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读后感摘抄
《腹地的构建》是一本由[美] 彭慕兰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80，页数：4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是好书，可是你把译者马俊亚老师的家乡写成江苏冰阳，这失误太低级了吧。
●运河消失、黄河成灾后社会不同组织结构发生的变化。用鲁西北和鲁西南做对比解释了插叙格局下，地区强势乡绅和缺乏乡绅会带来的变化和问题。 也能理解菏泽这个省内唯一贫穷的地级市起因黄河改道。作为黄泛三角地带被所有的运输网隔离，八个县是百年黄泛的重灾区。五年三灾，一次淹没耕地相当于一个县面积。荷花与泥泞是乡民的苦中作乐。 济宁作为两百年前的省内第一大市，人口密低过大。到了民国精英陆续外迁，地区统治阶层还在。缺少发展和物资匮乏让基层更加保守。常年黄灾和缺粮重税，基层乡民逐渐外逃成了廉价人力出发地。 与之相比的聊城和德州，缺乏有效联防组织和区域乡绅阶层，纷争不断械斗成了常态。新物种引入和铁路兴建给了希望。
●三四章写得比较好，虽然不免有后见之明的地方，整体来说还算扎实的。老美的书，可资借鉴的就是方法论和逻辑，就这写方面来说，我国学者确实不行。文笔和学识不如五四前的知识分子，逻辑和方法论不如歪果仁，这就是你国学者的现状。/这分明是本政治经济学著作，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作者自己也这么定位自己这本书。研究历史的方向是和学者所受的方法论教育分不开的，然而，以史为鉴这一点确是共通的。
●读起来很让人唏嘘。旧版翻译有很多问题，日本文献那块简直就是灾难。新版请老师专门修订，日语文献请日语编辑重新查询修订。对于国家与地区社会、经济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显然彭师有着很强很“正”的个人见解。常读常新。
●因为翻译，扣一星
●美国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先生的博士论文，相较于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大分流》里的宏大比较分析，这本书的研究主题与视角更为聚焦，关注晚清民国时期，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之下，华北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地区（书中被称为“黄运”）从兴盛到衰落和边缘化的过程。在相关史料相对零散和稀缺的情况之下，作者能够拼接出黄运经济社会变迁的框架与全貌，其史料搜集、梳理与分析功力让人叹服。译者本身就是国内社会经济史和区域社会史的知名学者，其关于淮北地区社会生态变迁的研究论著，刚好在主题和线索上，跟本书形成呼应。而本书正文之前长达30多页的译者序，也很好地提炼和概括了本书要义。相较于十二年前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本书修订了之前的一些翻译错误和不太通顺之处，值得推荐。
●有启发。
●看似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区域案例研究，但问题意识来自更深远的学术背景，追溯上去可展开许多讨论，这可能是本书最富启发的地方。
●“由于采信自强逻辑，政府重视的是那些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贸易顺差及通货储备的产业，而不是那些在经济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善百姓生活、造福芸芸众生的项目，其特征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国家的贸易逆差”。自强逻辑的症结在于，它是单一的。社会活动的特征往往是以聚合态的形式呈现。社会的丰富性意味着单一评价体系引导出的政治风险，比一味遵循古老传统路径，来得更可怕。信贷、农业、交通背后的自强逻辑，导出了生态危机、民众起义的反政府行为。现在，关于GDP与自强逻辑的联系，就显得不言而喻了。什么是“不忘初心”？这是领导者的政治自觉，也是社会的历史担当。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一)：不是任何腹地的地方
作者勾勒的那片区域不是任何地方的腹地，不是京城的，不是内陆的，更不是常常提到的华北的。在中华帝国时期，那一片狭长区域并不特殊，或者说无论传教士的渗透、列强的入侵以及各种不同原因的民变，都未曾以那片区域为中心。所以这个构建，真让我有些惶惑。但越是这样一块中华内陆的尴尬区域，就越给了西方学者剑走偏锋的机会，看看近年来西方汉学家出版的著作，几乎都走同样的路子——专找中国人忽视的地方下手。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二)：简评彭慕兰《腹地的构建》
断断续续的读了三个月，翻译上的确有很多拗口之处比较难理解，不过不妨碍本书的观点非常值得深思。作者以”黄运“为主要调查对象，主要指大运河和黄河交汇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部分地区，探索了自晚晴以来国家政策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以及对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生态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自古以来黄河泛滥一直困扰着中央中央政府，而黄运区人口稠密，山东河南河北都是内地的人口大省，每年中央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在黄运地区治理河道，修复运河，实现黄运区的稳定与发展。然而随着近代列强入侵，打破了中央政府对于原有政府使命的延续，而是将注意力和资金政策等倾注在沿海地区的新式武器、工厂、海关等“现代化”产业，也导致黄运地区交通生态经济等全面恶化。而近期大量研究表明，晚晴政府和南京政府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对于能够实现经济大幅增长的高效率事务很有成效，然而抛弃了传统中国官僚对民生灾害的投入，使得该地区的民众逐渐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离心离德，最后选择了参加革命（义和团也是源于此地区），选择共产主义，侧面也说明了我党在广袤的腹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本书提醒我们，政府的职能不局限于发展经济，在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治水、灾害防治、军事防御方面做的不好，其实是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大。也提醒我们，政府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于沿海发达城市，落后甚至贫困的腹地，更值得当局者去关注。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三)：随感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的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感觉到，我虽然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但是对这片土地充满了肤浅与错误的认识和理解。Man are born ignorant，not stupid。既然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就要努力地改正嗷。 第一章关于信贷和货币的看不懂嗷，没有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知识，完全不明白。 第二章关于鲁西北和鲁西南对于推广美棉的不同结果作了系统论述这论述太棒了： 西南地区地方精英势力强大，他们如果与省政府合作以他们的手段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西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棉花产地； 虽然河运经常泛滥但同时也使水资源充足； 而且泛滥以后导致没有旧的种子，而美棉与土棉的杂交会造成产量的下降，农民又有使用旧种子的强大惯性，这一不利因素反而更有利于劝农所推动美棉种子的发放； 南方的纱厂对棉花有极大的需求； 西南地区人口稠密，他们本该有更强大的动力去获得更好的收益。 可是多的优势并没有使西南地区推广美棉，反而是更加劣势的西北地区成功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又？ 西北地区没有形成有利的本土精英，导致省政府的政策更容易执行下去。而西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有强大的地方精英，美棉的推广会使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灾年对平民的救济）转移到省劝农所和农业协会，他们宁愿放弃相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也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同时还有一个极度容易被人忽视却异常重要的方面：黄运的崩溃导致黄运地区更难获得燃料来维持生活，而普通平民燃料的极大部分来源于丰收以后的拾荒，而美棉的成熟季节会晚两个星期，这既可能造成大量拾荒者对美棉的抢夺使得美棉种植者颗粒无收，又会让大量的平民缺少足够的燃料来过冬———虽然他们已经很缺乏了（本地只能提供所需燃料的百分之二十）而北部地区因为靠近海边更容易得到来自东北和海外的木材以及其他可以被作为燃料的东西（虽然也只有百分之30多的人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燃料） 而且西南地区匪患严重，这导致交通极为不便，无法拥有一个稳定的与外界交流的环境，人们偏爱食物的倾向胜过对经济利益的倾向。 第三四五章都是讲黄运的崩溃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和试图弥补但是最终大多数失败的措施。 其实即使军阀混战时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也是比之前增强了的，最明显的就是国民政府的税收比晚清要多出很多。但是效率非常低而且大量浪费。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本身的能动性，但是它的效率绝对要远比国家机器低的多。民国时期政府主动放弃了一些职责比如治理黄河而将其交给社会，而社会又没有足够的视野、技术、协调能力去造成这项任务。造成了社会资源政体的极大浪费。而且政府把关注点放在了沿海地区工厂，铁路的建设，他们认为那些工作更有效率，因此放弃了黄运的治理。可是黄运的崩溃带来的环境恶化导致可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交通的崩溃带来的运输成本的增加，灾民问题，以及社会对黄运设施耗资巨大却成果轻微的日常维修，以及自身合法性的消失等系列问题，即使是最谨慎的评估，维持黄运的收益也远超出那些所谓现代化建设的盈利。 人太容易脱离现实而陷入理论和言语本身了，真的要时刻反思自己是否被理论所蒙蔽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理论也是为了现实而服务的，拿意识形态去解释现实使它符合理论，没你好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四)：当彭慕兰写《腹地的构建》时
“加州学派”是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界的一个学术流派。说是学派，但它大概只是一个对几位年轻学者较为松散和概括性的统称。他们的观点新颖、相似，研究方向相关，却又时常相互批评。他们并没有形成封闭性的学术理论，称为学派似乎比较牵强。
彭慕兰是当中的佼佼者，其他人则包括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和万志英（Von Glahn）等。而彭慕兰也在《腹地的构建》中引用了王国斌的观点，这也算是一种相互唱和了吧。
西方的历史学家似乎都会从中国学者惯常忽视的地方着手，彭慕兰也喜欢这样的剑走偏锋。最近他做的研究跟泰山神灵有关，他也正在写着一本关于中国产权与土地问题的书。而在《腹地的构建》中，他关注的是一片没有官方划定的区域，他称之为“黄运”，大概包含了山东远离沿海的西部、河南东北，以及河北的东南部。大运河与黄河在这里交错。这里因运河而兴，也因运河而衰。彭慕兰关注的就是这片区域衰败的过程。
尽管着眼点选得生僻，彭慕兰的视野却很广阔。这种广阔既有历史维度的广阔——他更倾向于将他的研究范围拓宽到数百年，同时也有跨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中解释这片地区的衰败。所以他引用的观点，不仅有沃勒斯坦的
汉学家们似乎都喜欢这样。他们的着笔点是那么一两个历史上的个体，然后一章接一章地将他放大，放大成宏大的历史观。他们还会寻找这些个体当中的某种潜在的联系，将不同历史时期里不同的个体串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伊沛霞就从宋徽宗身上剖析了宋代的社会生活、政府活动与架构，以及艺术成就。孔飞力则通过一系列的叫魂案件分析乾隆皇帝所遇到的正统性挑战。他还将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反清宗教的活动和政府官员对皇帝旨令的消极应对相联系，构筑了那个时代清政府的危机全貌。
当彭慕兰写《腹地的构建》时，那大概是上世纪的80年代，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有足够的兴趣，就连他妻子在法学院的教授都感到困惑，那时日本才是全世界瞩目的国家，他却将兴趣投向了中国。那是因为他预感到，中国将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出乎所有人的想象。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走着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在那个时候认识中国是困难的。彭慕兰的手头上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美国学者的著作。当时的西方还没有对中国当代学者的著作投以足够的关注。中美之间横亘在太平洋之上的学术上的隔阂即使到现在都还没消除，更遑论当时。幸运的是他在博士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日文阅读能力，这样能帮助他在中国的这个近邻的资料库中淘到有用的文献资料。
但这一切都是新颖的。他所看到的中国，即使是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不仅城市与乡村之间截然不同，即使是两座城市也像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彭慕兰到过北京和上海，也踏足过甘肃。但他最终还是将研究放在了更缺乏关注的“腹地”。
当时的西方汉学家，都受到过费正清“冲击与回应”理论的影响。这几乎是一个绕不过的影子，出现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但不管是他还是“加州学派”中的其他学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希望摆脱费正清的影响。因为他们都在反思，中国是不是真的像费正清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没有自我变革的动力，而全赖外来的冲击，带动变革。即使是费正清，也在他的晚年逐渐改变他的观点。
王国斌尝试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19世纪以前寻找答案，而彭慕兰则坚持将研究目光放在19世纪。这不知是不是一种对费正清的直接“叫板”。在学术和人文交流上，可能用“对话”一词会更为贴切。
所以彭慕兰没有选择研究中国的沿海，因为那里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太深了，也没有选择甘肃，因为他认为外国人甚少踏足的那里几乎没有收到帝国主义的“冲击”。在《腹地的构建》中，他重视本土因素自发的变革动力。黄运北部的城市商业阶层较多，距离商品市场更近，因此在地区经济衰退中更锐于变革。鲁西南地区受传统士绅集团的影响更深，也远离商品市场，在经济衰退中更加无可适从。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因为它有着剑走偏锋的研究视角和极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但是译者马俊亚教授的翻译水平着实让人捉急。书中的很多句子依然让人看到英文长句的味道，让人绕来绕去，云里雾里。这也是笔者刚刚毕业进报社的时候几位领导对我的批评。“而…而…而”，而来而去不是在写诗，是在写绕口令。阅读体验不佳可能也会影响此书的受众程度，脱胎于博士论文本就注定了它的枯燥，并不流畅的翻译水平则让它的文字更为生涩。
如有机会找到此书的英文原版，我也会再认真读读。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五)：“善政”的经济学
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去山东菏泽做过一次市场调查，在一周时间内踏访了菏泽及其下属的巨野等五六个县。对我这样从小在上海郊区长大的人来说，这一经历是震撼性的，第一次意识到黄淮平原上农村真实面貌与我所熟知的“农村”竟有这么大的反差。回来后，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菏泽行》，反思这个800多万人的义和团发源地之一，为何人均收入不仅在山东省内垫底，甚至距倒数第二的滨州也有不少差距。文章发出后，一开始没多少人注意，但忽然有一天底下就来了一堆菏泽人大吵起来，他们中有些认为我抹黑了他们故乡，有些则认为我切中时弊，还有些则悲叹菏泽多年来发展滞后，但认为这不该归结到当地社会的因素，而只是因为“国家不扶持”。
这种说法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认为某些沿海城市之所以发展得好，仅仅是因为“国家政策倾斜”，而自己家乡滞后仅是由于没能争取到上头的支持。说实话，对这种“等、靠、要”的心态，我很长时间里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不过，在读了美国加州学派历史学者彭慕兰的名著《腹地的构建》之后，我得承认，自己原先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这本书的书名已经表明了彭慕兰的基本观点：黄泛区这样长久以来被视为贫穷落后“腹地”的地区，是近代以来逐渐被“构建”出来的——换言之，这就像诸如“黑人都很懒惰”之类的偏见一样，这种乍看上去像是本质特征的印象，其实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因此可以通过复原历史的方式来予以解构。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英语中所说的“腹地”（hinterland），本身就带有某种“从海上向内陆眺望”的视角，因此才使之带上了某种“黑暗落后”之类的寓意，但这一层意味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存在的，相反，那时沿海的角落才被视为荒僻野蛮之地。就此而言，“腹地的构建”隐含着双重意味：黄泛区这一“腹地”形象是被构建出来的，而这种源自西方的“腹地”观念本身就是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渗透进中国社会的语境中的。
如果说“腹地的构建”听起来有几分抽象难解，那这一进程中与之并行的另一面则人所共知——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沿海的构建”：“沿海”在中国开始成为发达、现代化的象征，正如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是从晚清国门大开、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的产物。迫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严峻挑战，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国家政策方向，从传统“永不加赋”之类的“仁政”，转向“追求富强”的自强逻辑。麻烦的是，现代化事业格外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为此，晚清政府大大强化了自身的汲取能力，而新式的产业、技术则大多建造在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沿海通商口岸），其结果，农村和内陆地区被抽取了大量赋税，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投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成型，沿海/内陆之间差距也开始拉大，那些被现代化遗忘的腹地自此被视为固守着传统产业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封建落后”地区。
简单地说，现代化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是对所有地区的所有人都是好事。事实上，现代化在启动之初往往动摇了社会原有的传统结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积累下来造成非常不均衡的发展，于是有些地区的有些人从中得益更多，而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人甚至过得比以前更悲惨了。在世界现代史上几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样的景象都反复出现。日本现代化进程远比中国顺利，但即便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新产业也集中在城市，农村在提供劳动力和税收的同时却得不到发展，直至二战以后情况才开始好转。中国并不例外，沈艾娣在《梦醒子》一书中已经证明：华北农村的贫困化实际上是晚清以降现代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政府并不是“崩溃”了，而是国家在强大的压力下，把资源转移到了其它地方。
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也别无选择：原先帝国政治旨在维持一个静态的礼法秩序，但为了应对列强的挑战却不得不转向一个更注重动态和效率的政治结构。正如樊铧曾证明的那样，明清运河体制捆绑下的中国已经出现技术锁定，也就是说，如果国家继续维持原来的制度而不转向沿海，那么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它将无法实现现代化。彭慕兰说的当然有道理：国家政策的重新定向，以牺牲腹地为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贫穷地区的服务，无法有效地响应当地民众对“善政”的需求，这最终造成了民众疏远了现代国家。然而，晚清的衮衮诸公难道不知道吗？并不是。当时就有很多传统士人激烈抨击这种一味追逐富强的做法，连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曾抨击杨度的“金铁主义”不过是“聚财讲武”，根本忘记了“民生隐曲”，因为在儒家思想中，为政最重要的是“仁义”而非“财利”。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形太复杂，火烧眉毛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执政者们顾不上去设想这些做法可能造成的长远后果。
这个后果，最终被证明是极其严重的：从经济上，黄运地区陷入广泛的贫困，对其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环境上，由于水利失修使得农业产出下降，这导致人们进一步掠夺稀缺的柴草燃料，而使林地、地力产生了严重倒退乃至生态崩溃；从社会层面上说，这往往使人们为了谋求生存而转向更保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最严重的是在政治层面：由于背离了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对“善政”的普遍伦理需求，人们在被放弃之后开始出现了对国家的疏离。由于政府在维护公共秩序、治水、救荒、安全保障等传统使命上的缺失，这些陷入困境的地区只能依靠自救，逐渐对国家产生了失望，当革命者为他们提供其它选择时，他们最终抛弃了这个政权，转向拥抱一个能为他们提供更好承诺的新中国。
在这一点上，彭慕兰显然深受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的影响。根据该书的洞见，“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而当东南亚的殖民政权背离了这一点，其统治仅仅表现在“以牺牲村民利益确保其收益的能力”时，反叛和起义就爆发了。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中追求效率与传统政治中“追求稳定”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像一个企业人浮于事，效率很低，但它却给了人们赖以为生的工作机会。英国经济史学家R.H.陶尼曾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中对1931年的中国农村作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容：“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证明，国家忽视这些人的境况，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地人没有任何选择。彭慕兰通过对历史细节的仔细梳理，证明即使是在黄运区内部，不同地方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结构，最终也使得它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北部由于缺乏财富集中和强大的地方精英，并且有靠近天津的地利，因而当地社会还比较能接受现代化，融入到更大的网络中去；但在黄运南部的菏泽地区却很难渗透，当地人敌视外来者，既不大能接受传入的现代化事物，而且与当地集镇之间的联系也极少，他们更喜欢孤立在自己的村子里活动。这种缺乏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们很少去寻求外界的机遇，即便偶尔能接受送上门来的农业改良，也不大愿意主动外出打工。没有这种开放性，无论是农业改良、新技术还是新文化，就都难以推广开来——至少，就算推广也会比别的地方慢。
或许可以说，这就像是中国腹地与沿海版本的“大分流”：在一个决定性的进程中，不同地区选择走上了不同道路。不过，它们的命运之所以不同，除了彭慕兰所强调的因素之外，恐怕至少还需要考虑战乱（这在近代对内地的破坏比对沿海城镇大得多）、当地初始的市场化条件（腹地城镇化率和商品化程度较低），以及尤其重要的，现代交通的影响。别忘了，阿拉伯半岛商路的迁移、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及欧洲近代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都曾造成经济重心的巨大盛衰变迁，这可不是因为有哪只看得见的手施加了影响。由于坚持国家注意力的转移造成了黄运区的贫困化，彭慕兰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地原先的境况，强调其境况“本来是极其优裕的”——但事实上，他所描述的拾荒等“掠夺式生存策略”早已存在，鸦片战争前周石藩在《共城从政录》中就曾说过，河南当地妇孺在麦收之时拾麦为生乃是“习以为俗”，甚至“颇有盗窃攘夺”。
尽管如此，这个案例研究的结论仍然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在市场形成中的角色：哪怕是晚清民国这样一个中国政府非常软弱的时期，国家也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推广、信贷支出等方式施加影响，正是这影响到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国家应当像一个无微不至的家长一样负责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养生送死”，但现代化国家却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存在：它是抽象的、难以打交道的，更注重经济增长和运作机制的维护，而不注重“善政”所应有的伦理内涵，即维护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和公平正义。这其实不仅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1980年代以来欧美政治中同样存在关于这一点的深刻分歧，作为一个左翼历史学家，彭慕兰的问题意识或许正是由此而来。
不过，如果说中国革命是这一持久经济危机的逻辑结果，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是各国都曾有的现象，但未必都最终走向革命，为何是在中国如此？前些年美国内陆腹地各州的选民抛弃主导“沿海自由开放”的民主党而投票给极具保守倾向的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差别只是晚清民国时代黄运区腹地的农民没有选票来确保自己的声音被主政者听到。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忽略了自身传统的使命，还在于缺乏一个机制及时纠偏，以至于问题积重难返到只能摊牌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上对社会基层缺乏渗透，所谓“礼不下庶人”、“皇权不下县”，因此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可能原本就是主政者的盲点。一如王汎森所言，“ 从晚清以来新政、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启蒙人物都呼吁新政或现代化将造福国家与人民，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下层百姓往往是新政或现代化政策的损失者或受害者，最常见的情形是国家的新政或现代化往往会加重财政或其他负担，故其心识中每每产生一种反对的心态，这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惰性或抵制性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在从上而下，或从国家全局的视角俯瞰之下，往往不容易发现或了解这种心态。”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政治中自古重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近代更注重“民意”，然而除了传统所谓“巡访”之外，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常设机制保证下情上达。
长久以来，对县以下的乡村政治，原本就是依靠乡绅的社会救济和自我维持，而各地也缺乏欧美那样独立的地方财政收入。黄运区腹地在近代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没有一个分税制度来确保基层政府有效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传统中国的地方政府缺乏这样的财政基础来实现自治，其结果是欠发达地区更依赖国家在分配资源时的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在国家层面“扶持发展”后发地区。正是由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自治能力较差，人们才愈加依赖国家“政策倾斜”。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即便在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下，人们对国家的角色仍然抱有某种伦理期望，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这或许可以说是“传统仁政的现代性”。
*已刊2018-06-15《第一财经日报》 --------------------------------------------------------------------------------- 勘误： 按，本书中文版初版似译误较多，现修订版译后记中译者自称“说实在的，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水平，本人皆不适合翻译”，这当然不免过甚谦逊，但这次再版，虽已经校订，确实仍有几处漏网之鱼： p.81：清末和民国时期山东地图：图上兖州和沂州标反了，应对调
p.81，清末及民国时期山东地图.180：[恩县农村]从80多英里以外的泰安引进人口：按两地距离约160公里，合100英里 p.205：1931年的中国海关报告称河北省仅有1/38000的地区还有森林：当时的河北省不包括森林较多的今冀北张家口、承德两地而包含天津，故主要是今冀中、冀南的平原地区，但即便如此，此处的说法仍如下文所言是“难以置信”的，当时河北约有12万平方公里，而1/38000地区有森林意味着全省仅有4平方公里有森林，这着实不可思议，毕竟河北省境西部的太行山脉还是有不少林地的，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