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二千年》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政治二千年》是一本由张纯明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一)：政治学or政治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新东西带来的一瞬间喜悦已经无味，反而是那些随着你久了的，一直抱着睡觉的枕头，一件只有在家才会穿的小衫，或者时而出现在案头的书签，常常带你出神。小书馆的书读起来就会有种怀旧之感。
政治是个复杂的话题，历史上关于政治的故事数也数不清，而今天仍在进行着。中国人独爱政治，擅长谋略，中国上下五千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留给了政治，那些王侯将相、成王败寇，或功成或名裂，演来演去不过是这薄薄一本小书。
集权与分权的制衡博弈，幕僚官吏的长袖善舞，如今来看有些事情仍旧是旧酒装了新瓶。中国近代百年屈辱，迫使更多人去思考体制的弊端，去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只是学习制度容易，培养精神难。今天这样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历史，文化，太多因素造就。口号式政治，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文字即是行动的终点，这些在今天只是换了个形式继续存在着。能不能改变，该不该改变，哪种政治就是好的政治，理想国是否存在，作者在70年前回答了。在今天会有人直面这些吗？
抛开书的内容不说，用言简语言回答这么一个复杂问题实属不易。在那个年代的治学之道可见一斑。书中偶有故事值得回味。比如关于廉洁。这本是基本要求，在今天也奉为最高标准。看来冥王在选拔干部时思路更清晰一些。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政治的书。很散。想学一学这个离我很近又很遥远的东西。然而政治并不是政治学，政治学绝对解释不了政治。加入人性这个要素，一切学都无法用学到了。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二)：短小精悍，回味无穷
中国政治二千年，很大的标题，但是作者却作的是小文章——他的目的不在做一本中国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而在指出自秦汉到现在中国（民国二十八年）政治的特点和动向。而这，正是最初吸引我阅读此书的。
本书正文只有六万余字，很适合一口气读完。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和中国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到民国二十八年，中国依旧没有走出农业社会，走出生产家庭化的阶段，所以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要改变中国，不仅要有新的制度，而且要有新的法律观念、新的行政观念、新的政治道德。制度是可以从外国借鉴的，但是观念道德则必须本土生成。
作者认为中国虽有大一统的传统，但因为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大一统一直只是种理想的状态，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直不够紧密（余窃以为这点，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得到改观）。中央与地方必须有明确的职权划分，而这个又必须建立在合理化的财力分配的基础之上。这个，我们至今还在努力中。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风气（名教、倾轧和高调）是士大夫阶层的风气，因为士大夫的风气决定了二千年中国的政治风气，可谓肉食者鄙。而政治风气也是与中国社会农业化或工业化程度低紧密相关。这个，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希望随着社会工业化，政治风气也可以有大的改观。
全书其实有一条线，贯穿其中，就是中国的政治，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密不可分的，唯有改造经济社会，才可以真正转变中国的政治，真正的早就一个强大的中国。
最后，附录两句作者的原话，我认为这两句到今天依然适用：
制度是可以模范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养这种制度后面的精神，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其结果是理论与事实扞格不入，计划与事实凿枘难通。
我们的文化力量的伟大是没有人能否认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自豪。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三)：《中国政治二千年》读书笔记
版本信息：张纯明：中国政治二千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3月版。
读书时间：2015/11/19
绪论
1、依照页3引冯友兰先生的话，可知：中西文化所差之处，不在地域或人的本性之差，而在于历史时期和阶段的差别。这一说法的确比此前的“动静说”，如胡适等人所持观点，高明一些。此一说法不至于使人联想到中西人的本性之差，而重点在于后天之经济社会等生活的具体差异。此乃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精神。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资本主义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实在不是一对可以对立而论的概念，实乃历史的两个阶段的概念。而且，在我这里，社会主义的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的阶段在后，资本主义必将替代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讲的替代和今日官方所讲的替代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仅仅是一个结果，而非我们的目的。如此说的道理是在对资本主义所指的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的一种判断的基础上确立的，按照汪丁丁的说法，资本主义实乃人类合作扩展秩序的别名而已——而且是某种误读的产物。故而，资本主义非西方所有，资本主义非西方本有，资本主义非西方应有。反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人类！——25/09/19
2、页9：现代的国家是法治的国家，而我们传统的儒教的政治哲学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主义。
第一章：皇帝、专制、统一
1、页14，引罗素《权力》中对权力的区分：传统权力和新得权力，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一种新得权力，因为他开了千古所未有的新政治局面。这种新局面自然要遇着不少的阻力，而使他有朝不保夕的恐惧心。他的苛政，他的焚书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现。”
2、页16引“叔孙通起朝仪”的故事，也见《史记·叔孙通列传》。兹证明儒家“正名”、“礼教”的思想，对于维持环境地位确是再好不过。——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3、页18：“中国以前虽有统一的理想，而实际上并未达到真正的同意的目的。理由是很简单：经济交通的条件不足”。（即无力控制地方，后分别阐述之）
4、页21,：辛亥之后，“秦汉所遗留下来的皇帝制度从此结束了，秦汉所遗留下来的同意观念将从此而愈见巩固”。
第二章：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1、页23：秦汉以后中枢之政，随时由君主指派人员负责，实在没有一个固定的制度。
中枢之政所以不能有固定的制度的原因，是君主不敢以大权授人。
2、页25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以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也。
3、中国的政治理论自来是取消极无为注意，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在心理上中国人认政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a necessary evil），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也难怪他们，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如果政府要雷厉风行地做事，百姓不但得不到甚好处，而且要受许多无谓的骚扰。所谓我们最高的政治理想是“政简刑清”，政府最大的使命是保境安民。实际上中国史政府能真正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的时候并不很多。（页28）
4、页31指出，清末政务改革后，新的组织自然比旧的完备了，但在添加新组织的过程中，原来的文官制度被破坏了。光绪之后，官吏任用就紊乱了。
第三章：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回顾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沿革略事，并讨论了三个问题：区域问题、职权问题和地方自治问题。
第四章：无形政府之一——幕僚
讨论了幕僚的兴起原因和分类等，以及幕僚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
第五章：无形政府之二——书吏
1、本章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政治中一直有一股非编制内的力量——书吏，他们“（吏）的地位日益微贱，但其把持操纵的力量反愈见阔大”（页57），以致他们长期把持时政，广纳财货。书吏之祸，直至民国时代已然严重，今日之政坛亦不能免于此病。张先生分析了书吏之不能革除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官吏不习政事，不得不假手于此般书蠹”；二是“案例过繁，不易稽查，书吏掌管档案，可以上下其手。
2、页64,：铲除书吏的根本办法，按清代人的看法，是引用士人司书吏的职务。后引黄宗羲言以证。慈禧曾下谕旨取缔书吏，办法有四（见页67），“然书吏制度，不是几道谕旨能一举廓清的。其结果是改立名目，而书吏实质并没有基本改变。”
3、民国后建立科员政治体系，“以前书吏弄文舞弊的事实也可以说是销毁了。但我们没有分级负责的习惯，政府一切设施，都又长官负责。而实际上处理公务的人还是科员，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政治是科员政治，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书吏政治的臭味。”最后，作者指出：“我们现在要除去县政府书吏的把持，亦惟有实行土地测量或土地陈报了”。（页68）我认为此论还是过于简单，书吏之弊当在权力之弊，在政府衙门管事太多之弊，各府衙执事过多，卷宗必多。根本之法，乃需除权力之泛滥，兴民众之自治，于政治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省各县自行处理小事民事，中央政府只总领全局，护国安民即可。唯其如此，方可政事不繁，卷宗不堆，书吏方不冗。此亦导向我所谓之“治理模式”也。
第六章：政治风气之一——名教、倾轧、高调
1、开篇引张君劢先生《立国之道》之言证风气之重要性，反复强调“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我们如果要采取某一种政治制度，我们要拿定主意，向前推进，同时要使教育政策和政治政策互相呼应，生活与制度适相配合。”（页70-71）
2、张先生十分注重经济建设对于政治风气的影响，认为工业社会的生活情绪比较紧张、积极，各人之个性与人格也比较发达，其创始心（initiative）和责任心也比较浓厚；合作精神也比较充足等。（页71）
3、他在页72里说：政治风气的改变为政治建设的基本工作。改变政治风气就是改造生活观念。我们要彻底了解我们的旧习惯、旧思想，甚至于旧道德已经大部分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了。一切传统的生活习惯都要经过新的估价，估价的标准是国家民族的生存。凡是不合于这个标准的都应该在改造或排斥之列。其次，他举文字崇拜一例说明之。文字崇拜至少有三弊：一是胡适所提口号标语政治，二是唐内（Tanrney）教授所说言论乃实行的终点，三是重视名词，喜欢用新名词、立新机关、挂新招牌。这些流弊实乃深刻，今日之政治仍不能摆脱凡此种种现象。可见今日中国政治还是这种文人政治罢了。
4、他说：中国的政治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玩意儿，凡是士大夫的身后习惯都可以蔚为政治风气。文人唱高调则为最大的流弊之一（如清议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文人主战而败，见73-74），故文人误国的讲法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
5、与唱高调有连带关系是挟私倾轧的风气，故党争内乱无数，以致国内政局动荡。（页74-78）
6、最后“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风气是中国士大夫所蔚成的，中国政治风气的弱点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点……他们的毛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小节不识大体”（页78）。
7、我们的教育还是侧重书本而忽略了做人、做公民的大道理……我们当前的亟务是改变旧的生活观念，培养良好的政治风气。（页79）
第七章：政治风气之二——贪污
第八章：余论
1、对政治目标的认识：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目标是统一。自秦始皇合并天下以后，统一为中国政治的常态，分裂是政治的变局。政治统一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最光荣的遗产……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完成这个使命，贯彻这种精神。（页91）【评：对于此一点，张先生却没有深入思考为何统一会成为中国历代政治的目标，以及其基础是什么等问题，实为遗憾。政治若以此为目标，则无法实现为全体民众服务，为促进全国全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最终目标。统一与共同利益却是部分冲突的。可参看茅于轼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研究分析。】
2、中国固有文化的最大的缺点在鄙视物质……其结果是科学之不发达，没有科学的结果是国穷民困，政治的组织不能精密，国家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统一的理想不能贯彻。（页92）
3、加强统一的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建设。（页93）
4、国家是不能离开人民的。人民的同意是国家存在的重要条件。每一个国家都包括有“强制”和“统一”（coercion and consent）两方面……在一个专制或独裁的国家里，同意的强度比较小，方式比较消极，反之，在一个民治的国家里统一的强度比较大，方式比较积极……在中国人民对政治的趣味更为脆薄。这是因为：一传统思想不住在人民对政治发生兴趣，体现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中国人民的知识实在是太低。三中国的人们太穷。仓禀实而知礼节即是此理。（参页93-95）
5、【页96结论】民治的强调：惟有民治始能使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惟有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然后统一的基础始能巩固。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四)：摘抄
第一章 皇帝、专制、统一
14：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英国学者罗素在他的《权力》一书里把权力分为两大类：传统权力与新得权力。传统权力有长久的习惯为其后盾，用不着特别的理由以维持它的存在。而且传统权力差不多都有强有力的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东西来扶持它，如果有反抗的发生，就会被认为大逆不道。传统权力比较容易保持，因为它自然地有一般人的同情与拥护。新得权力就不同了。它没有习惯为其后盾，它没有舆论的同情。拥有新得权力的人常有地位不稳固的感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现。
17：儒者的政治思想确是稳固政权及保持政权最好的方案。汉以后的皇帝，无论骨子里说信仰的是佛是道，都要表彰儒术。二千年来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儒家——遂成为历代皇家的护身符。
20：因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完备，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本来是极其薄弱，一到中央威权稍为低落的时候，野心家就会乘机而起，结果是十余年或数十年的混乱，全国陷于无政府的状态。混乱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就有强力者出，若千年表面上的统一。如此转来转去，转了两千多年。
第六章 政治风气之——名教、倾轧、高调
70：中国人的旧习惯，据张（君劢）先生的观察，是勇于私图、巧于趋避、退有后言、恩怨之私及通融办法等。有了这些习惯所以就是“大家拼命鼓吹欧美的法制，或某种主义，其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实是一大疑问”。我们对张先生的看法是极端赞同的。自前清末年到现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种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每看见西洋人有甚么新颖的主义，新颖的运动，新颖的制度，我们就想马上搬到中国来，以为如此如此，我们便可以富强起来。这种办法显然的对于某种主义、某种运动或制度的真义及背景没有深刻的考虑和了解，结果是机械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范其共产，忽而希望模范其独裁制度。旧的逐渐破坏，而新的却杂凑起来，没有一贯的条理。这固然是望治过切，急不暇择的结果，而也是对本国的需求不甚明了，以致只抄袭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仅模范其制度而不培养这种制度后面的精神，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其结果是理论与事实扞格不入，计划与实施凿枘难通。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五)：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
政治文化涉及的是人们对重要政治议题的态度和倾向，比如，如何看待国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洛克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有趣的是，张先生也认为“在心理上中国人认政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教训：“如果政府要雷厉风行地做事，老百姓不但得不到甚好处，而且要受许多无谓的骚扰。”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一以贯之的是消极无为主义，“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最高的政治理想则是“政简刑清”，而政府最大的使命是保境安民。这番分析不可不为精辟，而这种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主义形成许多恶果，最重要的就是普通民众与政府的疏离，几千年民众政治参与极弱，中国的政治舞台一直是皇帝和一群士大夫们的独角戏。张先生说：“中国在二千余年的专制局面下，人民素无政治兴趣。‘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的心理是一种消极同意的心理”。所谓“消极同意”也就是不反抗，顺从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就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中“臣民文化”的概念，而“臣民文化”的直接表现是政治上比较消极，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无力影响政治，也就更具有服从权威的意识。这种政治上的无力感带来的是对国家利益的淡漠，张先生无不深刻地总结道：“大部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总觉得揩国家的油并不算了不起的罪恶，甚至于对于善揩油而致富，有的人们发生无限的羡慕与钦佩”。这种文化一直具有很强生命力，八十年代盛行的“官倒”，侵害国家公众利益谋私利，“官倒”反而令人艳羡的群体。张先生认为，一般来说，各国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兴趣都不大，但是中国人对政治的趣味更为薄脆，其原因一在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哲学，二在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实在太低，三在于中国人民太穷，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参加政治？把张先生在八十年前为中国政治文化作的病因分析放在今天看，不得不让人深思——今日的中国实现了诸如义务教育全覆盖、拥有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拥有世界第一博士群体等等辉煌的教育成就，再不会有八十年前大部分人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情况，而中国的经济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成为了八十年前的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经济强国。可为什么我们普通民众政治参与度还是很低？不要说基层民众对政治的漠然态度，中国一批著名高校的未来精英还在最严肃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把票投给“黄焖鸡米饭”，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对政治参与的冷淡。如果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都不成问题，我想最关键的还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张先生所提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念恐怕还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组织中存在，民众不信任政府和国家，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同样也不信任民众，我们政府仿佛始终坚信“刁民”无处不在。张先生在1939年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则是“民主政治”，“我们所注意者仅此一点：惟有民治始能使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惟有人民对于政治又积极的兴趣，然后统一的基础始能巩固”，我想张先生所说“统一的基础”即是亨廷顿在《美国政治》中所提出的“共识”，只有在人民中形成政治参与和对民主的共识，我们才能真正提高民众对政治的兴趣。 当中国历史往近代推进，传统的消极政府则被积极政府所取代，出现了许多古代未有之问题。张先生概括为“职权分配”和“财务分配”问题。所谓职权问题的核心就是省与县的问题，“省政府以上级机关的地位事事要过问，县政府只是省政府的附庸，本身绝无自由处理任何政务的余地”导致省县的关系俨然是主仆的关系。而财力分配的问题的核心则是省于县的财务关系不合理，“所有固定的财源皆为省政府所占据，而县政府只有在省税附加或其他零星杂捐上做打算。”虽然张先生论述的是国民政府时期，但是这两个问题放在今天看仍然具有极大的洞察力。不过，与民国时期出现的县政府是省政府的附庸不同的是，今日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县政府是市政府的附庸，往往地级市形成资源黑洞，截流下面各个县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拉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张先生认为应该合理划分省县职权，扩大县的自由，以达到“各省各县能有平均的发展，并且省县政府可以养成自动处理政务的精神，而收因地制宜的效能”，这与我们2002年启动的“省管县”改革的思路竟不谋而合。张先生认为合理的财力分配是合理的职权划分的基础，解决合理财力分配是核心和关键所在，要让“县有独立固定的财源，具富有弹性的收入制度，以便自由适应一县的支出。”在地方债务不断增长，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大的今天，这些闪光的论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分税制改革掏空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政府的财政，虽然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颇大，但是高一级政府有驱动截留本应用于低一级政府的收入，来提供本级政府的所需的公共品支出，基层政府往往入不敷出，不得已大规模举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风险很可能超过我们想象。目前我们已经在做张先生所说的为地方政府“开源”的改革措施，即是当下大热的房产税改革，其改革的逻辑就像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任超教授所言“韭菜割完一茬还有一茬”，根本目的是为了形成一项“富有弹性的收入制度”，在土地财政难以维继的情况下为地方形成稳定的财源。而张纯如先生的洞见之深，可见一斑。 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中用一章来专门讨论政治积极分子与政体稳定的关系，可见一国内政治积极分子对一国政体的巨大作用。作为中国政治兴趣最浓厚、政治上最积极的群体——士大夫阶级，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塑造，几乎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张纯如先生却对这个群体失望至极，对士大夫阶层的批判在本书中着墨最多，也最酣畅淋漓，可以说是“最精彩深刻的失望”了。张先生对士大夫这一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做了深刻的解剖，由于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文化，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导致知识分子的知识与实物不发生关系，知识阶层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而他们的政治兴趣与热情也不是像《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文化”那样为了改善公共治理，而是“盖政治是他们的利薮和不劳而获的捷径。”在张先生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天然虚伪，“他们不能像农民那样春播秋耨，手足胼胝；他们不能如工人那样的劳精苦骨，终日矻矻。他们的生活可以说与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言行往往虚浮。这一虚浮就体现在士大夫好咬文嚼字，而作为中国政治的绝对主角，士大夫的这个偏好遂蔚然成为举国政治风气。崇拜文字本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把文字看成万能却导致了极大的流弊，此处张先生的对此种文字崇拜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其一曰口号标语政治。其二曰文字代表行为，“言论乃实行的终点”。其三曰重视名词，“以为有名词就有了实质”。此三点无不让人感同身受。窃以为在今日尤甚，每一届领袖都有主义、思想、理论，都要写入宪法，以至于宪法因为“政策性修改”而权威降低。中国知识分子爱创造名词也是一大传统和风气。特别是国内“中国模式派”某些学者尤爱创造新名词、新概念，却难自圆其说。而文字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士大夫的特长。惟有不负责任的言论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张先生这一精彩绝伦的洞见与后来埃里克·霍弗的著名判断互相契合即“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可见这种毛病是世界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张先生认为“欧美各国国民知识高，且有政治训练，反对党尽可以唱其高调，国民不敢盲从”，然而，实际上近年来各国民粹主义政治风起云涌，中国却因为政策输入渠道对民众诉求回应低而不必受民粹主义拖累，倒十分有趣。张先生还认为士大夫好携私倾轧，王安石新政的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士大夫对其妒忌的心理，无聊文人很多议论“都是对于王安石个人的攻击，与他的政策毫无关系”，如此观之，我们今日舆论场的混乱背后还是士大夫携私倾轧的那一套，好拉山头，各说各话，争端看似以某种观念而起，实则只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而已。张先生对中国士大夫有四字评价“厚颜无耻”，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风气的弱点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点，而二千余年来中国政治的不健全大部分是由于士大夫阶级本身的不健全。对于政治风气的改进，张先生的一句话吾辈应奉为圭臬——“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六)：《中国政治二千年》摘要与心得
注：【】部分为笔者心得，非原文摘抄。
* 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不同不仅在汽车之有无，而且在社会经济政治的组织与理想。
* 中古的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本位，现代的生产方式是以社会为本位。
* 商业发达的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出现即封建社会的崩溃，民族国家的产生，于是整个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都改变了。
* 文艺复兴对于希腊政治哲学、罗马政治组织、法律系统及抽象国家的尊崇之发见的重要性是不可埋没的。
* 儒教的政治哲学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主义。
* 制度是可以从国外借得来的，而观念及道德非自己养成不可。
* 自汉氏兴起以后，天下变成皇帝的私产，二千年来的专制政局可以说真正自此开始。
* 政治的统一必须建筑在经济及交通的基础上。
* 宰相以天下为己任就算目无其君，中国的宰辅制度不能成为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的症结就在此。
* 六部的积弊，在于一切案件皆归下僚之任意处理。
* 省本是官署的名称而不是地方区域。明代确定省为最大的地方区域。
* 中国的乡土观念本极浓厚，如果行政区域完全以历史疆界及地理形势为标准，更容易养成偏狭的地方思想。
* 合理化的职权划分必须建筑在合理化的财力分配的基石上。
* 书吏不能革除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者为（一）官吏不习政事，不得不假手于此般书蠹；（二）案例过繁，不易稽查，书吏掌管档案，可以上下其手。
* 中国人的旧习惯，据张（君劢）先生的观察，是“勇于私图”、“巧于趋避”、“退有后言”、“恩怨之私”及“通融办法”等。
* 政治风气的改变为政治建设的基本工作。改变政治风气就是改造生活观念。
* 文人的高调，除误国家大事以外，别无作用了。——蒋廷黻
* 人类天生富于保守性，故对于一切变革都要阻遏与反对。
* 在中国的政治上，廉吏竟同凤毛菱角一样的稀罕，亦可见我国政治道德水平之低。
* 官吏待遇薄固然为构成贪污的一个原因，而财政上没有确立的制度，正足以为贪官污吏开方便之门。
* 贪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与社会组织、经济环境、民族的道德观念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家族制度，使官吏欲廉不得，欲洁不能。
* 人性是脆弱的，生非圣贤，谁能财货当前而不动心。最重要的是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以养成大公无私的习惯。
* 法律没有舆论的后盾则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
* 贪污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欲挽颓风，非在人事及制度两方面兼程并进，同时努力，不能奏功。
* 中国固有文化的最大的缺点在鄙视物质。鄙视物质的结果是科学之不发达，没有科学的结果是国穷民困，政治的组织不能精密，国家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统一的理想不能贯彻。
* 加强统一的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建设。政治统一没有经济的后盾是空虚的，是表面的。
* 国家是不能离开人民的。国家的同意是国家存在的重要条件。
* 中国人民对于政治的趣味脆薄，是因为（一）中国传统的思想就是根本不主张人民对政治发生兴趣。我们的政治哲学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中国人民的知识实在是太低；（三）中国的人民太穷。
* 人民对于政治的兴趣即有相当的增高，而仍然没有机会去发挥其兴趣，则有兴趣实与无兴趣等。
* 所谓民主化的政治就是一方面使人民有选举的权利，一方面使其有被选的权利。
* 惟有民治始能使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惟有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然后统一的基础始能巩固。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七)：秦并天下以来中国政治小议兼及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书名起得有点大了，作者的本意并非要写一部自秦始皇创立帝制到民国年间的巨细靡遗的中国政治史，而是从小处入手，在全球视野基础上聚焦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幕僚、书吏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中国官场的风气等，使读者对中国政治初具一些感性认识。全书的议论点到即止，阐释与分析皆不深入，相当于一部启迪思考、引发兴趣的导言类作品。若将此书命名为“秦并天下以来中国政治小议兼及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或许更为妥当。
作者在书中简述了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几大因素，并指出这些因素是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因素。中国的经济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古式生产关系基础上，而西方已经建立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生产关系。二是地理因素。作者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不如欧洲优越，各民族来往不便，不利于各种思想文化交流。而且中国周边多为野蛮未开化民族，中国无法从周边习得先进文化，汲取进步营养。而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发达的商业文明基础之上，这与欧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关联甚大。地中海相当于欧洲各国内海，有利各国文明竞相交流，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有人曾经假设，如果我国中部存在一个大海或者大湖，则很有可能也会孕育出欧洲那般璀璨夺目的海洋文明。三是历史因素。书中并未探讨影响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因素为何，我揣测作者想表达的是我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消极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儒、释、道，都是拒绝进步的哲学。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回到西周，天子有道，诸侯守分。佛教是出世的哲学，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追求四大皆空，跳脱红尘。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想都不利于中国形成进步有为的政治制度。吕思勉曾说诸子中只有法家才是现代的追求进步的思想。法家最终之所以未成为中国主流思想，缘于法家毫无矫饰，太过严酷，统治者将民众完全当作机器，让他们要么打仗要么种地（《商君书》），民众在高压下易反抗。故在具体施政时须蒙上儒家长幼尊卑伦理之面纱，辅之以苦修今生、寄望来世的佛教与张弛有度、顺天应人的道家来统御民众，使被统治阶级安于现状，不再反抗。四是科技因素。作者提到的科技因素其实是经济因素的一种。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蒸汽机等划时代发明出现，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国明朝开始实行的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思想，大大延缓科技发明进程，以致中国迟迟未能从资本主义萌芽飞跃至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从工业革命起，中西方科技差距越来越大。当中国还处于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阶段时，西方已进入机械化生产阶段，并向电气化生产阶段演进，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增长。夏虫不可以语冰。正是得益于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方式，西方政治的立足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式，民众对政治有很强的参与意识，也有技术水平和闲散资金开展民主选举。中国的经济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采取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方式，民众自给自足，常常“躲进小楼成一统”，对社会事务毫不关心。以上或许是作者想要表述的四大因素。
书中提到，“英国罗素将权力分为传统权力与新得权力。新得权力因无习惯作为后盾，没有舆论的同情，（暴政）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现”。近期读《易中天中华史之女皇武则天》，初读时对武则天篡位称帝前后大开杀戒不太理解，现在参考罗素的观点，则可知历史上众多篡权者诛锄异己是出于对新得权力不稳的担忧，通过杀人来立威，巩固政权。这或许就是政治的残酷性所在。
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之观点。我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虽然比中国先进，但它并非天生就先进，而是由于西方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具备了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精神，随后将本国的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最终凌驾于中国之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尽可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在采用制度的同时须培养起参照对象一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否则这种拿来的政治制度也是不稳定的。
作者在文中指出，元朝创立的行省制度对中国后世政治影响深远。我猜想，元朝以行省制度替代旧有的郡县制度（路府州县制度），可能缘于元帝国疆域广袤，人口众多，各地交通不便，经济状况更是千差万别，而元朝统治者系游牧民族，缺乏精细化治理之能力，所以创设了行中书省这样的地方分权制度。行省制度类似西方的邦联制，但中央权力远大于地方权力，中央政府牢牢掌握各行中书省最高长官的任命权，实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基本平衡。明朝统治者为更好实现中央集权，在元朝行省制度基础上将一省权力一分为三（布政使司主管民政，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三司”互不统属，各对中央负责，可谓“用心良苦”。另外，书中提到行省制度默认一省行政长官的税收包干权，每年向中央政府缴纳规定数额的税收后多余部分可自行支配。那么，我国建国后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各地方政府财权较大，是否受到元、明、清时期行省制度的影响呢？
书中还别具一格地分析了幕僚、书吏等“台面下人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令人大长见识。作者指出，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有利于阶层流动，不会令权力限定在少数人手中，但这些入仕为官者不谙日常公务，只能依赖幕僚、书吏等“专业技术人员”为其代理政务。官员由科举选拔，幕僚、书吏却是世代罔替，亲友相荐，可谓“铁打的小兵，流水的官”。因此，我揣测中国政治的表里是割裂的。表面上，朝廷官员自上而下都是由礼部选拔、吏部考核、皇帝钦定的；实际上，幕僚、书吏等官员“助理”在具体施政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名官员究竟是造福一方抑或为祸一方，皆系于幕僚、书吏之手。这是过去读史中未曾注意到的一点。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八)：学以致用
《中国政治二千年》，作者张纯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并不算是第一流有名的人物，1902年官费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尼克松同班。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任教，毕生从政，为国民政府服务。1949年迁居香港，后赴台湾，1970年移居美国，1984年辞世。
据腰封上的介绍，这本书是“中国政治学百年发展史上一步不容忽略的著作”，因为种种原因淹没于无名，今被当代中国出版社收入“小书馆”系列出版，才算重见天日。
这本书的格局，大约可比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声名很大，他那一本《中国近代史》却很小，简练通达，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开拓之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写作时，蒋廷黻已投身政治，在抗战期间的流离中完成了这部小书，手头资料匮乏，许多引用仅凭记忆。《中国政治二千年》亦是如此。“在战时首都的重庆写书最大的困难是参考资料的贫乏。极平凡、极普通的书籍在这里也无从寻觅。回忆三年前，北方各大学图书馆内写作的便利不禁感慨系之矣。”这段自序写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重庆曾家岩。
这本书名为“中国政治二千年”，却不以说明中国政治二千年的历史为职志，因其探讨的重点在“中国政治”而非“二千年”，书名的含义大约可以解为“二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全书除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七章，首章提挈纲领，讨论“皇帝、专制和统一”，继之二章讨论有形政府，分别为“中央”和“地方”，又二章讨论无形政府，“幕僚”与“书吏”，末二章讨论政治风气，一为“名教、倾轧、高调”，一为“贪污”。这样的格局，便可见其写作的初衷并不在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而在于从中国政治的历史中提炼出结论，以为当时的借鉴，学以致用的意思非常明显。这大概不是张纯明一人才有的情怀。近世中国大凡研习法政的人，无不心怀报国之志，以拯救时弊、提出建国方案为己任。即便非专门研究法政学科，亦不乏如是者。
书中不少观点有趣而值得寻味。作者肯定中国政治有“统一”的传统，但指出“所谓统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大半是有名无实”，并分析原因在于“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终于与地方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很密切，中央对于政治的控制自然是很薄弱的”。由此衍伸出结论，在言及近代地方区域的划分时，作者提出“区域之大小不足虑，最重要者是现代式交通工具的敷设”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的“统一”有名无实的观点及其原因分析，可以引发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中国的地理（土地广袤）、经济（自给自足）、交通（仅靠马力）等诸多客观条件并不利于成立一个有效的大一统的国家，何以却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而“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用尽聪明才智勉力维持大一统的格局？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自来是取自消极无为主义，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在心理上认为政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a neccessary evil），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有趣的是，中国人在坚持了两千年“小政府”之后，却一举成立了最大的政府。有一说清末改革的实质是清政府由传统社会的小政府向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大政府转型的过程（《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参酌历史，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着近代以来救亡的紧迫，导致中国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小政府的国家，矫枉过正地选择了大政府的道路。
论及名教，作者指出“崇拜文字”在政治上发生的不良影响，其中一种就是“把文字与行为看成一件东西，如果有事该办，我们政府的办法是，一纸公文命令下级机关‘遵照办理’，下级机关也照例一纸呈覆，此时就算一件照办了”。虽无确凿的证据，但此种结论至少有一半是可信的，因为它在今天的政治实践中仍依稀有影。我对批判这种现象没有热情，我所关心的是这导致一个麻烦的问题——文书档案有多大的可信度。我大学时学“历史文书”，被“等因奉此”折磨得不轻，老师说公文流转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活动的过程，写毕业论文，便是全凭文书档案为据，自觉没有佐证，只能是自说自话。
本书使用的纯正的现代汉语，洗练而干净，毫无文言的痕迹。由此我忽而想到一个问题，近代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据我凭看过为数不多的书所见，学英语（或法语德语等）的人的白话文风格与学日语的人有所不同，而学俄语的人，可谓是独树一帜。俄语文法繁复，由此决定了其表达可以无限精确，进一步决定了其译成以含蓄模糊为美的汉语后出现了许多“长难句”，看上去十分啰嗦。窃以为由俄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与“党八股”的形成未必没有关系。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九)：很耐看的一本“小书”
五六万字篇幅，如何解说中国二千年的政治史？说起来似乎不可能，但这本小书真的做到了，还挺好看。当然，你会说这肯定会挂一漏万，这话果然不错。但对于不是专门做政治史的人而言，举重若轻有一个轮廓，得其精髓，真的蛮好的。
一、 结构之美
先看书的结构：
绪论
1. 皇帝、专制、统一
2.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3.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4. 无形政府之一——幕僚
5. 无形政府之二——书吏
6. 政府风气之一——名教、倾轧、高调
7. 政府风气之二——贪污
余论
怎么样？有形政府依附于机构，无形政府依附于人，进而就是弥漫于政治（官场）之风气。
每一层都包含两章，中央与地方，幕僚与书吏，关系与物欲，两两对应。
如此具对称之美的目录，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展读之冲动？
二、 警句迭出
书虽短小，却不乏中外之比对和历史之传承，呈现出来的，是清晰的认知和精到的文字。以下仅举几例。
秦始皇留下了“皇帝”名号和“统一”的观念。“革命运动终于辛亥年间成功，秦汉所留下来的皇帝制度从此结束了，秦汉所遗留下来的统一观念从此而愈见巩固。”
中国没有欧洲那么幸运。“环绕着我们的各民族，其文化都在原始或近原始的态度中，不但不能给我们所需要的刺激和模仿的榜样，而且助长了我们民族妄自尊大的心理。”
中枢之政没有固定的制度，其中原因“是君主不敢以大权授人”，生怕尾大不掉危及王室；与此对应地就是“宰相不敢以天下为己任”，宰辅制度不能成为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
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文字成为唯一的政治工具，借文字挑拨是非是士大夫的惯技。 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士大夫的特长。一二人的私言遂一变而为天下的清议，禀国钧者（如李鸿章也）不敢不受清议的支配，导致最后结果无法收拾。“大言误国，以邀美名”。甲午中日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 抗战背景
此书出版于1940年，自然会有抗战的色彩。很多议论都是围绕外抗强敌而生。
“当外来势力向我们猛进的时候，我们又是在满清统治之下。”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不是满清，同盟会就不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强敌压境国势危急的时候，以革命而消耗元气，减低了国家对外的力量。
“把这一次抗战与甲午中日战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四十余年间，中国政治的统一、国民对国家意识确有显著的进步”。甲午之役是李鸿章与李鸿章之战，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当时各省对战争漠不关心——败后有当事者致函日军，求放还两广的军舰，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对比之下，这次抗战则为中国历史上自来所未有的全民抗战。
还有，我感觉，全书前面三章非常客观冷静，文字松弛，但到最后两章，因为常常论及时政，故而笔端紧张，文字情绪化了许多，激昂、愤愤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