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经典读后感有感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是一本由James C. Scott著作，Yal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35.00，页数：4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精选点评：
●教授今天还送了我一本
●逃离国家——逃离的是臣民的身份，而不是与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山民一直在寻找与国家的适当关系，才能让自己生存下来。
●没读懂
●太ideological了, 为了迎合自己的无政府立场, 只要碰到governing就说成坏的, 碰到egalitarianism就说成好的, 什么现象都往这上面套, 连文字丢失都说是是为了防止form a state... 此外就是太啰嗦了, 几句话正着说反着说, 感觉没有显然的逻辑联系也凑在一起说, 所以读起来很慢...
●斯氏在数本书中似有种一以贯之的研究认识进路：强调人类学式实地田野、民族志、文本解读和质性认识；展现国家/官僚技术统治/市场经济覆盖地域以外社会形制自我维持和反抗简化统治形态扩展的可能性；以东南亚等边缘落后地区材料观照西欧中心为起始之现代世界；推出现代史和社科的学术书写中国家/现代性中心以外可能的历史书写方式。拒斥国家推展统治术并非罕见，但斯氏强调此种现象在东南亚以族群层次，利用地形、历史叙述和游耕模式战略性展开，逐渐形成一长期游离于各国边缘、仅在最低程度上利用国家资源的山民历史社会实体，故而反思欧美经验中国家扩展的天然性和统治术的建构与权力性，启发未来人类社会形态。对民族建构采强建构学说。反照主流社科，有趣问题便是为何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欧展开如此顺利至被奉为理所当然，是战争的地理扩展使然？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读后感(一)：没有文明和落后，只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
对于一个非社会历史研究专业只是想借此了解下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我来说此书有点不合我的目标也显得鸡肋。简单总结下全书，文中的东南亚包括中国西南部加现在东南亚。因为自然天险东南亚一直人力缺乏所以战争与其争夺地盘不如是掠夺人力（奴隶）又因为天险集权国家难以扩展真正统治，所以化外之地东南亚是长期以来各国逃难者失败者的流亡地。而高山民族没有文字，历史，平等主义则是对于逃避集权社会统治带来的弊端诸如税务，军役等的一种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这些反国家的手段又扼杀了国家的建立从而吸引更多的流亡者。作者还提到诸如苗族壮族其实很多是以前在低地居住的人只不过为躲避社会逃入山中，所以与其说是民族不是说是一类选择了无政府社会的人类集群。汉人下山则为汉族上山则为苗族。用低地社会的标准来看待高地社会，他们似乎是落后，其实作者看来只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并无落后先进之分，反而低低地高山社会是互相弥补互为阴阳的关系。最后替一下东南亚打仗只能在十一月到三月之间打，三月以后天气太热人行动不便不打，九月以后雨季路都被淹了也不打。。。多么和平的地方。。。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读后感(二)：思想与证明
上个学期社会学课上的老教授超喜欢韦伯。他喜欢韦伯在新教伦理里的想法，他说他希望有人证明能它，因为他喜欢这个理论。但是他也说，最近的社会学，大家都在问“你怎么证明这个”之类的问题，却没有人写出比韦伯涂尔干更深刻的思想。
教授说这话之前我读了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他的行文很符合我胃口，十分好读，但我一直怀疑他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地方的见识一定强过国家。后来在科技史课上一再想起这本书，因为傲慢的国家在历史上真是无处不在。这学期又读了这本《不被统治的艺术》，想起上学期老教授的话，越发觉得有道理。
斯科特在序言部分傲娇地说，我知道很多人说我的观点是错的，但是从没有人说过我写得不清楚。从马克思到韦伯到涂尔干，他们的理论被无数次地攻击，无数次地举出反例，然而这些都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在研究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是可以完全被接受的，人类世界的复杂程度注定了这点。然而大牛的牛点在于制造话题，在于抛出一个全新的角度，然后冷笑着看着一帮人跪舔，一帮人撕逼，然而百年之后他们的书还是照读---就喜欢看你们看不惯我又不得不读我书的样子。争议性的话题本身就说明这个角度的不寻常性和作者的非凡洞察力。对于这种书，微小的修正和批评都是没什么意思的，需要的是学习作者如何思考，更重要的是，如何想象，更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语言。Zomia这词不是斯科特发明的，但是人们因为他记住了这个词，一半可能因为斯科特是大牛，一半则要归功于他白描写意不故作高深的文风。我总觉得如果韦伯的书能写得再简单点，组织得再好点，喷他的人要少一半。至少如果福柯能写得简单点，我喜欢他的时间可能要提前三年。
所以当我后来看Slow Anthropology这本喷斯科特喷的毫无建树的书时，心里冷笑着说，毕竟图样。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读后感(三)：非原创转载：台湾交通大学庄雅仲副教授的书评
非本人原创。庄雅仲副教授原文发表于《台湾民zhu季刊》第7卷第1期（2010年3月），175-178页。
庄雅仲个人网页：http://hs.nctu.edu.tw/Hakka-F-faculty/Faculty_07_YCChuang.htm
书评原文：http://www.tfd.org.tw/docs/d7t1/175-1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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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學的學生來說，閱讀James Scott在馬來半島的熱帶村落裡的日常瑣事間尋找人類政治行動的奧秘，構成智識的一項挑戰。他的早期著作《弱者的武器：鄉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Scott, 1985）幾乎讓所有醉心於組織性抗議甚或革命的政治研究者手心冒汗，Scott指出在大半的人類歷史裡，從屬階級很少負擔得起公開與組織化的政治行動，試圖改變整個大結構遠不如降低結構的不利因素更讓這些弱勢人們感到興趣，因此政治研究者特別需要注意的應是日常的反抗形式，瑣碎但持續的抗爭。他攻擊馬克思主義者錯誤運用霸權與意識形態作為某種全面性的宰制觀念，因此無法看到這些小武器般的日常行動，更遑論思索它們可能的政治顛覆意涵。
在2009年出版的這本新書《不被統治的：藝術高地東南亞一段無政府主義的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Southeast Asia），Scott則北上東南亞大陸佐米亞（Zomia）區域（介於印度、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和中國的一片山巒區）的重山峻嶺間，尋找一段無政府主義史。如同Weapons of the Weak一書的批判論調，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亦試圖重寫世界文明史，即國家（常被等同於文明）的起源/發展及其不滿的一段歷史。Scott深入佐米亞地區國家建構的陰暗面，亦即山上民族逃離國家控制的過程；Scott認為，生活在此區域的高地民族最好被視為是躲避低地國家（不管是古典的、殖民的還是獨立的民族國家形態）高壓統治計畫的逃離者。只是這個逃離並非是弱勢人群無力的消極被動行為，相反地這些逃離舉動建立了一個使得他們可以不受國家管制的策略性位置，並塑造了一個逃離的生計方式、社會組織與意識型態。
cott這一本獻給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的著作必定引起爭議，不管是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都視國家為現代社會的必要政治形式，外在於這個空間的其他政治可能幾乎無從想像，無政府主義代表不是混亂失序就是烏托邦的空想政治。Scott認為國家的起源與發展乃在於建立人力與穀物的可及性，並因而設計一套人口控制的技術，在佐米亞地區，這個人口技術直到現在，仍然相當程度受到高地人群有意識和策略的抗拒。Scott檢視這一個高地社會的歷史，發現了一個和低地國家互為影響依賴的非國家空間。過去人類學者視存於此非國家空間的社會型態為歷史的殘留，相反地，Scott則認為這些社會乃是長期逃避鄰近國家控制的結果，有效地阻止了國家權力的長驅直入。
cott檢視這個逃離的歷史，驚訝地發現了一段如假包換持續性的非國家社會實體，因而也使得建立某種有現實意義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史觀成為可能。這個非國家空間得以持續的關鍵在於它們並非靜態孤立的存在，逃離不是遺世獨立，國家力量仍然無所不用其極，蠢蠢欲動。
cott在書裡討論逃離的地理學，了解空間區位和可動性如何讓國家權力鞭長莫及；同時，游耕的農業型態和易變的部落結構也使得解體和重組可以快速地在這個空間裡完成，部落可以輕易地改頭換面。Scott甚至大膽分析這些社會的口語「傳統」乃是刻意的選擇，甚至是故意放棄文字的結果，因為「文字歷史」其實不利於這個逃離的彈性社會，口語在這個特別的移動空間中反而具有優越性，不像笨重的文字記錄，難以因地制宜地加以詮釋轉譯甚或隱而不宣。
「族群」的生成（ethnogenesis）理論或許是本書最值得玩味的篇章，也顯現出國家和非國家空間的相生相剋。非國家空間的動態性不只在其空間可動性，更重要的是其組成人員的流動性，流動於國家和非國家之間，非國家空間裡其實多的是原屬國家卻選擇或被逼逃離的人。Scott認為，國家力量促使人口的集中與認同的同質化，但在非國家空間裡，高度的流動性孕育的卻是差異與不斷推陳出新的認同。弔詭地，某種程度上這造成「族群」或「部落」命名的起始，國家力量試圖定義、定位與控制這個不穩定狀態。Scott稱他的族群理論為「極端的建構主義」。和一般的建構主義者一樣的是，他認為沒有任何體質或文化特質足以支撐這些定義的客觀性，語言也不是那麼具有分辨性，語言的獲取與放棄其實比大部分人想像的還要快速。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國家的命名很快成為「族人」自我定位，以便和他群競爭權力與資源的憑藉，他們使用、修改或轉換這個認同，以取得最佳的戰鬥位置。
cott這本有關遙遠的高地民族的專著對研究當代政治的社會科學家能有甚麼啟發？Scott知道這是大部分讀者會有的疑問，因此他盡量在書裡援引比較有關現代社會研究及診斷的古典著作。例如在探討高地先知及常具顛覆性的預言裡，他使用韋伯的「非優勢階級的宗教」理論，認為引起這些弱勢階級不滿的不是因為金錢或資源，而是原有自治地位和自足狀況可能喪失的威脅。只是這些被韋伯認為終將消失於精細分工的科層結構裡的反叛力量，對Scott來說，卻仍具有當下的現實意義，不管是化身為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運動，或是今日跨國非政府組織支持下的本土原住民運動等等。
最重要的是，Scott視他的研究為一個普遍的世界史，著重瞭解那些試圖逃離或躲避國家的人們。Scott必須面對的自然是古典政治哲學，如霍布斯的Leviathan那樣強有力的為國家的必要性辯護的學說，尤其是從這些自由主義哲學發展出來的有關國家與人民關係的論點，以及在這樣的規範性關係下，政府應該如何被組織和架構起來的代議民主理論。只是對Scott來說，這一套民主理論試圖處理的國家問題或許只描述了「文明」發展的一部分故事，而另一部分的故事，雖然常被國家中心的意識形態污名化為「前文明」的，卻活生生的存在於自古以來的各種型態的國家邊緣，代代傳頌至今。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读后感(四)：【转】James C. Scott：文明缘何难上山？
来源：http://cranth.cn/1005/00004.html
James C. Scott：文明缘何难上山？
开场白
王铭铭（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
很荣幸能代表合办这个特别讲座的三个单位——“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及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在这里欢迎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C. Scott教授。今天来了这么多听众，盛况空前。这表明，如果我对James C. Scott教授进行介绍，那就是不妥当的。对他的名字，大家如雷贯耳，我无须多说。James C. Scott教授，在1990年代初期已开始为中国学者所知。自此以后，他关于农民问题、国家、“弱者的武器”、道德经济等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James C. Scott是一位人类学家兼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兼人类学教授。在国外，他的论著似主要在人类学界得到更多讨论；而在我们中国，他的影响却更跨学科。在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里，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都已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了James C. Scott这个名字。中央民族大学曾是中国民族学最前沿的地方，现在也致力于为社会科学之复兴，能有James C. Scott这样的教授来这里讲演，可谓是我们的一件幸事。这个讲座将有其新的意义。在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里，James C. Scott的论著传播甚广，但是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大家对这个名字相对生疏些。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敢于断言，在未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方面，James C. Scott教授的研究，特别是其关于文明和山地人民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将引起广泛关注。他今天的题目是“文明缘何难上山？”这个题目在显然有其民族学相关性。中国大概东西部，大致也分平原和山地，文明老想从中原爬到山上去，到少数民族那里传播。几千来，文明并没有成功上山，要完全爬上去，有难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有机会聆听Scott教授从国外的研究中得到的看法，是件好事，对于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有不少启发。我就不多废话了，将时间多留给James C. Scott教授。
讲座
James C. Scott（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政治学暨人类学教授）
非常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也很感谢王铭铭教授所作的介绍，王教授用词慷慨，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一般有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摇滚歌星的或者是电影的。我感到荣幸有这么多听众，但也担心我的讲座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那些站着的同学。
我要谈的是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那一带，这个地带，我们一批同道拟称之为“Zomia”。Zomia是一个荷兰学者的说法，意思是指“山区的人”。今天我要谈的是孟加拉国以及印度一线以东的东南亚部分。两年之内，我与同人将就这一地区的研究举办一个讨论会，希望在座的同学有机会也来参加。
Zomia这个地方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国家的地方”。我用最大的历史观来看，智人大概在地球上只有20万年历史，智人在这一带只有5万年的历史。相比农业种植只有7千年史，这段历史实在久远。农业在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只有2千年左右的历史。定居的种植一般说来是国家产生的基础，人类早期的国家，控制的地盘都很小，都要有种植业和农业的，因为在固定的种植业之外的地盘上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对于国家来讲，是非常难以进行税收和加以管理的。国家之外的广大地区被早期的国家（像印度、韩国）称为蛮荒之地。国家和无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存在交换性的，历来有互通有无的关系，但这种交换性的关系，有其政治性。国家的人非常需要无国家的山地人生产的那些东西，所以山区跟山谷里的国家、王国之间的交换非常多；另一种关系是支配性的，维持二者之间关系的是奴隶，奴隶是早期贸易中最主要的一种贸易品，实际上一直到18世纪以前都是这样。比如说马来地区的，那一带的船上装的主要都是奴隶，早期在东南亚的战争也都不是关于土地和领土的战争，而是关于俘虏的战争。因为国家想将更多的人控制在农业种植区内，为了征税，经常也要把那些国家之外的所谓“野蛮人”弄到国家的核心地带来，让他们从事农业，使其定居和种植。在这种以种植、稻作为基础的国家中，军事力量也很强，因为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控制很多人。而这样的国家人口繁殖力也会很高。早期的以定居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都是扩张主义的。我以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殖民主义。我们看到，白人、殖民者到澳洲、新西兰等地时，当地并没有农业，他们快速地在那里建立农业，并把当地的所谓“土人”赶走。如果他们征服的是那些已有农业的国家，他们就把国家权力赶走，向当地的人征税，使他们的体系更加有效。
在20世纪以前，世界上王国的数量不多。从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变得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必须控制好它的前沿，而前沿的另一边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边界的另外的民族国家。第二个变化是，那些边缘的人，在以前的民族国家看来，是很难收税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脚下有很多对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很重要的矿物，以及丰富的水利资源，因此以前收税很难的土地，现在变得非常有价值。
20世纪时，Zomia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它周围的八九个国家开始试图去控制它——这是以前从没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圈地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就像刚才王铭铭教授指出的那样——山和谷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谷地，有较强的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即存在。这种国家有等级，不平等，有国王，有祭司，它的特征还有税收和战争。我们可以总称之为“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色稻米的灌溉农业。而在山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特征：比如说刀耕火种，相对来讲，没有持久的国家，人口比较分散，相对来讲，比较平权，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外，这些地区也没有税收，不向国王缴税。
放开历史的眼光，我们能看到，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山上的人曾经成为谷地的人，谷地的人曾经成为山上的人，他们来回移动，在DNA上留下了不少交融的痕迹。而在泰国缅甸和越南这一带，人们称呼山上的人为 “活着的祖先”，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小乘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国家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样子，那就到山上去看”。
然而，来回运动却没有改变人口的分割。
这里我要引用两个作者。我这个幽默的题目是布罗代尔那里来的，他主要研地中海世界，但说过，文明可以在水平线上扩张，却没办法垂直扩张，哪怕是两三百米都不行。涉及到东南亚，有人说，在东南亚，上了500米以上，就听不到梵文的口音了。
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以两千年这个长时段为角度，那么，我们将发现，在山上生活的人，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从谷地跑来的，他们跑来的原因是逃避税收、征役或者是从军，或者是政治宗教的原因，或者是饥荒、疾病或者是军事行动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国家的扩张主义——因为扩张而跑到山上去的。而我们看到汉、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运动，使很多人跑到东南亚——二次世界大战，据说，“大跃进”也导致不少人跑到东南亚去了。
想要解释Zomia的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哈萨克人，据我所知，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欧洲农奴制度而跑到这边来的，当时逃的人多了，他们是前沿部分。另外一个例子是柏柏尔人，他们在阿拉伯世界代表那种不参加阿拉伯帝国或国家的那种人。柏柏尔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抵制王国的一种策略，他们不能简单被视作历史演变过来的族群。在泰语里，有一个格言：“把蔬菜放在篮子里，把人放在王国里”。也就是说，王国是把人力放在尽量小的一个空间中去。假设你是一个王国的制定者，你会怎么想呢？你大概就是想在幅员200公里的范围内，尽量地把人放在里面，集中人力和物品的生产，而要做这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耕种大米。
稻作对于国家控制，好处很多。这样说虽然有点傻，但比较轮作的工作方式，可以看出来，稻作有它这方面的好处。稻米长在地面上，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熟没熟，啥时该征税了。假如王国对人们不高兴，也可以轻易地把粮食烧了，把人赶走。东南亚地区历史上，河谷较大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大的国家，河谷比较小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小的国家。将东南亚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印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700年前左右，东南亚每平方公里有5人，而中国和印度在同时每平方公里是35人。也就是说，对于东南亚来讲，集中人口要更为困难一些。
现在假设我手里拿的是东南亚的地形图，上面有地形的标志，上面有山，在平原上有些王国，我们用红墨水来代表王国，我这样提高，每次晃，提高向左边或者右边，近处或者远处，每提高5度，这些红墨水自然就会向相反的地方流。现在我提高的更多，它就会向山上流。理解这个，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说文明很难上山。当红墨水流的时候，它最容易流的是河谷地区、平原地区而不是山区。即使王国只离我们只有二三是英里，但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它也上了山。如果一个王国离我有200英里那么远（已经很远了），可它我们却位于河谷或者在平原上，王国力量也是很容易流过去的。我们要在区域中理解的，不光是地理，而且还是有文化和语言的格局。
如果一个人想要拒绝王国的力量，他会用什么法子？我猜他会种植根茎的植物，因为根茎植物成熟期是不一样的，它随便种，随便长，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很难观测出来。例如一种根茎的植物，一年可以熟，成熟以后埋在地里，两年以后再来挖它，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跑掉，国家要想获得这个粮食，他也得像你一样把它挖出来，而且挖掘的成本很高，这也不怎么值钱。另外，在东南亚，尤其是航海时代的文明中，有另一种植物传入——玉米，它也称为另外一种“逃跑的植物”。玉米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引入东南亚地区的，在80年内就遍布东南亚地区，它的优点是可以在海拔500－1000米以上种植，这就意味着假如人想要逃离国家，他又获得了500－1000米的纵深的广度。
在Zomia地带，山上的人也有能力、有条件来种植水稻，但却没有去种植。为什么？那时因为技术的选择并非是技术的选择，而是政治的选择。刀耕火种，轮作的方式，是为了远离古代政权的掠夺。很多例子说明，对权力的抵抗，使人们从平原迁徙到山地。所以我们不能说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更原始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选择。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在Zomia这一地区的山地人们，他们不仅实行我称之为“逃跑农业”，而且也是实行“逃跑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山地人，在山上，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化，把裂变的分支、把继嗣群变小，甚至变成单一家庭的单位的方式。村子跟村子之间隔得很开。实际上这不仅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有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原因导致的。用柏柏尔人的话来说——罗马人说“分而治之”——柏柏尔人说“分而不治之”。
要承认，这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我还没有建立证据体系。Zomia这一带人，甚至是海岸东南亚的山地的人，他们都没有文字。这个怎么解释呢？他们没有文字的同时，经常有很多传说，说他们实际上以前曾经是有文字，有国王的。比如说，有传说称，有几兄弟，其中一个兄弟把书带走了，或者说书被烧掉了——总之是他们以前有字，后来失去了。这样的故事非常常见，而且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宣称他们过去有过文明，我们知道，像苗人、瑶人，他们曾经住在长江流域，应该曾经有过文字，是识字的，但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用文字了？我猜测有一种可能，不用文字的目的也是逃避国家——因为没有文字的文化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灵活性。在他们逃避和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把文字留下了，没有带走。如果有文字，就可能会记录他们的谱系，这个谱系就有一种正统性，如果要讲跟它不同的故事的话，这个谱系有可能会纠正。所以说口传的口头传统——通过歌曲、故事之类的东西，来修改自己的谱系，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提高他们的适应性，也可能和更遥远的王国建立关系——实际上很难联系——对最近的王国就有一种拒绝的作用。所以口传有很多的好处，它更容易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所以我猜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把文字留下来了，没带走。
总之，在Zomia这一带，农业、社会结构和文字状况，都可能是在拒绝国家中形成的。
讨论
王铭铭：
很感谢James C. Scott教授的精彩讲演和梁永佳教授的精彩翻译。Scott教授言简意赅，给我们留下一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我看到有人已举手，但我借做主持人的机会，预先说点。
James C. Scott教授的讲座非常精彩，他画出了一个宽阔的地区，叫做Zomia，这个地方让人感到浪漫，他形容说，两千年来，这个地带，构成人逃离社会结构和国家控制的场所。不应说，Scott教授的长时段研究带来的仅仅是浪漫，他的历史研究带来的理论启发才是值得重视的。过去从事山地民族研究，民族学家多用社会形态学方法，把这些民族归类为原始或古代民族。而Scott教授的讲座对这些民族，隐含了另外一种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偏僻的山区居住的人们，很可能是在古时候出于的政治选择才跑去的。在那里，他们采用不同的经济-生态适用方式，运用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创造出被我们今人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东西来。刚才Scott教授提到了苗族的事情，我对苗族更是一窍不通，且在座兵丁有许多苗学家，我不敢班门弄斧，不过，我却该说，我听有些研究苗族研究者说，苗族祖先是因为看到古代中原之争，觉得十分郁闷，才南迁的。兴许苗族自以为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是，认为他们自己是个“不争的民族”。假如我们听错故事，那么，从很大的程度上，这便印证着今天Scott教授之所言。
cott教授让我们想起不少事。比如，过去民族学界研究“原始婚姻”人不少，且不少人致力于解释那些不结婚的少数民族，以为这些民族的存在，表现出原始社会的存在。Scott教授今天说，这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社会结构意义上的逃避，可能也是一种古代王国兴盛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作出的政治选择所致。这使我们看到，某些被认为是原始的、母系的、不结婚的民族，很可能也是这样在历史产生的，是王权制度的次生制度。
cott教授没有时间谈很多，所以留下一些余地，比如说：怎样解释历史上的宗教和知识分子。我们在中国历史中看到，宗教可能也曾经是他所说的“逃离”的方法。比如，道教，这宗教不一定总是属于“逃离”，因为它也曾被朝廷利用，不过，我们也会发现，道教跟山的结合是非常密切的。道人在山顶上修建自己的庙，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对古代政权的“逃离”。另外，历史上，中国数次出现知识分子的由北而南的“衣冠南渡”，特别是在北方战乱时期，“南渡”常常发生。这是否也是Scott说的“逃离”？我看都可以。
听了讲座，我体会颇多，以为这个讲座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史有深刻启发。最近几年我常谈中国文明的三个圈子，大意是说，要理解中国文明，就要定义着这个文明的“化内”与“化外”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的“化内”，就是纳税的、有文明的、有户口的这些人构成的，而所谓“化外”，指的与纳税的、有文明的、有户口的这些人相区分的，外在于“教化”的人。“化外”又可以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围绕着中原生存的所谓“少数民族”，另一种，跟海洋更紧密地结合，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华侨”的这样的人。我用“居”与“游”来区分这三个圈子的三个关系。今天听到Scott教授的讲座，感到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借做主持人的机会，表达我的羡慕之心。以下就请各位提问题。
James C. Scott：
非常谢谢王铭铭教授的评论。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一直都在学习缅甸语，研究Zomia。我想说的是，这个地区的山地的人，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宗教的异质性，他们被告知，如果从掸邦那儿向里走，从一个佛教的寺院到另一个寺院，可以看到自己的先人迁徙的过程，自己的宗教变化的过程，走这样一条路，就像参观一座历史博物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欧洲过。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发生在宗教方面，而且不仅是出现在山区，同样也出现在沼泽、水域——像《水浒传》描绘的那样。王铭铭教授说的海洋，是可能的。另外，根据王铭铭教授刚才所说的“化内”和“化外”区分，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在中国有生番、熟番之说，我发现生番跟熟番的惟一差异就在于，熟番是有户口，要上税的，而生番则不那样做。所以在这里生熟之差是政治的词汇，而不是一个文化的词汇。
在场研究生1：
您的讲座没有涉及到土生土长于山地的人。也许住在山上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从来都如此。您怎么解释？
James C. Scott：
我的论点是有着两千年的跨度，人是很容易遗忘自己的30代或者50代之上的祖先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可能就会说自己是本地人，但是实际上是从谷地迁上来的。所以我们很难说两千年以前也在这里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里本来是空的，没有人住，但的确山上是很难居住的。我举两个例子，两个都是拉丁美洲。一个是西班牙人来了，这些人就跑到山上去，这是后来被证明的。另一个就是，在美洲雅诺玛摩人，这些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实际上他们在以前是农业的，是因为疾病啊，或者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他们才躲起来，生活地得像原始人一样。我们可以说，在很多的山地的人中，他们会讲他们如何被赶到山地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不是他们的历史，我们很难鉴别，但认为这种历史的存在是很可能的。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很多在山谷的人，以前在低地生活。这样的情况可以在缅甸跟泰国的战争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以前缅甸打过来的人并不多，他们是山上的人，他们获得了军事和建立国家的技术，然后不断地去收集低地的人，而形成的国家。同样的情况我们在汉人也可以看到，汉人是从长江北部到南部来的，那么我们假设当地人——比如说有缅人——他们不走的人渐渐地被迁上来的人变成了国家，走的人，跑到海边的人他们还保持缅人的特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低地的人也是多种人群的集合和收集。
在场研究生2：
山地人就没有文明吗？实际上山地人也有山地的文明。
James C. Scott：
你没有听懂我的笑话，我是在嘲笑布罗代尔说的文明不能上山，为什么？实际上我的目的是用国家这个概念来取代文明的概念。因为国家有历史，有文字，他们自己称呼自己文明，把别人说成不文明。
在场研究生3：
如果说山地人们的祖先是出于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选择了逃离主流文化（和国家），如何解释现在他们的后代拼命要“下山”，向主流文化靠拢？
James C. Scott：
这个问题非常好。之前我谈的主要是1800或1900年之前的事情，在1945年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国家的力量变得太过于强大，以至于Zomia的人已经不可能很轻易地就不理这些国家的力量。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导致平地的人向山地迁移，比方说汉人，比方说其他国家的人，泰国、印尼、越南、中国、印度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就是说，平地人到了山地后就把容易为国家收税的工作方式带到了山上，文明看到的是这些山地被平地的人渐渐地包围了，这种情况在越南最为明显。
在场研究生4：
刚才您谈到没有国家的裂变型的组织形式，我感兴趣的是，在一个有国家、有法律的民众，对国家的反抗表现为什么样的形态？我想知道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现在的民众的抗争方式，已经进入到以法抗争，而超越了您说的日常反抗，对此，您是什么样的观念？
James C. Scott：
虽然这个问题跟今天的讨论没关系，但我非常高兴听到。关于我所说的农民的日常抵抗形式，指的是那些不拥有法律表达权力的人，他们的政治表达方式，我叫它“下层政治”，它表现为一种日常的情况。我不是中国当代农民问题的专家，我也不能装作知道这个研究，尤其是提到“合法抵抗”这个问题，把法律的权力表现为上访的形式，实际上是向法院或政府来要求官员完成他们的任务。我只能说，这种形式是打开一种新的抵抗的可能性。
我刚才演讲中没有机会说的一点，我现在想强调，人离开国家的方式。前面有人研究说，长城不光是防御外边的人入侵的，也是要让汉人待在长城以内的，因为如果他们跑到那些不受行政管辖的地方的话，就难以收税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贵州，长城好像用来抵御苗人，但实际上也是让汉人不要跑出去。在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也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国家也有一套方式来让自己的人民不要脱离国家的管辖。
王铭铭：
想必在座各位还会有很多问题要跟James C. Scott教授请教和讨论，但因时间关系，我不得已宣布“到此为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北大的人类学与民俗中心，对于James C. Scott教授的来访和讲座，深表谢意。我们想了很久，到底该送他什么礼物，以表达感激，想了半天，我们找到一个纪年性工艺品，是件特别的纪年工艺品，上面写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16个字是费孝通教授提的，表达了我们对文明和野蛮之分的态度，希望代表我们中心用由这16个字构成的工艺品对James C. Scott教授表示感谢！
（讲座于2007年12月20日下午2:30-4:30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楼二层学术报告厅举行，由中国政法大学梁永佳副教授翻译，讲座及讨论，均由曾穷石整理）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读后感(五)：【转】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间——詹姆斯•C. 斯科特的Zomia研究及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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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4 12:52:53
标签：人类学无国家国家效应中国南方山地批评
本文发表于《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
因版面限制，注释省略。
内容提要：
詹姆斯•C. 斯科特近著《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提出山地社会以“无国家”（stateless）为特征，但其本身又是一种“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的中心论点。本文简述了该书主要内容，评析了其宏观理论的建构以及研究方法、思路的特色，并以中国南方山地的研究经验对其进行批评与修正。
关键词： 詹姆斯•C. 斯科特 无国家 国家效应 中国南方山地 批评
不得不承认目前国内学界对包括缅甸、老挝、越南3个中国邻邦在内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并不充分，这种研究现状与东南亚区域在我国对外战略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不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詹姆斯•C. 斯科特于2009年出版的《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尤应值得重视，书中提出的Zomia（佐米亚） 地域概念即是指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六国的接壤山地。该书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知识与深厚的田野经验，提出山地社会以“无国家”（stateless）为特征，但其本身又是一种“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的中心论点，因此，不论是在知识的深、广度方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这本书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有感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评介《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的学术论文发表，笔者不揣浅陋，试述该书主要内容如下，并以中国南方山地的研究经验对其进行批评与修正。
一
《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以阐释“佐米亚”的定义及其研究意义入手（序言、第一章），接着展示了东南亚低地国家的运作，着重揭示国家的聚集人力、资源等特性（第二至四章）；然后从农业生计、社会结构、口头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分析山地人群“逃离国家”的立场（第五至七章），最后则以山地社会的自我更新作结（第八章）。
（一）“佐米亚”的定义及其研究意义
“佐米亚”（Zomia）一词由荷兰学者威廉•冯•申德尔 （Willem Van Schendel）率先于2002年在学术界使用，它来源于印度、缅甸与孟加拉三国边境地带的钦—米佐—库奇（Chin-Mizo-Kuki）语言，其中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为“遥远”，而Mi则意为“人”， Mi-zo或者Zo-mi指的是遥远的山里人。申德尔将“佐米亚”一词用来指称这样一个区域：从喜马拉雅山脉西端、青藏高原向东一直到中南半岛上的山地。 2007年申德尔将“佐米亚”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大为拓展，囊括了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青海、新疆南部的山地。 他认为“佐米亚”的提出可以挑战传统“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固有界限，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亚洲的划分：中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将“佐米亚”的范围缩小到申德尔概念的东半部，即从印度东北部一直到越南中部高地，海拔高度在大约三百米以上的土地。它囊括东南亚五个民族国家（越、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局部）的山地。 地理上，它还以东南亚大陆山地（Southeast Asian mainland massif）为人所知。这个区域由六个国家的边缘地区组成，面积达到250万平方千米，拥有文化与语言相差极大的一亿以上的人口。这些人群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占据主流位置，而是统统被命名为少数族群。语言上他们分属四大语系，宗教上信仰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他们从古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朝，也从未被四周的低地王朝所完全整合。“佐米亚”咋看不像一个可供研究的特殊区域。命名一个地理空间以“区域”（region）的假设通常是这个区域共享一些重要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把它同邻近地区区别开来。但在斯科特看来，这正是历史上以王朝核心文化区，当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知识界所存偏见造成的。“佐米亚”地区作为历代王朝扩张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所累积的“碎片” ，值得深入研究。
相对于它相邻的低地来说，“佐米亚”最显著特征是它的“无国家”（stateless） 。“佐米亚”不仅是一个抵抗河谷国家的区域，而且是避难之区。“避难”（refuge），指的是住在山里的人大部分是为逃避低地河谷地区国家建设计划的各种痛苦而迁来的，这已经持续一千五百年以上。 山民不是被河谷地区的文明进程“抛下”的，长久以来他们自己选择了将自身置于国家的触角之外。因此山地人群的生计方式、住居模式、社会结构、口头文化、宗教信仰等等都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斯科特看来，这正体现了山地人群的能动性：有意识的“自我蛮夷化”是他们逃避国家统治和防止国家生成的精心设计，表现了“无国家”（stateless）人群对有国家世界的“立场”（positionality）。
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来民族国家部署“压缩距离”工具（如铁路、全天候公路、电话、电报、直升机以及现今的信息技术）的能力大大增强，改变了之前低地国家与“自治人群”之间的力量平衡。斯科特认为，“佐米亚”是现存最大的人口还未完全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一个区域，但是它的时日屈指可数。 在笔者看来，“金三角”地区毒枭的猖狂横行与缅北民族独立武装的长期存在，证明这个地区的确难以被国家政权所管控；受制于政府军实力的大为增强以及自身生存空间的缩小，近几年数个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接受缅甸中央政府整编，又说明“佐米亚”山地的独立自治倾向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二）低地国家的运作：稻作农业、奴隶制与“文明化”
在斯科特看来，东南亚低地国家从古至今都在建造一种理想的“国家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中，国家统治者可以以最小代价占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粮食。
由于地壳板块运动的影响，中南半岛地貌北高南低，多山地、高原，山川大致南北走向，且相间排列，平原主要位于大江大河的下游。为此，斯科特提出一种相对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历史上东南亚大陆的统治者对我们今天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对或可称为国家可用产品（SAP，state-accessible product）的东西更感兴趣。……国家可用产品必须容易辨识、监控和计量，一句话容易评估，国家可用产品还必须在地理上足够近便。 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低地国家一般创立于可航行河流的下游附近，这样既方便运输，那里的平坦平原也使得水稻种植成为可能。例如泰国古都阿优塔雅（Ayutthaya）、今首都曼谷（Bangkok）均位于昭批耶河（Chao Phraya）沿岸；吴哥王朝及其后继者的首都位于湄公河支流的洞里萨湖（Tonle Sap）附近，等等。
斯科特认为，在国家统治者看来，灌溉稻作的种植无疑是国家空间中最有利于自身的生产方式。水稻种植相比其他生计方式，虽然每单位劳动力的回报率较低，但是每单位面积土地的回报却是所有“旧世界”作物中最高的。
从收税人的角度出发，谷物比较其他作物（如根茎类）更容易征税。谷物长于地表，它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部成熟，收税人可以在成熟之时到田里考察谷物，并提前计算它们的产量。更重要的是，如果谷物成熟了，军队和收税人来到现场，他们可以想征收多少就征收多少。谷物相比其他作物也更易运输与储藏。
种植单一作物还促进了各个层面的统一化。以灌溉稻作为例，种植者就被束缚于大致相同的生产节律之中。田地里的统一，反过来产生一种社会与文化上的统一，表现在家庭结构、儿童成长、饮食习惯、建筑风格、农事仪式与市场交换等方面。一个从事单一种植的社会，比开展多种种植的社会更容易监视、评估与征税。斯科特在其《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揭示出现代国家一种隐蔽的治理术——清晰化与简单化，即国家通过人口普查、制作地图、建立地籍，以及统一度量衡甚至语言，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化和简单化，以便利国家对社会的管理。 灌溉稻作无疑是清晰化、简单化道路上重要的一步，只不过它出现的时间更早，影响更深远。
灌溉稻作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要求劳动力的聚集。然而这正是前现代东南亚国家的软肋，1600年时东南亚大陆的人口密度只及中国七分之一。结果是，在东南亚对人口的控制带来了对土地的控制，而在中国则是刚好相反。许多强大的东南亚王朝都依靠强制迁移数以万计的战争俘虏，以及购买、挟持奴隶来不断补充与扩张他们的人力根基。国家力量的重要标尺是它能集中的人力。
为了说明人力的重要性以及东南亚前现代国家对其的珍视，斯科特举出了极有说服力的例证。当前现代国家平息叛乱或相互交战之后，他们不是把对方人力杀死，而是带回家。这样的战争确实具有很强的毁灭性（如烧房毁地等等），但却不是那么血腥。
在斯科特看来，通过奴隶制度聚集人口是前现代东南亚地区最为通行的办法。19世纪晚期泰国清迈王朝人口中的四分之三是战争奴隶，另一个泰族小邦国清盛（Chiang Saen）总人口中几乎60%是奴隶。 劫奴的记忆至今弥漫在许多山区社会之中，克伦人想要使他们的孩子不闹时，就会吓他们说泰人来了，要带走他们。
不可否认的是，前现代东南亚低地国家的规模并不大，在广阔的山地生存着大量国家难以管控的人群。一直到今天，当地许多人群仍生活在一种“无国家”或“弱国家”的状态中。正因为如此，低地国家一方面通过劫奴和战争的方式聚集人口，另一面还需设计出一些治国术以防止人口逃出国家控制。在斯科特看来，国家最重要的技术是将统治之外的人群污名化，将其定义为原始、落后的“野蛮人”。 以东南亚低地国家的视角看，文明程度常常与海拔高度成反比：住在山顶的人群是最落后和野蛮的，山腰的稍微在文化上有所提升，住在谷地国家中心与朝廷、国王为邻的是最进化与文明的。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文明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套农业生态法则。那些看上去居无定所，迁徙无常的人群是在文明之外的；对国家来说，清晰可见、能被剥削的，并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则被包含进文明的概念。总之，“应该从政府管制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去理解边疆地区族群分类的创制。”
斯科特认为，东南亚低地国家标准的“文明”叙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野蛮人逐渐同化到光芒四射、引力十足的中心中去。同化不会一蹴而就，那样文明中心的概念就失去意义，所以野蛮的边疆会长期存在。而且，从野蛮到文明的进路永远是一条单行道，不会有反向行驶的可能。正如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针对野蛮人常常有生、熟两种分类，“熟”意味向汉化迈进一步。就生、熟二字本意而言，生的可以煮熟，但熟的却不可能重回到生，它只能腐烂。
（三）逃离国家：山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佐米亚”山地为什么会存在大规模的“无国家”区域？山地人群逃离国家空间的原因与动机是什么？他们凭什么能够抵抗国家的扩张以及防止国家的内生？针对这三个问题，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该书下半部分5至8章）中给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
关于第一个问题，斯科特强调的是地理的阻隔，东南亚地区山地多，平原少，峰峦起伏，坡陡谷深，古代王朝的扩张在平原地区可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但如果遭遇海拔不断提升的山地，王朝国家就显得力不从心。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曾有过“文明难上山”的论述，斯科特虽不完全认同，但他依旧引此为证。 除了地理条件外，恶劣的气候条件也极大地限制了东南亚古代国家，缅甸传统的军事行动窗口期是十月至次年二月，三月、四月太热不宜发动战争，五月到十月则是雨水太多。当雨季开始后，即使最强大的王国都会谨慎地收缩进城墙之内。笔者读《元史》印象最深的就是兵强马壮、野心十足的蒙古铁骑三次出征安南皆以失败告终，而且战事进程极其相似：头年年底发动进攻，一路势如破竹，而到了第二年气候转热的四、五月，就不得不铩羽而归。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斯科特将造成人口从国家空间逃离的因素分成两类，一类是慢性的日常因素，一是短暂的突发因素。前者包括逐渐增加的税收与劳役、宗教异端、犯罪逃亡、商业冒险等等，后者包括战争、灾荒与流行病。斯科特用汉人向东南亚山地移民的例子来说明后一种情况，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造成大量人口迁徙，国共内战后数十万国民党残部逃往金三角地区。除了以上原因，斯科特认为人口从国家空间逃离还是一种生态上的自然选择，即国家空间过于“拥挤”。 拥挤不仅意味着人口的集中，还意味着家养动物以及天然与之为伍的害虫的集中：老鼠、蜱虫、蚊子、跳蚤以及螨虫等等。寄主本身提供了一个流行病快速传播的理想环境，所以疾病便因咳嗽、触摸、共用水源等而快速传播。反之，在海拔900米以上的山地连蚊子都没有。
回答与论述前述第三个问题是斯科特全书的重心所在，他分别从“佐米亚”山地的农业生计、社会结构、口传文化与宗教信仰四方面进行了前后连贯又富有创意的分析，展示了山地社会具有的抵抗国家、防止国家的特征。
斯科特将“佐米亚”山地的游耕农业（刀耕火种） 称之为“逃跑农业”（escape agriculture） ，因为这种农业对于低地国家的财政来说几乎毫无价值：耕作土地极为分散，国家无法登记、监控；多样化的种植，造成各种作物收获时间参差不一，收获产品也不尽相同，国家难以制定税率加以征收。况且，游耕者本身也是分散的，难以聚拢承担劳役与兵役。游耕农业因此引来低地国家官员的仇视与诋毁，它被宣称是原始落后、效率低下以至破坏环境的。斯科特独辟蹊径地纠正了这种偏见：相对于每单位面积土地来说，水稻生产肯定比游耕更有生产效率；但以每单位劳动力而言，后者通常比前者生产效率更高。这两套体系哪个更高效？这主要决定于土地与劳力谁代表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历史上，东南亚大陆大部都是地多人少，游耕的每单位产出更省人力，因此它的效率更高。
斯科特进一步分析“逃跑农业”的作物选择，他认为这些作物一般或多或少地具有抗“强征”（appropriation） 的特性。这样的特性包括：容易腐烂，不便长久储藏，如新鲜水果与蔬菜；价值与体积、重量不成比例，如葫芦类、瓜类；地下生长，地面株高较低，与周遭野生植物相似而不易辨识，如各种块根、块茎类作物。
斯科特具体以玉米与木薯来说明“逃跑农业”的作物品种。南美洲作物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东南亚山地的“逃跑农业”，到1930年代玉米种植大约占当地小农生产的四分之一。与山禾相比，玉米容易与其他作物混合栽培，成熟较快，晒干后容易储藏，营养价值也比山禾高。最重要的是它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陡峭、干旱与贫瘠之区，这是其他作物不能生长的地方，因此玉米显著地增强了人们在“国家空间”之外的生存能力。木薯的优点是可以最少人力投入获取最大回报。因此，它最有利于流动人群，他们可以种下木薯后就离开，然后在第二年或第三年的任何时候回来挖取。广西西部百色市岑王老山地处大石山区的边缘，海拔在1000米以上，最高峰超过2000米。笔者在田野考察时，发现当地“高山汉” 也大规模种植玉米，当地玉米棒大粒粗，香甜可口，既是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也是农户饲养生猪等家畜、家禽的主要饲料。
在斯科特看来，“佐米亚”山地的社会结构有着十足的弹性。社会单位的分裂、解体、重组令人眼花缭乱，人们的群体认同就如同水母一般流动易变，人群的文化展示就如同小丑从“百宝箱”中探囊取物般变幻无穷，以至那些为人类学家所钟爱的村落、家族、部落和小村等社会单位是否存在，都令人存疑。红拉祜的社会基本单位便不是村落，而是一些家户。这些家户发现在一个首领之下共住一地有些好处，这个首领也或多或少接受他们，仅此而已。
当“无国家”人群面对国家力量的侵入之时，他们通常有三种应对方式，第一是成为朝贡部落，接受国家的间接控制；第二是武装保卫自己的自治地位；第三则是逃离、分散与隐藏，并改变原来的生计方式，使得自身不可见（invisible）或无利用价值。 总之，当一个社会或社会的某部分选择逃避整合和剥削时，它会向更简单、更小、更分散的社会单位发展，最能抵抗剥削的社会结构是群龙无首式的家户小规模集合。除了抵抗外部国家的侵入，“无国家”人群还需防止国家的内生。“佐米亚”山地人群拒绝内部永久阶序和国家形成依靠的是本身的移动性。山区克伦人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不光为了开垦新的游耕地，他们还会为许多非农业的原因（一个梦、贡赋的压迫、一连串疾病与死亡、宗教人物的召唤、不祥的预兆等等），而把居住点部分或全部搬到一个新地方。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可以有效防止阶序化与集权化出现。
斯科特认为，如同游耕的生计方式可以逃避剥削，社会分裂、群龙无首可以抵抗国家的整合，“佐米亚”山地的“无文字”与口传文化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操作历史、谱系与自身能见度的自由，它可以挫败国家措施。文字与书写相对山民来说只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他们既可以选择拥有也可以选择放弃。关于山民为什么不会书写，他们的口头传说惊人的相似，这些故事有着同一个主题：他们曾经能够书写，只是由于自己的疏忽才丢掉了，或者文字是被诡计骗走的，不然他们仍会的。 例如克伦人就讲述，他们与缅、汉三兄弟被分别给予文字，缅、汉保存着文字，克伦人在游耕时，把写有字的兽皮放在树桩上，结果被野兽吃掉了。
文字与书写文本最大优点也是它的最大弱点，即相对永久性。书写文本使得某种正统得以成立——这样的文本或是关于起源的传说，或是迁徙的叙述，或是一份谱系，又或是像圣经与古兰经那样的宗教文本。文字与书写还是重要的政府管理与治国工具。一个低地国家不能没有下列东西：可征税土地的簿册、劳役清单、收据、账簿、皇家敕令、法律等等。反之，口头传统则比书写传统更民主（democratic），原因有二。第一，读写能力没有讲故事的能力那么为人广泛拥有。
第二，很少有简单办法去裁判口述历史不同变体的真实性。 口头文化只存在与保持于每个特殊的操演中，它在特定时间、地点，因面对有兴趣的观众而产生。在笔者看来，这完全与山民游耕的生计方式、分裂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当山民不停地迁徙，周旋于不同人群之时，当昨天的敌人变成今天的邻居之时，他们不得不“巧舌如簧”，适时改变对自身历史与谱系的叙述。在这样的社会很难产生关于权力与“正统”的一致性叙述，更遑论持久的传承。
在宗教信仰方面，斯科特详细分析了“佐米亚”山地的“千禧年”（millenarian）式预言传统。这种传统预言世界将面临末世与重新开始，新的世界主宰将降临。19世纪中叶传教士记录的克伦预言诗句反应了这种愿望的精髓：克伦人将转运，世界将倒转，轮到克伦人掌握权力、财富、宫殿与城市了。 总之，山地的千禧年式预言有着匡扶正义、重现公平的主题，历史上山区的基里斯玛人物（charismatic figure）正是依靠宣扬此种思想，才鼓动了一起又一起针对低地国家的暴动。在斯科特看来，历史上克伦人、蒙人（Hmong）与拉祜人简直是以预言与叛乱为业。
由千禧年式预言传统引发的暴动不仅是抵抗低地国家的武器，还是山地社会自身更新的手段。大型千禧年运动的革命性行动会完全改变一个村落共同体的社会阶序。原先的地位和名声在新秩序中一文不值，预言者及其侍从（也许他们中许多在旧秩序中都处于低下地位）的地位会升高。当这种千禧年运动循环出现时，山地社会内部必然难以出现永久的阶序和权力关系，这实际上促成了一种更为高级的逃跑型社会结构。斯科特认为“佐米亚”山地千禧年式预言传统的“原材料”大都来自低地国家：佛教、道教、基督教，以至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山民们用这样的“原材料”组装的意识形态却是一种抗拒国家的意识形态。
二
综观斯氏的“佐米亚”研究，其提炼出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即山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state effect） 。这为研究类似山地环境的沙漠、沼泽、海岛等“无国家”之区提供了借鉴与参考，而关于这些区域的研究显然长期被学者所忽视。斯氏认为“佐米亚”山地并非与世隔绝，其与低地长期保持频繁而又重要的经济交流；双方还在仪式与意识形态领域共享观念，但这不是山地向低地简单模仿的关系，山地人群用低地传来的“原料”制作出规避、抗拒低地国家的“装置”。山地社会的形成缘于低地古代王朝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扩张与建构，因为山地人群大部分皆从国家空间逃离而来，由此形成“无国家”空间。山地社会的交通阻隔、游耕生计方式、弹性社会结构、口头文化传统以及异端宗教信仰，刚好与国家空间的交通便利、定居农业、固化社会结构、文字书写传统以及正统宗教信仰构成鲜明对比，但这远非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而是逃离国家、防止国家而又不得不与国家为邻的山地人群有意识的“适应”与“设计”。
除了宏观理论的建树，斯氏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亦给人深刻印象。其中之一种，笔者以为可谓之“为无文字者写历史”的方法。传统上，山地人群被认为是原始、野蛮、落后的，无文字甚至是无历史的，在低地国家的编年史中他们只配占有点缀、陪衬的角色。但斯氏却把山地人群放在历史叙述的中心位置，视他们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认为其具有同样的能动性与创造精神。通过此举，斯氏希望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这与他此前从事的东南亚农民研究一脉相承。 斯氏为山地人群提出的历史假设是：他们大部分是为逃避低地河谷地区国家建设计划的各种痛苦而迁来的。斯氏不仅从低地统治者书写的文献中读出其已不自知的偏见与自我中心观，通过探寻这些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复原逃离者的动机与策略；他还别开生面地用山地农业生计、社会结构、口头传统以及宗教信仰来说明这种逃离何以可能。这为我们理解无文字、“无国家”人群的文化，书写他们的历史提供了开创性路径。我们知道在史学研究中，除依靠文字资料以外，又有以物证史（考古学）、以图证史（艺术史）等传统，但斯科特显然走得更远。斯氏研究表明无文字者也可有声音，无文字处也可写历史。
此外，斯氏跨越学科界限的全球史笔法代表了当今学术潮流的方向。
斯氏曾经身为耶鲁大学人类学与政治学教授（现已退休），对于两个学科的理论范式稔熟于心。他曾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做了长达两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后多次赴缅甸等国实地调查，具备丰富的田野经验与扎实的资料基础。作为政治学者的他，既能对东南亚低地国家运作与高地社会结构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又能高屋建瓴地提出“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立场”（positionality）等通约性概念。斯氏还长期主持耶鲁大学的农业研究项目，曾经出版大量有关东南亚农民研究的著作，并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因此他对山地农业与低地农业的对比分析颇见功力。“佐米亚”区域概念的提出有其地理学背景，也进一步拓宽了地理学的视角。传统地理学多以地理特征划分地理区域，斯氏则视区域为人为的动态建构过程。人们可以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增大或缩小“区域之间的摩擦” （friction of terrains）。 总之，斯氏研究实现了多种学科知识与方法的融会贯通，因此其影响才如此广泛、深远。
全球史是近年兴起的史学潮流，它讲求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联系与横向比较，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互动关系情景中进行理解和考察。全球史并不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对象。 “佐米亚”囊括六个民族国家的边缘部分，起着“互联”六国的作用，若以其为中心，六个国家皆是环绕中心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讲，“佐米亚”正是全球史理想的实践之地。斯氏认为山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互为主体性，是镜像与对话的关系， 并将山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放置于此种互动情景中理解，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追求。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斯氏还大量引用南美亚马逊河盆地、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北美五大湖地区以及欧洲吉普赛人、俄罗斯哥萨克人的资料，展示、比较世界上类似“佐米亚”的“避难”之区以及类似山地人群的“逃离”人群，这与全球史横向比较的理念不谋而合。
“佐米亚”研究对中国学界来说具有特别意义。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来自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以及海外高校的学者组成研究团队，以华南地域为试验场，坚持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并重，践行回到历史现场在田野中理解历史，展开针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大卫如此总结华南研究的学术理路：“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 由此可见，各个地方纳入国家范围的进程是科非常关心的；刘志伟进一步强调边缘人群进入国家体系过程中的能动性与策略，“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循着这种理路，近年来两位作者在“华南”与“佐米亚”的交集部分 或者周边做了深度研究，唐晓涛研究明代以来广西大藤峡地区土著族群（瑶、壮）进入国家体系的过程； 笔者也考察了中越边境沿海一带居民的身份与认同由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过程。
斯氏认为“佐米亚”山地人群大部是为逃避低地河谷地区国家建设计划而迁来的，这丰富了我们对明清帝国建构的认识。地方人群与国家的关系就像一场牌局，有的人愿意坐下来争吵、谈判与妥协（“华南研究”的侧重方面）；有的人则对玩牌毫无兴趣，根本不愿意坐下来，所以躲得远远的（“佐米亚”研究的侧重方面）；还有人会怒而把牌桌掀翻。 因此，程美宝的评价似乎更显全面持中：“‘逃离’与‘加入’，是国家扩张过程的一体两面。近世以来，‘加入’越来越多，‘逃离’的空间越来越少。”
诚如斯氏本人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序言”部分所预料的那样，他的论点必将引来学术界的挑战与争议。此书出版之后，赢得无数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不少批评与修正。在不少批评者看来，此书较大的问题是其明显的“作者效应” ，即作者将先入为主的观念带入研究，出现主题先行、结论“超重”于证据的现象。例如，关于山地游耕农业究竟是一种生态适应还是主动选择的问题，其实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辨别。而斯氏强调山地人群主动选择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是受其“高贵野蛮人”研究理路的影响。而且政治学者也很容易将人们的行为与动机“泛政治化”，就像斯氏把人们逃离国家的行为阐释为对奴役与压迫的憎恶，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一样。
除此之外，从“佐米亚”中国部分的研究出发，笔者以为尚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形成对斯氏研究的批评与修正：
第一，斯氏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分化及其内生社会机制。
或许是为了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斯氏将低地社会（国家空间）与山地社会（“无国家”空间）截然两分，这样下来给人的印象是两种社会非黑即白、极端对立。斯氏进一步将山地社会视为低地国家的影子，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刺激——反应的关系。山地社会内部阶级分化及其内生社会机制，因与外部国家没有关系，从而被斯氏所忽视。笔者想指出的是即使在“无国家”的区域，也存在着复杂的经济文化体系，“无国家”与全面的平权、完全的自决以及杂乱的移动性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历史上的广西中部大瑶山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正在斯氏划定的“佐米亚”范围之内，《不被统治的艺术》书中也多处征引此处瑶族的资料来描述“逃离人群”。 大瑶山全山面积约为2200平方公里，境内山峦起伏、绵延不绝，山脊线全在1000米以上，最高峰海拔1979米。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当地瑶人一直是不入版籍、不纳赋役、不服王法，当地有俗语谓之“生意不纳税、种田不纳粮、不知人间王”，当时的大瑶山确实可称得上“无国家”。 1940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决定在大瑶山腹地金秀（今县治所在地）设立“警备区署”，国家政权机关开始在当地落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方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理。
然而在这样的“无国家”区域内部，却有着鲜明的阶级阶层划分，绝对的自决与平等权力并不存在。当地瑶人分属五种不同族系，即茶山瑶、花篮瑶、坳瑶、盘瑶、山子瑶，前三者又统称长毛瑶，因其占有土地、山林、河流等生产资料，被称为山主；后两者无田无山，依靠批租山林刀耕火种过活，故称山丁。以茶山瑶为例，其在山势较为开阔、河流稍宽的山谷中沿河开有水田，除水田外，他们还占有数量惊人的山林，几乎每个茶山瑶村，都占有纵贯三、五十里的山场。 盘瑶与过山瑶除了晚近从山主处买得少许劣质水田、山场外，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完全依靠批租山主山林过活。山主、山丁之间的这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在双方看来，皆因彼此不同的生产方式而合理化。“盘瑶先来瑶山，他们是过山瑶，斩木根、吃木尾，吃完一山过一山，只会种山不会种田。我们长毛瑶是后来瑶山的，来到瑶山后就号山开田，山都被我们号了，以后盘瑶就得问我们批山种。” 作为山丁的盘瑶有着与山主长毛瑶惊人相似的传说，即盘瑶先来瑶山，只是因为游耕才没有占据山林，而长毛瑶则刚好相反。
历史上的大瑶山虽然“无国家”，但并非混乱无序、散沙一盘，它有着内生的“社会契约”机制，即石牌制。瑶人两村或数村之间通过石牌会议订立石牌条约，并将其刻写成石牌树立，由石牌头人监督实施，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自我约束、规范与惩罚。关于石牌制的起源，当地传说称：“外面平阳大地方，有官府衙门办事；我们瑶山小地方，不归官府所管，怕人强人恶，乱作乱为，老班就立起石牌，定下规律。有人犯事，都照石牌规矩来办。” 由此可见“无国家”人群也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与机制。现知最早的石牌订立于明末崇祯年间，早期的石牌条约主要涉及内部管理，比如保护农林副业生产；维护男女婚姻关系；戒偷戒盗；规定居民发生争端时应遵循的事项等等。后期则加入防御土匪和山外歹徒恶棍逞强滋扰；抵抗国民党“开化”等等内容。早期的石牌往往在同一族系（主要是茶山瑶）内部两三个村落间订立，后期的石牌则囊括越来越多的村落，甚至出现跨越族系的石牌组织。
光绪九年（1883年）订立的莫村石牌，就是由11个茶山瑶村落与盘瑶共同参与的。莫村石牌条约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对付进山汉人的：“日后外客汉杂人，如有乱入内瑶地方，倍（随） 处山中偷盗百物，不要理道（道理），何人见者，直开炮打，不容。” 清末民初当地涌现了不少这种跨越族系的石牌，原因是当时汉区的土匪经常窜入山区侵扰瑶民，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防范外来人员。由此可见，“无国家”区域内部的社会变动不一定都跟国家相关，引起变动的因素是多样化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作为“无国家”人群“天敌”的国家的确也是引起山地社会“应激反应”的重要因素。例如，1939年为应对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开化”政策，全瑶山石牌头人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石牌会议，决定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大瑶山，瑶民中谁服从、投降国民党就杀谁。 在此，笔者要指出的是当地人群抵抗国家的形式正是对传统内生机制的利用，这样的机制显然不是因抵抗国家才产生的。
第二，斯氏低估了山地族群精英的能力与作用。
斯氏在研究马来西亚的农民时，强调的是诸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日常反抗形式，明显忽视农民精英的作用。 这样的研究取向同样体现在他关于“佐米亚”的研究中，在其看来只有宗教性的基里斯玛（charismatic）预言者才能超越族群、家族与方言群体的分歧成为族群领袖，而他们的作用就是发动山区的抵抗运动，当然，这些运动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斯氏虽然承认这类基里斯玛预言者是地方上的世界主义者——游历广泛，能讲多种语言，与其他地方有联系和结盟，但斯氏对他们的这种能力与作用并未过多着墨。通过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山地的非宗教精英人物不但可以动员本地族群，而且具备与国家或其代理人协商、谈判和妥协的能力。他们可以快速适应国家对其的定位，甚至加以改造、利用。山地精英及其民众对待国家并非只有武装反抗一途可行。
民国时期大瑶山瑶民首领李荣保出身盘瑶家庭，因属山丁阶层，所以无田无地，家境贫寒。因个人能力出众，李逐渐成长为本地盘瑶“三百石牌”的头人，后协助官府剿匪，身先士卒，屡战屡胜，从而引起广西省政府的注意。1930年政府大力推行“开化”瑶山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在瑶区设立化瑶学校。李荣保为了联络政府关系，特意招化瑶学校教员为上门女婿。1931年冬，李在其女婿的引荐之下，“晋省观光，谒见当局”，受到李宗仁、白崇禧等大员的隆重接待，并被冠以“瑶王”之称。
李荣保趁机向当局上呈开发十八山计划。十八山位于大瑶山西南一隅，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为土匪出没之地。李以剿灭土匪为名，要求政府支持其占领该地。广西省政府批准了李的提议，并发给枪弹、银元。李利用这批武器和经费，将四十多户盘瑶迁至十八山居住、生计。广西省政府批准设立十八山区公所，由李担任区长。虽名义设区，但十八山瑶民不完粮纳税，不派役征兵，仍沿袭石牌头人体制，而李当然是当地最大的头人。 可以看出李清楚“国家”对其的定位，他还利用这种“定位”与“国家”（代理人）协商、谈判，以实现自身利益。
斯氏还声称瑶民对于来自低地的“威胁”，经常是难以理解的，这种“威胁”结果给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但在笔者看来，部分瑶民领袖对时局有着清晰的认知，并能做出精明的抉择，在与外部势力打交道时他们显得游刃有余。
大瑶山的瑶民领袖陶玄天就是一个例子。生于1906年的陶，青年时就被老辈石牌头人收为徒弟，并成长为新一代头人。作为茶山瑶的陶不但与山主集团关系良好，由于愿意放弃部分特权，其与山丁集团的盘瑶、山子瑶关系也较为融洽。1939年大瑶山全山石牌头人聚集开会，商讨应对国民党“开化”政策的策略。当时大会由老辈石牌头人主导，反对“开化”的意见获得胜利。不愿公开反对老辈石牌头人的陶表面上附和大会意见，私底下却是支持“青壮派”头人，赞成“开化”的。1940年国民党军警强行进山，石牌头人号召抵抗，陶也借故未参与。国民党政权机关站稳脚跟后，曾吸纳陶加入国民党，并请他出任村民代表。但是，陶并未完全投向国民党政权。1943年“金秀瑶变”时，陶虽未直接参与暴动，却为暴动者提供了食宿支持。陶还与中共地下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帮助他们逃脱国民党政权的迫害。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瑶山，陶参加大瑶山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放弃土地、山林等特权，让盘瑶、山子瑶无偿耕种，新政府授予他“甲等团结模范”称号。1956年陶当选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副县长，由于他熟悉地情民情，在解决群众土地纠纷，维护团结、发展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时期陶灵活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解放后则承担新政府与瑶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起到了沟通、协调双方的作用，那么他怎么可能不理解来自外部的所谓“威胁”。
第三，斯氏全书的关键论点尚存论据疑问。
斯氏在其著作中将山地族群口传的历史——即他们曾经生活在谷地，后来因为武力压迫或其他原因才逃到山地——视为历史的真实， 并用这种材料来支持“住在山里的人大部分是为逃避低地河谷地区国家建设计划而迁来的”、“山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的论点。这种证据在笔者看来是尚存疑问的。 众多山地人群均有类似的口头传说，比如阿卡、克伦、苗、瑶等等，这是事实，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却是需要仔细研究、具体分析的。这样的传说对某些人群来说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但对其他人群来说则不一定。
以大瑶山的瑶人为例，茶山瑶中的苏、钟、龚、陶等姓皆声称其祖先以前都是住在广东猪儿巷的，相传被汉人赶走，先到广西梧州，后来又被官兵撵，于是分作两路进入大瑶山。 茶山瑶中的另外两支苏姓、陶姓也声称来自猪儿巷，不过这个猪儿巷却在湖南境内，他们中有的还远溯湖南之前的原籍，说是广东南海普陀。 不光“山主”集团的茶山瑶有祖籍猪儿巷的传说，作为“山丁”的山子瑶也有类似的传说，他们声称祖先曾住广东省猪仔巷（或称猪鸡巷、珠玑巷），后由猪仔巷迁到广西来。
其实“珠玑巷”（或近音的“猪屎巷”、“猪纸巷”等等）的移民传说是广东地区较为流行的祖先故事范型，已有研究表明这种移民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它更多反映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的沙田开发以及宗族建立的历史进程，其故事情节与地方历史发展过程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因与广东接壤而受其影响，广西东南部的许多汉人家族在其祖先故事中植入了此传说。 这种影响已经波及到大瑶山周边地区，唐晓涛以大瑶山以南大藤峡地区为田野点，详细考察了清初以来当地的宗族建设与祖先故事的建构过程。清初，来自广东在当地从事米粮贸易的商人开始融入地方，他们大规模开展宗族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编写族谱，讲述他们广东移民的身份，借以划清与土著的界限。到清中期以后，本地土著人群（包括瑶、壮等）为了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象征资本”，纷纷以广东移民后裔的宗族组织为模仿样本，建设自己的宗族组织。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模仿移民后裔的祖先故事，其中就包括“珠玑巷”的移民故事。
从这个角度去看，某些山地人群的移民传说很可能是一种文化传播与模仿的结果，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况且，像大瑶山这种情况，当地人群几乎全部声称从低地迁入（盘瑶亦声称乃盘王子孙，祖先曾居住浙江会稽山，有的说是从具体地址不明的“千家峒”而来），那么在那之前难道山地就无人居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们想问他们的后裔何处去了呢？
总之，斯氏的宏观理论建构尚存三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是所持观点较为极端，非黑即白，只看到山地、国家对抗一面，没有看到妥协、融合一面；二是“高贵野蛮人”的想象较为明显；三是对山地人群内生机制、精英人物评价过低。在具体论证中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佐米亚”的范围实在太大，其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值得高度重视。尤其是它的中国部分，几千年来一直面对强大的中原帝国及其从未间断的独特文明，在这一点上颇与其他部分不同。自此出发，理应发展出与众不同的宏观理论与解释模式，当然这已是远非拙文所能及的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