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读后感锦集
《茧》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元，页数：20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茧》读后感(一)：民族工业现代化之多艰
留学生大多梦想留洋，抑或自以为是地照搬西洋制度改造中国，能找到一个付诸实践用现代制度改进传统民族产业的留洋人才已是凤毛麟角。其中又有面临多方阻力，传统性别秩序的男尊女卑，垄断压榨的封建旧商户和高利贷地头蛇的狼狈为奸，唯利是图的上海财阀的虎视眈眈，民族振兴，求富求强是一切精神自由的前提，而故事里寥寥无几的有志之士尽心竭力所拯救的民族工厂和一切理想，在日军铁鹰的炮火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报纸上，嘘的一声消失了。
在家园稳定富强以前，所有的梦想都不堪一击。所以两百年前“求富求强”的口号今日仍在被履行。而为之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来不及被告解。
《茧》读后感(二)：如茧
好像是与小时候看的《子夜》不同的左翼文学，虽然故事很短，但详实，关于爱情，也关乎国家。还有一点感触就是，费老其实是明白自己的问题的，他知道他忽视了江村经济忽视了阶级的冲突，他的功能主义忽视了人的情感，从这本小说可以具体地看到这些我们经常批评费老的问题，但其实他早在博士时就似乎门清了这些存在的矛盾。
当社会学家写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家重点关注的是情节和张力，与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剧情中的社会学道理，藏在日常生活中，费老也用文学性的方式给点出来了，突然来个一两句甚是有意思，不禁点点头。
每个人的因何而变？他们所受的冲击，他们的恐惧。各个角色所关注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满眼都是Ta所爱之人和自己，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大众如何被谣言轻易地鼓动。费老似乎是不信任大众的，但是他依然肯定大众是可以走向好的道路的，需要有人去引领。
在故事中，似乎只有宝珠、李、吴想着为更大的理想奋斗，而这理想又不似报纸上歌颂蒋氏那样的飘在空中的称赞，而是真正地投入到建设中去，为唤醒人们的想法而做出努力的一群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限制，甚至每个家庭都有它的限制，到每个人的行动，包括我自己，时常感受到被限制，被制住，如在茧中，我们不仅需要认清这个周围世界的茧，还要挣脱出这个茧。走在迷宫里虽然容易误入歧途，停留也是常态，但也下决定要开出一条路来，要破茧而出。
ps:一直在想书中的人物有没有费老自己的投射，是吴还是李呢？如果故事继续写下去，费老会如何安排这两个人的结局呢？
关于爱情，什么是爱？是相互无可替代的纽带。
“人生而战斗，难以想象一个人没有敌人如何生存。敌人愈是迫近，生活愈是仁慈。”—— P49
《茧》读后感(三)：读费孝通先生《茧》
根据本书编校者介绍，本书由费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存放于作者曾经就读的LSE图书馆的“Firth Papers”中。在2016年，被国内学者发现（王铭铭老师的学生孙静），翻译出来成书，在今年1月出版。
全书不长，可以看作《江村经济》核心部分（关于丝织业）的文学版。主题内容为1930年代江南地区的丝织业由家庭手工业转向工厂加工业的过程中，人们生产生活与心态观念的矛盾与适应。这本小说的各处细节均可见到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隔阂。例如，村庄人们看到镇上升起的黑烟囱，普遍相信它会破坏小镇的风水进而带来灾祸，并且相信只有扔进一个孩子才能使这个烟囱停止；一位农村老妇到镇上工厂搬运处寻人时，不小心打断了工人流水线式的搬运工作，而老妇对此的愧疚与讶异则体现出工业时间与传统农业时间的鸿沟；女工在丝厂发现了作为女性也具有的自身价值，这对她在父权制农村传统下被灌输的依附人格构成了强烈冲击，不仅开始重塑女工的自我价值认知，还引发了家庭内部关系的危机与调整。本书中这些微小情节背后都展现出当时宏观社会变迁的张力，它们也都在提醒读者，这本小说是一位社会学家写就的。
同为社会学家写成的小说，本书让人难免让读者将之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作比较。两本书从阅读体验来说，《茧》更加有文学上的生趣，情节更为紧凑而跌宕起伏。但由于故事设定在几周内发生的事情，因而较为精炼，不具备《金翼》在行文安排上的长时段视野；但这让《茧》能够成为以小见大的优秀作品。从学术方面，两本书都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茧》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如果不是对当时江南丝织业变迁有足够的洞察，是难以组织起来这样兼具文学趣味与社会学观察的故事的。
最后，据说这是费先生在等候博士论文答辩期间写成的一本小说。再次慨叹前辈的智慧与学术功力。
《茧》读后感(四)：《茧》
《茧》中通先生用平缓的文字把人物形象与家国关系刻画得唯妙唯俏，乡村部分人非理性的情节发展更是恰到好处，身边人活化在小说里。除此外更喜欢小说中通先生观察到的事物——城乡对比的旁白，字字平常而又诛心。 附录的江村通讯同样耐人寻味，不经发出同阅读《乡土中国》时的感叹：原来十年如一日的乡村生活，换个角度看后，在笔墨中也可以写得这么专业出神有意思。
《茧》读后感(五)：《茧》
《茧》中通先生用平缓的文字把人物形象与家国关系刻画得唯妙唯俏，乡村部分人非理性的情节发展更是恰到好处，身边人活化在小说里。除此外更喜欢小说中通先生观察到的事物——城乡对比的旁白，字字平常而又诛心。 附录的江村通讯同样耐人寻味，不经发出同阅读《乡土中国》时的感叹：原来十年如一日的乡村生活，换个角度看后，在笔墨中也可以写得这么专业出神有意思。
《茧》读后感(六)：【转】王铭铭：费孝通《茧》编校说明
1938年春季，费孝通先生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数月，他需对论文进行修订。闲暇时，他做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其中一件，便是在其业师之一弗思（Raymond William Firth，1901—2002）的乡村寓所南英乡间“桑谷村”（Thorncombe）写作这部英文中篇小说《茧》（Cocoons）。同年6月20日，他将这部手稿作为礼物，呈给他的师母“亲爱的弗思太太”。《茧》一书手稿一直被弗思夫妇珍藏着，如今被收藏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图书馆“弗思档案”（Firth Papers）中。 《茧》从未出版，译为中文后，仅约65000字。作为文学作品，它含有不少想象成分，却不完全是一部虚构之作。这部富有纪实内涵的小说，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图景。“原型”来自作者对江村展开的细致研究，而《茧》堪称其名著《江村经济》核心部分（有关江村蚕丝业与社会变迁的章节）的“文学版”。 此书叙述的故事，与费孝通先生的姐姐费达生及其人生伴侣郑辟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在开弦弓村一带推动的蚕丝业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费达生与郑辟疆共同事业的“局内观察者”，费先生对这项事业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展开了社会学解析。他指出，这项事业是由乡土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不同于由外而内推动的文化变迁。要使它得到有效推进，行动者既须适应现代文明（尤其是备受重视的现代科技文明），但也不必作茧自缚，而应在实践中求索，尤其是应认识身在其中的“当地传统”（特别是乡土中国的关系和权力的模式），并对之善加适应，否则，这项事业将不仅无法破茧成蝶，而且有可能被其他种种“方案”（如当时已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国家经济统治制度“计划”）所吞噬。《茧》这部小说即透露了费孝通的上述重要思想。 《茧》既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又有历史和社会科学价值，对于我们认识20 世纪前期“乡土中国”的面貌，了解当时同时存在的种种新旧传统、思想和行动的本质特征与问题，理解一种社会思想的生成，都有着重要意义。 手稿2016 年由我的学生孙静在“弗思档案”中找到。孙静归国后不久，即开始对它进行翻译。后来，因有完成其博士论文田野研究的任务，不得已在翻译完全书前10 章后“半途而废”。余下10 章由北大哲学系博士生王燕彬接续译完。之后，我花了不少精力，对译文进行了校对和修订。 在翻译校订过程中，我们这个“小团体”遇到不少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译文的遣词造句、行文节奏的把握。在这些方面，费先生均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我们需尽可能在保障译文准确性的前提下，使表述接近他的风格。然而，这却是个大难题，我们只能勉力而为。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技术性困难，我们只能“大胆”地进行相应处理。 1.人物姓名。要把原作中的英文人名转回中文，使其符合小说人物的性情和“韵味”，我们经常需要猜测。除了“Precious Pearl”明显可以译为“宝珠”之外，其他名字，如San-fo，我们权且译作“三福”，Wang Wan-quai，译作“王婉秋”，Wu Ching-non，译作“吴庆农”，Li I-Pu，译作“李义浦”。 2.人物称谓。如“Grand Uncle”，从前后文看，这个概念显然不是一般的称谓，它在苏南方言中视不同情形或被称为“老伯”或被称为“老娘舅”。概念是从亲属称谓引申而来的，指的却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和事佬”。而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给予解析的维系乡村礼治秩序的“长老”。在翻译校订时，我们沿用了人物称谓的地方习惯，及费先生的“社会学引申”。 3.地方名物。小说中多次提到“service agent boat”这种船只。从《江村通讯》到《江村经济》，费先生都用“航船”来称呼这种交通工具。然而在编校过程中，我却感到“航船”不见得能充分体现费先生所用的“service agent boat”的意思。“航船”仅表现这种特殊船只的交通属性，不能与一般船只相区别，而费先生笔下的“service agent boat”，却明显意味着一个区域性的水上“买卖制度”。在《江村通讯》中，费先生说，“航船”这种东西，构成一个比“店”更重要的网络。开弦弓村依两条河流而成，而这两条河流也是两个“买卖区域”，“航船”正是这两个区域的核心。“航船”可以乘坐，也起着代买代卖的作用，但其收入不来自佣金或工钱，而来自丝和米的交易。“航船”主经手“主客”丝米的出卖，从中收取一定费用（《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372—37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航船”的这一运作方式，不免令我对这个词语中的“航”字产生了疑惑。后来经多方询问才了解到，“航船”被当地人理解为“行［读h1ng］船”，其中“行”字所指，大抵与费先生所说的“买卖制度”有关，“行船”为联系市镇货航与村社家户的船只，故亦得名于商行的“行”字。为了使《茧》中文版保持与费先生已发表作品的一致性，我们保留了“航船”这一名称，但我个人也拟在此给“行船”一词留有一席之地，以期来日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202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