”框架的分歧在于中国面临近代/现代的历史节点到底应该划在什么时候。
【注7】不过胥吏这类地方的高利贷者成为了将县官和农村纳税者联系起来的基本纽带。
【注8】孔飞力没有讨论国共两党都向苏联的列宁党模式学习的问题（尤以中共的学习最为彻底），其实与其论点是完全相通的。
【注9】《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亦未及讨论党组织更深入的渗透，仅及于行政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轨，且以前者为基础。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十)：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书目
甲骨文图书2014年开年新书
1.《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埃里克•杰•多林著 朱颖 译）
2.《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杨德睿 译）
3. 《迷一样的清明上河图》（谜の名画・清明上河図 ）（野岛刚著 张慧君 译）
4.《法兰克福学派史》（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著 郭力 译）（莱茵译丛）
5.《资本的内部》（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彼德•斯洛特戴克 著 常喧 译）（莱茵译丛）
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图书
1.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2.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兴衰（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and Lost a Naval Empire）（罗杰•克劳利 著 陈磊 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3.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4.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蒂莫西•斯奈德 著 黎英亮 冯茵 译）
5.失败的帝国（Failed Empire）（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著 李晓江 译）
6.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传奇人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何慧 董风云 王睿恒 译）
7.午夜将至：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米歇尔•多布斯 著 陶泽慧 赵进生 译）
8.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Former People: The Final Days of the Russian Aristocracy）（道格拉斯•史密斯 著 杜然 译）
9.大师与市场：西方思想中的资本主义（The Mind and the Market: 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杰里•穆勒 著 佘欣承 译）
10.上帝与黄金：西方与现代世界的塑造（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瓦尔特•拉塞尔•米德 著 涂怡超 译）
11.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乔伊斯•阿普尔比 著 宋非 译）
12.机械宇宙：牛顿、英国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Clockwork Universe: Isaac Newt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爱德华•多尔尼克 著 ）
13.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保罗•约翰逊 著 秦传安 译）
14.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与现代中东的形成（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斯科特•安德森 著 陆大鹏 译）
15.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裵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
16.中国通（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小约翰•派顿•戴维斯 著 李敏 译）
17.中国的翅膀（China’s Wings: War, Intrigue, Romance, 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 ）（格雷戈里•克劳奇 著 陈安琪 译）
18.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刘兴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
19.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孟钟捷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
20.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孟钟捷 刘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
21.存在的力量：享乐主义宣言（La Puissance d'exister : Manifeste hédoniste）（米歇尔•安弗哈伊 著 刘成富 王奕涵 译）
22.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 译）
23.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Queen）（艾莉森•威尔 著 董宴廷 译）
24坎奈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的黑暗时刻（The Ghosts of Cannae: Hannibal and the Darkest Hour of the Roman Republic）（罗伯特•奥康纳 著）
25.疯狂的郁金香（Tulipomania :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麦克•戴什 著）
26.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萨拉•萝斯 著 孟驰 译）
27.哈贝马斯手册（Habermas Handbuch）（豪克•布伦霍斯特 著 曹卫东 译）（莱茵译丛）
28.汉娜•阿伦特手册（Arendt-Handbuch）（Wolfgang Heuer 等著 寇瑛 王旭 译）（莱茵译丛）
29.德意志灵魂（Die deutsche Seele）（Dorn, Thea Wagner, Richard 等 著 丁娜 等 译）（莱茵译丛）
3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31.德意志文化（1945-2000）（Deutsche Kultur 1945 – 2000）（赫尔曼•格拉泽 著 周睿睿 等 译）
32.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真实的战争与和平（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多米尼克•列文 著 吴田甜 王晨燕 译）
33.当总统撒谎（When Presidents Lie: A History of Official Dece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埃里克•奥特曼 著 王本涛 译）
34.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Carnage and Culture: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to Western Power）（维克多•戴维斯•汉森 著 傅翀 译）
35.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马克斯•布特 著 赵国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