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的教育》读后感10篇
《感官的教育》是一本由[美] 彼得·盖伊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页数：6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感官的教育》读后感(一)：谁是格伦迪夫人（Mrs. Grundy）?
普通读者对十九世纪人们性爱态度的理解大多来自于花样百出又易于接受的小说。维多利亚时期，上得大雅之堂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纯良无辜的面貌。盖斯凯尔夫人的《妻子与女儿》里，仅仅是私下传递情书就能把平静的霍林福德镇搅得风起云涌，而在特罗洛普的《巴彻斯特大教堂》中，求婚者斯洛普不过是提及了对方“秀美的头发”，就引得被求婚的寡妇“一阵恶心”，并结结实实赏了斯洛普一个耳光。
十九世纪西方中产阶级性爱观念的保守特质似乎已成定论，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性爱文化进入了一个“格伦迪夫人的时代。”（The Age of Mrs. Grundy）。也许是出于对某种特殊历史观的偏好，人们一向对“时代”（age）的概念情有独钟。在丹尼尔•笛福将热衷于冒险与发现的十七世纪称之为“设计者的年代”（The Age of Projectors）后，塞缪尔•约翰逊则将小说兴起的十八世纪称为“作者的年代”（The Age of Authos）。至于十九世纪活起来的格伦迪夫人，则来自于剧作家托马斯•默顿（Thomas Morton）所成功塑造的舞台形象——一个干涉别人私生活的假正经的代言人。这一令人捧腹的舞台形象经久不衰，显然暗中契合了这一时代对于性事讳莫如深又乐趣私下咀嚼的道德风潮。
自然，谈性色变、“男女之大防”的性爱观早已激起了各路攻击，同时也引发了各种颠覆性的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曾评论萨克雷的小说是“将美人鱼的尾巴藏在了水面下”，一些学者则试图将十九世纪性爱观“纯良无辜”的尾巴拎出水面看看。在弗洛伊德提出“性压抑”假说后，福柯部分地否认了这种假说，他试图表明“更复杂得多的有关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事物并不仅仅被压抑。”彼得•盖伊在煌煌巨著《感官的教育》则带给我一种体认：他是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名目下从事着与福柯相近的工作。自然，盖伊不厌其烦地谈到，他的书写理路与学术渊源来自于弗洛伊德的诸种概念，《感官的教育》中不时蹦出“时代的超我”、“阳具崇拜”、“俄狄浦斯情结”、“阉割”之类的词，但他全然抛弃了“性压抑是一切心理扭曲的根源”之说，以如椽巨笔全景式地展开了十九世纪感官经验的风俗画卷，繁花过眼，庞杂漫漶，最终端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布尔乔亚经验远比它被假定的表达更加丰富；它包括男女两性之间大量的感官体验，以及隐蔽环境下一定程度的直率。”（p539）
虽然都颠覆了“性压抑”之假说，福柯与盖伊的研究路径到底是泾渭分明的。更多的，福柯是在语言层面上展开了对感官经验内在的机理、结构以及运作模式的探索。在梳理性经验史的过程中，他发现性压抑“假象”与性话语的膨胀、爆发的呈现一种矛盾运动，人们一方面将性压抑在法律与道德之中，另一方面却不断用正统的话语谈论、探讨与刺探性，这是一个拧紧的权力-快感螺旋。而盖伊则是从现象层面不断深挖边缘性材料（私人日记、家庭通信、医疗诊断书、家庭手册、宗教小册子、文学与艺术作品），对感官经验进行了一种外在的、全景的、素描式的呈现。在格伦迪夫人的面孔下，他发现了夫妻私信之中充满性挑逗欲望的言说、发现了文学家中为了谁先写到“月经”一事而发生的争讼、发现了热衷于调查和对比的医学界对于性高潮或者儿童手淫而展开的研究……无疑，盖伊不预备从结构的角度去描绘这些现象的动因——这似乎也是他对弗洛伊德的一个背反，他放弃了单一的驱力学说。以一位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他强调“考据”更甚“义理”，史料的占有量本身就铸成了难以撼动的证据。无路如何，有一点是二者殊途同归的：福柯与盖伊都呈现出19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内在复杂性。
福柯曾在《性史》中谈到，18世纪末，性成为一种要求整个社会肌体及几乎所有社会的个人把他们自己置于监视下的事情。这里三条坐标延展：教育（以儿童特殊的性为目标）、医疗（妇女的性生理）、人口统计。从史料挖掘与划分的角度来看，盖伊显然走得更远（甚至，他不无炫耀或者惋惜地说：“我所查阅的书目远比这里例举的要多”）。《感官的教育》是一场历史文化资料的疯狂大汇编，是一只咬住自己尾巴的环形贪吃蛇：它始于少妇托德情色日记的曝光、终于纳撒尼尔•霍桑妻子对于亡夫日记的删削。这其中，洋洋洒洒地谈到了针对女性性爱感觉与性行为习惯的调查研究、新女性的觉醒以及恐女症的国际性危机、早夭的婴儿与怀孕的意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生育控制观念史、性启蒙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于手淫充满谬误的诊断、人们对于喂奶月经等身体事件的探讨、对待艺术作品中裸体的态度、色情作品的诞生与覆灭、家庭观念的变迁……溯源穷流，管弦繁奏，看上去几乎有些贪婪了，盖伊想要一口气把他能想到的（在书中，他也常用这样的表述：“我想到一个故事”、“我想起一个事例”）所有现象融入他的丹炉中。在他的笔下，十九世纪的人们撕破了缄默与羞耻的文化面纱，贬黜了种种臆想出来的冷淡的神话，以绝对的热情言说、讨论与剖析着自我的身体、激情乃至欲望。我曾猜想，他所提到的每一个现象，几乎都可以敷衍出一个精巧的结论来，而他所做的近乎目录学式的工作，又为研究十九世纪文史的人留下了何等宝贵的财富。
如果说霍姆斯鲍姆把历史的现象往后拉了一些——他声称，很多看起来古老的传统，其起源往往是相当晚近的，且是在最近被发明出来的，那么盖伊则试图把历史的现象再往前回溯一些，他的观念与霍氏相反：保守的性爱观与道德严肃性，早在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前就已经确立了，其中一些观念甚至可以前溯到一两百年前。在过去与当下的错层中，始终飘荡着一个幽灵，这就是“性别麻烦”的事实。男性对女性的假想、歧视、物化与压制，从时间漫长的纵深处而来，始终缠绕在盖伊观察到的各种性爱现象中。它与那些热情洋溢又大胆的经验表达相遭遇时，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诚与真的对抗、虚伪与坦荡的峙立。
饶有趣味的是，盖伊不偏不倚地呈现着时代中的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抨击，甚至追索着弗洛伊德的足迹问到文化虚伪与文明长久的关系。听起来多少有些功能主义，他坦言：“文化虚伪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宿命”（p497），毋宁说它是一种于文明长久持存的重要衡量。史学家们的任务倒不能如文学家——这个名单可以从福楼拜、龚古尔兄弟一直列到易卜生（顺便一提，盖伊在书中爆了太多文化界名人的私料）——对这种虚伪大加讽刺与鞭挞，他们选择了一种颇为隐微的方式：了解它的发展程度、精确形式、载体以及防御作用。
因而，以盖伊为代表的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倒不是“谁是格伦迪夫人？”因为他们大概更好奇，“格伦迪夫人”长啥样？
《感官的教育》读后感(二)：从隐私中“创造”真正的历史
文/严杰夫
“我坚信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5年冬天在维也纳大学介绍精神分析方法时曾如此说道。包括这句在内的维也纳大学讲课内容，此后被整理成书，成为了那本著名的《精神分析引论》。
作为创始人，弗洛伊德亲自见证了精神分析学派从创立到鼎盛，再由分裂而衰落的整个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在罹患了口腔癌之后选择安乐死的心理学大师，一定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最终连同二战的炮火，湮灭在了历史的河流中。后世也确实有学者作出过这样的判断。资深心理学出版人约翰•科尔在传记《危险方法》中即作出下面的结论：“我们今天所知的精神分析学派带着它自身固有的那些矛盾，终于走向了衰落”。
诚然，在治疗领域，精神分析或许确实由于其缺陷早已不再被心理医生选为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在其他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却出其意料地落地生根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文学和历史学。不用提D•H•劳伦斯的代表作《虹》让心理分析派文学一鸣惊人；在历史学领域里，心理分析方法更是为大名鼎鼎的法国年鉴学派贡献良多。直到今天，精神分析法依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它帮助历史学家打开一扇不同寻常的大门，以洞悉特定时代里的大众心理。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感官的教育》是盖伊晚期的代表作——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中的第一部。这部巨作的时间跨度自19世纪初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涵盖了整个19世纪，就是许多学者所提及的“维多利亚时代”。而盖伊在这其中考察的，是这一个世纪中，资产阶级文化发生的变迁。
在盖伊看来，这一变迁极为复杂，也就很难用传统的历史考察方法加以描述。这种复杂一方面表现在内容上。盖伊认为，在那个时代中，“求爱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对手淫的恐惧和体罚的观念、对女性的描绘和建筑的品味，还有其他诸多的文化特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型”。不过，这一系列转型并不统一，很难总结出一致的倾向或特征，而是“有时是难以察觉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辨认”。不同领域所发生的不同趋势的变化，加深了这个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变化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这种复杂还体现在概念的定义上。正如盖伊指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难以捉摸、难以界定。他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涵盖了“医生、商人、教师、家庭主妇、小说家、画家、政治家等群体，还有因为经营有方而获得一定经济独立和社会声誉的工匠，更有为数不多的贵族……”这样一份庞杂的人物清单，一定会颠覆我们以往对“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固定观念，马克思们的教科书中的“资产阶级”相较之下显然单纯太多。
这样的复杂性也就给盖伊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化全貌，提出了巨大挑战。由此，盖伊另辟蹊径，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着手，通过历史人物的书信、日记等私人资料，来分析他们的内心及其与外界的交互，借此勾勒出19世纪社会独特的一面。
既然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基础，可以想见，对于研究对象的性心理分析，也就成了《感官的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不过，与心理学著作里那些若隐若现的名字相比，盖伊在书中列举的却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在整部作品里起到线索作用的案例是梅贝尔•卢美斯•托德的私人日记。梅贝尔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崇尚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同时渴望社交”。22岁时，梅贝尔嫁给了大卫•派克•托德，后者和她父亲一样是一位天文学家。梅贝尔结婚前后的生活在表面上同时代大多数资产阶级女性并无不同，但她显然更具有外向性，她是社区里的活跃分子，并有一段引人瞩目的婚外情，其中的诸多细节均被梅贝尔详细地记录在日记里。
或许，对于梅贝尔的后人来说，她的日记是令家族感到尴尬的记录，正如盖伊写道，“尽管她有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意愿，她还是伤害了丈夫以及女儿”。但对于盖伊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尴尬的文字却具有巨大的资料价值和启示意义。在盖伊看来，梅贝尔这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物，正好作为探寻利亚时代资产阶级内心状态的导游。借此，进一步延伸触及到维多利亚时代普通市民的爱情和欲望、充满张力的两性关系、以及在道德的压抑下社会成员又如何调整自己的性心理状态。
盖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社会细节，其中有人们对待手淫、堕胎和避孕等性行为自以为是的看法，也有城市资产阶级对女性职业最初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出，在心理层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就呈现出了一种过渡状态：大多数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道德立场，女人的根本职责是生育，手淫、堕胎或避孕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开始更加注重自我发展，并更尊重个体对人生和命运的自我选择和把握。
我们可以看到，在盖伊那里，跟随在梅贝尔后面的，既有像她这样籍籍无名的资产阶级成员，也有像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法学家莱斯特•沃尔德这样被记录在案的社会菁英。然而，无论在成长背景和社会地位上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社会心理上却拥有同样的状态：努力适应和传承祖辈传递下来的道德观念，同时又开始尝试在释放和抑制个人欲望之间寻求平衡。这正是盖伊在《感官的教育》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坚力量寻求到的共性。
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中，盖伊曾提到，“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这样的研究哲学指导着盖伊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找到了撰写《感官的教育》的灵感。对于盖伊来说，“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比起发现真实的历史显然更为重要，但这种历史往往藏在人们最私隐的地方，只有借着精神分析这一许多人眼中的“伪科学”，才能创造成功吧！
《感官的教育》读后感(三)：米歇尔•马森：《感官教育》事实上也是作者与自己的对抗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期，即使是文化历史学家也很难给出一个明确有趣的概括。但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性文化是一个特例。这些事情是确定的，但又不平凡，至少对它的理解与一种普遍的认知大相庭径。
彼得•盖伊在其书中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对性不是无知的、隐晦的、拘束的、虚伪的。作者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时期展开叙述，计划用第一卷来描写这一时期的性。经过审慎的思考，Gay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性文化值得关注。《感官教育》事实上也是作者与自己的对抗。由于历史的框限，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时期被粗略的提到。与此同时，在该框架下的大量有关性文化的文献展现出了行为和态度的多样性，促使从内部瓦解。
《感官的教育》的努力在某一层面上打断了我们对于维多利亚主义的一种传统态度。它以一种不情愿的感觉来得更强烈，带来更颠覆性的趋势：促使读者好奇是否文化历史必须抛弃有前途的领域——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大量事实的积累和相互矛盾的假说使这个研究特别显著。Gay从英语、美语、法语以及德语中寻找来的如此多的不为人知的材料使得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会成为资深历史家的主要资料。
——美国作家 米歇尔•马森
《感官的教育》读后感(四)：苗炜评《感官的教育》：对时代变迁最原始的反应
我在手机上看到一篇题为《开房经济学》的报道，文章说，在北京，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内，1067家连锁酒店中有超过1万对年轻男女“用身体唤醒沉睡的客房”。好几个APP都瞄准了这个“开房市场”。文章中规避了“情人旅馆”这个说法，而是用“主题酒店”，说有一个主题酒店的房间以“纽约时报”命名。放下手机，我拿起一本书，书名叫《感官的教育》，接着看梅贝尔·卢美斯的日记，“1879年5月15日早上，我和我的至爱吃过早饭，来到第14大街第1234号房，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爱的时光。”这位美国女士的浪漫日记，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了布尔乔亚阶层妇女的感官体验。从某种角度看，性与爱是所有经验的起点，是对时代变迁的最原始的反应。
梅贝尔·卢美斯·托德（1857-1932），出身于拥有良好声誉的中产阶级家庭，能弹琴，绘画，写作水平也不错。父亲是天文学家。或许出于恋父情结，她22岁嫁给了同为天文学教师的丈夫大卫·托德。她热爱文艺，与奥斯汀·狄金森保持了十余年的情人关系。奥斯汀比梅贝尔的父亲小一岁，是典型的“父亲般的情人”，他们的恋情一直到1895年奥斯汀去世为止。而丈夫托德是妻子通奸的同谋，他为妻子的幽会提供便利，还会陪他们一起旅行。原因在于，托德自己也不忠于婚姻，他们的婚姻处于OPEN状态。梅贝尔将自己的情色经历记录下来，传给家人，经由史学大家彼得·盖伊的阐述，成为现代人精神变革的一个标本。
《感官的教育》是彼得·盖伊的皇皇巨著《布尔乔亚经验》的第一卷，中文版分上下两册，共600多页。而《布尔乔亚经验》共有五卷之多，是彼得·盖伊精神分析文化史的代表作，作者为布尔乔亚画像，“在过去的任何时代，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会比资产阶级更加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关注外表、关注家庭和关注隐私；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曾经为自己构筑如此之高的防御壁垒。”
彼得·盖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0年，在耶鲁大学执教20年，《感官的教育》一书附录的参考文献综述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素养。这本书涉及的主题包括情爱性爱、婚姻关系、医学发展、性启蒙与性教育、两性斗争等等。盖伊指出，在布尔乔亚的社会秩序中，自我控制的能力至为重要，然而布尔乔亚又为自己的神经紧张而焦虑，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疾病。作者说：“所有的文明开化，即使是最不严苛的，也强要本能驱动力作出牺牲，虚伪是所有文明都必要的特性。”
这本学术著作并不难懂，因为其中的女主角梅贝尔·卢美斯，用日记勾勒出她的人生轨迹。在她年轻时，她就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此后的生活中，她竭力维持了自己的个性。在她心中，欲望，拥有自身的权利，“性欲只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一种本能，在我看来，它甚至比渴了就要喝水更符合自然天性。”她还会认真思考——“老天为什么要让女人有才能？女人有才能对她们来说是荒谬的。为了利用她们的才能，她们就不能结婚。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被给予两个相反的角色，同时将她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今天，如何对待性爱、女人如何平衡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依然会引起无尽的讨论。诚如作者所言，人类的性体验好比是一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心理和生理的戏剧，有成功，也有失败，新鲜的诱惑与记忆混杂在一起，各种无法言喻的欲望与社会规则纠结在一起。各种蛰伏的无意识相互冲突，可能因为被激发的欲望而复活，从而使得性征服之路犹如真正的性爱充满了各种刺激与冒险。
许多人认为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与精神风貌，和维多利亚时期扯不上，但彼得·盖伊告诉我们，那时的行为与态度其实是今日的源头，先辈梅贝尔·卢美斯写下的性爱日记在今天的钟点房中依然被隐秘地续写着。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杂志2015年10月上刊
《感官的教育》读后感(五)：“所有人都是伪君子”
1898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如今，在性的问题上，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伪君子。”此话说得尖锐。在弗洛伊德看来，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文化虚伪”，也就是高水平的道德标准迫使人们压抑本能，于是就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和人格畸形。一般公认，这种“文化虚伪”以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典型。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开篇就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维多利亚女王与“王夫”阿尔伯特亲王伉俪情深，育有九个儿女，向来是贤妻良母的形象。中年守寡后她郁郁寡欢，长期穿着守丧的黑色服装，以致于黑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时尚色”。但是，孀居女王与男仆约翰·布朗的绯闻一直流行了一百五十年，似乎不完全是向壁虚构。
时代风尚如此，1886年，在把《安娜·卡列尼娜》译成英文时，译者出于谨慎，保留了其中一个关键句子的俄文原文，维多利亚人对此事的通行表述是“有趣的状况”；1901年的译本选择了委婉的“我有了”；直到1918年才能直接翻译成“我怀孕了。”编辑们兢兢业业地删除着不合适的字眼、句子与段落，哈代等作家的作品都被如此“净化”过。继承人们毫不客气地焚毁含有“粗俗”内容的日记与书信，狄更斯的书信、霍桑的日记，都被如此“处理”过。在1857年，英国制订了《淫秽出版物法案》，同年，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人因“违反公共道德”在法国被起诉。但是，令后世震惊的是，恰恰是保守的维多利亚人私下阅读着最色情的地下出版物，偷偷售卖色情文学与图片的小型文具店和雪茄店获得暴利，“19世纪的色情作家迎合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欲望：恋童、恋物、乱伦、兽欲、同性恋、甚至是性欲高潮时的谋杀。”而拜伦、缪塞、霍夫曼、莫泊桑等今日文学史上的名作家，也都有色情小说归到他们的名下。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固然在发现维多利亚人的“虚伪”方面颇有进展，但是对维多利亚文化的解读还是存在着若干刻板成见，譬如说，为了满足性欲，丈夫都包养情妇，经常光顾妓院或者猥亵孩童；而妻子都腼腆温顺，尽职尽责，但都是性麻木。故作正经的布尔乔亚以一种羞耻综合征的态度对待床笫之事，不能享受其中的身心愉悦。正是因此，当美国犹太裔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以“维多利亚人的性”为主题的巨著《感官的教育》，引起的轰动与争议都是巨大的。
在历史学界，盖伊以“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的文化史”而闻名，他试图在笔底实践“心理分析史学”。早在五十年代，他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的学说，七十年代又在西新英格兰精神分析协会接受了完整且正式的精神分析课程的训练。虽然颇有同行——比如盖伊曾经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学专家罗伯特·帕尔默——对“弗洛伊德主义”不屑一顾，但是盖伊坚决主张把心理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或者说在心理分析观照下进行历史研究。实际上，第一部心理分析史学作品是弗洛伊德本人写于1910年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二战之后作为新史学的一支，心理分析史学确定了用精神分析学说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活动。虽然八十年代西方有“弗洛伊德过时论”，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不能获得充分临床证据、他武断地过分强调性的动机、精神分析疗法对于严重精神病患者无能为力等等，但是盖伊十分“老派”，他认为“这种历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承认社会世界对心理结构的显著影响，甚至是对无意识心理机制的影响。”与其说他关注的是历史上个体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毋宁说他关注的是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及心态变化，尤其重视这种群体心理机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盖伊精神分析风格的文化史，以1984-1998年间出版的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最为著名。在这套煌煌巨著中，他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作了全面辩护，主题广泛涉及性爱、暴力、自我认知、教育理念、文学艺术等诸多精神与文化领域。所谓布尔乔亚，其定义本身就充满紧张关系，严格说来，阶级是多种欲望和焦虑构成的一个大家族，“不存在一个惟一的典型资产阶级：不道德的企业家或精明的工程师和胆小的杂货店主或迂腐的官员一样，都为资产阶级树立榜样。敢于冒险与谨小慎微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特点。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否定性品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劳工，以及披上中产阶级外衣后的忧虑和不安。”书中的男男女女是医生、商人、教师、家庭主妇、小说家、画家、政治家，还有因为经营有方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声誉的工匠，更有为数不多的贵族——尽管他们的真正身份令人生疑，但他们的姿态却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姿态或者心态，盖伊指出，就是“虚伪弱懦地盲从于专制性的公共舆论的摆布，家庭是他们永生难忘的教育者，日记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心世界无声而谨慎的慰藉。在过去的任何时代，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会比资产阶级更加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关注外表、关注家庭和关注隐私；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曾经为自己构筑如此之高的防御壁垒。”
在五卷本之首的《感官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书中，盖伊以私人日记、家庭通信、医疗诊断书、家庭手册、宗教小册子、还有艺术作品等等能够传达无意识倾向的文本，“突破”了布尔乔亚的“防御壁垒”，集中展示他们最隐秘的感官生活，展现在道德戒律和物质可能性的压力之下，性本能冲动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盖伊坦陈，书名来自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一方面，福楼拜与这部小说的关系，本身就可以进行精神分析，他将自己对音乐出版商马于斯·施莱辛格夫人的情愫，投射为小说中主人公莫罗对阿尔努夫人的一往情深，这一点早已被精神分析派的文学批评大加解剖。另一方面，福楼拜曾说“我要写这一代人的道德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感觉的历史。”想必盖伊对此心有戚戚。他指出：“《情感教育》写了一个年轻人成长的编年史……在自我和超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提供了大量不断更新、而又矛盾重重的经验教训，社会既滋生着情感，又抑制着情感，简言之，社会教化着情感。”在这种教育之下，主人公莫罗身心分裂、性与爱分离，恰符合弗洛伊德的判断：“有爱情之处无欲望，有欲望之处无爱情。”
《感官的教育》以一位美国女士的情色日记作引子，以证实“维多利亚人”的性爱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般索然寡味。梅贝尔·卢美斯·托德（1857-1932），一名布尔乔亚妇女，从容不迫地、大胆地、详尽了记录了自己的情色生活，并将该记录原封不动地传承给了她的子女。梅贝尔出身于拥有良好声誉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天文学家。或许是恋父情结作怪，她22岁嫁给了同为天文学教师的丈夫大卫·托德。梅贝尔自己在地方的公共领域小有名气，除了是家庭主妇，她还是作家、演说家、编辑——是最早评价和编辑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人。梅贝尔与艾米莉的哥哥、奥斯汀·狄金森——阿默斯特大学的财务主管，保持着十余年的情侣关系。奥斯汀只比梅贝尔的父亲小一岁，是典型的“父亲般的情人”，他们的恋情一直持续到1895年奥斯汀去世为止。耐人寻味的是，托德是妻子通奸的同谋者，他不仅为妻子的幽会提供便利，甚至还会陪他们一起旅行。原因在于，托德自己也不忠于婚姻，他乱伦、一夫多妻、甚至有可能是同性恋。那么梅贝尔与她的丈夫和情人是否在维多利亚式氛围里身败名裂了呢？并没有，窃窃私语是有的，但他们依然是布尔乔亚社会的中流砥柱。
《感官的教育》洋洋洒洒，中文版达六百余页，涉及情爱性爱、婚姻关系、医学发展、性启蒙与性教育、两性斗争等等主题，跨越家庭史、身体史、心态史、文化史。盖伊指出，在布尔乔亚的社会秩序中，自我控制的能力高度发展，但是布尔乔亚又为自己的神经紧张而发愁，焦虑，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疾病，也是将他们中的较脆弱者送进弗洛伊德医生的诊室的终极原因。不过，盖伊又通达地指出：“所有的文明开化，即使是最不严苛的，也强要本能驱动力作出牺牲，‘虚伪’是所有文明都必要的特性——哪怕它是无意识的。”
无疑，由于本书主题过于宏大，细节又过于丰满，难免使人有身在此山、难窥全貌之感，有些批评说：盖伊先生关于19世纪的弗洛伊德式旅行，长于丰富多彩的实例，短于缜密严谨的分析，启发性大于说服性，是实在之语。2015年5月12日，彼得·盖伊在纽约家中辞世，“工作狂”终于安息了。同行们或许对他“德裔犹太人弗洛伊德主义”的风格略有微词，但对他每部巨著后面的“参考文献综述”则心悦诚服，是的，他从18世纪开始“旅行”，一路走到20世纪，长于发现也长于总结，他是最令人敬佩的“地图绘制者”，每一种重要文献和著作皆有评述，特别是那些从英语、法语、德语中找到的不为人知的文献，足以成为后辈的知识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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