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陌生人读后感摘抄
《远方的陌生人》是一本由[美] 詹姆斯·弗农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现代性讨论的入门读物，书中列举的事实可作为思考的起点。但就此专注于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而非原因，未免有些太草率了
●我只能说 nice
●几乎就是一篇博士论文的体量，但是议了一个很大而且眼光不同的题。有很多的数据，但是却有点颠三倒四，东一下西一下，没有说清楚要说的，也没有扣紧主旨。这个标题很有点意思，但是内容却没有特别的呼应。不过这个新颖的角度和英国人固有的民族性，倒是很切合实际。
●独特的切入，解释英国如何成为现代国家，而非追溯这种变化的根由。
●作者的雄心无法跟他的才华相匹配，他试图指出英国的现代化跟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干系不大，但论证不力
●不过是一篇还待商榷的长文。作者并没有提出或者纠正什么观点。不过提出了一点疑问，并且表示，其实可以走吃对现代性的讨论了。所以最终他也没有说什么。
●角度很新的英国近代史。
●这本书从人口，城市化，交通，政府机器，金融等角度详细的讨论了英国成为现代国家转变，值得一读。
《远方的陌生人》读后感(一)：远方的陌生人
什么是现代国家？一个国家如何走向现代？现代性理论是对这两个最核心问题的回答。 是否有普遍的现代性标准，还是各民族国家基于本土经验各具特色，正如反现代性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每个社会都能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性经验的种类和数量是无限的”，对现代国家的标准问题，本书作者主张回归保守立场，“如果想要现代性这个范畴仍有分析上的意义，就必须找到所有社会都经历着那种特有的情景或过程，即便其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弗农在《远方的陌生人》中提到，“现代境况不仅仅是一种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全新生活体验，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权威、联盟、交易这些旧模式正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重塑”。 一个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弗农在本书中以英国为例，详尽展现了国家走向现代的条件，其中可能有偶发性本土特色，也可能是更广阔领域的转变。“英国的持续性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包括其不断扩张的帝国领土，创造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社会，我认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发展开启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此之前，他们主要依赖本地和个人关系。日趋抽象且官僚化的体制被用于解决支配陌生人、与之交易或共同生活的问题，这个抽象的过程在本质上确是辩证的，创新的传统是现代性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抽象和疏离的新体制也使人民重新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与地方及个人关系结合在一起”。 作者在书中还原了大量的19世纪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细节，从选举制度、金融体系、人口普查、社交传媒、市场交易等多个方面描绘英国如何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图景。“英国的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和实验性的过程，它是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机动应对的结果”，“现代性的条件并不仅仅是陌生人社会的出现，更是能够整合和管理现代性的抽象化和再植入的技术”。 正如民主制度是由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等一系列细微具体的小制度、小程序组合成一样，现代国家在发生上也不是单一因的，“就算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那么它也拥有各异的轨迹和迭代，因为正如英国一样，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道路，通往稳定的人口增长和流动性。这个进程是各种偶然情况的产物，其发生速度、规模、强度在不同国家会有巨大的差异。即便如此，一旦陌生人社会成型了，他总会引起类似的问题:治理、交易和结盟形式的重组，这三种行为都会受到文化而异的抽象化和嵌入式管理形式的影响。我的论述是组合式的，不是单一归因的，也不是发散型的。”
《远方的陌生人》读后感(二)：陌生人如何改变英国
文/俞耕耘
我们该如何辨别一个人是否“现代”？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变得“现代”？其实，“变得现代”，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它是社会模式漫长的变迁积淀，你几乎无法察觉。《远方的陌生人》一书就很明智，它不关心现代的界定和起因，它只关心一个途径方法的问题，即如何变得现代。作者詹姆斯·弗农，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专注于现代英国史、大英帝国史及全球化研究。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英国如何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现代转型”。
说到这里，你肯定对“熟人社会”不陌生。它的本质就是依赖本地化与个人化关系。在我们看来，熟人社会好处不少，看重人情味，有事好帮忙，但它的弊端更多。亚当·斯密就认为：我们在熟人面前，往往比在陌生人面前更容易做出不端行为。因为你总认为，亲友会容忍你。这导致了整体人口的道德感大打折扣。相反，陌生人在彼此交往中却能生发自律的道德规范，契约精神。换言之，它的核心是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我们不再考虑对方是谁，不必在意私人关系的亲疏，按公共关系也能达成自己的目的。书中，作者承继了西美尔、涂尔干等一批社会学开创者的观点，将“陌生人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标志特征，新世界与旧世界的本质区别。
然而，他却没有把陌生人社会归结为商业活动与工业化的后果。作者认为英国进入陌生人社会有三大助推力：人口迅速持续增长，超大规模的城市化，人口在更广范围内的流动性。前两条让城市有了“密集恐惧症”的症状，所以又依赖第三条来解决。从而，它催生了交通运输的“大革命”：如大大改善的道路设施、交通网络以及火车汽船的应用。高效出行让英国人有了超凡移动能力，可在本土、帝国和世界范围内穿梭。移民成为“新常态”，甚至和帝国主义挂上了钩，出现了移出英国的新趋势。他们遍布大英帝国和英国的白人殖民地。英国人更有可能邂逅陌生人，并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
虽然，作者在用一套定量、定性结合的社会学方法，挖掘社会转型的基石“经济-技术层”。然而，他却并未简单停留在一种单向的决定论上。这也是此书的深刻处：旨在描述一种辩证化的“重塑论”。“英国进入陌生人社会”这一最大现实，让旧的生活模式、政治治理面临“报废”，急需重塑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在城市、街道等公共生活里，陌生人邂逅需要掌握安全、体面的行事方法，一套都市生活的教养礼数应运而生。家庭生活则更看重隐私管理，不断剔除外人（雇员、学徒、家庭教师、仆人）和外戚，把工作场所和居住空间区隔开来，逐渐形成了“核心家庭”（只有父母和子女维系的家庭）。
陌生人社会也重塑了政治治理新模式。精确系统化的人口普查让英国开始以抽象形式（数据）治理臣民。英国的税收标准化操作，让人觉得公平公正。然而，人们相信的并不是收税官，而是合理的程序，标准的工具。文官系统则把官僚程序变成一种职业方式，标榜致力于“公正的服务事业”。所谓的“通才通才”就像机器的控制系统，“专才文官”则像机器的操作系统。每个人却很难发挥主观作用，他们都不过替代官僚系统运行而已。你会发现，作者揭示的“国家权力抽象化，国家机器匿名化”的政治转型，就是福柯描绘的现代社会的“微分权力”。它没有形象，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前现代国家权力的那种“人格特征”，早已消失殆尽。
《远方的陌生人》是一本信息海量的“小书”，看上去就像系列讲座。在作者看来，“陌生人”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模式、思维习惯和行事方法。换言之，与陌生人共居，置身在陌生人社会中，就是最大的现代性经验。英国就像一个范本，既率先体验了这种经验，也囊括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共同情境与相似历程。
欢迎关注我的公号：书语云中君《远方的陌生人》读后感(三)：近代英国怎样形成了陌生人社会？
19世纪之前，英国人深受传统的影响，受制于时空的阻碍，难以离开自己的家乡。20世纪以后，许多城市到处充满陌生人，英国迅速成为陌生人社会。期间，英国的熟人社会逐渐转为陌生人的社会，为什么？今天《远方的陌生人》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解释。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针对英国的现代化转型，描绘了19世纪前后的大量社会细节，并进行对比和分析，从官员选拔、选举制度、货币体系和应对陌生人等多个方面，揭示陌生人社会的形成、联盟、经济和统治，展示了一幅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图景。
《远方的陌生人》这本书作者詹姆斯·弗农，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教授，担任“伯克利英国研究系列”丛书的联合主编。他长年研究现代英国史、大英帝国史等，作品有《饥饿:一部现代史》、《现代英国史：1750年至今》和《大英帝国古怪的自由现代性》等。
既然说到陌生人社会，它是如何形成的？两个条件必须具备。它们分别为交通运输的变革，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
我们先看交通运输的革新。从《远方的陌生人》中得知，18世纪起，人们开始建造运河和公路。河运一直很便利。我们主要看公路的情况。公路发展快。它最初得到改善的原因是军事需要，这个很迫切。18世纪初，英国与苏格兰签订《合并法案》，之后发生了两次叛乱。于是，英国的军事勘察员、工程师和士兵共同合作，铺路上千公里，将苏格兰高地和低地上的要塞连起来。军事需要很重要，因为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可以不计成本。一般人做事都要衡量成本和收益的。
18世纪50年代后，兴起了修建收费公路的热潮，铺路等技术也不断发展。这些公路逐渐与地方行政区的道路联通。公路里程不断增加，到了19世纪，里程超过二十万公里。英国全境通过公路联起来了。公路发展较快。道路完善后，路上花去的时间减少了，国家的空间变得紧凑，人口的聚集程度提高了。
同时，马车大量使用。马车也改良了设计，邮政总局采用更快速的送信马车。整个国家使用了5500辆马车，构成了公路旅行的全国网络。马车速度比18世纪快了3倍。人们出行时间大大缩短。
只有公路和马车还是不够，铁路的发展更加重要。1830年，英国启动了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线，实现蒸汽机车的顺利通车，铁路开始起作用。起初，铁路扩展慢。1838年，英国只有800多公里的铁道，1850年，才有900多公里的铁路覆盖了主要的城镇。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形成成熟的铁路网络。1914年，铁路的情况大大提升，已经已经覆盖了3.2万公里的范围。
随着线路的覆盖性越来越广，里程数越来越大，铁路开始发挥大作用。它的潜力终于展现出来。英国迎来了一个大众运输的时代。1845年，铁路已经完成三千万人次的旅行。铁路网继续发展，票价逐步降低，到了1870年，客流量已经超过三亿人次。二十年后，拿着三等票的人由三分之一的总人数变成三分之二。同时，时间缩得很短。1910年，英国人想从伦敦到爱丁堡，花10个小时就行，出远门非常方便。一个半世纪前，同样的路程至少也要10天的时间。铁路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安全。铁路有固定的铁轨，意味着有专门的线路，不太会和其他交通方式发生冲突，出事的概率相对比较小。它比水路运输安全多了。坐火车花钱少，速度快，又安全，坐火车当然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把火车当做长途的交通工具。你想去一个远的地方，我想去另外一个远的地方，等等。这些都不是问题。英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远方的陌生人》提醒我们，在英国，人口又持续增长。谈到人口的增长，必须了解“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是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有一条人口学原理，就是说食物的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贫穷、饥荒和疾病，反过来抑制人口的增长。这条原理是“马尔萨斯陷阱”。17世纪的人口，先增长到五百多万，再降到五百万以下，先升后降，这种变化符合马尔萨斯的观点。然而，马尔萨斯忽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实际上，英国经济发展好，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给人们提供的食品超过总人口的需求。因此，食物总量既能够养活原有的人口，又能养活新增的众多人口。进入18世纪，他的观点开始失效。这时，英国即使不算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人口数量也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19世纪中期，超过两千七百万。等到二十世纪初，跨入四千万的门槛。增长的速度确实快，社会也很平稳，没出现动乱。英国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
两个因素只是陌生人社会的必要条件。那么，完全形成陌生人社会，英国还要经历什么？
首先，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流动。作者在《远方的陌生人》书中提出，18世纪，增长的人口在城乡比例上基本保持不变，农村人口占据大部分，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都是稳定的。这时，英国还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发生极大的变化。同时，不列颠群岛面积较小，人口集中的密度非常高。所以，城市的规模得到惊人的发展。伦敦在1801年，人口100万；1901年，650万，1931年，820万。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人口已经八百多万，放到现在的城市规模也比较大。到这一年为止，曼彻斯特的人口是1801年的10倍。伯明翰、利物浦等二十个城市以同样的10倍速度发展，剩下的城市人口增长也比较快。这样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只在20世纪初，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就已经属于城市，一个世纪前，百分之八十是农村人。
其次，农民在城市能找到工作和住处，稳定下来。从19世纪70年代起，农业逐渐衰落，农村的生存艰难，“穷则思变”。众多的人便从乡村迁往英格兰的城市，人口的流动性极大。根据《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观点，这段时间，英格兰受益于经济的发展，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既有矿主、工场主、船主，也有商人、银行家、金融家，还有一切与工商业有关的其他商人。他们创办了许多企业。迁往城市的人从上述企业中找到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尊严和收入，避免了极端贫困和饥荒，较难形成贫民窟。否则，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无法生存，国家容易发生动乱，要转型为陌生人社会很困难。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被各种企业消化了，社会比较稳定。
找到工作，还要有住的地方。19世纪末，英国城市的私人房子数量逐渐增多，公共住房也是一样，居住政策又比较宽松，大部分人开始定居在城市，渐渐稳定下来。如果没有在城市找到住处，工作的地方和生活的地方相距太远，像现在的中国大城市那样上下班疲惫不堪，心理很难踏实，人感到心累，能坚持多久也是一个问题。
河运、公路和铁路共同见证交通运输的变革；人口突破了马尔萨斯的观点，持续增长。这两个因素只是增加了遇见陌生人的概率。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住房的增加容纳移民的生存，让他们找到工作，在城市真正地扎下根。城市人口数量逐渐占据主要的位置。至此，陌生人的社会彻底形成了。
根据《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书中的观点，在英国，陌生人社会实质是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
英国从一个乡村国家进入城市化的社会。
《远方的陌生人》读后感(四)：转：朱联璧评《远方的陌生人》| 陌生人与英国的现代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朱联璧
2017-09-29 10:30 来源：澎湃新闻
2014年，两本名为“远方的陌生人”的著作在美国出版，一本是朱迪斯•利希滕贝格（Judith Lichtenberg）探讨伦理、心理和全球贫困问题的专著（Distant Strangers: Ethics, Psychology, and Global Poverty），另一本是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讨论英国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历史作品，也是本文关注的著作。
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弗农认可并沿用了格奥尔格•齐美尔创造并定义的作为学术概念的“陌生人”所扮演的三种角色：他们促进“超地方”（extra-local trade）的贸易；提供有关自己途经或移入的社会的客观评价；助长了更多抽象社会关系的形成。弗农认为，陌生人社会的诞生，催生了统治陌生人社会的技术发展，统治手段随后被再度植入（reembed）到个人和地方性的网络中，将英国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推向现代（《远方的陌生人》，21页）。新的管理陌生人的技术依然在地方和个体层面运作，让个体和团体的能动性有了施展空间。由此，现代化不再是唯一的、模式化的“任务清单”，而可以容纳时空差异。陌生人社会由此成为所有现代化国家共享的历史语境，但不同国家会以不同方式表达现代性。
《远方的陌生人》是弗农二十余年来历史研究的心得，极具可读性。敏锐的书评人发现，弗农1993年和2007年出版的专著已经涉及本书的部分论点（Timothy Alborn, “Review”,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6.2, Autumn 2015, pp. 279-280; James Thompson, “Review”, EHR cxxxi.552, Oct. 2016, pp. 1196-1198）。此书旨在带领读者审视“社会是如何变得现代”这一宏大问题，提供“成为现代的意义”和“我们到达现代的方法”的独到见解（20页）。
弗农2007年著作
回归“大问题”的节俭时代中观史（mesohistory）
现代化无疑是个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概念。弗农认为，二十世纪中期之后，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否认现代化存在单一的通用模式，改用现代性作为概念工具，展现“许多国家共有的历史变革的模式”，也让有关现代化的讨论日益边缘化（17-19页）。《远方的陌生人》希望重拾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但并不以“大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自居。
弗农认为，“大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虽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时空维度，但依旧无法回答“现代世界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有何不同”这一关键问题（第7页）。仅以一百三十三页的篇幅回答这一问题想来也不容易，更何况既无新见史料，也缺少理论纵深，尾注大多不精确到具体引文，那么，这本介于长篇评述和文献综述之间的论著，其阅读价值和写作策略是什么呢？
2015年，美国出版的《维多利亚研究》（Victorian Studies）为《远方的陌生人》组织笔谈，邀请三位学者与弗农共同探讨此书的价值和问题。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的保罗•K. 圣阿莫尔（Paul K. Saint-Amour）称该书是“紧缩时代暗藏的中观史”（Stealth Mesohistory for Austere Times），展现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和路径。
“紧缩时代”是指英国政府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采取削减政府开支政策的时期，该政策的早期吹鼓手为前首相大卫•卡梅伦，他的后继者特蕾莎•梅延续了这一政策。紧缩政策对高校的影响表现在英国改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科评估（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以评估结果分配政府未来对不同高校和专业的投入。此举一方面为了激励大学增加科研产出，一方面可以评估结果较差为由，削弱对部分大学和专业的投入。在此背景下，基础学科需要证明自己对公众的价值才能获得政府更多投入。身在美国的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带着对历史学科未来的忧虑出版此书，也是为了证明历史学能对公众关心的大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见解（第6-7页）。
大问题的答案既可以用抽象和无法证实的宏大叙事来撰写，也可以依靠其他方法。弗农在分析地方和个体案例的基础上回答自己提出的大问题，这便是圣阿莫尔所谓的“中观史”路径。
作者没有被困在无法穷尽的史实中，也不必发掘新资料填补时空空白，依旧可以对布罗代尔所谓中时段的势态（conjuncture）和偶然性（contingency）的问题提出见解。弗农利用了英美大学本科生熟悉的史实、理论和研究，辅以前人的统计数据，省却了微观研究的细索考证，从而以短小的篇幅完成对宏大命题的省思（Paul K. Saint-Amour, “Stealth Mesohistory for Austere Times”, Victorian Studies, 57.3, 2015, pp. 499-505）。《英格兰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的书评也认可该书适合大众阅读。
重新植入陌生人？
中观史研究以个案回答宏大命题的路径固然有其优势，但要依靠有限的史实和篇幅完成论述也非易事。弗农在第一章中引入了马克思、波兰尼、涂尔干、齐美尔、亨利•梅因、滕尼斯和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诠释，宛若将读者带入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界的“诸神殿”来开启讨论。他指出前述学者对现代性的诠释造成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认为已有研究强调科学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唯一而迅速的方式，通过连锁反应将世界推向现代的解读，不能清楚描述现代化的过程及其复杂性。
弗农要挑战的正是这些大师级学者的观点，以陌生人社会的诞生和对陌生人社会的控制作为理解现代化的语境。他首先引用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研究，后者认定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是英国步入现代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陌生人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陌生人社会在英国出现，传统的地方性和个人网络的规则随之失效，面临转型。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弗农承认，近现代的英国不是唯一存在齐美尔所谓的陌生人社会的国家。陌生人社会也出现在了古代罗马、明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他以亚当•斯密作为后盾，原因在于斯密认为英国出现了真正的陌生人社会。英国人不仅和陌生人共享生活空间，生活也与陌生人相互交织。大量统计数据和英国城市路网发展图表明，英国确实在十八世纪出现了陌生人社会。
这些论证的确能让读者认可陌生人社会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但弗农进一步强调，英国步入现代并不是光荣革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且在没有英帝国的情况下，现代化依然能在英国出现。如此表述有助于让弗农的论点适用于解释英国之外的国家的现代化情况，但论证起来并不如“英国出现了陌生人社会”那么容易。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以来的科学发展、农业和工业技术的革新，英国仅仅依靠中世纪的科技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让民众快速抵达全国各地？如果可以，为什么陌生人社会没有在中世纪出现，而是在科学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出现？弗农并未回答这一问题。
猜想弗农界定的各类被冠以“革命”的概念，都是“转折点”式的突变，不是一个缓慢的、与前后时期相关的、受到多重影响的复杂过程，并且，他将对工业革命的解释局限在工业资本主义，不包括与之相关的制造业技术革新。仅仅是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仅仅是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仅仅是亚伯拉罕•达比探索出的煤转炭的技术本身，都不是英国现代化的唯一动力，但作为整体的、自近代早期以来的科学与技术革命，确实为陌生人社会得以在英国出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而且，弗农发现的吸引流入人口较多的城市也都是工业城市，他否认工业革命对英国现代化的影响的尝试，可以说并不成功。
弗农在英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剥离的另一要素是英帝国，却又自相矛盾地承认“许多统治的新技巧是为了治理殖民地而发展起来的”（78页）。他认为，帝国在植入陌生人时所参考的规则和制度都来自英国本土，而在殖民地产生了预期之外的结果，所以即便帝国推进了英国的现代化，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确实，剥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帝国之后，英国式的陌生人社会更容易在世界各地找到可以类比的案例，使之胜任“分析工具”和“历史语境”这两种角色。这在弗农看来是为了肯定现代性的多样性，所以他的结论既不是归因的，也不是发散的，从而避免对现代化的单一解释，鼓励研究人员和读者“回到形塑历史学科的宏观问题”。至于如何评判新的统治策略和陌生人的再植入，弗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只是提供了英国经验的描述。如何界定现代化，就成了使用弗农这一概念的研究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至于弗农的解释是否真的展现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也需要读者来评判。
弗农全面而完整地解释了英国出现的、新的统治和管理陌生人社会的方式。他提到了被认为公正而科学的政府机器、文官制度、人口和测量数据、税收制度、邮政系统、官僚空间、印刷品的传播、民意调查、代议制度、金本位制度和国家统一度量衡等方面的实践和影响，让陌生人以既抽象又实在的方式存在着，也能被感知到。经过了1830年到1880年的转型期之后，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建立，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译本译为“文明社会”）逐步形成。在重新植入陌生人的过程中，民众与社团的施为被预留了空间。民众从相信熟人到相信规制，敢于和陌生人交往，想象陌生人的存在和需求，从而成为现代人。
关于译本的赘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可读性较好，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完整的注释和索引，并附以充实的译注。对本书所论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据此按图索骥，开展进一步阅读。但有部分翻译值得商榷。
《远方的陌生人》读后感(五)：陌生人能带来现代化吗？
现代性的起源一直是个谜。虽然人所共知英国是最早通过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则众说纷纭，粗略统计下大概不下数十种之多。传统观点强调英格兰率先运用水力和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而转向能源-技术-资本密集；有些学者则强调英国式自由主义理念与新教伦理；还有人认为是英国作为最早的民族国家，其内部精英斗争所开辟的道路；激进的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则强调英国的个人主义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使之在11世纪就变“现代”了。现在，美国学者詹姆斯·弗农又为此添加上了一个新的解释：是与“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长期贸易和社会互动，为英国带来了现代化，而现代社会又反过来加强了更大范围内的流动性，创造出了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
英国人当然不是第一个与陌生人共处或交易的群体，但英国所参与或创造的跨越边界的贸易网络和技术手段，的确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货物、人口、资本和信息的长距离流动。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因此主张，英国人可能是首个居住于“陌生人社会”的群体——这意味着一种社会上人口眼花缭乱地流通的景象，以及不间断地快速运行和变化的社会。这本身就为基础设施的技术革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货物和人的加速移动都依赖交通革命的实现。这又随之造成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并为了应对陌生人的涌入而催生出各种应对体制。由此，一个现代世界在不断的冲刷、重组过程中逐渐成形。按照这样一个观点，英国的现代化进程直到19世纪才告完成，不仅因为直至1871年英国才成为“城市主导型社会”（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而且大部分强化这种流动性的交通、通讯、法律、社会体制方面的变革，正是到此时才涌现或逐渐完善的。
在此，他并不讳言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启发。根据齐美尔的论述，“陌生人”的形象长久以来都扮演着三个重要角色：促进“超地方”贸易（extra-local trade）；提供有关自己途经或移入的社会的客观评价；助长了更多抽象社会关系的形成。这种看法本身是基于欧洲（尤其是近代欧洲）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因为近代欧洲迥异于世界其它地方的特质之一，是产业结构以远途贸易为主，而整个社会结构围绕这一点进行重组。在中世纪欧洲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传统社会，贸易结构中的绝大部分乃至全部，都只会是地方性贸易，人们的需求在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内就能得到满足，甚至无须与陌生人打交道。远途贸易虽然风险高，但利润也高，因为通常运载的大多都是对平民而言并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詹姆斯·弗农遗漏的一点是，英国作为岛国的地理条件恐怕也是它能在这样的远途贸易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它国内市场狭小，注意力放在海外，而海运的成本又远低于陆地运输。
不过，齐美尔在其著名的《陌生人》一文中，还着重指出“纵观经济学的历史，外地人总是作为商人出现，抑或是商人作为外地人出现”，此外，他强调“陌生人”概念的意义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作为“完整个人”（a whole person）的交往，但在现代城市情境中，“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相比起来，弗农淡化了“远方的陌生人”作为商人的意味，而将之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名词用来指称所有“他者”（other），不管是英国人在海外遇到的土著，还是在国内的乡下人、失地工人或爱尔兰人。如果说这些都是“陌生人”，那么反过来说，这想必是从一个“都市英国人”（当然，主要是伦敦人）的视角出发的，后者恐怕也是他这一论述中潜藏的主角，因为是他们在遇到“陌生人”时完善了那些技术和社会制度，而不是那些陌生人——陌生人看起来只是提供了某种外部刺激。
我们现代人大多已忘了，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与陌生人共处本身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土著人对异己群体的基本态度是敌视和不信任，每一个陌生人都是敌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族志特征。……像一切特殊、反常的事情一样，要解除这个对陌生人的习惯性敌意，必然要靠巫术予以肯定和帮助。”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经》甚至说“永远不要在夜晚和陌生人打招呼，或许他就是魔鬼。”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在研究南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后概括认为，原始部落解决陌生人难题的策略有两种：“吃掉陌生人”（食人或同化策略）、“吐出陌生人”（把他们聚集起来驱逐出境）。在拉丁语中，“陌生人”（hospes）和“敌人”（hostis）这两个词是从同一个词干派生出来的；就像英语中的“陌生人”（stranger）一词的词根也仍留有“古怪的”这一层意味。不难设想，在这样的社会观念下，一个群体与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很难达成互信互利，而他们彼此关系的建立往往也是依靠巫术和政治联盟，而不是经济关系。
因此，仅凭“远方的陌生人”恐怕是无法自动催生现代化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为何偏偏诞生在此时此地，既然古希腊、古罗马也早已和陌生人打交道，甚至印度洋贸易体系、东亚朝贡贸易也都盛行已久，却无法从中分娩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虽然主要是为了解释英国如何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但他也认为“与陌生人打交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处境，这使他在解释英国现代社会起源的问题时，避免了麦克法兰那样带有几分沾沾自喜的“英格兰例外论”，但也给自己造成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困境：如何解释其它群体没能通过这种与陌生人的互动自发进入现代化？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至少这是极难的。如果说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在罗马法的精神中贯注着“人与人之间是陌生人之间的契约责任关系”这一点，那么中国社会则恰恰相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只有陌生人之间才需要清晰界定彼此的权利和利益，并以法律作为彼此关系的准则，其影响所至，英语中的姻亲关系也都要用“in-law”（法律意义上的）来表示，如女婿是“法律意义上的儿子”（son-in-law）；而中国人则是倒过来，对陌生人也要建立拟亲属关系——和母亲同辈的都是“阿姨”，套近乎时叫声“哥”也能拉近几分距离。在内陆亚洲草原的政治传统中，与陌生人相遇带来的是彼此建立在信任和效忠基础上的姻亲或联盟关系，被纳入一个扩大化的社会网络。与陌生人的相遇并不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的出现，也不一定催生一系列法规和抽象体制，至少中国人的传统策略是将之纳入原有的同心圆社会关系网络中，并以礼法等级而非法律来界定管理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
因此，在我看来，关键之处并不是与“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接触互动本身，而是以什么方式进行接触互动，与陌生人的交往本身最多是达致现代化所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弗农强调“现代性不是义无反顾流向大海的河水，而是一条车来车往的公路，没有人知道每辆车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但问题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景象，本身就需要一个自由的市场机制作为支撑。他强调了“陌生人”的流动，但实际上，货物、资金和信息的流动至少同样重要——早期资本主义便是带着资金到陌生之地，组织陌生人为不同市场生产货物。这意味着一个依赖远途贸易且城市主导的经济体不断自我更新，而这或许才是现代社会生发的动力机制。弗农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组只是现代性所引发的后果（effects），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起因（causes），这不无道理，但他将陌生人互动视为“起因”，却也可能是“后果”。因为日益增加的流动性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体现，但难说就是它带来了现代化，两者最多是相互强化的关系。这就像黄仁宇一直鼓吹“数目字管理”，斥责传统中国社会未能做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实现“数目字管理”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当然，这本书非常简洁且精彩地描述了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那种不断加速的流动性，也正确地强调了“远方的陌生人”是一个重在流动的“过程”，这使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注意力在时空上都大大超出了近代英国的范畴，进而意识到那是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进程。确实，流动性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特征，但我们仍须回答的是：如果是这样，那为何是英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它又是怎么流动起来的？这恐怕还是得追溯到英国与西欧社会自身的内在驱动力上去吧。
*已刊2017-11-03《第一财经日报》 --------------------------------------------------------------------------------- 勘误： 除了朱联璧在其书评中指出的几处外，还有以下一些小疵： p.3-4：他们都倾向于强调，在根深蒂固的旧制度（ancien regime）和长期（long duree）的经济转型面前，英国产生了许多社会及政治冲突。社会变化的“大爆炸”模型逐渐让位给长久的、不齐整的哀诉：此处long duree是布罗代尔的著名术语，国内一般译作“长时段” p.27：在1300万立方英里的土地上：土地面积只能是“平方”而不能是“立方”，p.83“1.3千万立方英里”同误 p.43：爱尔兰本岛的人口数在1841-1861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80万：按从前文p.37来看，1851年爱尔兰人口达到655万，因此这里所说的80万，从上下文看应指这20年间移民到英格兰的爱尔兰人数量，而不是爱尔兰本岛的全部人口数量 p.55-56：杀人无数的印度图基教（Thuggees）：thuggee是从thug（暴徒；凶犯；刺客）派生的词汇，即指“盗贼、暴徒”，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教派 p.82：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之后八年，殖民统治以东印度公司的形式取代了当地政府，印度开始实行人口普查：似将意思理解反了，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后，英国是以直接统治取代了东印度公司。此外，印度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1872年（从1867年开始实施调查），那是起义十年后 p.82：[1901年印度人口普查包含巴基斯坦和缅甸]包含说147种不同方言和语言的29.5千万人：一般汉语的习惯会说“2.95亿人”，英语则说“295百万人”，此处的译法略奇怪 p.82：在印度，种姓制度因人口普查而被编入法典，接着在本土社会内部根深蒂固，成为人们控诉殖民政府或在其治下巩固自身利益的基础：此处“被编入法典”的原文应是coded，但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指“编码、固定分类”，当时印度人原本并不把种姓制度作为划分人群的分类标记，但通过人口普查，它就变成了人所共知的类别 p.93：天空岛（Isle of Skye），译注：又名斯凯岛，是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最大也是最北的岛屿：按，该岛词源并非“天空”，而是凯尔特语“有翼的”（winged）之意，就像“马恩岛”也不是指“人/男人” p.97：19世纪70年代，为了对抗南美(其后十年在埃及)的祖鲁人(Zulus)和阿善提人(Ashanti)：似有误，祖鲁人在南非，阿散蒂人则在西非，均与南美无关 p.97：仅1919年，空袭就被用于平息发生在埃及、印度、阿富汗和苏门答腊的动乱，很快它又在伊拉克、巴勒斯坦、苏丹和爱尔兰达到了相同的惊人效果：此处所列举的全都是当时的英国领地，但苏门答腊却属荷兰，英军不可能去轰炸，疑应是索马里兰（Somaliland）之误 p.123：及至1844年，英国国内发行、售卖的报纸有将近5500万种。译注：原文误作5.5万种。按，5500万种报纸是绝无可能的（下一页提到1854年英国的地方报纸也才289种），此处可能是5500万份？前文说到18世纪末全英国每年报纸销量1700万份 p.137：印度从1909年引人代议制，在1919年和1935年对其进行改良(到1935年，印度选民数量已经增长至3000万人，占其成年男性总人口的l/6)：按，1935年印度总人口仅2.96亿，男性人口估计也就1.5亿人，成年男性当不过1亿出头，这里却说3000万占成年男性人口1/6，疑有误 p.209：参与海上保险生意的会员将劳埃德银行（Lloyds）从咖啡屋搬进了英国皇家交易所：虽然上文提到的都是城市金融服务机构，多为银行，但劳埃德却并非银行，而是从事海上保险的“劳埃德船级社”（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最初是在咖啡馆里成立的，此处故此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