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江湖》经典读后感10篇

　　《文学江湖》是一本由王鼎钧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江湖》读后感(一)：2018读书清单之08 读王鼎钧回忆录之四《文学江湖》

　　2018读书清单之08 读王鼎钧回忆录之四《文学江湖》

　　第08本

　　2018.01.022

　　王鼎钧先生回忆录之四《文学江湖》，2018年度第08本读物。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2017年8月印刷，30.5万字，354页。

　　最早知道老王头四卷本回忆录，还是罗胖子在每天60秒语音里的罗唣，不过这次买书并没有受他的影响；买这套书的起因是读《黑暗圣经》之后。不过，这次罗胖子推荐的尚可，但绝对没有他吹嘘的那么玄。老王头回忆录四册共99.3万字。【224+226+278+354=1082页；19.7+19.8+29.3+30.5=99.3万字】。很久没有看这么大部头的书了。

　　第四册《文学江湖》初版是在2009年，其时老王头已经84高龄。这本书时间跨度最大，从1949年到1978年整整30年。

　　老王头的文学生涯与文学成就，再牛逼也不及大陆的随便一个大师比如鲁郭茅巴老曹以及沈从文、周作人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的江湖也不会多精彩。其文学描写真心一般般，人物描写大都平淡如水，更不要说留下深刻印象。

　　前日读梁晓声散文“复旦与我”，写复旦的一个招生老师，只有三页纸，但一个睿智、正直、善良、有眼力有责任感的学者形象就栩栩如生，尽管这个人无名无姓。而梁晓声在大陆作家群里充其量就是一流水平，与超一流大家应有不小差距；用射雕英雄排行榜比喻，也就丘处机、马钰的档次，而老王头犹不及也（与教主级别的鲁迅更是相差千万里）。

　　四卷本回忆录，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母亲。而其对父亲着墨那么多，却没有什么特点，弟弟妹妹更是个符号而已。再者，写父母及自己都是几近完人的形象，父亲与他自己都是儒家正统的完美形象，给人感觉这不可能。

　　这一册，或许是时间跨度太大，内容庞杂，取裁太乱，前后唠叨，前面讲的后面总是不厌其烦的再絮叨一遍。好处是各个篇章皆可独立成篇，但作为一本书，整体的结构就过于絮烦了。还有一点，不懂得抖包袱，提前说出各种结果，这无疑降低了作品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尽管如此，书中仍然有几点值得笔录：

　　一、关于白色恐怖

　　书中透露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信息，真的让人恐怖，让人觉得明显脑洞不够开、智商不够用。

　　比如1950年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老王头用的题目是怎样“做”成的？不是办成、也不是炼成，而是是“做”成！的确骇人听闻！！

　　一个军头澎湖防卫司令为了从迫害学生事件中脱身，终于做成了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匪谍大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多少人为这个冤案奔波鸣不平，仍然要到47年以后即1997年方得洗怨，答复的原因只是为国家留些颜面！据说，当时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那就是他们当时的领袖蒋介石。

　　专制才会有白色恐怖，专制才会有所谓的“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说，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

　　民主即使有一千个不好，但民主最大的好就是：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的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专制即使有一万个好，但专制最大的不好就是：我说你是匪谍，你就是匪谍，而且没有人敢说No。具体见摘录：《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二、台湾蒋家王朝不三传，不是气量足，而是无奈何。

　　大陆总认为是蒋经国开明，没有让儿子接班，其实不然；不是气量足，而是无奈何，第三代蒋孝武不成才无法承继。

　　三、做人做事的警语绝句：

　　第一、学习张道藩鼓励后进：

　　张道藩鼓励后进：现在写的不好，将来会好；即使将来仍然不好，我们尽心了。

　　颇有保尔.柯察金的励志，我们教育孩子学习也当如此。

　　第二、仅有爱好不够，能力更重要。

　　谈到台湾李万居办报纸失败：李先生爱新闻事业，爱名贤风骨，但办报纸如操舟弄潮，怎一个爱字了得？

　　看来要把事做好，仅仅爱好是不够的，能力更重要。【这与魏景蒙成功的办中广有鲜明对比，魏有能力，有毅力，有人脉，当然爱好是前提】

　　第三、他讲的都对，可是如果我照他的话去做，我混不下去。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民众每日都要听蒋介石早训，一次，作者听后感言：“他讲的都对，可是如果我照他的话去做，我混不下去。”

　　名记者王大空接口：“那当然，他如果也按自己说的话去做，他也混不下去。”

　　蒋介石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的话都是儒家做人做事的经典。但实际上，儒家这套东西，可以修身齐家，却无法治国平天下。

　　又回想起“富不过三代”，也有此意味。第一代致富发家，定有足够的厚黑功夫，但这些人打天下的人，往往并不希望子女是这样的人，坏人也希望子女是堂堂正正的好人。子女不会厚黑功夫，事业自然无法承继了。

　　第四、人贵有自知之明，既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和魏公还有一次谈话，他问我在‘中广’的情形怎么样？节目部曾经要我做这个长那个长，我都没答应，趁此机会作个解释吧，我说，“我只能做作家，因为我没有能力指挥别人工作。”他停顿片刻：“那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没有再说什么。

　　第五、做事就是受气，要任劳任怨。

　　做事就是受气，受***有本领的人的气！

　　后来回味这句话，他绝不是对我发牢骚，他有牢骚又怎肯对着我发出来？我肯做事，不能受气，所谓任劳不任怨，在领导人看来是很大的缺点，魏公一时感触，大概是对我有所教诲吧？

　　摘录一《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迫害学生事件之后，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

　　狱成三年之后，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他义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蒋派张公度调查，张公度调阅案卷，结论是一切合法，没有破绽！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

　　今天谈论当年的“白色恐怖”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采取“纯法律观点”原谅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国民党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

　　据说，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

　　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摘录二：国民党张道藩与共产党杨帆

　　名导演唐绍华说过一个故事，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立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

　　那时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部把殷扬保出来，并立即派名导演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绍华没能脱身，中共清理国民政府残留的人员，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约唐绍华谈话。唐绍华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杨帆竟是当年的殷扬！

　　殷扬第一句话是：“道公好吗？”然后问唐绍华有什么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这位新任的公安局长提醒他：“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些外汇呢？”其实是让他逃出虎口。唐绍华当然选择香港，公安局立即发给路条。

　　这个故事不但显示张道公爱惜青年，更令人发现中共党员也有人情味，可以列为内战期间难得的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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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江湖》读后感(二)：王鼎钧笔下的特务岁月

　　原谅我书读的少，王鼎钧，除了台湾一代散文大师的盛名之外，其它我一无所知。拿起这本书时，还是书封的几句简介让我初识作者：抗日游击队员，国民党宪兵，解放军俘虏，台湾版社主编……不过书封介绍的再给力，也不如封底高华的推荐语写的有底气。

　　所以呢，这本书只是机缘凑巧下买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我只买了第四本：文学江湖，写的是1949年至1979年王鼎钧在台湾的生活与人事。

　　所以呢，不了解，导致看的有些吃力，作者文风很平实，错在我，对其中提到的台湾文学界人士，除了张道藩与胡适外，其它几乎一无所知。

　　但这不代表本书不值得一读。诚如其它书评写的，此书把台湾文学作为台湾三十年变迁的缩影，然则涉及到的特务统治，经济发展，外省人与本土人之矛盾，其实更加引人入胜。以特务统治为例，王之笔触算是客气的了，他笔下的这些特务哪有当年中统军统之阴险狠毒，反而大多懦弱、圆滑，甚至有一个在作者之怒视下落荒而逃（不知鼎公84岁高龄写此段，记忆是否产生了偏差）。到了七十年代，特务反而有人情味了起来，为王鼎钧最后离台赴美也算是驻了一臂之力。话虽说得轻巧，深陷其中的王鼎钧却仍有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梁之感，50年代的烟台联合中学冤案，60年代的李荆孙案，又显现出当时的白色恐怖之厉害。

　　王鼎钧有自身的立场，写到悲惨处，总不忘提醒自己，比之对岸，自己过的还是可以的啦！但是，特务监视下的日子长了，难免对国民党失望，也会写出一些客观的评价来：蒋家王朝未能传三代，哪是因为什么民主，而是第三代蒋孝武实在扶不起来，只好作罢。还有张道藩与共产党员杨帆的一段过往，也让王鼎钧承认中共党员也是有人情味的，只是王鼎钧没去查杨帆的结局，唉又是另一段唏嘘。还有，王还无意中写到了余光中的一段黑历史哦。

　　《文学江湖》读后感(三)：了解台湾媒体江湖的窗口

　　王鼎钧回忆录一共四本，我仔细读过一、四两本。

　　前一本最感兴趣的是那一段学旧体诗的日子，后一本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台湾几十年间媒体的变迁。台湾的教育状况，通过齐邦媛的《巨流河》得一窥，此位王鼎公先后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各种媒体供职，所历可以说就是一部台湾媒体发展史，一支生花妙笔，把这部发展史写成一个各路高手游戏其中的江湖，其中还渗透了在两代蒋总统治下的丝丝缕缕。尤其在最后部分讲如何与“特务”一路周旋，在最后一次会面时痛痛快快、孤注一掷的“宣言”，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感——但我也有些怀疑其中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渲染。

　　人说王鼎钧散文第一，但我并不十分喜欢他的笔法，我还是觉得平实一些更好。

　　《文学江湖》读后感(四)：鼎公的台湾岁月

　　这是鼎公回忆录四部曲的第四部，讲的是鼎公的台湾岁月。讲的事情或许多是关于文学、广播、传媒什么的，涉及的人很多却是各方面都有。三十年的时间，台湾文学的变化发展是台湾整体变迁的一个缩影。鼎公是幸运的，尽管在台湾遭遇了许多不快甚至难堪的事。但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还能站在太武山上怅望千秋，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p288）

　　1949年12月，国府迁台，整个台湾人心惶惶。对于政府大力宣传的“反攻大陆”，把平时当作战时看，连同文学也不放过。到1964年，大陆成功爆炸原子弹。台湾的政策重心才真正落到台湾，把建设台湾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文学亦开始感受这样的变化，台湾本土的力量开始兴起。接着是新媒体力量的萌发——电视，在台湾的发展。这一切鼎公都经历了，也记录了当中的人事变迁。或许是在这辈子就感受过几世为人，鼎公似乎特别淡定地面对，洞察着一切的好与不好，见证了台湾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书中写事、写人、写鼎公自己，唯独离不开的就是文学。在苦难的岁月里，有这样不离不弃的陪伴，鼎公是幸运的。朋友不多，却个个弥足珍贵。台湾岁月30年，鼎公有参与、有旁观，甚至亲自与特务过招。选择离开台湾去美国时，为得到签证的一段，鼎公说的那些无一不成为今天的现实。“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

　　最后，想起一句歌词：江湖的纷扰，自有庸人担待。

　　《文学江湖》读后感(五)：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老骥去多时

　　此书读过，腰封已泛白，人亦如泛沧海而返吉壤。

　　王氏笔墨起承转合，关节清楚，寓个人际遇于家国，观世情洞若明火，分析有据，鞭挞入理。

　　此册不同与上三册，作者不再流离失所，而是周旋于文艺江湖，视野开阔，笔下党政军特学商纷纷粉墨登场，多是亲临其境然后命笔，非道听途说所可比拟，人事沉浮，可借鉴感慨处，不一而足。

　　台湾风气较大陆先行，此书笔墨照顾周详，尤重传媒出版教育，多有可和大陆前后对照处，凭人嗟呀。

　　其中挾以个人志趣，人物品藻，文风流衍，文体探讨，亦足好文献者大快朵颐。

　　王公八十为文，筋骨未衰，亦令人神往，

　　岁月惊心，见贤思齐，亦此书令人欣慰处。

　　《文学江湖》读后感(六)：柱文学之杖 跋涉过冷战时期

　　一

　　1949年5月底，24岁的王鼎钧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就讨了白纸，坐在基隆码头的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几天后，文章竟然登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这一情景给我的震撼之强烈在于：人之存世，对于生命意义的渴求。尤其是那份飘零中的急切、挣扎和焦虑。生命的意义，许多时候才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救命稻草。王鼎钧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从流亡学生到国民党宪兵，到共军俘虏，又回到国军队伍，及至携父逃离上海……这之中所经所历所睹所闻，纷乱缠绕堆积，既大且重。人生之船突然停泊在了一片陌生鸟屿，心魂难定，前途未卜，笔尖虽细，但它既是一条管道，也是一条路径，写。那一小片及时雨般的铅灰色，成了他生命中的朝霞。

　　一开始，他仍供职军械总库，但很快被归入“不适任”官兵之列，遭裁汰。按规定他可以带走一张席子和两身旧军服，外加不够买一客炒米粉的老台币560元遣散费。凭遣散证明，他领到了国民身份证，开始了真正以写字为生的新人生。他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很快《联合报》（前身）副刊和中华副刊为他开了小专栏。1950年初，他的一篇文章在国民党的军报《扫荡报》上发表，文章刊出时，他发现末尾有报社给他的约见留言，去了，竟然有了职业：副刊校对，参与副刊编务。从此，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能供养父亲和供弟弟妹妹读书了。

　　《文学江湖》的代自序是关于这本书的一篇问答，其中一问是：“你把18岁以前的家庭生活写成了一本《昨天的云》，你把流亡学生的生活写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内战的遭遇写了一本《关山夺路》，你在台湾生活了30年，青壮时期都在台湾度过，这段岁月经验丰富，阅历复杂，为什么只写一本？材料怎样取舍？重心如何安排？”他答素材的取舍，确实令他大费踌躇，最后决定只写文学生活，而将家庭、职业、交游、宗教信仰等等都忍痛割了爱。这也足可见文学在他心里、人生里的分量。

　　《文学江湖》却又远非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全貌。1976年初，51岁的他从“中广”辞职，立志余生专事文学，开启了以后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1979年，他离台赴美，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文学江湖》记录的，只是他1949年至1979年在台期间，以文学为原点辐射出去的人生经历。

　　《文学江湖》又极名符其实。因为他紧贴文学事，细说与文学有关的一切。

　　1951年初，“中国文艺协会”开办“小说创作研究组”，从小就热爱读小说的他马上报了名，经过笔试口试，成为30名学员之一。张道藩创立的这个“小说组”，只给学生“第一手”的东西，延请的都是“泰山”级的师资，而且直接教习小说创作。总课时250个小时，6个月内完成。张道藩百忙之中也亲自讲过课，王鼎钧从他的课中悟到“取法人生自然”，并将之逐渐拉高到宗教层次，还做过几次演讲，70岁以后又写成了正式论述。对“小说组”，他既记当年老师之教，也忆自己所思所悟所行。比如听了胡秋原分析共产党人的行为特征，他就下功夫研究文学作品中“中共干部的造型”——50年代，共产党员是台湾小说中的热门人物。听了张铁军讲辩证法，他想，难怪当年小说家纷纷靠左，因为温柔敦厚产生不了波澜壮阔、摇荡新旌的长篇小说。听了潘重规讲《红楼梦》，虽然对其索隐派立场不以为然，却在心里将治安机关文字敏感症的渊源上溯到了仓颉造字。听了梁实秋讲莎士比亚，开始苦读莎剧，并遍抄其中比喻，自喜眼界大开，自感写作功力大进，尤其是学会了以写小说的手法写散文。50年代，台湾严格查抄一切左翼作家的著作，李辰冬任教务主任，面对无教材可用的窘境，主张直接向西方文学学习。——这甚至影响到了国民党当时的文化政策。李辰冬另有“意向用文字来表现”、“艺术最大的奥秘在于隐藏”等高论，它们在王鼎钧心里生了根发了酵，因为他对“狭义的文学”向慕已久，认为那才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何为“狭义的文学”？“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王梦鸥教他们小说创作的技巧，60年代中期，其《文学概论》出版，他读得很认真，还经常捧书登门求教。总务主任赵友培将创作活动分为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六个要素，他也揣摩入迷。总之，文学艺术与他，他说就像宗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无所不在，无迹可求。”再往后，“天国的至美，上帝的至善，永不可及，永远是我们内心秘密的安慰。”

　　1949年5月国民党失上海，6月失青岛，8月失福州，美国声明放弃台湾，9月失平潭岛，10月失广州、厦门，解放军逼近台湾门户。金门之战虽然国军大捷，但还是强烈震撼了台湾人心。就在这几个月，白崇禧、胡宗南节节败退，华中、西北、西南尽失。12月，国民政府迁台北，国共仅隔着一条大约90英里宽的海峡。“中共反复劝告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宣用词竟使用血洗台湾。”在《反共文学观潮记》一章开头，鼎公如是交待台湾当时由于政局“危疑震撼”，导致文风“逼迫热辣”，“反共文学”成为文艺政策的背景。“反共文学”有机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有平台——以报纸副刊为主；有投资，但响应非常有限。对拒绝响应的作家，“封建”的国民党也并不包围劝说、打压排斥，只是任你自生自灭。1955年初，蒋介石又亲口提出“战争文学”，文坛却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作品。再后来，沈昌焕又提倡“爱国文学”，更是没有回声。时间大概以1956年7月中华文奖会停办为标志，象征着台湾文学结束了“党部挂帅”的时代。在那期间，赵友培提倡“广义反共论”，一再请求大人物们对文艺放心。“中广”被称为“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节目部主任邱楠说，他用的是“广义反共论”。鼎公说看过了“反共文学”的大潮，算是上了艺术有别于宣传的一堂必修课。对于文奖会的“功业”，他认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被后来的论述者过分夸大了。

　　50年代初，“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曾虚白主张建立“广播文学”，以改广播文稿生硬艰深之弊端。王鼎钧临危受命，几篇稿子写下来，便由资料科调进了编辑科。他发现广播稿中同音字、双声叠韵、文言文词汇/句法、长句最容易出问题。比如“蒋总统复行视事”，“视事”就可以听成“逝世”，诸如此类，他一边在写稿中实践，一边在报刊上撰写相关论述，成为台湾这方面最早的专门论述，也带动了全台湾广播业对文稿写作的重视。50年代末，其《广播写作》，成为台湾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著。60年代后，他又在广播文学的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等方面展开研究。

　　作为广播电台的专门撰稿人，他很快发现他的文章严肃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几乎是当时所有稿子的通病。“中广”从大陆撤往台湾时，带去很多图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观察听众收听广播节目时的情态，发现了“趣味”的重要性。趣味这门功课，他一修就是十年。因为“要写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这等于要我脱胎换骨。”他自况就像神农尝百草般吞食一切有趣的东西，不仅没有中毒，反而从大刺激大震荡导致的一度的昏沉麻痹了无生趣中慢慢复苏过来，“职业训练使我慢慢醒过来，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面。”工作救了他，文学救了他。

　　50年代，台湾戏剧、舞台剧、电影都十分零落，电视更没有出现。邱楠到“中广”当节目部主任后，开始搞广播剧，还成立广播剧团，一时间，广播剧几乎成为台湾戏剧界的一个运动，各广播电台争相开辟广播剧节目。1957年底，邱楠又在广播界推出“综和节目明星制”——类乎京戏的“班子”——主持人是“角儿”，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饭”。王鼎钧认为此举“堪称中国广播事业史上之巨变。”作为以家庭妇女为对象的“空中杂志”节目的制作人，他一边竭尽心力创造节目新意，一边热切撰文赞美节目主持人，力行捧“角儿”之责。那时言论尺度已有所放松，但在整个台湾广播事业的黄金时代（1952年到1962年），广播业仍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

　　二

　　《文学江湖》绝不仅止于文学，因为王鼎钧的文学之途，与他的职业之途、生活之途、人生之途高度重叠，书中于是充满了对台湾30年间社会许多方面潮流演变的生动记录。同时，沿袭前三部中大量记述人生中相关人物叙事风格——这更是一种道德高度，因为对所记述之人，他从不吝感激之情、钦佩之心、宽恕之意。这一部中，他更像是恨不能历数台湾报刊界、文学界、广播界、电视界中的重要人物。又因曾涉入政府主导的各种文学运动，以及参与过当局推动的语文教学等工作，军界、教育界中人物，也不少。更由于一生都被特务盯牢，竟用了三个专章写与特务有关的事，情治机构中人、特务也就频频亮相书中。除此之外，长达30年的壮年人生，万般世事人情，形形色色的人物哪里少得了？其所写之人，无论着墨多少，都生动如立眼前。四卷本回忆录读至这一部，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人物繁多且多陌生是重要原因。他的记述又总是引我大好奇，对他盛赞相貌的，我要找照片来看看；他盛赞品格的，除了看照片，还忍不住要找些生平轶事来看；他感怀钦佩的，那就更草率不得……如此这般，一本书读得慢极不说，待读书目的名单又长了一截。

　　在此，我只择他所记与胡适、与张道藩事，略述。

　　王鼎钧在小说组上课那段时间，有一天军警突然封锁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了起来，此为“抄把子”，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能抓到罪犯。这件事吓得他一个月没敢出门，自此思想上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但台湾50年代的思想论争，一度几乎把他撕裂。1949年底国民政府迁台，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急于探索国民党为何一败涂地，人们发掘出来的原因，万象杂陈，有人总结说一共有4亿5千万条，即每个中国人一条。细碎浩繁之因，逐渐汇集成一场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大论战。他读《自由中国》，“午夜梦回常常听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这本在世10年9个月，出刊206期的半月刊，教会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人生世相的穿透力，并帮助他从水火不容的两大对立阵营间全身而退。“《自由中国》的杀伤力并非批评政治，而是有效地消解了牺牲、服从、效忠等观念，”由胡适、雷震、殷海光的命运，他这样比较蒋氏父子：一个将专政当本钱，民主当利息；另一个一念之转，将民主自由当本钱，专政当利息，“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胡适从未使用过“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但他俨然是这一阵营的领袖，“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上正在寻求出路的王鼎钧，关注胡适们的一言一行，但同时也思考“当自由受到外来威胁时如何保障自由”？胡适如果当了总统，他要“如何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两章记胡适，一章名为《胡适从我心头走过》，意即自由主义虽美，却不包治百病。但在名为《我从胡适面前走过》的另一章中，开篇即表，他研究思考过胡适，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1959年“中广”要播《红楼梦》，请胡适当顾问，王鼎钧是承办编审。胡适主持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适希望删掉《红楼梦》中所有”迷信“的部分和琐碎冗长的记述，但他放过了“诲淫”的部分。王鼎钧深知当局对广播的要求，写方案时建议删掉情色的内容，所有文言的部分——对联啦，行洒令啦，诗啦——也怕听众听不懂，建议删掉。“迷信”的部分，邱主任却不同意删。当这份几乎未遵胡适之嘱的作业报告上会时，王鼎钧心有不安，不曾想，胡先生听了，只看了他一眼，随即很客气地表示：“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还连说了两遍。他并不为难具体工作人员，这令王鼎钧非常感动。

　　胡适推广白话文不遗余力，“ 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畅而有余味。”他也直言，从胡适处只能学叙事说理处，学不到抒情写景，因为“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张道藩在台湾文艺界被尊为道公，死后墓碑上刻着“中华民国文艺斗士”，王鼎钧视他为“文学路上的贵人”，而他也是最后垂泪为之棺木覆土的三人之一（另两位是罗学濂和邢光祖）。围绕张道藩，他也写了三个专章：《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难追难慕的张道藩》、《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1950年4月，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王鼎钧列名发起人。1951年王鼎钧进“中广”做资料员时，张道藩是董事长。1952年张道藩出任“立法院长”，次年夏，他请王鼎钧给他做口述自传，但除了年谱外，只完成了一章。鼎公检讨自己当年不知轻重，将职业生计排首、张道藩的差遣排末，留下了大遗憾。好在张道藩晚年，长在左右的赵友培记录整理出《文坛先进张道藩》一书，算是“稍补道公的遗憾”。他后来才明白，张道藩让他做口述实录的另一目的，可能是想借此机会从蒋碧薇手中取回他当年写给她的情书。但蒋碧微心机何其深，章君谷为其执笔《我与道藩》时，都没能见着那些情书，书中她与张道藩通信的部分，都是她亲自整理嵌入的。眼见蒋碧薇出书箭在弦上，张道藩惶恐不已，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岂料蒋介石马上说，“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据王鼎钧说，他领导台湾文艺工作时，读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了解他们的专长和造诣。台北举办的每一场画展、每一出话剧，他都看。作家们送的新书，他都好好收存着。作家们打电话给他，他都亲自接听。又说他尤其爱惜青年作家，对台湾本土青年作家寄予期待，一次又一次公开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字里行间，深情如许。

　　三

　　《文学江湖》32章被分成3个部分：《十年灯》、《十年乱花》、《十年一线天》，显然以10年为界。每一部分中却都有一个专章写特务：《特务的显性骚扰》、《特务的隐性困扰》、《与特务共舞》，显然他在台湾30年，特务如影随形了30年。如果把记烟台中学冤案的《匪碟是怎样做成的》算上，那就是4个专章。其实在其他章节中，无论他当时是在报业、广播业，还是电视业，字里行间不时都有特务的身影出现。

　　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我在《关山夺路》的评论里已提及。因为在那一部中，眼看着炮火中的师生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台湾，他们一定渴望喘口气，渴望可心安心教书读书，岂料接踵而至的是欺骗，是强权对命运的扭转。5000余学生被强迫充军，老师出于保护学生，学生出于想读书不想当兵，便被凭空“做”出一桩匪谍案来，7人被夺性命，60余学生被“管训”。冤案是如何“做”成的？先立意，再搜集材料和布局，然后抓人，疲劳审问，酷刑……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最终仅用40几天，澎湖军方办案人员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此冤案1949年12月1日铸成，47年以后才获平反。盖因这个案子“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 鼎公在那一章开篇便指，国民政府在台湾立住脚跟，靠两件大案：二二八事件，慑服本省人；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外省人。自此，无论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皆在惊惶恐惧中度过了号称“恐怖十年”的50年代，及至更久，因为人的恐怖感从来不会戛然而止。

　　仅50年代的十年间，仅文化界人士，以“匪谍”罪名被处死的就有35人，遭判刑的32人，被捕受审被监视的无计其数。书中记，曾有“中广”职工逞口舌之快，说了句大不了引刀成一块，话音未落，旁边一位高大英俊的特务用鼻音“哼！”了一声，然后说“没那么快！”闻者无不感到毛骨悚然。鼎公后来对一台湾本土官员说，你们当年只怕蒋介石，我们却既怕蒋介石，更怕毛泽东。因此对蒋介石又恨又怕，还要保着他，因为还要靠他对抗共产党，保台湾，可是台湾并不领这个情，简直三面不讨好。那人听了哈哈大笑。台湾的重大节庆都在10月，双十是“国庆”，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诞辰日，可是毛泽东偏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定在了10月1日，“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头蒙巾，台湾十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10月1日这天，台湾媒体不得有任何喜庆的表示，祝寿庆生、开张剪彩不行，内含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不能播，就连气象报告都不能说“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在那草木皆兵的年代，那是一个加倍草木皆兵的日子。“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

　　曾有特务对王鼎钧说：“你有几根骨头我们都数过好几遍了。”50年代，各机构中半文盲的工友司机、只看黄色和武侠小说的办事员、大老粗的转业老兵，许多都是积极的特务。作家当特务的也不少，一位老作家向王鼎钧打探他的个人消息，转眼就去特务机关汇报了。鼎公因是感叹“特务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但也有弄错的时候，有一次有位作家问他对台湾的前途和反共文学的看法，他以为对方在引蛇出洞，便告之以“正确”答案。后来两岸开始交流，那位作家对他当年劝他写反共文学十分愤愤然，并且认为他大概是特务。到了60年代，特务们看上去消停了许多。他们一收敛，老百姓就放肆了，见面敢公然寒暄，“混的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还把“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宣传语，改成“间谍就在你身边！”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所指换位，说者闻者都哈哈大笑。“立即的危险”好像没有了，但其实一切仍在有关机构掌握中。直到90年代，鼎公从美国写给台湾友人的信，依然会被拆检。

　　60年代末70年初，“中广”连发王牌导演崔小萍、副总经理李荆荪两个大案，近者无不胆寒。前案肇因一纸“中共戏剧工作人员名单”，上面有“崔小萍”三个字。秘而不宣的原因是崔在菲律宾讲学时，与大陆去的一个亲人见过面，回台后没有报告。情治部门认为，那时大陆能够出国的，皆非等闲之辈。李荆荪一向偏爱王鼎钧，他被捕前一天，王曾被人突袭测试，由于他全然不知情，反而过了那一关。几天后他才听到消息，失声大哭，“中广”黎总也垂泪悲叹，几位大佬想联合作保，探了蒋经国的态度后，立刻止行。因为所有大案，除了明因都有暗因，暗因往往才是关键。李荊荪案的暗因是他憎恶蒋经国和情报机构，又坚守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的立场。明因则是一张在福建时的合影，上面有一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李未报告。“依照台湾那时的法律，凡是在大陆上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政府办理‘自清’，否则视同‘继续联终中’，” 除了“自清”，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五人联保”，要求“每个人都得找四个人，互相保证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连坐。”想想看，依此制，抓谁不抓谁，抓到多少人为止，弹性何其大？

　　调查局沈之岳局长不久亲自约王鼎钧谈话，客客气气但直截了当地问他“中广”内部是否还有问题，进而征求其对调查局工作的意见。“五十年代捕捉杂音是为了打尽同党，李案倾听异议，动机似乎不同，”可是李案公审，仍被判无期徒刑——相当于50年代的死刑——后来改判15年。

　　等到“中广”董事长梁寒操找王鼎钧谈话，指出他最近两篇文章观点中的谬误，甚至劝他自首时，他想，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

　　沈局长找他谈话后不久，调查局官员又请他吃饭，再过一段时间，他被莫名其妙拖进一个6人饭局，定期“聚会”，并且一直持续到1978年9月他离台去美国前。另外5位，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中生代精英，可是聚会中他们十分“谦虚”，基本只听不说。“每次聚会，五架‘窃听器’当面打开，我必须保持坦诚。”王鼎钧想了又想，多年来以笔为器，苦心著文，祈盼那怕有一句话能影响当道，现在既然有此管道，为何不说？他冒险掘进，言说空间和尺度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管区警员受贿，蒋经国行文说话用词不妥不当之处，按揭贷款年限影响人心……许多事，竟然他一说就立竿见影。他不得不感叹，调查局颇有“集天下之智为己智”的架势。后来他还受邀参与了调查局宣传纪录片的制作，以及他们召集的新闻工作者茶话，但在被邀参加新调查员的结业旅行时，斟酌再三后，婉谢了。

　　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成立双语教程发展中心，在台湾物色一位中文编辑，小说家王蓝推荐了他。申请出国必须经过安全调查，他决定孤注一掷，利用“聚会”褒贬时弊。他先直接拿特务当话题，批评当年特务素质太低，造成冤假错案太多，吹捧今天的特务是一流人才，自谦年过半百，早已停止生长，此生已无所望。又说游行示威并不可怕，国民党以军队对街头运动，“反应过当，破坏太大”……对着五台录音机，他奉劝政府不要用暴力捍卫政权，说蒋家第三代不宜执政，“因为人民会厌倦”，他指给蒋经国一条“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的道路，那就是“解严，恢复平时状态，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民主既可维持政权，失去政权后，还可“坐看云起时”，拿回政权。他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一鼓作气，他说还政于民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价值，能否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夙愿，全看经国先生如何做。最后他表态支持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一个小时，他在寂静中滔滔不绝，全然不知祸福。

　　他通过了审查，领到了出境证。

　　（请勿转载）

　　我读《昨天的云》—— 为情义立传 为后人写作 我读《怒目少年》—— 乱世烽火 烛照人性 我读《关山夺路》—— 水要走路 山挡不住

　　《文学江湖》读后感(七)：王鼎钧 回忆四部曲

　　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读完王鼎钧这四本回忆录 回忆的云初见十分惊艳 叙事清淡如云 有些事一笔带过 若影若现 却叫人好得琢磨 而第二部开始 文笔转为实录 虽然更为详实 但却如看史料一般 少了许多生动。但依旧是好书，文学价值之外，让人更可窥探这两岸历史：

　　有几度叫人感慨几近落泪的地方。他一个人由日据地孤身一人流学至阜阳，泪眼摩挲中看到一列红旗，有五年未见。

　　他写五叔于缅甸抗日，三千里绝地，六个月生死，无一人降，无一个人叛，出云南死生交会，哭声动野。

　　他写于宪兵中服役，同连的士兵于东北回来，脱下皮靴，一群人围在一起，用大头针将沟槽里的黑土挖出来，大家轮流欣赏中国人发誓要收复的地方。

　　他写山东的解放区，民众支持共军打济南，1948年春旱，饥民两百万，支前两百万军民，家庭主妇蒸馒头九天九夜不休息，累昏了衣袖着火都不知道。本来自私保守的农民，纷纷卸掉门板，放弃财产，划掉了自己。国民党不能想象，我也不能想象。

　　还有他写被降回放的路上，一只猪的大脸逼近，他在熟睡中感受到它的压力。猪于人无害，他从容看它，距离近，它脸上的皱纹都放大了，线条古朴，形象居然有悲苦之美。他从来不知道猪的脸这么好看。许多年后，有人发表他的审美观念，远看女人近看猪。初见时觉得好笑，再一想只觉心酸。

　　他写刚上台湾，人昏脑胀之时，还不忘向登记处多要几张纸，为了写字糊口。他写那个年代的作家生活困苦，王蓝没有书桌，伏在太太的缝纫机上写成长篇小说蓝与黑。

　　也有许多需要思考的地方，他写小时候的期末考卷，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可得一半分数，选民主是完全错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完全错误，掺进水泥，可以盖高楼大夏。

　　是这样？希特勒专制，德国复兴，斯大林专制，苏联强盛，日本专制，横行亚洲。唯有专制才能救中国？

　　日子艰难时，学生同仇敌忾，反而后来有了粮源，保暖无忧，就学潮涌起，动乱多半发生在情况开始改善的时候，他说他看见了历史。而我看到的是，人是填不满的，政府供给粮食教育，久而久之便成为自然而然，这是学生应得的，少一分便是在被剥夺。学生的眼睛只看得到学校官僚的冷酷，在外仇的无处发泄下，一波一波学潮涌起。

　　写到这里，又想起他写蒋介石亲笔招青年兵，多少学生热泪盈眶，将报名的桌子围得水泄不通。

　　青年有的是愤怒，而有人懂得利用这些愤怒，如当年的中共。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他说他写这几本书，用了一辈子的自由。胡适说，自由是由自己。组织与纪律只能给你低级的人生，甚至是可耻的人生。我觉得此言论毕竟偏驳，但是每个作家确实都向往民主自由，新闻独立。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不因美国而存在，不因台湾而消失。

　　我们的自由是相对的，但是基本的自由是绝对的。国家的存在究竟是不是一种暴力？政权是以守卫我们的安全而存在，还是以管制我们以维护政权的安全？跟着领导人走，我们究竟是被统治的，还是被服务的？如果是后者，为何口口声声人民的公仆。想起来奥威格的1984，简直就觉得害怕。

　　附书摘：

　　那年代常说 沉默是小代数 语言是大代数 语言引起的问题比较麻烦，难解

　　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

　　磐石之安有什么意思？磐石是麻木地，没有知觉的，如果安逸享乐是理想的生活，那么最理想的人生是做军阀的姨太太

　　他们不识不知，念兹在兹，流亡三千里，考卷一百分

　　除了算盘 还有胡琴；除了店面 还有花园

　　难道我像子弹 只能使用一次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战争像洗衣板 反复揉搓一件旧衣服

　　磨比血浓 写不成一个归字

　　袁枚诗 胸中没有未了事 便是人间好光景

　　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惠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如果我能为别人忧，就可以解自己的苦。国太大，家太远，阜阳太陌生。我必须能不想自己。

　　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下午在茶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但是新闻和言论都向前冲刺

　　呷紧弄破碗，费我半生思量。

　　依我看 这个运动失败了 依旧依旧 黄肥蓝瘦

　　《文学江湖》读后感(八)：王鼎钧散文第一

　　我自己也奇怪：多少读过几本书的自己，为什么在读到王鼎钧时会如此心悦诚服。不仅心悦诚服，简直是顶礼膜拜。要知道多少年来我已少了崇拜的心思。

　　一个人识字以来，多少读过一点散文。我自己，古人读得少一些，去年夏天读韩愈文集，七彩炫目，奇崛横逸，也叹为一绝，再读柳宗元，味道就淡，至今尚未终卷。时代已变，古人写得再好，也敌不过活的语言。但是当代的散文实在让人难以喝彩。丰子恺、梁实秋，我们只当是旧时人。到当代，余秋雨的名字在此最好别提，尽管我在任何场合都称赞他的文笔摇曳多姿。他缺的是除此以外的全部。今年走红的野夫什么，也曾浏览，总觉怒气太重，尽管怒得有理，可理解但不必强迫自己喜欢。杨绛得温柔敦厚之旨，但似乎齐邦媛的《巨流河》更胜一筹。唐德刚、黄仁宇的文笔好，但他们毕竟是史学家，作文乃其余事。到今天孤陋寡闻如我才知还有一等一的中文散文大师——王鼎钧。

　　王鼎钧好得有理。他的经历丰富：抗战时到后方读书，从军为国军宪兵，接着冒名管补给，被中共俘虏，遣返后逃到台湾，在电台、报纸、电视台供职。一生所历较多，好在他以文学为献身之宗教，所以能够不依赖任何现成的意识形态，总是壁立千仞，思想来路及去向，谨慎持身，同时不忘兼济天下，哪怕是做一桩小小的琐事。他情感节制，思维清晰，这使他的文章启人心智，而非一味以情感人，或以势压人，或以场惑人。（其实讲传销的都讲得极好，只是容不得让你回家细想，所以传销者都要集中在一起。）而且他这套回忆录写在两岸以外的美国，更可以超脱争斗，从容论道，平心静气，以理服人。王鼎钧的散文写得好，真的应该买回来细细读、慢慢读，包长见识，还悟道理。

　　纵然我还有许多话可夸，可我更明白空言无益、空口无凭、空谈误国。且引两段在下面让大家一阅而乐：

　　他说：一次他接受一个职业学校的语文教职。职业学校校风坏是天理：老师一开口，教室里马上仿佛开了茶馆。但是老师如果说到“吗、麻、马、骂”这些字，全体女生都会同时应声：“哎”。而说到“八、吧、把”等等，男学生也马上应声，表示对老师孝心的奖掖。他说，这证明学生虽然乱，但都在细心听课。至于他如何转危为安，化敌为友，请看原书。

　　他说：1949年前一段，国军贪污成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他评论说：“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写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

　　以上两段，不是全书最精彩处，只是随便摘引的精彩一二。

　　王鼎钧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的材料写得好。这句话说到了三件事：好的材料、好的观点、好的文笔。他自己倒全占了。

　　有人专门攻击写黄色小说的作家：作品毒害社会，却不敢给儿女读，由此推断推荐给他人读的书应该先推荐给自己的家人。这又是脑筋不通人的意见。鲁迅还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弄文学哩，《鲁迅全集》就该扔进茅坑？但是脑筋不通不代表他的话句句错，或者一句话在任何场合错。我就真的希望我读大学的儿子将王鼎钧65岁以后写的这一套四册回忆录仔细揣摩。网上有人评论说：如果20岁前读到这部书，此生可能会少些弯路。儿子20已出头，但读了总比不读好。而且我也跟他说，读这部书需要一点点耐心，孩童的事谁都难以写好。

　　《文学江湖》读后感(九)：三联，能否用点心？

　　这是一本好书，但是交给三联出版，真是明珠暗投，本书的编辑、校对极其马虎。下面是我发现的一些错误，有15处之多。需要说明的是，我看书很快，如果再慢一点、仔细一点，应该还会发现更多的错误。另外，本书的印刷不好，一股子油墨味，装订用的是黏胶，但是只有薄薄的一层，我的已经断开了。

　　1、P66称《自由中国》出版了206期，P67则说出版了260期，查了一下，后面是对的。

　　2、海外书籍在大陆出版，照例要做一番修剪，在某些专有名词上加双引号以示其“伪”即是常用手法之一。可是本书编辑在做这一项工作时标准很混乱，“立委”、“国庆”加了也就加了，“全国各公公营电台联合主办”（p73）、“中国广播公司”有什么加的必要？“党国”（如p18）、“总统”则有的地方加了，有的地方未加（如P66）；p18“国防部次长”加了，“保安司令部”又未加，难道是因为前者的主人秦德纯地位、声望不如后者的主人陈诚？

　　3、P139第二行：他说他□院检查……。

　　“院”漏印一字。

　　4、P144：振衰起敝，P193又是对的。

　　5、P161第三段第五行：1970年雷震出狱后，惊叹：“这十年牢白做了！”

　　犯人只能坐牢，岂能做牢！

　　6、P173第三段第一行：现在我读到张瑞芬教授做文章。

　　“做”应为“的”。

　　7、P181第三段：哪像新闻界反对出版法修正案，陈诚放话摆平、“立法院”反对电力加价，党团运作摆平？这又是为什么？

　　标点明显有误。

　　8、P189：乔治奥威尔。

　　乔治与奥威尔中间缺一“•”。

　　9、P189：于梨华之“于”应为“於”，P214亦然。

　　10、P214：聂华玲之“玲”应为“苓”。

　　11、P198第二段第三行：合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这是朱庆馀的《宫词》，只有“含情”之说哪有“合情”！

　　12、P215：他（一位日本来的台湾侨领）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郑成功生于1624年，1661年率军攻台，次年迫使荷兰人投降，但不久即病死。换言之，郑氏死于壮年，何来的晚年！他死时，厦门还在其治下，他的子弟兵到台湾的时间也就一年，纵有怀乡病估计也不算很严重。这应当是鼎公失察，但编辑完全可以改过来。

　　13、P225：1971年2月，中视大厦启用，11月，李荆公遭调查局逮捕。

　　附录“生活大事记”载明李荆荪被捕的时间为1970年11月7日。

　　13、P285最后一行：有上将官衔。

　　上将是军衔而非官衔。这应当也是鼎公失察，但编辑能改而未改，同样难咎其责。

　　14、书中总政治部和总政战部交替出现，不知孰是孰非？

　　15、书后的广告页和扉页上《山里山外》括号里的内容竟然不一样，一是“自传体小说”一是“自传体散文”。《山里山外》我看过了，是散文式的小说。

　　《文学江湖》读后感(十)：转：不能回避的问题――王鼎钧答客问

　　原载2013年7月6日台湾《联合报》

　　我的回忆录简体字本出版以后，经常有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跟这些提问的文友并不认识，唯有交浅始可言深。有些问题很尖锐，我不回避，逼出一些新思考、新话题来。

　　◎是否一贯与官方的步调不同？

　　问：看您的工作资历，台湾三十年，您一直在国民党的文化机构工作，大家以为你会有牢固的意识形态，制式化的语言，对时事的看法应该站在一个窄小的立场上，可是不然，完全不然。你是否一贯与官方的步调不同？怎么能做得到？

　　答：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海峡两岸都不准人民大众有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评述当时中国政情的人常常以「总而言之」的语气把两岸相提并论，于是给人一种感觉，认为我们那些年在台湾也是用「两个红太阳」定调，也是以「党相信我，派我来打扫厕所」为经典，以为我们的民主意识，自由主张，都是后来随风转舵。多谢你有此一问，我趁此机会替台湾戒严时期文字工作者作一番说明。

　　我也先「总而言之」，如果「国民党在台湾」是一首乐曲，民主自由仍是其中一个旋律，而且由次要的旋律迅速发展上升为主要的旋律。

　　当年中国政坛上有两个名词，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国民党自己说这是敌人的分化，但是国民党本身也的确并非铁板一块，就哲学思想来说，三民主义有唯物论，唯心论，心物合一论，唯生论。就外交政策来说，有亲日派，亲美派，亲俄派，亲德派。就国共关系来说，有人主张消灭共产党，有人主张吸纳共产党，有人主张国共平行共存。到了文学艺术这个层次，由统一箝制到自由放任，也出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层次。

　　依当年流行的用法，左派代表民主进步，右派代表专制保守，和今天的含义不同。国民党否认自己有左派右派，但是承认自己有内层外层，对号入座，右派在内层，担任管控，左派在外层，负责发展。也就是说，他希望满天风筝争奇斗艳，那根线都握在他手里，他不准越雷池一步，池内尽可以鱼跳出水面，水鸟上下俯冲。在技术层次，他们重用了许多理念不尽相同的人。

　　五十年代，台湾，凭三篇文章两首诗吃饭，只有国民党那个大饭店有你一勺一碗。好在国民党有那么大的弹性，他们的某些想法，和我们的一些想法，也有迭合之处。还有，他们右手做的事情，左手多半不知道，左手做的事情，右手往往不赞成，两手之上，头脑自有运用之妙，如此这般，我们有了挥洒的空间。职业不是我的全部，老板又不是职业的全部，如果必须求全而后食粟，那就连首阳山上的「薇」也是毒草。江湖上常说卖艺不卖身，到了我们口中，就是出卖技术，没出卖灵魂。

　　关心我的人应该看到，五十年代，我曾在台湾的《公论报》工作，老板秉持文人办报的传统，坚持民主自由的大旗，可惜后来发不出员工的薪水。六十年代，我到征信新闻报工作，这家报纸营运成功，改名《中国时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他们发得出薪水，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

　　关心台湾政局的人应该知道，台湾有个《联合报》，全力争取新闻自由，屡次冒险犯难，以很高的成长率为新闻人才之依归，受大众依赖，左右国际视听。这家报纸的历史，反映了台湾民主自由的空间。

　　那时，我有两个身分，上午，我可能照党部的指令，说群众直接行动的流弊，晚上，我可能照感情的指令，写群众直接行动的必然，两者并不矛盾，天下事有因有果，有利有弊，我该说的都说了，只不过一篇文章分成上下，由两个立场不同的媒体发表，读者或听众会把它合而为一，正反俱呈，不偏不蔽，正好符合我论事的旨趣。我们不是烈士，不是超人，当然不能高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但是，在台湾交响曲，我们寄身于次要的旋律中，做主旋律的补救和调剂，显示这首交响曲的丰富，后来，我们成为主旋律的某一种乐器，某一组音符，足成这首交响曲的完整。如此这般，正是你见到的情形。

　　◎修改会不会伤害真实？

　　问：看你的文章字斟句酌，绝不是行云流水，一挥而就。你的回忆录在定稿以前是否经过多次修改？修改会不会伤害真实？

　　答：拿绘画作比喻，画水彩不能修改，画油画一定修改。我从前的文章是水彩，后来的文章是油画。

　　有人不肯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不接受别人改他做文章，我肯修改。当年张道藩先生教导我们小青年，他说过一句话：「文章是别人的好」，意思是要接受别人的意见。袁子才的诗：「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犹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我读了很受教育。

　　我很早就以写作为职业，我的文稿要经过主管修改，当年我的顶头上司王健民科长，他在中广公司审稿，我们的稿子他一定得用，因之，如有不甚妥善的地方他一定得改，不能客气，他得把握政策，也负责修辞水平，有时一举两得。我也一定得接受，并且思索怎样做可以使他不必再改，我要维持职业。这段经历对我帮助很大。

　　后来有一家杂志要我去访问罗家伦，罗先生是五四运动健将，白话文学先进，也是台北的一位要人，非常忙碌，没想到他当面亲笔修改我的访问稿，一面改一面念出声来，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经他一改，文气贯通了，我在旁如醍醐灌顶，发现文气在单字复词的配备之间，在长句短句的变化之间。立即百尺竿头，又进一步。我很感动。

　　文章为什么要修改？文字要先进入你自己的肺腑，再拿出来写定，往往需要一再更换，用最后一把钥匙打开门锁。这样才算是尽了文字写作的能事，所以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有人看见「而已矣」三个字，以为文章通顺就好，误解了孔子这句话，孔子所谓「达」，应该是达于肺腑，一举到位当然好，如果不能，就要以修改为手段，反复求达。

　　这时，「而已矣」的意思是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雕琢。我修改回忆录的文字志在求真近真，不会伤真。

　　◎如何定义文学性散文？

　　问：在《文学江湖》中，您发表了很多有关文学的见地，也透露出您个人的创作轨迹。您说您的志趣是在文学性散文上，那么您是如何定义文学性散文的？

　　答：「文学」的定义很多，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我接受如下的说法；有广义的文学，有狭义的文学，广义的文学是「文的科学」，组织文字表达一定的内容，就是文学作品，照这个说法，不但历史地理都是文学，你买了一架电视机，里面有一张说明书，那也是文学。

　　「狭义的文学」是透过语言文字表现「意象」，意象是寓意于象，因象见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形之于外的象，燕子尚且成双成对，佳人却如此孤独寂寞，落花就是她低沉的心情，这是寓之于内的意。它有两个层面，也许不止两层，「佳人」也许又指怀才不遇的君子，揭开这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诗，电视说明书，这是两个极端，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宽广的地带。文学是大圈圈里头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一个黄圈圈，大圈圈使用文字传达一定的内容，黄圈圈，用文字表现意象，两者之间的那个小圈圈，我想就是文学性的散文。

　　散文难免叙事说理，首重实用，其次、又其次才是欣赏，黄圈圈里的散文并不多见，大圈圈里的散文触目皆是。举个例：鲁迅先生收在《野草》里面的〈过客〉、〈墓碣文〉，应该属于黄圈圈，他的杂文恐怕不然。我的回忆录在小圈圈的内缘，常常向黄圈圈倾斜。大陆文评家常常提到「艺术含金量」，好词！如果黄圈圈是足赤，我的回忆录有些地方18K，有些地方14K，大概就是如此吧。

　　「文学性」一词，有时含有虚构的意思。当年文评家常说「理想化」，这个理想是艺术的理想，不是政治的理想，为了符合艺术原理，产生艺术效果，舍弃真实。传说李白是淹死的，月明之夜，他在船上喝醉了，想把水中的一轮明月捞上来，这个捉月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李白这个典型的理想化。如果李白喝酒太多，得了肝硬化，又没有很好的医疗照顾，辗转床褥，凄凉憔悴，岂不糟蹋了这位诗仙的形象？「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作者努力营造苦难的家运，谎报死讯，闹了个大笑话，倒也给什么是理想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一个失败的例子。

　　回忆录禁止这样的理想化，回忆录的文学性，只能显示在章法布局上，修辞造句上，而且有限度。在这里，文学性应该是技术层面的事，它好比房屋的装修，而非建屋的蓝图。我常常惋惜某些人的回忆录缺少文学性，那么好的材料没有写好，我也常常惊讶某些人的回忆录驰骋想象，任意拼贴，文学手段太超过了。我自信在这方面掌握了分寸。

　　◎震撼人心的效果是如何做到的？

　　问：读您的回忆录，感慨于笔力温馨又老辣，但是难掩沉重、压抑和伤痛，尤其是疼痛的感觉挥之不去。《昨天的云》开初的篇章〈吾乡〉，老师问，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你举手回答，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然后是〈吾家〉，然后战争来了，浸泡在血与炮灰中的担架上的伤兵。乱世与情义的基调已经确定。

　　之后的《关山夺路》是四部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本，写放弃学业之艰难，——「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写体罚新兵的传统——「他们要用心剪掉我们思想的翅膀」；写战乱中战友之死——「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写苏北难民，写日俘日侨，写学潮，写内战双方的军队，写战场，写解放区和国统区。其中有关青年的一段感慨，令人尤为印象深刻：「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思考的深度和语言的力度，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多谢您如此肯定我的语言风格。要答复这个问题，我得毫不客气接受您的称赞，再自己指手画脚演绎一番，未免大言不惭？可是，我想，我的回忆录简体字版上市以后，反应来自四面八方，大家的注意力对准了书中的众生相，几乎没有人讨论到形式美。这些年，我觉得多少人读文学作品是在摄取信息，而非审美，今天听到您如此提问，真和「空谷足音」一样惊喜，我又怎么能不搭腔、不接碴？

　　我当年学习写作，喜欢说理，拙于记述，根本不能抒情，文学作品的感性比理性重要，怎么办？常常苦恼。这时读到莫泊桑的小说，觉得他冷酷，好像手中握着手术刀，可是他的分析有抒情的作用，他的记述有论说的作用，他能转换语言的功能，这一招我必须学。黎烈文的译笔最传神，也许我该说是跟黎先生学。这时再读唐诗，发现许多名句是论说，是记述，也是抒情，像「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像「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教材很多。您上面列举的句子，都是从这条路上脱胎转化而来。

　　您提到语言的张力，张力来自作家胸中的「气」。南北朝的谢赫提出绘画的「六法」，第一就是气韵生动，气在作品形成之先，所谓怒气写竹，逸气写兰，作品是「气」的艺术形相，所以气韵生动列为第一。在这方面文章之道与绘画相通，胸中的不平之气，悲愤之气，无可如何之气，到了笔端，就是语言的张力。读者是看到文章才感受到气，往往以为气最后形成，非也。您欣赏的那些句子，我今天再也写不出来，无他，没有那股气了，所以写文章要及时。

　　至于怎么办到的呢，请相信我，我不知道，说不出来。前贤有人说文章没法教，没法学，父亲不能传给儿女，老师不能留给学生，他们指的应该是这一部分，在此之前，应该可以教，可以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前一句可以教可以学，后一句没法学也没人可以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