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周恩来费心保护“三老四帅”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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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做了做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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