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读后感精选
《漫长的战败》是一本由桥本明子著作，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漫长的战败》精选点评：
●记忆史主题的研究，主要内容是在个人—家庭、社会—大众媒介与教材—出版物三个方面来探讨对战败体验的定位与认知。有助于理解当代日本社会对二战的多元反思心理，以消除我国官方宣传中的刻板报道印象。结局似乎没有给出解答——虽然我也认为短期内寻找不到合理的解答可能。
●不错。
●最近出版的新书中比较可以看的，作者说得很中立了，不外宾
●1资料翔实，尤其是社会调查的方面，关于“集体记忆”或者说历史的记忆相关的理论性文献举例也是详尽的；2对自己来说，话题有趣，可以结合更多的历史侧面来继续深入看；3记忆文化制造出错综复杂的视野，排开激进的政治偏向，“知道与不知道”同时存在的状态是很有趣的自我保护机制，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不仅是一种记忆的需要，其中也包含了“忘记的渴望”；4第一重转折，从“影子施害者”到多种维度拥有着复杂的道德的角色们，从单一的施害与受害中认识到“施害—受害”之间具有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想象电路”。5这种综合连贯的方式会产生大量的矛盾：模糊好坏的边界。“灰色地带”出现。我想这是作者所希望看到的一种暧昧的“灰色”，不是要一味激情的反战，建立“文明”行为的等级，而是要一种对战争与和平的普遍理解。
●很多事情没办法达成一致，更没办法和解。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都不知道未来如何，个人又该何去何从？
●战后日本文化记忆的框架性研究，面广，稍显简略。
●更道德化些的视角。
●可以看看，分析得不是太有新意，属于阅后即抛的书，后悔花钱买。也许是个人喜好问题，不如大贯惠美子的稻米和樱花
●看完之后能够理解日本国内各派的主张和主张背后的支撑点。也越来越明白人性太人性。
●很棒的记忆研究，理论足够丰富，跟我想的一样，有大量与德国的一个对比，资料非常翔实，从口述史、教科书到漫画（比如哆啦A梦）。推荐大家读一读。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一)：一些错误……
38“悲动欲绝”-“悲恸欲绝” P52 P193注释55 “家庭相册”前文都写作“家庭相簿” P92《为什么日本要开战？》-《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调查报道：日本军队和鸦片》-《调查报道：日军与鸦片》 P96“幸运的生还下来”-“幸运地生还下来” P118 “相应的”-“相应地” P123“其他两种则将描述了一场……”可删去“将” P158 应为“不会发现任何1950年也就‘是’自卫队……” P196注释25“敦促他不要再60周年纪念日时”-“不要在60周年纪念日” P199注释93 《日本初次登场》-《日本登场》；注99NHK节目名称没有原文（前面的注释都是原文） P205 注释108只有罗马音，没有日文原文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二)：一个国家如何面对失败
看完这本《漫长的战败》接着看《日本之镜》，日本人对“义理”的执着和对暴力的极度崇拜是他们发起二次大战的原因；而“忍”文化也是天皇为何能在投降的第一刻向麦克阿瑟卸下自己的“神圣”。他们的矛盾是激烈的，不仅在普通人身上还是在政客之中，三种战败后的理念，阵亡英雄叙事也好、受害者叙事也好抑或施害者叙事都是在日本多数人在面对战败时最直接的反应，也同样是几代人在自我和社会立场下选择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不会随着时间消散，反而会在孩童时期的教育和大众文化中得到充分的渗透。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不会立刻停止，正如书中所言，“为战败方编织一段前后连贯的故事，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工程，意在修复一个破碎社会的道德脊梁。而这项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对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痛苦探究。日本的战争记忆不仅被深深嵌入日常文化中，还比西方媒体所描绘的“失忆”这种单一，夸张的形象更为多样”。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三)：漫长的战败与和解
竟超出短评字数限制，索性发成书评（我就是长难句大师）。单纯总结内容，没有、也想不出来书本之外的思考。
对于我这种对相关问题一知半解的读者，这本书信息量充足，对历史/记忆构建的引用和分析尤其有意思。虽然部分归纳性理论/话语有所重复，但也加深了读者印象。之前我便对日本对于二战战败的复杂情结有所意识，而这本书系统地整理了那些情结的成因、成分和呈现。
作者从受害者、施害者、战争英雄三种视角解读了日本对于“战败”的认识和集体历史记忆的构建，论述了家族相簿、政治宣传、大众传媒和儿童教育等方面如何将战败记忆转化为传递于代际之间的文化创伤。多维度叙事的共存是需要人们认清的现实，却也为形成一个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叙事制造了重重困难。
尽管一向希望获得更广泛、权威的国际（西方）认可，但为了避免动摇更基础的国内信心和认同，即避免重新从头审视自身、直面过错乃至邪恶，民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和解主义者们只好相聚于以“和平”为名的规范性框架之内，达成一种浅显的共识，以得到短暂的解脱。
不过，日本仍然需要平缓国内和国际的矛盾。然而，在试图定义“战争”、构建记忆、规范道德界限之时，长久以来的自我坚持、不断涌现的外部冲突以及越来越多的灰色地带使得进一步的和解举步维艰。“新的国际世界秩序需要具有创新性的让步和妥协来打破历史积怨的僵局”，只是并非所有人/国度都拥有面对相对真实的勇气和魄力。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四)：从加害者到受害者：日本社会的战后创伤叙事
从加害者到受害者：日本社会的战后创伤叙事
尹月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如何生成和构建向来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日裔美籍社会学者桥本明子2015年出版的《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便是又一本分析日本战后集体记忆的杰作，该书于今年7月在中国大陆问世。
桥本游历广泛，曾在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多地学习生活。她于1984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达25年，目前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和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桥本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致力于探索人们定义其文化和记忆的不同方式。《漫长的战败》也非例外。在该书中，她综合运用访谈、教科书和影像分析等研究方法，检视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形态，并探究其成因和影响。
桥本指出，日本战后文化记忆错综复杂，并未形成一种统摄社会共识的“元叙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相互抵触的创伤叙事分类在争夺道德优越性”。
第一种叙事致力于讲述“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歌颂战死者的勇气和忠诚，为国家和普通民众的牺牲而辩护。由阵亡日军遗属组建的日本遗族会是生产和宣传这种叙事的代表势力。该组织认为，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歪曲的历史观”，如不加以纠正，“日本人无法获得真正的重生”。日本遗族会的主要活动还包括敦促日本政要以政府代表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亡者进行吊唁，以表彰和告慰殉国者。总之，这种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
第二种叙事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突出日本，尤其是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受到的非人道及毁灭性打击。这一叙事同样具有“转移焦点”的功能，即，将在亚洲的战争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转移到日本战亡者及其遗属和后代身上。
第三种叙事则强调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因其承认日军的施害者角色而较为亚洲邻国所接受。这种叙事的倡导者坚持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他们“坚信曝光和面对本国同胞的可怕过去，在本质上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三种叙事的内容较少交叉重叠，充满分歧和对立，构建出一幅“众声喧哗”的复杂叙事图景。如今，第二种叙事在日本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常见于家族历代传承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及学校课堂上。这一叙事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祖父辈被迫为国献身的受害者形象，借此抵消他们的施害者身份，使得追忆和悼念的焦点集中于本国民众，从而将亚洲的遇难者排除在忏悔和祭奠的对象之外。
那么，为何受害者叙事能够在三种战后创伤叙事中脱颖而出，获得支配地位呢？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桥本指出，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通常只涉及战争的后半段，也就是“日本的损失日渐加剧，失败即将来临的那几年”，但日本发动战争、四处肆虐的阶段却在相关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逐渐失落了。正如荷兰历史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所指出的：“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波多野澄雄在《国家与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日本人所理解的战败，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军的惨败，而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败给中国的意识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总结，只是一味地被局限在美国的战争观与正义论中。”换言之，中日战争的记忆几乎全然被太平洋战争的惨痛记忆所置换，日本战后世代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祖父辈对这场战役的自怜和悲悼情绪。
第二，诚如中国社会学家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言：“要使过去为现在服务，需要不断地使用文化的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的变形和想象的现实综合起来，把它们转变为集体信仰。但没有什么传统会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被创造的传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的习俗和已有的社会实践。……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当它被整合进民众关于过去的信仰的时候，它才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权威。”受害者叙事恰好契合了“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年轻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日本历史学家加藤阳子语），甚至他们的埋骨之地都不为人知，为日本战时国民的苦难赋予了深重的悲剧色彩。
第三，誓言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出台是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断绝关系”的重要象征，而受害者叙事恰恰为和平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战时一代的浴血奋战换来今日和平繁荣的叙事在家族记忆和学校课程中得到反复渲染；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受害者常被塑造成为奠定和平基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牺牲者，更为受害者叙事镀上不容质疑和亵渎的金身。战后和平主义亦成为政府搪塞战争责任的绝佳借口。1955年6月，时任法务大臣的花村四郎被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时答道：“与其苦苦追究战争责任究竟落在何人肩上，不如放弃战争，不再重蹈战争，更让人期待，更有必要。”这套说辞至今仍然颇为流行，而战争真相却在早已被神圣化的和平主义言说面前相形见绌了。
综上所述，受害者叙事规避了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为当代日本人提供了回避事实阴暗面、沉溺于悲情主义与和平主义光环的强大借口。这种认识也使得日本政府长久以来都难以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因此无法得到中韩等国民众的原谅，战争的负面影响迟迟无法消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叙事还有另一层涵义，即，既然这场战争是政府和军队逆民意而发动，既然无数爱好和平的无辜父辈都因此沦为牺牲者，那么政府对这场灾难其实是要负全责的。因此，桥本指出，受害者叙事引发了“对国家权力的潜在担忧”，同时，这种对政府无限权威及其军事力量的厌恶自然而然地“引申为对那种同服从国家权威有关的爱国主义的警惕和怀疑”。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远比美、德、中、韩等国的年轻人为低，这种对爱国和忠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代际记忆中”。“一个需要人民为它去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应已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共识。他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轻易被政府权威所蒙蔽，为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奉献热血和生命。
只要保持对政府的怀疑，“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大概称得上受害者叙事的正面意义吧。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五)：走向和解——日本战争责任观念的矛盾根源
阅读书目
桥本明子 著，李鹏程 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约翰·W·道尔 著，胡博 译：《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历史问题”已成为日本与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长期阻碍因素，其中战争责任为矛盾焦点。战争责任清算的悬而未决，源于日本国民对战败后文化创伤的不同解读。基于战败记忆的分裂叙事，日本国民产生了对于战争的不同身份认知（英雄、受害者或施害者），面对治愈创伤的相同任务，身份立场各异的国民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民族主义、和平主义或和解主义。这三者之中，唯有和解主义思想能够直面战争责任的问题。然而，走向和解的道路自占领期起便荆棘丛生。彼时，日本国民的和解主义思潮不仅受到内部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干扰，还遭到外部美国处于自身战略利益对判决与和解进程的扭曲。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日本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戏谑态度造成了战胜者对战败者全方位的心理扭曲，加深了日本国民在相互关系中“战败者”身份的感知，并加重了日本国民的文化创伤。战败者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照中，更坚定其将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叙事作为对战胜者的反抗的工具以获得与战胜者的平等。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始终以美国的“他者”自居，回避了自身所为的战争事实，战争由此变成了想象的存在而偏离实际，必然无法通过内省达成文化创伤的真正弥合。本文认为，日本解决战争责任问题需要“自我”的回归，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从“自我”出发去关照与“他者”（即二战中曾受到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并主动与“他者”表达和解之意。
一、不同的战败记忆，分裂的叙事方式
《漫长的战败》一书提出了有关文化创伤的三种分裂叙事。
第一种叙事从为国家牺牲的“英雄”身份理解战败，提出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法。这一视角主要目的是为阵亡士兵辩护，通过声称“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过去那些牺牲之上”来维系国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试图以日本精神的连续性解释战时与战后日本境遇的落差，为当政者统合国民力量提供了工具。借此，弥补文化创伤的民族主义途径，强调通过提升国家实力摆脱创伤，其目的是“消除历史污点、获得美国和西方的平等认可”。
第二种叙事从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出发反思战败，提出和平主义的观念。这一视角表达了对战时与战败期间日本国内受害者的同情。战时原子弹的投放以及战后社会经济的凋敝，致使大量民众成为受害者。他们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归咎于军国主义分子的政策与现代军事科技带来的威力，从反军国主义的角度获得了战后日本的独特“和平主义”立场。日本通过抛弃过往战争，通过践行和平主义获得人道主义的自豪感，从而得到道义上的宽慰和文化创伤的弥合。
最后一种叙事则从日本作为战争“施害者”的身份出发直面战争责任，提倡和解主义的方法。这一视角关注日本在二战中对于亚洲各国施行的侵略、剥削、屠杀等犯罪行为，主要为左翼政党、复员老兵、学界、媒体所认同。立足于共同的历史观念与普遍的正义标准，他们努力引领战后通过和解与东亚各国重新修好的工作。
这三种叙事在占领期便初见端倪并形成相互竞争关系，而美国作为“战争者”的从中介入，更是将日本的战败记忆与战争责任问题演化为难以厘清的“罗生门”。
二、占领期和解的外部障碍：美国的“胜利者裁决”
战争责任的和解自占领期起即遇重重阻碍，主要体现在盟军总司令部在东京审判及舆论审查过程中对日本战争清算的扭曲。
东京审判实质上应是对个人战争罪行的追究，却因美国的单方面操纵，在战犯选择、法理基础、法庭程序等方面体现出种种不正当性，裁决更影射了胜利者强权政治和种族歧视的立场。
第一，战犯的确定与处置呈现高度政治性。首先，审判的被告局限在战时内阁以东条为核心的统制派，天皇与以近卫为首的皇道派的战争责任被洗脱；更广泛而言，除了上述少数军人与高级官僚被追责，鼓吹军国主义的财界巨头、学术专家与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并未包括在内，对朝鲜人和台湾人施行的多数反人道罪行也遭忽视。其次，审判后期由于冷战局势，许多被监禁在巢鸭监狱的人最后没有被起诉，其中包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分子，释放后他们以保守派姿态重掌大权。
第二，战争罪行的法理不充分。二战后的战争法庭创设“反和平罪”与“反人道罪”的战争罪行，而由于先前没有国际协定的规定，因此存在“法院立法”任意裁决的风险。具体而言，在东京审判中，法庭将参与“大东亚战争”谋划的领导层冠以18年“共谋”的“反和平罪”，然而这样的罪名更多是政治宣传而非认真的历史分析——该判决不仅没有区分出不同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战争谋划责任（当然，天皇作为共谋的一份子被完全忽略），而且从根本上日本的举国体制不存在诸如德国纳粹、盖世太保或党卫军之类的明确共谋组织；至于“反人道罪”的创设，原是针对纳粹于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东京审判将该罪行与“常规的战争犯罪”关联处理不仅混淆视听，而且也不符事实，因为除了南京和马尼拉大屠杀外，日本没有实行种族灭绝的有计划行为。另外，审判并未厘清侵略战争与国家利益间的差别，因此法庭在如何判决在战时为国家和政府履行职责的个人上并未进行慎重考虑。
第三，法庭审判程序充斥随意性，主要体现在法庭的审判以被告的“有罪推定”为原则，检察方与被告方在证据的获取、法律事实的解释与译员数量上的差距明显。此外，东京审判的11为审判官中仅有3位来自亚洲，一些亚洲国家的审判官由宗主国代替，也没有朝鲜人出任审判官，法庭俨然成为“白人的审判”。
更根本地，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秉持“胜利者-失败者”的二元对立视角，将战争责任完全推卸给失败者的做法就不利于战争责任的清算。须知，日本的侵略战争并非完全自发，而是嵌于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二战除了正义与邪恶的叙事，仍然存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叙事，而日本只是其中的一个明显部分。另外，胜利者在战争过程中也犯下战争罪行，诸如盟军对平民与俘虏的虐待与原子弹的使用等行为却在这一审判中被遗忘。
盟军总司令部在舆论审查方面也给民众自由表达对战争责任的看法设置了层层障碍。民众被禁止讽刺天皇及表达对后者排除在战犯名单之外的不满；民众不得讨论二战期间的世界局势，在美苏矛盾未公开化前不得谈论冷战格局，对外部世界的隔离使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单一宣传大行其道；民众也不被准许将其在亚洲的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战场中心从亚洲大陆转向太平洋，舆论以此逐渐淡忘针对亚洲国家的罪行。而占领期后期的舆论管制更为针对左翼言论，进一步削弱了左翼舆论以和平主义和和解主义观点表达战争责任的影响力。
三、障碍的进一步探讨：“自我”的异化与想象
上节所述“胜利者-失败者”的视角即是“自我-他者”关系的一种体现。萨特曾提出“凝视”概念探讨“自我异化”的可能性：自我在他者的凝视之下，可能会使自我按照他人的期待表演，从而造成了自我对他者的屈从；并且，通过将凝视内化，“主体自我”变为“对象自我”，主体从而被异化为“他的存在”。波伏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异化的凝视斗争”[2]，寻求打破自我对他者的屈从地位：自我可以通过控制并转变他人的看法来抵御他者的压迫。日本作为战败国，将自身界定为战胜国的“他者”，用“他者”的视角感知自己的被压迫的身份。由此所导致的自觉缺失，使日本长期受到胜利者的压迫（甚至将这种劣等感内化为自我感知的一部分），同时也使日本困于对不平等关系的长期反抗之中，既延长了二战带来的文化创伤，又妨碍了从“自我”出发的战争责任的自主表达。
“异化的凝视斗争”具体体现在美国对日本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轻蔑态度及后者阵痛般的反抗之上。
日本的民族主义观念强调通过提升国家实力、达成与西方的平等关系以化解战后的文化创伤，然而此种视角形成的前提是“他者的凝视”，即美国基于更强大的实力地位和话语权对日本的歧视和支配，使后者只得通过弥补与对方的差距来获得西方的认可。美国对日本的歧视在占领期初期即有所体现——例如“四流国家”的揶揄，以及麦克阿瑟离任后“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的评价。同时，美国单方面对日占领以及独立后在日享有的种种军事特权，也从实际上证明了美国相对日本的支配地位。对此，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外交政策的核心，便是在既有的实力不平等之下以“吉田路线”提升经济实力，加入联合国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并在80年代开始探索“政治大国”乃至冷战后“正常国家”的道路。可见，外交政策的取向始终是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确定的。尽管我们可以看到80-90年代日本的崛起表明了“异化的凝视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这也加强了关系中的“自我异化”程度，乃至一来在90年代后期日本衰落后国民心理的失落感重蹈覆辙，二来日本“亚洲国家”的一面，即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始终难以得到强调，此中蕴含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被掩藏起来。
和平主义观念强调倡导和平主义获得道义上的宽慰与对西方的话语优势，从而填补自身的文化创伤。战后日本国民的文化自信扎根于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对于国家交战权的放弃之上，然而这并不能使其在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完全认可。令人惋惜的是，在“胜利者-失败者”的单一叙事中，占领初期盟军总司令部所设定的非军事化目标，经受了朝战期间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的危机，在冷战期间受到遏制共产主义需要的分摊防卫责任的冲击，并在后冷战时代遭到国内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威胁。日本的自卫队力量无法完成与其国际实力地位相匹配的联合作战任务，因而使其受到了西方世界对其“跛脚鸭”式的嘲讽（在海湾战争中集中体现），而日本对此意图走向“正常国家”以对抗西方对于日本和平主义的“凝视”，却又被亚洲国家指责为“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在“自我异化”之中，日本的和平主义并非真正的和平与正义，而只是胜利者在占领初期为防止日本再次侵略的战略举措，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是权力政治的产物，是“自我异化”的体现，并非基于史实的、将和平理想欲求与现实国家利益分开视之的，基于纯粹反省战争罪行的和平主义。
四、如何走向和解：“自我”与事实的回归
因此，日本若要达成战争责任的清算，必须聚焦历史事实，追溯二战期间具体的战争犯罪行为并予以裁决。这需要日本采取和解主义的方法，基于历史事实回归“主体自我”，只有当产生了“我为自身所为而负责”的态度后，真正的和解才得以可能。和解主义途径支持日本以“自我”出发以关照“他者”（“他者”即遭受侵略的国家），为日本的施害者历史赎罪。一种具体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其他亚洲国家探讨解释日本侵略行为的共同话语。《漫长的战败》揭示了东亚地区的和解关键，是要在四方面找到共同基础——“道歉政治、合作历史研究、诉讼和地区交流”。近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回暖，我们期盼双方可以引领东亚地区在这四个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政治家的道歉、教科书的共同编撰、陈年旧案的诉讼与区域人文交流磋商，便是开启和解钥匙所需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Jeffrey C.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76, no. 4 (2004): 620-639.
[2] 莎拉·贝克韦尔 著，沈敏一 译：《存在主义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