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读后感摘抄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是一本由[美]裴德生 编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020-4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虽然力图揭示清代社会的内在动力， 打破停滞、封闭的刻板印象，但同时建构了另一种“走向近代”的线性历史叙事模式，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身脉络不尽契合，甚至掩盖了清代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最后一环的内在机理。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称《清代前中期史》）是《剑桥中国史》系列的第9卷，该卷试图突破旧的研究范式——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即清代中国被形容为保守、停滞的“旧秩序”，西方冲击导致其渐次瓦解），重新评估清代前中期历史的特性及其在帝制晚期历史中的位置与作用。牟复礼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将明代称为“传统中国文化成熟之最后阶段”，言外之意，清只是明的延续甚至衰退。清代前中期是否就是由盛转衰的时代？明清之间的延续性是否应给予重新审视？能否在清代中国找到内在的发展动力？这些问题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中心观”的兴起与北美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然而，《清代前中期史》的尝试未必取得了成功。

　　其一，《清代前中期史》仍以欧洲的近代经验作为参考标准。

　　“在中国发现历史”本是针对“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而发，旨在诠释清代中国内部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北美清史学界也确实试图展现清代社会的内在活力。但该范式的前提仍是以欧洲近代经验作为历史定位的基本参照系。正因如此，《清代前中期史》对明清两代延续与更新、共性与差异问题的处理，均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另一方面，《清代前中期史》对清代某些“革新”的认识，却忽略了明代以来的发展因素。比如，《清代前中期史》认为，以奏折为中心的文书行政体制以及君主直面大臣的统治方式是清代政治结构的重要革新。然而改革的动议事实上在明末已是相当流行的话题，甚至在崇祯朝的皇权运作中已初见端倪。又如，裴德生以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为例，详述“学”在清初的重新定义与范围拓展，凸显新学术典范的意义。然而，学风转向固非一时之功，重视五经的学风至少可以追溯至复社，知识范围的拓展更是晚明士大夫群体中常见的现象。此外，如邓尔麟注意到顺治朝内大臣成为新的权力重心，史景迁则称康熙帝亲政之初的权力基础是侍卫群体，大致指出皇权与内廷官员的关联性，这事实上正是历朝均存在的内朝化趋向，如仅从满汉关系、八旗权力中央化的角度考察，恐无法窥见全貌。

　　其二，传统中国被排除在叙事主体之外。

　　首先，从传统中国统治与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制度、官僚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除督抚制度外，《清代前中期史》并未专设章节讨论这一问题。河工、漕运被康熙帝视为国家要务，也是清代国家资源调配能力的集中体现，该卷亦未涉及。

　　其次，英文学界常常将士人作为地方社会与政府的中间者，其初衷是试图在中国社会找到一个“中间阶层”与“公共空间”，但是士人本身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与国家、帝王的关系，这些重要议题反而日渐边缘化。以乾嘉学术为例，《清代前中期史》仅厘清了士人兴起的社会环境与人际网络，简要提及了作为先行者的阎若璩与胡渭，基本没有涉及汉学的内在脉络。除考据学外，清初经世学特别是理学经世的传统、乾嘉新义理学以及汉宋之争，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主要脉络，均未见论及。

　　无论是汉学、宋学，抑或经学、理学，都与史家关注的近代化问题关涉较浅，但却是清代士大夫知识世界中最为核心的组成，更是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源应对时变并在自身脉络中寻求解决方案的例证。但是，这些议题在剑桥史中的缺席，使得该卷呈现出的是一幅并不完整，甚至缺少内在机理的清代中国的历史图景。

　　其三，对“新清史”纠偏不足。

　　“新清史”研究在理论与史实上的缺陷，学者论之已悉。虽然素被归入新清史谱系内的柯娇燕亦为《清代前中期史》撰有专章，但整体来看，其理路仍与新清史有较大的不同。《清代前中期史》并不否认满洲以及其他非汉文化传统对清代统治的影响，但同时承认清代汉化面向的存在及意义，这事实上即是对“新清史”“满洲特性论”的否认。比如，陆西华将建州女真的兴起置于明、蒙古诸部以及朝鲜等多方角力的分析框架中，揭橥后金军事活动背后的经济因素，并强调中原政治文化传统与后金政权的调适；吴才德认为乾隆朝皇权并非建立在明确的族群基础之上，而是基于对传统古典价值的再制作，这些价值亦非特定族群的专属。

　　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或是一种可资参考的概念。简言之，“同文”首先以“大一统”为前提，一方面彰显清代皇权治道合一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强调多元族群与文化相对平等地共处于同一治理框架，清帝协调非汉族群的实效与虔敬尊儒的成绩，正是两者交相为用的结果。如何超越满汉二元论乃至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二元论，进而全面理解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清代国家治理的多元策略、机制运作及其所参照的思想资源，仍是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

　　此外，西方汉学惯以“帝国”称呼中国历代王朝，《剑桥中国史》各卷中也不乏此类用例。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帝国”概念的滥用问题，已经被中国学者注意并批驳。裴德生《清代前中期史》下册导论中，以较长篇幅辨析了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在他看来，相较于缺乏界定的“帝国”，用“一统”的观念或许更贴近13 世纪后中国各王朝的统治实态。在竞相援引社会科学理论的北美清史学界，这种对概念的谨慎与警惕实属可贵。然而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清代前中期史》个别概念亦存在严重的谬误，如将清代的边疆治理一概称为“殖民”（colonization），将理藩院译为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这究竟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仍需要中国读者予以特别关注。

　　《清代前中期史》并未对明清之际的连续性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演进逻辑做出有效回应，虽然试图揭示清代社会的内在动力，打破停滞、封闭的刻板印象，但同时建构了另一种以走向近代为终点的线性历史叙事模式，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身脉络不尽契合，甚至掩盖了清代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最后一环的内在机理。因此，如何发掘“中国话语”，强调中国史研究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学界对话，在更广阔的历史视域内理解明清中国，仍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读后感(二)：【转】欧立德：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原文地址：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5142

欧立德

　　【编者按】 2002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出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先生主编，全书以导论为先驱，共分十章，后面有一个附录。导论的题目是“承旧开新”，他对清代前中期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了精辟的论述，承旧是指清承明制，清在很多方面是明代的延续；开新是指在晚清之前中国人口众多，疆域扩大，在这个广阔领土上养活3亿多人，如果没有在生产力上、政策与体制上各个方面都要有很大的发展和开新，所以叫承旧开新。

　　下面的十章先从纵的方面，第一章讲了1644年以前的清朝开国的历程；第二章顺治朝；第三章康熙朝；第四章雍正朝；第五章乾隆朝。时间界限，晚清史从1800到1911，这一卷时间界限是1644到1800。前面五章纵向讲了清朝重大的事件，包括对各个皇帝的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接着五章从横的方面，比如艾尔曼先生讲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另外各章讲女性、性别、家庭、婚姻，有的讲清代社会的稳定与变迁，最后一章讲清代的经济发展。这部书纵横两个方面用将近百万字的篇幅，把清代做了立体式的勾画。后面的附录有1000多种参考书目，里面的材料很多，所以说内容是丰富的，全书可说是清代历史的立体式画卷。

　　下面介绍一下作者。《剑桥中国史》在编写的体例上往往由一位资深的、权威性的教授领衔主编，所以总主编就是费正清先生，在总主编的总筹划下面每一卷又有一位主编，各个卷每章的作者都是这个领域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也同样贯彻这个惯例，由裴德生先生主编。如果说从二战以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费正清先生作为第一代，费正清先生的一些大弟子列文森、芮玛丽、史华慈作为第二代，这一卷的作者大多数都是第三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是第四代，都是活跃在美国当代学术界第一线的一流的学者，也是自己所承担章节这个领域有着丰厚学术积累的作者，所以他们有广阔的视野来编写这一卷。

　　同时《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出版距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年国内外学术界日新月异，从研究的框架、理论的指导、研究的方法、材料的运用都有大的发展，都有新的开拓。所以这卷书，在很大的理论框架上，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反应论”的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的模式，转向 “中国中心观”的模式。“中国中心观”也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而是研究的视角上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寻找内在的动因，这个已经成为美国当代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一卷书充分反应了这个动向。

　　这一卷大家期待已久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对著名的多卷本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其设想最初始于约40年前。该卷共分10章，涵盖了约200年的历史，是一部杰出的，对著名的多卷本的一个杰出补充，最早设想始于约40年前。该著作分10章，涵盖了约200年的历史，从16世纪末女真的形成一直到1799年乾隆帝的驾崩。前半部分（约300页）按朝代发展顺序为脉络安排章节，后半部分则以主题为线索。该卷附有15个表和12副图，显示了作者对材料的全部把握以及对最新材料的娴熟掌握的功底，立体地解读了帝国社会全盛时期的面貌，展现给读者的是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平衡性混合，体现了一种大部分读者都应该会满意的风格。编辑对整卷的编排上表现出十分高的水平，不仅避免了某一主题或朝代的过多重叠或叙述，同时也成功地使作者在本领域的优点和特点很好地发挥出来，而这些作者都是美国清史研究领域的资深历史学家，他们在书写自己负责的部分时结合叙述和分析等方式，集中表现了他们的立场与态度。无论大家对这一段时期是否代表了中国“近代”这一观点还未取得共识（目前这还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这里暂且放在一边），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清朝前期也是鼎盛期在理解当今现代中国方面的重要意义。本卷缺乏结论性一章，这表明毕德胜（Willard J．Peterson）在前言中提出的重要问题的答案还尚未明确，他的问题是：1800年清朝的“秩序”是一个不到200年秩序吗？（第17页）。然而，至少这些年中有很多值得读者们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时可以细细咀嚼的东西。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关于雍正帝的那一章在解读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章末得出的结论却颇让人费解，他首先指出“雍正帝期间的政治为帝国18世纪后发展成一个强大、现代的国家机器奠定了基础”（第228页），而在接下去那页却又断言说“雍正帝没有建立能够确保国家和经济持续强盛的制度”。也学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反映了历史学家对清朝这最富争议的13年统治还未达成共识。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对乾隆王朝的叙述可能是详细叙述各个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他对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统治者”（作者原话，第230页）的功过得失给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评价。在扎实利用一手史料以及二手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伍德赛德为寻求调和乾隆统治许多明显相互矛盾的方面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十分好的叙事，这种张弛有度叙事很有思想、由富有洞察力的摘要和结论构成。

　　组成该卷下半部分的五章代表了一种试图以综合而不是以一个个皇帝为基础的处理问题的努力。这五章的第一章对满族和清朝其他征服者中的精英阶层（据我所知，该词从来未被清晰界定过）给与特殊关注。聚焦于对八旗等亚洲内陆元素的叙述，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为读者简要介绍了一些有关清朝统治不同于明朝统治的最新思考。该章与其他章节的不同点在于其近乎排他地依赖二手资料，尤其包括作者有关满洲历史与认同的著作。不过，对清朝军国主义的讨论忽视了濮德培（Peter Perdue）和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重要著作。这章之后是艾尔曼（Benjamin Elman）有关文人生活的宏文。以传统课程表和科举文化等基本知识为开端，艾尔曼接着为大家讲述了1650-1800年间主要文化潮流的历史，这些文化潮流是通过对考试题目的回答展现出来的。通过简要但却非常有用的对当时受教育精英男子的职业机会的综述，艾尔曼也为大家提供了当时文献学和科学研究的缩略图。

　　抛开这些和其他小错误不说，参与这项工程的编者和作者如此努力，花这么长时间来对这么重要的时代进行这么有价值、激励人心的描述，应该获得所有中国史学家的感谢。

　　原文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4, No. 4 ，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读后感(三)：【转】朱政惠、艾尔曼、葛兆光、王俊义：中美学者对话美国中国史学新动向——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出版意义

　　时间：2009年12月24日

　　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会议室

　　对话嘉宾:

　　艾尔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葛兆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王俊义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

　　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王俊义：

　　尊敬的艾尔曼先生，尊敬的朱政惠先生，各位新闻界媒体的朋友：

　　首先十分感谢艾尔曼先生、朱政惠先生，在百忙之中应邀参加这次对话，我感到很荣幸的是，我的老朋友艾尔曼先生，我们相知相识近30年，80年代初我们就相识，后来他又邀请我去讲学，我的学生也读他的博士。

　　艾尔曼先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著作很多，他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乃至最近出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他又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第七章的作者，目前又受教育部的聘请，作为长江学者在复旦大学讲学，所以这次他应邀参加这次座谈对话活动，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朱政惠先生，虽然初次相见，但是相闻已久，他的著作我都拜读过，近年来他致力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写过不少著作，而且还写了评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专著，这次座谈的话题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我自己曾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工作，1991到1999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在工作期间，在前人的基础上主持过《剑桥中国史》的出版编辑工作。最近受委托和于沛先生终审《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这部书又是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组组织编译的，现在这部书已经翻译编辑完毕，明年初要出版。所以在出版前期借艾尔曼在上海讲学开这个座谈会。

　　今天主要发表宏论的是艾尔曼先生、朱政惠先生，我们出版社不过给两位专家搭建这个平台，请他们发表高见.我想先从我的工作角度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为了大家更好的了解。所以先简单的说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

　　大家都知道，由费正清教授、崔瑞德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反映当代西方研究中国史最高水平的巨著，可以说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权威性著作，它问世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中国社科出版社作为中国社科院直属的一家出版社，以出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为特色，既然《剑桥中国史》有这样的价值，理所当然应该组织出版。1978年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剑桥晚清史》出版后，我们很快组织翻译，1985年出版了这部《剑桥中国晚清史》。接着陆续出了剑桥《隋唐史》、《秦汉史》、《明代史》、《辽西夏金元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前后出版了11卷之多。

　　2002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原版书出来以后，我们很快组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翻译这部书。这部书的译者多数人既是研究清史的专家，同时也精通英语，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翻译完毕，而且编审完毕，现在正在做后期的工作。估计在明年二三月份要出版。所以出版前在这里与作者之一的艾尔曼交谈，最主要的是加强学术交流。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大致情况说一下。这一卷书由艾尔曼先生的同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先生主编，全书以导论为先驱，共分十章，后面有一个附录。导论的题目是“承旧开新”，他对清代前中期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了精辟的论述，承旧是指清承明制，清在很多方面是明代的延续；开新是指在晚清之前中国人口众多，疆域扩大，在这个广阔领土上养活3亿多人，如果没有在生产力上、政策与体制上各个方面都要有很大的发展和开新，所以叫承旧开新。

　　下面的十章先从纵的方面，第一章讲了1644年以前的清朝开国的历程；第二章顺治朝；第三章康熙朝；第四章雍正朝；第五章乾隆朝。时间界限，晚清史从1800到1911，这一卷时间界限是1644到1800。前面五章纵向讲了清朝重大的事件，包括对各个皇帝的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接着五章从横的方面，比如艾尔曼先生讲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另外各章讲女性、性别、家庭、婚姻，有的讲清代社会的稳定与变迁，最后一章讲清代的经济发展。这部书纵横两个方面用将近百万字的篇幅，把清代做了立体式的勾画。后面的附录有1000多种参考书目，里面的材料很多，所以说内容是丰富的，全书可说是清代历史的立体式画卷。

　　下面介绍一下作者。《剑桥中国史》在编写的体例上往往由一位资深的、权威性的教授领衔主编，所以总主编就是费正清先生，在总主编的总筹划下面每一卷又有一位主编，各个卷每章的作者都是这个领域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也同样贯彻这个惯例，由裴德生先生主编。如果说从二战以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费正清先生作为第一代，费正清先生的一些大弟子列文森、芮玛丽、史华慈作为第二代，这一卷的作者大多数都是第三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是第四代，都是活跃在美国当代学术界第一线的一流的学者，也是自己所承担章节这个领域有着丰厚学术积累的作者，所以他们有广阔的视野来编写这一卷。

　　同时《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出版距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年国内外学术界日新月异，从研究的框架、理论的指导、研究的方法、材料的运用都有大的发展，都有新的开拓。所以这卷书，在很大的理论框架上，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反应论”的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的模式，转向 “中国中心观”的模式。“中国中心观”也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而是研究的视角上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寻找内在的动因，这个已经成为美国当代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一卷书充分反应了这个动向，所以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副题是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出版意义。

　　刚才王磊先生讲，国家正在集全国之力，包括港澳台的学者都在参加清史的编纂，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更有其现实意义，所以我就先介绍一些背景资料。为了对话的方便，我们事先与两位嘉宾通了气，大致围绕几个问题：1.《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整体评估;2.《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容特色、价值取向，同时也要实事求是探讨如何评价“中国中心观”和“冲击反应论”;3.美国中国史学研究有什么新的动向，中国跟美国在清史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等等这些问题进行对话。嘉宾可以就这几个问题多发表意见，也可以就这几个问题的一两个问题发表意见，或者在这问题以外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畅所欲言。

　　（葛兆光教授来到会议室）

　　我们热烈欢迎葛院长在百忙中亲临我们的活动!也感谢他为我们这次活动提供的场所.

　　先请艾尔曼教授,朱政惠教授讲，葛兆光先生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他的著作大家都熟悉，今天能有机会光临会议，也请他发表高见。

　　我的引言性的学术背景就介绍到此，谢谢大家！

　　艾尔曼：

　　大家早上好！

　　我只是《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不是编者，对编撰的事情知道一点，不是很熟悉，我今天讲的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的方向，跟以前的费正清的剑桥史方向不太一样。费正清是50年代、60年代研究中国的，其研究的根本就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失败，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是共产党成功，等等。费正清自己是以中国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社会方面的落后，都没有前途的方面做研究。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看法。

　　我们现在做新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不是以中国为什么失败的态度来分析的，而是对康熙、雍正、乾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中国在18世纪是了不起的，甚至英国也要模仿中国的，这方面是我们要了解的。清朝从清初一直到乾隆末年为什么版图扩大了，包括满洲、蒙古的一些地方，新疆的地方，甚至包括西藏，那个时候英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在海上扩大地方，中国是在大陆里面扩大的。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多多了解的，中国在18世纪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之一。

　　19世纪情况不太一样了，跟19世纪《剑桥中国晚清史》态度有点不一样。费正清的剑桥史跟我们的态度不但不一样，甚至有冲突，虽然剑桥史是通史，但是有冲突所在，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做的是80年代反映50、60年代的研究，我们做的是20世纪初期反应映90年代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出，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转变，年轻的研究生虽然很尊敬他们，他们是前辈、是老师，但是后辈也可以和可能超过他们。

　　费正清那个时候因为资料的限制，不能到贵国来，费正清的学生都是在欧洲、美国、日本、台湾找资料的。而我是可以到贵国找资料.我研究的第一本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是到日本去的，没有到中国来，那个时候美国人不太了解考据学。第二本是常州今文学派的，是非得到中国来的，因为常州的资料在江南、北京，资料都非常丰富，所以开始利用中国国内的资料。这方面从剑桥史的各篇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来，费正清都是用外来的资料来分析问题，后来开始使用中国国内的资料。这可能说是剑桥中国清史第一部晚清和第二部前清不太一样的地方。

　　还有鸦片战争的问题，你们认为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始，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看重1840年，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觉得鸦片战争很重要，但是觉得在当时的时候，鸦片战争对国内不是那么重要。认为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始是后来的，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就觉得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我觉得，虽然鸦片战争是重要的，但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时期清朝是非常困难的。鸦片战争解决了的事件，只是开了一些海港，上海、宁波、天津，影响还是有限制的，影响中国清朝全朝廷的也是有限制的。太平天国差一点就让清朝崩溃了，而西方是支持清朝的，在上海等其他地方对付太平天国，死掉不知道多少人，可能有200万的人死掉了。跟太平天国比起来，鸦片战争规模很小，所以我们认为在近代史上大概是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比较重要。

　　还有一些人觉得，中国近代史时限应该把范围扩大，甚至于明朝末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和全球的贸易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已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化的问题，那时候中国有很多融资、贸易，西方人、阿拉伯人都到中国，那时全球的贸易也是依靠中国的。受鸦片战争影响，后来改变方向，因为鸦片的关系，钱不是到中国来，都到欧洲去了。中国与全球的贸易关系不止是19世纪开始的，明朝末年就已经有影响了。

　　这方面王俊义先生的学生赵刚在美国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描写康熙对贸易的看法，康熙是比较开放的，不只是满足，而是支持，甚至他们和俄国、日本开展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因政治的情况不是直供的关系，俄国派人到北京来，也是为了做贸易。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国际关系，是靠宁波长期的贸易关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康熙皇帝也是支持的。清朝18世纪已经开始开放了。19世纪这个情况改变了很多，我们要重新从18世纪历史脉络来分析19世纪。

　　可能还有一些话能说，但是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下面请朱政惠先生讲一下。

　　谢谢大家！

　　朱政惠：

　　尊敬的王俊义教授，尊敬的艾尔曼先生，尊敬的葛兆光先生、王磊先生：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对话会，我也是有点紧张，因为在我面前三位都是大师级的人物，王俊义先生是清史方面的名家，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所长，艾尔曼先生大家非常了解，著名的国际上的清史研究的人物，葛兆光先生也是思想史方面的权威。

　　今天主要本着学习的态度，特别有这个机会了解国外的清史中国学的研究动态，了解国内清史研究的状况。今天的话题主要围绕《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刚才王俊义先生已经把整个基本情况介绍了一下，艾尔曼先生也把整个编纂的动机也介绍了一下，我主要想从中国学者的立场谈谈我对前清史的印象。因为我曾经到美国呆过一段时间，把全美国的东亚所都跑了一圈，接触了一些学者，同时又是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要求我做一些工作，为此我专门写了关于美国的清史研究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这过程中特别了解到裴德生主编的前清史，对这书的情况从我个人的角度谈几点想法。

　　一、前清史我认为是美国学者对前清社会的重要的研究。刚才王俊义教授已经把整个框架性的分析做了介绍，是从纵线和横线来展开研究的。纵线主要从女真到皇太极的建立，王朝的过程，以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个朝代的发展，包括对他们的政治统治、疆域变革、战争军事的探讨。横断面主要包括对社会精英、士人、文人文化、科学机构、家庭性别、社会变更、帝国财富、帝国经济的研究。这个纵向和横向的描述基本涵盖了前清历史的主要方面，特别是有些探索是相当深入的，包括艾尔曼先生的那一章，以及女性方面的研究都是非常深入的研究。

　　这里有一个问题，主编裴德生（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引言中谈到，这本书一开始的计划、策划全部是魏斐德，然后转到裴德生，为什么转到他的手里？

　　（艾尔曼： 开始魏斐德跟费正清合作，后来费正清的意见和魏斐德意见不一样，觉得要分开。费正清编晚清史，魏斐德编前清史，因为他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说明这本书的确定是魏斐德，魏斐德在前清研究方面是绝对大师级的人物，提纲是他定的，大部分著作撰写人员也是魏斐德定的，从这点来看,这本书的著作人背景是很强的。

　　三、这本书图表并用，内容详细，特别是满洲文献的应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史书特别强调表的应用，郑樵认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中国人是讲究表的应用，是因为它能非常简略、又非常精到的把历史过程表述出来，包括艾尔曼很多关于科举制的表述都是用表格表现出来的。还有图的应用，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的，叫 “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前清史的书里表有15张，图有12份，还有地图放在里面，对我们了解前清时期疆域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表、图的巧妙应用，说明作者的研究功力。

　　还有一个特点，满文文献应用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美国新清史研究的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满文文献的应用，而以前一些研究可能汉文文献用的比较多。但是清中叶以前，包括官方的文书基本都是满文的。所以如果把满文一打开，可以发现很多重要的问题出来。这里面本身有陆西华教授、柯娇艳教授都精通满文，尤其是陆西华教授强调满文是比较重要的。

　　四，我把前清史和晚清史做一个大体的比较，然后发现所体现史学的发展方向。我查了一下晚清史有上下卷，上卷1978年出版，下卷是1980年出版。上卷作者有弗莱彻、魏斐德、费正清、孔飞力、刘广京、郭廷以、柯文，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关于1800年前后亚洲腹地、清王朝败落的根源、广州贸易和战争、条约制度的形成、太平军叛乱，以及中外关系，清朝与蒙古、新疆、西藏的关系，包括自强运动和基督教传教运动，等等。下卷作者徐中约、郝延平、刘广京，张灏、詹森，以及日本的市古宙三等等，他们主要研究晚清的对外关系、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西北与沿海局势、1890到1898的思想变化和维新运动，以及有关1901到1911年政治和制度变革等等，还有巴斯蒂的社会变革潮流问题的研究。从这两卷的作者和研究的课题当中，再和现代的前清史的作者和课题研究比较看，我感觉有三个差距。

　　第一，晚清史基本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中国学专家撰写的，但是前清史基本由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专家撰写，实际体现了前后更替的过程。这两本书的时间差距是1980年到2002，基本是以新一代的学者为主撰写出来的，体现了新的研究问题，新一代的观念。

　　第二，晚清史的内容是以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为主的探讨，也就是费正清的研究特色，大线条、大板块的探讨。转到前清史很明显的，除了政治、经济、外交的探讨以外，深入到社会基层、家庭、边远地区、民族问题、思想意识形态，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从作者队伍的情况看，晚清史的作者队伍是全球性的，包括有日本、法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作者。但是在前清史的队伍中，除了伍德塞德以外，基本都是美国人。

　　（艾尔曼： 前清史应该有两本，第一本已经出来了，第二本是中国清朝的时候与东亚的事情，文章都已经集中起来，整理好了，再过几年可以出，主要是研究这个问题，时间范围还是1644到1800。）

　　（王俊义：这是艾尔曼先生提供的新信息，之前我们不知道，原以为拿到的版本已是1644到1800，是完整的。这次来后从他那了解到，他也参与了另一卷章节的撰写，才知道前清史还有下卷。）

　　（艾尔曼：我写的部分是那个时代日本跟中国清朝学派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前清史以美国为主的作者队伍，更体现了美国的中国学家们发展到能够展开自己对前清史的研究。

　　第四，这个研究当中很明显的是，从研究晚清时的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制定大政策的人物的研究，转向基层的生活，少数民族等问题的探讨。对这些很具体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意味着史学研究的趋势。我想，《剑桥清朝前期中期史》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美国的清史研究，或者说是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变化的标志性的著作，意味着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生了比较重要的转折，这是我的想法。

　　（艾尔曼：《剑桥中国史》其实是美国中国史，剑桥大学搞中国通史的人比较多的是美国的，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学研究是很流行的、很拔尖的，现在欧洲也有比较多的人研究，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但是80年代、90年代以后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靠前面一点的。）

　　如果研究美国中国学，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本前清史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学术反馈也是比较多的。我查了一下，其中有两篇评论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篇是卜正民写的，发表在《国际历史评论》2004年12期上，这个评论写的比较长，对每一个学者的贡献做了分析。他认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是迄今为止关于19世纪前清史研究最好的著作。

　　还有一篇是欧立德写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2005年11期，他一开始就讲，这本书是我们长期等待以后所等到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这部书酝酿达40年之久。这本书更重要的是集中了美国清史研究的学者，叙述和分析都特别精彩。他特别称赞了陆西华建立在满语基础上对清朝开放时期成功的研究，认为伍德塞德对乾隆皇帝的研究是这几个朝代当中最好的，重申了艾尔曼教授关于科举制研究的重要的学术观点，表达了对他学术成果的特别赞叹和评价。

　　我的感觉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将这个重要的学术成果翻译到国内，是国内清史研究重要的事件，也是我们今后能够学习，取鉴学者观点的重要机会。

　　我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葛兆光：

　　我刚刚看到这部著作的目录，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困难。我正好有一次跟别人谈，我们怎么样看美国的中国研究，我现在只能讲主标题，副标题关于《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完全没有资格谈。

　　我曾经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一再的强调，了解国外汉学、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他们国内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否则不能理解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些问题，用这些方法。结果这个记者把我讲话的题目搞得很耸动人心，叫“国外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当然这个话不错，变得我好像把国外的中国学首先排除中国的样子，当然也不能怪那个记者，因为那个记者选这个题目是认为比较能够吸引眼球。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如果研究国外的中国学，把它当做跟中国人研究中国同样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必须要了解为什么，以及如何，由什么样的背景和心情在支持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我有限的了解里面，我觉得美国的中国学有两个事件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越南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越南战争这一段，对这个研究的支持包括费正清、列文森的一系列著作。第二个事件是1989，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改变，以及中国走向新的变化，这是导致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很大变化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里面一定要了解，为什么费正清、列文森有这样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看起来只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或者是晚清史，实际跟背景的问题是相关的。1989年后，美国的中国学有很多变化，这个变化跟美国对中国和亚洲理解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所有研究国外中国学的，如果不研究这个不能够体会他们。特别从技术角度，还要考虑到西方学术方法的变化，和关心领域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的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的兴趣如何转变。研究欧洲、美国的历史学界有什么新方法、新动向也要了解，像艾尔曼教授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教书，不仅仅跟中国的学者有来往，跟研究欧洲、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本国的历史的人也有来往，学术是互相影响的。这是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国学变化的背景，不仅政治，也有学术，一定要了解这个背景。

　　二，以我有限的了解，认为有五个方面变化很快，跟过去费正清很多研究方法不一样。

　　第一个变化，从历史研究的中心，从政治、外交的问题，逐渐的转向历史社会学、知识社会史，文化、语言等等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跟欧洲学派的转向是有关的，过去在费正清那个时代，政治、外交、经济永远是中心，后来就慢慢变化了。

　　第二个变化，整个中国史开始向区域史变化，这并不完全讲清史，我不是清史专家，我比较关心宋史，宋史很显然出现区域史的转向。过去一个统一的中国，后设的中国概念可能在他们那里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更愿意研究区域史的东西。

　　第三个变化，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比如说过去男性为中心，很多人开始注意女性、性别研究，中国研究里面也是，刚才提到曼素恩等很多人都在研究女性，也就是说原来边缘的东西逐渐变成中心。

　　第四个变化可能是比较大的，对中心的消解和再建立，这个可能跟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有关系，大家也知道在中国也出现过，像何伟立的辩论，杜赞奇的辩论，还有历史三论的辩论，西方的中国学家受西方整个理论环境的影响，出现了一些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的理论，包括怎么样确立并不是中国在16、17世纪是落后的，要讲中国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世界的经济、文化的中心。包括彭慕兰的《大分流》，这些可能都是受到这些影响。

　　第五个变化，美国学界跟中国原来传统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逐渐的眼光向下，转向对下层事件、社会的研究，包括新的清代史的研究也会受整个美国中国学者转向的影响，是在整个转向里面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要了解整个美国中国史跟中国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面很广，如果单抽出一个，不容易理解政治背景、学术背景，如果不了解是不能够解释这些东西的。

　　三，关于清史的看法。我们现在都知道新清史，新清史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了后来的这批年轻的学者.新清史最简单的概括是，不再把清史看成中国的王朝史，而是看成一个更广泛区域的、多民族的历史。这个趋势不是清史单独的问题。比如说蒙元史，很多人反对用元史概念，认为应该用蒙古时代史，因为蒙古时代史可以超越原来传统汉族中国的界限，甚至扩大到到欧洲的地方。新清史也有这些问题，在最近这些年，欧美学者，尤其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联手，新清史的运动趋向是很厉害的。

　　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章用了很多满文的资料，没有满文的修养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还有蒙古的资料，如果没有蒙文的修养和蒙古史背景不太能了解。甚至还有回疆，回疆本身区域在文化、语言、历史方面跟中亚很多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要有很多中亚那边的知识。还有西藏的问题，藏文的资料、以及西藏史的研究，尤其是英国人对西藏史的研究也要注意。

　　其实他们研究的中心是不是汉化，背后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史，是不是单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这里面出现很多的新问题。所以新清史一方面在学术上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个还不是真正影响到这部书的，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人是新清史运动的参与者，比如说柯娇燕这些人参与了新清史的运动，包括陆西华也是运动里面的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学术上对我们的影响，包括将要出版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已经带有新清史的很多成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是，中国的清史研究是不是也要跟他们有能够对话的知识准备，是不是也拥有对中国过去研究比较少的，满、蒙、回、藏文献的支持。

　　这是好处，但是还要看到另外的问题，其实新清史并不新，老实说是旧清史。为什么是旧清史，在中国的晚清明初，日本明治大政时代，日本最早的东洋史就已经凸显对蒙、回、藏的研究。当时的日本为了改变中国中心，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当时国家领土有一个新的解释，是有政治背景在后面的。意思是中国只是汉族中国，只是长城以南的中国。所以当时在形成日本现代东洋史的时候，已经把研究中心从单纯的汉族中国转向满、蒙、回、藏地区，也就是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还有越南、琉球、台湾。所以这个东西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已经成为日本的大趋势。

　　现在美国的新清史，一方面有新的学术推动力在，和新的学术增加的成分在；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跟过去日本东洋史初期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是很深的。在新的清史研究里面，中国学者要理解美国中国学和美国清史的变化，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背景，看到在中国怎么样接受和区分，以及坚持自己研究的立场。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在清史研究里面，我跟艾尔曼教授有一个共同关心的地方，如果要研究好清史，可能还要把眼光更放大，把整个东亚的东西放进去。刚才没有提到朝鲜，其实朝鲜跟清史有很深的关系，日本始终是影响清史重要的因素。我们一方面也认同，或者说欣赏美国新清史的东西；但是又要小心翼翼的区分它背后政治的背景，和它跟早期日本东洋史立场上的一致性。同时我们又要比他们更多的关注，当中国被拖进全球历史的时候，中国清史涉及的范围更大。这是中国学者很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新变化对我们有启发，另一方面背后带来的政治背景又要很小心，同时如何能够超越他们，能够做的更好，这是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地方。

　　所以现在讲，我跟艾尔曼教授经常会讨论，东亚朝鲜史、日本史，我相信他们在前清史的下册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而中国学者要有自觉的意识去做到这点。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我是临时抱佛脚。我觉得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两方面很重要，一方面要了解对方，了解他们的背景，了解他们的意图，也了解他们的心情，但同时要区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中国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在同样的研究领域里面跟他们有一个友好的比赛，而不是只是介绍就好了。

　　王俊义：

　　谢谢葛兆光先生精彩的讲话，尽管他说临时抱佛脚，但是他以广阔的国际视野讲了五点意见，最后讲了自己的见解、分析了新的趋向，对今天研究清史都是很珍贵的意见。因为一会葛兆光先生和艾尔曼先生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过一回要离开会场，利用他们现在还在场的机会，与会的媒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读后感(四)：【转】王俊义：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转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述评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作为《剑桥中国史》丛书之第9卷，其中译本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织翻译近日即将问世。与之相衔接的该丛书之第10卷、第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已有中译本，两种内容直接相关之书的出版，间隔达二三十年之久，而此间各方面的变化可谓天壤，与之伴随的这一套丛书本身，从其初创再到此卷的出版，本身也有很大的变化与扩展。为便于读者了解有关背景，似有必要从学术史角度对本卷的内容、作者及史观变化等方面的问题略作述评。由于《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以下简称《清代前中期史》），只是《剑桥中国史》丛书中的一卷。如欲对此卷作恰如其分的评价，还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整个《剑桥中国史》丛书谈起。

一、《剑桥中国史》编撰的缘起与变化扩展

　　费正清［美］（1907—1991）与崔瑞德［英］（1925—2005）作为丛书的总主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明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更为广泛和复杂”，而且“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但是“直到最近几十年（笔者按：指筹画编撰此书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却极为薄弱。”有鉴于此，他们于1966年策划联袂主编此书，“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①]当时也只计划“写一部六卷的著作”，然而在着手编写《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时，“公认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研究”，使得这套丛书，不得不从原计划的六卷本，改成“计划为十四卷”。[②]所以，自1978年《晚清史》原版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其中的《隋唐史》、《明代史》（上卷）、《秦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中华民国史》（上、下卷）、《辽西夏金元史》、《明代史》（下卷）……等等。从现有出版情况看，最终还将超出十四卷的规模，“事实上可能是十八卷”。[③]

　　由于丛书的总主编费正清和崔瑞德具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誉，各分卷主编又都是各相关中国断代史的权威性学者，卷中各章节的撰稿者，也大都是在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同时，丛书在编撰体例、史观运用、材料吸收、研究方法，乃至语言表述等方面，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和风格。因而，各分卷陆续出版后，迅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是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新水平、新动向的学术著作，而且在“英语世界中，自本世纪起（笔者按：指二十世纪）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④]这就大大超出了总主编编写此书的初衷，使本书成为中西方各国读者研究和了解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家学术出版社，其自成立以来，就以出版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层次的学术著作为特色，《剑桥中国史》丛书，既然是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水平和动向的、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自然应纳入自己的出版范围，将其翻译引进，介绍给中国读者，以增进中外学术交流。因于1985年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晚清史》，进而取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本的独家授权，又接连翻译出版了原版已刊行的各卷。由于英文版的出版不以中国各个朝代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某卷先完成即先出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就相应翻译出版各个卷次，原版按计划还将出版的一些卷，也将陆续翻译出版，目前，正当中国国内学术界编纂《清史》，掀起“清史热”的情势下，《清代前中期史》的出版，更将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

二、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

　　《清代前中期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644—1800年，起自顺治元年，迄于嘉庆五年，亦即乾隆去世后嘉庆独立亲政之年。前此出版的《晚清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800—1911年，起自嘉庆五年，止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

　　全书的内容结构，以《导论》为先驱，继之以十章篇幅，从纵横两个向度，对清代前中期史展开翔实论述，内中还插有15个表，12幅图，可谓眉目清晰，图文并茂。最后还附有计千余种的《参考用书》，亦见参考图书之广泛，全卷字约80万言，确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清代前中期史。

　　就各章的具体内容而言，《导论》以《承旧开新》为题，画龙点晴地阐明了介于明代之后、晚清之前的清代前中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色。《导论》后的第一至五章，从纵向角度，以各朝皇帝及其统治为中心，着重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记述了各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发展动向，并对各位皇帝的历史功过做出评价。

　　其中第一章《1644年前的建国历程》，追溯了满族的历史渊源、女真各部的统一、清帝国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历史功绩，八旗组织的创立及其与明朝在关外征战的历程。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为《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各章按照朝序，根据史实，依次记述了顺治帝继位后面临的内外挑战、对中原及长江下游的征服、多尔衮的执政擅权与党争、顺治的亲政与革新；进而论述康熙的登基、亲政，对清帝国疆域的统一及边疆的巩固，评价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标志着前工业社会里封建君主所能达到的极点。”[⑤]在相继的《雍正朝》中，首先评述了雍正究竟是篡位者还是合法继承人？接着重点论述了雍正推行的财政改革、改土归流与开拓疆土，肯定雍正“为一个强大的、近代的政权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同时指出他“未能建立一些确保政治和经济不断加强的制度”，而是“仅仅依靠皇帝干预每个方面进行统治”。[⑥]在《乾隆朝》中，作者首先评述了“乾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他“集艺术家、诗人、焚书者、好战者、穷人的保护者”于一身。他既“打败了噶尔丹，最终结束了中亚游牧民族的分立状态，强有力地扩大了清帝国的版土”，而又刚愎自用，打了劳民伤财的“大小金川之役”和得不偿失的“远征越南缅甸之战”。他既编纂了保存浩瀚典籍的《四库全书》，又大力焚书，滥行文字狱。他在位期间发展农业、提高生产力，养活了全国三亿人口，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但又喜怒无常，挥霍浪费，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之局面。面对这一系列矛盾，作者从心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乾隆的个性，指出他处处呈现出“个性与政治的悖论”[⑦]。把乾隆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分析描绘得入木三分。有论者评价“对乾隆王朝的叙述，可能是详细叙述各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⑧]

　　全书的后五章，则从横向以专题研究的方式，着重从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各方面，对1800年之前清代前中期的历史中的相关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既是对前五章的丰富和补充，又不相互重复，显示出编者在立章布局上的匠心。如第六章《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论述了作为清帝国的精英阶层：满族皇室宗亲、满蒙世袭封族、八旗统帅、汉军旗冑……等，在清帝国形成、发展，乃至衰落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七章《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从教育史、科举文化史的角度，肯定了科举考试与科举制度在对儒家经典诠释、政治结构改变、促进社会稳定与学术思潮演变、及推动私人学术团体和书院的建立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从而论证了士人扮演的社会角色。第八章《女性、家庭和性别关系》，作者从性别关系的历史叙述中，说明明清易代的客观环境为妇女提供了活动舞台，指出清朝统治的历史特性在女性层面的体现，并描述了性别规范、家庭现象、物质文化、精神需求以及男性的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第九章《社会稳定与变迁》，详细地论述了人口繁荣、等级分化与社会流动、民族、职业、宗族、城镇、慈善事业、宗教组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论述了清前中期的社会稳定与变迁。第十章《经济发展：1644—1800》，对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论证，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市场经济、指令经济以及传统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古代优秀的史论家刘知几说，一部好的史书理应“总括万象，包吞千有”。从对本书十章涵盖内容的概括介绍中，可以看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可谓是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如果再与正在组织编写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论述的内容相打通，就更加是一部“总括万象，包吞千有”的清史画卷了。

三、全书各章作者皆清史领域的一时之选

　　本卷秉承这套丛书创立以来的传统，其中各章作者均由对该专题有深入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撰稿，而后再由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领衔主编全书。从本卷的主编到各章作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看，仍确然如是。

裴德生（Willard J.Peterson）

　　本卷主编裴德生，乃哈佛大学早年博士，现为普林斯敦大学资深教授，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代表作有《方以智及其对思想转变的促进》、《顾炎武的一生：1613—1682》等。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撰写了《晚明思想中的儒学》一章。由于普林斯敦大学是《剑桥中国史》丛书的学术组织单位，该丛书总主编之一的崔瑞德和《明代史》卷的主编牟复礼等大师级学者，都在该校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裴德生教授都曾与之相互合作、由他担任此卷主编当然是最适合的人选。

　　本卷第一章的作者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现为夏威夷大学教授，她精通汉语、满语及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主要研究满族及中国少数民族史，其代表作有《满汉关系》、《满族资料阅读指南》及《满人与满洲国建设》，其有关满族的研究成果为学界广泛引用。由于这一章内容涉及满族的起源与八旗制度等内容，她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运用了大量满文档案，被论者评价“她的这一章写得非常好，推动了整卷书的开始”。[⑨]

　　第二章的作者邓尔麟现为麻省大学阿莫斯特分校教授。20世纪60年代曾留学台湾，研究清史与中国文化，有专著《嘉定义民：17世纪的儒生领袖与社会变迁》，熟知清初与顺治朝史事，故撰写《顺治朝》。

　　第四章《雍正朝》的作者曾小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主任及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料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清史，尤长于清代经济史、法律史。主要代表作为《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孔飞力曾高度评价此书“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研究领域，建立在档案之上对于制度的最好研究”。[⑩]由她来撰写《雍正朝》，当然难能可贵。

　　第五章《乾隆朝》的作者伍德赛德，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曾长期任职于哈佛大学，史学大师费正清和史华慈曾赞赏他是研究中国史、越南史的出色学者。其研究领域宽广，曾与艾尔曼教授合编过《中华帝国晚期教育与社会——1600-1900》；还曾研究过现代越南史，撰有《越南与中国模式》。他在《乾隆朝》中对“乾隆的是非功过给予了令人信服地评价”。

　　第六章《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作者柯娇燕，现为达特茅茨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满学及清史研究，其代表作《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思想中的历史认同》，曾获美国亚洲研究会列文森奖，是研究清代满族的重要成果。她是能用满语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她撰写的本章“与其他章节的不同点在于几乎排他的利用第二手资料”，而是直接用满文资料来分析论证。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第七章的作者艾尔曼，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是我国清史界比较熟知的学者，著述甚丰，其主要代表著作《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理学到考据学——晚期中华帝国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问题》、《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等，均有中译本出版，并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有广泛影响。近几年作为教育部聘请的长江学者，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

　　第八章的作者曼素恩，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致力于明清史、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其主要代表作《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中国的妇女》，被我国学术界评价为“近年来研究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重要优秀著作”，[11]亦曾获美国亚洲研究会列文森奖，由她撰写本卷《女性、家庭和社会性别关系》一章，无疑是最佳人选之一。

　　从对本书各章作者的简要介绍中，显见这些学者多为美国当代清史研究各领域中的顶尖级学者，他们都在各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为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近几十年来，美国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基地，其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都远远走在西欧各国前面而独领风骚。虽然本卷作者多为美国学者，但仍可代表和反映西方国家清史研究的水平与动向。

　　如果将《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与《剑桥中国晚清史》加以比较对照，便会发现二者有很大区别，主要是研究模式上体现了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或者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

　　费正清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者，毕生致力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史研究，不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而且在建立中国研究机构，开辟研究项目，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对于组织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都有重大影响和积极贡献。他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到中国来，依据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和切身观察，早在1943年他就认识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已失去民心，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则方兴未艾，共产主义是不适于美国却适于中国。故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扶蒋反共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曾建议承认中国新政权。尽管费正清的这些建议乃从美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却比较客观和符合历史实际。然而美国政府不仅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麦卡锡反共运动中，将他和谢韦恩戴维斯等诬陷为“共产党间谍”、“亲共分子”，要他们承担美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在此过程中，费正清义正辞严，不改初衷，毅然坚持对中国问题的研究。[14]但由于他的师承渊源，“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常有严重的片面性”。[15]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致使中国社会早期处于停滞或循环往复的状态，只有靠西方冲击，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秩序而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进而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和动力，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应。他的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其与人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国对西方反应的研究指南》等书之中。费正清的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和理论架构，即著名的“冲击——反应论”。与费正清同时代的列文森还提出了“传统——近代模式”，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的近代化是根本对立的，中国要从传统进入近代社会，就只有接受西方的文明改造，这两种模式虽有不同表述，但却异曲同工，互为补充，其虽然与鼓吹西方种族优越的老牌西方中心论者有所区别，但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费正清在学术研究中，与以阐释中国传统经典为主的老一代西方汉学家不同，其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经世致用，他认为“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强调“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16]由于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着重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而近现代史和现实社会以及政府的现实政策又有密切联系，费正清本人又强调经世治国，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自然要为美国的现实利益，现实政策服务，正如著名华裔美国学者余英时教授所言：“他的史学思想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惟其如此，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长期在美国学术界居主流地位，成为美国官方史学的代表，甚至有“美国中国学教父之称”。尽管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国史》时，形势已有新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的部分作者，如孔飞力在其撰写的章节中，就已冲破了“冲击——反应”模式，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因，费正清本人的一些观点，也有改变，不过其改变也只是局部的，“通体而观，他的整体观念和结构并没有改动”。[17]而且“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还深深影响着一代美国学者，《剑桥中国晚清史》其它章节的作者及全书的整体架构依然受“冲击——反应论”的束缚。

　　然而，历史的客观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冲击—反应”模式赫然如日中天时，一种新的史学思潮——“中国中心观”却悄然兴起，这既和美国国内的动荡局势有关，也受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侵越战争失败，又有水门事件发生，使得学者们对美国引领世界的能力及西方价值观产生动摇。再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开始崩溃，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备受关注，学术思想界无不在探索各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发展道路，反对“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国际学术思潮猛然兴起，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摈弃种族优越论，反对欧洲中心论，是当代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18]美国国内动荡局面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都促使美国史学界思考，并开始探索史学研究中新的理论框架，逐渐认识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正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版，它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的研究，看到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许多变化并非是受西方冲击后才产生的，诸如约翰·梅格尔主编的《中国宋代危机与繁荣》、魏斐徳（即魏克曼）与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以及史景迁与约翰·威尔斯合编的《从明到清》等论著，都以新的研究取向，以动态和变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历史并不是长期停滞往复循环的，从明到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不断有新的增长点。即使是孔飞力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也积极主张从中国内部去研究中国历史变迁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动力，反对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基本主张和原则。[19]

　　1984年，卫斯理学院的柯文教授，总结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系统阐述了其内涵和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哪些现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2）把中国按照横向分解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开展区域和地方史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成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描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结合起来”。[20]从柯文对“中国中心观”内涵、特征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其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并不包含有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更不是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21]而只是一种研究中国史的研究取向，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这种研究取向并不排斥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只是反对将西方的冲击视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进而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上面较多地阐述了美国史学界特别是清史研究领域，在研究模式上，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历史变化过程。但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思潮迭起，不断有新的变化，当国际上每一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兴起流行后，很快就会引起美国学界反应，并吸收运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即就《清代前中期史》而论，也会看到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受“年鉴学派”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学者中，又流行有“新清史”的论述，还出版了多种相关的著作，这方面的议论和著作也应引起中国学界尤其是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1978年《剑桥中国史》丛书之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出版时，费正清在《总编辑序》中写道：“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因而西方历史学家有权利和必要编写中国史的著作。[25]1991年费正清遽归道山之后，这套丛书的另一总主编崔瑞德于1996年在为《剑桥中国明代》（下卷）写的《总编辑序》中又进一步说：“正如我们在20年前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随着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中国无疑将重新取得历史性重要地位的世界之中，这就更让人非信不可了”。他还特别指出：“过去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独有的。所有我们的历史都是人类过去经历的一部分。”[26]这说明世界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更加需要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也更加重视中国的历史。尽管崔瑞德先生也于2005年随费正清先生驾鹤西去，但由他们筹划确定的《剑桥中国史》则由他们的后继者继续编写出版。《清代前中期史》的编写和翻译出版就是明证。我们对费正清和崔瑞德二位史学前辈对编写、介绍、传播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深深表示敬意和怀念。由他们开创的《剑桥中国史》丛书，社科出版社也一定会继续翻译出版。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那么作为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清代史就更是属于全世界的了。因为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而从1644年到1911年这一时期的清朝史，正是世界历史发展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也正是在此一时期与欧美各国有了更多的碰撞和交融。因此研究和编写清代历史，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进程”。[27]当然，清史产生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在中国，清史文献资料大多积聚储藏在中国，为中国学者研究清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清史研究的中心理应在中国，中国也应涌现具有世界水平的清史著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克服夜郎自大的心态，应该重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清史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以取长补短，融纳百川。西方世界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也同样有一些先进和优长。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无禁区。尽管我们与西方的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有别，价值观念不尽相同，观察历史的立场与视角也不尽一致，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述，在观点、方法乃至资料的取舍和运用，我们不见得都能认同，但却有值得资借鉴之处。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思想敏锐，视野广阔，善于捕捉问题，思考问题。譬如同一件史料，以西方学者的视角，常常得出我们意想不到的观点和结论，这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他们的某些看法，即使是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中国学界也应做到“知己知彼”，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予以应对，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舞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丛书的价值取向。当前，中国正集全国清史学界之力，在编纂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值此之际《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出版也可谓恰逢其时。

　　本文作者：王俊义（19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教授，研究方向为清史、清代学术思想史。

注释：

　　[①]费正清：《总编辑序》，见《剑桥中国晚清史》卷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②]费正清：《总编辑序》，见《剑桥中国晚清史》卷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③]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

　　[④]费正清：《总编辑序》，见《剑桥中国晚清史》卷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⑤]见史景迁为本卷所写第三章《康熙朝》。

　　[⑥]见曾小萍为本卷所写第四章《雍正朝》。

　　[⑦]见伍德赛德为本卷所写第五章《乾隆朝》。

　　[⑧]见哈佛大学欧立德所写书评，原文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 No.4Nov 2005.

　　[⑨]见哈佛大学欧立德书评。

　　[⑩]孔飞力的评价见《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政策》中译本后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1]定宜庄：《〈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读后感》，载《清史译丛》第五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见艾尔曼于2009年12月24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座谈会上的发言。

　　[14]参见费正清著《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各有关章节。

　　[15]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见《费正清传》，后附。

　　[16]见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17]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见《费正清传》后附。

　　[18]弗杰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19]参见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20]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2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4页。

　　[22]柯文：《在中国管理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页。

　　[23]卜正民撰写的书评发表于《国际历史评论》2004年第12期。原文见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KKVI.4Dec 2004.

　　[25]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总编辑序》。

　　[26]崔瑞德：《总编辑第8卷序言》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7]李岚清：《统一思想团结协作努力把清史编纂工作做好》，见《光明日报》2003年3月13日。