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当我对自己发出这样的问话，我的头脑其实是一片空白，或者是异常简单：我从父母的结合中诞生。然而，我又感觉在这之前，冥冥之中还应该是有些机缘，不是父母为什么组合为一个家庭，而是我的前世曾经怎样，今生如何出落到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一个世界。我从哪里来呢？显然，除了我自己，谁也无法告诉我，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会来关心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追寻起这个问题，内心忽然涌起一份悲伤。不知为什么，每每想到一个与生命有关的话题，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份莫名的悲伤。它来自哪里呢？ 闭上眼睛，静心去注视这份悲伤的时候，它又顷刻间平静了，消失了，或者说是隐匿了。可见，这悲伤不在当下，不在表面，而是潜藏在意识之下的冰川。既然，它不急于想让我看到，它的所在必然是安全而隐秘的。那么，不看也罢，暂且悬置。
既然无从追寻，又无法被告知，也不能忍受自己像一只荒野里的迷失种群的野兔、野狗或者好听一点的麋鹿一般到处栖遑地游荡，嚎叫，踽踽独行，迷茫困顿，却找不到一点温暖的慰藉，与其如此，不若停下来，凭着记忆，拼接、连缀那仅存的或者还可以唤起某种遥远知觉的图片。它们存储在大脑的某一间隙，随着时间的远逝，已渐渐模糊。小心拾起，轻轻擦拭，映着或明或暗的记忆之火让它们重新复活……
童 年
画面一
我穿着妈妈新做的紫红色梅花图案的花棉袄，被一张旧棉被围裹着坐在炕头，旁边倚着两个圆滚滚的长枕头。我穿着棉袄的上半身可以自由活动，但被重压着的下本身是绝动不了的。只好乖乖地张着眼睛东望西望，瞧着妈妈手脚不闲地干这干那。有时在用筛子筛米面、簸豆子，有时在门帘外的灶膛做饭，有时在收拾屋子，拿着抹布擦墙柜和窗台儿上的尘土。一旁瘫痪在炕上的奶奶经常拉不出屎，需要妈妈灌肥皂水或是用手去抠。做这些事的时候，妈妈从不厌烦，只是整个人不停地忙碌着，一会儿也闲不下来，她似乎也从来不知道疲倦。至于爸爸在哪？那时候，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也似乎不需要去想。那个在家里大多数时候是闷坐着，或者瓮声瓮气与妈妈讲话的男人，只有吃饭的时候离我最近，因为我们必须围在一张长方形的炕桌上一起吃。吃的什么饭？早晚大都棒子粥就咸菜，有时还有红薯。中午贴棒子饽饽，死面的或者大菜馅儿。白面很少吃，要等过节和来重要的客人时，妈妈才会算计着做上一顿，但往往要等妈妈分好份儿才能吃。自然是干活的多吃，不干活的少吃；或者等客人吃完后剩下的，我们再迫不及待地分食。我通常都是吃完自己的那少的可怜的一份后，眼巴巴地看着家里别的人贪婪又享受的咀嚼着。我一般不会向他们讨要，因为那东西本来就少得谁都不够吃饱。回到爸爸，他很少对我讲话，也一般不会抱我，好像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孩子。虽然如此，我还是每天期待着他喘着粗气，一身咸汗地干活回来，把帽子往炕上一扔，赶紧去打水洗脸洗脖子。许是汗出了很多，每次他都要洗上一阵子，然后长舒一口气，坐下来歇着。最亲切的时候，是轻声喊着“老丫头，过来给爸挠挠脊梁骨（我们那里的方言，也就是后背）”。我尽管不大喜欢用指甲去挠他那汗津津、油光光的后背，但也从来不敢违逆。勉强地挠上一阵儿后，躲开去旁边玩儿。我们之间或许还有其他简单的对话儿，但是，我实在记不得了。他于我，或者我于他，都不是很亲近，我们也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简单甚至于有点冷漠的相处。
画面二
妈妈的性格很炽烈。有时慈爱，偶尔闲下来会抚摸着我的头发，抱一抱我，讲几句温存的话。我那时，便觉得自己是世上最被疼爱的女儿了，心里甜甜软软的。但倘若我做了错事，不小心毁坏了家里的什么东西，妈妈便会凶神恶煞，大着嗓门儿嚷着骂我，说的尽是一些难听的话，还经常会打我，后背上常被她那结实的手掌打得火辣辣的，疼上好一阵儿。这个时候，我又觉得妈妈是世上最狠毒的人，眼泪汪汪的我经常会忍着哭声，瞪着眼睛生闷气，心里或许也在诅咒她，但有一次，却出乎我的意料。那次，家里人都出去了，留我一个人在炕上玩。我趴在窗台上，面对姐姐新买来的墨水瓶产生了好奇。费了很大力气才将瓶盖儿拧开，一不小心墨水瓶被我打翻，蓝色的墨水泼洒在了炕席上。我知道，炕上的席子是爸妈几天前从集市上买来的。我还记得，那天，爸兴冲冲地扛着一卷新炕席迈进门槛儿时，脸上的表情就像北院儿三十多岁的大哥娶了新媳妇，一脸喜气！妈又那么好干净！清楚自己惹了祸，在劫难逃。小小的我，满心恐惧，看着米黄色的炕席上那一片扎眼的蓝墨水，我不知所措，内心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妈妈的责骂。过了一会儿，妈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新买来的草帽儿。看到我吓呆的样子和炕席上的墨水居然没有责骂我，还把新买来的草帽戴在我的头上，笑呵呵地看着我。那一次我看到的妈妈，是我童年时候最可爱的妈妈！第一次，我做错了事，她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喜津津得欣赏我戴草帽的样子。现在想来，或许那一天妈妈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吧，使她忽略了我的错误；也或许，她得到一顶喜爱的草帽儿，这份欢喜足以使她的心变得柔软，包容。妈妈其实也是一个缺少爱与满足来滋养的女人，她自己所没有的部分，又怎么会无私地赐予她的儿女呢？
画面三
奶奶死了。好像是某一个早晨，我看见奶奶躺在屋里的一扇乌黑的旧门板上，脸色蜡黄，身上盖着被子，闭着眼，不说话。家里多了一些邻居，他们进进出出的忙乎着，胡同最南头的亲娘在帮着烧火做饭，熬高粱米干饭。我一时成了家里的闲人，既不会做什么，也没有多余的人来管我。后来听大人说，奶奶咽气的时候，我正坐在炕头吃奶奶吃不下的饺子。不知道，是大人怕好端端的白面饺子糟蹋了可惜，让我来吃，还是小得不懂事的我趁着大人无暇顾及嘴馋偷吃了饺子。事实怎样，我真记不得了，只是听大人这样说。似乎也没有哭。至于奶奶对我的好，也没有记住。听三姐说，我小的时候奶奶经常背着我。奶奶死的时候，我五岁，但那时奶奶已经在炕上瘫了三年多。三年前我不到两岁，不到两岁的孩子会记住什么呢？知道有个奶奶，看着很慈祥，但总是躺在炕上，并没有抱过我。直到奶奶死去，我对奶奶的印象仍然不那么清晰。
也在那一年，我们国家的一位大人物也去世了。村里的大喇叭整天唱着《东方红》。全村的人聚集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胸前都戴着一朵纸扎的小白花儿，一个个低着头，神情悲痛而凝重，像快要下雨时阴沉的天。我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跟在大人们身后，没有人说话，我也不敢出声儿，偶尔抬头向周围瞧一瞧。集体默哀鞠躬后，在悲哀、沉重的音乐中，一个长相和神情都有点像姐姐语文课本里的刘胡兰的女学生声音抑扬顿挫地向大家讲述着伟人的一生。人们跟着讲解员进入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去参观伟人生前留下的照片。村东的秃子也来了，戴着帽子。讲解员说啥也不让她进去，除非她摘下帽子；秃子说啥也不肯摘，但却执意要进去。争执了半天，还是没让进，秃子急得要哭了，最终还是红着个脸回了家。我很想看看她摘掉帽子后的头顶，据说跟手电筒一样亮，然而未能如愿。心里很是遗憾！
画面四
晚上。那时候，没有电灯，晚饭通常要赶在天黑之前吃完。吃完晚饭，饭桌依旧放在土炕上，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一家人坐在灯下扯些闲话。有时，是父母说些村里的人和生产队里的事，我听得有一搭没一搭，不那么上心，往往听着听着就趴在炕上睡着了；有时，大人出去串门儿，剩下几个孩子围着桌子斗嘴，嬉闹。哥哥往往是最活跃，也是脑瓜儿最坏的一个。记得有一次，他用喝水的大瓢舀来一些醋，让我喝。那时候，家里常年有一个盛醋的坛子。每到秋天，妈妈都会用山上捡来的被风刮掉的酸梨酿成醋，生成“醋蛾子”后，家里可以常年有醋吃。我喝了一点儿，觉得太酸，不肯再喝。哥哥吓唬我说：“这不是醋，是农药‘灵化心’，一会儿我的心就会化掉，死去。”听完哥哥的话，我信以为真，吓得哇哇大哭，哥哥便幸灾乐祸，唬得更厉害了。后来，经姐姐们一再劝说，我才将信将疑地停止了哭泣，但很晚才睡，唯恐睡着了，心就化了。或许是那一次对于死亡的恐惧很深，这件事我竟一直记得。在我印象里，我小时候哥哥经常会故意把我逗哭，然后编几句胡诌白咧的顺口溜或是给我取一些难听的绰号嘲笑我，自寻开心，每每又是姐姐们来轰走哥哥，哄我破涕为笑。哥哥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捣蛋鬼。
夏天晚上，人们吃完晚饭大都喜欢去当街纳凉。光着膀子，扇着蒲扇，拎着蒲团或小板凳聚拢在十字路口，总有几个擅侃的人山南海北，谈天说地，吸引得众人的耳朵为他所转。其中有一个住在胡同北面的叫张玉旺的表大爷早年被父母称为“浪荡梆子”，经常骑自行车出门赶集上店儿，有好几个干女儿，后来成了一个小包工头，喜欢给人家跑媒拉纤儿。他经常给大伙儿讲一些出门的见闻和轶事，唬得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有一次，他说他去了趟天津，还正赶上大集，那里的人那个多呀，比咱这十里八村加起来还多！后来稍大些上了学，我才意识到他的话有多孤陋可笑。他说到某村里某个人家的闺女长得俊，看得他眼睛都傻了，追到人家家里去看，被那家闺女的父母赶跑。他说他亲眼见过黄鼠狼娶媳妇，用秫秸秆插成轿子，“新娘”坐在“轿子”上，下面的几个作出吹吹打打的样子，好不热闹！后来，听大人说，他经常犯癔病，被黄鼠狼迷上，说一些奇怪的话，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据说，他到老给人家做了九十多对媒（我家二姐就是他做的媒，三姐、哥哥和我也都被他提过亲，但没有成），活了有九十多岁，娶了三房媳妇，但都死在了他前面。儿子不怎么孝顺，晚景很是凄凉。记得冬天晚上他去我家串门儿的时候，临走总要抖一抖裤脚子，妈妈很嫌恶他这个习惯，说他经常会抖掉几粒羊屎豆儿在地上。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自然容不下这个，但碍于长辈的面子不好直说，只好背地跟我们数叨一番。
胡同西的田山是个光棍儿，无亲无故，也很擅侃。他似乎识些字，看过书。他讲的《石勇砍柴的故事》我至今还有些影子，情节有点类似《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因为里面也有“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这个人后来因为迷上南院儿二哥家的二闺女秋香，变得疯疯癫癫，整天骂人，最终得了“噎食”死去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听得最多的还是鬼故事。或许是经常听大人们讲鬼故事的缘故，我那时对于鬼的存在确信无疑。小时候不听话，大人们便吓唬我：晚上会有红眼绿鼻子的鬼来捉我。于是，我整晚不敢出屋门，解手都要姐姐陪同着战战兢兢地出去。也是在当街纳凉时，听他们讲《画皮》，听到故事中的鬼要把头卸下来照着镜子梳头，我便想象是怎样一种吓人的情形，身子紧紧地缩在大人的身边，唯恐被鬼攫了魂魄。还有一种据说叫“寒毛”的鬼，是人死后被“猫钻狗跳” 变成，经常躲在人家的猪圈里磨牙，看到小孩就吃。我于是天黑更不敢靠近猪圈，似乎那里真的藏着一具“寒毛”等着我。至于“鬼打墙”、“鬼回家”之类的故事就更多了。大约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村南的一个青壮小伙子因为跟家里人吵架喝农药死了，尸体停放在当街，猫狗不断经过，有人断定他一定会变成“寒毛”来讨债。虽然我知道我并不欠他什么，但依旧很害怕。晚上进家门时，要双脚蹦着进去，唯恐前脚迈进，后脚被鬼拖住。还有一次，晚饭后，我困得早，就倒在炕上睡着了。再睁眼时，发现家里黑洞洞的，没有一个人，而炕里靠墙的犄角却有一个亮闪闪的光束，我便立刻联想到故事中的魔镜，吓得自己屏住呼吸，大气儿不敢出，生怕惊动了那道莫名的光束。直到家里的大人进来，听到他们说话我才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最终的揭秘是：不知哪个把家里梳头的镜子放在了墙角。唉，害得我白白恐惧了半天！当然，这套唬小孩儿的把戏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知识和阅历的增加，终而不攻自破。上初中时，晚上下自习，我经常是一个人一边唱着歌儿，一边快步走，仍然不敢回头。大人告诉我：人的肩头各有一盏灯，回头一次，吹灭一盏。所以，我总是奋步向前，越走越勇敢。至于大人们说得“小白人儿”和“鬼打墙”的经历，我至今也没有遇见。
关于夜晚的记忆，除了被惊吓的故事，仿佛还有两片“红色”的印记。
拿着红缨枪的红卫兵会在全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闯进屋来，语调铿锵地读一通《毛主席语录》，然后匆匆离去。等他们走后，一家人再接着吃饭，似乎已经没有了吃兴致。
大年夜，我们这些小孩子可以提着红绸纸扎的小灯笼，小心而又无比神秘的在胡同里穿梭。黑漆漆的夜晚，小小的红灯笼映照着一张张快乐而兴奋的小脸儿，想来该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了。
画面五
关于学龄前的记忆或许还有一些，零零散散，例如，春天跟姐姐们上山挑野菜，撸榆钱儿和槐花儿，夏天和小伙伴儿在河里摸鱼、捉虾，秋天混在大人堆儿里捡拾生产队秋收后落下的红薯，冬天坐在哥哥用木片钉成的小滑板上，拄着两根短棍去河里滑冰，用小铁叉子扎鱼……山村的孩子在不同的季节里，似乎总能找到可玩的事情，自然山水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那段时间，记忆不是那么深刻，但也并不苍白。大约与同时代的乡村孩子，没有什么大不同吧。
八虚岁的时候（我们那里一直习惯说虚岁），我大约已经上了一年的幼儿园，那个时候应该叫“育红班”（这个称呼显然是时代的产物，但我的父母至今还会沿用）。几个平时和我一起玩耍的伙伴暑假后都要上一年级，我比她们小一岁，按照习惯要过一年再上学。暑假开学后的第一天，育红班的老师宣布入选“文艺队”的人名，其中有我，我的内心一阵欢喜与自豪！因为入选“文艺队”后，会被老师格外重视，也经常要排练文艺节目，脸颊被擦上红粉，头上扎着彩色的蝴蝶结，穿着粉红的衣裙登台表演。在我眼里，那是极为风光与骄傲的事！内心激动着过了一晚。第二天早起，看到我的伙伴们一脸严肃而又神气十足地背着花格子书包去上学，我的心又动摇了。央求哥哥带着我去学校上学。哥哥比我大四岁，高我两个年级。他同意了。于是，1978年8月底的一天，我这个不足七周岁的女娃背着妈妈提前为我缝制的紫色碎花书包迈进了小学校的大门，成了一名小学生，也从此告别了我懵懵懂懂而又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