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读后感10篇

　　《中国经济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 / 林毅夫 序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一)：农业大国还能担多久

　　这本书看的时间有点久，太专业的书，我这种不专业的人读起来有点吃力，再加上引用古书很多，生僻字也狂多，读的叫一个累。内容与想象的不一样，从人类起源开始到近代，大概因为一切都与经济有关系，经济和历史总是紧密相连，感觉又学了一次历史一样。

　　我国是农业大国，书里对所有朝代经济的讲述，毫无例外都着重于农业。本书从井田制讲起，封建社会土地都属于国家和贵族，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土地只能租种，不属于个人。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交公粮是小时候每年的一件大事，记得每年收完麦子，晒好，每家每户就开始准备交公粮了，通常几家人一起去，开着拖拉机，我跟父亲去过几次。普通农民从未觉得交公粮有什么不妥，大家都很遵守这些制度。后来国家把公粮取消了，还对农民有补助了，父辈都觉得政策很好。可见田租在几千年历史留传下来，早已根深蒂固。

　　钱老讲述的经济史，对封建社会并不反对，有种存在即合理的论调。他对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奴仆和外国的奴隶，认为奴隶是没有任何人权，奴隶主可以随意打骂杀戮，中国的奴仆有工资，有人权，主人并不能随意打骂杀戮，很多朝代的帝王都出国保护奴仆的制度。这点我有疑惑，因为据我们平日了解的，奴仆虽然有工资，但是地位也是极低，主人是可以随意打骂杀戮的。保护制度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实施并非如帝王所愿了。结合现在的社会也可以理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国家的法律从未健全。对比国外，现在奴隶不存在了，法律也极其健全，经济发展也是伴随着法律的健全前行的。而我们要实现与国外相同的发展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经济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点里，几乎每个朝代的兴亡都与经济有关。几乎每个朝代都注重农业发展，一直以来我国也是以农业大国存在的。但是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到处都在拆拆建建，许多农耕地也被占作建房子用地了。很多地方农民都不种田了，有时会想国家的粮库到底还有多少粮食呢？不交公粮了，国家是怎样存储粮食的？我一小老百姓，似乎操心太多了，但农业大国我们还担得起多久，吃饭是头等大事，真希望当局者能重视这个问题。钱老的这本书让我对农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管是人民安定，还是用兵作战，农业都是基本支持。

　　小时候总期盼不要种地了，父母太辛苦，长大才知道，农民很重要，吃不饱，什么都谈不了。发展的同时，根不能忘。似乎小时候期盼的事，长大实现了却并不觉得好。钱老大概没有预见到现在的情形，农业大国这个名号我们还能担多久？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二)：何必艳羡，我们都曾经历

　　作为一个一直自诩为理科生的半路出家的伪文科生来说，作为一个对地理历史基本一窍不通的我来说，“评”就算了，实在没有妄加评论钱穆先生讲义的资本。只是单纯论书来讲，确实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只是书中内容经常引经据典，虽不至晦涩难懂，消化起来却也确实需要些时间。

　　《中国经济史》是作者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先师钱穆先生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内容后集结而成。书中扼要的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总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时候向往在宝马车里哭的日子，却又在坐进宝马车后怀念自行车上的时光。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是枉然，可当生存变为生活，精神需求又如潮水般喷涌而来，其实这道理，自古有之。正如司马迁同意“仓癝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

　　有天路上听广播，主持人正在采访一德国海归，现在在做同声翻译。听着海归讲述德国的所见所闻后，女支持人不时发出的艳羡、赞叹之声，听着最后谈到某事时，女支持人讪讪道，终于有一点让我觉得可以自豪的地方了，不禁汗颜。

　　中国是四大古国之一，土地广袤、物产丰富，我们有着包容的文化，含蓄、内敛、深沉，与弹丸之地的日本那狭隘、逼仄的心胸有着鲜明对比。我们有太多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只是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消化了太多，发展的同时自然也会生出些弊病，何苦总是如此贬低自我，褒扬他人。羡慕他国的建筑、羡慕他国的自由、羡慕他国的革命和民主。

　　正如那青年羡慕老者的智慧儒雅，想要拼命追赶，可老者却只因生了点小病，就羡慕起青年的大好年华，殊不知自己那一身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资本，是青年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国人崇拜欧洲，崇拜美洲，倒不如来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下自己的魏晋时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哪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哪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罗密欧朱丽叶的壮烈又怎比得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缠绵悱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回望历史，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丰富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人，纷繁复杂的制度，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总能找到与现代相似的事，相似的人，相似的制度和相似的国家。

　　“汉代节制资本，征收商税，不准人民太富有，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又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中国自古有奴隶，只是地位比之罗马奴隶高之甚多。有被封为关内侯的卫青，有贵为孝武卫皇后的卫子夫，其他也大多待遇不俗。比之罗马对待奴隶的待遇，又显出一层中国文化对待弱者的包容态度。

　　何必艳羡，我们都曾经历。

　　人生无非四件事，读书、历事、见人、行路。回望历史，就像站在海边，感觉自己只是沧海桑田中的一粟，渺小的微不足道。

　　读罢此书，不禁为钱穆先生的学识倾倒，为他可信手拈来将各朝代经济制度作对比而佩服。只写些读后感做书评吧。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三)：历史观的养成日记

　　钱先生从浩瀚的文史典籍中挖掘出星星点点的暗号和线索（像推理小说家一样）；用民生指标（货币，人口，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的种种演化勾勒出经济史的脉络。没法想象这背后钱穆老先生还原历史的虔诚态度，和研习时的禅定状态。感谢这样的老先生，能让我们这些晚辈坐享其成，有机会来体会古人在几千年演化中的起起伏伏，从中顿悟。

　　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大多是从朝代的更替，豪气万千的英雄去组织故事。其实剧情片般的故事背后，历史的发展更像是一个逻辑推理游戏。把历史当逻辑推理游戏是从看《全球通史》开始：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个东东，那个西西为什么在那个区域出现，为什么是XX国的人先干成了一件XX事。除了“黑天鹅”法则中所说的不可预测性之外，其实历史的发展还是在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当时机成熟了，无数前辈的不断试错，于是突然某一次的成功将人类历史的车轮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目前看过的几本历史书（黄仁宇），作者都在遵循一种“大历史观”的历史态度，不单单把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割裂开来讨论，不把经济或政治割裂开讨论。将人物事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下，一个个非黑即白的符号就鲜活起来。如果有机会能对古人面对面说一句，我想说：大家都不容易。

　　看着各个朝代的帝王，精英人士，老百姓反反复复的演练“开放，富强，混乱，封闭，崩溃”的历史节奏，感觉其实文明的演化一直没有跳出某个轮回。真正推动进步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让饼变大来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投身于营造“逼格”的事业。

　　当然，还是我一直重复的观点，人要更加努力修炼自己的心，才能有能力驾驭自己的大脑。以史明鉴是个不错的方法！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四)：既是讲义也是文献

　　正看的时候被某刊主编看到了，拿走翻了半天，跟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作者多权威、多有学识。她走了之后，我仔细看了一下作者，发现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他的《国史大纲》看。

　　不过一个史学家观察历史，的确没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更多的是根据历史情况详实的记录这些经济上的发展，也从这些发展上引经据典分析政治和军事、政治及朝代变迁的联系。全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另外一条是从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通过文献的内容记载的这些情况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反应出来。

　　引用的书目除了历史类的比如《周书》、《史记》、《隋书》、《汉书》、《晋书》。还有一些我平时接触很少的比如《管子》、《盐铁论》、《蜀都赋》等。也有一些很经典的《诗经》、《孟子》什么的。总的来说看这本书很长知识，虽然引用很多的古文，大多数古文都带注释。我对注释多的书，都很有好感。

　　如果说看完了书，我自己有什么感悟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现在的教育界，咱们的老师里面也能有这么一位，潜心研究、认真教学。在课堂上讲课的内容能够被别人记录下来，在报刊杂志连载，然后再集结成册，供后人学习的老师。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五)：《中国经济史》读书笔记

　　钱穆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

　　绪论

　　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成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隶属专门史.....

　　经济史必须具备两条条件：1、鉴别的方法 2、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

　　1、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shu 三声）即玉米等

　　2、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

　　3、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佃农和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西略同。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1、黍与稷（ji 四声）为中国最早农作物，即为高地农作物，相比于稻麦所需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

　　五谷者：黍稷稻麦梁 再加上菽（大小豆）即为六谷，加之麻与菇，则成为九谷

　　黍：黄米，即玉米

　　稷：即栗 高粱

　　稻：水稻

　　麦：统称于小麦、大麦、燕麦与黑麦

　　菽（shu 一声）：统称大豆绿豆黑豆等

　　2、中国古代农作物之分期：

　　* 第一时期为黍稷时期，此乃指西周以前

　　* 自春秋战国，主要之农作物已渐由黍稷而为栗麦，可称为栗麦时期；

　　* 最后，则为稻米时期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1、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 井田制：“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同一井

　　* 封建：封土建国；“封”者，界也；”国“就是城圏之意

　　* 封建时期，可称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

　　* 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内，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 井田制度时期，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成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稼不善，则非吏（责备），公田稼不善，则非民“。

　　2、井田制度之变迁

　　井田制——初亩税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亩税”。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

　　* ”初亩税“者，即取消”公田“，将田按亩而税，收取十分之一。

　　* 改变之原因，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农民公田之耕种渐不再勤力）。

　　* 商鞅废除井田制之因：

　　*

　　* 田畯（jun）查田，农民多耕少报，挖少田岸；遂商鞅把阡陌（即大田岸）破坏，井田制度亦破坏

　　* 土地狭小，人口密集，故产加以整顿

　　* 已发明铁器耕田，农民便有能力垦殖较大面积之土地，便不必受格子线之束缚

　　* 灌溉工程兴建完成，灌溉比以前方便

　　* 税收制度改变而使井田制不能持续

　　3、”辕田“制度——农民交换耕田

　　春秋时，曾实行了下列一些赋税制度，《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开始实行田赋之制。此时已较“初亩税”时迟了91年。

　　当时的赋税之种类大致上有下列几种：

　　* 田租：农民种“私田”，向地主缴纳田租；

　　* 田税：农民种“公田”，而向政府缴纳田税；

　　* 田赋：自实行“初税亩”91年后开始。

　　“辕田”即为了 农民所获利益均等而有交换耕地之举。

　　第三章 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1、井田制度冲破格子线后，发展到山海林泽；农业生产由黍稷到稻麦，再而到桑麻兴起；盐铁、水利、纺织等工业亦随之而发达。

　　2、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史上变动最激烈时期，无论政治、社会、经济、学术，都起了大变化。经济方面主要的是从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度而转变为后代的农工商兵的自由业，遂使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

　　3、封建崩溃与郡县兴起

　　* 从春秋到战国，已有郡与县。造在远处的称“县”。县者，悬也，即悬于格子线之外之意。此乃封建崩溃，郡县兴起之情况

　　* 所谓“封建”者，古语有云“名山大泽不以封。”证明“封建”是农民的武装垦殖。到地圈地而耕，圈外不管。封建格子线冲破后，农民与牧民混合杂居，人民冲进名山大川，便有新生产事业兴起，主要者为 盐、铁。

　　4、封地与私产的界定

　　* 除农民耕种井地之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山林池泽湖泊，均为贵族采邑。

　　* 封建制度崩溃后，农民遂渐渐离开他们的耕地，侵入山林泽海地区，寻求他们的新生业，贵族已无法阻挡。

　　5、经济兴旺靠水利陆路

　　* 跨入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水利河渠兴修，稻麦生产已重于黍稷生产，进入稻麦时期

　　* 第三农业经济桑麻事业兴起了，事业兴盛首推当时的齐国，齐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

　　* 新生产事业，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等

　　第四章 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1、秦代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制

　　中国的土地制度演变情形，由古代的井田制，到列国有所改革。如：

　　齐国 “按田而税”

　　晋国 “做爰田”

　　鲁国“初税亩”

　　楚国“量入修赋”

　　郑国 “作丘赋”

　　鲁国“用天赋”

　　秦国“初租禾”

　　秦始皇三十一年时，人民可向政府呈报自己拥有之田地。即所谓“自实田”之意，并推行实物税制。即由此时起，土地可以自由占有，可以自由买卖。即土地开始合并兼并。

　　2、秦代经济农工商并重

　　秦代废封建，兴郡县，农工商并重。秦主张对外贸易开放，各国物资互相交流。即李斯所说：“地无四方，民无异国。”

　　3、秦代的工业发展：冶铁、冶铜、纺织、造船、建筑、制漆等工业均随商业的发展而有所恢复和进展

　　4、货币和度量衡制利商业

　　为了发展商业，随着有史以来郡县制的创局，秦始皇把战国时代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旧经济制度一律取消，而重新建立全国统一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使商品的重量、容量与长度有了划一的准则。

　　亦把当时各国不同宽度的车轨划一化，使全国的车辆皆宽六尺。

　　5、苛捐重役致秦灭亡：役使民力过多过急

　　第五章 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

　　1、西汉币制

　　* 统一货币

　　汉武帝铸造五铢钱，禁止私人铢钱，专令水衡都蔚所属之锺官、辩铜、均输三管，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通行全国，以统一货币。

　　此制度后延至三国、南北朝及隋朝，仍在继续铸用五铢钱，大概十个五铢钱共重一两。

　　* 货币之价值及用途

　　货币交换价值，米价衡量，汉代之一文钱用途比后代等值货币之使用价值为更高，古代之钱币价值较大

　　用途：用来代替耕赋；支付家庭日常开支，当代月300钱足矣

　　2、汉代的役赋与田租

　　更赋：力伇的一种，可以用钱代伇

　　徭役：不论男女，均得为国家或王室服役

　　田租：十五税一；三十税一

　　禾杆税：以供皇帝及军队喂牲口之用

　　人头税：又称算赋和口赋，算赋：无论男女，凡15~26岁者均要缴纳；口赋：征收7~14的少年男女的人头税。

　　3、先秦诸子对农商的评价

　　法家中有两派思想：一派以放任为主，主张扶助工商业。《管子》书中即重视工商资本，此种思想在东方各国流行，如齐、赵、魏、韩等国均是，可谓自由经济主义者

　　另一派思想：主张遏抑工商业。如《商君》一书所记载，则重农而抑制工商。商君认为农业生产战斗化的社会，不应太重视工商业；商君思想在西方的秦国实现，可谓重农的统治经济思想

　　道家的经济思想可谓重农轻商

　　老子排斥物质文明，所以主张“见素抱朴”

　　庄子轻视财物，故曰：“擿玉毁珠，小盗不起。”

　　4、汉武帝时代经济思想学说

　　中国的经济思想，约略言之可分为两大派。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

　　* 儒家思想

　　一派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的立场而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

　　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即人的穷富有一极限的标准，乃根据文化的意义而建立。

　　* 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以司马迁为代表的经济思想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等同视之。他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不能缺其一。源头大而国富足，源头小而国贫乏，故曰“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以为人人为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即使是千乘之王，万家之候，或百室之君，他们还担忧着有贫穷的一天，何况普通人。

　　5、西汉的盐业与铁业发展

　　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卖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继井田制度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济制度。

　　武帝推行盐铁政策，此制度乃由税收制度演变而来。从事盐铁从业者由国家供给粮食费用及生产工具（如供应煮盐盆），但得由政府主持出卖。武帝时盐铁官设置之地，全国有28郡设盐官，有40郡设铁官。此等盐铁官员，均有大农丞统管。

　　6、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

　　汉代的政府财政总管是大司农，所管不限于农业，乃管理全国的财政。

　　汉代九卿之一的少府专管王室财政，谓之小财政部。此卿官王室的“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正如颜师古所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7、均输、平准政策

　　均输法：各郡县设“输官”后，人民只需将所贡土产送到郡的“输官”处，而郡的输官由京师委派，因此不必劳师动众的由民间直接运输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了。

　　平准法：即由天子收集储存天下百货，价贵时出售，价廉时买入，商贾之力自然无法与天子匹敌，因此商人无法获利，物价自然无法太高。商贾亦无法再囤积居奇。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大司马王莽篡位，建立新朝，锐意复古之制，欲返回诗书六艺之先秦时代：

　　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废奴婢；四改币制扰民；五均六筦制度

　　第七章 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1、稳经济释奴婢行“度田”

　　2、东汉主要财政来源：田租收入；盐铁征税；卖官鬻（yu，四声）爵（较西汉更甚）；其他还有算赋、口赋、更赋及徭役

　　3、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4、屯田政策成功：“屯田”一事，正式起于汉代。屯田之法是，将骑兵撤返后防，只用一万步卒，每卒给予200亩田耕种，共可开垦田地2000顷，一面屯田防守，一面劝化羌人。亦有监视之意，粮饷有了着落，不愁持久作战。

　　5、兴水利重农业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220—589年）

　　1、西晋的土地制度

　　* 品管占田制：官有高低不同品级，每一官员可占有之田亩数量受到限制，亦即董仲舒的“限民名田”；

　　* 户调制：当时对平民而言的一种土地制度，是王莽的”王田制“和曹操的”屯田制“的综合体。

　　屯田制：军屯与民屯；军屯以佃兵或屯兵为主；民屯以屯田客、屯户为主。

　　2、魏晋南北朝各时期屯田政策

　　* 西东晋多以军屯，民屯无

　　* 北纬南朝北朝军屯或民屯均较为重视

　　[mài guān yù jué]

　　3、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

　　* 东晋赋役繁苛税种多

　　* 南朝宋武文二帝轻赋役

　　* 北魏的均田制度：不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制度用意并不在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有一限度，贫者亦有最低之水平。按均田制所定，男丁（15-70）可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夫妇共合60亩。目的为改变原有强大宗族所形成的政策。

　　4、魏晋南北朝的工业发展

　　* 冶炼工业趋于成熟

　　* 炼丹改进制瓷工业

　　* 蜀锦多产文明全国

　　* 西晋藤纸通行全国

　　* 产盐业多为官管

　　* 造船业及制茶叶均盛

　　5、魏晋南北朝之寺院经济

　　* 洛阳佛刹甲天下

　　* 南北朝佛寺经济可自足

　　* 寺院财势大，魏周两灭佛

　　6、洛阳名都为商业贸易地——九朝古都曹魏、西晋、北魏、东周、东汉、隋、唐、后梁、后唐

　　北魏崛起后，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此时洛阳比魏晋时规模更大，东西横20里，南北纵15里，宫殿位于旧城偏西北之地。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分为东、南、西、北四市，东面接洛阳都，有”通商里“和”达货里“，为洛阳正式市场；南市有”调音“和”乐律“两里，有妓女唱歌跳舞，以供市民娱乐；北市有”慈孝“和”奉终“两里，专卖棺木及出租丧事之车辆

　　洛阳城南有四通市，为国际贸易集散市场

　　洛阳城南亦有龙门石窟，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赞：”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第九章 隋代经济（公元581—618年）

　　1、隋代开丰衣足食之世

　　隋代国咋虽短，但自汉代以来，论人口繁殖之众，仓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

　　* 2、隋代赋税多沿袭北周制度，但北周之酒榷、市税及盐池盐井制禁，隋开皇三年已尽废除；所幸赋调，亦相当轻。

　　* 3、开运河建义仓两德政

　　* 4、隋代财政支出大损民生，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巨大的支出，隋炀帝外出巡游

　　第十章 唐代经济（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

　　唐代凡20帝，290年。

　　1、唐代经济制度优于汉

　　唐代不收一切商业税赋，为前代所未有者。

　　唐汉两代政策不同，汉代对大商贾重征税，不许社会有大富现象。但唐代没丁给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亦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

　　2、唐代创立租庸调制：由北魏之均田制演变而来

　　* 内容：

　　*

　　* 凡男女刚出生者称黄，4岁称小，16岁称中，21岁称丁，60岁为老。凡丁年18岁以上者授田一顷。

　　* 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还给官府，20亩为永业田。永业田皆可传给子孙，政府不再收回。

　　* 规定百姓身死家贫无以共葬着，可售永业田；如原居地是人口多田地不够分配之狭乡，居民乐意迁居宽乡者，则亦可售卖口分田。如涉及买卖田地事项，须向官府呈报，取得文牒。

　　* 凡经营工商业者，则永业田，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则不给。

　　* 至于宗教人士，给田另有规定，凡道士给田30亩，女冠20亩，僧30亩，尼20亩

　　* ........

　　* 为民制产之德政：唐代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 制度没落原因：乡帐统计难以为继，安史之乱后实施两税制，认田不认人

　　3、两税制

　　两税制以田亩为主，其实即为资产税，即有多少资本抽多少税，并以大历四十年为收税之标准。

　　4、唐代盐政

　　* 颜真卿首征盐税：登记所有户籍的产盐户将盐卖给政府，再由政府“就场专卖”给商人。

　　* 刘晏设十监劝盐（漕运改革主要推动者）

　　第十一章 宋元时期经济（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

　　1、从封建门第到宋代庄田

　　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

　　由封建社会的井田制度进入转型期社会，则有董仲舒因反兼并而提出限民名田，有王莽的王田制，有魏晋的屯田制，又再次进入门第社会。宋代开始已无门第社会，却出现庄田。庄田的主人为庄主，为庄主种田的是庄客。

　　2、宋代“方田制”及“衙前”服役

　　”方田“又称“千步丈量法”，其法是：自东到西化一直线，长1000步，自东到北，亦划一直线，亦长1000步。成为1000步之正方形，成为一大方。其四角竖立石制大标杆，即所谓华表。一大方的面积是41公顷66亩160步。古代称为万亩。

　　宋之“衙前”，由乡中富有大户充任。由于方田制政策，使小户吃亏；而大户因担任“衙前”，亦足矣濒临破家，因此使农村陷于破产边缘。

　　3、宋代经济思想的南北之争

　　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代表了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司马光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

　　4、元代劝督农桑行农社制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经济（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2年）

　　1、明代“黄册”、“鱼鳞册”管理户口田地

　　2、明代粮长制与生员制

　　3、“诡寄”、“飞洒”避田租

　　4、“一条鞭法”合并赋役

　　5、清代收地丁合一税

　　明代编造黄册与鱼鳞册，以丁算入粮中，即丁粮合一的一条鞭法。

　　所谓地丁合一，即是按田派丁，当时曾流行一句俗语道：”富民出财，贫民出力“。

　　明清两代的赋税，一条鞭法与地丁合一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是明代每十年统计户口一次，重新编造黄册，每户有添丁时要加税。

　　康熙五十二年再下诏书：凡盛世添丁，在户籍上添加了，但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6、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实

　　自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至康熙五十年时，50年中，人口增至2462万，........,嘉庆十七年，已有3亿6169万人，渐渐接近4亿人口。

　　后记：欠账三周，要还书了，笔记终于暂补上，不过感觉理解还是不深，许多东西仍欠账，无通透感，书中信息量对自己而言还是太大，欠积累，希望后有慢慢扩充~~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六)：国学大师的经济史课堂

　　钱穆先生54年、55年左右在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讲了几轮经济史课程。学生叶龙先生整理了恩师的课堂笔记。最初在60年代作为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各个刊物，后来集结成书，第一版时已经是90年代初了。叶先生整理过钱先生的很多笔记，这一部的主题是经济史，貌似学生直接就发了，没给老师过目，当时老先生已经很高龄了眼睛不好。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流畅。不到300页的篇幅，内容从上古讲到清朝。也许因为是课堂笔记，语言都比较口语化，大多是短句子，有时夹杂着文言文，容易看，很有那个时代老先生的特色。有些经济史的著作名气很大，but写得跟手册一模模样，无比枯燥，没一点乐子，只能供在书架上查阅。 并且，钱先生作为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来讲经济史，相当相当地，大气，敦厚，直接！每个朝代的经济，都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解读。朝代更迭之间的军政税收政策，王朝内的弄权斗争，普通人的苟且活命，天灾人祸的发生，边境的战乱纷起，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海外贸易的起起伏伏。这样才颇为简单完整地理解了经济情形、经济政策和政策效果。很好的避免了经济类书籍常见的那种在锤子眼里，所有问题都是钉子的职业常见病。 有些地方极其精彩，展示出了国学大师的风采。比如诸子经济学思想的比较，以及法家内部不同派别的经济学思想比较，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经济学思想比较，以前几乎没看过。再比如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分析，联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效果一起讨论。这在相同题材的历史书中是很少见。即使是我一贯拜服又喜欢的日本中国史和欧美中国史，固然态度相当严谨，文字也深入浅出，但对政策的见解确实不如本国人更接地气，说的总是正规文字中记载的那些，于我就是隔靴搔痒，好归好，总是隔着一层。So，想了解历史一定得读不同学派不同人的作品。 接着说说遗憾。缺点是太简单。想想也难怪，大中华上下五千年塞进不到300页的篇幅。也许因为本书只是钱先生授课，学生记的笔记，毕竟不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有些地方说道某个人某件事，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刚开个头，就立马另起一段说别的了，我看不明白。为了把来龙去脉搞明白我找资料了好久，还和小伙伴讨论了好久。有些知识因为本身比较复杂，书中只用寥寥数语讲述，我看不懂，还是靠其他书和小伙伴才勉强了解。比如井田制、封建制、卖官的价格体系，还有门阀士族的演变。 有些观点太偏颇，比如他老人家很粗暴的表示战争总是文化低的一方战胜文化高的一方，我都觉得摇头。但是，想想他老人家一生经历国运衰落的晚清，乱世民国，讲历史带有强烈愤慨心情，也蛮能理解。著作可以不断修改文字，但有些脱口而出的话，却会被虔诚的学生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 篇幅结构安的失衡令我深感困惑，我觉得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钱先生得是多么热爱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朝啊，给了70、80左右的篇幅。短命的秦朝、新朝、隋朝，也给了相应较短的篇幅，10页多，20来页。BUT，到了宋元明清，一共才20页出头，那可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啊！心偏得太大！毕竟宋朝就出现了全球最早的纸币，元朝主导了全球最大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明朝就有了当时全球最发达的货币经济，清朝出现了相当繁荣的东亚贸易。而且更近的时代资料明明更丰富的啊！如果钱先生讲下来，那该多么精彩啊！非常怀疑是不是一学期的讲课时间到了就草草收尾。很可惜读不到本人的备课记录。 总的来说，一部佳作！有趣，有意义，值得一读！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七)：钱穆的经济分析方法

　　苏小和/文

　　经济史或者经济学思想史，一直都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学问。理由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才正式开始，这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晚近的科学，是一门学科历史比较短暂的思想谱系。但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作为经济的历史，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一直都是有据可查的。因此，如何在绵长的经济史和比较短期的经济学思想史之间，找到一种学术方法的均衡感，就成为经济史写作的一个难题。

　　首先要提到的经典著作，当然是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

　　按照我的阅读趣味，我必须直接说出我的感受。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多少有点让我失望。老人家为了守住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惜上来就设定中西不兼容的思维方式，不顾经济分析的普遍性，也没有言明分析框架。比如钱先生批评西方人过多地沿用了唯物史观，认为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史观大抵来自他们的唯物史观，这大概是不完备的界定。从斯密对经济史的分析框架，到米塞斯沿用人的行为范式来统合经济史，再到弗里德曼的通过货币的专业特征来分析经济史，这些经济史的大部头著作，通常都是从人的意义出发，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遵守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在整个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方面，只是一个分支而已。是不是钱穆先生不太了解这些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细节，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钱先生的趣味，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仔细分析这句话，再去通读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想来这本重要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把思考的疆域限定在中国经济这个自闭的系统里。

　　比如谈到唐朝的租庸调制，钱先生历数了这种土地制度的优势，并认为唐朝经济辉煌几百年，主要与这种土地制度的界定有关。唐代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钱先生看好这样的观点，认为唐朝的土地制度有田有身有家，因而租庸调制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制度，并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的政策上，使得“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而且，钱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这种制度“不以田为主，而以人为主，可算是自由经济”。

　　抓住钱先生的这一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分析，或许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从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思想史的分析框架来看，唐朝租庸调制是一种由政府官僚体制界定的短期的土地制度，这带来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短期的租庸调制，背离了孟子所言说的恒产恒心的一般原则，第二，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先验的权利关系，而是由政府设计的交换关系，政府成为土地制度的主导者，官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仔细审视唐朝的土地制度，发现与今天中国流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大概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临时性策略，是对中央集权经济制度的一种强化。

　　还比如钱先生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漕运”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南粮北运问题。如果按照科斯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的分析方法，一些问题就应该提出，为什么中国朝廷一直都大兴漕运，谁在支持并操作漕运？钱先生陈述了相关的数据，是朝廷以及与朝廷官僚有关的商人在操作漕运，是朝廷将南粮北运问题提高到了朝廷的重要政治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事务。这些问题的提出逼着后人们思考，中国的漕运现象，可能是最不考虑社会成本的经济现象，而几千年以来的统制文化和统制经济，又为这种不计成本的经济方式提供了政治理由。

　　当然，问题推进到这一步，一个事关经济史的方法论问题，就必须讨论。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用“温情恭敬”的态度和“科学的归纳法”去呈现经济史的真实一面，尽量不加入后来的分析与判断。这当然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坚守的方法论，尊重史料，不带入情绪，更不带入后学的分析框架，力图以客观和真实再现历史，也就是说，讲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学最大的方法论。

　　所以，阅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就必须直面更加重要的方法论命题，到底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分析中国经济史应该有的方法？我们需要提出很多可以商榷的观点。

　　第一，同为台湾的经济史大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完全立足于他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常识建构起来的分析模型，即政治意义上的集权统合与多元竞争，构成了经济史意义上的市场垄断与自由交换。侯家驹先生的经济史分析带有明显的前置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是钱穆先生使用的“科学的归纳法”这样笼统的方法论。杨小凯教授在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时，或许是意识到了分析框架的重要性，或许是他深厚的经济学训练让他意识到了人对历史观察的有限性，他上来就提出，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按照这样的经济史方法论，有两种历史学的文本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是以客观、科学为名，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事实上历史已经过去，所有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努力，都是人的理性的自负。另外一种则是事先不言明历史的分析框架，试图以一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视角，否定其它历史分析方法的历史学文本，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每个人都背诵过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仅仅就经济史而言，鉴于经济学理论是晚近的科学，因此经济史的呈现和分析，是不是必须要借助经济学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经济体系的提出，是指工业革命诞生的新技术引起的新的市场分工体系。新技术的出现，才是经济史最大的变量。按照斯密的分析，新技术兴起之前的经济态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前则是重农主义。最近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他显然不了解这个分析框架，按照斯密的分析，中国经济史一直到晚清1820年的被动开放时期，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农主义经济时代。正是在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史面对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秩序，掉进了一种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简单的对抗里。这是一种经济史分析的遗憾。经济分析具有普适性，即人性在经济事务层面的行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在重农主义阶段，如果不是晚清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构建则无法展开。窃以为，以钱穆先生身处的时代，他的问题意识，应该是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按照斯密的分析框架，又必须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兴起近现代科学技术。这是李约瑟中国问题，即使是钱穆先生，也是无法回避的。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钱穆先生不关注经济史变迁过程中的新技术变量？晚清经济史出现新的秩序，尤其是晚清市场的被动开放，是从新技术开始的，即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史事实。没有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能开始。在已经形成的经济史分析思想中，我们看到，如果不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很可能就会掉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中。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已经出现，如果不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一定会变成成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台湾的大历史学家刘广京、钱穆的学生余英时，都写过文章反驳。这意味着新技术变量对经济史的巨大影响力，即使是当下的社会，中国有限度融入国际市场，一些普遍的价值观成为一种可能性，也是互联网的技术要素引起的。而不是朝廷的恩赐。

　　我们看到，陈志武教授组织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从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开始，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经济史的一个转型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一直都是稀缺的，贫乏的，人均财富占有率是非常低微的，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财富高速成长，遂有今天丰富的现代生活。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穆先生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钱穆在当时当地，到底在信息和知识结构的层面，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分布状态。这是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史分析逻辑，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谱系，应该去观察和分析他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构成。我想说出的观点是，或许钱穆先生在讲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并没有在经济学方面过多涉猎，他是在用一种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史。在方法论上，钱穆先生是传统的，他缺少一些经济史的专业性和现代性。

　　当然，钱穆先生乃一代鸿儒，思想磅礴，学术深厚，我等小子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格对钱先生的文本挑三拣四。只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经济史，沿着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斗胆说出一些冒昧的言辞。事实上钱穆先生也说过了，“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正是遵循先生这样的教导，我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上书粗浅的言辞，借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八)：林毅夫《中国经济史》序

　　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而此前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钱穆先生的历史著作流芳已久，但这本专门从经济角度梳理王朝兴衰的讲义，却是靠着弟子的发掘整理才得以重见天日的。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钱穆先生一生耕耘讲坛，北大的未名湖就是他所命名。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本土文化同情的理解。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应该与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九)：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授，叶龙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月第1版。

　　讲座整理与撰写的书仍是不同，有些流水账性质，不太注重详略，多是蜻蜓点水。唐代以前还算铺陈得当，宋代以后则太略。严格意义上讲，不算得钱穆真正作品。

　　不过，大家毕竟不同，虽整体结构有欠缺，但那种深入浅出式地灵光一闪仍时时可见。如评汉唐之经济：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数千年来经济，其实大事无非几项。一是土地，历朝大约都从平均地权始，继而则兼并漏报，产生流民而乱。二是度支，历朝大约都从历行节俭始，继而则由俭入奢，入不敷出而乱。三是税赋，历朝大约都从轻徭薄赋始，继而则巧立名目，百姓不堪而乱。四是货币，历朝大约都从整顿币制始，继而则滥发私制，物价失控而乱。其余盐铁工商等虽时有侧重，但不及上述四者一以贯之。以古观今，虽形势变化，复杂得多，大抵仍不错。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十)：讳莫如深

　　很喜欢钱老的历史观。这本书读起来一样不费劲。

　　不过希望大家还是有一些历史基础，比如古文和地理基础。这样你就能在脑海里钩织出一幅宏大的经济发展全图。

　　从北至南，从黄河到长江

　　本书大部分篇幅着重写了汉唐两朝。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这跌宕起伏伏的500年。

　　可能是因为对于这一部分的知识有所匮乏，我看了很多遍，才深深记住了那些名字。少数民族的所谓汉化，汉族士族在南方的混乱挣扎。

　　结合一些史实，从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波澜壮阔的兴衰路。

　　当然，你也能看到，其实，我国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历史实在是史料匮乏。中国的历史，就是统治者的历史。所有的正史中，除了《史记》有《货殖列传》，其他正史很少见到商人的身影。即使有，也是寥寥数笔，或者说：“君闻商之鄙陋，佛狸篡伪，逐之”云云。

　　中国商人登上历史舞台，也是1840到1949，在之后就是1989年之后的短短不到200年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