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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博古的一次长谈:我们都不适合做统帅 2016年01月

2021-12-20 01:46:58 作者: 来源:庆推荐 阅读:载入中…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博古的一次长谈:我们都不适合做统帅 2016年01月

  我国西北某基地研究员、导弹试验专家陈德明,瞄准强军目标,铸造国之重器,26年潜心从事导弹武器试验研究,把我国反导试验技术推向新高度。

  这是我国首次中段反导拦截试验的现场画面,当导弹拦截发出的火光照亮西北夜空时,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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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明说,反导是战略防御的坚盾,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有和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反导被誉为目前世界军事最尖端的技术对抗。陈德明所在的这个基地担负我国新型导弹试验鉴定定型任务。本世纪初,我国的反导技术研究进入新阶段,陈德明受聘为项目专家组专家,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带领团队开展了反导试验技术研究。

  据西北某基地高级工程师涂国勇介绍,陈德明敏锐地感觉到,应该尽早开展中段反导试验的靶场试验技术,于是他带领他的团队开始了靶场试验技术一些关键性技术的预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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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组织各项关键性技术攻关,陈德明还明确提出,虽然是首次靶场试验,也要把实战作为首要目标。西北某基地博士徐春光说,陈德明研究员一直要求,在靶场不能仅仅是立足于解决试验问题,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未来实战中遇到的问题。

  近千个日日夜夜,陈德明带领团队以超乎寻常的紧张高效,拟制了上百份试验文书,一举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2013年1月27日,继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成功之后,我国第二次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又取得成功。

  “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特点是信息化,信息化条件下的对抗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陈德明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陈德明和研究团队在反导之路上的攀登,一刻也没有停歇,他们接连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将我国反导试验技术水平不断推向新高度。返回腾讯网首页》

  2021-12-19 0:41 祝愿祖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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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在长征途中的四个"最":六天六夜不能睡觉回复:0 人气: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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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陈云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平生第一次在军队任职的陈云,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率领部队渡过湘江,与红八军团实行整编,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的注意,为此后光辉的革命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级别最高:长征中唯一到军团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4年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朱德和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亲自约见陈云,当面交待了任务。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红五军团前身,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周恩来坦露了中央的意图:长征中红一、红三军团做开路先锋,红八、红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苦的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周恩来还郑重地向陈云交待:“完成殿后任务时,会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这实际上是赋予了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陈云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任过任何职务,对红军情况不熟悉,更无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一下子就挑起这样的重担,确实非常困难。但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在这危险的时刻,他更是毫不犹豫。陈云以高度的党性,精神抖擞地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将以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与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责任最重:为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1934年10月18日,陈云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一起,率军团所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共6个团12000余人,从江西的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他们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紧跟其后的国民党追兵,还要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红军整个部队以甬道式开进,殿后部队每天要与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战斗,残酷激烈程度很多时候还要强过前卫部队。而生活供应物资却比前面部队差得多,缺吃少穿情况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军,随军带上了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医疗器械等笨重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坳。这更加重了红五军团的负担。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可以说,陈云受命于党和红军十分危急时刻,又是在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万分艰难险阻的后卫部队担负最重的责任。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长征开始后,又因连遭挫折,离根据地越来越远,红军战士的情绪普遍不高,开小差的现象较为严重,部队减员很快。为了了解部队情况,掌握战士情绪,1934年10月20日,在长征开始的第三天,陈云便亲自来到红十三师,在与部队一起行军的过程中,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掌握战士的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他主持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干部会,“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与几个中心工作。15时以后,会始完毕。接着,即率领各团首长去石尾渡河点考察徒涉场。但路太远,到达时已17时了,不能再回去带队伍,只好派员通知司令部转各团,叫他们直接到徒涉场”。11月4日晚,当红五军团行军至湘赣粤边境时,针对一部分江西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而开小差的情况,陈云再次来到红十三师,及时召集各团政委、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陈云与该师指战员一起行军和战斗,深入地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一直到11月15日,红五军团在湖南郴州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部。

  在艰苦的阻击战中,陈云连续指挥作战,“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也经常吃不上饭。一天,陈云路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七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给他弄来了鸡汤煮挂面,使他在极度困乏中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午餐。这件事陈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他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恰好遇上了来组织部办事的谢良,硬是要把他留下来,请他吃一顿从苏联带回来的马肠。

  战况最险:一封“十万火急信”救出红军一个师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抢渡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天上敌机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讯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点多,陈伯钧在石塘圩接到陈云的信时,红十三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指战员又饥又饿,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但和陈云一样深知兵贵神速的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十三师能渡过湘江,与陈云在危急时刻所下的“最大的决心”、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生死攸关。

  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过江的1000余人,也陷于一片混乱状况之中。为了让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陈云会同李卓然于12月11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另行分配工作。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决定以两天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整编。通过整编,不仅充实了作战部队,也使部队恢复了严整的阵容。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大义”最“明”:遵义会议上“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唯一一人

  在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两个多月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为尔后他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使之结束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月上旬,红军挺进遵义后,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6位委员之一,“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陈云曾在自传中写到:“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笔者查遍了遵义会议20名参会者的回忆录和自传,陈云是在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持此态度和主张的唯一一人。1983年12月31日,萧克将军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题词:“遵义会议明大义,红军长征得指南。”而陈云则是当时遵义会议参会人员中“大义”最“明”的典型代表。

  同时,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经历,还为他后来在长征中出色地履行军委纵队政委、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政委、金沙江渡河司令部政委等一系列军职,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并得到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尽管在长征以前毛泽东对陈云并不了解,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尽管由于中央安排的特殊使命,他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6月,他奉中央之命离开红军队伍,赴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但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陈云。这足以证明陈云在长征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党史文苑》张小灵)○

  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即将服役 跟踪航母的利器

  腾讯网·军事频道杜松涛2016-01-21 14:15我要分享586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2016年1月刊文称,中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已进入联试阶段尾声,并成立了相应的天波旅,即将于检飞后交付使用。目前该旅由解放军总部直接负责,形成建制后将交予空军,这也是中国军事改革的重大组成部分。结合近期亮相的X波段战略预警雷达、最新开发弹道导弹预警卫星等消息,我国应该是正在着手建设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用于提前探测美军洲际弹道导弹。

  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即将服役 跟踪航母的利器

  图注:天波超视距雷达的工作原理

  天波超视距雷达是一种远程搜索雷达,它将雷达波发射到高空,由距地面数百公里的电离层将其反射回地面进行探测;目标将雷达波反射回电离层,电离层再次反射后信号被接收天线接收,实现对目标的探测。由于有高空电离层的反射,因此天波超视距雷达可以探测被地球遮挡的目标,其探测范围约为900-3500千米,远远超过预警机对低空目标400千米的探测范围。但受电离层反射角度限制,天波雷达无法探测900千米范围内的目标。

  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即将服役 跟踪航母的利器

  图注: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探测范围示意图。

  为适应天波雷达的探测范围特点,各国一般将其部署在战略纵深,使其与目标区域的距离大于最小探测范围,从而实现对目标区的完全覆盖。例如我国把天波雷达部署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其探测范围即可覆盖整个东南沿海,东到日本东京以南的西太平洋海域,南到菲律宾以东海域,基本覆盖未来东海若发生战事时,外军可能部署的区域。

  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即将服役 跟踪航母的利器

  图注:苏俄天波超视距雷达天线

  由于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要两次经过电离层的反射,雷达波很容易散射,因此天波雷达的天线必须极其巨大,才能勉强控制雷达波方向,进行较为精确的定位。目前各国天波雷达的发射天线往往分为几段,总长可达数千米;接收天线也同样巨大,而且与发射天线间隔数十千米,以避免相互干扰。

  天波雷达是冷战的产物,其首要用途是提供弹道导弹发射预警。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时,发动机尾焰会在大气层中形成高达上百千米的尾迹,其中包含了大量金属微粒和燃烧残余物,很容易被天波雷达探测到。一旦发现大量此类目标,即可确认对方发动了大规模核打击,核报复将立即启动。

  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即将服役 跟踪航母的利器

  图注:我国东风-11短程弹道导弹旅齐射场景。

  除弹道导弹外,随着技术的进步,天波雷达还能识别飞机和船舶的信号,对其进行持续跟踪。1990年代时,天波雷达对目标的定位精度在20-30千米之间,当前改进算法后,定位精度可以提高到2-3千米。虽然天波雷达的分辨率不可能满足识别目标的要求,但其测速精度极高,可以通过速度来分辨目标类型,如高亚音速的飞机、亚音速的巡航导弹、高速军舰、低速民船等等。澳大利亚就通过部署天波雷达来监视其北部海域,在打击偷渡活动时收到了奇效。

  我国天波超视距雷达即将服役 跟踪航母的利器

  图注:我国天波雷达显控台图片,左侧的4条线就是目标航迹。

  因此在未来战争中,我国天波雷达除了反导外,还可以用于对海上高价值目标——航母打击群——进行持续跟踪。当前我军主要通过电子侦察卫星和同步轨道光学侦察卫星对广阔海域进行搜索,发现可能是航母群的目标,然后调动低轨道高分辨率光学和雷达侦察卫星进行识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航母群的跟踪从它进入战区前就开始,不可能刚确认就进行打击。而低轨道卫星的过顶时间很短,由于数量不多,也不可能进行持续跟踪,因此被识别出的航母群会再度失踪。

  天波雷达可以对经过卫星识别的航母群进行持续跟踪,为其它侦察手段进行再次定位识别提供引导。但由于天波雷达依赖电离层反射信号,对方只需进行大量无线电通讯即可破坏电离层环境,因此很容易在干扰下丢失目标。对方的干扰信号源又会被电子侦察卫星发现,从而再次展开识别。双方循环往复斗智斗勇,这就是现代战争及和平环境下军事对抗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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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9 1:12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博古的一次长谈:我们都不适合做统帅

  2016年01月08日08: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党的文献》发表文章《再论遵义会议——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文中记述,遵义会议前后的两次重要谈话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周博长谈”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对推动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现对文章摘编如下: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 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 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 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促使地转变。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2021-12-19 1:25

  2021-12-2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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