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10篇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是一本由茅于轼著作，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一)：简评&大量书摘
作为一个焦虑中的中国人，看到这书名应该会好奇书中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些怎样的解答，尤其当作者是严谨、正义的茅老先生时。我也是这样的心理，因为我当初读了茅老《生活中的经济学》之后喜欢上茅老的朴实、正义。
但是如果想要通过这书，找到如何在中国大环境中逃离让自己焦虑的答案的话，恐怕谁都会失望。因为为书中前面3章才基本涉及这个话题，例如社会地位不公、财富分配不均、房价高的供需分析，这里面是茅老的个人观点，其中不仅有其个人经济学主张，也包括对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思考和解析。
对于我个人来说，恰恰我最感兴趣摘录最多的，就是后面这部分文字。例如那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其实跟个人是非常相关的，只不过在这个国度我们大概都忘了个人有什么权利，因为我们经常被来自各方的人们忽悠着，渐渐忘记了自己拥有的权利。
-- 关于不切题
如果看完书中后半部分，倒不如说这是作者或出版社特意起这个片面的书名来掩盖后半部分那些敏.感话题的，那些观点的阐述实在和当下大环境排斥的（跟传统观念有冲突），先不说当局的不欢迎，作为普通民众的读者也未必赞同。另外，这种做法也可以看作出版社的一种营销手段，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 关于正文观点的重复阐述
读者说茅老年纪大了啰嗦、记性不好，但我觉得能够有条理有逻辑地阐述那些观点，这不是记性不好的老人家可以写得出来的吧。又有说其实是博客上一些文章的汇集，这本来没啥问题，但我认为这应该是出版社、责任编辑的问题，本来作者提供内容，出版社、编辑是要进行润色等等操作的，正文重复的问题本来应该有删除或其他处理的。只不过出版社、编辑出于各种考虑忽略或偷懒不称职罢了。
个人对于此类性质、话题的书籍，只要不是纯粹忽悠的，就有好好读并思考的价值。何况作者是一个靠谱、关注民生、说真话的老人家？！
说实话，茅老是一个「天真」的人，他能乐观地相信美好事物的到来。以书中最后两句话结束：
「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
.S. 这书是在多看书城买的，才￥12，亚马逊中国也能买到 Kindle 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正版电子书。用装了多看系统的 Kindle 和 多看App 交替着读完，多看支持笔记导出非常方便，值得推荐。
---------- 以下是书摘 ----------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
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当前大家关注我国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但是大家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熟视无睹，任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
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
观察经济问题可以看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片面性，就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多面性。比如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所以很容易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就是片面性。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商品应该提价（比如说大学学费该涨），多半会遭到大众的反对，甚至要挨骂。政府官员应该懂经济学，避免片面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往往要讨好群众，所以也不说真话。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谁有能力避免片面性，又不被利益左右？恐怕只有学者了。可是说真话的学者往往被误解，遭人骂。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蒙骗而不自觉，至死不悟（真的死掉了，不是形容词），他们喜欢听那些解气的话，自愿被蒙骗，因为解气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要买好房子、大房子、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差距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的竞争都是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
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么多人不怕房价贵，再贵的房也敢买，把房价抬得高高的？他们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给别人住，就是为了等涨价发财。可是另一面是高房价挺住的空房子，使许多嗷嗷待哺等着要买房的蚁族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恐怕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还不是经适房，更严重的是十多年前停止福利分房时，把几乎全部国有住房以低价卖给了住房者。这个价格基本上不包括土地的成本。即使有一点，也十分有限。因为当时土地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差不多每一个住公房的家庭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自己的住房。其实就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没有流到贪污腐化者的手里，而是流到了城市住房者的手里。所以也还说得过去。此中虽然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但是最大的不公平发生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这样大的国有资产分给了城里人，农村人口丝毫捞不着。当时大城市每个家庭的分配利益大概都在几十万元。这么大的利益分配极大地扩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
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金融机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特点就是经营别人的钱。如果只是经营自己的钱，就不是金融，而是一般的企业。
固守传统思想的经常是同一批人。改革者不断冒着挨批挨整的风险，固守传统的人却坐享其成。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谁有“革.命.造.反”的权利？ 慈善不是交易
如果我们真正对贫苦人充满着同情心，我们一定会欢迎一切对穷人有益的活动。至于出钱做慈善出于什么动机，根本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穷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有些人自己不参加慈善活动，还要对别人的参与吹毛求疵，这种心理很不健康，对社会是不利的。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我原先是学工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改行去研究经济。其实说偶然也不偶然，我从青年时代起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学工程也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再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
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学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算不用功，可是越学越糊涂。用我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
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以及交换的推动力，即人们逐利的本性。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是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可以设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必定自发产生市场制度。可是这与人类历史的事实相悖。交换在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反复出现过，但市场制度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来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直到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所以我们看到，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我得出人与人地位等价的理论。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竟得出超乎常规的理解，即自由主义理想是一种个人修养，每个人都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用人与人等价关系来分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发现这个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让另一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
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它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来的道德信条是人必须无私，人间一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引起的。但用等价关系来看待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人有私心是符合人权的。丑恶现象并非由于个人有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己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与人不是等价关系时，穷人与富人，弱者与强者。还有遵守公共秩序也要求人们克制私心。公共秩序是公众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本人。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正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也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国家的观念由来已久，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动摇。比如在中国，忠君报国，为国捐躯，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模范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可耻的是投降敌人，当汉奸。在日本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成了忠于天皇，并加了一个武士道精神。这种主权观念的特点是不问人权，不计对个人有什么后果，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哪怕老百姓经受巨大的灾难也在所不惜。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的观念经过长期传播，渗透得无处不在。体育竞赛跟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国际纠纷不问是非曲直，只有敌我之分。如果国家有领土之争，不问对当地百姓怎样，只求本国疆域能够扩大。这跟人权观念截然不同。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当然，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格局下，主权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必要的）。亡国奴之所以不可当，正因为丧失了人权。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 细察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际纠纷都是因为主权问题，是以国为界、互不相让造成的。极少是人权问题引发的。霸权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才发生的，恐怖主义也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人民的。如果取消了国家，不会有任何人去制造原子弹，恐怖主义也失去了攻击的对象。许多所谓的大是大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消除了国界这些是非也就没有了。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像欧盟20多个国家共用一个宪法，货币也要统一，跨国旅行不需要签证。有许多国家允许百姓持有双重国籍。这种种现象说明主权观念日益淡薄，世界大同的理想可能并不遥远。但是几千年形成的牢固观念肯定是不容易退出的，我们要做观念澄清的长期努力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人权和主权，孰重孰轻？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这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反复宣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主权不容侵犯，很少给予说明。似乎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天然合理的。然而主权之所以有用，正因为它能够保障百姓的人权。国家这种组织的确是百姓所需要的。首先它可以抵抗外侮。不能抵御外侮，百姓就要做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外国人可以随便抓你，关你，杀你。你怎么能没有主权。其次，它可以保证治安。最后是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国家政府不能保证人权，反而还侵犯老百姓的人权，这样的政府要它何用。可见人权先于主权主权。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主权，但是百姓的人权得到很好保证，主权有没有就无关紧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侵犯主权越来越不容易，联合国在防止侵犯主权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而成为国际间关心的重要课题。借口主权不容侵犯而在国内践踏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如果没有生存和自由，主权就没有意义。
特权观念不仅存在于特权者的头脑中，同样存在于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心中。事实上，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了制服变成的。所以，彻底根除特权的办法，是百姓们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进而参与捍卫人权的各种组织与活动，如工会、农会、纳税人协会、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工作、旁听法院的审判、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等等。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
主张专政的人不讲宽容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宽容是一副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纵容了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错误。
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宽容，因为他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
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国为本”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经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由于以国为本的误导，枉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可是因为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010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5周年，美国再一次举行纪念会，悼念越战中死去的5万多美国人。今天看来这些人死得太冤了。美国参与越战打了败仗，并没有防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更没想到改革后的越南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许越南也在悼念在越战中牺牲的人，但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也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这就是“以国为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都应该悼念。战争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都说对方是错的，是反动的，是违反人们利益的。到底谁对谁错，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但是就死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自己个人的生死问题。政府把他们动员来到战场上，面对敌方的武装，已经不容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死对方。因为你不杀对方，对方就会杀你。他们被迫去杀一个和自己相仿的年轻人。他也有父母妻子，有温暖的家庭，有个人的抱负。但是到了战场，这一切都被抛到脑后，杀戮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以国为本”。
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百姓。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利益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牺牲百姓利益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百姓。爱人民，这才是终极真理。
发动战争有数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位的。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能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到现代，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它对待百姓生命的态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生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说自己是完全为人民的，是人民利益至上的。
几千年以来统治阶级所培养的国家理论，其最大的特点是颠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了人民之上。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实际上就是把统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老百姓为他们服务，甚至于为他们卖命，为他们牺牲。这个理论教育百姓，要为国牺牲，精忠报国，宁死不屈，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怕牺牲，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等等。而从来不说国家为了百姓的利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牺牲。比如牺牲一点国家的尊严，让百姓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如果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是绝对的弱者，丝毫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财产。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有求于百姓的就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会用各种方法，说服动员，抓壮丁，欺骗，许诺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或者封官许愿，把百姓中的领头人变成自己的合伙人，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还教育百姓，对敌人要狠，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投降。统治者编写各种故事，其目的无非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从来不检讨过去对穷苦百姓的承诺是否兑了现，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在视百姓如草芥的统治者心目中，百姓的生命是无所谓的。他们永远不会说，打仗时如果胜利无望是可以投降的，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也是可以投降的。总之，统治者的心中是没有百姓的利益的。他们颠倒了国家和百姓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为什么会有国家的最基本道理。
“中国奇迹”背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这种悲惨的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状况，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
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
制裁有错误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而不是报复。要让犯错误的人认识是非，切不可引起更大的仇视。如果冤冤相报，社会和谐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如此。美国对待恐怖分子一味打击，带有复仇的动机，事情不会有结果。恐怖分子枉杀无辜的人，是极端的错误。但是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理解恐怖分子仇恨心理的来源，这才能化解它。
用历史的眼光看，二战后几场大的战争没有哪一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没有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以教训，懂得以后不要再有无谓的战争。相反，各国还在大量制造军火，购买军火，扩充兵力，炫耀武力，准备打仗。联合国安理会到处奔走灭火，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良策。一度热火朝天的全球裁军呼声似乎销声匿迹，现实是口头上都说要和平，而事实上大家都在改进武器，精益求精。
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北欧行纪
大家都羡慕北欧国家，生活好，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想。芬兰的自杀率在全世界106个国家中排行第14，中国排第27。从自杀率来看，芬兰人很不快乐，而且芬兰人酗酒严重，男女平均年龄相差达10岁，和俄罗斯相似。别人认为的，和他们自己感受的，可能很不一样。例如，不丹是一个穷国，又是世界上百姓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但是很少有人会愿意移民到不丹去，做那儿的快乐居民。这证明别人认为他们并不那么幸福。到底我们要的是主观幸福还是客观幸福，如何能将二者统一起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客观上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不满足感似乎越来越严重。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指标之间分歧那么大。
芬兰自杀率高据说和气候有关。冬天有半年很少见到太阳，人容易患抑郁症。所以到了夏天大家欢天喜地，全国放假。我们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想躲到树阴下去，可当地人个个找有太阳的地方去晒。前几年东南亚海啸，泰国普吉岛上有上千瑞典人被淹死，就是去找太阳的。海啸过后瑞典人照去不误。阳光有多重要，只有失去了它才会感觉到。
芬兰民族是很独特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据说芬兰文是拼音文字中最难学的一种。虽然只有500万人口，但是有自己很发达的出版业。图书馆到处都有，书店也很多。据说是因为冬天长，没处可去，就猫在家里读书。中文是全世界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我们从来不愁因人少而没人读书，我们愁的是人虽多而读书的人少，有钱花在吃喝玩乐上，不愿意买书读。
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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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二)：茅于轼：我的理想不是幻想
2013年02月28日10:29 南都周刊 微博 我有话说
记者_王宏宇 实习记者_李爽 北京报道摄影_刘浚
http://news.sina.com.cn/o/2013-02-28/102926384493.shtml
这几年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抵达过去很多年来的最高点，乃至被联合国认定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社会的怨气几乎达到顶峰。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84岁的茅因发现经济学中的“择优分配原理”而知名，代表作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经济学专业著作，而是致力于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茅也因在此领域的努力，而在去年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奖项，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另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即要平等还是要建设？二者相权，茅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而应当防止的是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即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
南都周刊×茅于轼
矛盾的十年
南都周刊：这本书解释中国人怨气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怨气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我是一个外行人写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我算是内行，对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我不是专家，我是个普通人。看这些问题，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能够独立地、不受限制地想。讨论怨气从哪来的问题，我否定了两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是收入分配和腐化。我说不是，我解释为不讲理。拿出拳头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社会是个善治的社会，不是恶治。老百姓好管理，大家讲理。这种不讲理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开始的。发达国家对内的政治从来不用武力，欠发达国家却相反，对内政治靠武力。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
茅于轼：这是很矛盾的十年。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高，这十年大概是30年中增长最高的。但是也有国进民退，法制松懈，闹出薄熙来这样的事。总的说起来还算可以。
南都周刊：但重庆事件后，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并没变多，很多人对自由市场决定自由配置有疑问。而且越来越多人还在说“中国模式”。
茅于轼：他们的看法不对。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个绝对错不了。重庆的问题也恰好是反市场，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完全是寅吃卯粮，负债好几千亿，怎么还这个钱？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可避免
南都周刊：很多人认为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把钱转移到国外，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茅于轼：你要注意，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又回到中国来做生意，很少人彻底跟中国脱离关系。大部分的企业家，生意还在中国做。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做生意需要熟悉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机会确实比外国多。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机会非常多，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能赚到钱。影响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我看了数据，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3万3千亿。他们拿走的顶多几百亿几千亿。所以在国家间的经济来往中看不出来有多大变化。这件事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会非常危险。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了，只是没有暴露。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泡沫，另一个是银行欠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硬着陆。我想了很久，没法解决。房地产泡沫就是这么多的空房，你要让它住上人就没泡沫了。但你怎么让那么多空房住上人呢？
南都周刊：通过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吗？
茅于轼：这个时间很长，最起码得十几年。十几年泡沫不破裂，可能性几乎没有。银行坏账也是一样，它已经坏掉了，怎么填这个窟窿呢？现在只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增长，老百姓存的钱比取的钱多，银行的存款还在增加。坏账再大银行也不怕，就怕你取的多存的少，它马上就要出问题。
南都周刊：您提到过金融市场改革可以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现在仍没看到实质性的动作。
茅于轼：是的。大家谈了多年的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能带来很大的利益，GDP能上去。但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没有竞争。现在都是国家的银行，没有民办的银行，所以市场化不起来。有点小变化就是民间借贷很发达，利息率非常高，而银行的利息率非常低。利息率差别这么大说明资源配置非常错误，所以纠正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
南都周刊：最近也有很多关于房产税的说法，您怎么看待房产税的问题？
茅于轼：现在的房产税好像是要对付房地产的投机者，压一下房价，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税收的问题要通盘考虑，我们税的问题挺大的。你不能光加房产税，本来税就挺高了还加税。得减别的税，所以这里又涉及到结构问题了。牵涉到整个税制的设计问题，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改税制到现在，将近20年，完全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需要重新设计税制。从这个角度讲我赞成收财产税，因为财产税收的是有钱人，破房子就不要收税了。
南都周刊：您在书里说中国的税并不高。
茅于轼：中国税的数额不高，但是税是买服务的，从这方面讲中国的服务就非常贵。税也就太高了，因为你享受的服务没多少，质量也不好。
讲道理维稳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您之前对于航母、钓鱼岛的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
茅于轼：对。其实老百姓迟早会明白我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也要明白。那完全是政治家搞出来的名堂。
南都周刊：不少人担心有战争的威胁。
茅于轼：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要把中国变成亡国奴。美国不可能，美国占领了日本占领了德国也没有把它们变成亡国奴啊，日本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亡国奴，它已经占领一回，教训也够惨的了。
南都周刊：有说法认为您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太理想化，比如说50年之后就没有战争了。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都在说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据说高层也在看。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没看这本书。我看到网上谈论这本书，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我觉得很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需要吸取这个教训。法国追求平等自由结果走向反面，变成了没有自由没有法治的状态。
南都周刊：如果反对暴力革命，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和现在的维稳有什么区别？
茅于轼：我们需要稳定，但这样的稳定是讲道理的、法制的。区别是，现在的维稳还是用武力维稳，如果讲道理维稳那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我们需要学会妥协，但是现在情况是有一方妥协，对方不妥协。
茅于轼：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我让步了你不让步，那我也不让步，双方就对着干，这样结果很糟糕。我觉得从国内的情况看，还是要讲道理，你不让步我就跟你讲道理。国际上很难，但至少在国内我觉得要坚持说理。
南都周刊：但有人觉得现在舆论环境不如以前。
茅于轼：不会啊，我的书都出来了（笑）。这个各人有各人的判断，现在还看不出新的趋势变化。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三)：天生的焦虑
茅于轼是近年来极具争议的一位经济学家。记得还在读本科那会，嘴上念的出名字的经济学家也就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大牛”们，当时专业知识尚浅，无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只会和大多数“无知之幕”背后的人群一样人云亦云。对于茅于轼老人家，“人云”的说法也是黑白分明，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也有人指着鼻子骂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到底是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会让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承受着各种天壤之别的头衔？于是我从主流西方经济学教材堆中钻出来，抽空读完了这本赫然挺立在畅销书架上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焦虑是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恐惧和焦虑的根源。中国当下的社会焦虑，已不仅仅存在和盛行于社会弱势群体，既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当中，如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存在于各个地区当中，如东部、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种背景下，论《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本身就已经不是仅仅靠经济学就能厘清的了。
书的开篇直指社会不公，一针见血地表明“不讲理”制造了社会各种深层矛盾。“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书中主要观点可以提炼为一下几点：
一、“蜗居”在中国----私人厕所理论
茅老赞成发展廉租房，但是认为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样有私人厕所。茅老尤其强调廉租房不应该有私人厕所，主要是为了防止低标准的廉租房（为收入最低的那部分所建）沦为经济适用房的“下场”，最后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侵占”。相反，茅老反对经济适用房政策，他认为“设计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就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应该为最低收入者、住房确有困难者提供过得去的住房，这就是廉租房，或者给他们住房货币补贴，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便宜住房。经济适用房设计产权，是为了满足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那不是政府的义务。”对于高房价，茅老将其归因于“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上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供需决定价格’是经济学的铁则，不论事务如何复杂，这个道理永远不会过时。”从这里可以看出茅老是个彻底的市场主义者，反对不必要的计划。在供给方面，茅老将矛头直指“开发土地的不足”，强调18亿亩红线政策是绝对的错误。虽然这一点在书中的后半部分有专门解释，但是在讨论房屋供给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见茅老对“过度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地”这项政策的否定；在需求方面，茅老再次一语惊人，“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高价购买。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最后总结出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这些再次验证了茅老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也是其观点颇具争议的体现之一。
二、穷人为何受穷
在茅老看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场造成的。相反，市场还缓解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稍微学过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人都可以判断，这一观点是过于激进的。众所周知，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从税收还是从转移支付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并非倒行逆施。同时，茅老还专门论述了自己在农村小额贷款方面的见解，强调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立场。
三、富人如何为富
在茅老眼里，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在这一前提下，“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事实上，中国目前上的仇富心态都是针对被茅老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富有阶层，但不得不承认，仇富心态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群众对社会不公的怨愤，另一方面又恶化了社会整体情绪，不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同时，茅老认为“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个人觉得茅老的观点略显单薄。在中国企业做慈善不是为了避税就是为了企业形象最终仍归于利润，个人做慈善则有恐于慈善资金的使用不善。因此，慈善组织的不健全也是我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四、给政府打分----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
作为自由主义者，茅老坚持“大市场，小政府”，但也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改善执政效率，增加执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权益，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提高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老人家对于政府治理的观点不得不称之为前沿独到同时又略显天真的，尤其是对省会城市的评分机制。构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工作给予评价，这一大胆创新的机制为我们绘画了美好图景，可是其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又让人不禁望洋兴叹。
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正在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加上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缺失，出现社会焦虑现象也算正常。单从消除焦虑的角度考虑，增加老百姓的钱包，能够从容应对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建构正常的秩序和规则体系，让未来可以预期；真正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权力为本，效果可能更加立竿见影。
“一千个经济学家就会有一千零一个经济学理论”，尽信经济学家，不如不信。而我们作为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必须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应有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和理性判断，像一缕刺眼的阳光暴露被权力和无知蒙蔽的常识。读完《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也深刻体会到这位耄耋老人仍矗立在风口浪尖的原因，但不得不说，在“屁股决定脑袋”的现实社会中，像茅于轼这样敢于独立地发出自己声音，用“深刻的同情、丰富的学识、明澈的理性”来体察底层民众的“焦虑”，确实是稀少难得的。最后，以书中最后两句话结束：“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四)：仁者不忧，其实无需焦虑
茅老是真正的在为国家为人民而疾而呼，他的纯粹、执着和理想深深的感染着我。有这份良知和公德心，比知识本身重要的多。
1.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
2. 放弃私利，回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3.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4.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
5. 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6.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
7.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功夫研究。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
8. 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依然存在。
9. 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的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
10. 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科接受的公平状态。
11. 人类追求平等，虽然在财富的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地位平等方面，在对权力的限制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
12. 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可惜我们似乎正在走一条相反的路。
13. 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的竞争都是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14.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
15. 政府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地，再用所造成的价差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背后的游戏。它的实质是让农民补贴城里人，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我国已经扭曲了的收入分配现状中火山浇油。
16.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 一言以蔽之，在于没有参与者的自由。
17. 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
18. 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却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19. 平等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
20.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一是起点的不平等；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三是各人的决策不同；四是个人的运气不同。
21. 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农民工普遍超过8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
22. 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的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副作用。那么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会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相互抵消的内耗，而不是增加社会财富。
23. 中国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了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地位的不同、权利的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而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可见，却恰恰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4. 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式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知道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
25. 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
26. 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应该迫切地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27. 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
28. 大家都羡慕北欧国家，生活好，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想。芬兰的自杀率在全世界106个国家中排行第14，中国排第27。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五)：茅于轼先生的美丽与哀愁
即使一个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如果此前并不熟悉茅于轼先生，那么对其中很多观点难免会怀疑甚至是反对。实际上，从茅于轼先生最早的择优分配原理到生活中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道德伦理，再到现在的这一本中国人的焦虑从何而来，无一不是用经济学的视觉和观点去解读、去理解社会万象。
通过亚马逊中国的Kindle书店购买了电子版，我很快看完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本组织结构严密和细致的书，至少不如此前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书中的很多文章和观点就散见于茅于轼先生近几年来的博客和演讲，并无任何新意。当然，考虑到茅于轼先生是目前很少几个还愿意做经济学科普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经济学家，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
书中一以贯之地讲述了茅于轼先生坚持的经济学观点，以及由基本观点所衍生的应对办法。虽然不能随意给别人贴标签，但我认为从这本书来看，茅于轼先生还是一个坚定的市场派，他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坚持用市场而非计划的手段去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坚持精英治国，坚持经济适用房不能有独立厕所，他坚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坚持“18亿亩红线”是错误的。他曾因为上述某些言论被左倾攻击，也曾经因为某些观点让右倾侧目，他坚持他的理性推断，一以继之，不为所动，从这方面来讲，他是美丽的。
然而，通读全书，我并没有找到书命所提到问题的答案。中国人的焦虑，到底从何而来呢？从何而来，又会向何而去，有何应对之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茅于轼先生希望用贫富差距、收入分配调节方面入手，他也天真地希望政府、人民都讲道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答案，因为贫富差距并非积累到今天才突然变得不可调和，80 90年代一部分也先富起来了，然而那个时候的焦虑明显和现在不同，现在的焦虑，不仅仅因为贫富差距，更在于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大家都成为了个人主义者。个人的觉醒，面临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还有不放心的食品和空气，如何不焦虑？也知道要讲道理，可是现实情况是，谁会听你讲道理呢？先生呼吁的保护产权，多少年过去了，进步几何？先生呼吁情切，我却看到了深深的哀愁。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六)：读书笔记
天呐，我只是听说很有名气的一本书，所以翻开来看了看，没想到开头的几页就用非常平实易懂的语言说明了社会科学的两个问题——是我上了15节课都没能领悟到的东西！
哟西，开始写新的读书笔记~
零、公平和效率
1.中国人的怨气哪里来？
一说贪污腐化，一说贫富差距。但是坐着认为，民怨来自于社会正义的缺失。如何保证社会正义，有道理可讲？就需要指制定合适的规则。
2.公平和效率，引申出的社会科学的两个大议题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如果泰国注重公平的话……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看起来太过注重公平不行，那么注重效率呢？
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总之，公平和效率无论倾向哪一方，都有坏处
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最后作者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一番判断
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读到这里，“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显示出来了。所有的社会学的（嗯……难以描述）、政治学的（根本对马克思的批判，似乎将目光更多放在了公平上）、经济学的（相应的，就是更注重效率咯？），都会和这个问题扯上点联系。
既然这个问题这么重要，那么如何计算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均衡点呢？
——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知识出发。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在此市场制度的利弊
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那么到底怎么分配呢？引出了国家这个机器
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3.财富公平和权利公平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虽然使人厌恶，但是它又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它有利有弊。可是权势具有排他性，而财富没有排他性。地位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还有一层原因，就是金钱和权势的勾结。它们造成财富的差别，但是没有财富的创造。一、住房
这里作者分析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作用和效果。好几年前我似乎也经常在网上或者报纸上看到这类争论，但是并不是特别在乎。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居然在2018年看到了13年的论点。但是还是熠熠生辉啊，毕竟我是一个对这种东西没怎么思考过的……
1.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根本不符合保障性住房的原则。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不靠谱的政策居然能够在全国大行其道？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想讨好老百姓。二是政府官员自己有好处。2.政府补贴
百姓的钱经过政府转手再回到百姓手中，必定要打折扣。首先有钱的收集和分配的成本，还有各式各样的漏损。100元钱最后只剩下80元并不稀奇。还不如政府减点税百姓得到的好处大。说到底，百姓买房的能力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3.房价高腾的根本原因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比如股票市场上的投机者。回过头来总结，我们有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就不会得到纠正。二、附录
1.房价为什么涨？
近来连续多年房地产涨价，就是因为国民收入在提高，而且分配向富人倾斜，有钱人手里的钱越来越多，又没有别的投资机会，都拿钱去购房，房价才会猛涨。所以要使房价下落，或者扩大供应，多建住房；或者开辟别的投资渠道，让手里有钱的人去别处投资，不要冒险去买房。再就是GDP增加率掉下来，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低收入者。但GDP掉下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改变分配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增加投资渠道，增加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2.价值如何被创造出来？
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一切浪费，而且要最高效地使用一切资源。在经济学里就是优化资源的配置。优化的方法是通过市场交换，把各种资源配置到最能够发挥效率的地方去。对于单独一个项目的商品，用拍卖和招标的方法分配；对大宗商品，用拍卖和招标同时进行的方法定价。这些商品都有一个报价中心，在那儿汇集需求者的出价和供给者的索价和数量，定出能够使供应量和需求量相等的价格。这事实上就是经济学中的需求线和供给线的交点。3.小额贷款和高利贷
这里用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了高利贷的合理性（？），但是因为固定的社会观念和历史经验，法律规定它是被禁止的。
4.保护耕地
对于18E耕地，作者认为过了那个安全的“度”，超了——作者说“交换”才是提高效率的方法，如果没有地方愿意和中国交换，那说明中国可能是和全世界为敌了（后半句有点……不是特别认同）
5.参考坐标系
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物价下降，但这太过片面。总之要多维地、宏观地去看。
6.北欧
三、最后
……好吧，和某位豆友的简短评论一样，看完第一章觉得，嗯！很有道理长见识了；看了第二章以后发现，咦，怎么有点重复啰嗦……？结果跳到了附录去看，完全就是一个简短的提纲总结嘛……那就不接着看了，大热天的在体感温度40+的日子里哪怕进了充满冷气的公交里也是没办法冷静下来。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只看附录可能不会太有效果，至少看一下开头的序章和第一章，作为一个科普文章读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这本书给我的最大的启发就是对于社会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作为一个虽然一直很想去看那些书但是并没有认真学习过经济学、社会科学努力了一把发现啥也不懂的人，看了这一本书真的是太好了。
首先作者提出了两个关键词“效率和公平”，就我个人的理解，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比如说住房问题等）的解决，就要看国家对这两个词语的平衡点是如何把握了。如同开头所说，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注目点，分成了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学科。但是这些学科又是互相包容互相联系的，所以可以不用分太开。其次，如果能够运用经济学知识去分析，有些“看起来很合理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因为人们“习惯”了而已，并不合理。最后，是那位阅读时间也就1小时，所以我想不出更多，笔记就到这里写完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七)：一本通俗的大众读物—献给那些需要被唤醒的人
作为一个学过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的人，对待这本书的可能稍有不同。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不错的大众读物，深入浅出地解决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
书中的某些观点，我是赞同的。某些观点的推导与论证，窃以为存在一些问题，且某些论证存在着自我矛盾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与主流经济学有冲突之处，而是确实存在漏洞。
仅举本书中的一个观点，“经适房推高商品房价格”，本书给定的前提是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市场。 奇怪之处在于本书前半段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可以搞到经适房，如果中产阶级可以搞到经适房那么显然，经适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是可以相互渗透的，那么经适房推高商品房价格显然是有待商榷的。
书中一些观点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是一篇挑刺数落的评论，对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唤醒某些人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值得我们去阅读。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八)：要革命还是要建设（转）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 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
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
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可以说，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进步，可是政府对此不鼓励，甚至进行限制。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偏偏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走向危险的境地。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新删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九)：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
本书的名字有点哗众取宠，有人说是文不符实。其实这本书真的不能解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抛开题目，单看内容，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前半部分主要讲的是社会热点经济问题，围绕经济学的公平和效率，来分析中国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我还是很喜欢作者的观点的。我一直觉得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与人懒惰和贪婪的本性是相矛盾的。如果生产资料是大家的，所有权不明确，那谁会对它负责人呢？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那为什么还要去干呢？看看大跃进时期，再看看眼下的国企，便知道产权不明确带来的是责权的不明确，进而效率低下。所以我觉得共产主义只是个空洞的口号，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作者在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我们要提倡效率，当然也要兼顾公平。经济上的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但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要尽量争取地位上的平等，消除特权。
作者认为住房差异是人们贫富差距的最集中表现。作者支持廉租房，而反对经济适用房。他认为廉租房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帮助社会上最贫困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经济适用房则是政府送给夹心层的一个顺水人情，这样做其实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在经济适用房审批过程中给官员提供了腐败的可能。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而买不起房子的人，情感上我期望着政府能为我们做些事，而理性则告诉我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会掉，也不会砸到我头上。对于当下很热的自住商品房，我持观望态度。房价确实低一些，但是位置偏远，周围配套较差，中签几率低。我最担心的是房价低了，房子的质量有保证吗？
书的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民权。民权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并且不会妨碍到其他人的权利。没有特权，也就实现了民权。个人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没有细看。
我个人还是比较信奉市场主义的，所以书中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如果想对社会热点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信奉市场主义，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通俗易懂，不管你有没有经济学基础。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后感(十)：一部低水平的著作
首先，从题目看“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题目宏大，必然反映出本书的内容应该是相当宏观宽广的。在开篇中作者通过对比大陆与香港的基尼系数【1】和国外政治更腐败，得出了中国人的焦虑主要来自社会不公，而非收入差距和政治腐败，感觉这样的分析还行，毕竟社会不公确实是国民关心的大问题，并且社会不公也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进而作者在第一章中，由社会不公这一点引入到经济不平等上，而经济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住房上【2】（我个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居高不下的CPI，住房只是其中一方面，且并非主要方面，因为人们买不起房还可以租房住，但日用百货却是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且离不开的）。说回房价高这个话题，作者并没有展开说房价高的原因何在，反倒抓住经适房这点反复抨击【3】，最后这章整个成了经适房存在不合理性的答疑篇，想必这才是作者的初衷。他想说经适房，就从公平说起，再到住房，再到经适房，可谓用心良苦。
在第二章中作者开始说收入差距了，又是以基尼系数为证据引到城乡差距大是引发整体社会收入差距大的原因【4】，这个我不否定，农村人口生存条件和赚钱能力确实和城市有很大差距，但城市人口也存在着收入差距大的现象，作者却只字未提，因为作者要引述到下一个要点：小额贷款【5】，和第一章一样，又是大篇幅的叙述，论述有理，却没提增加农村建设的其他细节，例如农民增产增收，农村社会保障，保护农村的相关法制建设等。和上一章一样，作者仍旧就其单一方面细抠，严重的虎头蛇尾，与章节“穷人为何受穷”主题严重偏离。
第三章，作者提到了企业家为国家发展献出重大贡献，他们极尽劳苦，受尽委屈却还要被许多人批评有“原罪”。【6】并提出“进一步改革还要靠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的作用就很难实现，认为企业家有原罪，以后叫他们怎么办，缺少了他们的作用，国家是祸是福。”我想说的是，企业家确实在改革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原罪”，按照上述作者的话，似乎因为企业家地位作用重大，反而免除了他们的原罪了（至少我个人认为你可以不追究企业家的原罪，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承认了并改正过来为社会做贡献，没人会追究你的原罪，原谅你是人民的选择，没必要因为不可或缺的地位就逼迫我们闭嘴吧）。这一章作者还提到了企业家慈善，他说企业家慈善并非出自为保护自身稳定和获得荣誉，因而并非是一种交易（这点我不认同，企业家通过社会慈善显然是可以获得广告宣传，社会形象，税收优惠等好处，甚至还有当地官商交易，官创造了业绩，商有了被给予的绿卡，这如何不是一种交易）。这一章的内容与“富人为何为富”似乎也不是很切入。
第四章作者提到人们获得财富的方式：一是通过正当的市场交易。二是非市场原因（包括合法的彩票、遗产等方式获得财富，另外就是非法收入），作者针对了市场因素，讨论了“社保基金不能增加社会的公平性”【7】和“我国税制不利于穷人”【8】，正当我期待作者会接下来论述我们最关注的非法敛财时，我等到的却是本章的结尾（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仇视依靠公平交易、个人奋斗而来的财富，我们不仇视姚明和马云，相反我们仇视的是那些非法敛财和嚣张跋扈的“二代”们，这才是我们真正焦虑和愤恨的，结果作者避开不谈此处）
第五、六章“走向社会公正”和“反思人民利益”。这两章内容比较接近，先讨论人权的重要意义，然后提出国权应为人权服务，应低于人权。这两章内容还算与主题贴近，可惜的是大量的篇幅就围绕上述两点绕圈子了，车轱辘话反复唠叨，基本上就是一个内容展开-总结-再展开-在总结，反反复复都是那些内容，就连阐述用的事例也是一用再用，什么美苏冷战、二战、抗战等等不停的重复出现（例如冲绳岛之战，日本失败逼迫岛民集体自杀就出现了三次，说战争双方都有家人、都互不相识，因为互为敌人的缘故而残杀也出现了三次，还多次提出了政治家发动战争却不上前线，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浪费了大好篇幅，几句话的内容却用了几章，让我们感叹，作者毕竟不是政治学和哲学家，能提出的干货实在不多。（而且国权低于人权也是完全不且实际的，中国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本就是家天下的国家，是非常崇尚集体主义的，是有集体精神和对组织的归属感的，这就是中国人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化，作者想改变这种现状无异于要颠覆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习惯，说起来在理，看起来容易，实际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
相对全书来说第七章“重申市场理念”是比较不错的章节，也符合作者经济学家的专业范畴，其中提出“耕地红线”和“水价上涨”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只是后来“耕地红线”和“水价上涨”问题又被反复拿来提到，避免不了啰嗦。
第八章“未来的世界”也是不错的，先是提倡放开“生育政策”【9】，然后说要从GDP追求到人民幸福的追求，最后说要裁减战争支出来保护环境（关于最后一点，作者提到战争对双方都无益，裁军并不难，我想指出战争军备本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看似你减少了我就跟着减少，实际上却是没有人愿意率先裁军，这其中的利益和目的复杂，仅仅把军事博弈简单归因未免儿戏）。
附记中也有许多令人吐槽之处，第一篇“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前面经适房、小额贷款、水价上涨又一次出现，而如何提高经济学水平这一主题也没有具体体现。第三篇“为什么要保护耕地”看题目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其实如果作者单独拿经适房、小额贷款、人权、耕地红线来阐述，本是不错的选择，这些方面也比较热点，作者说理也不错，可是放在过于广泛的主题中就显得以偏概全，不切题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资历如此深的老学者会犯这种错误。而整本书的反复说理、事例的反复运用、语言的极尽啰嗦又不免我们想到作者是否是因为年龄原因而养成啰嗦的习惯。看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情面上我从一星增加到亮星，而这两星差评在豆瓣上又没被体现出来，不知是什么缘故。
【1】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高，但未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大的民怨。香港面积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基尼系数大事可以理解的。
【2】房价之所以高是因为有人不怕贵。开发商为了利益希望房价高；高收入人群无适当投资机会于是购置房产。因此解决住房问题面临三大难题：（1）收入分配不均。（2）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3）金融市场没有更多投资渠道。
【3】作者赞成建设廉租房，反对经适房。原因如下：（1）经适房针对中等收入者，并非社会最下层。（2）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低价征地损害了农民利益。（3）滋生腐败。（4）买卖市场不如租赁市场效率高。
【4】我国收入差距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从基尼系数来看，城市是0.32；农村是0.37；城乡相结合是0.45。这其中主要原因是：（1）公房私有化使城市家庭受益。（2）城市人口社保政策优越。（3）政府重城市轻农村政策。
【5】农村小额贷款的体会：（1）小额贷款要靠市场拉动。（2）应了解农民对资金的需求。（3）高利息是小额贷款的必要。（4）小额贷款需要商业化。（5）小额贷款机构需要独立经营。（6）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7）小额贷款机构应更多地吸纳私人资本进入。
【6】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非常陈旧的观点。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说，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者得到利息、自然资源所有者得到租金。
【7】社保基金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1）穷人存储有限，依然受穷。（2）损害效率，造成浪费。为了充盈社保基金就需要向富人多征税。
【8】我国税制不利于穷人。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比例比富人多。因为我国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流转有关，即消费。富人消费占总收入比例低，穷人则相反。个人收入调节税本是用于缓解贫富差距的，但我国未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
【9】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年、1990年、2000年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
......实行了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主要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常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小学生人数是1.5亿，现在降低到1亿，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一半。可见年轻人占人口中的比例收缩的非常显著，他们长大后将表现为劳动力的不足。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的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1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下降。像日本、中国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