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对话读后感100字

　　《未完的对话》是一本由[英]以赛亚·伯林 / [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完的对话》精选点评：

　　●东欧学者试图连接伯林哈耶克的努力值得一看。毕竟铁幕后的国家有切肤之痛

　　●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伯林。

　　●终于厘清了柏林的“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翻译很赞。

　　●注解两种自由！

　　●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整本书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议题。然而被生硬蹩脚的翻译拖了后腿，阅读体验相当不堪。不过如果你学养或耐心足够好，可以无视其中的人为障碍，那应该还是值得一读的吧……

　　●有趣，伯林是个老狐狸。

　　●坦率讲，差强人意，三星半(主要是给伯林)。与《伯林谈话录》不同，本书的核心显然不是伯林的思想，而是由两位学者共同完成的，因此可以视作是伯林对另一位学者以及其他相关人等的回应与交流。但是，二人思考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全书的尴尬:谈话并不平等，贝阿塔的话语带有太强的谄媚感;同时，贝阿塔似乎想从伯林的话中得到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某些观点，这样做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关于贝阿塔的几篇文章，大多起到的是资料信息作用，并没有太多原创性，当然，我们不应该用一流学者的标准要求所有人。只不过这本书恐怕并不如很多人传诵的那么好。

　　●“秉持的多元和自由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它可能隐藏的反对情绪。”以赛亚·伯林和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持续深刻地谈论了价值多元论与两种自由观。

　　●多元论（个人价值观不可比）、两种自由（积极：个人意志、道德。消极：外在阻碍，尤指政治）。"我力求理解那些不认同我的信仰的人...他们如何会追求不同于我的那些价值观。...宽容。" － 问答形式：针对性强，易解。

　　●这本也是断断续续地读完的，中间估计有三四年，现在更倾向把它当小说素材使用。

　　《未完的对话》读后感(一)：以赛亚•伯林的最后思考

　　黄夏/文

　　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曾与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有过十五年通信和四次会面。伯林去世后，塞古尔斯卡女士在伯林作品的编辑亨利•哈代的帮助下，以《未完的对话》为题出版了这部分通信和访谈。按照哈代的说法，伯林1997年7月17日致塞女士的信是“伯林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这十五年也适逢苏东发生历史性巨变，可见这部分信件和访谈在理解伯林一生特别是晚近思想时具有的重要价值。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发生在21世纪初的诸多地缘政治和文化事件，笔者不称其“预见”，而是说伯林的思想有其跨越一时一地的普适性。

　　谈论伯林于当下的意义，我们不妨先提一下赫尔德（1744~1803）。这位18世纪的思想巨擘曾在其《论语言的起源》中主张，人类的成长与衰颓有其可遵循的共同法则，因而历史是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并且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虽然从横向来看，各民族的文化此消彼长，有先有后，但从纵向观之，它们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文明不仅平等而且各有各的价值。

　　赫尔德于两个世纪前所发表的主张在19世纪遭遇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的严重挫折后，终于在20世纪的反殖民运动中大放光彩。但赫尔德的继承人自会发现，赫尔德的理论因其理想乐观而无法解决当代种种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问题。较之赫尔德把各种文化视为一个和平共处、彼此欣赏、互不干扰的大花园，站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伯林则认为，文化之互为影响、运动乃至冲突，是时代应有之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塞缪尔•亨廷顿等强调“文明冲突论”的学者不同，伯林并不自始就认为冲突不可调和，而是强调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尊重是可行的，因为西方秉持的多元和自由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它可能隐藏的反对情绪，亦即某些社会容易趋向的非宽容的程度。”

　　不过，宽容归宽容，并不意味着你就接受你所宽容的对象。伯林与塞古尔斯卡通信访谈的一个重点，即在于探讨人性中足以达到交流基础的共同点，和把人类分裂成不同群体的歧义点，相对于前者，伯林显然更倾心于探讨后者。伯林认同马克思关于人性问题的基本要点：“所谓的人性，在不同的文化里，或者甚至在各种文化内部，都有所不同，都有区别——在人对自然的反应、彼此的反应之变易过程中，各种因素都有其作用”。因此，“以为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被赋以关于普遍的、永恒的、不可替代之真理的实在知识或者潜在知识，此种理念简直就是错误的。”

　　伯林的这段话十分重要，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尽管我们从宽容的角度来看待异质文明，我们对于不同文明之间何以产生这些不同，作出历史的或者人类学的阐释，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是，这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出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所属的某一特定文化的特定概念与范畴。换言之，这种对异质文明文化的研究本身，可能也是戴着有色眼镜产生的偏见，不管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识到。

　　另一层意思是，既然人性是具体环境的具体产物，那么，用康德的话来讲，“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是制造不出平直的东西来的”。1990年代，波兰开始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塞古尔斯卡感受到时代所带来的激烈震荡，她和伯林探讨波兰的改革之路会如何走下去。对此，伯林说：“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所相信的民主、个人自由、现代化、科学方法的使用、某种自由制度；另外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反现代主义、向旧制度回归、沙文主义、独裁制度、反犹主义，等等……我认为两者都不会通过，但是二者之间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会出现，人类的事物都是这样的。”伯林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深受这个国家的民情、传统和文化影响，一次单纯的“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使之大幅度转向，更不可能轻易移植某种外国事物作两者间的嫁接。

　　而在震荡中，“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往往表现为打着自由旗号的奴役。关于“自由”，伯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中将之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免受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则要复杂一些，这两种自由都可在某种条件下通往奴役之路，在《未完的对话》中，伯林主要谈论“积极自由”如何走向奴役。伯林没有解释“积极自由”的含义，而是让它作为对“谁统治我？我自己呢，还是某种外在的机构？”的回答。不消说，如果答案是“外在的”，那么显然就是对积极自由的破坏，无法确定的，则是如何解释“我自己”。伯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玩弄“自己”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认同为个人，而是认同为教会、党、阶级，这一切都包含了一个‘更高’的自己，这个自己有资格去吓唬我们所理解的、现在被错误命名为‘下层的自己’的真实的、现实的自己。”

　　这段话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政党政治所作的论述近乎异曲同工。托克维尔说个人因其弱小，所以要通过办报、结社、组团、成立党派来发声，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人的利益往往被吞并、架空乃至牺牲在集体这个庞然大物之中，后者则因之成长为一个不受个人驾驭的超级存在。托克维尔洞见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国理念中，埋伏着可能导向专制的危险。现实并没有如其所预料的发生，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就不存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伯林不仅看到了现实中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至今仍在东欧和独联体各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着自由和奴役间的诡异拉锯战。而伯林的声音，则伴随着他最后的思考，也一直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未完的对话》读后感(二)：健谈者伯林

　　我们对大多数思想家的印象源自阅读他们的著作，他们的魅力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撰述，思想的深度，沉思的智慧。当然，这种印象，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无缘接触到那些影响人类进程的人物，还有就是很多思想家拙于言辞，深居简出，他们思想成型需要大量的时间推敲和斟词酌句，以免留下不实的话柄，逻辑的漏洞。除了著作，他们在生活留下的只言片语、私人八卦等传记性材料，也只能作为思想著作的注解存在。海德格尔评价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时说：“他出生，思想，死亡。”其余的一切纯属轶事，传统哲学都是排斥传记的，因为传记与思想无关。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古希腊哲学中同样有着述而不作的传统，西谚有云，言语是活的，一旦落到纸上就死了。口头言语的魅力源自思想未成形的一刹那，源自两种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而不是思想家在静夜中的独自沉思。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一直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系列观念史著作和自由思想史论，更多是在他的学术之外，他是个健谈者，社交宠儿。从他留下大量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伯林在英国生活的社交圈之广，他并不囿于英国哲学家的那些圈子。他过着双重的学术生活，一方面跟他的同事谈论纯粹的哲学，有些无聊的学院派哲学，一方面与他结交的朋友谈论音乐会、诗歌、小说，深入各个社交圈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凯恩斯与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主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在他的朋友印象中，伯林一直都是以健谈著名。

　　在《个人印象》中，伯林曾提及他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莫里斯•鲍拉，虽然他出版的作品在风格上有些单调和平淡，但“作为一名谈话者，他无人能及”，“他的智慧表现在口头上：语句简短尖刻，而且集中火力，切中要害，比喻、双关、隐喻、打油诗似乎在一连串绝妙想象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熟悉伯林演讲和谈话风格的人很快就能察觉到这就是伯林谈话的特点。在评价自己的这位同事时，伯林还注意到，鲍拉的私人信件、私人文章和所有的谈话都与他的作品不一样：“那些仅仅通过他的出版作品来了解他的人，完全体会不到他的的天赋”。这个评价修改一下就是适用伯林的。

　　我喜爱伯林，私心想来，除了信服他的著作思想，还有是喜欢他的著述风格——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应约的演讲和口述之作，当然还有很多大量私人的书信和谈话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如何形塑自己的世界观，思索自己的思想与外界变化的应对之策。中文版的伯林著作中，除了那本伯林与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的著名谈话录外，现又增加了一本《未完的对话》：其中收录了年轻的波兰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与伯林生前的最后十几年间断断续续的谈话和信件交往记录。

　　贝阿塔因为写自由思想的论文，从1983年开始与伯林对话，开始以书信的方式，而后与伯林在牛津面谈。谈话的主题主要涉及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区分，多元价值观，以及自由与多元论之间的关联。但是伯林的魅力就在于，他绝对不会就你提出的问题作出中规中距的回答，他喜欢随意自信地切换话题，有时候的交谈根本就是偏离了主题，但这种偏离对一个年轻后辈来说不啻为一种荣幸：能够亲耳聆听一位在世伟大思想家的言辞。

　　在《未完的对话》中，我印象较深的一个细节是贝阿塔在序言中提到的，有朋友问她，伯林几十年都在牛津大学舒适的安乐椅中度过，却指教贝阿塔在极权制度下的波兰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指教是否有些错位？贝阿塔最终回答说，伯林是同情性理解的终极大师。如果撇开这句评语中的客套之意，我们至少能感觉到伯林在于其交谈之中把自己童年记忆中对俄国暴力革命的恐惧带入了进来。所以在他们1991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随着苏联体制的垮台解体，他们一见面，伯林就很高兴地对她说，世界变成了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贝阿塔随后就这个话题继续追问伯林的自由论：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学说都追求建构某种理论，试图一劳永逸地对社会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绘制某种未来的蓝图，为何伯林的自由主义理论舍弃了这种乌托邦模式？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就曾提到，我们受制度和观念的暴虐，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分析与理解才能得以消除；我们受到自己创造的观念的禁锢，只有通过自觉与适当的行动才能驱除，换言之，我们之所以研究知识：“知识是解放性的，不是因为它为我们开启更多的，我们可以在其中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而是因为它能保护我们不因非分之想而受挫折。”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开放性的，同时也是抱持一种政治上的警惕，这正是他推崇所谓的“消极自由”的观念所在。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给贝阿塔的回信中这样解释自由：“自由永远都是从某物走向某物：如果我被绑在一棵树上，我只要求松绑，如果我在监狱里，我只要求逃出来——以后我怎么办，是不清楚的，也不必提及。所谓自由是消极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他所坚守的自由与多元论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关联，但是如果发生了某种联系，首先是因为宽容，宽容各种与你不同观念的存在；然后试图理解，理解他们的存在，做出某种沟通、交流和对话。

　　伯林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语言越是精确，他实际上能说出的东西就越少。要说出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有意义的话语，我们就必须要引入直接经验之外的思考。换句话，谈话的魅力就在于他的语言是不精确的，是瞬间的灵感激发，是思想碰撞的往来，是直接经验之外沉思。这是话语的魅力，源于一种思想的未定型，甚至自我矛盾状态。但正是这样的谈话让我们领略到了一种漫无边际的思想的交锋：在谈论一个话题之前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奇迹。这也正是伯林谈话的魅力所在，因为他这样告诉贝阿塔，“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我要例外、奇迹、偶然的拐弯”。

　　思郁

　　2014/5/25书

　　未完的对话，【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著，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for《南都周刊》

　　《未完的对话》读后感(三)：消极自由：人性的冲突与悖论

　　逝水如斯，时光如江河奔湧... 每個人活在世上，都是向着未知的时间点趋進... 在這场未知的旅途中，人的内心或许充满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悖论、和解，甚至是妥协、自动上缴灵魂给梅菲斯特的无奈，抑或是主动献身撒旦的狂悖、昏乱... 最近在阅读以塞亚·伯林与波兰学者贝阿塔合著的《未完的对话》，随着阅读的深入，心神亦如跟随伯林、贝阿塔的思绪飘荡，这也许就是“如临渴掘井之人，得遇甘泉”的感受吧... 《未完的对话》一书是记录了以赛亚·伯林爵士和波兰雅盖沃大学教授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上迄1983年至伯林逝世的14年间的书信、对话录及贝阿塔的5篇“伯林学”的学术文章。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区分了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时至今日，关于伯林两種自由、伦理多元论、多元价值观念的争论，仍不会停歇... 以赛亚·伯林在与贝阿塔的对话（1991）中说过，“生活没有总体性的目的，只有个体性的目的——快乐、正义、善良、自由、知识、美、艺朮、爱、自我表现、愉快、娱乐。这一切都是目的，生活的总体目的是不存在的...” 个体生活的目的、意义，并不是确切无疑的；人的多樣性和人性诡谲多变、纷繁复杂，以及人对自己未来的憧憬、自我期许的迥异，个体对自我实现、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自我价值及对外部世界的所谓身份认同的期待，各有不同... 生活的目的自然不是受总体性、必然性的集体主义、社群主义观念所支配，而只是/只能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观念范畴... in fact，约翰·格雷的分析引导他得出的结论形成了他这一著作的主要论纲：自由主义没有得到价值观多元论的支持... 以赛亚·伯林在和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说过，“我既相信自由主义，也相信多元论，但這二者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在伯林的语境而言，在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它们之间有某種心理学的或者政治的联系。 克劳德《以赛亚·伯林：自由与多元论》中曾写道，“... 因为自由主义不是满足反乌托邦要的唯一的政治形式。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也承认人类处境的不完美。”但克劳德认同以赛亚·伯林，认为多元论和自由主义可以和解... 价值多元论和自由主义并非不可化约、涵盖的关系，而是基于理性形而上的理念冲突共生的观念...

　　以赛亚·伯林认为，人之处境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是作出选择。伯林清醒地体认到，正是因为自由是“人之为人的一个不可让渡的成分”（以赛亚·伯林《自由论》导言），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中才能受到削弱。 伯林在思考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时，引述了霍布斯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不受阻碍地做他想做的事之人。” 在贝阿塔看来，伯林将约翰·洛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及“建立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的各种形式”联系起来，成为伯林多元价值观念、消极自由观念的起点之一。 以赛亚·伯林两種自由概念的思想泉源是贡斯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赫尔岑。当然，也追随了大卫·休谟，汲取了康德的思想资源...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区分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古代自由是没有人得到保护以防备他人的侵犯... 现代的自由，称之为消极自由，是一道篱笆，我在其中可以为所欲为... 伯林提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两種自由概念，并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观念争端。积极自由是个体能动性、自我价值认同、积极行动自由的体现，消极自由是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不受外力阻碍的行动、思想自由。而在极权主义国家，极权抑制个体积极自由，而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为名建构一套扭曲的“积极自由”体系，并以此羁绊、约束、钳制个体行动、思想自由... 1991年以赛亚·伯林与贝阿塔的对话中，伯林说过，我不否认，Marxism关于自由的定義——特别是在Soviet，还有在整個铁幕后面的，都对我有些影响，令我反对所谓的积极自由。 在Karl Marx看来，人不过是原料；只有在人进入了劳动的结构之后，他才发生变化。所以人的真实本质是包含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的... Marx把人看作“劳动力”，而不是康德所言“人是目的”；另外，Marx将人性视作固定不变的、只有现实境况中的人而不是形而上的人，“人性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康德语）在Karl Marx眼中，也是荒诞不经的... 伯林反对这种强加於个体的制度之恶，认为那种制度贬损人格，将人变成了物。这是左翼思想掮客所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眼中，只有“从量变到质变”、“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的荒谬理念... 与之类似，伯林认为，伊斯兰教需要让整個世界都是穆斯林的：他们相信，只有在每個人都成为穆斯林的时候，世界才是一个妥当的世界。 伯林与贝阿塔的对话，充溢着灵性、跳脱的语言冲击力... 譬如下面一段以赛亚·伯林、贝阿塔讨论brainwash的对话... 贝阿塔：斯宾诺沙会怎样对待洗脑现象？ 伯林：如果斯宾诺沙知道洗脑是什么的话，我怀疑他是否还会说只有内心的自由重要。他很可能想到了爱比克泰德，这個人是一個奴隶，他说过，一個奴隶可能是比主人还自由的。但是如果这个奴隶被施以催眠术，被调教成了一个动物，那么，在任何的意义上，他也不是更自由的。 洗脑是专制极权对民众施以“催眠术”，用来统驭、控轭人们的奴役工具。anyway，洗脑，都是极权主义控制舆论、压制不同意见、阻滞个体自由的机器。 伯林对“安提戈涅悲剧”也有獨到的见解：“悲剧是为雅典的观众演出的... 安提戈涅服从的是不成文法、永恒法则，和克莱翁的信念，亦即，國家是权威的终极来源... ” 这两种观念并存于古希腊观众心中，不可调和，因此是悲剧性的... 这本书还讨论了历史决定论、本质主义、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价值冲突等话题，限于篇幅，言尽於此，有识者可自行阅览、体悟！ 在我的精神世界，心灵的流亡成了常态，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无法掩饰内心的冲突、波诡云谲…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体，缺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境遇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就是不太可能的事；只能任由心灵在精神世界里游荡，付诸笔端的汩汩清流，慰籍空洞的心灵缺口… 今朝方覓源头处，岂肯回舟复归港...

　　《未完的对话》读后感(四)：无尽的交流

　　西闪/文

　　1983年4月11日，贝阿塔给素昧平生的伯林写了第一封信。从信的内容看，她对能不能收到回信，没什么把握。当时的贝阿塔，只是波兰克拉科夫市雅盖隆大学的一名年轻讲师。而那时候的伯林年逾七旬，已是名满天下的哲人。哪怕在封锁下的波兰，他的名字也不乏人知。

　　但贝阿塔自有鼓起勇气写信的理由。1981年12月，波兰实行军管，试图以此压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极权政府，将整个国家变成了大监狱。这场军管持续了19个月，直至1983年7月才被迫撤销。在这期间，贝阿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开始构思并写作博士论文，中心议题即是“自由”，特别是伯林论说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所以，她迫切地想就《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向作者本人请益。亟待解决的，决非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然而伯林的回信与其说热情，不如说礼貌。在短如便笺的信里他说，从《自由四论》出版（1969年）迄今，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同时他颇为周到地表示，将给贝阿塔邮寄几本出版物。

　　有趣的是，三年后当他们恢复通信之时，伯林的回复却变得相当认真。在信中，他对“人性”这一观念的阐发，就透彻的程度而言，甚至超过他的好几篇专门的论文。伯林还邀请贝阿塔访问牛津，随时自由地讨论，这让贝阿塔相当意外。

　　可能是贝阿塔的认真激发了伯林的认真。不过据我的理解，他的回复之所以显得充分，也许还出于另外一些原由。

　　从1958年发表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齐切里讲座就职演讲以来，伯林的自由论一直处在政治哲学家的视野范围之内。不过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在伯林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众声誉之时，持久讨论的热情却从学界消褪了。到后来，伯林干脆成了“牛津一景”，一个象征物。在那个属于汉娜•阿伦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风云时代，伯林只能在私下的书信和对话中自嘲，称自己是一只本该灭绝的自由主义乳齿象，其思想有如J.S.穆勒的微弱回声。而在公开的领域，他心甘情愿地去为牛津筹建新学院，去敲开赞助商的大门，和基金会的反对者、拖延工期的承建商周旋。

　　就个人而言，伯林本人当然很高兴看到这些讨论。这促使他开始比较公允地自我理解：审视自己在50至60年代焕发出来的惊人创造力，同时承认在漫长的历程中，自己确实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然而即使如此，出于天性，他并不愿置身于那些公开的讨论当中。他是一个老派的人，喜欢私下的对话，厌恶台面上的争辩。因此，在这一时期，伯林越来越倚重书信和谈话与人交流。《未完的对话》和《伯林谈话录》的内容均出自于此。

　　不过我认为，伯林如此看重自己与贝阿塔的书信与对话，不会只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他喜欢偶然、例外和奇迹，就像他说的那样，“不愿意这宇宙太整洁。”对于伯林来说，贝阿塔的出现无疑是某种偶然或例外，让他欣喜。

　　另一方面，他对贝阿塔还持有一种责任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谈到步入暮年的自己没有停止工作，完全是出于单纯的羞耻心，“以及继承自所有那些严肃的受迫害的祖先身上某种古已有之的责任感。”当铁幕之后的贝阿塔欲以思考自由的方式来对抗暴政，基于对受迫害者的深刻理解，伯林的责任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每一封回信中。

　　在和贝阿塔面对面的一次谈话里，伯林把这种责任感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当贝阿塔向他解释暴政下的个人生活有多么不易之时，伯林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人性的温柔。他宽慰贝阿塔，假如一个人不幸地生活在恐怖的制度之下，反抗固然是对的，顺从也未必错。“不要为了诚实而牺牲自己的孩子”，伯林对身为母亲的贝阿塔说。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人们所做的事情往往超出了道德批评的范畴。他又说，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整体而言，可以减少痛苦，仍然是一个人保有尊严的理想。

　　那是1988年5月，贝阿塔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两年后，伯林的信中不再用“尊敬的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夫人或女士这一类客气的称谓，而改用“亲爱的贝阿塔”开头。

　　在长达十五年的对话中，哲人逐渐对贝阿塔敞开了心扉，带着一个老者特有的紧迫感。他写道：“你的信感人至深，直达我的心灵。如果你觉得还想要给我写信，就请写吧——我愿意告诉你，你的信对于我意义重大，也许超过我的信对于你的意义。鉴于我年事已长，你知道，快八十一岁了，所以请不要拖延太久——你觉得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只管写来就是。”

　　就这样，伯林引领贝阿塔进入他在自由论说中的核心区域。这些区域迷雾重重，不仅让学者们为之困惑，甚至伯林自己谈及，往往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野究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还是一种更偏重修辞意味的意见；再比如，自由主义与多元论在逻辑上究竟是否融洽，存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抑或只有心理学意义上的联结，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伯林时常保持着含糊其辞的态度。然而，他为贝阿塔解惑时却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慷慨，这使得《未完的对话》一书迥异于另一本对话录《伯林谈话录》。他和伊朗哲学家贾汉贝格鲁的交谈更宏阔，而与贝阿塔的交流更体贴更细腻，也更私人。

　　有时候，在一些书信里，还有他们面对面的交谈中，我感觉伯林和贝阿塔就像一对父女，充溢着更温暖的情感。在《未完的对话》的一些谈话里，偶尔我甚至会看到一个朝伯林抱怨的贝阿塔，大声嚷嚷“您现在说的话和上次会见时说的话很不相同啊！”

　　如果说贝阿塔多数时候还有些因尊重而生的僵硬，那么伯林体现出来的对后辈的爱要炽烈得多。就如信中所写，他希望贝阿塔“真实、幸福、知识、安全、各方面都如意的生活等汇合为一。”

　　或许正是因为情感，促使伯林在《未完的对话》更主动地发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伯林将哈耶克视为放任自由主义者的理由，也看到了他批评波普尔为褊狭的本质论者的基本逻辑。而诸多内容，我想假如不是因为贝阿塔的激发，伯林不会说得那么直接明白。

　　他向贝阿塔明确表示，如果现在来写自由，他再不会像从前那么坚定地认为，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文明、更重要。假如有人认为，他抨击了积极自由，那是自己表达不清的过错，而非他的本意。他说放在今天，“我会对积极自由更友善。”

　　坦率讲，就两种自由的看法做如此断然的修正，我在伯林的其它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伯林对贝阿塔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激励，我相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表达过我的思想”，这决非虚言。他愿意在长篇回复的结尾写下如此字句：“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与否……如果还没有说清楚，就写信来，再继续。”意犹未尽，他还乐意附上：“另外还有你没有问到的两点”，世上有没有“民主的非自由社会”？有没有“专制的自由社会”？

　　意犹未尽，恰是热忱坦率的伯林与执着坚定的贝阿塔赋予《未完的对话》的独特气质。这种饱含情感的气质提醒我，此书在伯林的一系列著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997年7月17日，伯林在回复贝阿塔的信中说，年纪大了，思维难免混乱，表达也很难像以前那么清晰。但是，他依然清楚自己坚持的立场。这一立场，用“理性的自由派”来描述的话，比“自由派的理性主义者”可能好一些。

　　就在当天凌晨，家人叫救护车将伯林送进了医院。后来，亨利•哈代告诉贝阿塔，7月17日的那封信是伯林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之后，直至去世，他再也不能处理这种水平的书信了。

　　伯林的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曾经说，当死亡的阴影渐渐逼近，伯林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与自己精心挑选的对象挥手告别。读完《未完的对话》，我深深地明白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