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1937》读后感10篇
《大转折1937》是一本由明河在天著作，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5.00，页数：2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转折1937》读后感(一)：历史：宜细不宜粗
《大转折1937》读后感(二)：“历史”是经不起推敲的（转自当当）
这里说的“历史”主要是已经成为定论、“宜粗不宜细”的那个历史，尤其是官方做出的结论。
随着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冲破某些思维定式已经成为可能（推翻既定结论更容易）。就像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本书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一大成果，因为它指向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令我们深思的事实。
虽然这部书只是揭示出冰山一角，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是资料不好查找而未予实证，也许是作者不敢在这一问题继续深究，但是他都告诉我们：中日之间也许从一开始并不具备爆发全面战争的条件，也许是苏俄及其代理人一步步将战争的祸水引向了中国，从而引起中国历史的再一次大的转折；另外，还包括抗战推迟几年爆发的设想。
这部书绝对是一部好书，它不是一般性的描述战场上的片面事实，而是把政治、外交等决策领域也一并予以表现，尤其是日本方面对战争的矛盾、复杂反应。当然了，可能材料搜集得还不够丰富，但是就提出问题本身，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作者并不满足于检讨战争的成败得失，他开始思考战争爆发本身了（大量引经据典，很有看点）。
有人指出“这篇著作尊重历史，考究严密，内容值得推荐”，又有人说“确实是好书，通过搜集大量的资料，深入揭示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场战争的爆发过程”，我看最最可贵与难得的，绝不仅仅是中日材料的互证，而是一种带有怀疑精神的问题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我们的历史才不会如一潭死水。
就像沈志华的《朝鲜战争》一样，虽然材料和细节是重要的，但若无大胆的怀疑精神，还是很难突破固定思维定式（如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摆脱为追求真相而引发的恐惧！
真实、真相是探求真理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这个民族就注定了要在悲剧中反复沉沦。
《大转折1937》读后感(三)：日本为什么侵华——《大转折1937》作者答读者问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尤其是读者朋友们，都在向我询问《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一书的主旨思想，或者说深切之用意，因为大家有很多地方可能还不够明确，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今天，在这里，我就集中回复一下大家的典型疑问吧。】
问：有人经常指责你在《大转折1937》一书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所谓“汉奸”思想，你如何解释这一问题？
答：呵呵，首先说这种指责本身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说明了我们国民中的大多数人真是愚民教育、愚民宣传下的牺牲品，非常可悲，也非常可笑。当然有时候也很可怕，因为这些有头无脑的人会作出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便是民主社会，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危害不小。
如果为日本说几句客观公道的话就算汉奸的话，那晚清的谭嗣同岂不成了卖国贼了？（谭嗣同在《仁学》里说日军救助过中国百姓，也不对中国败兵穷追猛打，可谓是一支“仁义之师”）
假如真的存在所谓“汉奸”、“卖国贼”吧，那么他们肯定是祸国殃民的一群，那么我想问的是，那些贪污腐败分子跟卖国贼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之间对于国家的危害程度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出卖国家、国民和损害国民利益是一样的。而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卖国贼”还是很多人刻意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因为当下的社会异见主流并不是反国家、卖国家，而是爱国民、反专制，不是像那些“爱国贼”整天挂在嘴上，而是爱得更为深沉；况且，古今中外多的是那种出于暂时利益考量而出卖国家权益的人，在一段历史时期甘做人家的“儿子”，但这些人往往摇身一变，又成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退一步说，就算我想卖国吧，谁能买呢？卖给俄罗斯，他们买得起吗？卖给美国，中美合成一个国家的话，美国人干吗？现在有一种说法叫“逆殖民化”，就是说穷国国民进入富国，给富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负担，尤其是对于民主体制的挑战，那富国肯定是十分不欢迎。
所以说，就是有人想卖国，人家也没人买。顶多是那种跟普通犯罪分子一样的间谍啊、特务啊什么的，出于生计的考虑去出卖情报什么的，但这跟一般犯罪的本质是一样的，甚至于其危害未必大过贪污腐败。当然，不少间谍都是被蓄意扣上帽子的，也许这些所谓的“间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让人感动、让人仰慕的人。
问：你如何看待汪精卫的问题？
答：呵呵，这个我已经专门写过文章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搜一搜，即那篇《关于汪精卫投日的问题》，不过这个文章也有点简单。
对于汪精卫的行为我进行过解释，我是认为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但是由于他的缺乏原则性、政治手腕欠缺等遗憾，导致他在很多问题上没能如愿，甚至于还把问题搞砸了。所以林思云的那部书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肯定也是有一定功绩的，至少制止了日军的一些破坏、抢掠行为，多少保存了一些民生。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真的不得不卖国，他汪精卫是可以保证只是出卖最小的一部分。
不过，我倒不是很赞成所谓给汪精卫翻案，但是我主张不给此人贴标签，应该先去仔细地了解一下他的有关史实，然后再作出个人的结论吧。目前我自己也在往这方面做积极的努力，收集了不少重要史料，不久之后可以同大家分享。
我想说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切齿痛恨卖国贼的国度或者说文化环境里，像汪精卫这样一个昔日不惜做谭嗣同第二的革命者、知识分子，你就是拿枪威胁他做那种真的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恐怕他也不会就范。
问：你不认为日本有所谓“侵华野心”，至少1937年没有入侵中国内地的想法，这点如何解释？
答：《大转折1937》一书其实我已经解释的很细致了。日本是一个资源有限、国力有限的国家，就像山本五十六说的那样：“我们目前要打仗，就要举债，这个举债的对象只有美国，若是我们同美国开战，谁还借给我们钱呢？”
这也像我们自己，我们虽然垂涎各种各样的财色货利，但是你毕竟能力有限，最后你也只能认命，当然前提是你不是神经病。国家也是一样，日本的确是侵略性极强，但是它面对美国的海上威胁，尤其是苏联的陆上威胁，要对中国动武，还是需要三思的。
当然，日本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所谓缓和派，其实都不主张入侵中国内地，没必要啊，那里没有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等资源，就是有点稀缺资源吧，那也不值得投入那么大的成本去抢夺，得不偿失啊。这完全不同于德国进攻苏俄，因为苏俄既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对纳粹德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威胁。
对于华北的野心，日本只是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半独立的亲日地方政权，以作为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样的话，当日本和苏俄冲突的时候，它就不再需要过多顾虑其侧翼的安全了。对于内蒙的野心，主要也是切断中国和苏俄的联系。
当然，我现在想，假如宋哲元是冯玉祥一类反复无常的人物，或者说宋哲元没有拿过蒋介石的钱，再或者说宋哲元没有过多受到萧振瀛等人的影响，那么这个人应该还是愿意在日本的支持下维持自己的一种独立地位的，至少他明白跟日本开战肯定是没好处。但是，联想到当时不断被煽动起来的抗日热情，宋哲元倒未必有此胆魄，但他可以多面应付，以维持一个苟安的局面，争取中国更多生聚教训、壮大国防的时间——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而且自1935年才较为和平，其发展速度肯定超过日本，尤其是军力的提升，所以时间对于中国是有利的。
卢沟桥事变，不管那“诡异的枪声”究竟何来，但日本又像长城抗战时那样大举兴兵，其实目的不在于侵犯中国内地（逐次投入兵力是兵家大忌），他们的主要着眼还是迫使宋哲元或者说国府再次妥协，以取得华北的半控制权吧，达成其建立“战略缓冲区”的愿望；或者是压迫国府节制一下国民的抗日情绪。
但是日本强硬派不明白的是，中国此时的抗日热情在各种势力的鼓吹、煽动之下，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蒋介石在这种重大压力之下，已经不敢再像前几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一样妥协退让了。
比如说十九路军在福建闹腾、冯玉祥在察哈尔闹腾、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两广闹腾、张杨在西安闹腾，虽然表面上或摆平或达成妥协，但都等于给蒋介石一种本能后退的压迫。
问：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他为什么反对中日开战？
答：对，这里我正好要讲到这个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当年他以赌博的心态侥幸以小成本赢得了整个东北，这是令他狂喜的，也是令他非常满足的。
满洲作为日俄战争中的日军流血之地（死亡近9万军人），被日本人认为本该就是自己的地方，而且还不是从中国人手里得到的，那是从俄国人手里拿到的。所以说，在侵略东北问题上，日本其实没有太多负罪感，没有道义上站不住脚的心虚。当年之所以没能全部接手东北，是由于受到列强尤其是美国阻挠的缘故。
东北无论从战略地位还是土地面积、资源储量上看（粮食、煤铁为主），于日本而言都是一块宝地，也是石原莞尔这种军事战略家首要保全的。占领了东北以后，石原莞尔是幻想把满洲建设成为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事实上也进行了大输血），这样的话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东北人，可能就无话可说、只得任由它去了。日本在东北下了血本，是准备永久占领的。
1937年，无论是就日本本土还是就满洲国而言，其建设成就都还不能乐观，毕竟从32年开始才五年，所以聪明睿智如石原莞尔，是不可能主张对华全面战争的。
不过，石原莞尔是有“亲华”倾向的，他是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亲日的中国出现的，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可以同欧洲进行抗衡，毕竟日本一国力量太单薄。这些在他的著述里都有表现，读者可以参阅台湾翻译出版的《最终战争论》等。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石原莞尔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马氏认为经济危机引发政治革命、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早晚火并，所以石原的着眼就是要防止（1929年日本经济危机后的）政治革命，且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抢占先机，他实质上属于倒推马列主义——其实“经济危机引发政治革命”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在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帝国主义早晚火并”这一点我也是不认同的，但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几乎是不能两立的。
问：石原莞尔曾经主张日军撤出山海关，是吗？
答：对，他也不希望华北驻屯军留在天津驻防，那样的话早晚要闹出事来，不如日本专心地守好山海关，埋头发展“满洲国”为好，这里就体现了他较之一般日本军人尤其是那些闹哄哄的“爱国贼”的高瞻远瞩吧。“爱国贼”其实专会捣蛋，你比如李鸿章去参加马关会议，却被日本无脑的“爱国贼”给行刺了，这样一来虽然李鸿章倒了小霉，却让整个中国拣了不小的便宜。
我近日看日本人所写的《山本五十六》一书，里面还专门提到石原莞尔在1939年曾经试图与海军中的稳健人士山本五十六见面，想要联手结束中日全面战争。但是由于当时山本刚刚升任联合舰队司令官要离开东京，以及他受到极右翼势力的监视，石原莞尔也在被监视中，所以他同山本联络不是很方便，这样就错过了两人的会面——《山本五十六》的作者指出，若是两人联手，还是很有可能改写那段历史的。因为像很多日军名将如冈村宁次、山下奉文、土肥原贤二等人，其实都是反对中日战争的（包括曾做过日本海相的米内光政等）。
山本五十六不但反对中日战争，也反对同美国开战，因为他在美国做过日本驻美武官，在那里亲眼看到了美国工业的强大。山本多次上书天皇，请求天皇不要批准同美国开战，但是由于天皇受极右翼顽固派的影响，没有采纳山本的意见。
作为一个爱国忠君的帝国军人，山本只能硬着头皮去具体执行同美国的战争。他认为只有通过偷袭的形式，重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样才有可能迫使美国暂时退出战争，使得日本有几年喘息之机以消化占领东南亚的战果，以及结束中日战争、陆军大部得以抽身。可惜，珍珠港事件他只是成功了一半。
问：蒋介石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你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在上海开战，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答：我认为是金山卫，是国军败得惨！我觉得蒋介石主动攻打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吸引日军来上海决战的这一战略构想，本身不是太大的失误。
在上海开战的各种有利条件我在《大转折1937》中也列举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淞沪战役尾声的时候，那个金山卫的防卫出现巨大漏洞后国军一溃千里，给前线的日军将领以可乘之机，使得这些不太听命于大本营（更不听命政府）的家伙们妄图建立更大的功业——占领南京以后，他们就可以获取更多谈判的砝码，比如迫使中国承认满洲国、赔偿大量军费等，可惜最终换来的却是中国的无法接受。
日军如此“下克上”，是日本体制中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它主要是日本天皇裕仁娇惯出来的。因为日本政府不能掌握军权，军权握在天皇的手上，这种体制就是非常不民主的一种表现，给了军队里的野心家和狂热分子们以投机的空间，是早晚要出大问题的。
蒋介石有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经验，那一次国军打得还算不错，最后在英美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退让吧。所以蒋介石这次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心理，只可惜这一战败得太惨。主要责任还是在于蒋介石军事才能的问题，太一般化了。不过，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像列宁那样，同日本签订一个类似《布列斯特合约》的东西，先予后取，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蒋介石是一种弱势独裁，抗日舆论也已经煽起，他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决心。
有人或许会问：那么，换成是毛会怎么样？我只想说，千万不要高估毛的所谓军事才能，但毛在一般军事问题上肯定不会像蒋那样随便干预。
问：你的以上看法，在当今历史学界或者说广大的历史圈子里，是否有知音呢？
答：应该说是有的，虽然以前没发现。《大转折1937》一书是2012年底完成的初稿，2013年9月正式出版。我是2014年底才有幸听到了萧功秦教授的一次有关抗日战争的演讲，我发现原来我们两个是知音。不过呢，萧教授有他的长处，我也有我的优点，那就是我感觉他可能不是太懂或者说不太注意军事方面的问题。当然，普通读者可以看看我的书，再听听萧教授的有关演讲，应该会更加深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吧。
问：你这本讲述1937的书的题目是“大转折”，不知有何深意？
答：哦，这个书我本来的题目倒不是“大转折”，而是“大上海1937”，因为我感觉1937年战争的重心在上海地区。但可能是我的编辑注意到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是一次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折，因此改作了“大转折1937”。
的确，1937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年，可能为国民党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令奄奄一息的中共起死回生。但是，民国史上的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年份还是很多的，比如北伐战争非常关键的1926年，再比如国共内战重要转折的1947年，甚至于抗战期间比较纠结的1944年。
问：你如何看待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呢？
答：这个问题有点远了，不过也不是不可以谈。我认为当下中日关系的关键不在于日本，而在于中国，在于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吧。假如中国能够成为像日本一样的民主国家，甚至于比之走马观花的日本内阁制还要稳定的民主国家，那么中日两国的关系就必然要稳定得多、和谐得多。和平发展、合作共存必然是未来国际关系的主流，我是希望中日睦邻友好的，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中日两国乃至于世界的福音，因为当今世界太需要承担道义责任的文明国家了，尤其是足够反击流氓国家的文明大国。
问：听说你最近出版了一部《南京政府那十年》，可否透漏下内容呢？
答：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大家也可以了解这本书的简介。不过这个书是三卷本（都已经完成），目前出版上市的只是第一卷“南北风云”，主要是讲述国民党的崛起及北伐战争的。后两卷由于出版审查的原因，会推迟一段时间面世。
应该说由于独特的趣味和知识结构，尤其是政治取向和价值取向吧，这个书必然是和一般大家所见到的的同类书大为不同的；当然，由于本书内容的敏感性，可能很多评论性的文字，读者在出版本上都见不到了，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对于史实的叙述，相反显得更为公正、客观了。总之希望读者们积极购买和阅读吧，相信这本书绝对不会让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失望的。
《大转折1937》读后感(四)：以下整理自作者的微博
早在1927年4月，蒋介石在召见蒋百里时，百里先生就着重指出：中国的外交，第一线是日本；如果日本对中国革命怀有戒心，势必引起中日纠纷。现阶段，宜对日本采取忍让的缓兵之计；等到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蒋介石对此深以为然，后来基本是贯彻了这一忍辱负重的主张）。
7月7日深夜的冲突，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意外，消息很快传到了东京，“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某D神奇地就在7月8日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激烈呼号！中日双方政府都在积极谋求和平解决，但是某D却在火上浇油！！
前些天看了一段文章，里面提到有个西方人经过研究认为：假如抗战推迟2年爆发，那么中国完全可以独力战胜日本。不管怎么说，抗战爆发越迟，对于中国军力的壮大和国防的完善越有利，1937年战争的爆发实在太仓促了。
不可否认，苏俄与英、美、日等列强的确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但国家利益的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在远东，苏日这对宿敌的矛盾冲突格外醒目，制造和扩大中日的对立情绪是完全符合苏俄的战略利益的，可以说，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就有苏俄（包括早已沦为它的外交工具的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的一份火上浇油的巨大“功劳”。
全面抗战究竟是怎么爆发的呢，难道真的是日本当时蓄意侵略的结果吗？千万别说你了解抗战，《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震撼揭秘！它要告诉你这场改变民族命运的战争到底是怎么爆发的，唤起大家最深切的反思。
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结合了日方材料，中日材料互证，告诉你一个立体的真相！
1937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日本方面，他们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地采取行动的呢？只根据中国一方面的材料，显然无法得到一个立体的真相，《大转折1937》这部书就做到了拒绝一家之言、中日史料互证。不过，这部书只是提出了问题，真正要澄清这一巨大的历史悬案，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