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什么改变中国》是一本由张维迎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一)：缺少新意

　　这是张维迎几年前的文集，观点也没有太多心意。也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我们需要市场经济，需要深化经济改革，需要鼓励企业家一定的地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的权力，一个弱政府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类似的观点，陈志武一直在宣扬。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二)：完全市场主义

　　作者完全信任市场主义的能力，所有问题都可以让市场去解决。而中国正在从大政府向市场主义过渡，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转换过来这种观念，推动社会发展的人已经从官员变成了企业家，从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优则商，不过近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试着去创业，这也许的确是一件好事情.......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三)：访谈啰嗦，提取信息较难

　　看了近1/3，不想往下看了。其中确实不少观点，而这些观点也没什么新意，而且有些观点是在不同访谈中重复出现的。

　　访谈毕竟太啰嗦，很多关于他个人的经历，我可不关心这些。很多话你可以省去不说好不好，好多话你说了也不要放到书里让我获取我不需要的信息好不好。看了前几节，就感觉有点自传或者回忆录性质。不想看了……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四)：改革-不再让人迷茫

　　很高兴看到张维迎先生的作品《什么改变中国》荣登某书籍排行榜的榜首，这说明在国家倡导改革的今天，越来越多人关注改革，关注国家前途，但同时也反映出大家对改革迷茫的心态！

　　十八界三中全会，市场经济地位由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置身社会改革的我们更加迫切的需要了解市场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面对社会纷繁复杂的变化，我们曾尝试看清楚，力图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才更科学？

　　我们这些80后，置身并伴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改革，由于没有社会形态的对比，我们感到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惑。面对浩瀚无边的书海，我们望而生畏，哪一本才是我们需要的‘真经’！

　　《什么改变中国》并非是应改革需求而急促产生的时代作品，它是张维迎先生近几十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访谈结集的文集。文集中阐述了作者对市场经济的观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的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的改革方向。

　　作为人微言轻的我们普通大众，阅读此书的目的可以让自己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活的不那么迷茫。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五)：只有伟人才能改变中国

　　这本书是张维迎著，准确说是一本集，精编了从2004年到2011年各大媒体对他的访谈录。

　　这本书，包括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的张维迎这个人都算简单，所以你看起来会很轻松，总结起来不过几点：

　　1、一个国家的经济秩序，只需要一个弱政府，然后其他的全交由市场自身来决定，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

　　2、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在倒退，因为强政府大量参与和支配市场，特别是几万亿的基础投资计划，都是一种错误，而且我们还在错上加错；

　　3、错误的根源，来自于人类无知和当局者利用权力寻租；

　　5、中国目前腐败、收入不均等问题都是因为强政府造成的，因为它占有和支配社会的大量资源。

　　就我这样一位经济学门外汉类的读者来说，这些个访谈录带给我一个重要思考：假设上述第1点是绝对正确的，那为何中国政府历来都扮演这强政府的角色？

　　然后会想到文化问题，体制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什么文化呢？国人信奉权利、追求权利的文化。

　　当文化问题和体制问题纠缠、甚至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水就太深了。所以绝大多数骂贪官、恨不得亲手杀死贪官的，在自己上位后，一样会成为被骂、被恨不得亲手杀死的对象（写大多数是因为，我愿意相信还是有人靠高品德自我约束，虽然是极少数）。

　　你说水这么深，作为爱国主义者，该怎么办呢？就只有静静期待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人，而且还只有伟人才能改变中国，集权利于一身，然后天时地利人和。

　　这样分析起来，这位伟人的出现恐怕需要些时日，但我终究还是相信他某天会出现。他可能出现在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也可能出现在运动中。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紫霞仙子的那段“上天既然安排他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嘱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来娶我！”有些悲壮。

　　话说回来，张维迎就一学者，他也承认自己更擅长思考问题，不擅长解决问题，他甚至不想提改革方案，更倾向于把道理说清楚。可国家改革发展是道理说清楚就能成的吗？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看来在重大问题上，大家都愿意做缩头乌龟。

　　你看，当伟人多不容易，先别说能力，道德水平就得超级高尚，不为别的，只为国。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六)：改革须坚持市场化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78年起，“改革”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中国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亲历改革开放进程的我们耳闻目睹的。但客观的讲，比起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是不高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够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贫富差距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社会建设和管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下一步，中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不同的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本书的作者张维迎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应该说这种立场和观点是作者一贯的坚持的，而且在不同的场合都是积极呼吁的。张维迎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由于他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而为他在经济学界获得好评。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莫里斯教授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更为他添了一层光辉。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颇多争论，但他也因此为社会大众所熟知。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作者的论文组成的，而是媒体对作者的采访录，因此这本书的内容相对比较不是那么专业，比较通俗，现在很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满是数学公式，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阅读起来比较困难。这些采访文章通俗平易，行文流畅，观点鲜明。在这本采访录中，作者梳理了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并指出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和前景。

　　什么改变中国？这是这本书的书名，是作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读者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在作者看来，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作者对观念的力量是推崇的，特别是先进的观念的力量。在这本书中，作者竭力想向读者传递的是他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他坚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作者的愿望能够实现。

　　这本书对于那些关注中国改革方向和前途的读者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七)：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亲历者的回顾与预测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和看法，内容主要为其在不同场合接受访谈的表述整理。

　　和很多自然学科不同，经济学作为一种显学，其研究者做出定性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争议，张维迎就曾经是这种备受争议类型的无出其右的经济学者，尽管自从他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以后，风头减弱很多。

　　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基本延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推崇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即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以此建立良好的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市场参与主体根据市场信息判断，自主进行供给与需求的决策与行动，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社会整体财富创造最大化。

　　这种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因此相比较根据分散信息，自主决策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言，集中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

　　尽管对于张维迎的学术观点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亲身经历者（其80年代初撰写包括《为钱正名》《以价格体制的改革委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等文章，在庙堂与江湖之中均引起强烈反响，很大程度推动形成后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从商品价格入手，通过双轨制，逐渐简政放权的改革路径。其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共识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近距离接触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脉搏），其对中国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的切身经历所得到的真实感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维迎在书中回忆，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从1978年到1993年，改革的前15年基本上完成了价格自由化；此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

　　而国有企业改革分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是增加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调动企业的积极性。1993年之后，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开始走上以股份制改造为主导的非国有化改革道路。

　　回顾改革历程，张维迎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

　　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最初，改革者设想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最初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尽管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在许多行业，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或正在成为主导力量。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新型公有制经济的成功典范，但到2001年的时候，江苏的私有企业数量已居全国第一。

　　基于对过去亲历改革的经验，张维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当下与未来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法治问题。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

　　但是从以改革成功为目的的可操作性路径来看，他一方面觉得应该尊重既得利益，以双轨制经济改革成功经验来看，当时的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但实际上，通过双轨制，政府官僚团体制度性的攫取大量的金钱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钱利益与政治权力利益在改革中进行了交换。这些既得利益团体的政治权力损失得到了经济补偿，而更广的的群众则在改革中，也获得创业自由与财富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既得利益的力量不用被过分夸大。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这些理念很有可能超出物质利益交换的格局。

　　对于未来，张维迎预测，未来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进行更好的保护（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只有这样，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后15年，就可能要改进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又是一个民主化的发达国家。

　　除上述以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看法。

　　最近两年，大量中国资本涌入海外，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到2340亿美元，是2015年同期的3倍。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军欧美，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从高科技、装备制造、基础设施、服务产业，到电影院线、足球俱乐部。

　　张维迎认为，尽管依靠财大气粗可以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但并购以后的资源成功整合、获取投资收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成败取决于三个方面：品牌、技术和供应链。

　　品牌大，其他人都愿意投奔在你的门下，为你当供应商，像沃尔玛，它来中国采购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商品；核心的技术，像微软、英特尔，它有核心技术，所以你必须投在它的门下，否则相关产业链上的产品做不大；有很好的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像戴尔，可以团结好多企业来为它做事。

　　通过海外并购及海外发展，中国企业将逐步成长为跨国企业，但是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还是显露出较大差距，现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家族观，好不容易从老子和儿子当董事长总经理，到现在换成直接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当总经理，而未来跨国企业的属性就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开放与多元化。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八)：智齿故事 ——拔牙后阅读的《什么改变中国》

　　智齿故事

　　——拔牙后阅读的《什么改变中国》

　　左边依然肿胀的脸颊、口里还残留的血腥味以及痛感明显的左侧下颌骨最里边的位置，一直提示我，我的还未长出来的智齿，在今天早上，离开了我的身体。

　　这是一颗横着长的牙齿，一周前，我在牙科环形扫描的X线报告单上，见到了它的样貌，和右下颚的牙齿类似，这颗牙齿牢牢抵在我的臼齿上，丝毫没有缝隙，也正是因为它的力量，我前面的牙齿变得东倒西歪，虽然只酸胀过几次，但是显而易见的，我上下的牙齿已经不能良好咬合了。在拔掉它以前，它和右边的兄弟以及前面众多的其他的牙齿，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他们相合的力量似乎达到了平衡，因而未出现什么状况，但是门牙的错位的状况，提示这似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旦新学期开始，离开家，我就不那么方便处理它了；而如果它想要见到天日，必然的，会伤害前面所有的牙齿——我前面所有的牙齿都会离开他们原来在牙床上的位置，而错位会带来炎症、咀嚼功能下降，甚至可能引起其他牙齿的脱落。

　　所以在一个不那么繁忙的周五早晨，我决定拔掉这颗像定时炸弹一样的智齿，事实上，还有另一颗智齿也有问题，但是这颗看起来相对简单一点。我要做的也很简单，挂号、上麻药、等待起效、牙医拔掉牙齿、缝合伤口、咬上棉球、挂适合我的抗生素、等待消肿、拆线，然后我就可以暂时告别牙床和牙齿相互斗争的威胁。

　　然而显然，这个过程没有那么顺利。当牙医在口腔外科的手术床上切开我智齿上部的组织，这颗已经变得像一个成年牙齿一样强壮的智齿，牢牢地和我的臼齿贴在一起，他们的战争已经搏斗了很久，臼齿因为我不负责任的口腔卫生而渐渐被蛀蚀，它的力量已经减弱，松动的牙冠部分告诉我，如果在它病怏怏的时候没有帮助它抵抗作怪的智齿，那么有一天，因为我的不负责任的忽略，它会告别深爱的牙床，成为牙仙的祭品。所以，我选择除掉作为隐患的智齿，我想它一定会松一口气。

　　好吧，让我们回到紧张的手术台。医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奋力在上面找到凹面，然后用钳子夹住了我的智齿。我的朋友智齿显然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用力挣脱了，事实上，由于我长期对我的伙伴牙齿们的忽略，这个像叛变的卧底一样的家伙，深深地扎根在了我的下颌骨上。如果我早5年知道他的样子，听听牙医们关于我牙床太小可能会导致的后果，早些了解动态，我应该已经除掉了叛逆的智齿，那个时候，它还没有成长为今天这么强大，我们可能可以比较容易就把它除掉；因为它的作怪，我的门牙老伙计们，被迫摩肩接踵，被各类饮食侵害他们脆弱的内面。

　　我一直以我大胃王的食量而自豪，牙齿的问题我总是听别人再说，但是我从来不担心：既然我已经摄入足够的饮食，甚至吃的比别人多，胃口比别人好，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但是这只是表现，是暂时的故事，因为我还年轻，由于我身体的机能还正在快速的成长，所以这些隐形的问题就被良好地掩盖了。但是当我长到一定的年龄，我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青春勃发了，如果我依然在快速地成长，那我一定是生了某种病：也许是自身的问题，会变成容易导致骨折的巨人症；也许是自己选择摄入的营养品出了问题，人为激素的催生，导致我看上去还非常强壮，但是我的内分泌和生理功能不可能长时间处于这样的刺激下，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或者外伤，而瞬间崩溃。我的身体机能正常的在顶峰，我还没有选择自欺欺人的毒药去毒害我正常的生理过程，然而智齿，我放过了。我让他在我生长发育的年纪，和我的下颌骨质一起硬化，然后牢牢连合在一起，智齿在上面生了跟脚，他们肆意长在内弯部分的拐角处，露出了邪恶的坏笑。

　　那么医生有什么办法呢？我想他应该会放过我，然后告诉我回家休息吧，如同以前那些没有此类问题的损友们对我打的“预防针”一样：拔牙很难、很痛，放弃吧，将就一下，何必来一刀呢？但是一个好医生不会这样做，他拿出了看上去恐怖无比的锤子。

　　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尽管左侧面部、下颌骨、舌头的痛神经已经麻木，但是敲击的强大力量让我的下颚受到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右侧的颞颌关节仿佛要脱位一样，那种牵扯的强大压力，让我很想大喊，我用手托住了我的下巴，祈祷能够好一点。

　　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久，这颗牙齿终于松动了。它裂出了缝隙。牙医在小号的无影灯的光照下，变成了一个镶嵌金边的影子，好像天使。没有戴眼睛，我读不出他眼里的信息，但是他说：“就要好了，就要好了。”

　　随后又是一阵敲击。痛苦，然后又是敲击。镊子，带血的碎片。手术刀，挑出牙根的牵扯感。终于，带有四个根脚的智齿先生，被干掉了。开药，挂点滴，渐渐不再吐出血水混合唾液的让人恶心的液体。用冰水冷敷，消肿。

　　我想，我会变好的。而当我下次回来，我依旧会勇敢地站上手术台，做掉剩下的那个坏蛋。

　　而在挂点滴的那阵，我读完了张维迎教授的《什么改变中国》。他让我想起了那个一开始给我建议的专家。

　　曾经，他告诉我应该去校正我的牙齿，拔掉几颗，适合我牙床的大小。但是那个时候，我出于对拔牙莫名的恐惧，拒绝了——这些恐惧都是一些跟我的口腔没有联系的人传递给我的——他们不会去想，如果我的牙齿有问题了，导致的后果会是多么恐怖呀。他们说，牙医都是为了自己的收入，矫正多么贵啊，牙齿生在那里，肯定是有用的啊，如果没有牙齿了，怎么办呢？我的经验不那么丰富，而我依旧可以好吃好喝，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没有牙痛到死去活来的时候，我听信了这些人的话，而这些人，都不是搞牙科的专业医生。

　　而五六年前，我面临的问题可能只是需要去掉我的四颗牙，我可以拥有整齐健康的笑容。今天，我要承受的苦痛，显然比以前还要大得多。我曾经躲避了这一切，而今天呢，我将会加倍还出去。

　　张教授讲的话，就像是当年医生的劝告。今天的中国，我们需要接受这些事实，我的智齿横着长了，他需要被切除；改革被慢慢生长的利益阻挡了，我们应该用知识和理念去破除坚冰。我切掉了我的智齿，因为好医生让人信服的解释，以及对整个小手术过程良好的阐述。今天，我们的国家也如同我的智齿故事，需要我们去找一个好医生，听听他的建议。我们选择最合适我们的方案，去改变那些隐患，如果今天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除掉这个“智齿”，那我也应该知道，我应该怎样努力。

　　我想，我们终究是有在进化过程中需要被剔除的智齿的。

　　我们可以开始知道，“危机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如果你上网，可以读读《理念改变中国》的采访，教授在里面说了些精彩的妙语；如果你喜欢阅读，可以看看《什么改变中国》，这是一本“拔除智齿全方位解释指南”，不要听信那些传言，因为传言终究被证实为只不过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而已。

　　方法已经讲给你听，但是智齿在自己的嘴里，是选择某一天失去所有的牙齿，再也吃不了美食，成为笑不到最后的人；还是勇敢地痛苦在前面，在为时未晚的时候主动去去除掉炸弹，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拔牙是这样，而这世间的事，哪个不是这样；我找到了医生，你找到了么？

　　y 林怿

　　2012年8月17日

　　写于蓝牙小筑

　　《什么改变中国》读后感(九)：《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选读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20120710051013.aspx

　　张维迎教授的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已出版，各大网络书店有售。

　　内容选读：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

　　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

　　“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

　　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

　　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

　　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

　　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

　　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本书的内容来自过去几年里多家媒体对我作的访谈，针对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两种理论思潮及改革停滞和倒退的现实。我之所以愿意集结出版这些访谈，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本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访谈，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的。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

　　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

　　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

　　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

　　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

　　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

　　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

　　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

　　当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

　　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新浪财经、网易财经等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

　　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

　　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将这本访谈录定名为“什么改变中国”，既是想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

　　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

　　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

　　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一直愿意与媒体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

　　改革开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书名：《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定价：39.00

　　书号：ISBN 978-7-5086-3352-7

　　作者：张维迎

　　出版时间：2012年7月第1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2-7-10

　　引自：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710/n3477898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