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读后感10篇

　　《暗流》是一本由徐坚著作，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暗流》读后感(一)：对当下的考古学研究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相当于囫囵吞枣的看完了一次，还会二刷的。非常好的一本书，我们能学到的是经典和主流，但是暗流不应该被忽视。尤其是，暗流提供了非常多的反思契机，有些问题甚至今天的考古学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是一本很有助于开阔眼界的书，受益匪浅。另外，书中有一些考古学思想史的内容，不甚了了，等补完思想史的部分，再来二刷~

　　《暗流》读后感(二)：研究考古学史的典范之作！

　　《暗流》新颖之处在于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回访”形式梳理考察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发展脉络，其“情景研究”尤为得到重视和发挥，还原的不仅是考古遗存，更是社会范围内情景。每一个案均具有深度讨论的价值（尤为喜爱张希鲁、李家楼两篇），或利益或权利或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却条理清晰，实为研究考古学史的典范之作！

　　《暗流》读后感(三)：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力作！

　　《暗流》以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视角，采用人类学“深描”及“回访”的作业方式关注了既往被埋没的考古学（金石学）事件及人群。与作者一再强调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信奉的历史事件必须在当时情境下予以阐释、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特定性相符合，书中阐发的诸多案例并没有以固定的套路及方法予以解释。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在书中几乎穷尽所有安阳之外的“暗流”案例，从苍洱境的吴金鼎、曾昭燏，到云南昭通张希鲁；从北平考古学社到广州黄花考古学院。读起来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读完《暗流》再读当代考古学著作，有茅塞顿开之感！

　　卓越标明书籍为平装，但买回来一看才知是和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一样的装帧。可惜现在卓越的价格折扣已经到了8.1折！买的时候是预定，7.5折。算捡了个便宜。

　　《暗流》读后感(四)：考古的主流与“暗流”

　　1929年春，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党政府所禁，原因是书中把三皇五帝当成是传说而非真实的人物。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们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若依顾颉刚的说法，则必将‘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施爱东，《创立一门新科学》)。于是乎，学术真理为政治让道，将近一个世纪前已被“古史辨”派认识的道理，在时至今日的教科书上依旧是凿凿如斯人的“三皇五帝”。

　　我们的学术史上，有许多顾颉刚，也有许多戴季陶，他们之间的互动塑造了我们的学术过去；有些观念因此变成了主流，而另一些则成了“暗流”。那些“暗流”并没有因此消失，它们只是静静地等待我们的发现，并最终汇合成我们的学术史。而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老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就带领着我们寻访那些几乎被遗忘的暗流，引导我们发现中国考古学的“真相”。

　　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里程碑，任何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的重中之重，是李济、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术成就，是商代历史的最真实证据。然而，《邺中片羽》和《河南安阳遗宝》展现了国家考古背景之外“中央与地方、本邦与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这三组不同的传统关系，中国考古甫立，在各种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之下，占据主流的并不一定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学术考古，更为一时著名的，可能是“通过非科学渠道发掘和流散”的器物，而地方政府在与国家科研机构的角力过程，似乎也很好地折射了“国家观念”在二十世纪初的渗透。

　　抗战战火让国民政府避地西南的同时，也让新生的中国考古学转移苍洱之间，一如社会学人类学的“魁阁工作站”，移居李庄的“中央博物院”吸收了在安阳逐渐成型的考古范式，“以国家整体性观念阐释西南计划”。步骤就是“从晚到早的逆推，即确定晚期汉文化的遗存组合，进而推导出汉文化出现在西南之前的土著居民文化”。吴金鼎等对洱海平原一带的发掘在抗战期间尤盛，但随后渐渐成为“中心—边缘”模型中的后者，失去活力。

　　与此同时，云南博物馆、广州黄花考古学院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的考古学社都是与之类似的早期尝试之一，黄花考古学院对西江流域的发掘以南越国考古为主体，上海的考古学社则继承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传统。一时之间，各地学者都结合当地条件，以自己的理解回应着刚进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概念。

　　这些早期尝试中最可贵的，当然要数对多元文化和地方传统的发掘。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由于民族主义的流行，有意无意之中继承了“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一元主义”，逐渐忽视了对考古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但是，以云南、越地为代表的一批考古成果曾经尝试向我们揭示更多的可能。张希鲁对昭通地区“梁堆”的发掘，打开了与“朱提堂狼洗”有关的爨、汉文化融合的历史。而以铜鼓研究为中心的“民族考古学”，则在将器物类型学引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尝试超越地域局限，探讨民族(人群)在更广阔时空中的分散、传播。

　　当然，也不是所有传统都被一元论埋没。商承祚参加过的长沙楚墓，虽然后来难免激发了“土夫子”对当地古墓的盗掘，但这对湖湘文化的根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而后来该地区大量楚简、秦简的出土，也改观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商承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与他相关的还有遍布整个南方地区崖墓的发掘工作，尽管“崖墓自蠡测和玄想进入到科学调查和阐释的范畴应计为域外调查者和研究者之功”，但商承祚与同仁的一系列开创工作，对其中多元化传统的贡献却不应磨灭。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火确实困扰了中国考古学和其他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卫聚贤、冯汉骥、商承祚、容庚、凌纯生等学人在那个时代付出的努力。那些努力如同顾颉刚一个世纪前的洞见一样，不应该就此沉入“暗流”，寻找昔时的传统，也为我们今天找到更多元的价值和理念。我们相信，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者的努力，将很快成为更多求真之士的共识。

　　版次:GB22 版名:南方阅读 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6-03

　　《暗流》读后感(五)：再现早期考古学的多元图景

　　这并不是一本按常规出牌的考古学术史著作。

　　从字面上看，《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 in the Pre-1949 Chinese Archaeology）本身就是一个“另类”的题目。一方面，作者自言：“暗流传统是单线式进化主义考古学史写作界定的术语”，以旧语发新意，丰富了主流线索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是全书的理论主线；通过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展现中国考古学的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景象，从而展示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和反射关系，这正是全书写作主旨的关键所在。

　　但作者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学术史的认知不应停留在学人交往的陈述，又或是著述研究的罗列，这已是屡见不鲜的老生常谈；以学科分野为径，探求知识转型，尤其是基础知识、技法乃至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是所有此类学术流派研究的不二法门。然而学术史的情怀该往何处去，学科学术史的范式如何建立，就这些问题学者之间的各循因由，破而能立亦有境界高下之分。作者的“利器”固然与其考古学、人类学素养的训练密切相关，但其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却突破了学科的园囿，回到“历史学的考古学”，从多维向度的学术史情境中首次展示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史的多元全景。

　　作者在绪论《暗流：超越安阳》中指出，考古学史中的“暗流”具有多种标准，其中包括：人员和机构、“科学”和“非科学”、及实证和理论之别。尽管这三个标准囊括人脉、体系和学理要素，但其界定的范围、层次不一。就书中选取分析的个案而言，这三个标准有诸多重复叠加的细节。分类越清晰，标准定性的“合理化”解释反而越模糊。诚如多元观念带来范式转型的启发一样，我们仍热切期望更为尽善其美、或者是更有说服力的分流界限的设定——但至少在以安阳为“主流”的统一标准上，暗流的脉络开始浮出水面。

　　安阳何以成为主流，一是时间节点的历史选择，二是中国考古学奠基进程中的人事和情势。作者在第一、二章中反复强调安阳历经的时间和空间转换，既有平行的安阳：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亦有安阳之外：以公私收藏和相似、相近遗址为个案，在研究主题的扩张和方法的更新，从而以平视的眼光了解安阳传统的多种面相。诚然，安阳的特殊价值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枚标杆；但史语所的安阳不是独一无二的展示，考古学的学科传统发展在作者厘定的三个标准下有了更长足的个案分析：这些同样是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在方法论上，作者明确地指出：竭泽而渔的个案分析绝非治学术史的良法，考古学的考古学作业方式须回到学术史的情境当中方可实现。具体而言，则是作者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中的“回访”（revisit）方法；多个层面的“回访”则构成了考古学史及考古学中的“深描”方法。

　　基于此，“回访”的技术操作并不具备任何的学科信仰。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解释早期工作特定的作业程序和理论预设”。作者努力避免将“暗流”演变为另一种主流，从而标示出暗流传统的去污名化，以及建立学科学术史通则性意义的漂亮解释。这就是全书问题意识形成的基本框架。

　　暗流同时亦是众流。作者在第三章中援引了博物馆、研究机构、大学和独立的学术团体等的工作为佐证，集中对三个个案：云南博物馆、黄花考古学院和考古学社进行诠释，借以说明考古学理解中的多元特征。第四章中，讨论了云南的本土学人通过器物群和地面遗迹构建的具有乡土史倾向的区域考古学类型。第五章中，讨论了以铜鼓为中心的民族考古学，是为具有人类学或者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类型。以上讨论的考古学类型，其共同点在于区域集中分布在今日中国的非中心地区。同时，这也是传统中国的四裔之地。一直以来，受制于地理和政治的“边缘”，考古学的多元长期无法得到正视，更勿论被遗忘、被忽视甚至被误读的历史和文化。彰显缺失的学统，不仅是复原已经被中国考古学史所遗忘的记忆。个案的“发现”从不也不应止步，而是系统重构中国考古学史多元全景的崭新开始。

　　进一步地，作者在第六、七章中讨论了两条曾经不入考古学家法眼的线索：盗宝私藏和古董市场流通，复原了更多的暗流图景。令人欣喜的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大批被纳入西方艺术系统的公私收藏，成为我们了解中国考古学暗角的灵光之匙。此外，1949年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在实证和学理上有许多东西方相结合的绝妙个案。不同的学术传统在第八章的崖墓一题中汇合互动，揭示了更为晚近年代的考古学术史情境。第九章的考古理念入华，无疑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被置放于全球考古学发展一支中进行考虑。

　　正因为范围所涉之广大，问题洞察之复杂，暗流既相互抵牾，亦各种叠合。作者清醒地意识到，暗流个案无法穷举。重新发现暗流并不仅是为了正名，而是反思主流传统何以定义。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作者认同的暗流视角即后过程主义考古学。

　　新考古学对当代考古学理论贡献良多，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本位和互动一直争议不断。布鲁斯·崔格尔（Bruce G.Trigger）就提出考古学阐释应该回归到历史学的阐释之中。相应地，伊恩·霍德（Ian Hodder）则表述为：“物质文化是有意义构成的；行为者必须成为物质文化和社会变迁模式的一部分；尽管考古学独立存在，但与历史学保持最密切的纽带关系”。作者更为明晰地指出了这种纽带关系，即：在历史特定主义的情境分析中，对多元文化的考古学面貌的关注，以及对考古学史上的多元传统的认识几可同步。在此意义上，暗流传统的聚合离散，合力构成了回归历史学的考古学的最佳门径。

　　1972年，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发出掷地有声的呼喊：“考古学就是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而作者自1996年便开始追溯的考古学史寻根之路，终于以“暗涌的深流”在中国考古学个案中写下完美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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