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纪要 | 陈凤兰：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跨文化适应
2020年6月19日，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凤兰在福州大学2020年社会学空中讲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跨文化适应》的线上演讲。在本次讲座中，陈教授梳理了南非华人的迁移历史，从经济、社会、族群三个维度分析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适应现状，并对新移民的未来进行展望。
本文为演讲纪要，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李夏怡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往期讲演
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跨文化适应
讲演 | 陈凤兰
整理 | 李夏怡
随着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南非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也吸引着大量中国人前往，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生活发展境况日渐引发关注。在此背景下，对南非华人跨文化适应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兴盛。
自2009年初次接触非洲华人的研究领域，陈凤兰教授从事相关研究已有十余年，曾赴南非实地调研。在本次讲座中，陈教授将梳理南非华人的迁移历史，从经济、社会、族群三个维度分析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适应现状，并对新移民的未来进行展望。
南非共和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度。国内族群和民众肤色多样，因此南非被称作“彩虹之国”。其中黑人占绝对主体地位（87%），其次是黑白混血人种（8.8%）。仅占比8%的白色人种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背景，社会地位总体较高，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占据优势。亚裔群体仅占2.5%，其中以印度人为主体。南非拥有11种官方语言，语言的多样化也是中国移民适应的一大难点。
南非是全球唯一拥有三个首都的国家，其中开普敦拥有较多白人，而布隆方丹拥有较多的老华侨。约翰内斯堡是南非以及非洲南部的经济中心，中国新移民往往由该中心向南非全境辐射流动。
中国人移居南非的可考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660年，此后两百年间非洲华人数量极少。历史上成规模的华人迁移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清朝末年、20世纪70-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1、清朝末年的 “契约华工”。“契约华工”是近代中国依照不平等条约，为列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契约华工”前往殖民地开采矿产，被殖民者圈地式地严格管理，由于白人警惕华人可能威胁其既得利益，且种族歧视下有色人种并不受欢迎，故期满后“契约华工”即被遣送回国。历史上“契约华工”大约有五六万人，但真正作为移民长期居留非洲的人数极少。
2、20世纪70-90年代的港台移民。该时期中国赴非移民规模真正开始增大，但移民主要为港台商人。当时南非由于仍实行种族隔离而被国际孤立，但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交好，大量台湾商人赴非贸易。由于经济合作，台湾商人甚至被给予“荣誉白人”的称号，享有除政治特权外白人的所有特权。而香港与南非同为英国殖民地，不少香港移民前往贸易。
3、上世纪末至今的大陆移民。首先是上海籍：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上海人进入台资企业，有较多出国机会，且由于受教育水平高、能力强，目前已抢占了南非大量房地产和批发市场。其次是浙江、江苏、福建籍，三者均是制造大省，其商品出口正好弥补了南非民用轻工业落后带来的缺口；其中福建一直以来都是移民流出大省，南非福建籍华人约有10万左右，占当地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后是东三省和山东籍移民，主要是国企改革中被迫下岗的职工向外谋求生计。
1、“文化适应”指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接触所导致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变化。“跨文化适应”则指外来移民以融入的方式进入移居地社会，其模式通常是改变自我，如改变职业以适应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改变生活方式以适应当地生活特点；参与各种社交活动等。
2、经济适应。90年代以来，由于南非移民政策的松动以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移民条件更为宽松。而南非与中国大陆这种消费市场与生产制造的互补性使得跨国贸易具有较高的利润，也因此吸引了中国新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南非从事商贸活动。
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经济活动经历了供不应求、快速发展到市场饱和转型三个阶段。其目前的经济活动特点是：一，90%集中于批发零售行业，极度饱和以至出现价格战现象；二，商业模式同质性高，相互模仿而缺乏核心技术；三，高度依赖家族关系而忽视竞争力培养；四，非定居的移民导向导致缺乏商业活动的长远规划。所以新移民在南非的市场开拓已来到转型的节点，对经济适应提出更高的要求
3、社会适应：新移民的社会适应方式主要通过逐渐华人社团和通婚地方化实现。为应对当地的恶劣治安环境，社团侨领积极推动成立“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与领事馆和当地警方展开密切合作，并整合各华人社团力量以推进共建。该组织主要负责发布预警信息、协助处理与华侨华人相关案件。这种兼具自主性和合作性的抱团取暖社团集中体现了共同体精神的想象和实践，也提供了中国海外公民安保工作的新思路。
移民全球化与通婚地方化是中国移民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福州籍移民为例，多数人将通婚对象确定在侨乡侨民之中。其原因主要有：一，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移民保留着回中国生活的预期；二，风险社会下的理性选择，规避当地社会动乱、婚姻不稳、后代抚育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扩展侨乡社会资本的需要；四，跨文化冲突与非精英群体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无奈之举。相关研究在多类别、多层次的全球化背景下意义重大，因为跨国迁徙的人群中有大量能力较低的普通民众，鉴于当前族群融合仍过于理想化的事实，可以从中找到新的观察窗口和解决方案。
4、族群适应。新移民在南非需要适应当地复杂的族群关系。既要适应本地黑人主体的价值观和法律制度，又要应对主要由非法移民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作为有色人种须处理来自优势白种人的的歧视残余；发展与同为亚裔群体的印度人的友好合作关系；甚至还需要调试新老华侨之间的关系与价值冲突。总体而言，中国新移民在南非的种族适应较为成功。
对于未来的发展，由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合作依然较为乐观，中国新移民将继续在南非进行经贸活动。从中观层面来看，经济利益导向性决定了只要南非未来仍有商机，南非对中国新移民群体就依然有吸引力。而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未来中国新移民个体的流动性会更强，会频繁往来于中国与南非之间。
由此可以预测，未来中国新移民在南非仍有较大的发展机遇，可以通过社团、通婚、族群合作等提升跨文化适应能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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