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祸史谈丛》读后感精选10篇

　　《笔祸史谈丛》是一本由黄裳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1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笔祸史谈丛》读后感(一)：大家风华 | 黄裳：关于文字狱的隔膜及其他

　　注：以本站的读者的文化水平，这篇的编者按应该不用加狗头emoji也能明白调侃和讽刺吧？！！ 不用吧？不用吧？不用吧？是不是？

　　本文首发自公众号“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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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虎扑，已经找不到作者是谁了

　　编者按：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点出文字贾祸这桩事背后种种悖谬，今天选出的这一篇，一是因为短（瞎说大实话），二是因为很多人意想不到，有些祸是因为作者自己主动高喊，想要撒娇卖痴讨好统治者而贾来的。所以某地教育管理部门觉得得改《打碗碗花》，果然于史有征，于史有征。 另：王月半翻开本文一查，倒是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满了字。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幸好满篇都没写“外婆”两个字。

　　鲁迅先生谈到清代文字狱的起因，以为出于大不敬者少，而大抵以私仇报复者为多。而许多自投罗网者又往往是出于“隔膜”，即并不真能了解皇帝的心思，过多相信了表面的好听话，想去提建议、表忠心，撒娇卖好，终于碰在刀口上的。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奏称有直隶人王肇基献诗，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审问后的供词是“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又问所叙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等情，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牵涉到内外满汉文武大臣各事，则是“在各处当长随时，有从京报上看来的，有说闲话听来的。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例，与鲁迅先生引用过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正是一类。那结局也大体一致，王肇基虽经乾隆判定是“竟是疯人而已”，到底还是“立毙杖下”了。 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其本地乡人妄生议论，谓其怨望讪谤，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才“畏惧呈书自首”的。二百年前的匿名揭帖其实就是当时的大字报，在文字狱盛行的日子里，这种大字报形成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蔡显偏又自信书中“并无不法语句”所以才自首上告，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置，全未想到官府自有一套特别的手法，在白纸上也能看出破绽来的，终于落得个杀头的下场，这只能怪他自己不识时务。也就是一种“隔膜”。

《闲渔闲闲录》原书所刻书名的扉页

　　《闲闲录》是曾经刻过的，不过早已销毁干净，看不到了。现在只有刘翰怡据旧抄本重刻的本子。不知道是抄本已有删削还是原书残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悖逆之处。刘翰怡的刻书跋中说，“蔡以举人撰是书，多雌黄语，郡绅嫉之，知府锺台亦恶之，摘其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隐约怨诽，情罪甚重。……今传抄本，其所摘诸条均无之。”其实这几句诗并非地方官摘出，而是乾隆自己看出来的，还为此在上谕中大大斥责了一通，“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锢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朕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省识乎!” 乾隆是深通汉文化的皇帝，对官场的积弊也很清楚，在这样主子手下办事的奴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不过据现存嘉业堂丛书本，实在还有不少可以据以定罪的文字，不知道乾隆何以轻轻放过了。 《闲闲录》卷五据王沄撰《续年谱》载陈子龙殉国前后情事甚详，后记多是南明抗清义军活动情况，立场分明，略无避忌。又引“龚孝升(鼎孳)‘名列党人终是福，事关青史岂论官’，中包无限史事，非鸣其不平也”。(卷二)又引彭燕又(宾)诗：“雄心虚日月，遗恨满乾坤。”“愁中草木春如旧，老去乾坤事转新”，说是“知人论世，可以得其概矣”。(卷八)论质量，恐怕都比乾隆所摘出的几条为高，蔡显的并不以这些为触犯新朝大忌，也只能说他自己糊涂。但他的落入禁网的主要原因还是得罪了郡绅和地方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私仇报复。刘翰怡是清的遗老，但在跋文里也说：“附会诗句，以为诽谤，迩时风气使然，然不能禁其不传。……至牵连门下士，更属淫刑矣。”刘翰怡的不但广收禁书，屡屡复刻行世，是和他对清初文字狱有颇深的反感有关的。 许多文字狱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对清统治者的隔膜，但又更有特殊的例子在，那就是议论了宫廷秘事，批评了皇帝的私生活，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乾隆的痛恨。其实论动机，还是出自善良的心愿，何尝有半点恶意，但终于还是罪有应得了。 山西候选吏员严譄向大学士舒赫德投违禀启，恳求代奏，后又查出奏折一件，“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在乾隆眼里，这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但又考虑这一案不同于一般的悖逆，不能照例处理了事，“恐外间无识之徒，转因办理慎密，妄生猜疑议论”，不得不交九卿法司严审究拟。可见在乾隆看来，这确是一件棘手的案子。在严审犯人之前，还特别关照“不必过用重刑”，但到了奴才手里，就变成了“濡缓折磨，使之备尝痛楚”，到底还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拶指、严夹”种种手段，审问结果，严譄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颁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这是在反复研讯之后得到的供词。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派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至于想借此而爬上去，那更是普遍存在的白日梦，一点都不奇怪的。 如果统计一下，清代的文字狱除了皇帝偶然发现、臣子主动举发与出于隔膜自投罗网者外，要以出于私仇或诈吓者为多。清初山阴祁氏一案，那诱因就是如此，海昌费寅《杂录》手稿记：

“魏雪窦为东门令史凌祥宇赘婿。联络山海，思得一当。与思溪钱缵曾允武为密友。时允武、雪窦通书于延平，为孔孟文首告。初时孟文尚图讹诈，故舛其名。以钱允武为钱云五，魏雪窦为魏西斗，潘龙基为潘伦吉。浙抚以无其人覆部。时顺治十八年辛丑夏也。而钱魏不知省，未及行贿于孟文。越半载，遂易真名，注明地址，行镇浙将军柯奎密拿矣。”

　　像孔孟文这种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事，历史上是从未间断过的。起初是诈财，不得手就一股脑儿出卖。事后是不是论功行赏得到了好处，史家没有说。这一案的结局是三人杀头，牵连多人论死，又籍没了好几家。 与祁案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庄廷鑨史狱，其诱因也是出于诈财告陷。顾炎武《书潘吴二子事》说，庄廷鑨得朱国桢《明史概》残稿，请人改编成《明书》，刻成行世。“书凡百馀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词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而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籍得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 这是清初文字狱著名的大案，处理严酷为后来的文字狱开了先例，其起因也是诈财。清初这一类书籍原极多，只因作者并不都是巨富，不足成为勒索的对象，才得以暂时逃免。皇帝后来悟出专靠零星告密根除不了隐患，这才有了借修《四库全书》为名收集审查天下遗书的意思，随之而来的是销毁禁绝大批违碍书籍的“壮举”。征集是手段，禁毁才是目的，统治者是深通辩证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手腕的。

《笔祸史谈丛》黄裳北京出版社2016年7月

　　本文选自第P35~P41

　　《笔祸史谈丛》读后感(二)：名为文字狱，实则人祸

　　“文字狱”之说，以清代的“明史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几起最为知名，其他还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维民所止”等案件。所有的文字狱，因文字而起，最终导致的却是人头落地、禁书四起。今天的读者多以为文字狱属于清代特有——甚至在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黄裳所作的《笔祸史谈丛》一书中，所列篇目、案例也基本为清代文字狱——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文字狱最早从西汉时就有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就曾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之刑。只不过相对来说，清代的文字狱持续时间、残酷程度、影响力都远超前代，所以“有幸”成为了代表。

　　从根本上来说，文字狱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有效治理，从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并加以迫害。这一点，在黄裳的《笔祸史谈丛》一书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与分析。文字工作者谈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字狱，总是有一种惺惺相惜、感同身受的下意识，仿佛觉得那些事情也许会有某一天难免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这样的担心固然有历史事实可以援引，却是“此一时，彼一时”，清代早已成为故纸堆，由《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至今也有四十年，正常情况下实在不必担心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还会有类似的文字狱事件发生——但诋毁、诬蔑以及睁眼说瞎话显然是不能视为文字狱的，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字狱从表面上来说是因文字引祸、因“笔”引祸，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人祸。因为不合当权者的心意，因为有损当权者的利益，于是才得以发生禁书、毁书、人身迫害等事件。但这些相当残酷的措施真的就起到作用了吗？从文字狱之后发生的种种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目的是很难达到的，清代的诸起文字狱，虽然牵连甚广、暴虐尤甚，却仅仅是一时让人噤若寒蝉，终究禁不得长久，甚至于在统治者内部也会有所分歧。比如“吕留良案”，雍正帝不仅将相关材料编成《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要熟知，而且对所谓案犯也进行区别处理；而到了他的儿子乾隆帝，却将同样一本《大义觉迷录》进行查禁。由此可见，统治者的需要才是禁书是否就是禁书、文字狱是否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所以，文字狱根本上都是人为的。

　　除了文字狱的效用到底如何之处，值得关注的一点还在于，文字狱会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产生怎样的波澜。以清代为例，当作诗写文很容易规避不及之后，也更多地刺激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将时间、精力用于“故纸堆”，开始大力研究“小学”，主要表现在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考据学因之成果斐然。“乾嘉学派”里的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即是代表人物。当然今天也有观点认为，文字狱与考据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那么明显，也有一定道理。

　　虽然历史上文字狱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但产生更大破坏力反而是那些不太像文字狱的官方行为，比如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这一点也是在审视历史上的文字狱时需要认识到的一点。

　　《笔祸史谈丛》读后感(三)：“文字狱”是谁之过？

　　文字是记录思想和交流信息的载体，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文章以供后人观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言论可谓是一大幸事。不过对于当权者书来说，若是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会超出自己的掌控，那么就一定要采取措施了。人们把这种因为统治者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并罗织成罪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称为“文字狱”，或者说是“笔祸”更为合适。

　　很难想象，一支笔也能引发不小的祸事，可这就是赤裸裸的事实，而且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而到了清朝尤为严重。“大家小书”系列之《笔祸史谈丛》是当代散文大家、藏书界泰斗黄裳老先生写给众多读者的一部文人血泪史，其中描述了清朝时期发生的诸多文字狱案件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清朝禁书。

　　我们都知道清朝时期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尽管在当权者有意识的引导下学习中原的汉族文化，但两者之间依然有很多矛盾，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极为不利，对于威胁政权的言论自然会严格打击，这可以说是造成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清先世曾经被明朝所统治，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因此，在占领中原之后清廷对这段史事讳忌莫深，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基于皇权的统治不得不为，那么那些投机取巧的小人为了名利而故意制造文字狱投其所好就更为可恨了。正如鲁迅先生曾谈到清代文字狱的起因，说：“以为出于大不敬者少，而大抵以私仇报复者为多。”由此看来，所谓的笔祸其实只是人祸而已，偏偏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因此受到牵连。

　　清朝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和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它是统治者把控政权的手段，不过这种手段虽能起到震慑人心的一时作用，但最终赢不得了人心。在本书中介绍了很多清朝文字狱案，如“吕留良案”、《闲渔闲闲录》案、《南山集》案、“庄氏史案”、“丁酉科场案”等，并附有作者的个人观点和感悟。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四库全书》这部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竟然是乾隆皇帝为了改变“文字狱”这种蛮干的手段而采取的的积极措施，既得了“稽古右文”的美名，又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这种政治手腕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相信大家在读过《笔祸史谈丛》之后，就会明白不止明晃晃的刀剑可以杀人，文字也同样可以做到。幸好，如今的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相对平等自由的年代。

　　《笔祸史谈丛》读后感(四)：一字定生死，宽严之间，万众齐喑，文字的悲剧

　　黄裳先生原名容鼎昌，高级记者的身份使得黄裳先生对人对事有不同于世俗的看法，著作等身的黄裳先生其一最大特点便是敢于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写真文的知识学者注定要比同时代人更加敏锐与易受伤害。幸尔，黄裳先生以其九十三岁高龄告诉读者，善有善报，只要方法得当，说真话做真人还是最令人敬佩的。

　　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选取小文十八篇，篇篇读来直白易懂，平凡之中见真知，这些文章再现了黄裳先生的著作良苦用心，能让普通百姓说真话，做真事，不遭受迫害，也就实现民主自由了，也就反而能够真正国泰民安了。

　　封建朝代的当权者统治者一切行为无不以维护自身统治利益为目的，清朝的文字狱到雍正朝以后最为猛烈，苛政之下民间噤若寒蝉，一批批无辜的民众失去宝贵的生命。在雍正朝的笔祸代表《大义觉迷录》将拥有绝对权力的雍正的政治魄力，敏感，精细，勤奋，残忍，伪作，权谋，通过一部禁书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字定生死，宽严之间，万众齐喑，所体现的无非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错杀掠取他人的性命在当权者眼里无非是为了媚上的手段。司马迁的外孙、丞相杨敞之子杨恽的文字狱，宋时苏大才子的乌台诗案，《南山集》案、《坚磨生诗钞》案、吕留良案等，黑暗的人性沦丧。龚定庵的诗：“国家治定功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预示了大行文字狱的清朝，必将走向末路。

　　笔端之祸毕是人性最真实最黑暗的反映，为了有功邀赏，保全自身，荣华富贵，仕途坦荡，他人生命死不足惜，整个社会弥漫着这样恐怖的气氛。

　　黄裳先生以洞察的睿智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文化的禁锢、文明的阻碍、荒谬离奇、野蛮著成此书《笔祸史谈丛》，这本书的写就，提醒着广大读者，人性不向善，社会不民主，这些封建遗留的糟粕和痼疾会死灰复燃，带来文明的浩劫——这不是有识之士希望看到的场景。

　　在《笔祸史谈丛》后记中，黄裳先生写到：“……从往事中发现它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历史循环，轮回不爽吗？恐怕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汲取教训。这本《笔祸史谈丛》如能提醒人多少记起往事，并从中得到启示，引起思索，有助于挖掉痼疾，那就值得高兴与庆幸的了”。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便是教化之力，正确的文明火种只有在善于运用的文明大师手中才能传播久远，“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场景能换成“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怡人闲适。

　　《笔祸史谈丛》读后感(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文/赵客

　　文字狱和禁书是紧密相关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中也认为禁书始作俑者是秦始皇。烧书之事虽然古来有之，但嬴政是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黄裳先生是散文大家，平素喜爱收藏明清时期的古籍善本，“文革”中被查抄的藏书就有几辆卡车。先生对版本学颇有研究，曾著《清刻之美》一文，记经目之清代书籍之佳，谈版刻、谈字体、谈纸张墨彩以至行距排版等。在他多年的搜集中，有不少是清代禁书，故而做《笔祸史谈丛》以记读书之感悟。

　　清代以文字狱闻名于世，异族统治者挥鞭策马南下，踏破中原的防线。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汉族人被异族侵略血流成河。那些明朝遗民对于清朝的统治者心怀怨恨，著书立说或恶意诋毁或言无避讳，在清朝统治者眼中无疑属于贼逆，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这些还算是历史事实上的依据，但枷锁从来不是只以事实为依据和准绳，而是一点点从事实依据移向了思想。最早因文字而死的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而获大逆不道罪名被腰斩。有了如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例，连大诗人苏轼也没能逃过，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主角。

　　因文获罪，对文字进行审查，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纳粹德国、前苏联、东欧诸国都曾经使用过同样或类似的手段。纳粹德国为了德国文化的“纯洁”，要求焚毁所有威胁纳粹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图书与文献。《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中记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因篡改德国历史、贬低德国伟人的罪名遭到声讨。埃米尔·路德维希因其“在文学方面的卑劣行径和背叛德国”而受到批判。”

　　当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单一、当各类异见不被允许，精神上的枷锁渐渐深入人心，套住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安心做起了奴仆。但历史的洪流终不可挡，几十年前“马列主义”在被禁之列，结局又如何呢？聪明的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