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一）

　　我和父亲（一）

　　作者： 何丹萌

　　我从小就害怕父亲，原因是没在他身边生长。到了九岁，才离开宠爱我的爷爷奶奶去和父母见面，我怯生生站在一旁，张不开口叫爸叫妈。以前仅见过照片，见面才知，原来父亲竟是那样魁悟高大，他有着一米八七的个头，浓眉大眼，很象某个电影名星。他当时已是一个县的商业局长了，但母亲总是叫他“大个子”，我对母亲的这种叫法感到极为不满。父亲言语短缺，从来不苟言笑，脸上迟早都很严肃，这让我这个乡野里浪大的孩子，突然变得局促而畏缩，然而最让我生畏的一件事还发生在后来。

　　商业局院子有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每到周末，孩子们就结伴到电影站去看电影，那会小县城还是露天影院，要自带板凳，而我们一般都不带总是站着看完。曹股长有个儿子叫登科，长我两岁，每次看电影都喜欢带着我。他是独子，受父母宠爱，身上常有很宽松的零钱。有时他不仅帮我买票，还常常买一些瓜子、冰棍、红薯干之类的小吃食，和我一同享用。时间一长，我心中不免愧疚，总觉欠了很大的人情。电影票是一毛五分钱一张，平时父亲都是如数给钱的，我没有一分钱的多余。有一次可能没有零钱吧，就给了我一块钱，买完票，找出了八毛五分钱来。八毛五对于那时的孩子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鼓在上衣兜里，内心就有点猖狂，于是很豪情地拿出三毛五分钱买了几样吃食，与登科哥哥一同享用了，并没有考虑晚上回去怎么交帐。看完电影回到家，父亲问我找回的零钱，我只掏出五毛钱给他，他又问其余的，我假装在身上摸来摸去，最后灵机一动，说是会不会跑丢了。父亲怎么也不相信，让我说老实话，他一遍又一遍地逼问，可我还是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死不改口，这就更逗恼了父亲，他坐在办公椅上，让我端端站在他的对面，已听见他在呼哧呼哧喘气，可我还是宁死不屈的样子。他急了，突然从办公室最下面的抽屉里抽出一把小斧，斧子不大，可能是冬天生木炭火时用来劈小柴的；但那利刃依然寒光闪闪。他举起斧子，对准我的头顶说：“你再不说实话，我一斧子劈了你！”我被父亲那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但我没有哭，只是嘟嚷着在嗓子眼里发出声音，如实交待了那三毛五分钱的去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对他说假话了。(哲理名言大全 www.wenzhangba.com)

　　屈指数来，父亲一生中打我的次数还是有数的。其中最重的一次，是在“文革”中期。那时为避“武斗”，父母都回到了老家，我也在老家的小学里“混学”。有一天我和高年级同学打架，人家比我大两岁，却被我打得鼻青脸肿。谁知那孩子的母亲偏偏就是我的代课老师，人家在父亲面前告了状，父亲就追到教室里找我，而我又在教室的桌凳之间鱼儿一样来回穿梭，让高大的父亲怎么也逮不着，这下更惹怒了父亲，当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更惨。我被揪住耳朵拎回来按在台阶的捶布石上，镰把像雨点一样在我屁股上起落，打得我整整三天屁股也不敢挨板凳，睡觉也只能爬着睡。

　　“文革”期间，父亲进了五·七干校，我又再度被送回乡下。记得那时我刚刚11岁，有一天，奶奶烙了些干粮，要我背着干粮步行90华里去看望自己的父亲。我一大早出发，直走到日落西山，才到了洛南永丰五七干校的李塬分校。父亲见到我，也没什么激动，只是从早已开过饭的灶上为我要了两个烧饼。烧饼是白面做的，可能是中午吃剩的而下午用蒸笼馏了一下，绵软软地可口，比我背的包谷面饼子好吃多了。晚上，我睡在父亲的脚下，他们住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拥在一间大屋子里，我被夹在人缝里不敢翻身。在干校住了三天，白天看他们在坡上犁地，晚上学习父亲为我借来的某个叔叔的《实践论》、《矛盾论》学习笔记。第三天我要回去，父亲借了个自行车送我，他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一路风驰电掣，到了井村村头的小河边，父亲不走了，说他要赶回去开会学习，让我步行25华里自己回去。他从后座上解下一个挎包，让我背回去好好学习。我打开一看，是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就这样，年仅11岁的我，背着沉甸甸的毛选四卷，依依不舍地在小河边挥手和父亲告别了。

　　幼少时期的我，并非那种顽皮的孩子，而早早就显出了超越年龄的老成，常能得到大人们的夸奖，但父亲却从未给过我好脸。上中学的时候，有次我的语文成绩得了全班第一，心中非常得意，就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不想这段话被父亲看见，他很不客气地用红笔在旁边写了几句批语：“小小酒杯，最易自满，就连猪也会骄傲的，因为它知道自己的肉可以供人食用。”他写好就摊在我的桌子上，我回家看到这段批语，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心中很不是滋味，几乎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