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10篇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是一本由李大兴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一)：忆过往

　　我是一个很喜欢与人聊天的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他们的经历与阅历都无比的丰富。就像是看一本书，和听一个人说书又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对同样事物的理解不同，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就成了无比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本书的书名很高端，这也看得出作者对于人生的思考的深度，我喜欢看散文，这种把感悟的精华写在简短文章中的形式，是了解人物和历史最直接有趣的方式。李大兴用诗意的文字，记录了过去生活中所发生的值得回忆的往事，不禁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所生活的环境所带给我的感受。

　　现在人们的生活少了，年轻人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生活这个词好像早就被城市所淹没，人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看什么都是好的，以为身边就是全世界。其实这也未必不好，傻人有傻福，看着身边的人能够为吃一顿好的而快乐半天，我也是很羡慕的。寡言未必是不懂，无确定立场未必是不了解，一个内大于外的人往往能够在旁观的角度看清更多东西，这就像我们总给人家出点子，却在自己遇事时求助他人一样。

　　只有对一段经历有着自己感悟的作者才能够写出打动读者的文字，这也让我想起了许多国内的大家的作品。我们都看过老舍、鲁迅、茅盾等等这些文人的文章，但是回忆起来再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大多是被逼无奈，因为考试需要所以才硬着头皮去读去背。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再反过头来读他们的文章才发现之前我竟然没有一次认真读过，并且对于他们的生活背景与创作初衷没有丝毫的了解。名气都是机遇给的，我认为作者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之处，不是说得知了历史中的方法就能够改变未来，而是思考生活带给我们的有什么改变，从而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改变。

　　这些人正因为经历过丰富的生活，才能够写出可以打动人的作品，他们确实是普通人，可他们的生活并不普通。运气和心态一样重要，心态好的人才能够在运气来临的时候把握住它，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活着的人忘记了生活本身，那么无论活多久都是短暂的。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二)：在远方的人最爱说远方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把诗和远方挂在嘴边？

　　答案是他就在远方，而且被日常的琐碎淹没，胸中的诗意快要熄灭时。至少李大兴是这样。李大兴虽然叫大兴，但并不出生在大兴——虽然他也算是地道北京人，而是清朝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大院里，院子在张自忠路上，后来变成了老人大的宿舍。

　　他从这里出生，见识了林林总总，父系、母系两脉的精气神缓缓流淌在他身上，他几乎见识了近代史的一半，近代学术交往史的一小半，北京近代区域史的一大半。后来在大多数还不知道留洋为何物的时代里去了日本，几年里几乎不读中国书，又在街上不容易见到中国人的时代里去了美国，受了英语的几年熏陶，才发现日语、英语的潜移默化，让他在去国多年，去中文多年之后，重新发现了母体的美。

　　三十多年的海外生涯，他也开始把诗和远方挂在嘴边，开始用重新发现其美的中文写故事，写掌故，写轶闻，写身边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文字先后在《经济观察报》《读书》《财新周刊》等媒体刊发，后来结集出版，第一本叫《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乍一听以为是喜读张爱玲的沪上女子的自怜自艾，第二本就是这《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

　　都是随笔，分了四个部分，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讲到老人大校址和那里发生的事儿，讲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然后是留日和留美。这其中穿插着了很多人的很多生命细节，有些有名有些无名，但生命里放大了看，都有被历史碾压过的痕迹。现在非虚构很火，大家管这种写法叫生命史。

　　生命史嘛，既然所写的都是自己的命，那意义大小就看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了。所幸，李大兴的位置不错，至少能够在前排清晰地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上发白的关节。他的父亲是著名民国史学者李新，抗战时的重庆学联主席，建国后的人大教授。母亲的外伯祖父是清朝的江苏布政使，父亲是1915年中国大学法律科毕业的，曾在冯国璋政府任过职……

　　总而言之，一家人的简历簿子上充满了本来属于不同时代、不同话语体系的不同注脚和疏义，也不知历史的厚爱还是不幸，大大小小的风波趟过来，那些生活的细节和生命的残章，由此引发的一代又一代的追问，在李大兴这里，加上冷眼向洋的新感触，烩于一炉，发酵成了诗和远方。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三)：诗与远方

　　曾经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更有诗与远方，激励人们满怀梦想，开拓进取。等真正在远方的游子安定下来，内心里总免不了对故乡的思念和渴望。“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曾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纯净如一。异乡和故乡的中间，回忆与当下之间像隔着一道围墙，墙那边的想过来，墙这边的想过去。当经历了获得和失去，经历了山水的相逢和周遭的变故，经历了失望和成就。回首过去，对故乡更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情。在生活经历和不断的生长中，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不忘初心，方能始终。《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作者是旅美华人李大兴，在这本回忆性质的散文集中，记录了作者人生的些许片段，从孩童到中年时期的人生际遇，从国内生活过的老城到国外拼搏过的城市，展现一代人经历的回忆。文笔淡雅，思想深邃，情感细腻，言语活泼生动，在回忆中或思念或追寻，或记录或领悟。

　　在本书中，作者以其自身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历程中的故事，书写生活，书写记忆，书写人生，集哲理性、趣味性于一书，在文章中表达志趣，引起共鸣。 作者在书中写人，叙事，抒情，在故事中怀念故乡的亲人和趣事，也借故事中的人或事引以为戒，发人深省。在成长的奔波中，有背井离乡的苦楚，也有回乡亲切的感动，有光影世界中的另一个故乡，也有施展拳脚追求梦想的舞台。在红楼往事和七号大院的两部分中，作者追忆祖辈父辈的脚步，在回忆中感悟成长的历程，在留日片段和美国笔记的两部分中，在诗与远方的国度中，开启新的人生征程。其实没有一种生活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种困难是永远战胜不了的。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对生活执着的热情支撑着我们前进。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希望，是满怀的激情和梦想。不论是初到日本求学的不适还是旅美路程的匆忙，凭借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知识学问的增加，让内心变得更加豁达和开朗，打破了生活的灰色地带和琐碎沉闷的状态，将生活的苦酿成一杯香醇的咖啡。

　　沈从文在离开故乡十年后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李大兴在回忆性的散文中，以温柔的笔触精心地描绘着那个曾经住过的城市，以淳朴的人性尽情地诉说着过往的经历，在背井离乡拼搏闯荡的国外，也用一颗饱满热忱的心态接触另一种人生，并更加认识生命更深层的意义，将诗与远方过成当下最好的时光。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四)：追随理想的人生之歌---评《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

　　高晓松的名句“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曾几何时触动了众多70后、80后的心灵，更甚至于影响至今。是啊！有诗，有远方的地方注定着可以有美好精彩的发现。美好的事物会让人憧憬，让人热血沸腾，让人激昂蓬勃地充满无懈的斗志与动力。

　　当看到借由这个名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时，我内心深处还是有着某种不经意间的触动。于这部中国现当代随笔作品中，作者李大兴将会展开何种的故事文字分享呢？秉承着这部作品的书名，书中的正文其实紧紧地围绕着作者念念不忘的“诗与远方“的念想。尽管早已经过了青葱岁月的爱幻想年代，但是我们却何尝不可以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去徜徉”诗与远方“的天地。无论是追味过往，又或者展望未来，无论是作者又或者是书外的你我皆可从中有着某些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鼓舞。正如杨天石对这本书的点评：“李大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以及意味深长的喟叹，兼具历史感和文学性。”也许这就是本书与众不同的亮点所在吧。

　　细细翻看这本书册，全书以序的田园将芜开篇，红楼往事，七号大院，留日断片和美国笔记这五个版块的内容组成本书的全部内容。尚未读此书前，我很是惭愧地自己是一个多么孤陋寡闻的读者。对于李大兴这位作者，我其实根本是一丝一毫都不曾了解认识。而在细细翻看这本《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作品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曾经错失过认识一个多么又才华的人物。光就看这本书中的诸多文字描绘，我不难发现李大兴本人的人生经历其实是相当地丰富的。无论是富足又有实力的书香门第文化底蕴，又或者是出国去海外留洋学习进修的努力，亦或者是跟随着心目中亘古不变的追求理想生活在不断地努力。与其说这本书是作者的文学随笔，我倒更不如说自己读出了“为了理想“不懈努力的见证。

　　对于我而言，我的人生成长是幸福的。无波无澜地完成了九年制的义务教学，又后是通过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坦然考取了心仪的大学。然而我在书中却看到了作者曾经求学之路的艰辛。不是他不爱读书，只是整个社会的大导向因着文化大革命而抹杀着众多爱求知的年轻人们。在笔者的文章中，那篇高考回复四十年深刻地揭示着科技兴国的盼头。延承着“我要上学“的坚定信念，他们这批因为社会因素而耽误锉削的青年们是那般奋发图强。相较于即使今日，读书依旧是一个国家富强不变的根基。读书是根本，更是承载着未来梦想的摇篮。借由着这里的文字，我们读者何尝不是一种激励鼓舞呢！

　　闲暇之时读一读《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我们一同唱响追随理想的人生之歌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五)：往昔故事

　　“我有一个梦，也有一种责任，记录我度过的时代，曾经有过的诗与远方。”

　　诗是种情怀，远方是梦想追求的目标。曾经有位女老师辞职时写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洋溢着一种生命的任性与张扬。可是，现实生活里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义无反顾、决然而然，率性而行？光是每日照顾老人、抚育幼小、工作压力就已然成为九座大山，恨不能让身处其间的人苦苦挣扎而不得出头之日。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是旅美华人李大兴的回忆散笔，文章最初在《经洗经济观察报》《读书》专栏形式发表，后结集出版。带点乡土味道，带些历史的渊源，还有一些赤子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远离故土，身在远方，所以对家乡、对故土更生一种诗意的美好和向往，于是作者李大兴以深沉恳切的故事讲述自己经历、看到、听到的往昔故事。

　　李大兴的《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由一个个生活片断撷取而成，朴实无华的语言才能反映生活的深层内涵，谁的青春不是诱人充满希望的期翼？李大兴选取成长历程中记忆深刻的片断，将这些片断与当时的时政相联，无论是1978年底的恢复高考改变了众多普通人的命运，还是那种“我是谁”，“我该怎么办”的迷惘，都掩盖不了丰富情感下的创作欲望。

　　虽然已多年过去，仍然记得中学语文老师回忆78年高考前的事宜，在别人都在搞运动，搞批斗时，她在工余，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地看书写作学习，恢复高考的消息下来后，立刻报名考试，从此改变命运。这也正如作者所言，“历史应该由个人书写”，必然是一个人写就自己的历史。而一个个体的命运，这些微观的存在，共同汇集为时代宏观历史的洪流。

　　在《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中，李大兴选取了多幅照片，这些老照片无疑是珍贵的历史记录，若没有这些照片的留存， 许多记忆大概也会随着时光慢慢消弥吧。老照片，见证人类文学发展史将会少了许多精彩的瞬间。蓝天白云之下，层峦叠嶂之上，存在于天地间活灵活现的人类是幽暗岁月里的那抹亮色。李大兴能够将成长过程中的时代悲剧浅而化之，以文章著述，确如悠远的钟声，涤荡着浮躁的灵魂。

　　诗也好，远方也好，好好存在便是最好。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六)：诗与远方，不苟且

　　“诗与远方”火起来是因为高晓松那首歌，但是总是把“诗与远方”和“眼前的苟且”对立起来，一定是对矮大紧同学的误读，“诗与远方”应该还有很多不同的配搭，还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词组组队，比如，李大兴老师的“往事今宵”。

　　如果说，还是什么言之无物的句子能瞬间暴露年龄，这个书名一定位列其中。往事今宵就已经够沧桑的了，还是“诗与远方”的，他到底是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拿着酒杯去听？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概真是很难懂得那个年代人的“诗与远方”的，更加对他们的“往事今宵”无法感同身受。

　　李大兴先生是60后，常年旅居美国，上世界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公派赴日留学生之一，那个年代，他是天之骄子。也因为流浪异国半生的经历，或者他的“诗与远方”和我们想象中的“诗与远方”是根本不同的，他的“远方”有所指；除了这些经历，他还是个大院子弟，他是民国史专家李新先生之子。所以，他的“往事今宵”也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往事”还不仅仅属于他的往事，往事中包含他的父辈的故事，“今宵”倒是他自己的时态，但是又和这些往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定是有些经历了，上了年纪的人，读起来李大兴的文章，才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一些文字可以读，但是却犹如隔靴搔痒，时代的原因，个人生活经历的缘故，都是有的，大院子弟的文字，述往的多，感慨感触传奇多，但是却离我们有些遥远。就像他在文中所说，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在之前，虽然恢复高考已经有了风声，但是还不确定，每个人都还在心底打鼓。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经历过非常期待一件不确定的事儿那种焦灼等待的过程，时而祈祷时而又失去信心，这种折磨发生在心底，别人看不出来，但是自己知道。大兴老师当时就在这种状态中。直到恢复高考的信息尘埃落定，很多人包围在这巨大的幸福中，马上又进入另一个期待考上大学的焦灼中，不过，这在一个8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朋友”那里，上学是悲惨的，辍学在家是幸福的。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大概产生这种认知偏差，60后大叔也只能哭笑不得，“鸡同鸭讲”不是鸡的问题也不是鸭的问题，而是认知不匹配，孰知，甲之蜜糖不是乙之砒霜？

　　大兴先生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写专栏，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的，前一本《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拥趸众多，但是大概也都是心底有点荒芜有点前尘往事的人在读。李锐在序中说这是“老之将至”，心有戚戚焉。田园将芜，不再于耕者归来。千年之忧，挡不住逝者如斯。我们生活在时间中，毕竟有上不去的新时代的船。其实人到一定年龄就是忍受不了无病呻吟的，但是中年人的忧伤，如果能读出味道，就不是自恋和絮絮叨叨。他写了很多故人、往事，但是终究，时间还是会回到现在。多年之后，李大兴先生故地重游，除了生出一些物是人非的感触，就是“我们除了相信记忆又还能怎样呢？”时代是挡不住的，也不是想挡住，但是记忆就是记忆，活着是为了讲述，讲述就讲述，不在乎听得懂的人是不是还存在，还众多。

　　我特别喜欢那段话：

……我一直生活在想象之中。一个自己构筑的世界，最终是心灵栖息之地。这也折射出我的怀疑态度与一种悲观：人与人的互相理解，终究是一时的感觉，对于内心敏感的人来说，孤独是一种无处可逃的宿命。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世界，也就往往获得了内心自由，我行我素、不计成败、不在乎结果。这与内心强大与否无关，仅仅意味着无论现实怎样骨感，内心可以因为保留一块逃避之地而坚守。

　　有多少次，为那一块“逃避之地”都闯过来了，孤独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蜡笔小新说过，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读完故事，读自己，其实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年少情怀，追求物质、远方，归来时，不是少年，但是少年的记忆还在。有些我读不懂，有些不喜欢，但是还是觉得好。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七)：柳士同：别开生面的往事今宵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

　　李大兴《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是一部回忆性的随笔散文集，共收入了作者近两年写就的29篇文章。这些文章似乎各自独立成篇，但内在却有着紧密关联，实际上不啻一部完整的回忆录，或者说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一部心灵史——生动而又细腻地展现了他五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

　　也许是出于某种偏见，我一直不太看好所谓的“大院子弟”。所以刚收到这本书时，并没怎么当回事；可翻了几页后，就发现书中并没有那种常见的出身于“豪门”的优越感。尽管其父是“三八式干部”，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校级领导，外祖父家更是“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外祖母的父亲不仅是前清进士，还于民国后官至省长、内务总长。然而，本书作者在涉及此类家族史实时仅限于客观表述，并无什么溢美和炫耀。最值一提的是他的母亲，就读于燕京大学，1946年就投奔解放区，可到1950年代末，她竟然辞去了公职，变成“家庭妇女”。母亲如此淡泊的生活态度，不可能不潜移默化自己的孩子；李大兴从小就成为“无业游民”，似乎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李大兴七岁时即开始整天蹭公交车“到处乱窜”，十岁后就用哥哥的学生月票“在北京满城乱逛”，比起与“大院子弟”相对的“胡同串子”，他“串”过的地方恐怕要多得多——北京当年的公交线路他不仅全都坐过多次，“而且能够背诵所有的站名”。更没想到的是，他这“乱窜”“乱逛”一直延续了四十多年，从北京到日本到美国，从仙台到东京，从波士顿到芝加哥，最后索性在太平洋上空飞来飞去，跟儿时拿着哥哥的学生月票满北京城乱逛相差无几。

　　李大兴的思维与认知的方式从年轻时就与他人迥异。当文化界言必称萨特和弗洛伊德时，他却钟情于马克斯·韦伯和加缪；1980年代中期，当中国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纷纷把模仿《百年孤独》的开头当做时髦时，殊不知他十八岁时，对此就已经无师自通：“许多年以前，当我在H省的一个小镇上教书的时候……”（作者在1979年写的一篇小说《蓝星星》的开头）。纵观全书，他确实把马尔克斯式的叙述方式用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当他年近花甲之时，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半个世纪，其意识的流动不仅像他的脾性那样天马行空，而且其跳跃之大、变幻之莫测，往往令人目不暇给，稍不留意就连不起茬来。真不知这本书该归于散文呢还是小说，抑或说是电影分镜头剧本，可即使是电影，如此频繁地将镜头切换、推拉、闪回的，也不多见！全书29篇文章，既各自独立成篇，又相互有着隐秘的内在的联系，所记述的人物，貌似支离破碎，但一个一个细节又是那样鲜活生动，连缀起来就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且是那样令人难以忘怀。

　　比如那个躲在深楼里弹钢琴的外国老太太，比如那个失踪的老三届苏以诚，比如那个在东京读博却最终归寂于浙西荒山古寺的莲清法师，等等，两代人，一个个的人生轨迹无不令人喟叹，无不引人深思。人的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尤其是对他人的印象，作者却极为擅长将这些记忆碎片往返穿越偌大的时空，连缀成相对完整的个体传记。当年国内对“异化”闹得沸沸扬扬时，他“却更愿意用‘荒诞’去描述人的状态与人生的过程”。苏以诚的儿子打电话告知他“爸爸不在了”，“开船出海，遇上飓风失踪了”。然而，在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却忽然“收到一个从苏以诚账号发来的微信：‘老四，你好吗？来自基多的问候’”，之后，这个老三届就真的失踪了。

　　自本世纪初起，本人就几次撰文谈过“抢救记忆”，希望健在的老人们将自己的真实记忆如实地留存下来，这些记忆将是历史的蓝本，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注脚，自然也将是十分宝贵的“遗产”。老一辈历经坎坷，李大兴们这一代就轻松了么？李大兴天命之年后，开始梳理“往事”，且与“今宵”交错相映，再现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场景，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

　　本文首发于《中华读书报》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八)：李大兴：天籁之音犹在耳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

　　一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七号大院的住户从皇亲贵胄到贩夫走卒、从饱学鸿儒到几乎不识字的干部、从曾经的地下党潜伏特科到如假包换的国民党简任官员，什么人都有，恰好应了十年浩劫里革命小报上经常出现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然而五六岁的我自然谁是谁都分不清，唯一觉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白毛外国老太太。她究竟是哪一国人，我听到过好几种说法；她多大年纪，好像谁都不大清楚，最终不了了之。貌似比较确实的是，她嫁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于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但是若干年前她的先生去世了，从此她就独自一人住在这栋楼里。她没有子女，似乎也很少和邻居来往，我还清楚记得她微微驼着背，慢慢在院子里走路的样子。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深目高鼻的外国人，自然印象十分深刻。

　　外国老太太好像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不仅相貌不同，穿着也不一样。大院里别人不分男女，大多穿蓝制服、蓝裤子、白衬衫，老太太却是小花布长裙、夹克衫。如今回想起来其实很朴素，当时却看着非常打眼。幸好她是外国人，也被认为是外国人，在外国人非常稀少的年代，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客气的。所以不管周围的世界怎么变化，老太太独往独来、我行我素，没有人干涉，她只是大院里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老太太住在一楼，天暖和家家开窗的季节，走过她的窗下，有时飘来轻轻的钢琴声。就那么几首曲子，老太太翻来覆去地弹。有两三个慢的，有一个快的，若干年后，我知道快的那个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夏天快要过去，天气开始凉下来的时候，楼前面开了一个叫什么“破四旧成果汇报、封资修批判大会”的集会，大院里的大人小孩儿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我从人缝里钻到最前面：有人在发言、有人在喊口号，两个青年把一摞摞唱片高举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看见外国老太太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两眼直直地看着那些摔碎的唱片。几天以后，她碰到母亲，平常她们遇见会彼此用英文寒暄客气几句，这次她有些激动，滔滔不绝对母亲说了半天。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并没有完全听懂老太太的话，只是大致明白她在生气，在反复说“怎么能这么把这些宝贝毁了呢”！

　　似乎从那以后，老太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弹琴。时光进入1970年，大院的住户有一多半去了“五七干校”，变得冷冷清清，花木凋零。冬天雪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堆雪人，忽然听见钢琴声响起，看见老太太家窗户开着，大概是透透新鲜空气吧。我一下子就听呆了。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雪也很白，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琴声很慢，听上去很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哭。

　　不久后，我搬家离开了七号大院。1972年到1973年，干校纷纷解散，离去的大人小孩们多半又回到北京。革命狂热消退后，生活又热闹起来，在地下传阅书籍、聚众听唱片都发生在那时。书经常有，唱片不常听到，因为没有几家人有唱机。即使听古典音乐唱片，也就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和肖邦的钢琴作品。

　　二

　　60年代末，北京街道和胡同墙上油漆得最多的标语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学生一毕业就去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大约八年。当时的规定是每一家不管有多少子女，可以留一个在身边，其他都要上山下乡，唯一的例外是去当兵或者考文工团。70年代初，学唱歌、跳舞、朗诵的青少年骤增，大约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更不意味着他们突然就文艺起来了。一时风尚的背后，往往有实际的考量。早晨的公园里，吊嗓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由于兄弟众多，在远方我看不见诗，只看得见长大以后要去农村插队的命运。我从小喜欢唱歌，碰巧声音条件被认为不错，也就想往考文工团这条路上走。家兄曾经往这条路上试，却因为父亲尚未平反，政审通不过，虽然考上了改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一部分的中央音乐学院，最终没有被录取。不过他的出色成绩很鼓励我，而且在他求师过程中，我见识了喻宜萱、沈湘等名宿。

　　从1974年到1977年，我虽然没有从师学习声乐，却经常旁听课和听唱片。虽然听的多半是卡鲁索、吉利、比约林等老一代歌唱家的单声道七十八转唱片或者开盘带，但偶尔也会听到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虽然从小就听说莫扎特的名字，少年时却对他的音乐一无所知，只会唱一段《费加罗的婚礼》。

　　真正开始知道莫扎特是留学以后，也是莫扎特带我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1983年春，我搬到紧挨着学校山坡上的公寓，虽然只是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却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那一年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到家，就会打开古典音乐调频台，不仅听音乐更听解说，富特文格勒、霍尔维茨、奥曼第、伯恩斯坦这些名字就是在那时开始熟悉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莫扎特，从调频台录下来许多盘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莫扎特写了五十多部交响乐、二十七部钢琴协奏曲，是海顿之后交响乐的开拓者，更是各种协奏曲的奠基人。

　　《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协奏曲，写完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不过这部作品并不像后来的《安魂曲》，多少有一些关于死亡的预感。从少年时代的钢琴协奏曲开始，莫扎特的作品具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纯粹。第二十七也是如此，只是作曲家不再年轻，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一种深深的沉郁。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沉郁吧，我格外喜欢第二十七。听老塞尔金的第二十七，那瘦削的风格我觉得尤其深邃。

　　在某个夜晚，一曲听罢，出门望月在山头，树影黝黝，有宁静的感动。二十多年后在拉文尼亚音乐节听过彼得·塞尔金演奏莫扎特，虽然没有乃父的苍凉，但其精致在当今一时无两。倒是我自己经过几许沧桑，再听莫扎特纯净的河流有点恍如隔世之感。

　　在听了许多遍《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明白，小时候听外国老太太弹的就是第二乐章。她弹得很平淡，人到中年以后，才明白莫扎特的钢琴作品听上去波澜不惊，技巧上也似乎不太困难，其实很难弹出韵味。虽然童年的记忆未必可靠，但也说不准老太太是位高手呢。

　　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传说北京有一种大院文化，承载者自然就是大院子弟了。其实“子弟”这种说法，是1949年以后的一种身份划分，比如工人子弟、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等等。大院是一种居住方式，由于每一个大机构，如部委、兵种和大学，自成一个小社会。“大院子弟”是存在的，而且多少有一种连带感，然而由此引申出一种文化，则是可疑的。只能说一个大院有自己的命运与故事、真实与虚构，随着时光或者流逝，或者流传。

　　去年冬天，我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七号大院。它依然在那里，陈旧不堪，与周围的繁华恰成对比，看上去不真实得好像一个电影城布景。也许这才是七号大院的真实：它是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后城市里的虚构，是许多记忆的集合，是逝去风景的梦幻般重现。90年代初，《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白发苍苍回到童年，令人感动流泪。如今我有同样经历时，却已和他一样，微笑着沉默。

　　母亲八十多岁的时候，喜欢在电话里回顾往事。她的记忆力非常好，能说出许多人、许多事的细节，虽然绝大多数我无法确认准确性。在母亲的经历里，外国老太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事实上外国老太太一直离群索居，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都微不足道。母亲告诉我，她是为数不多的能进老太太家的邻居之一。家很干净，空空荡荡，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立式钢琴、一部唱机和一书架唱片。

　　据母亲讲，外国老太太是“二战”前在维也纳嫁给中国留学生，然后跟着先生到北京的。她的故乡并不是维也纳，她去那里是学音乐。母亲又说，到底她先生后来是病死，还是被抓起来，其实是个不解之谜。幸好她本人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上级说了要注意国际影响，所以大院里面的人对她都很客气。

　　听说老太太的家里人在“二战”中都死光了，所以她在丈夫消逝以后没有离开中国。

　　“她还是很小心的，听她对门邻居说，总是很小声地放唱片”。

　　当我走到老太太住的单元门外时，我还能找到近半个世纪前听到她琴声的位置。是的，如果她是小声放唱片，再关上窗户，从外面是听不见的。也许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

　　我站在单元门外，早已忘却的一幕忽然呈现在眼前——年份无法确定，季节也是模糊的：阳光下，几个男人从外国老太太家把钢琴搬出来运走，一阵风吹落了覆盖在钢琴顶上的一块白布。琴与人就这样不见了，至于那些唱片，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流落去了哪里。

　　选自《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2019年6月登载于《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后感(九)：李大兴：志士遗老皆尘土

《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

　　一 上世纪90年代没有GPS导航，也没有网上预订旅馆，往往是一放假，就开车去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深更半夜开车累了，就在高速公路边的酒店睡下。后来我一直很怀念这种随意的、自我赋予不确定性的旅行方式：没有一定的日程，有时连目的地都没有。

　　有一年秋天去东部，在上纽约州山里遇暴雨，天色全暗，前方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好不容易从山里开出来，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又饿又累。这时抵达一个小镇，忽然看见路边有一家中餐馆招牌居然是“北京饭店”，立马停车进去。一位胖胖的白人姑娘招呼我坐下，菜单全是英文。我笑笑问她：“你老板真是从北京来的吗？”她说：“我觉得是。”我告诉她，我真的来自北京。

　　我正在喝送来的一碗酸辣汤，忽然耳边响起了很正宗的北京话：“这么晚您到我小店来，这可是贵客呀！”老板是个面白无须、眼睛微眯、一团和气的中年人，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这么多，在一个山间小镇遇见一个北京人开餐馆，在我来说算得上奇遇；在他来说，就要打烊之前忽然有一个北京人从风雨中走进来就餐，也是非常少见的。

　　老板特意进厨房让大厨炒了一盘京酱肉丝送给我，然后坐在我对面聊了许久。他说话有些老北京的味道，而且是特别客气、讲究用词、礼数周到那种。没一会儿工夫，我就了解到沈老板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在农场里干了十年才回到北京，分配到街道工厂当工人，后来和海外亲戚联系上，由亲戚担保就出来没回去。

　　“那您这快二十年也挺辛苦的吧？”

　　“还不都是为了孩子！为了让她出来上个好学校，有份好职业。”

　　沈老板很自豪地告诉我，女儿上了常春藤学校，现在已经在波士顿当医生了。 “她常回来看您们吗？” “基本上不回来。她很忙，而且接触的人、生活的圈子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

　　打烊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也该去找酒店睡觉了，于是和沈老板告别： “您最近回去过北京吗？” “哎，从出来以后就没回去过。家里老人都不在了，再说开餐馆这一行，根本没什么日子能走开。” “北京这些年变化非常大，我去年回去都找不着家门了。” “是啊，不知道我以前住的地方是不是也面目全非了？” “您以前住哪儿？” “七号大院你听说过吗？” 在一瞬间我忽然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猜到沈老板是谁了。 “当然当然，七号大院可是个有名的地方！”

　　沈老板微微笑了一下，在我眼里笑得有一点凄凉，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错觉。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和他告别了。那晚在酒店住下后，我半天睡不着。此后我偶尔想起过那次邂逅，但是并没有想再去联系。

　　二 在北京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从单元门进去往下走，有一间独门独户的地下室，里面堆满半个多世纪的书与旧物件。据说我童年攒的几百张烟盒也在那里，如今应该能换两顿酒喝了吧？我走下昏暗的楼道，打开门上有些生锈的铁锁。很久没有人进到这里，地下室里一切都落着厚厚一层尘土，也许这就是过往时光的本来面目。

　　我下来寻找最早的七号大院故事，那是一个薄薄四十页的笔记本，70年代文具店里最常见的那种。1979年夏天，我蜷在中央党校北院主楼六层会议室的皮沙发上开始写这个故事。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到美国，会知道“七”在那里是一个幸运的数字。据说人喜欢哪一个数字反映其性格，我从小就本能地喜欢七，觉得听上去很美；这种喜欢就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七号大院自然是非常真实的，一闭上眼睛，所有细节纷至沓来。那是从1949年到80年代北京的种种生活状态之一，上演许多琐碎时光、爱恨情仇。我一直想写七号大院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我还是个高一学生，没有能力写完。那个笔记本的字迹或许已经褪色，纸可能也脆了，躲藏在地下室的某个角落里，我最终没有找到。不过找不到也罢，故事就在那里，而且在过往的三十八年中展开了许多新情节。

　　我走进七号大院正门时，石狮子依然在那里，披着斜阳，沉默不语。我恍惚间看到一位老先生散步，那是半个世纪前在早晨与黄昏经常看到的风景。老先生一头银发，面貌清癯、身材笔挺颀长，天气凉下来以后披一件风衣。人们都知道他是卢教授，虽然不大清楚他是研究什么的。我小时候经常随父亲去他家，灰白的日光灯下，是老式硬木家具，和单位配备的简单家具完全不同，边边角角油漆都已褪色，磨出一层岁月的光滑。卢教授很健谈，手握一个烟斗，在烟斗背后喷云吐雾。太师椅旁的茶几上，是一个巨大的烟灰缸，他时不时把烟斗倒过来在那里敲一敲。

　　晴朗的日子里，北京蓝天白云，我坐在七号大院门口百无聊赖，口中一遍遍模仿大鼻子公共汽车启动、行驶、到站开门的声音。忽然一小队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前面押着卢教授和两个我不熟悉的大人。我看见卢教授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但是他依然腰板很直，只是略微前倾。我回家告诉母亲，她神色严峻起来，对我说“这两天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记不得过了多久，有一天晚上，有人轻轻敲门三下。母亲打开门，看见是卢教授，烟斗扇动一粒红光，映照他的微笑。他谈笑风生地描述了这一段被带走挨批斗的经历，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

　　就像从烟味识别不同牌子的烟一样，儿童往往有一种直觉，能够感到大人的不同。七号大院不乏学者与读书人，但我从小就隐约觉得卢教授和他们并不一样。果然，等我长大了一些后，就从父母那里听说卢教授是20年代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军中官拜少将。不过，他们并没有告诉我卢教授是怎样来到七号大院的。

　　出于少年的想象力，自然对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心生敬意。不过半个世纪前离历史还比较近，不像现在所说的“潜伏者”那样，一不留神就被脸谱化。那时地下党们还没有老去，看上去也只是很普通的人。比如卢教授，在我心中一直是温和长者。不过，有一次他和父亲不知道说起什么，目光忽然变得十分犀利，让我一愣。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卢教授马上平静如常。

　　卢教授和父亲聊天的时候，我就在他屋里东看看、西摸摸。书桌上摆着砚台，总有几张纸摊开，笔筒里插着长长短短的毛笔。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毛，没有几本书，倒是有一些照片，卢教授坐在中间，一大家人围绕着他。屋角有一台落地式收唱两用机，收音机下面的下半部立着一些唱片，有京剧，也有古典音乐。

　　卢教授虽然据说有不少子女，但似乎都不在身边，只有老两口带着一个孙女。所以他家很安静，甚至有点尘封萧瑟的气息。他的孙女都比我大好几岁，在院里很少看见，在卢教授家里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户口本上的名字，只记得人们叫她小鱼儿。她其实又高又瘦，不像条小鱼，倒像根芦苇。我很少看见她笑，当然我也不常见到她，即使见到，她也只是瞟我一眼，我自然也就不和她打招呼。

　　母亲说她上大学时，沈先生已经是老师了。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是课讲得好，人又好看，是女生选修最多的课之一。偶尔在院子里遇见沈先生，母亲总是很恭敬地问好，并且让我叫爷爷。沈先生那时还不到六十岁，一头黑发，戴一副无色眼镜，看上去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样子。他非常客气，说两句话就欠一下身，说话声音很轻，后来我才知道他小时候生长在苏州，但是母亲说沈先生籍贯并不是苏州，沈先生的祖父官拜侍郎，退休后在苏州买了一处小园子颐养天年。再后来母亲又提起沈先生的祖父和她的曾祖父年龄相仿并有过从，这样算起来沈先生确实是比她长一辈。

　　我最后一次见到卢教授，大约是80年代中期陪父母去看他。十年不见，卢教授显著见老。他老伴已经去世，小鱼儿还在陪伴着他，看上去也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了。卢教授听力不大好，说话声音便格外洪亮，像是在发表宣言，宣告他当年和沈先生私下来往：

　　“不敢让人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呀！”

　　他说到这里，看了小鱼儿一眼，她双目低垂，面无表情。

　　母亲微微一笑说：“我当时就知道。”

　　“是沈先生告诉你的吧？他知道你是谁。”

　　“这个我也猜到了，不过又何必挑明呢。”

　　四 沈先生搬到七号大院时妻子已经去世，他有三个子女，老大、老二都已长大离家，沈老三是沈先生的小儿子，个子不高，有着南方的清秀与瘦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依然像个少年。他有时背着手风琴去荒芜无人的花园里，一边拉琴，一边唱歌：“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一群比他小几岁、比我大不少的男孩女孩围坐他身边，听他唱歌，也听他讲故事。当然这一切只是悄悄地进行，约好去花园聚会的消息口口相传，不为大人所知。那是七号大院诸多隐秘的小团体活动之一，在那时候，如果被人打个小报告，不是没有可能被打成流氓团伙甚至反革命集团的。然而聚在一起娱乐本是天性，孩子尤其如此，并不会因恐惧而完全终止。我当时是跟着大孩子后面的小尾巴，去过几次，似懂非懂，好像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灯光》：

　　他们黑夜里告别 在那台阶前 透过淡淡的薄雾 那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闪亮着灯光

　　小鱼儿也是其中的一个，她那两年忽然像吹了气一样胖起来，变成一个唇红齿白的丰满女孩。长大以后，我听说这种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少女肥”。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小鱼儿是什么时候和沈老三好上的，也没有人曾经看见过他们成双结伴，只是流言在大院里游荡，几年后还有人提起。虽然卢教授也遭遇批斗审查，但是七号大院住户的内心深处还是觉得他是老革命党人，他的孙女和一个前朝遗老的儿子恋爱的消息，在大院里是有新闻效应的。

　　不过这件事更多是沈先生之死的余波，1968年夏天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时，七号大院又经历了一次抄家浪潮，沈先生家这次被抄得特别厉害，他的所有书和手稿都被抄走了。几天以后，他睡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老去的卢教授说起来，声音里还充满遗憾：“抄家的第二天，我去他家里看过。他在一片狼藉中很平静，还对我说：‘这回搬家省事了。’我们聊了几句，然后他说他累了，我就说：‘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就走了，我一点也没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沈先生去世后，很少能在院子里看见沈老三，花园里的歌声更是从此不再。从这一年年底到第二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沈老三远走云南，我从此以后再没有见过他。小鱼儿那一届初中毕业生相对幸运，不少人留在北京，小鱼儿当了工人，晚上10点多有时可以看到她下中班骑着自行车回来。

　　时光日复一日，断续听到一些与她有关的故事。传说她曾去云南看望沈老三，每星期都收到他的来信，也不知是真是假。千真万确的是，有一天小鱼儿的父亲忽然出现了，原来是一位穿着绿军装的军人。听到他坚决反对女儿和沈老三好，大约没有谁觉得诧异。不久小鱼儿就当兵去了，70年代末脱了军装，回到七号大院和爷爷身旁。卢教授去世后，小鱼儿继承了他的房子，一直住在那里。因为没有结婚，早年若有若无、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一段恋情，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传奇。

　　沈老三一直没有回来，七号大院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渐渐把他遗忘。我走在这里，也没有人认得出我，只有我自己一点一点认出往日。

　　其实七号大院是为数不多的在天翻地覆中没有多少变化的地方，虽然花开花落不知多少度，花园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形状。

　　摘自北京出版社“述往“丛书：李大兴《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首发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