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的读后感10篇

　　《广州贸易》是一本由[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广州贸易》读后感(一)：精彩书评

　　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

　　——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首部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最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广州贸易》读后感(二)：广州体制与广州贸易

　　读了一二章

　　作者首先从一个广州体制的成功开始的叙述。先给读者呈现一个制度性框架，当然这个框架是多方的利益关系形成的。从中国朝廷的角度来看，广州的贸易允许的前提是贸易的可控制性，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海关监督的角度来看，对外国在华活动的有效控制是和朝廷的目标一致的。作为朝廷官员，如何创造政绩才是他考虑的问题。所以海关监督考虑的问题是维持一个贸易的稳定性，稳中稍有涨是最好的。如果外国商船减少，关税低落，在皇帝那里是交不了差的，年终考核会得差评。如果涨的太多，对来年的成绩单会完成新的压力。所以，在保证充分可控的情况下，粤海关是不会对贸易作出主观上的限制的，这一点可能和一些传统的学者的观念有异。从外国商人来看，广州的贸易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让他们的生意具有稳定性，虽然他们也一直在争取更多的权益。正是这一些各方的诉求，让贸易活动在一个双方皆可接受的框架下进行，一个所谓的广州体制就逐步形成。

　　之所以广州会成为最佳的选择当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良港，有长期和外国交往的经验，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会说葡萄牙语的中国人等。当然最重要的考量还在于广州的条件还在于它可以最好的实现朝廷的需求，一是可控，二是收税成本低。广州的河网体系和炮台体系构建了一个可以监视的空间，珠江的水文条件，使得吃水深的船行驶困难，从而可以有效的控制商船等。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围绕着人的控制就有一些新的制度出来，例如引水人，通事，保商等，这一些人事制度一方面有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外国人可以有一些代理人来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手续上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人是政府特许的人员，所以这些人需要对外国人的活动负有责任，从而他们成为了政府监视控制外国人的又一层制度设计。

　　广州体制中还有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例，文中用了定例这个词。利用保商是一个例；按照船的尺寸而不按照或许缴纳船税，且一直很稳定，也是一个例；海关监督希望关税稳重稍有涨也是基于例的考虑。所以这一传统的规范制度也在参与塑造着广州体制。

　　《广州贸易》读后感(三)：作者致谢

　　我诚挚地感谢很多引导我浏览馆藏的个人，他们是卫思韩、艾德·帕金斯（Ed Perkins）和哈里森·程（Harrison Cheng）三位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建议；荷兰海牙国家档案 馆的欧耶维先生（Mr. Oyevaar）和普兰廷加先生（Mr. Plantinga）；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James Ford Bell Library）的杰克·帕克（Jack Parker）、卡罗·乌勒斯（Carol Urness）以及其他人；非常熟悉荷兰档案的研究者辛西娅·维耶里（Cynthia Viallé）和娜塔莉·额维特（Natalie Everts）；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费莫·加斯特拉（Femme Gaastra）及其他工作人员；丹麦国家档案馆的恩里克·戈贝尔（Erik Gobel）;瑞典哥德堡的安德斯·拉森（Anders Larson）、伍尔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和克里斯提娜·苏德帕尔姆（Kristina Soderpalm）；中研院的张彬村；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艾德·斯托尔斯（Eddy Stols）和巴特·德·普林斯（Bart de Prins）;挪威港口城市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卡尔·菲德森（Carl Feddersen）对我好学术旅行的鼓励和热情款待。此外在莱顿、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根 特、布鲁塞尔、伦敦、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隆德、卑尔根、奥斯陆、北京、澳门、香港、台北、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登斯、米斯提克海港、堪培拉及其他很多地方给我支持的人太多了，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没有家人坚定的支持，此书根本无法开始。他们为此承受了很多，我永远都无法回报。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这本书值得他们为我所付出的。

　　——致谢

　　《广州贸易》读后感(四)：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佳作：信重史实，凭恃史料

　　中国对外交通，特别对西亚东欧的来往，自古即有陆上西域、海上交广两途。唯西北陆上交通开始早，地位较重要，因此海上之交广赶不上陆路盛况，声名逊于西域丝路。然千余年来广州对外通商，形成南方港埠都市，其发展连续不断，至清代尤其瞩目。

　　有清一代，广州对外通商，萌芽于顺治年间平南王尚可喜主政时期，之后贸易稳步增长，至1842年《南京条约》后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历史学者、汉学家范岱克在《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一书中框定的时间为1700-1842年。目标是要辨认出广州贸易结构的优劣之处，然后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贸易》采取了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将政治因素搁置一边，着重搜集数据年表，呈现其中透露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状况。清史的相关记载详细，官方来往文件一应俱全，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有关行商、中国帆船商人、成群的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再加上范岱克努力搜罗的地方海关税口记账簿、行商债务凭证等，丰富翔实的材料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事实基础。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重视地理环境因素。广州地据珠江三角洲要冲，上游依西江、北江、东江以通上源各支流谷地，百川汇综，通达全粤。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海口宽阔，港汊交织，形成优良的商船航道。范岱克论述要点之一，即阐述地理条件与历史因素构成其中重要轨辙与依据。与此同时，依靠广州港口“讨生活”的各类人口，不单是官员、商人、水手，还有通译、帮会、劳工、乞丐、妓女等诸般人等，遂也成为范岱克笔端18、19世纪广州社会世态图像的部分。

　　范岱克为买办、通事与引水人此三类专辟章节。这几类人极具近代贸易特色，且极有地域特色。引水人担负着确定航线、有组织和细致化地引导外国船只入港的要职，围绕引水人的技术水准、收费标准、管理体系，可以反映当时船只的载重量、远航能力、科技更新等情况。买办与通事的活动，则能反映官府与民间在外贸交易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当时外贸商品的种类，中国近代新兴的资本阶层的运作模式等情况。

　　借助范岱克的研究，我们发现，广州体制是一种相当成熟、高效运作的体系。广州大诗人屈大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写下《广州竹枝词》七首。其一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证广州之繁荣。范岱克评价，“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外国对茶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投资资本的流动带动国际金融结构的复杂化，小型汽船的普及让散商模式逐渐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类大型垄断机构，全球商业自由贸易的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但是，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而鸦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地方官员因政绩需求就默许纵容了鸦片走私以换取茶叶外销。范岱克认为，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地方官员在消除腐败问题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另外，广州体制缺乏对自身历史的重视，比如他的研究从中国方面能获取的都是官方档案，而船员日记、贸易细节等材料都是从国外得到的。这说明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都缺乏准确的信息，因此很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目光之短浅无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变动。

　　补充一点范岱克未提及的。有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之殇源于先前之闭关绝市。此说并不确切。清初确有面对台湾明郑政权的禁海策略。但清廷体制沿袭明制的表现之一，即以不同口岸接待不同国家。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而西洋各国俱因航海来华，指定由广州入口。其余关口虽比不上广州之规模，但推论归咎于闭关是简单化的。结合范岱克这部《广州贸易》，重新关注广州体制本身的利弊，或有新的发现。

　　《广州贸易》读后感(五)：二百年前的中英贸易战

　　——创造了白银资本贸易奇迹的“广州体制”

　　文/王绍贝

　　早在1910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亲信、海关关员马士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一卷中，就对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贸易体制有过系统的分析和评论，但马士对广州贸易体制评价甚低，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很大部分原因要归结为腐败、落后的广州清政府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充满腐败、低效率，对前来贸易的外商极其不平等，鸦片战争是文明国家教训不文明国家的一场战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则是强烈谴责鸦片战争发动者是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行为，丝毫没提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如果“广州体制”真的一无是处，如何能持续一个多世纪？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广州贸易对这个时代的全球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了18世纪白银资本世界贸易奇迹的“广州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范岱克教授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一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对我们重新审视白银资本、大航海贸易、鸦片战争前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视角。

　　广州体制的建立背景

　　18世纪初，广州贸易运作开始形成贸易规则，迅速发展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点之一。虽然不能就此称赞广州“自由”或“开放”，但中外商人往往能够在广州达成更有利于贸易的协定，这在中国其他港口无法做到。从1757年到1842年，广州是官方认定的中国外贸中心。官方法令只是把既成事实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广州商人和官员在谈判和管理贸易方面的专业程度，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优势，使广州成为中国沿海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方，这标志着18世纪初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

　　广州体制的构成因素

　　广州体制是粤海关监督通过引水人、通事、行商、买办等各级工作人员，对外商及其贸易船只、贸易程序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既保证了贸易能顺利进行，又确保外国人不对中国的文化习俗造成冲击，而且这套管理模式是得到清廷批准的。

　　广州体制建立在吃水深的帆船运输基础之上，这些船的航行必须经过一条长而浅的河道。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进行控制，控制珠江的导航（澳门引水人）以及深入通道的入口（虎门）就控制了贸易。外国商船要得到粤海关的许可沿江而上到广州做贸易，必须雇佣专业的“引水人”，这些“引水人”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其舢舨由澳门海关税馆颁发登记号，对吃水深的船只来说，船上有一位清楚该水域情况的人是必要和严肃的事情。引水人还会在舢舨上储存补给品以出售给外国人。广州补给品贸易是保证广州贸易顺利进行的最重要部分，把水手、船长和大班日常饮食供应和海运装备供应等控制在手中，是粤海关监督控制外国人群体的一种手段。确保补给品稳定供应是明智的，吃不饱的水手是会制造麻烦的。补给品的供应商被称为“买办”，与引水人一样，由官方颁发牌照。

　　从事外贸的中国商人（行商）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或者两广总督的批准，行商必须对跟他们做生意的外商负责。随着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规定每一艘外国商船都被指定给某个特定的中国商人或者商行处理业务。

　　清朝官府未来避免与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指定“通事”为官府与外国商人的中间人，他们必须掌握广州英语、粤语和官话，但通事更加重要的职业技能是能够促使商谈、劝解和安抚行动顺利进行。通事的工作重点在调解和妥协，并不是翻译准确和清晰。

　　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之间的竞争有助于降低其商品、服务和租金的价格。广州的负责官员不允许形成商业垄断或价格固定，这样会导致外国人不到广州贸易。如果外国人不回头，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就必须向朝廷奏报，因此官员并不愿意出现某种价格联盟来控制市场准入或者价格固定。鼓励在广州体制下的贸易，是各级清朝官吏的意愿。如果外国人贸易期间发生问题没法解决，粤海关监督就会撤走通事，禁止中国行商与其继续做生意直至问题解决，禁止引水人给那些桀骜不驯的外国人引航，甚至撤走买办和仆役，中断日常生活饮水和补给品供应。

　　广州体制崩溃的原因

　　广州体制开创了广州贸易的伟大时代，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以及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感兴趣等。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獗。

　　浅底汽船的出现单枪匹马终结了澳门引水人的贸易守门人角色，粤海关监督不能够控制汽船航行的路线。这种权力的丧失逐渐使外国人控制了整个广州口岸。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措施来消解汽船的战略优势。鸦片战争爆发时，蒸汽动力帆船“复仇女神号”对中国沿岸的大肆破坏，只是这一体制崩溃的结果，而非原因。然而技术变革也只是敲开这个古老帝国大门的次要因素而已。

　　然而，导致广州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没能制止走私行为，体制腐败导致走私贸易的猖獗。由于中国采用银本位的贸易体制，外商要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而中国却基本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来商品，因而外商需要大量白银，欧洲大航海过程发现新大陆后掠夺到大量的黄金、白银给中国广州的贸易繁荣提供了货币支持，但掠夺的黄金、白银总有消耗完的时候，要持续获得中国商品还是必须有其他替代品，外商发现鸦片成为这个替代品，18世纪50年代鸦片走私开始大量倾销中国，因为官员参与了走私，清政府屡禁不绝，鸦片贸易耗尽了中国的白银供给，鸦片成为快速产生资本和获得急需白银的方法。因为鸦片是走私物品，除贿赂官吏外，鸦片不需要向官府缴税。而茶叶贸易中商人必须预支白银，在见到投资回报前，可能要等待6个月以上时间。官商勾结使鸦片走私标准化，从而快速发展，鸦片还具有比茶叶更好储存的特征，通过“仓船”或“储藏船”，鸦片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寻求价格最大化出售时机。因此，走私鸦片的风险小，利润却远大于茶叶。

　　没有违禁品产生的资金，合法贸易就不会如此广泛或持续地增长。默许非法贸易可能是粤海关监督确保上缴给朝廷的收入能够不间断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范岱克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广州体制因为其内在的溃败、腐化，也会无法持续下去，鸦片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体制的终结而已。

　　该文删节刊于2018年7月8日《南方都市报》A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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