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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那闪耀的群星读后感1000字

2022-05-21 09:57: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读后感1000字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是一本由景凯旋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4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读后感(一):遥望唐诗天空,那闪耀的群星新黄河

  20211203 18:42 新黄河记者 钱欢青 原载 https://api.jinantimes.com.cn/h5/content.html?catid=134&id=1799646&fx=1

  当我们在背诵唐诗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或许诗歌中那浩瀚美好的意境早已让我们迷醉,但其实,腾出一点思维的空间,遥望唐诗的天空,我们或许会别有一番发现。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景凯旋先生新著《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以下简称《唐诗二十家》),就是这样一部别有新见的诗歌随笔集。这不是一部研究唐诗的专著,而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漫长游历。二十位诗人,每一位都有独特的阐释角度,难得的是,作者不仅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诗人的观念与价值,还时常将其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星空之下进行观照。于是,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期,“重读唐诗,或许会有一种更深切的感受”。

  过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

  景凯旋以为,将诗歌比喻为天上的星辰并不算夸张,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常常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 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

  在《唐诗二十家》一书的序中,景凯旋写道,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

  另外,景凯旋认为,诗歌在唐代占有崇高的地位,帝王的喜好和科举的实行功不可没,“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布衣、妇女、僧人、道士等,都喜欢写诗。可以说,诗歌创作是唐代文人的事业,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他们深信诗人在历史上的声誉将高过帝王,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能流传后世。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生活的扩张。”

  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唐代的确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朝代。景凯旋在序言中写道,“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士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兼济’追求人生的成功,用佛教的‘无执’获得失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违和感,总能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抽身而去。可以说,诗歌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

  而除了人生的体悟,农耕时代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显然也要比今人更加丰富细腻。“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丽· 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

  艺术的感受力与生命的厚度

  以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自然要在细致分析每一位诗人主要作品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窥见诗人的艺术观、价值观,并由此探求诗人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作者以为,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但难得的是,书中并非只有如此简单的概括,而是有抽丝剥茧的分析,甚至有中西价值观的对比。

  比如说起王维,谁都会想到“山水诗人”“山水画家”这样的身份标签。在《唐诗二十家》中,作者拈出“山中习静观朝槿”为题,起笔先迅速勾勒出一个“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高人”形象。“纵观有唐一代诗人,生前就称名于世者不少,但由皇帝下诏搜集诗歌,并许以‘天下文宗’之美誉,这样的优遇却很罕见。代宗的诏书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钦定的诗歌标准,那就是王维诗歌的两大类型:应制与隐逸。”而隐逸之风和佛教的兴盛有关。作者认为,在王维的诗中,经常出现“性空”“心空”“无染”“无生”等佛教术语,宣扬佛教的性空缘起,而“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正是不执一端的中道观。从早年的“相逢意气为君饮”的豪迈到晚年“渔歌入深浦”的禅悟,王维完成了一个佛教徒的觉悟过程。“禅悟的自由是放弃的自由,无论是谈笑终日,还是渔歌入浦,都是在突出一种随缘自在的心情。”然而,作者认为,诗歌如果仅仅是阐明无执的禅理,终究会显得过于冷淡。“佛教的无欲在观照外物时类似于康德的‘美的无功利性’,因而能从静观直觉到自然的优美,却不能产生崇高感。按照康德的观点,崇高是在对象的无形式中发现的,它只发生在观念里,关涉人性深处的伦理内容。”

  由此,作者认为,王维的诗“是一种知性的美,不是一种伦理的美”,“他的归去没有远方的参照,因而他的诗缺少内在的人性冲突,缺乏附着于自由而不是自然的情感,总是引导读者进入无我的境界,让人沉静下去。恰如顾随先生所说:‘右丞高处到佛,而坏在无黑白,无痛痒。’对佛教来说,人生的痛苦就是因为太过于执着于生活表象,而不能认识到万物皆空的本质,所以需要通过无执的智慧来远离痛苦,并将这种智慧视作自由的获得,从而形成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归去。”

  《辋川图》,王维曾写下著名的《辋川别业》

  作者认为,在西方读者眼里,王维这类超脱的诗被视作中国诗歌的主要特征,这使得西方人对东方诗歌产生了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印象,“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说,诗人对于把分配给个人生命的时间与全人类的时间联系起来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王维的诗就是如此,他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在他的诗中,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总是止于空无,‘归去’于是成为他对人生的一种妥协和回避。”在这一个意义上,作者认为,王维“是一个有很高感受力的画家,但绝不是一个有生命厚度的诗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更为推崇杜甫,“他乡复行役。”这就是杜甫的人生概括,作者认为,纯粹的远方与归去都已褪去理想的色彩,诗意的栖居就在此处,在当下,在实际的人生中,那是对人类真实生活的深切理解。“因此,不同于王维的当下,杜甫的当下连着远方;也不同于李白的自然,杜甫的自然中沉淀着历史。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有少数几个诗人能够一直活在后世人的心中,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正是杜甫给生活的日常性赋予了永恒和普遍的意义,将实际人生提升到崇高的境界。”

  在山水中宣泄自己的孤愤

  这样中西文化观照下的唐诗解读,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人及其时代的精神。它因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坐标,让我们对时时仰望的群星璀璨的唐诗天空,有了更加宽广的理解。即便对于诗仙李白,即便对于那首家喻户晓的《望庐山瀑布》,作者也找来一首十八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来对比。歌德的这首《水上精灵之歌》也以瀑布为象喻,在诗中将飞流想象成人生的过程:“人的灵魂/像是水。/它来自天空,/它升上天空,/它必须又/降落地上,/它永远循环。”作者认为,“歌德诗中既有世俗的情感,又有超越的境界。李白的诗缺乏这样的永恒性与人间性,他的诗中没有人,他那种道教徒的观念中既没有彼岸世界,又拒绝完全融入人世,因而始终与他人和外界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李白诗歌的意义当然是巨大的,作者认为,与汉魏咏史诗、唐代怀古诗中的历史时间相比,李白的怀古诗很少具有历史或现实的价值判断,他的时间意识属于更加永恒的自然时间。“李白诗歌的真正价值其实正在这里。及时行乐对他而言不是怀才不遇的排解,而是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苦恼。他时时刻刻都在与生命之短暂作斗争,尽管浮生若梦,仍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慰藉。还是将生命托付给永恒的自然与诗歌吧。说到底,诗歌可以赋予人类这样的幻觉:我们能够有意义地活着。”

  或许无法用先进还是落后来评判,但坐标系的扩大无疑让我们看到面对唐诗时不同的眼光。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从诗中寻找这种差异,是一条经由诗而窥见历史的独特路径,如景凯旋所言,“中国士人不是没有自由意识,但这种意识并未见于反抗的姿态——就像十九世纪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人那样,而是见于流放边陲蛮荒之地的痛苦与绝望。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中国文化终究没能从自我欲求的实现中发展出个人自由的观念,没能从天人之际的思考中产生出自然权利的思想,进而找到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因而诗人对于自由的意识,就只能是在山水中宣泄自己的孤愤。”

  编辑:徐征 校对:王菲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读后感(二):景凯旋: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唐诗二十家》序

  本文为《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作者序言,原载澎湃翻书党。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31011

  景凯旋: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唐诗二十家》序

  景凯旋

  2021-11-16 10:35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景凯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诗歌的顶峰,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中国诗歌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一个是长庚星,闪耀在西边的天空;一个是北极星,确立了大地的方位。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众多杰出诗人,就像夏日夜空的满天星斗,有的十分明亮,有的闪烁不定,但只要仔细辨识,我们仍能看到熠熠的星辉。不过,满天的星斗是数不完的,这也是本书只选二十位诗人进行评论的原因。 将诗歌比喻为天上的星辰并不算夸张,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常常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 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 中国最早的诗歌是《诗经》和楚辞,就如同长江和黄河的两个源头。因为是源头,所以纯粹、自然,没有杂质。“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中神话思维的遗存使屈原保持了对整体宇宙图景的想象,而整体性的想象正是诗歌的特质,后世的诗人要想成就诗歌的伟业,就必须不断回到这两个源头,汲取想象世界和探索人生的能力。《诗经》、楚辞之后,又有过汉乐府、魏晋六朝诗,这些诗虽说不是源而是流,但依然有着那种自然、天真与纯粹的魅力。这种纯粹就是陶渊明在《荣木》中追问的“非道曷依?非善奚敦?” 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自我意识总是要成熟;又像是社会的演进,思维模式会越来越理性。有唐一代,乡村的语言形式依旧统摄着社会,但城市的语言形式正在崛起。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生长与成熟的交接期,他们想要展示自己的个性,诗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明代高棅将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以时代嬗变为界线,大致反映了唐诗不同时期的风貌。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其实应当指整个诗歌史的发展,那是从整体意识趋向个体意识,从纯粹的感性思维趋向理性思维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说的九世纪上半叶的唐宋之变,除了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变,还包括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唐代人的时间意识仍然是自然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他们绝不会像今人那样相信人类能看到未来的前景,更不会据此去设计未来,三代之治仍是他们的理想国,是他们判断社会治乱的标准。但是,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 聪明的宋代诗人另辟新径,用思理取代情韵,创造了宋诗的繁荣,而明代诗人由于缺乏对时代嬗变的认识,他们想要回到唐诗的努力却变成了一种失败。说到底,唐诗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想象,是很少思辨的情感抒发。后世人不可能再去写注重意境的唐诗,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不可能再现,因为人类思维已经走过自然阶段,进入了历史阶段。今天的小说恐怕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最好的小说似乎只能出现在各个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而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时期,小说便失去了它固有的特质。在高歌猛进的科技时代,人类中心论曾激起的浪漫诗情已越来越耗尽,只剩下一片内心的荒原。对一个诗人或作家来说,文学史是残酷的。 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四言诗被彻底抛弃,仅仅保留在铭箴中,用来表彰一个人的生平。五言、七言成为主要形式。声律的运用又产生了近体诗,与不讲平仄的古体诗各擅胜场。大体上,唐代古体诗继承的是魏晋六朝的传统,多用于反映社会现实,而近体诗由于字数和声律的限制,更适宜表现个人的情感意绪以及语言能力,体现出喜爱秩序的美学趣味。 诗歌在唐代占有崇高的地位,帝王的喜好和科举的实行功不可没,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布衣、妇女、僧人、道士等,都喜欢写诗。可以说,诗歌创作是唐代文人的事业,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他们深信诗人在历史上的声誉将高过帝王,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能流传后世。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生活的扩张。 遍览唐代诗歌,内容涵盖了仕途羁旅、山林隐逸、边塞风云、怀古伤今与男女情爱。都市的酒肆、山野的寺观、江上的舟船,处处都留下了文人的题诗。他们诗酒唱和,其深厚的友情足以让现代人惊羡不已;他们描摹风景,几乎把山川形胜一网打尽。这说明,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 唐代的确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朝代,儒释道三教并立,除唐武宗时期的毁佛外,大体上相安无事,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宗教性淡薄的表现。山林与边塞,佛教与女性,构成了唐人的主要生活内容。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士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兼济”追求人生的成功,用佛教的“无执”获得失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违和感,总能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抽身而去。 整个唐代社会,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被杀的诗人,有发疯的诗人,但很少有自杀的诗人。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对于人生积极的一面,是用儒家来予以鼓励,对于人生消极的一面,是用文学来提供慰藉。在唐代诗歌里,可以感受到从古代一直传下来的士人的狂狷精神——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唐代社会的开放还体现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自信上。社会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对个性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鲁迅曾在《看镜有感》中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成为唐代文人的重要人生观外,来自西域的音乐、绘画、雕塑、服饰,都羼入唐代宫廷、士人与庶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唐代社会的充沛元气。 这种开放也体现在男女关系上。后世所谓“脏唐臭汉”,其实是指唐代男女之间的交往比宋以后更加自由。讲究男女大防的宋代人一眼就看出原因来,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唐代笔记《北里志》便详细记载了京城红灯区平康里的状况,每个州县府都有营妓、官妓和私妓,供官员们饮宴时的歌舞享受。这种关系往往会在身为官吏的士人心里产生同情与共鸣。不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就不能真正了解唐诗。 那时的女性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颜真卿任临川内史时,当地秀才杨志坚嗜学家贫,妻子王氏向他索要休书。杨志坚写了一首诗赠她:“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送妻》)王氏拿着这首诗到官府请求离婚,颜真卿最后竟准其改嫁。 大历诗人秦系隐居剡溪,因家事获谤,垂暮之年还与妻子离异。友人刘长卿为此写了一首诗:“岂知偕老重,垂老绝良姻。郗氏诚难负,朱家自愧贫。绽衣留欲故,织锦罢经春。何况蘼芜绿,空山不见人。”(《见秦系离婚后出山居作》)这是又一个朱买臣的故事。可见唐代女子的地位并不低,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男子对此也较为豁达,如敦煌发现的离婚文书即写道,但愿前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可以说,诗歌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说到底,文学与政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诗歌是人类心灵的反映,有其超越性与恒久性,它不像政治和经济形态那样线形演进,而是能与今人息息相通。在精神方面,现代人并不比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是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底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 英国诗人奥登曾在悼念叶芝的诗中写道:“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诗歌关乎人类精神,只与人性的价值有关,它本身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无论古今中外,诗歌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人生。因此,在奥登看来,诗歌总是能在统治者的不干预下于山谷间静静流淌,最终在某个偶然的瞬间流进大海。在这首诗里,奥登还写道,诗歌可以克服人性的缺陷,“把诅咒变成葡萄园”。对于唐诗的阅读,亦可作如是观。 除了人生的体悟,农耕时代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显然也要比今人更加丰富细腻。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丽· 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 关于唐诗的研究著作早已浩如烟海,成果斐然,本书不想在这方面增加新的东西。这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我个人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作为一个唐宋文学专业出身的人,年轻时曾亲炙千帆先生、孝萱先生、勋初先生等名师,又在大学从事过多年古典文学的教学,这里面也藏着一个还债的心愿。 诗人行年事迹都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选诗则采用通行本,注释力求简约。谈及每个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作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个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我试图在唐诗中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或者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人的每一次觉醒都是从感知美开始的。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期,重读唐诗,或许会有一种更深切的感觉,也常会想起杜甫“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诗句。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我常想,假如从来没有过唐诗,我们的精神将会是多么的贫乏。 这也是我在此书中着重探索唐代诗人心灵的原因,至于能否达到目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读后感(三):景凯旋: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唐诗二十家》序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景凯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景凯旋: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唐诗二十家》序

  景凯旋2021-11-16 10:35

  原载澎湃翻书党。链接见: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31011

  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诗歌的顶峰,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中国诗歌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一个是长庚星,闪耀在西边的天空;一个是北极星,确立了大地的方位。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众多杰出诗人,就像夏日夜空的满天星斗,有的十分明亮,有的闪烁不定,但只要仔细辨识,我们仍能看到熠熠的星辉。不过,满天的星斗是数不完的,这也是本书只选二十位诗人进行评论的原因。

  将诗歌比喻为天上的星辰并不算夸张,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常常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 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

  中国最早的诗歌是《诗经》和楚辞,就如同长江和黄河的两个源头。因为是源头,所以纯粹、自然,没有杂质。“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中神话思维的遗存使屈原保持了对整体宇宙图景的想象,而整体性的想象正是诗歌的特质,后世的诗人要想成就诗歌的伟业,就必须不断回到这两个源头,汲取想象世界和探索人生的能力。《诗经》、楚辞之后,又有过汉乐府、魏晋六朝诗,这些诗虽说不是源而是流,但依然有着那种自然、天真与纯粹的魅力。这种纯粹就是陶渊明在《荣木》中追问的“非道曷依?非善奚敦?”

  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自我意识总是要成熟;又像是社会的演进,思维模式会越来越理性。有唐一代,乡村的语言形式依旧统摄着社会,但城市的语言形式正在崛起。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生长与成熟的交接期,他们想要展示自己的个性,诗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明代高棅将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以时代嬗变为界线,大致反映了唐诗不同时期的风貌。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其实应当指整个诗歌史的发展,那是从整体意识趋向个体意识,从纯粹的感性思维趋向理性思维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说的九世纪上半叶的唐宋之变,除了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变,还包括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唐代人的时间意识仍然是自然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他们绝不会像今人那样相信人类能看到未来的前景,更不会据此去设计未来,三代之治仍是他们的理想国,是他们判断社会治乱的标准。但是,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

  聪明的宋代诗人另辟新径,用思理取代情韵,创造了宋诗的繁荣,而明代诗人由于缺乏对时代嬗变的认识,他们想要回到唐诗的努力却变成了一种失败。说到底,唐诗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想象,是很少思辨的情感抒发。后世人不可能再去写注重意境的唐诗,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不可能再现,因为人类思维已经走过自然阶段,进入了历史阶段。今天的小说恐怕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最好的小说似乎只能出现在各个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而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时期,小说便失去了它固有的特质。在高歌猛进的科技时代,人类中心论曾激起的浪漫诗情已越来越耗尽,只剩下一片内心的荒原。对一个诗人或作家来说,文学史是残酷的。

  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四言诗被彻底抛弃,仅仅保留在铭箴中,用来表彰一个人的生平。五言、七言成为主要形式。声律的运用又产生了近体诗,与不讲平仄的古体诗各擅胜场。大体上,唐代古体诗继承的是魏晋六朝的传统,多用于反映社会现实,而近体诗由于字数和声律的限制,更适宜表现个人的情感意绪以及语言能力,体现出喜爱秩序的美学趣味。

  诗歌在唐代占有崇高的地位,帝王的喜好和科举的实行功不可没,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布衣、妇女、僧人、道士等,都喜欢写诗。可以说,诗歌创作是唐代文人的事业,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他们深信诗人在历史上的声誉将高过帝王,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能流传后世。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生活的扩张。

  遍览唐代诗歌,内容涵盖了仕途羁旅、山林隐逸、边塞风云、怀古伤今与男女情爱。都市的酒肆、山野的寺观、江上的舟船,处处都留下了文人的题诗。他们诗酒唱和,其深厚的友情足以让现代人惊羡不已;他们描摹风景,几乎把山川形胜一网打尽。这说明,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

  唐代的确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朝代,儒释道三教并立,除唐武宗时期的毁佛外,大体上相安无事,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宗教性淡薄的表现。山林与边塞,佛教与女性,构成了唐人的主要生活内容。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士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兼济”追求人生的成功,用佛教的“无执”获得失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违和感,总能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抽身而去。

  整个唐代社会,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被杀的诗人,有发疯的诗人,但很少有自杀的诗人。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对于人生积极的一面,是用儒家来予以鼓励,对于人生消极的一面,是用文学来提供慰藉。在唐代诗歌里,可以感受到从古代一直传下来的士人的狂狷精神——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唐代社会的开放还体现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自信上。社会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对个性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鲁迅曾在《看镜有感》中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成为唐代文人的重要人生观外,来自西域的音乐、绘画、雕塑、服饰,都羼入唐代宫廷、士人与庶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唐代社会的充沛元气。

  这种开放也体现在男女关系上。后世所谓“脏唐臭汉”,其实是指唐代男女之间的交往比宋以后更加自由。讲究男女大防的宋代人一眼就看出原因来,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唐代笔记《北里志》便详细记载了京城红灯区平康里的状况,每个州县府都有营妓、官妓和私妓,供官员们饮宴时的歌舞享受。这种关系往往会在身为官吏的士人心里产生同情与共鸣。不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就不能真正了解唐诗。

  那时的女性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颜真卿任临川内史时,当地秀才杨志坚嗜学家贫,妻子王氏向他索要休书。杨志坚写了一首诗赠她:“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送妻》)王氏拿着这首诗到官府请求离婚,颜真卿最后竟准其改嫁。

  大历诗人秦系隐居剡溪,因家事获谤,垂暮之年还与妻子离异。友人刘长卿为此写了一首诗:“岂知偕老重,垂老绝良姻。郗氏诚难负,朱家自愧贫。绽衣留欲故,织锦罢经春。何况蘼芜绿,空山不见人。”(《见秦系离婚后出山居作》)这是又一个朱买臣的故事。可见唐代女子的地位并不低,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男子对此也较为豁达,如敦煌发现的离婚文书即写道,但愿前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可以说,诗歌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说到底,文学与政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诗歌是人类心灵的反映,有其超越性与恒久性,它不像政治和经济形态那样线形演进,而是能与今人息息相通。在精神方面,现代人并不比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是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底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

  英国诗人奥登曾在悼念叶芝的诗中写道:“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诗歌关乎人类精神,只与人性的价值有关,它本身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无论古今中外,诗歌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人生。因此,在奥登看来,诗歌总是能在统治者的不干预下于山谷间静静流淌,最终在某个偶然的瞬间流进大海。在这首诗里,奥登还写道,诗歌可以克服人性的缺陷,“把诅咒变成葡萄园”。对于唐诗的阅读,亦可作如是观。

  除了人生的体悟,农耕时代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显然也要比今人更加丰富细腻。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丽· 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

  关于唐诗的研究著作早已浩如烟海,成果斐然,本书不想在这方面增加新的东西。这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我个人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作为一个唐宋文学专业出身的人,年轻时曾亲炙千帆先生、孝萱先生、勋初先生等名师,又在大学从事过多年古典文学的教学,这里面也藏着一个还债的心愿。

  诗人行年事迹都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选诗则采用通行本,注释力求简约。谈及每个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作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个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我试图在唐诗中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或者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人的每一次觉醒都是从感知美开始的。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期,重读唐诗,或许会有一种更深切的感觉,也常会想起杜甫“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诗句。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我常想,假如从来没有过唐诗,我们的精神将会是多么的贫乏。

  这也是我在此书中着重探索唐代诗人心灵的原因,至于能否达到目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文为《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作者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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