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影评10篇
《大同》是一部由周浩执导，耿彦波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常所说的纪录的话语指纪录片用于交流的影视语言活动。纪录片里的公民话语则是通过视听语言展示的公民权利基础上表达的话语。这种公民话语的表达不同于意见领袖，主流价值，或精英话语。它是民主社会公民表达权的体现，是公民用自发的方式表达自身的利益情感文化诉求，不论这种诉求出于公益私益，或好或坏。通过纪录片话语分析公民话语的表达，能够从传播者，受众，媒介环境，传播制度等方面分析公民表达权发展态势。
一、新闻纪录片中话语模式变迁
中国传统纪录片的话语模式可以分为叙述性话语模式与展示型话语模式。
展示型话语模式强调对象所处时间空间的真实性，主要通过画面，史料，采访等第一手资料推动故事发展。《二十二》《看见》更加注重镜头语言，强调叙述对象时间空间的真实性，解说词配乐让位于第一人叙述，重在通过还原原貌说理而非直接抒情。在展示型话语模式中，公民话语得到一定的表达，公民话语在媒介上的表达又塑造了不同的媒介形象，影响着社会群体形象塑造。如《二十二》慰安妇对镜头叙说自己的经历，《看见》里同性恋者向记者表达自己的不安与情感。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公民话语在媒介的表达是社会议题表达的一部分。公民话语在媒介上表达得越充分，其引起的社会关注也越多。
从新闻纪录片的话语模式与内容来看，展示型话语的纪录片数量正在逐渐增多。主流价值体系的新闻专题片更侧重于回归公民话语，而非一味的自顾自的宏大叙事。近年来，许多纪录片正在寻求叙述性与展示型话语模式结合的最佳的表达方式。比如《舌尖上的中国》里的国家话语，《穹顶之下》里的精英话语，都在寻求一种抒情与叙事的结合。
二、《中国市长》叙事策略与公民话语表达
《中国市长》是一部典型的展示型话语模式的纪录片。首先选题上，《中国市长》聚焦于城市建设中的市长形象，将城市面貌，市民，拆迁户，官员全部纳入叙事范围内。在拆迁建设这一最有争议的事件中，塑造了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同市市长形象。叙事结构上，采用平行并进的时间顺序，把三位主要的拆迁户与耿彦波的工作平行叙述最终交汇。拍摄视角上，周浩采用平等的参与者身份以“人”的视角去观察纪录事件。拍摄者既是记者，摄影师也是参与者。对于一部政治人物纪录片，拍摄者周浩没有采用主流宣传的正面角度去解读市长耿彦波的政绩，而是从耿矛盾的根源：文化大同的理想与拆迁户，与官僚体制的矛盾入手。通过故事性的镜头语言，可以观测到五种不同的公民话语表达。
1.钉子户；挖土机下躺着的拆迁户哭着对耿彦波说“我是个病人，为什么不能让我住上房”。知识分子拆迁户对镜头无奈说“我是该教育孩子用法律保护自己还是做一个逃亡者呢”。在耿彦波的镜头里，与拆迁利益相关的百姓用或是愤怒无奈的方式表的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一个无奈的公民总是接在耿彦波会议，出巡，或是被妻子责骂之后。这样曲折性的情节使影片更有故事性，也更加中立客观，符合新闻的平衡报道原则。
2.旁观者；与拆迁无关的市民阶层同样聚集在广场讨论耿彦波的大同古城计划。写字的大爷敬佩的说“耿彦波大笔一挥，大同古城建成了”，屋檐下聊天的市民女士不屑“吃D的穿D的有什么好不满的”，唱歌的大妈“革命重担扛肩上，D的教导记心头”。无强烈利益诉求者的市民支持耿的大同古城计划，并表达自己的看法。
3.受益者：接受了房屋补助的市民“感谢耿市长”，拿到市长签名的市长“市长签字了，赶紧走”。解决自身问题是市民的诉求所在，面对市长平等的提问并得到解答，这是周浩纪录片里记录的中国官民关系常态。
4.挽留者：耿彦波在赶赴省城任职之际，大同市市民自发游行挽留市长“挡住政府，别挡路”。大同古城计划完成计划执行一半，耿彦波职务调动，大同市与大同人民不知归途，用自发的方式感谢或是挽留市长。
三、媒介控制下的公民话语权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把话语比作权力，这种权力是指渗透于社会主体之间的支配性政治技术。他把说话者主体自身的一部分延展到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一部分，使话语对于社会主体具有支配意志。同时代的媒介大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又从宽泛意义上的媒介角度论述话语，媒介，社会的关系，强调了媒介对人的作用。从媒介角度探寻公民话语与社会权力结构，利用媒介推动完善民主社会建设，是信息时代公民社会的新的发展方向。
从字眼上来看，话语表达本身就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20世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却用权力去形容话语。权利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利是法律上赋予公民维护自身利益之权，权力是政治上支配他人的权力。媒介权利与权力时常发生冲突， 根本原因在于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其使用者是多元易交叉的。媒介被使用就意味着其同时被操控者。除公民话语权对媒介的操控外，主要表现在国家和政府，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对媒介的控制。
《中国市长》在BBC播放，其受众主要是英国人与海外华侨。由于BBC的公营性质，英国政府对其公共服务的职能非常重视。播出的内容往往经过直接管理者与选区代表监督审查。正如影片中广场的“老马”对记者的评价“他就像意大利的记者安东尼奥尼一样”，《中国市长》的播出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不同审视，是自意大利左翼记者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来对中国形象的视角转变。而在中国国内，由于社会制度与媒体的喉舌身份，《中国市长》这样的政治生态片由于公民的偏激话语与对官僚体制刻画在网络上出于封禁状态。
四、《中国市长》对新闻媒介公民话语表达的启示
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把言论自由看做民主社会的必需条件。公民话语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文革期间公民话语权被完全打压，再到信息时代的网络暴力与人肉搜索，公民话语权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了从被打压走向泛滥的趋势。从网络声讨与网络暴力里，可以看到一般而言理性的表达才更能促进社会意见的良性交流，从而推动社会意识与制度进步。因此公民话语理性表达不仅需要良好与开放的社会环境，还需要公民一定的媒介素养和法制意识。作为大众传播主体与党政喉舌的新闻媒体不仅要肩负法治意识普及的任务，还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话语表达。新闻媒介是公民寻求帮助解决问题的渠道，但新闻媒介终究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的披露者。只有在政府为公民提供合法的发声渠道下，新闻媒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辅助性的作用。如果社会民意反映渠道闭塞，那么新闻的话语表达则会充满愤怒及完全失控。勒庞在《乌合之众》描绘过这样一幅群体性失控乱象。
《中国市长》用展示型话语模式讲述了市长耿彦波与大同市民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一个体制内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市长。如周浩所说“社会话语就是纪录片的底色”。从《中国市长》中公民话语表达中，可以看到钉子户的可怜与愤怒，旁观者的不懈与支持，受益者的喜悦与感激，以及周浩的隐喻话语。这些话语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耿所处形势的复杂程度。尽管其中不乏尖锐与冷漠的话语。“我死了算了，让有钱人活着”：“吃D的用D的有什么好不满的”，这样的话语都是在当时情境下真实记录的，是观众可以通过画面与情节思考到其背后原因的尖锐话语。而且每一个负面的评价都夹杂在耿亲力亲为，为民谋利的叙事中间。从这样客观中立的叙事策略中，就算是尖锐的反动的“刁民话语”在观众眼中也会成为合理的公民话语。由此可见，公民话语的表达不一定都是文明的，但公民话语的表达都应当是合理的。用恰当的理性、甚至委婉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公民话语的合情合理，尊重公众的表达权，是周浩的《中国市长》的启示。
《大同》影评(二)：所谓的遗留问题
电影《大同》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市长耿彦波，耿彦波说他小时候是想做一个记者、作家的，从小喜欢读小说、文学作品，他的脑子里装着文化，这对他从政后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他接手一座已有1600年文明历史的城市时，他意识到这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因为煤炭开采，大同被严重污染，市长耿彦波决定抓住文化这根准绳，保留古城墙，重新将大同打造为文化之都。他写过一篇《大同赋》，称大同为“中华煤都，再现辉煌。文化名城，古韵新章。一轴双城，无限风光”，其治理理念为“传统与现代齐飞，人文共生态一体”，最后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导演周浩扛着摄影机，寸步不离地跟着耿彦波，东拍拍，西拍拍，然后在后期把一些能说明问题的镜头剪到一起，这是周浩的强项，他的前几部纪录片都是这么拍过来的，反映真实，突出问题，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像周浩这样的独立电影人应该被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他们的镜头下是最真实的世界。
影片一开始，便呈现了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同市，怪手在坦然地拆着房子，耿彦波强调，这一片得加快进度，大同的未来可等不起。但并不是所有市民都支持市长的拆房大计，拆迁本身就是个难事，这是所有急欲发展的县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居民如何安置？怎样逐一满足所有居民的要求？毕竟这些人在那个地方住了很多年了，舍不得是一方面，经济损失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很多老人。
个人认为拆迁是正常的，但强拆不正常，国家也明文规定了先安置，后拆迁，拆迁之前必须事先安置好每一户居民，让他们都得到满足，统一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了解政府的意图。本来城市的发展是件好事，到时候受惠的还是老百姓，但不能让老百姓蒙在鼓里，不声不响就拆，搞得老百姓还以为天突然塌了下来。
还有人表示不活了，拆你们的去吧，我们一家人都死给你们看。还有人说，水能撑舟，也能覆舟，政府是服务老百姓的，现在却欺负老百姓。还有个老百姓挺有学问，还知道安东尼奥尼，曾经报道了文 革，说周浩的举动与安东尼奥尼一样伟大，是有价值的，另一个人说，不同的声音是对的，这是国家的进步。我怀疑这里是周浩在自夸，但也说明了老百姓是时常饱受苦恼的，都希望境况能够得到改善。
但耿彦波算得上是一个好市长。一个城市要发展，就绕不开强拆这个事，可以说，耿彦波是既顶着上头的发展压力，又顶着下头百姓载道的怨声，他不得不拆，他将大同的文化资源放在首位，以文化促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老百姓的目光不会那样远大，他们的愿望只是生活的安稳，如果房子都没了，他们还有什么？所以百姓安置是拆迁之后的大问题。但老百姓的要求实在太多，众口难调，这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责任感的时候。个人认为镜头下的耿彦波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早上一般4点就醒来，6点前就离开家，开会开到很晚，老婆打了很多电话也没时间接，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他耐心听取居民反映的问题，按照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解决，没有完全坐视不理。作为党员干部，他的原则性很强，他说，同情归同情，规矩是规矩，你不能去挑战政府。他还说，大同是需要干活的人，不需要什么官，他还对豆腐渣工程的负责人严厉斥责。只是不知这是摆拍，还是周浩的有意截取。
但中国的体制总能把好的变坏。还有3天就2013年的时候，耿彦波被调往太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毫无征兆。
一个早出晚归、尽心尽力、不辞辛劳，民众拉横幅挽留的好市长，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调走，所有人都表示不理解，省委做决定就这么唐突？一点儿不考虑民意？有人说，这样做出大事儿了，工作越卖力，往往越倒霉。耿彦波也是无言以对，他曾说他完全不用这么累，完全可以换个闲职，但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想利用退休前剩下的时间把大同发展好，但结果又能怎样呢？他说，我在大同五年，这已经不错了，一般人也就两年，在我的年纪来说，我对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老百姓对市委领导不理解，市委对省委不理解，省委也可能对中央不理解，这一层一层的不理解，构成了中国的体制。
人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负债累累，新市长又有一套新的理念，耿彦波的那一套又会成为政府遗留问题。所以，在中国为官也是不易，不搞建设是不作为，大搞建设又半途而废，浪费人力和钱财，而老百姓总在面对政府的遗留问题。
如果遗留问题越留越多，偌大的中国还能稳得住吗？
《大同》影评(三)：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
两年前山西太原火车站前面的建南路大修，我从兰州坐火车到太原，心中痛斥中国省会城市除了把路封起来挖来挖去没有别的本领。现在2015年兰州依然堵死了，但是听说太原变化很大，火车南站很霸气，修好的建南路也大大减轻了堵车之境。我才知道这要归功于今天这部电影的主角——耿彦波。
佩服导演说服被摄对象们的支持，以至于耿在最后都忽视了导演的存在。无论导演有没有“阴谋”春秋笔法式地表达倾向，但片中的陈述还算客观。反倒想说说耿。
耿说：“人们到罗马、巴黎不看GDP，而是被其文化吸引。“这话很触动我，山西是华夏文明发源之地，地上文物全国第一，可现在人们只知道山西有煤老板，有矿难，有贪官，而我们的文化呢？这才是融入山西人那厚道朴实性格的精神内核。但中国的发展抛弃了山西的文化，所以耿要重塑大同文化竞争力，一定能唤起大同人民潜藏的文化基因，毕竟这里历史辉煌！
耿说：”我已经对做官没什么概念了，只想做点事情“，中国的官大概也在做大事，但大抵是一些无关痛痒之事罢了，这样最安全中庸，所以耿是异类，人们可以去军分区前等着他，因为他会与百姓交谈，这是职责，但却是奇景，我不知道哪里还有这种直接等着市长出来讲问题的军分区。
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喜欢内斗，可到了危机时刻又能一致对外，其实有些事情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人民群众都是为了”更好“，利益一致，矛盾当然不可避免，但是有了”大同“的精神，共同重拾共同的文化信仰，这不是更在美美与共之盛事吗
《大同》影评(四)：“中国体制”的体质
1、“父母官”的世袭
在中国，传承下来的岂止只有耿市长嘴里的文化精华？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所铸造的官本位思想与阶级观念也同时得到留传。为争取安置房的怯懦老太太、为挽留耿市长的跪拜市民、开会时噤若寒蝉、不敢说一句话的官员，哪个不像是经过奴化训练的懦弱选手？在他们的思维里，腐败的官吏可用来在背后谩骂，而做了实事者则成了“当为父母”的跪伏对象。你坏，就会千夫所指！你好，就会万人敬仰。有些事很好理解，但这两千年的世风却刮得人愚钝与精明并兼，甚至跳出“无可厚非”的常规舆图，演绎起封建社会里的行为艺术来。这不禁让人想到，在当今社会与体质下，那些维权者也只有必须以自黑、自残、自害，甚至自杀的方式谋求公平了（中国青年报社门口，7人为引发关注服农药自杀）。
低三下四为争取安置房的老太太
《大同》影评(五)：他也曾经改造过我的家乡
他也曾改造过我的家乡——榆次。我知道，那里的人民感谢他，因为他们对耿之后上任官员的评价都是：他们不如人家耿拆拆，没那个头脑，更没那个魄力，他们不行。耿拆拆走后，我家乡的发展确实慢了下来，但他打了一个好基础，我看到我的家乡不再停滞，在向前走。
一个开会场景印象很深刻：“我是客人，你们才是主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总有一天我会走，你们要想一想你们的城市怎么发展？“和大同一样，山西的诸多城市面临着一样的困境。作为煤炭资源大省，当全国都需要能源发展经济的时候，山西付出它最宝贵的东西——资源。现在，全国产能过剩，山西的整个经济支柱垮了，更重要的是环境也没了。像大同一样，太原、临汾这些大城市都和垃圾堆一样。山西用最低的价格把煤炭提供给全国发展经济，贪官、奸商赚得盆满钵满，当别人不再需要这些资源时，奸商走了，贪官走了，老百姓却发现自己的生活依然困窘。
耿彦波说得很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谁都想，可是你有平台吗？一个城市和一个垃圾堆一样，谁会来投资？你靠什么招商引资？当资源耗尽，一个省和一个城市怎么吸引别人？耿担任榆次市长的时候，山西的煤炭资源依然能够撑起山西的门面，但显然，这个市长已经看出，这种耗能型经济不是长远之路，必须找别的法子。这就是他一直谈的你们要想想未来。
现在，耿拆拆终于拆到了太原。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直到去年，太原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简直没有省会的样子。不说别的，火车站就让人难以忍受。每次我从天津放假回家，在火车站下车，看着一个城市门面，一个城市的中心脏乱差的样子，我就发誓，我再也不想回到山西，这里太破旧，发展太落后了。耿刚一上任，把最难搞的服装城拆了个干净，盖起了新的火车站和高架桥，交通方便了，省城终于有了应有的面貌。现在，每当我走在这开阔的马路上，去崭新又设计合理的高铁站进出山西，我都在想，这个地方终于看到了希望，它会越变越好。
很多人说耿是拆了一座城市，他也留了一屁股坏账。但哪座城市没有一屁股坏账呢？人们为一个有为的市长只能在一个城市呆几年，说调走就调走而惋惜。但为什么没有人拷问这个体制，这么多官员，这么多党员，为什么走了一个有能力的，大家就觉得没人能接的上呢？人才都去哪儿了？有能力的人都去哪儿了？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长影评，因为电影的主角改造了我的家乡，我感谢他，他让我看到了家乡还有希望，让家乡的人民有了信心。
《大同》影评(六)：文青当官 有多可怕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从大同市长位置上调离之后，耿彦波身后留下的，也是一段段的街谈巷议、民声臧否，且不谈官非，不论政绩，纪录片《大同市长》给我们留下的是可贵而罕见中国政治生态记录。
很难想象一位市级的领导干部会允许一位纪录片导演在自己的身边跟拍这么久，记录下自己的忙碌、失落、焦头烂额以及骂娘、施政理念、民众上访，甚至不经意间，也记录了自己与同僚、下属的罅隙以及自己的力不从心。
而更可贵的是，本片导演周浩并没有沉溺于这一单一的人物，他同时也忠实记录下了那些在耿彦波打造”文化太原“的施政理念下被驱赶的无处藏身的外来人口，记录下了耿彦波巨资打造的阔大而封闭的大同城墙、朝代混杂人烟杳杳的佛教寺庙，记录下了这座破败、粗陋而又千疮百孔的中国过时城市样板。
“政府办的糊涂事儿多着呢”
本片最high的地方，估计就是一些执政者在镜头面前表达的，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政府”的一些不满。
片中的耿彦波，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大同市的拆迁工程，他要迁移大同市3/10的人口，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拆迁户一是外来人口，二是违规建房，三是购买房屋产权不明，导致了一系列的补偿拉锯以及暴力冲突。
在片中，一位买了产权不明晰房屋的女子问耿彦波，“这种房屋不能交易，你们政府当初又没有监督，而现在拆迁却跟我们老百姓算这个后账，我觉得不合理。”耿彦波这么回答他，“政府办的糊涂事儿多着呢！”
中国官场这种地市级官员的频繁流动，注定导致了后任无法为前任买单，更多的情况是，继任官员不过是在前任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毁路修路，做做政绩，不出两年便调走，更不可能对执政城市产生深厚感情，所以更多时候，我们都会把“政府”这种东西，当作彼此相安无事地一种存在，顶多在它切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不痛不痒地骂几声娘。而一旦它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切实的关系，你会发现所有的联系路径，或许都只是指向虚空。
而更令人无奈的是，一旦“政府”发挥起它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左右，只有接受。片中最给力的一次骂娘应该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新年过后三天，正在大同鏖战正酣的耿彦波突然接到调令被调走，市政府秘书长忍不住在镜头前吐露肺腑。
这位秘书长所不满的，正是在大家看到大同有焕然一新的希望的时候，主事人被不由分说甚至是不合常理地调到了其他地方。
那些在耿彦波的政令下受益或者还未受益的市民们，在市政府门口下跪请愿，希望耿彦波不要走，而迎接他们的，是担心他们冲击市府而手持防护盾牌的武警。
个人纪录 真实力量
我个人之前对一些国内个人纪录片的作品并不太欣赏，因为许多导演都不由分说地站在了所谓的”弱势群体“一方以彰显人文关怀，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充分的对话与沟通，只有大欺小、上压下。而周浩导演的这部作品，无论是呈现的真实记录态度还是镜头运用，都无疑让人很是惊喜。
纪录片的魅力，不仅在于让我们知所未知，见所未见，还在于让我们充分体察人世，架起各阶层之间的有益沟通，而同时，也能进行社会反思。而《大同市长》这种纪录片带给我们的反思便是，这种依赖于执政官员的治市理念的管理模式，究竟是否合理？
而甚至，每位官员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在任上呆多久，这种不由自主，真是令人崩溃。百姓不知道自己会遇上一个什么样的执政者，而执政者自身，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一个地方呆多久。
文青当政 可否殃民
除了娴熟的镜头运用、周全的掌控能力、扎实导演功力呈现，《大同市长》这部纪录片对我来说的又一个吸引点便是，这位市长耿彦波，不折不扣是个半吊子文艺青年，他身上充满着的，是一种对文化的向往。
我百度了一下，他是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工商管理硕士，我相信这样一位本身本科学历并不优秀的人，对文化的感情，应该是存在一种憧憬的。我们在片中看到的长长的高耸的封闭的仿古城墙、四朝混杂寺庙、四处买来即将被随意装饰的北魏石碑都是这位自称“喜欢国学”的市长的授意，在我看来，这简直不是文化繁荣，而是文化灾难。
半吊子文青当政，着实有些可怖，但好歹，官场上真正懂历史的人，也没几个，而普通百姓，更是看热闹。况且喜欢国学文化的人，只要不是骗子，好像本性都不是太差，或许他们会吟诵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而大拆大建，满腔热忱。而面对堵在他自家门口找他的市民百姓，也会甄别要求，为他们排忧解难。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市长，也会动不动走出自己家门口，去给百姓手写批示，落实政策。
想到这一点，当得知他被调走后，那些自发来送别群众的情感，也能辨得出几分真心。
《大同》影评(七)：耿市长，请不要为了你的理想而糟蹋了我的生活 ------给山西省大同市市长耿彦波的一封信
耿市长，您好:
作为您治理区域下的一介屁民，我想跟您谈谈。就您近期的所作所为，我也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然接不接受在您，如果您能虚心接受，那我自然欣喜万分。不过多半您不会接受，古往今来那么多提意见，建议的人，似乎您没有把哪句话当真了。不过这也不能怪您，毕竟您是一市之长，大事小情多如牛毛，我区区一介屁民家长里短人微言轻。只是如果以下内容您不小心瞥见了，日后的工作中有意无意的在您脑子里闪现了那么一下，那我已经满足了。
您作出了多少成绩我也不多说了，长眼睛的都能看见。庙宇古刹，庄严肃穆，想叩的叩，想拜的拜；城墙三面（最后一面即将投入施工），气势恢宏，想进的进，想出的出。中外友人无不啧啧称奇，拍手称快。您的为人，有各种评价，有的把您捧上天，有的把您踩成屁，对此我不了解，无法作出评论。单是从您的对各大媒体的言论，热心城市建设的举止上看，您至少可能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做官是有限制的，我能做的是把事业的宽度增加，尽可能在岗位上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成就感，没有这种境界，就不能踏踏实实做事。”，您也说过：“每个大师都给大同留下一个作品是我的梦想。” 这是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原话—摘自中国新闻网。
有理想是好事。在上小学之前我对外宣称的理想一直都是：我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为此得到不少老师，家长的好评。遗憾的是我从没有为这一理想努力过，直到现在我已没有了理想。而您在您这个岁数，还怀有梦想，并顶着各种舆论的巨大压力来实现它，为此我对您深深的敬佩。只是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理想的承载能力也是不同的。我区区屁民，理想实不实现无所谓了，您的理想却和几十，甚至上百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您要慎重了。
理想对于像我这样的屁民纯属奢谈，但生活却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是硬道理。自问也是自强男儿，上班，下岗，经商，创业，风雨都经历了，却没看见什么彩虹。辛苦半辈子终于为自己奋斗了一套三居室，却不幸坐落在您城市建设的蓝图上，我所居住的小区充当了您大步改革，锐意进取的绊脚石。当我确认这一消息后，就不那么淡定了。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向有关部门反映遇到的问题，毕竟那个小区才建了不到十年，而且经过规划局批准，不属于非法建筑。可是我发现在您大刀阔斧的改革面前，大同市规划局上至局长下至扫厕所的所有职工，在过去的二十年的工作都相当于混吃等死。您的一个清晰的思路就让他们二十年的工作变得屁都不如。我也曾试图给市长邮箱发几封e-mail，可是有人说：你如果被强拆了，那不是新闻，那是生活。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还能收发邮件，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你应该感谢国家。犹如韩寒所说：于是我准备另辟蹊径，找到了媒体，但是发现苦难者太多，自己的苦难不够深重，没有达到新闻的级别；然后我找到了网络，但是发现倒霉蛋太多，我倒霉的还不够独特，没有达到被顶的级别。然后我想，我应该停止这一愚蠢的举动。那拆就拆吧，尽管我比规划局那帮人的眼光长远一点，但我依然赶不上您脚步。况且您让那么多长年生活在狭小阴暗的平房里的居民的住上了楼房，我本来就住三居室的是不是能住上四居了？然而我又错了，答案是，我能住上四居吗，能，但要交足差价；我能把这一套大一点的换成两套小一点的吗？不能，因为你只有一个户口；我能住在原来的地区吗？不能，你的新居在御东；我原来装修的费用10多万能折现吗？不能；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和御东的房价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能折现吗？不能。当我发现我奋斗了半生，最终和老邻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天喝酒打麻将的王二麻子一个待遇，或者还不如他时（因为他们家在一间20平米不到的平房里有四个户口，所以他们分到四套楼房，而我只有一个户口，所以只能分到一套），我再一次不淡定了。我想耿市长一定是知道为什么纽约的房价和大同的房价是不一样的，那耿市长也一定是知道新建北路的房价和御东的房价是不一样的，耿市长也一定知道我十年前买房的房价和现在中国的房价是不一样的。当您用国家的土地和开发商换取城市建设的资金的时候，我想不同的地段，价钱也是不一样的，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做了这么多年城市建设的耿市长一定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当您用不同的地皮换取不同的资金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其中的一部分差价应该属于老百姓呢？您肯定想过，只不过您不说罢了。
您一定会说您是一个为成大事而不拘小节者，您在为了大多数人谋取利益。这句话看着有点道理，可是仔细一想却狗屁不是。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被您损害利益的人的利益都来自违法乱纪，那您行的正，做的端，别人绝无二话；但如果其中哪怕只有一个象我这样的屁民，为生活辛苦奔波，所有一切都依靠自己工作，那您的做法都是令人心寒的。
我所说的这些在您的雄才大略前也许略显苍白。但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大同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如您表演的一样如火如荼，一枝独秀。在那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您是不是认真考虑过真正让大同富强起来的办法。当您玩着寅吃卯粮，三锅两盖的地产游戏时，您是否考虑过更加经济更加适合大同的城市发展模式。当您穿着蒙灰的皮鞋，迈着疲惫又矫健的步伐，奔走于各大工地之间的时候；当您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实现人生价值，自我理想，体会成就感的时候，我想跟您说，耿市长，请不要为了你的理想而糟蹋了我的生活 。
一名即将被拆迁的居民
2011-11-24
《大同》影评(八)：父母官再好又怎样，总会有继父后妈来蹂躏孩子
这是个中国人拍的纪录片，但由BBC发行。所以，你懂的。如果这个号因为这篇文章被删了，希望大家不要惊讶。我不会因为这个而停止分享和推荐。
我不知道这个片算不算违禁，豆瓣上好多人评论，估计官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片子是一个叫周浩的人，跟着时任大同市长的耿彦波，拍了两年的素材，剪接而成——注意，是剪接，不是剪辑，因为真的就是把各个时段的片段接在一起，有一些时间和事件跨度比较大的，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拍到的，就用字幕来交代。所以这个片子没啥技术性和艺术性，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在中国你想这么近距离的跟踪拍摄一个市长的日常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它不是歌功颂德。如果是歌功颂德，片子不会展示耿彦波直白露骨的责骂下属和工程承包方。这在中国是很最忌讳的，尤其他还是一个市长。
整个片子讲述的是耿彦波在大同主持旧城改造的事情。大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济支柱是挖煤，整个城市乌烟瘴气的，但其实大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耿彦波想把大同打造成一个文化古城，这中间很大的一项工程就是造城墙，他亲手抓这个事，推进速度很快，这中间拆迁成为最大的阻碍，将近二十万户，这个难度史无前例。但是耿彦波以顽强的决心和毅力推进这个事情，为了安抚拆迁户，他亲自走到工地，把倒在地上的泼妇扶起来，刁民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他不急，一一回答刁民的问题；为了解决安置后居民子女的上学问题，他走出政府大楼，亲自在他们的上访材料上一字一句的签署办理意见，让他们凭此去教育部门把事情解决了。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导致他夜不能寐，经常十二点到家，四点半醒来，六点钟就开始办公。这样勤政爱民的市长算不算好市长呢？片中有很多市民不买账。
就跟王安石变法一样，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光他一个人正确不成，底下执行的官员照样贪污受贿，所以才有拆迁户大清早到政府大楼门前找市长，因为他们知道找其他官员不管用。
这整个体制就是只逐利、不作为的，只有上头喊话了，他们才去做事，而且总是各种借口不会全部完成，还从中渔利。在这样的官僚体制里，耿彦波能干成那么多事也实属不易。
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呢？是共和国要求他这么做的吗？还是因为他喜欢大同这个城市？
都不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干实事的官员，闲不住。这样的市长到了哪里，总会给那个地方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知乎上市民对他的客观评价：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098959），也总是会得罪很多人，其中有官员、有工程承包公司（当然也是有政府关系的了），也有大量的拆迁户。
得罪的结果就是，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耿彦波被突然调到太原市任职。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伎俩，官员被突然调往陌生的环境，他的势力就被剥夺了，也没法短时间做出大事来。这跟宋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制度相似。
那些拆迁户，有盛情挽留耿彦波的，也有幸灾乐祸的，更有愁眉百结的，因为他们的赔偿款还没落实下来，而继任市长施政理念完全不同于耿彦波，几千户人家的命运悬在了空中。
在中国这是常态，公民的生活常常因为官员的调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里有沟通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有政策延续性差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出在三个字上面——父母官。父母就是父母，官就是官。父母是一个真命题，官是个假命题，因为官严格意义上是一种服务行业的工作总称，而在中国，它拥有作威作福的无上法力，在它面前，公民变成了老百姓、群众这种模糊的没有个体特征的字眼，大家的幸福都被捏在了它们手里。所以，光来一个耿彦波，他再好，对大同的市民都未见得是好事，因为他不可能在这里呆一辈子，他只是“官”之一员，他背后的官场是与民争利、与民为敌的。他一个人的善拯救不了那个团体的恶——继父和后妈从来不会对孩子好的。
所以看到那些在街道两边苦苦挽留耿彦波的市民，我一点都没有感动，他们无非是因为耿帮他们落实了一些具体的事情而已，他们想要他帮他们办更多事，好让他们的生活便利一些，而这些事在一个体制正常的国家里，是不应该大清早拿到政府大楼门口让市长签字解决的。反倒是看到耿彦波钻进车里以后，控制不住情绪哭泣，我深深感动了。这眼泪当然有被市民感动的成分，但我也感受到了他因为自己的计划完成不了、没有让大同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那种无奈和悲哀，这种无奈和悲哀，我相信任何一个想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作为的官员都会感同身受的，并且因此而收起自己的雄心，而选择缩手缩脚、言听计从、尸位素餐。
微信：野评人
2016年09月23日
《大同》影评(九)：说不上老耿好还是不好
这纪录片贵在让普通民众看到了某种高官的生活啥样子，他们是怎么考虑问题，怎么样开展工作的。
女票是太原人，她就说过他们那市长（老耿）在那大修地铁，四处灰土飞扬道路也不好走了，但是他来以后太原真是越来越洋气，就几年前他们那的学校居然还都是土操场和旱厕，和偏远山区似的。无法想象。。。
不过我真的对他在这片子里面盖城墙拆房子这事无法置评。
可能并不针对他个人吧。可能历史遗迹取舍问题，应该怎么样的形式保留在专业人士那里都是难题？对创造GDP和民生之间的微妙关系我内心也很是复杂，包括这个片子里，虽然能看出老耿苦心孤诣，一片深情，但他说的是：我希望大同能起来，大同只有这一个机会了，以后历史再也不会给大同机会。
你看他说的是“大同”，但我关心的是：那些被拆了房子的大同人他们有因此而过的更好了吗，和之后说他好的那些人是一拨儿吗？希望他留下来是真心还是因为他答应的事情还没落实怕成为空头呢？那最后又落实了吗？生活被打扰的那部分人他们因为这些工程又有多少收益呢？还是只有那些手握资本涌入新大陆的人更肥了，其他人只是被搪塞了呢？谁又能给我个答案？
总觉得这大国病就是那样，觉得自己是继承大统啦，政权要星辰大海，是对苍天负责，要证明自己是神授的骄子似的。那些细致的生活的，温情的东西不光不在当权者眼里，简直就是要鄙视之，唾弃之：你们只顾自己眼前那点利益，你们要是甘于奉献那我们该能成就多少丰功伟业啊，中国不还没称霸恐怕就赖你们这些小家子气的屁民。
你看，如果不是皿煮的政府就是会这样，他不会认为让大家生活好了是第一要务，他认为你是大家都是些阳奉阴违的奴才，你不该有太多欲望，你怎么就不理解主子的宏图伟业呢，我这么辛苦你们还不心疼？
你先要问问您的宏图伟业和屁民有几毛钱关系可以吗。
《大同》影评(十)：就说我是个大同人
很难找，用大同话说，搜行觅阖旯（真的不知如何写着几个字，见谅）找到了片子，不知是完整的还是删减后的版本。
又看到老耿，他已经离开，足迹踏遍了大同的黄土地，身影穿梭过大同的风沙天，那双土轰轰的黑皮鞋好像昨天还在这里，今天就踏上了太原的大街。
片子里他几进哽咽，我们知道他说的话是真心的，我们知道他做的事是很难的。
生长了二十多年的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老大同大西街一条十字街，划分出纪念馆，红旗广场，三中，大同公园这四块地方，东边连接上四牌楼，似乎就这么三寸地三寸天，抬头能望见城边边的山，回头就能看见家里起的炊烟，还有那句话：大同人恋家，走着走着看不见炊烟就知道远了，该往回走了。大抵那就是我二十岁之前大同的样子，小，黑，又小又黑。
直至大学四年，每次回来都不同，老耿来大同掀了天，有人骂他，有人夸他，有人骂完又夸，有人想跟着他沾点啥，有人想帮他干点啥，至今不能用对错来评述他，只想说，谢谢他让这里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