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读后感10篇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是一本由郑天挺 / 俞国林点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6.00元，页数：13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一)：郑天挺对自己日记之看法

　　1940年6月27日：八时起。天雨，欲往图书馆不果。近读《越缦堂日记》， 觉余之日记大可废。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况余之生活又无风趣逸韵足述乎？然莼客以日记为学问，自不可及，亦不必及。苟能于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庶几可矣。检旧作，平质无文，虽略得简练之法， 殊无跌荡藻绘之观，年逾四十，文行未著。奈何！奈何！

　　1941年3月16日：下午装钉二十七年以来日记，本用散叶，虑其散失，用旧法以纸作钉缀之，仅成两年，每年分四册。余读书所得，既不全入日记，而生活又无可存可传可惊可歌之事，存之无益，但日日之心血，不忍弃尔。

　　1941年4月20日：九时半偕莘田步至岗头村，检札记并订日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 篆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 闻一多 篆额

　　中国文学系教授 罗 庸 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38年10月6日：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并请冯友兰为该会主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16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38年11月26日：本校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17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38年11月26日：本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二十七年度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参加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行政机构调整委员会、出版设计委员会等，自二十八年度起，一律撤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24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41年3月7日：常委会第一七〇次会议，规定以本大学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民国二十六年在长沙开始上课之十一月一日为本大学校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34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二)：【转载】郑天挺95岁女儿口述：父亲在西南联大，我们在北平

　　郑晏/口述 黄培/整理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1899—1981）自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郑天挺组织安排北大师生南下，先后任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并任联大总务长，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事务。

　　近日，由郑天挺子女授权、中华书局整理校订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即将出版。日记自1938年1月1日起，至1946年7月14日讫，除少数缺失外，基本完整记录了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工作、教学、交游、学术研究和生活状况等。尤其幸运的是，作为史学家的郑天挺，非常注重史实和细节的记录，因此为后人留下诸多宝贵资料。

　　郑天挺中年丧妻，抗战期间只身一人南下，将几个仍在上学的子女留在北平。郑天挺小女郑晏当时担任“小管家”，对那段生活记忆深刻，现年已95周岁的她将这段经历口述，并由女儿黄培记录整理、弟弟郑克扬审订。借由《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契机，郑晏特此将此份口述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另，澎湃新闻经中华书局授权，又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相对应内容穿插在文中，试图将史实的两方面呈现出来。

　　“七七事变”前家里的情况 我叫郑晏，1923年的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长乐。

　　长乐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长乐郑氏家族历史悠久，我的高祖父郑迋珪是道光甲辰年（1844）进士，我的祖父郑叔忱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在北京国子监晚清进士碑上有名字），授庶吉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教务提督（教务长）。郑迋珪和郑叔忱祖孙进士，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父亲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1938年8月9日郑天挺留影

　　按照长乐郑氏的族谱排序，我们这辈人是第二十世，名字排“日”字头，如我叫郑晏、我大弟叫郑克昌，二弟叫郑克晟，小弟叫郑克昜（揚/扬）；唯独我姐姐叫郑雯。

　　我母亲是江苏泰州人，按照中国旧俗，母亲很小的时候，由长辈做主与父亲订的娃娃亲。她比父亲大两岁，结婚之前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到了结婚年龄女孩该出嫁了，周家就把姑娘送到了北平。周家清朝时是泰州的盐商，家庭生活富裕，拥有一套八十多间房屋的大宅院。清末民初，周家开始败落，外公是当地较有名的画家，靠出卖字画和出租祖屋生活。按当地习俗，女方陪嫁要带很多东西，春夏秋冬四季成套的衣服，首饰、丝绸和梳妆台等，连马桶都带来了。周家怕姑娘嫁到北方生活不习惯，还特意带个老保姆过来照顾她的生活。

　　1921年秋天，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在泰州读过私塾，虽文化水平不高，但知书达理，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关系极为和睦。此时父亲还在北大文科门读研究生，家庭负担较重，便开始各处兼职。父亲母亲携手共建温馨家园，生活幸福美满。

　　那时北大教授时常举办家庭聚会，父亲受邀后总是一个人前往。一次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问他为什么不带夫人来，父亲说母亲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太习惯社交活动。几位教授夫人就动员父亲以后带母亲来，还对母亲进行了穿衣打扮的指导，带她去商店买了西式毛皮大衣、呢子大衣和皮鞋，嘱咐她以后外出再不要穿斗篷了。母亲第一次参加聚会时完全变了个样，穿着西式呢大衣和皮鞋，朋友们特意在学校二院给她和父亲照了张像留作纪念。后来父亲再参加教授们的家庭聚会就都带着母亲，母亲也与那些教授夫人成了好朋友。

　　1937年农历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突然肚子痛。痛的很严重，家人急忙将其送往医院。母亲住院期间，我和姐姐轮流照顾她，我上午值班，姐姐下午值班。当天上午，母亲精神状态还很好，与我说了些家常话。后来姐姐来接班，我就离开医院回了家。大约下午4点钟，姐姐提前回到家。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请？”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父亲回到家里，神情非常沮丧，一句话也没讲。陆陆续续地，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章川岛、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等人的夫人都来到我家，客厅里坐满了人。我们五个孩子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五个孩子一听，抱在一起大声痛哭。那年姐姐和我13岁，大弟10岁，二弟6岁，小弟只有3岁。世上只有妈妈好，过去在母亲的爱抚和养育下，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没有母亲了，我们再也无法享受母爱了，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想到这，心里更加难过。

郑天挺夫人和五个孩子

　　在场的朋友极力主张与医院打官司。父亲说：“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一场医疗事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我家，全家笼罩在悲痛之中，父亲更是沉痛不已。母亲骤逝，父亲毫无思想准备，悲痛万分，每天除了按时上、下班，回家以后就一个人进入书房念佛，怀念母亲。我们五个孩子仿佛一下子都长大懂事了，大家商量好，在父亲面前不再提“娘”（我们管母亲叫娘）任何话，怕增加父亲的痛苦。此后若干年里，曾有多位亲朋好友劝说父亲续弦，以便照顾他的生活，照顾我们健康地成长；而父亲怕续弦以后我们几个孩子受委屈，坚持不再结婚，一直过着鳏夫的生活。

　　“七七事变”，父亲离开北平 时间很快到了夏天，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冲突，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去庐山开会，不久学校教务长樊际昌及法学院长周炳麟等人也离开北平南下，当时北大的事情全由父亲一个人负责。事发突然，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下，情况十分危急，北平各大学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应付新的局面。当时学校留在校内的学生多数经济上非常因难。最后经大家研究后，父亲决定留在学校经理诸事。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趁日军没进北大校园，父亲组织人力将学校的一些图书和仪器等装箱，以备南运保护。日军进城后，面对日寇的威胁、恐吓，父亲临危不惧，坚持每天上班，沉着镇定地与敌人周旋，维持学校局面。那时北大校园有三个校区，理学院在景山东街的松公府，文学院在沙滩红楼，法学院在北河沿。当时人心惶惶，已无人上班，多数教职工都想尽早撤离危城，但苦于没有路费而已。

郑天挺日记1940年8月31日：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8月8日，传说日本宪兵队要逮捕父亲。父亲的表姐夫力舒东即把父亲安置在西长安街自己开办的尚志医院三楼病房，并对护士有所交代。但他仅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瞒过护士悄然离去，因为北大校内和校外许多事情还等待他来处理。那些日子父亲没有回过家，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直到10月18日伪维持会把学校贴了封条，父亲才不去上班，学校同仁有事改到家中找他。

　　10月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父亲又给长沙写信催促汇款，10月底一万元汇款寄到，父亲当即分送给各位教授（当时北大只发给了教授个人的路费），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同仁也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北平没法呆了。

郑天挺日记1946年7月7日：（民国）二十六年今日，倭虏启衅，其年冬，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父亲留下我们几个无人照顾的孩子，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南下。那是停运后北平开往天津的列车，乘车的人很多，包括许多日本人。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多派辆车，让姐姐、我和大弟一起送父亲，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身边没有一位亲人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告诉我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100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大家正在依依惜别时，突然两个日本人走到父亲面前命令跟他们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更是惊慌失措，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默默地想：“不好了！日本人在家都没有抓住父亲，在车站把父亲抓住了……”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祈盼父亲平安归来。火车快开了，我们看见父亲沉着镇定地朝我们走来，因为站台和车上还有许多日本人，父亲也不便多说话，泰然自若地向我们点头示意“安全了”。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火车开走后，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们是北大教授中最后一批南下的人，以后他们乘船达香港，又经梧州、衡阳达长沙。父亲苦撑北大残局，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北平，博得师生的普遍赞誉。当时湖南《力报》连续报道《沦陷后的平津》述及“北大郑某支柱艰危，忍辱负重……”上海《宇宙风》等杂志也都对父亲“不畏艰险、苦撑危局，又富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肯定与报道。

　　叔叔承担重任，成为监护人 父亲离开北平第二年，我们家开始由叔叔当家。我叔叔郑少丹北平民国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夏天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他在日本同中国学生参加“抗议日军侵华游行”等活动，受到日本警局监控。1932年一批爱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其中就有叔叔。他回国后供职上海法院。

　　1937年末南京失守后，叔叔也失去了工作，撤到湖南。这时北大正准备从长沙迁往昆明，父亲即邀请叔叔在株州相会，表示一个人实难分身，劝叔叔返回北平，代为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叔叔许诺，遂几经辗转，于1938年春回到北平，为保持中国人的骨气，对抗日军的统治，他坚持不去为日伪政府工作，始终在家闲居。

　　当年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小酱坊胡同23号前院。小酱坊胡同位于西单北大街的路东，是一条“之”字形胡同，南端西起西单北大街，北端至大酱坊胡同，长960米。明代称为酱黄胡同，因酱菜作坊而得名。我家23号院，位于胡同西端，紧靠马路。隔壁22号院是邢瑞（字勉之）家住宅，庭院也很大。往东北拐不远处有个神秘的大院是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家。

　　小酱坊胡同23号院在满清时是个公主府，三进院落，院内宽绰疏朗，各室都有走廊相连，居住起来十分方便。特别前二进院子都有花园，我家住前院，院落栽了个大藤萝架，还有果树和花坛，使我们尽享大自然的美好。最有特点的是屋前有个宽走廊，像个戏台子，上面摆着桌椅，充满文化气息，夏天可以在那儿乘凉，也可以摆上桌子请客吃饭，坐满两桌客人也不觉得拥挤。此宅院的主人是中国著名的大律师张耀曾。解放后小酱坊胡同23号的门牌号改为31号，现为中组部幼儿园，前院房屋末改，院子变成幼儿游戏场。

郑天挺日记原件（1938年1月1日）

　　好景不长，日军要强占小酱坊胡同23号院，使全家顿时大乱。面对日军的淫威，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搬家时间。叔叔是日本留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日军再催促搬家的时候，叔叔就出来与他们周旋。日军一看叔叔留学过日本，就放松了监视，答应搬家可推迟几天。叔叔一方面准备找房子搬家，另一方面与上海的张耀曾联系，建议他们尽快把房子卖掉，如果房屋被日军强占，就一分钱也得不到了。 和平年代要在十几天之内卖掉一个大宅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还敢购房置业呢？几经周折，张耀曾的私宅被当时伪北平商会会长邹泉荪以较低的价格买走，我们则搬到了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

　　我们搬到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后住在1号的东院和后院，是租赁中国经济史学家黄序鹓先生的私房。黄序鹓先生是经济史学家，敬重我父亲的为人，收取了较低的租金。这是一条宁静的小胡同，我家搬到这里后，几个孩子就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学校读书。为防止日寇继续迫害，我与弟弟们商量好，以后要是外人问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商人在外地做买卖。父亲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消息被我们隐瞒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

　　“七七事变”后的生活来源：最初北大校长蒋梦麟携带夫人去了昆明，他家在前毛家湾胡同5号的私房由一位老管家照看，日军进入北平后这套房子就租给了日本人。第一个日本人是个医学教授，比较守规矩，每月交房租100元，老管家交给北大留守北平的沙鸥女士，我每月到家住东城的沙老师那儿领取，父亲则在昆明把钱还给蒋梦麟。

　　一年多后沙鸥老师通知我：“这钱没有了，不要来取了。”后来得知蒋梦麟的房子被日本浪人强占。生活来源仅靠父亲不定期寄来的生活费已经是入不敷出，以后我家以“当卖”家物补贴家用，时间一长，值钱的东西也变卖光了。1941年迫于经济压力，叔叔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先在国立华北编译馆（北海北门内）担任编辑，后又任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收入微薄，经济难以维持。他按照父亲“再困难也不要让孩子失学”的要求，坚持供养我们几个孩子上学，但把我们的生活费降到最低，一年四季只能吃窝头和咸菜。

　　在沦陷区遭受的屈辱生活 日军占领北平初期，北平还屯有大量的生活物资，粮食供应充足，物价尚稳定，钱还值钱，生活与过去没有太大变化。那时我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过去存的电灯股票以及他定期给我们的生活费，由叔叔统一管理。

　　随着日军加紧掠夺沦陷区，北平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日伪政府开始执行粮食的配给制度。1942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配给的粮食也不能保证了，只给混合面和杂豆吃，市民开始挣扎在饥饿线上。从1940年起，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在10%左右，1943年高达21%，北平市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苦不堪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三至五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两天，最后一人供应两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渣、扫仓库的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

郑天挺日记原件（1939年5月1日）

　　那时粮食供应不在粮店而在胡同里，为了买到有限的配给粮食，市民们早早地就得在胡同里排队。我家保姆老张妈经常在凌晨4点就去排队，管理人员在她的棉袄袖子上写个粉笔号，按号卖粮，排队晚了就买不到粮。我经常在天亮以后接替老张妈排队，换她回家做早饭，我上学之前老张妈再回来换我。那时有钱人都从张家口等地买农民高价粮充饥；我家别说买高价粮了，穷的连油也买不起，吃饭从没菜，自制的疙瘩头腌咸菜切成丝是最高档的菜。我们从没有围坐在餐桌边吃过饭，桌子上也从来没摆过碗和筷子，因为根本用不着筷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年龄大些的还能忍受，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12岁的孩子体重仅20多公斤。

　　如果买到的是玉米豆和杂豆，我还要想办法磨成面。我家对面有个私人沙木建材厂，里面有个大碾盘，老板可怜我们几个孩子孤苦伶仃无人照看，允许我们使用。他家用毛驴拉的大碾子，而我家是小孩推碾子，石碾子直径有两尺来高，很大很沉，每次磨面的时候大弟推碾子，我跟在后面把碾碎的杂豆和玉米扫到石碾下。玉米豆和杂豆由粗到细要磨许多遍，大弟经常推着推着就推不动了，我和二弟、小弟就一起帮着推。我们力气小，面经常碾的不够细，只能蒸窝头，连粥都熬不成，主要是碴子煮不烂，所以那时家里连粥都很难喝到。

　　在沦陷区的北平，日军动不动就无缘无故地抓人，伪军和日本人的狗腿子也仗势欺人，随意欺压老百姓，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日寇特别痛恨身在重庆、昆明、延安的中国人，听说哪家有人在那些地方，就会把他们的亲属抓起来严刑拷打,有些人被抓走后就没了消息，生死不明。所以多年来我们几个孩子一直隐瞒着父亲在昆明工作的真实信息，平日里说话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一时不慎招惹了日寇，引起麻烦。一次大弟克昌在学校无缘无故地被伪保长的儿子打得鼻青脸肿，他咽不下这口气，回家向我哭诉。我很气愤也很难过，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但想想为了全家的安全，只能劝大弟忍了。我说：“咱们家现在这种状态已经很惨了，如果日伪军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那时留守北平的许多亲朋好友因为父亲的真实身份都躲着我们，生怕我们给他们带来麻烦与灾难。我们明白家里的处境，只盼望着这种屈辱的日子尽快结束，尽快把小日本儿赶出中国去。

　　生活再困难也要上学读书 抗战以前父亲的工资应该算比较高的，但“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规定，公务员工资一律按八折支付，父亲工资也缩减了20%，这时他既要维持自己在昆明的开支，还要承担北平五个孩子的生活费与学费，父亲挣的工资显然不够用。特别是学费，随着我们逐年长大，学费越交越多，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庭经济经常是捉襟见肘。

　　那时西南联大多数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艰难，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兼职。有的教授去云南土豪家做“兼管”（既教书又管家），生活状态得以改善。而我父亲在内的北大一些文科教授们，则一心教学、研究，坚决不到校外兼职。家庭生活实在困难，他就变卖自己的书画，为人刻印图章，写文章，去电台演讲……赚些小钱，每月的收入也增不了多少。

郑天挺日记1942年11月29日：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馀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表示支持教育，每月给西南联大教授兼任行政工作的领导一定津贴补助；而父亲和杨石先教授等表示：“要与联大师生同甘共苦，坚决不领任何打特株津贴补助。”所以他从没有领过工资以外发的一分钱。

1946年8月郑天挺同家人重返芦沟桥

　　最开始父亲每月给我们的生活费是100元，后来涨到了200元。其中前毛家湾房租100元，我们的生活费和学费100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的昆明与日伪政府统治的北平货币是不流通的，前者使用的是以美元为储备发行的货币，俗称“法币”，后者是日军占领华北五省后发行的货币，俗称“联币”。1938年起，日军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禁止法币在北平流通，必须兑换成联币方可使用，同时宣布法币贬值。此后法币又贬值多次，最后兑换比例降到4:1，也就是说200元法币到我们手里只剩50元联币。更要命的是，从1943年起，南北双方停止货币汇兑，父亲给我们的生活费无法从昆明寄出，只好托熟人带回北平。那时从昆明到北平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加上战争，需要辗转多月才能到达我们手里。尽管生活特别艰难，我们坚持遵照父亲“生活再困难也要上学读书”的嘱咐，五个孩子都没有荒废学业，坚持上学，勤奋读书，成绩优良。

郑天挺日记1940年5月8日：屡得家书，平寓非二百元不足用，房金尚不在内，益以房租须二百六十元，更益以汇水须二百八十五元矣，而余之所入不过三百十二元耳，今在此包饭非五十元不办，日常洗衣、剃头、零用又非二十元不办，酬应尚不与焉，月亏已四十元矣。

　　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实行同化政策，消磨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把日语定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宣扬封建道德等。那时在平津的国际性教育团体（主要是教会学校）与日军达成了协议，行政独立、学术自由，这些学校不悬挂伪旗，学习环境还比较宽松。为追求这种学习氛围，北平许多大中学生都选择去教会学校念书，我们家的孩子也是如此：姐姐郑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念书，我在西什库天主教堂办的光华女中念书，大弟克昌和二弟克晟先后在天主教办的北平盛新中学以及基督教办的北平孔德学校念书。

　　那时我们最厌恶的课程是日语课，我们班主任是个中国人，每次考试前她就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抄书，但是不能让日本人看见。”考试时老师在教室外放哨，我们在教室内抄书，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我们就把书藏起来。学了八年日语，我一句也没有记住。

郑天挺日记原件（1942年12月25日）

　　抗战后期我家同时有三个孩子在大学读书，姐姐郑雯在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我与大弟克昌在辅仁大学读书。辅仁大学学费很贵，开学以后父亲的学费迟迟没有寄来，家里的钱仅够一个人交学费，我与大弟不可能同时念书。我想大弟克昌是男孩子，今后的前途很重要，还要承担成家立业的责任，学业不能中断，作为姐姐，我决定休学一年，让大弟继续念书。第二年家里有了钱交了学费，我才继续上学。 我姐姐郑雯自幼聪明好学，一贯品学兼优，初中是北平女一中学生，高中考上京城名校贝满女子中学，大学考上伪北大英语专业。1943年大四哥（堂哥）郑廉治从重庆回到北平，目的是带些进步年轻学生去重庆。姐姐由于不堪忍受日寇的压迫，背着叔叔与郑廉治一起奔向大后方。渡黄河时遭遇日机轰炸，险些在河中丧命。至洛阳已身无分文，经别人帮助用电报通知在昆明的父亲，父亲闻讯又惊又喜。但此时昆明多数教授都入不敷出，父亲只好向好友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先生贷款，迅速寄给姐姐，使她平安到达昆明。之后姐姐考入国立西南联大外文系43班，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46年7月姐姐从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清华大学外语系四年级，从昆明返回北平途中在济南遭遇空难，不幸去世，时年23岁。抗战八年，全家人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终于盼到胜利，盼到全家要团聚了，姐姐又突然离世，让全家人极感悲痛。

郑天挺日记1946年7月14日：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姑打一电报，询张三姐雯儿是否北上。少顷，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十一时许，雪屏夫妇、杨周翰夫妇及王逊同来相慰。余详度之，若非实确，必不能列其姓名，更念雯儿向极活泼高兴，而今春来信时，有衰索意，于是为彷徨不宁，然仍不能无万一之望。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仪来，以其家刻书籍为赠，强阅之。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上午六哥来，下午君坦、公渚来，久谈，均不知此事。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小弟克扬6岁以后进入北平市皇城根小学念书，初中考上北京四中。

　　抗战期间我们家生活那么困难，五个孩子坚持读书学文化，这是父亲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圆满完成“管家”任务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全国军民欢欣鼓舞。抗战胜利以后教育部即任命父亲负责北京大学复校以及学校接收复员工作。9月，父亲从昆明出发，由于交通紧张，11月3日才回到北平。他是第一批从昆明返回北平的北大领导。

　　由于日伪统治时期，北平沦陷区成立了伪北京大学，占用着抗战前北大的全部校舍。9月，学校学生已在上课，来不及接收，教育部决定暂缓接收。父亲就只能抓紧调研、起草公文，争取在北大校园周围以及市内其他地方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以供昆明教授、学生回京之急需。

　　父亲从南方飞回北平的时候，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派了一辆车让我们到南苑机场接人。我没有去，中午有许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饭，我需要在家里与老张妈准备饭菜。父亲在一些留在北平的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拥下走进家门，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小声地叫了声“爹爹！”父亲撇开众人走近我，慈祥、和蔼地看着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四个字：“劳苦功高！”当时我特别激动，热泪盈眶，八年来的辛酸苦涩全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诉说，可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总结的四个字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与最高褒奖。当年父亲离开北平去长沙时，三个弟弟的年龄分别为10岁、6岁和3岁，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可以把他们完整地交给父亲了，我圆满地完成了“管家”的任务。

郑天挺日记1946年2月2日除夕：六时回家上供，与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养富、维勤、绍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儿共饭。饭后儿辈跳舞，并作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至二时余就寝，儿辈仍有馀欢佳兴也。不知旻儿一人在昆如何过年。

　　尾声 1946年夏天昆明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师生陆续回校，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的开学典礼。复员后，北京大学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以及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原有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基础上，增设了医、农、工三个学院，扩大为6个学院，33个学系，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成倍地增加。从此北大真正地成为当时国内专业最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1946年北大复校后的体制，仍保持原来形式。校长胡适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不管学校具体的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代行校长的部分职责。父亲作为秘书长，职责尤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长”，负责处理校内外的重大事情，所以师生们都说他是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的“大管家”。

逝世前四日的郑天挺

　　解放以后，父亲辞掉了北大秘书长职务，专职教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父亲被调整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等职，于1981年去世，享年83岁。

　　备注：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参考了《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史学家郑天挺图传》两书。

　　责任编辑：臧继贤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三)：【转载】“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按语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一版，156.00元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著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郑天挺先生，摄于1939年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梅贻琦来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11月30日昆明日记：

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

　　待到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却倒了过来，昆明物价远远超过重庆、南京、上海，如1945年10月1日南京日记：

由店家介绍至美龙镇便饭。凡唤炒虾腰八十元，红烧划水七十元，烧菜心三十元，炒肉丝五十元，干贝炒蛋七十元，什景豆腐汤四十元，花雕半斤七十五元，饭三客三十元，此与昆明、重庆不可相衡也。

　　10月7日上海日记：

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一件衣料的价格，两个月前在昆明只能买到六寸。8月24日所记昆明一日之用度：“付西红柿斤三○○元，鸡蛋十个一四○○元，晚羊肉五○○元，雯送礼四○○○元，雯用二五○○元。”足见此时昆明通胀之高了。

　　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有过一句“走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要跳三跳”来形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郑先生1943年7月26日日记：

至大街购物，有美国胰子，一处二百十元，一处一百五十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索价相差五六十元。

　　这些详细的数据，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如1943年3月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

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

　　“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而对于工资的发放，同一年的9月1日日记：

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者给报纸写无聊之文字，如郑先生1944年1月7日日记：

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觉得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高尚品格。

　　应该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中华读书报：郑先生学识渊博，那这本日记涉及学术思考内容有哪些？能举些例子吗？

　　俞国林：我们知道，当时郑先生与孟心史先生是公认的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1938年，郑天挺四十岁，正是学术展开的黄金时期。他到西南联大后，确实是打算全心研究学问的。无奈，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出任联大总务长，协调各种关系，占去大量精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郑先生还是写出了很多扎实的考订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于1946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目录后所做小记曰：

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

　　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当时几位历史系教授的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所谓“僻居无书”，可见资源确实匮乏之极。而“警报迭作、晨昏野立”更是实情，跑警报是家常便饭，且还有一套“完美的流程”（日记里记了很多次这种经历，还粘着一张日寇散发的传单，很有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因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学术界研究明史特别是南明史蔚然成风，未几而“日就衰歇”（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待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丧，民族危亡，学术界又重新掀起研究明史之热潮，将满腔孤愤寄托于此段历史之研究，希望能从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民族救亡之路。同时，这一时段的研究还体现出较为特殊的含义，即“《春秋》大义”的民族思想，实是对“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的否定，所以又有正统之辨。

　　在郑先生的日记里，也体现在这类著作、论文的构思。其中最重要的，莫若1939年夏与傅斯年先生商定《明书三十志》事，郑先生7月10日日记：

孟真来，不值，留字云：“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盖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读之惶愧，诸友相期，远逾所胜，可不黾勉以赴之耶！

　　11日日记则详细记录了傅斯年所拟《明书三十志》目录。傅斯年先生是非常看重此书的，计划五年完成。可惜时当乱世，且他们二人又事务繁杂，合作计划未能完成。

　　同是这一年年末，郑先生读方孝孺《释统》三篇及《后正统论》以及杨维桢《正统辨》，即拟作《明初之正统论》：

一述中国传统之正统论，二述杨维桢之正统辨，三述明太祖对元之态度，四述明初诸人对元帝统之意见，五方孝孺之正统论，六述方氏意见之影响。

　　此文应该没有完成。在郑先生留下来的明史讲义卡片里，有这一时期的不少卡片，其内容为“明初正统观念”，有“明初人对于世变之观念、元称金为虏、明人目元代为胡虏之言论、辽金元应为变统、金元人之正统论、方孝孺之正统论、朱子论正统、杨维桢之《正统辨》、胡翰之正统观、王袆之正统论、陆深之正统论”等论述。将授课讲义卡片与《日记》合观，我们便能大致勾勒出郑先生拟著述的宗旨趋向。

　　当代学人，倘有心，可以接棒对这些问题继续探研，这未尝不是《日记》当下价值的另一重体现。

　　中华读书报：日记常常是一个人内心活动最真实的存证，在郑先生的日记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西南联大时暨其前后的心境变化吗？

　　俞国林：读了郑先生日记，再联系到其前后的人生境遇，让人感受到郑先生这个人，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悲苦中度过的，实在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不过郑先生性格坚毅，胸怀广阔，能度一切苦厄。

　　郑先生六岁父丧，七岁母亡，即寄养到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1921年8月13日，在北京与周稚眉结婚。在之后九年间，又先后到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才算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可惜1937年2月27日，周稚眉因手术失败辞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未几而卢沟桥衅起，郑先生后来的日记中回忆此时情况：

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1940年8月31日）二十六年今日，倭虏启衅，其年冬，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1946年7月7日）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1946年7月14日）

　　郑先生是强忍悲痛，抛家别子，处理好日寇入城后之北大残局，保障了当年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北大教授之陆续到岗。

郑天挺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在日记里，郑先生对于父、母、妻子的生日、祭日，每次都登记。其对妻子的思念，可谓触处皆是。1940年4月28日日记：

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正月十五日诸友皆归，儿辈已寝，余睹物心伤，悲悼无主。偶取《金刚经》书之，忽然宁帖，百念俱寂。余之感宗教力之伟大以此，余之感人生不能不有精神寄托以此，故为亡室诵《金刚经》不下数百遍，而在北平陷落后尤多，此均无人知者。

　　看到梅花，会想起，因为郑夫人另字䒕梅；吃到扬州风味，会想起夫人之手艺；喝酒打牌过了头，会想起夫人之告诫；听闻其他女眷吵架，就忆及夫人之处世原则……

　　1942年2月21日日记：

今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五周年忌日。自夫人之逝未五月而卢沟桥变作，又一月而北平陷。余处危城者四月有半，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昨夜偶忆五年前夫人入医院情形，其悔痛又不止泫然也。

　　这种思念，似乎已经内化为一种精神，一种执念。

　　除了对妻子的思念之外，对五个孩子的挂念，那更是随处可见。遇到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有记录在内。其中有一句诗，“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先后提到三次，1946年7月7日日记：

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1943年8月14日，郑先生长女郑雯经过千辛万苦，只身一人自北平抵达昆明。郑先生对她的关心与照顾，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让人看着都感到非常温暖。1945年9月3日，郑先生为北大复员事先行北上，留郑雯在昆明继续读书。郑先生这一时期的日记，截止于1946年7月14日：

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姑打一电报，询张三姐雯儿是否北上。少顷，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十一时许，雪屏夫妇、杨周翰夫妇及王逊同来相慰。余详度之，若非实确，必不能列其姓名，更念雯儿向极活泼高兴，而今春来信时，有衰索意，于是为彷徨不宁，然仍不能无万一之望。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仪来，以其家刻书籍为赠，强阅之。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上午六哥来，下午君坦、公渚来，久谈，均不知此事。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每次校读到此篇文字，其中“两次登榻，三次倚枕”“强阅之”“弥增悔痛”“天乎！命乎！”“余固不敢以怨也”“大风雷雨，灯灭就寝”数语，都不禁动容。而一年前的1945年8月20日，郑先生日记记载道：

饭毕，偕雯儿还舍，谈考试及回家事。

　　回家，回家。如今家还在，人却回不来了。这种锥心之痛，比起九年前的丧妻之痛，更是绝望！

　　郑先生此后的日子如何，心境如何，我们很难知道。郑先生性格中有一切以学业为重，绝不能以家事干扰事业之意志，故其内心之痛苦，更是他人无从感觉得到的。但长女郑雯之丧，对郑先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到五年之后的1951年6月9日，郑先生才重开日记的写作，引首专门题一句，曰：

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所谓“新生”，就是对此前五年痛苦心路最为贴切的解释了。

　　（中华读书报记者/王洪波 本文原约11000字，本号推送时有删节，原文请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24日第9~10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四)：北大文科研究所史料

　　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研究生七、月两次举行

　　（昆明十二日电）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七七事变后，即行停顿，现定下年度起恢复工作，并开始招考研究生十名，科目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五部分，【修业】期限两年。待遇月给生活费五十元。考试分两次举行，第一次考试接收论文于七月十五日截止，八月五日考试；第二次考试接收论文于八月三十日截止，九月十五日考试。应试者于证件论文，初审合格后，即分别通知，在昆明或重庆应试。报名地点为昆明才盛巷二号。（原载1939年6月13日《申报》）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1939年）

　　一、名额 本所暂设研究生名额十人，每人之科目，应不出下列范围：

　　（1）史学部分 通史中各段，哲学宗教史、经济史属之。

　　（2）语学部分 汉语学各科，边地语言，英吉利语言学属之。

　　（3）中国文学部分 中国文学史及文籍校订属之。

　　（4）考古部分 考古学及金石学属之。

　　（5）人类学部分 物质及文化人类学属之。

　　二、资格 应考人之资格，许具备下列各条件：

　　（1）公私立大学文学院毕业者，但其他学院毕业有适当之论文者，亦得应考。

　　（2）著有论文者。

　　（3）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身体强健者。

　　三、考试 考试之程序如下：

　　（1）应考人须于报名时缴付：（一）毕业证明文件；（二）论文；（三）其他关于学业之证件（此项如无，可缺）；（四）二寸半身相片三张。

　　（2）本所收到后即付审查，初审合格者，通知其在昆明或重庆应试。

　　（3）考试科目如下：（一）口试；（二）外国语试（英法德之一）；（三）笔试，就其论文性质作为应试题以测其学力。

　　（4）注意点 初审及录取均以论文为主要，此项论文以确具工力并颇有心得者为限。

　　四、修业及待遇

　　（1）研究生修业期限为两年，但成绩优良而工作未能结束者得延长一年。

　　（2）在第一年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本校供给住宿。

　　（3）在修业期中应遵守本校各项规则，并服从导师之指导。

　　（4）在第一年修业期满后，考核成绩，其成绩及格者继续给予生活费，其成绩特优者得外加奖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

　　（5）全部修业满期后，考试及格由本校依照部章给予证书，并择成绩尤佳者留校服务，或介绍工作。

　　五、考期 为适合投考者之便，将入学考试分作两期举行。

　　（1）第一次考试 接收论文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截止，八月十五日考试。

　　（2）第二次考试 接收论文于本年八月三十日截止，九月十五日考试。

　　（3）论文随到随付审查以早缴为宜。但第一次考试中如录取名额已满，即将第二次考试取消。（北京大学档案）

　　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生考试揭晓

　　（昆明十二日电）：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届招生考试，业经举行，计录取史学部分三名，语学部分三名，中文部分一名。该所第二次招生定八月三十日截止接收论文，九月十五日考试。（原载1939年8月15日《申报》）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复学办法（1939年）

　　一、凡本校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因故障中止研究，或休学不满两年者，得依本办法请求复学。

　　二、研究生请求复学者，须由原主管导师暨本所导师或本校文学院教授一人出具证明书，证明其有继续研究之志愿与能力，经本所委员会审查核准后方得复学。其主管导师不在校者，得由本所其他导师二人代为证明。

　　三、复学研究生不适用本校新公布之招考研究生办法。

　　四、前由本校公布之研究生助学金章程暂行废止。（北京大学档案）

　　（以上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教学科研卷》431—433页。）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摘录) (1939年至1945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本校由北平迁到长沙,后来又迁到昆明。经过一年多的措施整顿,直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才恢复文科研究所。聘傅斯年为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未几傅斯年辞职,改聘汤用彤为所长。恢复的办法,决定：（1）招收研究生,(2)设立工作室,(3)成立编辑委员会。研究生招考的部门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六门。工作室分文籍校订、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英国语言、宋史、明史中国哲学与宗教七室,各由文学院教授负责主持。由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本所各研究工作室都有些论文提出来。编辑委员会印行的油印论文有二十种：

　　1.《唐代俗讲考)(向达) 2.《言意之辨》(汤用彤) 3.《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4.《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5.《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6.〈王命传考)(唐兰) 7.《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8.《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政烺) 9.《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朱自清) 10.《汉崖墓题识“内”字之一解)(高去寻) 11.《张江陵书牍诗文解题举例》(陶元珍) 12.《释衅》(许维遹)

　　13.《唐贞元册南诏使袁滋题名拓本跋》(容肇祖) 14.(元曲作家生卒新考》(吴晓铃) 15.《院本考》(叶玉华) 16.〈现代英文诗)(英文)(谢文通) 17.《国语中的语音的分配)(马大猷) 18.(周末的音名与乐调》(张清常) 19.〈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崇武) 20.《论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德文)(陈忠寰) 在这几年间,除室内研究工作以外,还有两种出外调查工作。一种是考察西北史地,一种是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考察西北史地是在一九四二年。当前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时候,本所也参加合作。八月向达先生由昆明起身,九月到兰州,十月抵达敦煌。在敦煌停留九个月,先后考察阳关、玉门关遗址,敦煌近郊的古城古墓,和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等地的古迹。又一九四四年五月西北史地考察团开始发掘敦煌、民勤、张掖、武威等处古墓,本所研究生阎文儒前往参加,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才停止。这两次所作的考察和发掘,有很多崭新的发现,他们另有专篇记载。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罗常培先生曾经利用旅行的机会做过三次小规模的调査。第一次,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大理旅行的时候,调查了摆夷、傈僳、么些、俅子、怒子、那马、民家几种语言,并且把所得俅子语的材料整理成《贡山俅语初探》。第二次,一九四三年一月到大理讲学,除去把第一次所记的材料重加审订外,又找到两位能说山头、茶山、浪速语言的发音人。末了又把他们带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记录下来很多词汇和故事。第三次,一九四四年七月,因采集大理县志资料又到大理去了次,这次调查工作完全以民间话为重心。总计所调查的有兰坪、大理、宾川、邓川、洱源、鹤庆、剑川、云龙、泸水各单位。此外袁家骅先生也曾调査过峨山窝尼语、路南阿细语和剑川民家语。合起来说,收获很多,而且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添了一张新页。

　　另外，文科研究所在抗战时期也培养了一些能做研究工作的人员。由一九四一年度到一九四五年度先后毕业的研究生有二十人,现在把他们的论文题目写在下面

　　一九四一年度七人:

　　马学良:《撒尼倮语语法》

　　刘念和:《史记汉书文选旧音辑证》

　　周法高:《中古音三篇》

　　王明:《合校太平经导言》

　　杨志玖:《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

　　任继愈:《理学探源》

　　阴法鲁:《词与唐宋大曲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度四人:

　　逯钦立:《诗纪补正》

　　董庶:《相和乐考、吴歌西曲考》

　　王玉哲:《玁狁考》

　　高华年:《黑夷语研究》

　　一九四三年度二人

　　王利器:《吕氏春秋比义》

　　王叔岷:《读庄论从》

　　一九四四年度五人: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魏明经:《唐宋间理学的先导》

　　王达津:《尚书中代名词之研究》

　　胡庆钩:《叙永苗族调查报告》

　　阎文儒:《唐代西京考》

　　一九四五年度三人:

　　李荣:《切韵音系中的几个向题》

　　殷焕先:《诗骚联绵字研究》

　　方龄贵:《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

　　摘自《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七卷,第一号,1950年7月

　　（以上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教学科研卷》574—576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全书（1995年）中国历史[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北京大学所设研究文史哲等学科和培养研究生的机构。1918年初创。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所文史部。沈兼士、刘复先后为主任。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该所于1939年在昆明恢复，1945年随校迁回北平（今北京）。1952年停办。历任所长有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等。该所学术资料丰富，工作范围广泛，其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尽相同。历史、考古两方面的工作，有整理编纂清内阁档案，参加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工作并整理所获居延汉简，参加1942～1943年和1944～194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甘肃考古工作，整理所藏甲骨、封泥、古钱、金石拓片，整理古籍，编纂太平天国史料，整理民国史料等。语言、文学方面的工作，有文字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整理研究，关中方言资料整理，歌谣采集整理，语言乐律实验室工作，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古籍研究，西洋文学研究等。哲学方面的工作，有中国哲学和宗教史研究，西洋哲学编译等。培养研究生是该所经常工作之一，以1941～1945年为例，任研究生导师的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唐兰、罗庸、杨振声、汤用彤、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四年中毕业研究生二十余名，出版物有多种专著和《国学季刊》（1923.1～1952.12出至七卷三号）。该所停办后，所属研究人员及所藏学术资料分别归入北京大学有关各系、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田余庆）

　　任继愈《北大文科研究所师生生活杂忆———纪念罗莘田先生诞辰 100 周年》

　　马亮宽（聊城大学图书馆）《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关系述论》，载《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刘泽华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五)：摘抄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六时至共和春，贺郑桐荪女公子（按即郑士宁）于归陈省身典礼。

　　《大理访古日记——西南联大师生赴大理考察》收入《大理市文史资料》第九辑，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2》。

他是“无问西东”的原创者，撰写清华校歌歌词，他是溥仪的数理化老师，梁实秋的国学老师https://item.btime.com/m_2s21slel8jt

　　苦难中的高贵：那些清华名教授的夫人们https://mini.eastday.com/a/170701123741259.html

　　郑桐荪——中国数学界元老级的前辈https://www.toutiao.com/i6394937943588340225/

　　南开校史资料https://www.douban.com/note/497055271/？type=like

　　云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

　　从"九级学生"这一点，可推断出许奶奶应该是1933年入学，清华学校自1928年改制为清华大学， 1929年毕业的为一级，以后逐年类推。（现在的北京清华则按照入学年份称为几字班，如2007年入学就是7字班了。）

　　曾经的清华学生许留芬小姐嫁给了浙江义乌出身的王新明先生，1949年初与转职赴任的许凤藻将军一起离开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许同学成了许 教授——台北商专的会统科主任，著有《会计学原理》、《英汉汉英会计学辞典》等大作。至今该校仍设有"许留芬奖学金"。所以"唱歌只是混口饭"，对于著作 等身的奶奶，简直是理当如此。

　　还不止此。奶奶是许将军的长女，她还有一位令弟许倬云（1930无锡—），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今最著名的华人文科学者之一。同 时也自1989年起担任CCF基金会（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的美国分部主任。著名的旅美学者陆扬、冀小斌，都曾经受益于这个基金会的奖学金。

　　葛利普，德日进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2006534/

　　百年地学路 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77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