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女尿盆---“虎子”与“脚盆”
蔡汉以
2019-07-23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考古实习工地，一个男生挖到一件年代很晚（相对于夏商周）的陶盆，于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前来请教，其年代与功用。懵(měng)然中，灵机一动戏言曰：“尿盆”，顿时全场转入静音模式。这时突觉言语有些粗俗，于是趁机讲了几个相关的故事，以显示自己的“文明”与“博学”。
第一个故事是当年野外踏查时听说的。据说有个考古学家去野外调查，捡回来一个陶盆，后经仔细研究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年代不太久远的尿盆。这个段子似乎在考古界很流行，不知是真正发生过的，还是杜撰的。不过说者大多是告诫或提醒听者要谨慎对待晚期陶片，以免闹出乌龙。第二个段子则是“文学青年”时期“泛读”的收获。据说“宁夏王”马鸿逵(kuí)最后撤离时，已经走到前往飞机场的汽车跟前了，忽然命令卫兵去拿老太太（母亲）的尿盆。原来老太太65岁大寿时，财政厅长赵文府用65两黄金为老太太打造了一个尿盆。这65两重的黄金尿盆当然值得马主席专门记挂了。
嗣后，时常想起此事，并不时扣问自己：“已经出土的古代器物中有无尿盆？”所谓尿盆是冬夜放在室内用来小解之器。在没有卫生间的房子里，这类器物在冬天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中国考古学界对秦汉之前的器物进行分类时，并没有“尿盆”一项。如果当时真有尿盆，而我们却避而不辨或辨而不识，就必然会发生错拿尿盆当食器、酒器的乌龙，给站在太空看地球的大神们增加笑料。
脚盆---只是尿盆一词略显粗俗，不太适合明目张胆地在文题中使用。在反复思量之后决定以“脚盆”代之。这也算得上是春秋笔法吧！借用“脚盆”，也是有“讲”的。在某些时空中，睡前洗脚之盆和夜间方便之盆是通用的，人们就会用稍显文明的“脚盆”指称尿盆，于是有时专用的尿盆也被委婉地称作“脚盆”。天涯社区里的“丢丢妹KK”曾发言说：公公婆婆晚上用脚盆方便，于是请他们改用痰盂。婆婆却说：“我们在家晚上起来不方便，厕所在院子里，冬天冷……所以我们洗完脚，就用脚盆当尿盆。这样方便！”“丫头王小珮”在一篇题为《端脚盆》的博文中说：“检察院的男人们为了解决自己老婆和孩子的方便问题，就都给自己家买了一个小尿盆（这个词不太好听，我们地方有个说法叫“脚盆”，后面就用“脚盆”代替）。”
“脚盆”与“尿盆”的混用现象，对我们探讨盆类陶器的功用颇有启发。我们发现的仰韶、龙山与二里头时代的诸多盆类器（或深腹、或浅腹）中，是否有“脚盆”呢？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市面上仍然少见专用的菜盆、脸盆、脚盆等。刚到别人家的客人，若无主人指点，是很难区分放在一起的脸盆和脚盆。2016年去焦作李屯遗址考古队时，同学照规矩发给一条新毛巾、两个新塑料盆。显然实习队的安排是：这两个大小相同而花色各异的盆，一个用作脸盆、一个用作脚盆。相信在规范化程度远不如今日的古代，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只有身在具体场景中的人，才能分得清楚其具体功用。现代考古家面对一堆盆形器时，很难通过观察推定某器的具体用途。可喜的是，科技考古中有一门“古代残留物分析”的学问。相信经过残留物分析，是有希望进行比较科学的判断的。作为一个普通的考古者，只要能够想到各种可能性，从而提出问题就算合格了！
古代残留物分析从古代动植物、器物、土壤遗存中提取残存下来的有机物，利用科学检测手段来判断残留物来源，可以了解古代动植物的加工、利用等信息。其基本方法包括古代DNA分析、淀粉粒分析、蛋白质分析、脂类分析、炭化物分析等，对于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虎子 世事无绝对。有些考古语境足以帮助我们辨识出尿盆。1959年发掘的江苏镇江阳彭山东晋墓“原葬两棺……棺前各有一小砖台。较高的随葬品都放左边，较矮的放右边。同时在左边出一虎子，右边出一盥盆，并在棺中出戒子和银发钗，因此也许左边是男棺、右边是女棺”。墓中与虎子对应的高9厘米、口径26厘米的“盥盆”很有可能就是女性墓主所用的尿盆。
阳彭山东晋墓“盥盆”与虎子。《亮剑》中的李云龙曾向陈赓立军令状：若是消灭不了山崎大队，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对于充分享受了现代取暖设备的年青一代，夜壶是一个很陌生的玩意儿，可对于古人而言，它却是高级享用品。有了它，在寒冷的冬天不出被窝就可以解决问题。
相对于男女通用，又可能与脚盆等混用的尿盆，男性专用的夜壶是比较容易辨识的。早在1950年代，多数学者已经认定汉魏六朝的瓷虎子就是夜壶，现在已很少有人非议此说了。所谓的虎子多为青瓷，造型为卧伏的虎形，腹部肥大，口部斜直上仰，背上有桥形提梁。
实际上，类似虎子的器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是1985年4月在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春秋晚期土墩墓出土的。这件青铜器呈卧伏状，前有一个近直椭圆形大口，背上设半环形把手，全身素面，四只蹄足以浮雕的形式显于器身。
年代稍晚的还有1980年出土于长沙五里牌战国楚墓的漆虎子。全器用两块木料拼合而成，镂空雕刻出口、腹、眼、耳、四肢，尾巴卷到脑后成为把手，器内外髹黑漆，表面用黄褐色绘成云凤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战国晚期的错金银鸟纹青铜虎子，重1.7公斤，宽22.6厘米，高13.6厘米。器扁圆，大腹，管状流，有鋬(pàn)。通体饰金银丝镶(xiāng)嵌(qiàn)纹饰，腹部以鸟纹为主题纹饰，口部、腹下部饰V形连纹。器底部饰涡纹。现在可以推断，早在春秋时期虎子已在东南地区出现。
历代虎子造型图（《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1.商（河南偃师二里头 灰陶）2.商（上海马桥陶）3.商（浙江上虞长山乡 灰陶）4.商（福建闽侯黄土仑 陶）5.东汉（河北迁安于家村 灰陶）6.东汉（广西兴安 灰陶）7.东汉（浙江慈溪 青瓷）8.东汉（浙江上虞 青瓷）9.三国（南京赵士岗 青瓷）10.三国（南京王圹村 青瓷）11.三国（浙江武义 青瓷）12.三国（江西新建 青瓷）13.西晋（南京郑府山 青瓷）14.西晋（江苏丹徒 青瓷）15.西晋（浙江浦江 青瓷）16.西晋（江苏江宁 青瓷）17.北燕（辽宁北票西官营子 铜）18.南朝（江苏镇江 青瓷）19.南朝（浙江上虞五驿乡 青瓷）20.唐（广西灌阳黄关乡 青瓷）21.清（江西景德镇窑（传世）青花瓷）22.清（江西景德镇窑（传世）褐釉瓷）23.清（广西桂林 青瓷）24.清（广西石湾窑（传世）釉陶）
鸭形壶。在查考东周时期“虎子”的过程中，我们想到了二里头遗址、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鸭形壶与虎子实在是太相似了：一是造型均取象于动物；二是均为大口，只是鸭形壶者更大；三是背上有一提梁；四是肚大能容。这些共性足以指引我们认定鸭形壶就是虎子的前身。后来读到李铧、郑淑霞的《“虎子”的用途及相关文化》，才知道早已有人认定其为“虎子”。早期鸭形壶与虎子都流行于东南地区，似乎正好验证了这种推论。东周时期兴盛起来的吴越文化，具有浓厚的当地文化特色。现在看来，似乎当时曾经发生过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不少当地传统文化都被发掘出来并加以发扬，虎子的出现与发展，或许正是这次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里头遗址的鸭形壶非常引人注目。1965年发表的简报已经报导，后来随着对马桥文化、良渚文化的认识日益深入，学者们一致认为二里头的鸭形壶来自东南地区。由于其造型别致，又来自外地，因此很多面向大众的媒体都对此壶予以充分的重视。
鸭形壶，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被列入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时，主题图片就是在发掘现场照上贴上了铜爵、牌饰和鸭形壶，并将鸭形壶视作“水器或酒器”。因为鸭形壶造型美妙，苏沪杭地区的学者与公众对其颇为珍爱。无锡的运河西路建有两个鸭形壶的雕塑。分别以无锡许巷遗址和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出土者为原型。如果鸭形壶最终被认定与虎子是同类器，那么学者还会不会选取鸭形壶作为陶器代表呢？由此可以体会到辨识夜便器的意义之大。当然，鸭形壶的功能现在还不能定论。这主要是因为鸭形壶普遍比后世的虎子要小，而且鲜有出土于墓葬者。希望将来的残留物分析会给我们带来肯定的结果。
不少学者总结说虎子在夫妻合葬墓中都出现在男性一边，多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这一规律对于判断不太确定的同类器颇有启发。相信，随着材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夜便器的辨识会越来越有自信。
女权主义运动催生的性别研究，也波及到考古学，从而形成性别考古这一学术领域。已有的性别考古集中在墓葬研究，主要探讨男女在埋葬习俗方面的差别，而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辨识墓主的性别。除了利用人骨来判定墓主的生物性别外，还可以利用遗迹遗物来判定墓主的社会性别。如果我们能够确认鸭形壶或其他器类是虎子的前身，那么我们在判定墓主的性别时就多了一条比较可靠的标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